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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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关键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物权法》；私权；位阶冲突；效力平衡

[中图分类号]D922.3;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4-0032-02

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称“新拆迁条例”）终于出台，并于21日起正式施行。就保障公权与私权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具体表现在两大亮点：首先，新拆迁条例提出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将补偿标准市场化，明确了公平补偿的原则；其次，新条例改了“行政强拆”为“依法搬迁”，明确了征收主体必须是政府。然而新的拆迁条例是否可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职能，与《物权法》之间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效力平衡，笔者仍然持保留意见。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物权法》之间的位阶冲突

首先，公共利益界定不清，使《物权法》陷入了立法不作为的尴尬境地。新的拆迁条例中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通过列举法并设以兜底条款，在我国现阶段“土地财政”仍未得到合理规范的前提下放宽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很容易使地方政府有意扩大公共利益解释的范围，更得以拿公共利益之借口公益公民的合法财产，[1]例如，地方政府屡屡以旧城改造为由进行大规模的拆迁，然而旧房不是危房，它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要拆除旧房，需征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并接受合理不产标准后方可进行，旧城改造不得作为公共利益的一项，其界定标准不得弹性过大。

其次，针对集体土地征收尤其是补偿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所有建设项目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一旦被征收即变为国有土地，完全可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但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标准远低于城市国有土地，加剧了农村被拆迁方与拆迁方的矛盾，农民的私有财产得不到平等公平的对待，加之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变相导致围绕集体土地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此起彼伏。《物权法》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间的位阶冲突在农村表现的更为明显。[2]因此，现在集体土地如何参照国有土地执行，具体如何操作，如何保障《物权法》作为上位法的优先效力成为了眼下最为棘手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落到实处。

二、《国有土地征收与补偿条例》与《物权法》之间的效力平衡

首先，将《物权法》的相关精神和立法原则融入到新拆迁条例中，私有财产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利，在私人与国家之间，私人与私人之间建构起了双重的社会关系，由此，具备了对抗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双重性质。[3]要从宏观的角度去树立物权至上的精神，从更高的层面去约束拆迁人员的任意行为，使得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在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与公民私有财产权力的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其次，明确公共利益的范畴，限定征收权的行使范围，避免实践中与《物权法》相互冲突与摩擦。界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坚持合法合理、公共受益、公平补偿、公开参与、权力制约、权责统一的六大基本原则和标准，做到房屋征收决策和执行全过程的公开透明，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辩权，监督权，参与决策权等的有效行使，公共权力行使不当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完善责任机制，避免公民的私权在政府积极追求公权的情况下受到特别的乃至普遍的牺牲。

同时，《物权法》统一了房屋征收的对象，就土地而言，征收的对象可以是国有的土地也可以是集体的土地。为了切实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必须以物权法为依据，打破目前城市房屋拆迁的二元管理体制，统一立法，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都纳入到未来立法中。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因城市发展而拆迁与城市国有土地相邻的“城中村”房屋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才能减少和杜绝发生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使失地的农民获得与城市房屋被拆迁人一样的房屋拆迁补偿，真正体现《物权法》中平等公平原则。

最后，新拆迁条例符合《物权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适用优先上位法。所谓的适用优先是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适用先于”上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二要义：下位法是上位法的具体化和个别化，这与我国立法法中“变通法优于被变通法”的规则如出一辙，但实际上还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发生作用的结果，因为它们的前提必须是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在《物权法》与新拆迁条例的制度设计上给予必要的关注，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去审视房屋征收这一问题，只有这样经过完善的征收管理机制，融入物权法的精神，由上位法的原则或规定来指导下位法的具体运行，将会使其朝着更好的方向运作，也进一步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4]

法律的制定需要长期的准备和酝酿，尤其是使用房屋征收领域的涉及到公权与私权强烈冲突的行政活动法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征收领域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只将希望寄托于行政法规本身，直接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出现依法律规定还是依条例规定无法抉择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超越《物权法》这样的现行法律，因此我们的立法思路必须以《物权法》为支撑，维护好法的效力格局，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为行政国家背景下征收领域中的权力配置提供具有高度正统性的保障。

[1]黄东斌.城市房屋征收中公共权力的配置与控制――以权力为视角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J].中国房地产,2011（3）：20-23.

[2]杨世建.公民参与是解决城市房屋征收补偿问题的关键[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4）：54-56.

第2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摘要: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这一行为之属性符合私法中的所有权社会化原则，其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普遍存在于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其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私权保障要求。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立法理念与技术上较原有法更为先进与合理，但在实体规制与程序设置上仍存有缺失，故公共利益的清晰界定、拆迁补偿标准的明确设立以及拆迁程序的细化规范是解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所出现问题的必由进路。

关键词:

房屋征收;公共利益;私权保障;拆迁补偿;正当程序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用地规模激增使得土地及附着于其上的建筑物之征收不可避免，并因此需要拆除相应土地上的建筑物、安置相关人员。在征收中，产权主体均竭力争取对城市土地中蕴含无明确归属之显化的潜在租值，且相关征收制度被异化所生之权利和权力的冲突与较量，而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之暂付阙如引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关系的扭曲，使得各方以利益博弈者的身份相互对峙。虽然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颁布施行，但具体的规制内容仍存有漏洞，对被征收人私权保障的力度依然孱弱，暴露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①法律制度的结构性悖论和实践操作中的功能性混乱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私权保障要求

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三款继续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物权法》确立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私法基础与私法要求，填补了规范与事实的缝隙，体现了“法治的基本要求(形式法治)是‘法律主治’”［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这一行为属性符合私法上的所有权社会化原则。传统私法秉承所有权绝对原则，其过度强调个人的绝对权利所带来的弊害使得现代权利观念逐渐由个人权利转向社会权利。德国学者耶林在其《法律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独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现今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2］而《魏玛宪法》第153条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即表征了这一理念。从另一侧面与此相对照的是“对所有权的拘束与个人在社会秩序中承担的内在和外在义务拘束相符”［3］。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私人财产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征收的方式限制私人财产权。这既是所有权社会化限制的表征也是私人所有权的义务所在。诚然，所有权社会化并非是对私人所有权的否定，其本旨是调适所有权保护与所有权内在义务拘束的平衡，在最大程度上使得私人所有权的行使与社会公共利益并行不悖。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所有权并非绝对，基于公共利益的限制(包括征收的可能性)，实乃寓存于所有权本身。所有权的内容兼括权能和义务、限制及拘束，使私的所有权更具存在的依据，而发挥其功能。”［4］因此，所有权社会化并非导致所有权失去独立的价值意蕴，倘若在所有权社会化的过程中对所有权造成了损害，仍然应当参照私权的损失加以救济。

