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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武隆》实景演出以武隆壮丽的自然景色为舞台,以濒临消失的“号子”历史文化为切入点,展现了巴蜀大地上的风土人情和专属艺术形式。演出地点位于重庆市武隆县的桃园大峡谷内,山体景观深幽神秘、雄奇壮丽。特别的是要进入剧场内必须步行通过约300米的隧道,在昏暗的隧道两侧设计师匠心独运设置了数十个投影仪,播放的影片图像为演出内容的主要来源——“号子”资料照片以及民俗风光,观众在通过狭长隧道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反而感受到演出的吸引力,而剧场内外的矮墙上都绘制了巴蜀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号子”们劳作的身影,这些细致的硬质景观不仅配合了演出内容同时极具艺术感染力,在演出开始前制造出了先声夺人的独特效果,这也就是通过实景演出主题提炼出的地域文化又表现到了实际的场地景观中。见图2。
二、各实景演出场地景观的地域文化代表元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城市都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差异,运用到不同的景观中又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在《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场地景观中大量运用“竹”这一地域文化元素,“竹”文化元素将人文与自然相融合。展现宗教文化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场地景观采用了大量佛教仿古建筑小品,观众席也铺以蒲团作为“禅坐”,看似粗犷的设计手法表达了独特的“少林”文化。《道解都江堰》演出场地的景观中有两个个元素始终贯彻,分别是装着卵石的“竹笼”和原木三脚架做成的“杩杈”,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以竹笼盛装卵石结合木桩构筑进行截流,这两个元素通过设计演变成各种景观小品。
三、地域文化在实景演出场地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针对实景演出场地景观,地域文化应贯彻到整个景观规划与设计程序中。一方面是对当地文化历史、演出内容的深入发掘,制定全面的地域文化设计计划;另一方面是景观设计的基础设计,包括主题的设定、园区的规划、景观设施设计、植物选配等,设计全程都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
(一)应用策略
1.根据具体演出具体分析每个演出都有每个演出的特点、亮点,充分了解具体演出的背景、内容以及要表达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中运用的地域文化,在实景演出园区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更应该结合园区的实际氛围,要求用恰当的表现配合演出成功。
2.融合实景演出主题内容实景演出的主题及内容是由当地文化得来,它的本身就能够体现地域文化的宝贵素材,可以直接挑选实景演出里的内容转化为场地景观设计可用的元素。实景演出场地是依存实景演出本身存在的,在景观中运用演出剧情中的地域文化元素能让观众在观演前即有心理铺垫,观演后又能在现实场景中寻回剧中的记忆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演体验过程。
3.代表性元素的运用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和物质元素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文化元素可以提取其精华通过调整梳理转变为精准概况的内容结合到景观设计中,从当地传统历史到色彩偏好,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可替代的元素;物质元素可以挖掘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植物等。从形式、色彩、材质、内涵方面合理归纳,通过设计转换为可实际应用的元素并运用到实景演出场地中。
(二)应用手法
1.布局整体化在布局上合理融入地域文化内涵能使观众在行进过程中对“此时此地”留下清晰明了的印象。布局整体化的主要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以原始景观为基底,实景演出依靠独特的自然景色为舞台,借用自然天成的优越景色营造出当地独有的景观基底;第二是围绕主要的地域文化元素构建景观空间,一个地方的文化元素是丰富多样的,提取主要的元素进行整体设计布局从而达成统一的认知印象。《印象•刘三姐》的剧场就以原基地上的竹林为景观基底,各种配套设施的设计也充满了“竹”元素。
2.空间情境化实景演出场地景观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观众融入到演出情境中去,在空间中制造故事情境引导观众在行进时自然步入主题时空。一般来,说实景演出场地的游线为单线或单线循环,可以将当地的文化历史故事视觉化,如用雕塑、景墙、景观小品等形式表达故事内涵,通过组织游线节奏有意识地让观众在情境节点上逗留观赏。
3.细节符号化在细节上主要从造型、色彩、和质感方面将地域文化元素符号化,挖掘文化内涵完成同构联想并建立具体的形象。造型方面可以用重塑、夸张、变形等手段将地域文化原型转换为可用的元素,设计出符合实际场景的景观物;色彩是最直观的视觉构成,从地域文化角度看色彩有着千差万别的象征意义,根据当地的民俗习惯用色特点整理出合理的色彩搭配,有意识的营造有象征性的环境氛围;人的知觉系统对不同质感有不同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联想,通过运用不同的材料控制观众对地域文化的整体认知。如在色彩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量运用了象征佛教文化的明黄色系,《印象•大红袍》、《印象•丽江》场地景观根据地域文化在运用红色元素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形成不同的意象符号。
4.手段科技化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创造和融合实景是实景演出的重要亮点,在景观设计中利用高科技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成为景观设计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实景演出场地景观设计的科技化场景也随处可见。《印象•武隆》的演出场地中出色的灯光设计是观众感受的刺激点,集散广场上大气浓厚、隧道里的影片投影也是灯光的一部分、观众席椅背的LED灯组成了星光点点,这些都是用心融入了现代科技的产物,提升了《印象•武隆》整个形象的品质感。
四、结语
[关键词]专业化;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11-05
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路径和“干中学”的以效率优先政策选择以后,开始意识到顶层设计框架规划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在理论上说得通的总体框架设计,这样的体制变迁过程不是具有总体性设计的改革,而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用来对缺乏效率的部分的修正。同时,这也带来进一步的问题,碎片状的不同板块之间的不协调,引发体制内部的一系列冲突。比如,在市场化运作的部分,收入分配可以按照绩效相关比例来确定,但非市场化运作部分,却是按计划机制的命令式的分配水准,既没有按绩效的可能,也没有按专业化、职业化的规则,使得这一部分的人力资源获得、才能的发挥,尤其是职业化服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得到良好机制的保障。
一、和谐的经济秩序与职业化、专业化条件下的人的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哈耶克曾经把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说成“不断扩展的市场秩序”,这其中包括分配体系中的和谐关系,更包括生产体系中的要素组合与专业分工的秩序的和谐合作,在这个秩序中才能有利于经济与人的共同发展,在效率提高和人的自由增进正比例变化中演变着。否则,必将难以这保持个和谐持久存在,这个市场秩序也自然没有办法不断扩展。
对人力资源这个要素而言,职场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求决定这个职业的报酬水准,也决定着这个职业被市场核定的要素贡献价值。日本杂志《PRESIDENT》公布了一份关于“日本各职业年均收入”排名,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种职业化的个人收入,与其需要的通过教育和职场经验积累的人力资本成正比例增长。
按照这个排名反映的情况,一些需要积累人力资本的行业收入排名比较靠前,如律师、医生(含个体开业、牙医和医院)、教师(含大学教授和高中教师)、飞行员、注册会计师等,他们的收入水平大约是锅炉工等普通工薪者的4倍或3倍。日本是比较成熟的市场化工业国,其中的产业分工和劳动力市场化就业程度都比较高,研究市场化体制下人们的收入水平变迁和人的发展的空间可能性的范例,是有着超前的参考价值的。