(一)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确立物权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明确物之归属及利用，保障所有权人对所有权的信赖保护以及合理预期利益，强化所有权的安全属性及稳定性。从私权保障的角度检视，城市房屋拆迁却有违物权稳定性，且极易破坏所有权的安全属性。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物权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附着物房屋的所有权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被相应的房屋所有权人所享有，作为城市土地附着物的房屋所有权亦归城市居民所有。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其不能成为国家征收的对象，不构成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所确立的“房随地一体转移”与“地随房一体转移”的规则，我国城市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从权利流转的归属分析是一致的。城市房屋拆迁直接损害的是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所有权的灭失直接导致损害赔偿，因此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首先在于对城市居民房屋所有权的侵害。同时，城市居民享有城市土地使用权，而城市房屋拆迁的最终目的即是提前终止土地使用权并收回土地以使土地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所以，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在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即拆迁主体对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的损害。忽略二者之一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因为此两种基础法律关系关涉补偿原则及范围的问题。

(二)拆迁补偿的私法原则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即依循“公共利益较个人之必要为大(Necessitaspubulicamajorestqua-mprivata．)”及“私人利益，次于公共利益(Privatumcommodumpublicocedit．)”［5］，可以对城市房屋进行拆迁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城市房屋拆迁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能表明国家力量可以毫无对价地随意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因为“征收虽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对个人和集体财产权所做出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是对财产的无偿征收，而是强制性地以适当补偿为前提的权利移转”［6］。“由于行政征收权就是公权力的一种特权，具有自我扩张的性质，加之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征收机关在适用时往往体现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对之进行合理约束，必然会侵犯被征收人的合法权利。”［7］具体到房屋征收法律关系，拆迁行为在实效上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异，只不过这种行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具有法律基础，拥有合法形式，因此不能判定为侵权。但征收人因公共利益导致房屋被征收的后果一方面造成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的灭失，侵害了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这种后果与侵权行为引发的后果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又引起其他主体(被侵害人除外)的受益，并且后者受益之广度与延展性显然优于前者，这在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上尤为凸显，在地价补偿标准方面，我国采用的以法定方式辅之以裁定方式作为计算基数的地价一般来说低于市场交易的地价①，而补偿缺省和计列开发成本时的刻意高估所形成的高估低赔的差额利益更是极易使得被征收人陷入“新圈地运动”。所以，虽然基于公共利益导致的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不具有侵权性质，但依据民法之等价有偿、公平原则以及侵权法的归责原理，侵权赔偿的标准理应被参照实行，赋予权利人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诉请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的权利，征收人也应当对被征收人的损失给予公平补偿。《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即使该合法利益需要绝对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基于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却也是不可敷衍了事甚至置之不顾的，否则这将会诱发公权力过度侵犯公民私权现象的产生。所以，从公民私权受法律保护的角度而言，基于因公共利益所生之房屋拆迁补偿必须采取公平补偿的标准，才能更好地保障私权。

(三)拆迁补偿的私法保障范围拆迁补偿的私法保障范围在利益分配上应当包括合理利益的保障范围以及预期利益的保障范围;在保障主体上应当包括直接利益主体与间接利益主体。合理利益的保障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当然属于拆迁补偿的范围。至于预期利益，根据私法精神，出于对被拆迁人利益的充分考虑以及公平原则的要求，也应当纳入补偿范围之中。与此同时，主体保障的范围也应当扩及间接利益主体的范围，才能够保证拆迁补偿的公允性。以美国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征收三要件之一的公平补偿为例，第5条修正案强调:“未经公正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norshallprivatepropertybetakenforpublicusewithoutjustcompensation．)”其部分内涵即体现出多维度补偿的理念:一是有权得到补偿的不仅包括财产的所有人，还包括财产相关的收益人，如房地产的承租人;二是取得补偿的对象不仅包括房地产本身，还包括其附加物，以及与该房地产商业信誉有关的无形资产(odwill)②。此外，1970年联邦国会还制定了《针对联邦或联邦资助规划的统一搬迁补助与不动产征收政策法》(UniformRelocationAssistedandRealPropertyAcquisitionPoliciesforFederalandFederallyAssistedProgramsAct)，规定应当向被征用人补助搬迁费用、搬家津贴以及其他杂项费用。很多州受其影响，肯定搬迁费用等应当计入征收补偿的数额之内③。三是补偿的公平市场价值并不单纯反映被征用财产的当前用途，它还反映该财产适宜投入使用的其他合法用途④。通过全方位的保障，被拆迁人并不会因公益而生的征收、征用导致利益减损，这是符合当代私权保障的民法精神的。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拆迁补偿的私法保障范围在我国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原有法述评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问题的形成与现状从广义“法”的角度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由我国现行的多部法律同时进行规制⑤，既有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又有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还有如《物权法》这样的民事法律。鉴于涉及法律规范的位阶层次之较大跨度和部门领域之繁多数目，我们必须承认调和我国现行的房屋征收制度兼具复杂性、重要性以及必要性。通过对涉及的各法律施行之时间、具体规定以及实践操作的境况之分析，我国房屋征收问题的形成与现状可得以基本把握。第一，由1990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1991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间间隔之短暂，我们可以窥知我国对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法律调整与对城镇房屋征收问题的法律调整几近同步。因此，城镇房屋征收问题之独立存在和极易产生纠纷的现状背后必然存有多元化因素，而非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制度的不完善所致。第二，土地与建筑物“房地分离”的本质关系与“一体主义”的法律后果所引致的结构性悖论是导致我国现行房屋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的重要根源。为凸显房屋的本身价值与独立地位以及便利房屋的流转交易，我国并未延循古罗马法的“一切建筑物从属于土地”的土地吸附地上物原则①，而是采纳了建筑物所有权独立于土地所有权的所谓“房地分离原则”［8］。然而在法律后果上，“房随地走”或“地随房走”的房地一体之自由流通模式，从立法技术和思想上体现的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国家所有权基础上的“国家物权主义”，“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从而土地所有权与房屋的所有权)的分离变成强制性的，不能通过相关各方的谈判来加以改变。人们并非是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去选择自己认可的权利分配模式，而是被强制接受某种权利分配结果”［9］。这使得国家在对国有城市土地进行征收的同时，不重视或者根本否认国家对城镇房屋的征收，亦或是只着眼于房屋本身的补偿而回避土地使用权随征收活动潜在租值的显化而导致的利益纠纷。这种房地结构性矛盾实际上根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更加强调公民对国家安排的绝对服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发展，房屋流转交易形式逐渐多样态化、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如何促使房产与地产妥适结合以体现客观价值的最优化愈加受到重视。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自觉而生，在对房屋违法征收的一片反对声中，立法者开始密切关注并愈发重视房屋征收中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这最突出地反映在我国2004年《宪法》第四修正案、2007年《物权法》以及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与施行。在城市房屋征收法律关系中，作为相对弱者一方的被征收人的合法权利越来越受到全面、合理的保障，在补偿范围、补偿程序上也逐渐体现出私权保障的价值诉求。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原有法评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所涉及的原有法律法规为房屋征收行为构建了大致的法律框架，但该法律框架还远不能满足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房屋征收出现的诸多法律问题，国家权力运作和公民权利保障相协调的要求无从实现。原有法规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等原有法对公共利益都或详或略有所提及，然而，于诸多规制中“公共利益”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明确性与模糊性，并未降低实践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难度，由此行政主体侵损私权的较高概率仍是房屋征收中存有的较大隐患。修正原有法立法技术上的弊端以及规制上的漏洞以击破制度成为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原动力。其次，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晰。我国有关征收的原有法律规制由于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导致其过于膨胀，司法程序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挥。在征收法律关系中政府毋庸置疑是作为最终归责者的一方主体，但在征收过程中政府作为指挥者、执行者、服务者亦或是裁决者的定位又迟迟得不到明确，而于设法减轻自身机构直接的担责压力或缓解现行补偿的经济负担的考量，政府或扮演多重角色或隐匿幕后，由此导致的主体错位造成认定程序上的混乱，从而引发政府信用危机与公信力下降等现实问题。最后，拆迁补偿安置不合理。第一，补偿安置实质上是充满利益博弈的伪商谈。因行政部门的强势“兜底”，原有法从安置补偿协议的启动到制定均刻有明显的强制性烙印，这就使得缺少双方充分沟通和意见交流的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冲突博弈而非议价博弈。由此，征收方案的制定过程就离“接近于一个完全信息的双方议价博弈，其最后的均衡将趋向于纳什议价解①”这一理想模式渐行渐远。第二，房屋补偿标准偏低，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提前终止后未得到应有补偿。原有法尚未就城市建设拆迁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做出具体规定，将若干问题淡化为仅对征收房屋所有权而产生的补偿安置问题，被拆迁人土地使用权的损失被悄然“隐去”。第三，被拆迁人难以得到真正妥善安置。按照原有法的补偿标准，较低的货币补偿使得大批拆迁户易陷入难以承受按面积差价重新购房的经济压力和在外租房又明显不能满足利益优化的两难境地，最终只能选择迁移到地价相对便宜的城市边缘居住。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用地需求的无限增长，如此迁移循环往复，被拆迁人的地理位置渐次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被“边缘化”。

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新条例评述及完善之思考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颁布施行，该条例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在权利保障方面设置更为周全，立法理念、立法技术更为先进与合理，制度的嬗变促使了许多现实性问题的解决，但新条例仍有许多规制有待完善。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否应正面界定以及能否正面界定作为公权与私权连接点的公共利益一直是备受学界讨论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面对因立法的暂付阙如而导致实践中“公共利益”之滥用境况，尽管王利明先生曾在制定《物权法》时就明确指出:“仅仅寄希望于物权法对公共利益内容的界定是物权法所不能承受之重”［10］。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利益承担了揭橥《宪法》第十条②精神的责任，成为《物权法》第四十二条③规定的征收程序启动之实质要件与最终目的之应然归宿。因此，研究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完善我国房屋征收法律制度的首要任务。新《条例》第八条就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了具体规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立法上将公共利益作为房屋征收的前置条件，有助于界分公益征收与商业征收。判定公共利益的需要还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即“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公共利益必须对特定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征收，否则该特定公共利益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哪怕房屋征收行为的目的确实具有公益性，但若该方案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不需要通过房屋征收也能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那么该征收行为就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确需’性就不具备。必要性原则能够有效防止政府在为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为削减成本或其他不适当考虑而滥用征收权”［11］。另一方面，在立法技术上兼采了列举式和概括式并举的立法方式，妥善地处理了公共利益因具有发展性、开放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等特征而引致的难以界定的问题，以相对明确的标准使得在法律实践中更具操作性。通过对公共利益进行列举性的规定，法条能够为一般民众及行政主体提供统一的标准指引，对于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的要求也大有裨益，这种具体化的法律操作模式实质上就是对公共利益类型化分析，正如拉伦茨所言:“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类型’。”［12］而概括式的“兜底条款”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之规定，一方面因开放式“兜底条款”的运用而“期待能弹性地、演变地对生活事实加以规范，而不至于挂一漏万或不能与时俱进”［13］;另一方面也使得规制“公共利益”的法律层级有所保障，这决定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都无权创设新的“公共利益”的情形，限制了对“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①。诚然，在房屋征收和拆迁的过程中，就新《条例》列举的六种公共利益而言，“最容易出现公共利益被‘掉包’的情形就是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旧城区改建，在这两项建设中往往存在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交织的情况，而使它们成为地方政府大量引入商业利益的缺口”［14］。因此，在判定因该两项建设需要而进行的房屋征收与拆迁活动时，应该严格审查征收房屋收回土地使用权后的土地使用主体、征收与拆迁的受益者、产权的可能承受人与土地的使用功能等，以确保作为房屋征收与拆迁目的的公共利益在房屋被拆迁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