在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要素实行资源配置的情况下,要素收入是反映了这个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中的要素的供求状况与贡献大小的数量指标。在一个拥有比较充分的流动自由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如果某一些要素与另外一些要素呈现出长期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这两类要素专业化程度的差异,在生产函数的要素组合中,高收入的部分蕴含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要多一些。在这些高收入者的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体现着来自于教育投资、职业化经验积累和某些天赋的作用。这中间形成人力资本不仅是职业进入门槛,更是长期投资与积累的回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服务化都是在专业化的路径下完成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曾经因此批判过这其中的工业机器体系把人变成机器的一种附属物,是一种把农耕时代的多面手的劳动者变成工业时代的“单面的人”的“异化”过程。倘若从人的劳动技能的片面化(也是专业化)这个角度看,工业化和一切以专业化为职业特点的社会变迁,都是将人的整体性劳动技能向单一性转变的“异化”过程,加上生产关系上的不断将个人依赖于某个团队、某些资本统治下的经济关系强制之中,那么这中间的“人的发展”与原来相比确实是一种“退步”。在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自由,以及人的劳动技能被塑造成某个仅仅适应分工体系中的某一环节,人的在社会体系中的主动选择性确实被弱化了。
然而,我们需要对此有一个更加充分现实的和理性的审视,如果社会生产力在沿着不断的专业化分工与交易的途径发展着,那么在强大的生产力发展面前,人的经济自由度应该在物质生活丰富以后对人的解放的空间继续放大,只不过这其中的自由度和人的发展与以往的时代会有所不同。如人始终都须被结合进某一个集团性的生产关系中,但这个被结合不等于是针对于农耕时代那种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中的人的地位而言的,是一种对人的自由度的简单剥夺过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获得与旧的生产关系的放弃,是一同完成的。更加理性地认识这个过程的特征,吐故纳新,凤凰涅般的变迁才可能是恰当的。
第一,当专业化分工与交易的程度得到空前发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从某些局部变成在全球化范围展开,同时也给人们在更大的地域空间上更多职业选择机会。从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推进来看,以往被约束在某些单位、地点上的人们,今天可以在全国各地择业。包括祖祖辈辈被困守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全国不同的地方谋求进入工业与服务业就业的机会。
第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的程度提高以后,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出远比以往丰富了,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减少整个社会劳动的时间。由此节约下来的时间,成为人们更多的休息和学习时间,为人的发展提供超越以往任何时候的时间空间。今天的人们能够享受的休闲和假日的时间远比过去多。这其中一部分时间,在新生的劳动力那里,是以受教育的时间递增来体现的。假如以往只能接受6年的小学教育,所形成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本也是十分有限的,今天多数人能够完成大学教育,这后面累加的10年受教育时间,既是对人们后面的劳动时间的减少,也是由此形成更多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有利于进一步增加人的发展机会,与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是同步完成的。
其实在今天的劳动生产中,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专业化和职业化了,没有一定培训和经验积累均无法轻易胜任。只是我们这里希望通过两个在劳动和知识进展中,处于相对迂回的链条上的教师和医生的专业化程度发展与其在职场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关系来说明,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自由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失误而造成效率损失和人的发展的延误。
一个“高等学校教师薪酬调查”课题组对3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师薪酬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高校教师的年工资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10万~15万元的占38.2%,15万~20万元的占10.7%,20万元以上的占3.4%。按职务分析,正高级教师的年平均收入14.36万元,副高级为10.33万元,中级为8.3万元,初级为7.44万元。”“教师年均收入总体上呈现花瓶状分布,低收入人群相对集中,高收入人群相对分散。中低收入区间(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教师人数占总人数的85.9%,而全体教师样本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80%,高级职务占68%,中级职务占31%,初级职务占1%,相对于这样的一个知识密集型和人力资本高投入型群体,高校教师现有收入显然缺乏竞争力,特别是青年教师,入职时选拔的是优秀毕业生,而收入水平处于同期毕业生的中下水平,他们对收入的满意度非常低。”
另外,一份对医疗界的调查显示,2012-2013年,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人民币6.7516万元。其中心胸外科医生以年收入7.3851万元高居中国医生收入榜首,紧接着是神经科7.368万元和老年病科7.3657万元;最低的是中医科5.5507万元及全科4.9284万元。不同地区的差别是,2012-2013年医生平均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市10.4664万元,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别为上海市9.5596万元、广东省8.0963万元;平均年收入最低的地区分别为宁夏4.2951万元、河南省4.8399万元和河北省4.9738万元,均低于每年5万元。当问及医生对自己的收入是否满意时,88.4%的医生表示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仅占7.8%。
教师、医生行业从业人员对收入分配不满意的背后,隐藏着社会资源分配效率问题。我们从学区房价格不断攀升,三甲医院的专家门诊号被黄牛党炒作的现象中,可以明白优质的教育与医疗资源的稀缺程度,使得社会用另外的途径在支付消费专业化服务的成本。由于这其中的分配管道并不能使财富分配流向为这个专业化服务水准提升作出直接贡献的专业化人群,结果延迟了扩大相应服务产品供给总量的时间,甚至造成促进教育与医疗消费增长渠道也无法拓展,以及充分的研发经费也不能保证,进一步技术进步的速率也被降低了。如果仅仅是期望国内的教育和医疗水准能够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但没有其中的资源组合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有效性,这个期望是难以获得体制性保障的。
由于教师与医生的行业特征是信息不对称性,其信息垄断性决定其必然以管制价格为社会提供服务。但管制的体制,并不是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力资本从业者应该领取较低报酬的原因。基于教师与医生的职业,是利用人类在知识领域的积累与创新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部门。其在接受教育和职场经验积累方面都需要更长时问,付出更大的投资成本。因此,这部分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在社会市场交易体系中,能否获得不少于投资的平均利润率的回报,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首先,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只是成为其进入服务供应的门槛和实行定价的依据,而不应该成为其专业从业人员低薪制的依据。薪酬高低应该取决于这几个因素: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的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该项服务在供求关系上的状况和对社会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绩效。如同某些工业技术或经营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形成的成本一样,成为其要素的稀缺性和所产生的绩效,必然对其在企业薪酬分配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管制一方面是防止这些信息不对称部门对社会的不公平交易行为,另一方面是避免低收入人群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消费教育与医疗的服务。如果是后一种目的的管制,则应该由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些部门的专业化服务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缺额部分。