(二)拆迁补偿标准的重塑补偿系征收制度的必备要素，注重补偿的征收制度，“既遵循了法制发达国家征收制度的发展规律，也抓住了我国城市不动产征收纠纷的主要矛盾”［15］。房屋拆迁补偿既具有深厚的基础，又体现私权保障的价值内涵，在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房屋拆迁补偿理应体现人权保障的要求以及等价有偿、公平的民法原则。基于注重完善与提升拆迁补偿标准的理念，具体补偿举措应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适当补偿到公平补偿———价值理念的转变。我国2001年颁布实施的旧《条例》对被拆迁人采适当补偿标准，这在实践中多被等同于象征性或抚慰性补偿。依据适当补偿标准，被拆迁人的直接利益无法得到全面补偿，更毋论预期性的利益。此外，行政补偿的范围偏小，补偿基本上只限于财产权补偿，而财产权补偿中也只局限于对直接损失的补偿。2011年实行的新《条例》首次将拆迁补偿的标准确定为公平补偿标准②。公平补偿原则纳入了严密的利益评估机制，并与市场挂钩，实现了私权保障价值理念的转变，对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被拆迁人的利益保护更为周全。然而，新《条例》尚未关注或解决的问题在于:城市居民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虽然归属主体一致，但二者的价值标准却是相异的。新《条例》虽然对被拆迁人采用公平补偿标准，但这种补偿的公平性所针对的对象却不甚明晰。新《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限定了房屋征收补偿的范围:(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从条文字面看，补偿仅限于基于房屋所有权所产生的合理利益，对城市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不在考虑之列。然而，新《条例》第八条关于公共利益需要的界定，“无论是为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的需要，还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的需要，地方政府对他人房屋进行征收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是为了尽快拆除房屋和重新开发、利用土地”［16］。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往往要远高于基于房屋所有权所派生出的各项利益。况且，新《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规定已暗含了地价在补偿中所占有的重要份量;第十九条“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中的“房地产”更是直接显露“地产”在征收补偿中难以被忽略;住建部颁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一条也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的交易金额。由此，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当然包含了对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丧失的补偿，否则“公平补偿”只是“金玉其外”而在实质上对被征收人有失公允———新《条例》对补偿标准所依据的基础对象之暧昧不清的态度值得反思。日后立法需要完善的事项在于:第一，在考虑补偿时，是否需要同时补偿基于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利益之总和;第二，是否将二者价值进行比较而补偿价值较高者。笔者认为，第二种方法更为合理。原因在于，我国实行房地一体主义，对二者进行总和性补偿一方面会加重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加剧公民的信誉危机。如前所述，土地使用权具有独立的价值，且此价值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房屋而言在理论上甚至更为显著，但是在实践交易中，土地使用权的对价一般已经“吸附”于为取得房屋所有权时所支付的对价中，所以在厘定补偿规制时，也理应将实践考虑其中，故补偿标准按两者价值之和显然并非合理。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所指出的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房地一体”的模式将会更为明显地体现，在补偿价值计算时，立法应参照实践中“地产”之于“房产”价值的“吸附”这一事实对补偿标准进行明晰规制，以两者价值较高者为准。第二，由单一性到多样性———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拆迁补偿方式上，目前我国基本上采以货币补偿为主、实物补偿或产权调换为辅的做法，新《条例》依然没有解决该漏缺①。补偿方式的简单化使得被拆迁人所面临的际遇难以被顾及甚至遭到漠视。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房屋的灭失往往直接导致居民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从而引发新的生存危机，这关涉公民权利的保护及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因此，有必要坚守公平补偿的原则与标准。美国研究不动产征收及补偿的著名学者AbrahamBell和GideonParchomovsky指出，随着公共利益范围的不断扩张，公平补偿几乎成了仅有的对私人财产权有意义的保障和对政府滥用征收权的审查②。究竟什么是“公平补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需要补偿的是因征用行为给财产所有人造成的损失，衡量损失的标准是财产被征用时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marketvalue)③。在坚持公平补偿标准时，立法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公平市场价值并不单纯反映被征用财产的当前用途，它还反映该财产适宜投入使用的其他合法用途④。纯粹从现有价值出发评估的补偿数额往往难以弥补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对被限制和剥夺私有财产权的公平补偿必须包括私有财产的既有价值如被拆迁人处分不动产自遭受破坏的损失，潜在价值如被拆迁人对不动产情感价值的损失以及与不动产所处社区联系割裂的损失、满足个人正当的特殊需要投入的损失⑤，同时还应该将可得利益纳入考虑之中。另一方面补偿的方式必须考虑到分配正义，补偿方式差异的背后蕴含的是价值冲突及利益冲突。庞德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⑥故，为平衡或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立法所提供的补偿方式理应能够保证个人的生活水准不会因为私有财产权的征收或征用而降低。因此，建立多样化的补偿机制成为必须。多样化的补偿方式除了以货币补偿为主，实物补偿或产权调换为辅外，还可以考虑增加安排就业、提供升学机会、扩大社保范围等其他措施，从多方位、多维度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由笼统性到唯一性———补偿主体的特定化。房屋拆迁责任主体不明确是导致房屋拆迁纠纷的重要原因。房屋拆迁中实际包含了两层法律关系———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政府与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收回与房屋所有权征收法律关系，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旧《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在旧《条例》下，何谓拆迁人?拆迁主体是谁?拆迁由谁补偿?这些问题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往往不得而知，加之缺乏公共利益的前提性要求，诸多商业性拆迁大行其便，无所顾忌，这些均使得主体错位、责任承担混乱的现象成为常态。新《条例》第四条则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规定揭示了“房屋拆迁”归属于“征收”，是政府行为，即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政府部门成为公益拆迁补偿的唯一主体而明确归位。新《条例》第四章又就政府职能部门的不法拆迁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责任机制，补偿主体的特定性使得政府的责任得以明定，在权利保护方面避免了被拆迁人求偿无门的被动局面，健全了被拆迁人的补偿保障途径。新《条例》中，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政府部门承担的是严格责任，“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总要会牺牲一些原本由国家、政府、官员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放弃某些希望取得并且可能取得的正当目标，诸如国家的部分权力、阶级利益、政党影响力、官员职权、工作效率，甚至经济效益”［17］。虽然政府从之前的“幕后”走入“台前”且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风险，但这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科学行政理念是相符的。但新《条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于有必要具体细化被拆迁人求偿程序，拓展求偿救济途径，在归责主体明确化的同时只有构建起健全完善的求偿程序才能在终极意义上保障被拆迁人行使求偿权。

(三)征收正当程序的完善目前，我国房屋征收正当程序的不完备甚至缺失是房屋征收违法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根源。“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使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18］严格程序的规制及施行是达至实体正义的前提，“征收程序要实现的基本功能是:对征收决定权的制约和对被征收方权利的保障”［19］。在我国有关规定程序的法律法规中，保障公民或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尤为必要，正当程序原则应当成为房屋征收高度关注的原则。第一，完善征收许可中的听证程序。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该规定存在的问题是，听证程序的启动完全依靠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在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中，行政主体既是参加者同时又享有决定听证的启动权，缺乏一定的监督机制。新《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可见，该规定在提高听证的公众参与度以及过程、结果的透明度上有所进步。但是，对于何谓听证、何时听证、如何听证、向谁主张听证这些问题的法律规定过于粗泛，听证信息机制的设置依然严重失衡，被征收人缺乏实际参加听证的路径保障以致《行政许可法》赋予公民主张听证的权利有被“虚化”或“架空”之嫌。新《条例》关于听证事项中，只有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才关涉严格听证的问题，在其他事项上则无严格听证的要求。“不管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也不管是哪一级别的公共利益，只要公共利益的主张会引起私人实体利益的限制与克减，就必须存在一种程序系统来保证这种限制与克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20］尽管新《条例》第九条规定，作出的征收决定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等，而这些规划的制定就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过科学认证。这其中完全可以将其明定为必须经过公益调查和公益听证程序。笔者还认为，对关涉房屋征收中的所有事项都应当纳入听证程序，听证应该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所要求的程序进行，听证笔录应当完整、全面，准确反映听证过程及参加者的意见，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就是要求征用当局必须听取被征用人的意见，同时要充分说明行使征用权的理由，而不是根据其单方意志作出征用决定。”［21］对于行政机关未经听证所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应根据征收进程中的不同情况，依法分别作出撤销、驳回诉讼请求或者确认违法判决。第二，完善拆迁补偿安置的评估程序。完善拆迁补偿安置评估程序的关键在于保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客观性与公正性。旧《条例》虽然规定补偿定价以市场评估价进行确定，但同时又将评估办法的制定权划归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评估受到政府政策的左右。新《条例》规定在评估办法上增加了复核评估以及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的权利。在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任上，规定评估机构应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将被拆迁人的索偿权与行政主体的行政权相剥离，尽量避免行政主体的过分干预。总体而言，新《条例》推行后的最终议价结果较之于旧《条例》应更为趋近公平。由于“健全第三方评估市场，赋予公民以自由选择评估方的权利，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应该是完善征收补偿制度的一个必要进路”［22］。不难看出，在评估机构的遴选机制以及对评估机构的监督等方面，新《条例》仍有细化的空间。第三，完善房屋征收的裁决程序。

完善房屋征收裁决程序应当强化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坚持司法终局原则。根据旧《条例》的规定，行政裁决程序是提起行政诉讼程序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满行政裁决，即使申请诉讼，也不能避免房屋被强制征收的命运。赋予政府部门对征收纠纷的行政裁决权后，政府部门在下发行政许可后还对其自己作出的行政许可予以裁决，“在中国现行的房屋拆迁制度框架中，政府既是给予房屋拆迁许可的初始界定者，同时也是判定该拆迁是否为合理拆迁的裁判者，行政许可、裁决及执行的角色重叠，政府一身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23］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往往肆无忌惮，不利于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行政的特点固然讲求效率，但是在公民权利可能受到极大损害的时候，还应当充分注重正义、公平的要求，这是实现最优效率的途径之一。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对房屋征收的裁决权实行司法终局原则的确认。从私权保障的角度而言，只有将房屋征收的最终裁决权由行政裁决转化为司法裁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避免行政主体对房屋征收裁决权的权力垄断，更好的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在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中，房屋征收作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忽视。新《条例》在保障被拆迁人的权利方面虽有显著进步，但关于拆迁补偿的制度设计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立法技术层面都存在着不足。在正确处理社会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的过程中，需要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平衡机制，强化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健全被征收人权利救济途径，将公平补偿、正当程序纳入法律保障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城市房屋征收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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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关键词：葡萄牙 征收法典 私权保护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法规在保证国家获取建设用地、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维护被征收人利益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有关征地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拟以葡萄牙《征收法典》为参照，结合中国现状，对两国的征地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寻求中国征地制度的完善的有效方案。

一、葡萄牙征收制度对私权保护的体现

在葡萄牙，征收行为主要受《征收法典》的统一规制。其征收制度遵循法定、正义、平等、比例、平等、公正及诚实信用原则。该法典赋予被征收人的权利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索还权

研究索还权是研究葡萄牙征收制度对私权保护的起点。《征收法典》第5条共9款的内容，其主要对索还权的构成要件，行使方式及终止的情况进行了规定。索还权的价值在于有效地维持与保证征收制度的合理性，克服土地征收中可能产生的利益失衡现象，从而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二） 行政与民事诉权

行政诉权是对行政部门的“公益声明”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笔者认为《征收法典》赋予被征收人的司法救济权，是发生争议时进行行政与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使公民享有请求国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体现了法律对被征收人私权的保护，不仅具有程序意义，更具有实体意义。

（三）全部征收权

根据该法典第3条对征收的限制，实际上是征收必要性原则的体现，其目的是将对被征收人的损害减至最低。不仅如此，该条第2款赋予被征收人主张全部征收的权利，它规定：“如果只需要征收不动产的任意部分，在以下任一情况下，被征收财产所有人得申请全部征收：（1）如果剩余部分不能按比例地提供整个不动产所提供的相同舒适；（2）如果剩余部分对被征收人不具有经济价值。”可以看出，这项权利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被征收的不动产物尽其用。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私权保护的贯彻

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出不动产征收的统一立法，关于不动产征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其中《条例》对私权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有：

第一，明确征收与补偿的相关概念。首先，将公共利益征收与商业开发彻底分开。根据《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这说明本条例仅适用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根据《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这说明政府成为公益性征收和补偿的主体。其次，明确征收补偿范围。根据《条例》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这说明条例明确了征收补偿的范围。第二，被征收人具有补偿选择权。《条例》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置换的方式，体现了对被征收人的私权保护与尊重。第三，政府具有公告、听证的义务。根据《条例》第二章有关征收决定的，其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说明政府具有征收决定的权力，同时履行公告与听证的义务。第四，司法权的介入。征收争议可以提交司法裁决。根据《条例》第四章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的特点体现在征收争议提交司法裁决。第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条规定了征收争执可以提交司法裁决。违法建筑不予补偿，暴力拆迁应被追究刑责。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违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处理。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都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五，强调评估机构的中立性。根据《条例》第十九与第二十条，强调了强调评估机构的中立性。例如第十九条“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制定过程中，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两国比较对中国的启示

（一）《条例》对私权保护贯彻之检讨

由以上我国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我们新《条例》显然比以前有了诸多进步，但相比现实问题的本质，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最为明显的区别是，葡萄牙《征收法典》的立法宗旨明确，即为一部私权保障法，最主要的体现在对被征收人权利的赋予上，也就是我们的《征收条例》的立法宗旨并不明确，对私权的保障还不够突出，没有起到很好的对抗征收权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制定统一的征收法，明确私权保障的立法宗旨，可以借鉴葡萄牙《征收法典》充分赋予被征收人权利对抗公权力的司法实践。

（二）我国统一征收立法的制定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我们认为，我国现实中的征收问题，不仅出现于城市房屋的征收领域，更为严重的征收问题实际上发生于土地征收领域，而土地征收问题的解决与我国政府当下着力进行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土地征收问题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很难得以妥善解决。有鉴于上述认识，我们主张，对于我国征收立法应，制定统一征收法，而非继续沿用现在的分而治之的涣散立法模式。

（三）应区分征收与补偿的原则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条规定：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葡萄牙《征收法典》的经验，征收与补偿遵循不同的原则。

（四）司法权的介入

对行政机关的权力控制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征收制度中内容之一。根据现代政治学原理,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以及防止出现权力控制的怪圈，对行政机关的权力控制不能依赖于行政机关内部，而只能依赖于一个外部机构。而该外部机构，我国学者认为应为司法机构。我们发现在葡萄牙征收制度中，征收的本质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中实现国家的征收权，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征收权而过度侵害公民的财产权。葡萄牙的不动产征收的立法，在协调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的关系的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司法权在征收中公共用益的调查与宣告，所有权转让的宣告以及补偿等方面的控制，并建立良好的程序与制度体系，这些经验与制度值得我们在制定统一征收法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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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静.期不应强制拆迁[N].京华时报,news.省略/c/2010-01-30/022517016475s.shtml， 2010-07-19.