其次,在知识生产力作为核心要素的部门实行低薪制,会带来知识的迂回生产方式无法持续增长的后果,这对于社会依托于专业化和知识、技术进行迂回的生产方式,以给予整个生产体系持续不断的分工与交易的动力,保持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是一个负能量的作用。教育和医疗本身从知识积累和维系健康两方面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是否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培训劳动力,保持人的要素方面的专业化水准的核心机制。如果这两个部门不能有专业化的分工效率的保证,那么,人类积累的知识就无法传承与创新。资本作为另一种维系迂回的生产方式的途径是,可以通过向国外购买机器设备来延长生产函数组合中迂回的链条,也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生产效率。但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产业技术水准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来说,教育与医疗部门的专业化水平与创新程度,还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三,作为示范效应,教师与医生的专业化水准与其薪酬成正比例相关,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整个薪酬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具有基石作用的制度。各行各业都凭借自己在专业化分工方面的专长为社会提供要素供给,也获得与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成本和专业化程度相当的薪酬回报。那么社会民众就会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就会获得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优势,人心会朝着积累自己的知识内涵和职场经验去聚拢,企业也会朝着不断通过技术研发和制造工艺精细化去完善自己的产品,一个良好的不断扩展市场化的生产秩序和经济格局就会出现。
四、结论:分配体制中反专业化的倾向,过低的专业化劳动要素报酬,在经济层面上抑制人的发展
按马克思的说法,人生活在其周围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约束之中,所以才有“人是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如果说,人的发展在这个关系的约束下,一方面有被约束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不断获取自由选择的一面,那么这其中的发展,应该看成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上升过程。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活动,是通过人在分工体系中不断专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使其地位既是对分工体系的依赖,又在分工体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空间。没有某一种产业链条上的分工进展,生产的精细化就没有可能被推进,产业技术也没有办法获得提升。而没有这些演进,劳动生产率将被限制在一个低下的水平,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被约束在沉重的生产劳作之中,也谈不上有自我的充分完善的物质空间。只有通过分工体系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幅度提升以后,才可能有较多的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才可能用于拓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才可能使人们在衣食无忧的境况下,选择自己的自由生活的前提条件。
所以,依据分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效率增进引发可分配的产出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顺着这个分工水平与效率所引发的经济绩效的方向,给予专业化、职业化的人群更高的收益水平,才是与社会产业进步和效率推进的路径一致的分配制度。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理念,形成更多的专业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不仅促进了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更重要的是,给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一种信号:这才是将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一种公共选择。只有在这个公共选择下的制度安排,才是集合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体制选择。
虽然专业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会造成单面化人的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但毕竟这是现代社会提升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制度设计还需要进一步在这个取得经济绩效和物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顶层的分配制度安排,将处于生产关系中的人们社会角色,在财富分配中肯定其对效率的贡献,分配关系也是对这种在不断专业化、职场化的人群的肯定和保护,他们的权益和地位才能确定下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人的发展道路才能被疏通。因为经济上的分配地位被肯定以后,其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权重才会被制度确认,经济地位给予不仅是对职场选择时的价值贡献的肯定,也是这部分人群获得社会关系中体面的生活的前提条件。
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企业经营的风险收入、垄断企业的市场势力控制的权重、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的作用力等。这些影响因子,有些是因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制而形成的,有些却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或对市场行为的规制力度不足的结果,还有一些是对行政权力介入市场机制的公共权力约束制度缺乏的表现。需要在本文别论述与阐明的是,这个现行体制,对劳动要素因子的作用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机制去保障,尤其是对于人们专业化的职场贡献缺乏一个肯定与褒扬。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自从西方工业文明在它的全球性扩张中以一种严酷的方式把现代化问题提到我们东方民族面前以后,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争取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已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今天的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之前。
憧憬未来是激动人心的。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都把自己的梦想、民族的梦想寄托在未来。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繁荣、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还是中国人梦绕魂牵地憧憬着的未来。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在新世纪的门槛之前沉思。中国究竟应当怎样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现代化只有靠现代化的方式才能实现。只有抛弃一切空想和偏执,老老实实地循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般逻辑,循着这唯一正确的路标,才能到达我们民族数十年来热切向往、翘首企盼着的未来。除此之外,没有捷径,没有奇途。
二
计划经济,即国家通过行政性的高度集权的计划指令来组织经济发展的方式,曾被认为是一条捷径,可以在避免痛苦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奇迹。然而实践却没有证实这种先验结论。恰恰相反,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都表明,计划经济不仅在达成有限的、特殊的目标方面使社会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且从根本上就无力担负全面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实质上是非现代化甚至反现代化的一种落后的组织方式。
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来自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第一,社会经济的信息量小。这是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系统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要通过它来有效地组织整个社会经济,那么这个经济就不能太复杂,太多样化,也不能是开放的经济。第二,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独立的群体和个人经济利益。这是因为独立的利益会要求对自身活动的独立的决策权、选择权,而这是与计划经济中决策权高度集中的要求直接相悖的。
显而易见,这两个前提与经济及社会的现代化趋势和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如果要把计划经济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来捍卫,那就必须时刻对抗、阻止现代化进程,并遏制、消除广大民众在自主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这一最根本、最重要的现代化动力。这是任何良好的初衷也无法改变的必然结果。所以,不根本变革计划经济这一非现代化、反现代化的落后的经济组织方式,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根本谈不上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
也许有人会说,几十年计划经济同样也取得了伟大成就。答曰:计划经济曾经达成过某种特殊目标,但不能把中华民族在这几十年中争取现代化的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与计划经济的作用混淆起来。几十年建设成就是全民族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流血流汗,直至蒙受了在和平时期举世罕有的生命损失才换来的。而这种过度的代价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深刻反省经济组织方式上的严重问题吗?
也许有人会说,计划经济毕竟保证了社会公平、平等。答曰:不然。优者不胜,劣者不汰,是不公平;勤者不奖,懒者不罚,是不公平;以户籍制度、商品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消费品配给制度等一系列歧视性制度构成森严壁垒,隔绝城乡,禁止农民进入城市,直至对进城农民冠以“盲流”之类侮辱性名称而缉查遣返,强制规定并固化农民与城市居民这两大社会阶层的身份差异及全面的机会不平等,更是既不符合现代化要求又不符合社会理想的最大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
也许还有人会说,政府应当对经济有计划的管理。答曰:没有人否定政府的计划管理、宏观调控。相反,社会经济愈发展,这种管理、协调就愈重要。而计划经济方式的落后正在于它做不好这一点。它名曰计划经济,实为命令经济、统制经济、配给经济、短缺经济。人们不应忘记在计划经济下司空见惯、愈演愈烈的短缺、票证、排队、后门、黑市等种种尴尬现象;不应忘记高投入、低产出的强制增长对资源的惊人浪费;
也不应忘记在每一轮强制增长后又不得不继以进行的强制调整对资源的同样惊人的浪费。因此,靠计划经济方式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实践的结论,历史的结论。人们实在不能再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盲目地拒绝这个结论了。
三
如果说劳动使人脱离动物界,那么交换则使人进入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的真正基础和一般形式就是人们相互提供劳动,交换劳动产品的关系。所谓市场,就是人们这种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把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并因此使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得以不断循环。当整个社会经济的组织、协调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时候,这个经济就叫作市场经济。
市场靠什么来组织、协调经济这行呢?最根本的是靠货币、价格。货币与价格是人类在社会组织技术、组织工具方面最伟大的发明。有了它,各种独立、分散的生产活动才被联结成一个经济体系,才形成并不断发展了社会范围内普遍、紧密的经济联系。货币与价格制度在推动经济不断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发展,直至在社会经济内部形成以现代金融业为主要标志的复杂而精密的组织协调系统,并由此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完备的现代组织技术和组织工具,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经济的组织程度,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有效地解决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市场价格机制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自动的指示器和调节器。
关键词:政府 市场 转型 博弈 共生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1、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通过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与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受到多年殖民侵略和战乱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战争创伤以及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慢慢显露出来,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安排一切的经济体制管的过严、过死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就促使我国开始探索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合适的经济体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上的的灵活性、效率性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被我国引入,用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
我国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却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我国要建设与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含有资本主义意味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认识到了市场在发展经济上的优点,但同时我们更加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他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处理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等等问题都相继而来。如何处理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挑战。