第4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已经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1月21日起施行，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为全面贯彻落实《征收条例》，依法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顺利进行，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认识，明确总体要求

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是公共利益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也是保证城市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各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依法行政、公平补偿、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依法有序快速推进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房屋征收部门要抓紧制定完善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规定，切实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紧密结合城市发展战略要求，统筹兼顾、合理编制全市房屋征收计划，积极协调、指导、监督各区政府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各区政府要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调动一切可用力量，利用一切积极条件，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保证房屋征收进度、质量及社会稳定。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密切工作衔接，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全力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好发展快发展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确定征收责任，强化工作落实

根据《征收条例》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我市实行“全市统筹、分区实施”的房屋征收工作体制。市政府负责全市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成立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征收办），负责统筹计划、综合协调、指导监督全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区政府设立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征收办），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市发展改革、城乡建设、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行政执法、财政、公安、监察、审计、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部门负责按照职能分工，支持、配合、监督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三、明确征收程序，密切工作关系

（一）编制房屋征收计划

市征收办根据公共利益项目需要，组织市发展改革、城乡建设、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部门和区政府论证编制全市房屋征收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下达区政府执行。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城区改建应当经市人大审议通过，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市征收办根据征收计划适时在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通告，禁止在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并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二）拟定征收补偿方案

房屋征收通告后，区征收办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与房屋补偿相关的情况进行调查登记，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区政府；区政府召集房屋征收、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财政、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部门论证征收补偿方案。

（三）征求公众意见

区政府公布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对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半数以上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征收条例》规定的，由区政府组织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召开听证会。

区政府根据公众意见或听证会情况修改征收补偿方案，并将征求意见情况和征收补偿方案修改情况及时公布。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征收办和财政部门备案。

（四）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市征收办根据调查登记、征收补偿方案等有关资料编制项目征收补偿费用概算，告知项目提报部门（单位）将所需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存储到市征收补偿专户；区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结果报有关部门备案；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认定和处理。

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五）征收补偿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由区征收办组织召开房屋征收大会，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

对区征收办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人不明确的，由区征收办报请区政府依照《征收条例》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告。补偿决定报市征收办备案。对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决定规定搬迁期限内未搬迁、且符合《征收条例》规定申请强制执行条件的，由区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执行征收政策，保持标准统一

房屋征收补偿坚持依法公平原则，严格执行《征收条例》有关规定。对货币补偿的，按照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计算补偿款；对产权调换的，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结算差价款。具体补偿政策另行制定。

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依据相关规定给予补偿；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五、加强征收监督，规范工作行为

（一）加强补偿监督。各区政府要严格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实施补偿。市征收办要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管理和产权调换安置房屋公开自选房号的监督，确保被征收人得到依法补偿和妥善安置。市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执行情况的监督。

（二）加强评估监督。市征收办要建立健全房屋征收评估监督机制，实施规范动态管理，防止发生弄虚作假、、恶意串通、暗箱操作和出具虚假或者有重大差错评估报告等侵害被征收人权益的行为。

（三）加强执法监督。市征收办要加强对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以及涉及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征收行为的监督，依法纠正不当征收行为。

（四）加强法纪监督。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规办理相关手续，幕后指使甚至直接参与抵制征收；征收部门或工作人员违反征收政策，弄虚作假，谋取私利等行为，监察部门要及时介入，严肃查处。对强买强卖房屋，恶势力介入征收甚至暴力抗法、扰乱征收正常秩序等行为，公安机关要提前介入，依法查处。

（五）加强安全监督。区征收办要全面落实房屋征收安全措施，严格执行精细化、规范化工作标准，确保房屋征收现场秩序规范、施工安全、环境文明。市征收办要加强日常指导监督，定期督察并通报结果。

（六）加强考核监督。市征收办要建立健全房屋征收规范化考核机制，切实加强区、县（市）征收规范化指导监督，定期考核并公布结果，全面营造依法有序规范的房屋征收秩序。

六、依法依实依责，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第5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2011年1月21日，备受社会瞩目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向社会公布并施行。条例涵盖了拆迁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强制搬迁等问题。

条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同时以列举的方式对“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了详细界定。

条例规定了政府具有公告、听证的义务：“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

条例对补偿问题进行了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

此外，条例还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山东：立法保障“公交优先”

2010年11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条例将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在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方面，条例体现了“公交优先”的原则，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在财政政策、资金安排、城市规划、用地保障、设施建设、交通管理等方面支持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确保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主导地位，鼓励公众选择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同时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居民小区、城市道路和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应当将公共汽车停车场、中途停靠站、首末站等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作为配套建设的内容，合理规划，科学设置，实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

条例还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运营成本等因素确定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票价低于正常运营成本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贴。”

在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方面，条例规定：“设区的市或者县人民政府确定新增出租汽车运力，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对新增出租汽车运力指标的投放，应当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依法进行。”

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方面，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不得采取异地培训、恶意压价、欺骗学员等不正当手段开展培训活动，不得允许非本单位的教练车辆以其名义进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活动。”

湖南：立法让募捐箱透明

2010年11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募捐条例》，条例将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目前，国家尚未制定关于募捐活动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该条例是国内对募捐活动进行规范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条例设计了四次强制公开制度，意图“把募捐放到玻璃箱里操作”。

一是募捐人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募捐人必须每年在其网站和政府民政部门网站公布募捐人的基本情况、募捐财产管理和使用情况、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等相关内容，明确政府主管部门监管职责，保障社会公众和捐赠人、受益人的知情权。

二是募捐方案公开。条例规定：募捐人在开展募捐前，应当制定包括募捐目的、时间、地域、方式、财产使用计划以及工作成本列支计划等内容的募捐方案，并报当地民政部门备案。

第6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关键词：房屋征收 补偿 公平公正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主要差异，就在于征收条例规定的征收主体只能是市、县级人民政府，而且只能为公益事业而进行房屋征收，这与拆迁主体多以开发商为主，且征收目的多为商业开发成鲜明对比。鉴于拆迁条例在施行过程中因野蛮拆迁等问题广为诟病，如何确保征收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确保公益事业建设顺利进行，就成了各地政府的首要考虑。结合征收工作的实践，本文旨在从征收主体、被征收房屋价格评估及法院司法审查等方面，对目前征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作以简要分析。

一、关于开发区管委会能否作为征收主体的问题

征收条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因为开发区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开发区管委会也就不算是一级政府。因此，学术界多认为，开发区管委不能作为征收主体，即便是国家级开发区也一样。据统计，仅2013年，国务院就批准升级或新设了29家国家级的开发区，至2013年，全国国家级开发区的数量已上升为200家，其中，东部地区96家，中部地区58家，西部地区46家。各地开发区，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对各地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因为开发区一般建于城郊结合部，交通、水电、排污等基础设施薄弱，通过房屋征收而进行公益事业建设不可避免。

因为普遍理解为开发区管委不能做征收主体，各开发区在房屋征收时基本上采取两条变通途径：一，由开发区所处行政区域的县级政府做为征收主体，二，对于跨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开发区，则由开发区所处区域的市级政府做征收主体。这两个变通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上的征收主体实际上并不参与征收与补偿，而真正从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开发区却又只能以受县或市级政府委托的名义，名实不符。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条例设置了众多程序以保障征收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这使得实际从事房屋征收工作的部门不得不在各个程序上与法律上的征收主体和征收部门进行协调和沟通，以使后者出具相关的法律手续。这无疑给征收工作人为设置了障碍，不但降低了征收工作效率，而且徒增被征收者的怀疑，格外激化矛盾，造成征收工作的被动。因此，笔者认为，房屋征收主体，应从广义理解市、县级政府的含义，将国家级开发区管委会纳入征收主体范畴。

二、关于房屋征收中的评估问题

众所周知，土地在房屋的价值中占有较大比重。据笔者了解，在房屋征收中，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的非住宅房屋，其土地使用权在评估中一般会得到考虑。但在在旧城区城中村改造中，被征收房屋实为民房，土地使用权原系宅基地，“农改非”、“村改居”后土地使用权多被视为划拨，因而房屋建筑占地范围外的土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院子，在房屋价格评估中往往被忽略，理由是划拨土地国家随时有权收回。通常的做法是，评估机构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价格进行基础性评估，即，评估出征收范围内房屋的一般市场单价，至于各被征收房屋的实际评估价格，则套用简单的乘法公式，即该单价和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乘积。因此，在城中村改造中，经常是评估的市场单价一经公布，户户都能清楚自己房屋的价值，根本不需要送达评估的分户报告。

在城中村中，被征收房屋最大差异在于房屋的占地面积不同、新旧不同，而这两个因素，对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值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房屋的占地面积。此前的拆迁条例及拆迁的评估规定中，对被拆迁房屋的占地情况在评估时应否考虑，没有做具体规定，由此引发很多案件。住建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明确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所以笔者认为，为确保旧城区城中村改造中房屋征收补偿的公平与公正，城中村房屋的占地面积及新旧程度应当作为评估考虑的重要因素，房屋的分户评估报告应当显示出房屋的实际价值，并送达被征收人。

三、关于房屋征收中的司法审查问题

根据《征收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不服、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都可以向法院。征收决定与征收补偿决定的不同在于，征收决定是政府因公益事业建设而做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是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该被征收人作出的补偿决定。

第7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众所周知，我国的土地分为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于年初出台，对遏制违法拆迁、野蛮拆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和补偿，仍沿用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不仅不够细化，而且难以适应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需要一部专门法规予以规范。

实际上，近年来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恶性拆迁事件，更多的发生在农村集体土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上。比如在唐福珍事件和江西宜黄拆迁事件中，被拆迁者舍命保护的是自家建造的小楼，而拆迁者想征占的则是楼下的宅基地。毫无疑问，如果不对征占农民土地的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这类影响很坏的强拆仍会继续上演。

除了致人死伤，农村土地征收问题还表现为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撤村并居”“两分两换”，不少农民“被上楼”“被进城”――这似乎是当下一大趋势：城市里能拆的地方已经拆得差不多，一些地方转而将推土机开进农村，征收、拆迁攻防“主战场”向农村转移，农地和农房成为被强征、强拆的主角。

应该看到，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的话语权更微弱，没有多少博弈能力，面对强征强拆，他们要么忍气吞声，要么以命相拼；城市居民的房屋被拆迁，涉及的还只是补偿、安置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则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线”以及子孙后代的活路。

第8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关键词：房屋拆迁；补偿

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使城市房屋拆迁成为必然，大量的房屋拆迁，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加快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也保证了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但在拆迁问题中，同时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矛盾。近年来，我国房屋拆迁已演化成为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本应彰显政府关爱的“民心工程”，在某些地方却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动辄不由分说予以强制执行的“扰民工程”，这种现象不容忽视。十多年来，我国国家和地方先后制定了许多关于拆迁补偿和安置的法规和规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中的补偿纠纷，不能完全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拆迁补偿的不合理因素，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事宜提出建议。

一、城市房屋拆迁概述

（一）城市房屋拆迁的普遍性

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使城市房屋拆迁成为必然，近年来，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各地加大了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力度。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全国城镇累计拆除房屋约3.3亿平方米，比“八五”期间增长了近一倍。北京市“九五”期间拆除房屋总量415万平方米，拆迁户近14万户，被拆迁人数近50万人。上海市1991年8月至2000年共拆除居住房屋2830万平方米，拆迁65万户居民住房，拆除了6907家单位的房屋。明珠地铁二期工程，一个项目就拆迁居民7000多户，拆迁面积21万平方米，拆除单位190个，面积15万平方米，拆迁资金29个亿，占项目总投资的22％。

大量的房屋拆迁，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加快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也保证了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但在拆迁问题中，同时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矛盾。近年来，我国房屋拆迁已演化成为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本应彰显政府关爱、较易赢得群众拥戴的“民心工程”，近年来在某些地方却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动辄不由分说予以强制执行的“扰民工程”，这种现象不容忽视。

（二）．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的复杂性

根据建设部的相关统计，2002年1—8月份共受理群众来信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群众上访172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国家局近年来接到的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也逐年递增，截至2003年8月底，当年该局收到拆迁投诉信件11641封，比2002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同比增长47%。一件件因拆迁而起的风波更让人怵目惊心。震惊国务院的湖南省嘉禾“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事件暴露了少数的地方政府严重，纵容或者放任违法违规拆迁的恶劣做法；另外，暴力抗迁、自杀抗迁的事例亦频繁出现：2000年9月12日，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下岗工人朱正亮不满县政府的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在天安门金水桥上自焚；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39岁的翁彪因为不满当地拆迁办强行拆迁，在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点燃汽油自焚身亡；2003年10月1日，北京市人叶国强因为不满房屋拆迁跳入天安门金水河。毋庸置疑，房屋拆迁纠纷已成为值得高度关注、亟待妥善解决的重大和复杂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城乡居民的生存之本，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凝结了被拆迁的原住户、用户的资金与劳动力，并且可能是被拆迁人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这类纠纷一旦无法妥善处理就易激化国家与民事行为个体之间的矛盾，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锋往往会产生两败俱伤的结局，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大局，问题更为复杂。

（三）．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立法及其弊端

1991年6月1日国务院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以下简称旧《条例》）。旧《条例》的对拆迁补偿的规定已不适应当前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需要，主要是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的补偿标准过低。旧《条例》规定，对房屋所有人实行作价补偿的，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而对房屋的使用人则实行现房安置。两相比教，房屋所有人得到的补偿可能远低于房屋使用人，导致房屋所有人对拆迁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同时，旧《条例》对拆迁单位的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管，出现由于拆迁单位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抽逃资金，导致安置房不能及时建设、补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