3、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依靠经济自身的发展而建立的,因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历经多年却并仍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将会有许多摩擦与碰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期,继续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1、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
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明确的。目前经济建设中比较典型的边界模糊就是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首先,就是政府“越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关了太多应该交由市场来负责的事情。例如企业竞争,政府应交由市场来充分的优胜劣汰。其次,是政府“缺位”,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巨大,市场在没有利益的公共领域几乎不发挥作用,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就要明显加强。最后,是政府“错位”。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之间的重叠机构太多,重复性建设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什么是政府应该管、必须管的,什么是政府要退出,由市场来管的,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
2、政府地位突出与市场不足
(1)政府地位突出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突出。首先,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虽然政府的职能在一步一步改革与完善,但这种经济转型期的历史阶段,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指导与干预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必然占有主体地位,这就使政府在市场中又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权力必然会影响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他的这种既是指导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身份使政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比较突出。这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使得“寻租”现象开始显现,权钱交易已渐露头脚。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会造成经济主体的不公平竞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2)市场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由其经济慢慢发展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比较系统的市场道德体系、诚信体系等等。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过来的,本身经济体系就不健全,除了商品市场外,资本、土地、劳务、技术、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所必须的要素仍然很不完善。尤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还远远没有在各领域中发挥应有作用,市场体系仍不完善。这是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思考
1、界定政府权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是要强化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基础作用,还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在经济体制发展方向上,十决定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我国特殊的情况又决定政府主导作用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必须要界定政府权力,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化。政府与市场必须分开,但我国目前政府的干预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政府权力,防止政府越位、错位与缺位现象,同时防止权钱交易的形成。对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哪些权力与手段是现在必须要用而以后却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与日后都不能用的,哪些手段是需要长远坚持并不断改善的,这是政府权力界定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政府只有找到了自己作用的关键点才会在经济调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政府培育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起步比较晚,体系还不健全,但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特殊情况又为市场经济的健全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政府部分代替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比较晚,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职能,以推动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的国情决定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相对成熟之后,原来由政府代替部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必须交还给市场,尤其是在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政府必须逐步退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大力培育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转变,就必然会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新旧体系的碰撞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经济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必然会造成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冲突。这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提出挑战,在这种时期,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找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3、政府与市场良性博弈、合理共生
首先,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就必然会有新旧体制的碰撞,体现在经济关系中,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即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中间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面对这种博弈,我党必须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找到突破口,实现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逐步淡出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真正做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
四、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我国不断探索与创新,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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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公然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也是美国。且不说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首先提出“要购买国货”、“要招工本国人”等违背“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下策,竟然公开出台“政府救赎”的举措。正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奥巴马政府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救赎GM、克莱斯勒等公司,等于拿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去补贴底特律汽车行业……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把应该淘汰的汽车公司养起来”。“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法则――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无法发挥出来”。可见,“救赎,更多的是美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让人想起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那场特大经济危机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著作中,提出过一整套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总量分析理论”,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消费和投资。有目共睹,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说,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对缓解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出现的周期性矛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还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凯恩斯的学说,也应当与时俱进,无论是美国“古典学派”,抑或英国的“剑桥新派”,当然更包含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都应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贡献新的智慧。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土地集体化,开始了计划经济的创新纪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30年开始,每年按12%-13%的速度增长,让人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曙光,许多人得出了“计划经济”比“自由经济”更好的结论;即使不实行计划经济,至少应接受凯恩斯“政府干预企业”的观点。我们建国之初,苏联是“老大哥”,按照“老大哥”计划经济模式,邯郸学步,一学就是30年,到“”结束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老百姓除了双手和勉强居住的房屋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直到1978年,我们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易帜”后的东欧各国也都纷纷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更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面对这次金融海啸,中国特立独行,诸多拉动经济的举措引起世界的瞩目。
论文摘要:文章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以期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再定义重新定位对市场经济的概念性理解。
一、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阐述,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供求理论框架,分析并指出了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实现有效的资源配里的机制。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够建立概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却没有得出概念的本质属性,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假设,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充分信息、完全竞争市场等等。这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机制没有被研究。供给和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是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因而所给出的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第一个问题,即供给需求背后深层次上的制度问题进行论述。
回顾经济思想史。自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哈那克,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资源配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那克则是侧重经济自由、信.息和制度。经济学分析从来没有研究经济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只是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显然,所得出的结
论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纵观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就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所主张的一样;别除了经济研究过程中的立法、行政、哲学、道德,采用了抽象演蜂的方法,所得出的是人们观察和意识到的最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带有共性的推论,我们称其为“纯粹经济学”。
通过一些转轨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那些特别简单地认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实现转轨显然有好多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博弃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已经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不在于自由、私有或民主化的程度。其最本质的区别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的人民对生产和对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这是两个方面的,千好了有奖励,可又不能乱来;造成了坏的经济后果,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强调在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约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激励与约束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约束,约束使竞争更加有序,竞争可以使约未变得可信,激励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汽车要走必须要有发动机。但是仅有发动机汽车照样也不能开上路,还必须要有刹车装置。每个人要付他的经济后果负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受到约束。从激励与约束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会深化一步。
二、现阶段对激励的反思
按照霍姆斯特姆和迈格仁的分法,激励措施有三种:以科斯和西蒙的理论为基础的工作设定,以克莱因、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产权激励,以阿尔奇安、德姆塞茨、霍姆斯特姆等人的委托理论为基础的状态依赖报酬激励。本文针对的是第三种。
计划经济的失效,不仅仅是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分散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信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计划可以有效地利用经济中的全部信息。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发现信息,利用获得的信息,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回报,这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激励。这里的信息,并不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非常重要,它是人类对规律性东西的总结。但是最重要的知识,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是那种分散在大众中的、非专业的非常本地化的知识,哈那克称之为“本地信息”。是关于当地、当时、不断变化万千的各种知识。这种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即使是在高科技方面,也是分散在各个群体里面,而不是高度集中的。只有发挥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去创造,经济才有活力。计划经济的失致证明了哈那克的论点正确。就是在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清规戒律也很多,所以那里也没有产生出硅谷来。以发展高科技的为例。国内都非常关心知识经济,发展高科技的劲头十足,学习仿效硅谷—这一全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但是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呢?从本质上讲根本没有计划成份,也不是美国政府规划出来的,它是由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而成的。他们之所以愿意创新企业,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商业化,最终通过企业上市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下,涌现了无数的人才和财富。同样的道理,以前我们认为股票市场的作用仅仅是筹集资金,而没有想到的是,股票市场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其约束激励作用。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非常多的时候,在不完善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对于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而言,社会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激励;约束;再理解
论文摘要:文章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以期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再定义重新定位对市场经济的概念性理解。
一、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阐述,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供求理论框架,分析并指出了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实现有效的资源配里的机制。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够建立概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却没有得出概念的本质属性,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假设,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充分信息、完全竞争市场等等。这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机制没有被研究。供给和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是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因而所给出的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第一个问题,即供给需求背后深层次上的制度问题进行论述。 回顾经济思想史。自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惟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哈那克,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资源配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市场经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那克则是侧重经济自由、信.息和制度。经济学分析从来没有研究经济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只是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显然,所得出的结
论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纵观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就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所主张的一样;别除了经济研究过程中的立法、行政、哲学、道德,采用了抽象演蜂的方法,所得出的是人们观察和意识到的最一般的、主要的、基本的,带有共性的推论,我们称其为“纯粹经济学”。
通过一些转轨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那些特别简单地认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实现转轨显然有好多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博弃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已经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不在于自由、私有或民主化的程度。其最本质的区别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的人民对生产和对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这是两个方面的,千好了有奖励,可又不能乱来;造成了坏的经济后果,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强调在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约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激励与约束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约束,约束使竞争更加有序,竞争可以使约未变得可信,激励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汽车要走必须要有发动机。但是仅有发动机汽车照样也不能开上路,还必须要有刹车装置。每个人要付他的经济后果负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受到约束。从激励与约束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会深化一步。
二、现阶段对激励的反思
按照霍姆斯特姆和迈格仁的分法,激励措施有三种:以科斯和西蒙的理论为基础的工作设定,以克莱因、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产权激励,以阿尔奇安、德姆塞茨、霍姆斯特姆等人的委托理论为基础的状态依赖报酬激励。本文针对的是第三种。
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任务,要使民营经济更为健康迅速地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温州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创造的经验。
理念之一: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
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而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能够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发挥彼此不能或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