针对这些弊端，2001年11月1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开始实施。到目前为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拆迁评估随意性大的问题。拆迁评估是否准确，决定了拆迁补偿是否公平、公正，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证。一些评估机构违法操作，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或与拆迁人串通，做不实评估；甚至有些城市拆迁评估为独家经营，缺乏监督，评估实际难以达到市场价格的标准，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而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时难以得到合理解决。

（四）.国外立法情况

国外立法无“拆迁”的说法，但是按照国外的立法及释义，其“有偿征收”（指政府依法有偿取得财产所有人的财产的行为），究其实质，应该就是我国所说“拆迁”。美国的有偿征收制度是这样设计的：

美国联邦宪法对政府实施强制征税来保护公民的财产。在《权利和自由法案》（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中，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规定在保护公民私人财产的同时默示了联邦政府享有行使有偿征收的权利，条件是正当程序、公共使用和公平补偿。其中公平补偿常以“对公众和私有财产所有人同样公平”为标准，双方是否能够真正签订合理的征收补偿合同，关键在于被征收人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补偿。具体包括：第一，合理的主体。即不仅财产的所有人有权得到补偿，财产的相关使用收益人如房屋的承租人也有权得到补偿。第二，合理的客体。即获得补偿的对象不仅包括房屋本身，还应当包括其附属物以及与该地产商誉相关的无形资产。第三，合理的估价。即对被征收物补偿的价金应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为依据。而目前对公平的市场价值最普遍的评估方式是各自单独聘请资产评估师作出评估报告（虽然资产评估师的报告并非绝对完美和科学）；如果双方各自独立的评估报告结论相差悬殊，则由法庭组成的陪审团裁定。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认定高出政府补偿价格的评估报告。

德国现行公益征收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规定于德国基本法（宪法）第14条中。依据基本法的思想，一个合宪的公益征收行为，必须予以公正的补偿。同时，为了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在征收时获得补偿，规定对财产进行征收必须依据法律，而且立法必须同时规定征收补偿的“额度”和“种类”有效，这种“无补偿即无征收”的规定，促使财产权保护、征收和补偿在法律上融为一体。

二、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

（一）补偿的概念

在我国，城市拆迁补偿，是指在城市建设和开发过程中，由于拆除房屋而给予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是典型的行政补偿。

（二）补偿的原则和标准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拆迁补偿的原则和标准是在土地征收制度中加以规定的。前文概括介绍了美国征收制度中的“合理补偿”原则，美国的合理补偿所要依据的公平市场价格，既包括财产的现有价值，也包括财产未来赢利的折扣价值。英国则主要按征收土地之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如果被征土地因变为公共用地造成地价上涨，原则上不考虑上涨部分的补偿。

法国实行“公平补偿”原则，在占用被征收财产前，事先支付补偿，公平补偿被征收人的损失。

德国实行“公正补偿”，在征收时的补偿协议价格计算标准，以官方公布征收决定时的被征土地交易价格为准。

根据宪法，日本实行“正当补偿”，其补偿范围主要包括：产权损失、财产损失、失业损失和其他损失等。此外，日本还专门规定了要“按正常市场交易价计价”的原则。可见这里所说的正当补偿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补偿。

由此看来，各国宪法确定的征用补偿程度虽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多少都受到传统宪法理论的影响，有的要求“充分”补偿，有的规定“公平”或“公正”补偿，有的要求“适当”或“合理”补偿。“合理补偿”、“正当补偿”和“公平补偿”，一般说来，是指补偿价值与被征用财产价值大体相当。但“合理”、“正当”和“公平”都是空泛的表达方法，从现实情况来看，认定何为“适当”与“合理”的权力显然握于政府之手，被征用财产的人无权要求。“适当补偿”和“相当补偿”则是一种较低标准的补偿，即只要给予补偿即可。从“充分补偿”、“合理补偿”再到“适当补偿”，从本质上都是不完全补偿。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宪法》仅言明了“给予补偿”，《〈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也只是规定了“公平补偿”，除此之外再无更高层次的补偿。如前所述，“公平”是空泛的说法，对国家“公平”和对个人“公平”的标准肯定不同，而且公平补偿的操作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被拆迁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正当的伸张。所以至少我国立法应规定补偿的标准为“充分补偿”，才可能保护被拆迁人权益。

当前许多国家补偿的标准是按照被拆除房屋的当期房地产市场价格为依据的。我国新《条例》第24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这在我国是一个进步，它打破了以往以房屋重置价作为补偿标准的旧模式，在综合考虑房屋位置、用途、建筑面积等诸多影响房价的因素之后按市场评估价来确定补偿价格，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拆迁免受或少受欺诈。

（三）补偿的法律程序

对于整个房屋拆迁过程，被拆迁人最关心的实际问题是自己能够获得多少补偿，如果补偿能够让被拆迁人满意，就不会存在拆迁难和强制拆迁引发的诸多问题。

根据新《条例》第23条的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在我国，拆迁的补偿方式有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而除了法规有明文规定的情况需要指定的补偿方式外，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货币补偿或者是房屋产权调换。虽然实行产权调换看似对被拆迁人有利，但往往由于被调换房屋不能达到被拆迁人要求或者迟迟不能交房而导致被拆迁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况，对拆迁人并不能进行有效补偿；根据当前国际通行标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货币补偿即金钱补偿是最实用最灵活最便捷的补偿方法，虽然有时实物补偿给人一种真实感，“有房在手，万事不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实际中，“金钱赔偿虽非理想但相当实用”，被拆迁人可以即刻领取补偿金再寻找住房，尽可以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房屋。所以，我们选择房屋拆迁的金钱补偿作为对拆迁人的补偿方式，在此重点阐述金钱补偿的法律程序。

根据新《条例》的规定，补偿的程序分三个阶段：公告、双方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发放补偿款。公告阶段要求政府决定拆迁时在公告中明确补偿的标准，即按照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这也是被拆人的知情权；在双方协商达成补偿协议的阶段，被拆迁人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发表意见，也可以自己聘请资产评估师对被拆迁的房屋进行价格评估，双方确定具体的补偿价格，如果不满意政府的补偿价，可以依法提讼；在发放补偿款阶段，拆迁人应当尽快将补偿款发放给被拆迁人，使被拆迁人因拆迁受到的损失降至最低。

在政府的拆迁补偿中，各个阶段都应该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来进行，这样才能保证被拆迁人得到合理补偿，防止行政部门，法律程序一方面是对行政部门行使职权的监督，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拆迁工作的效率。拆迁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权利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以严格的行政程序规范拆迁补偿，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拆迁矛盾，同时防止因拆迁引起的被拆迁人以过激方式对抗拆迁的事件。

（四）当前拆迁补偿的难点及处理办法

我国新《条例》第4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该条的规定，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是否给予补偿；二是给予何人补偿。对于是否补偿的问题，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关于补偿与安置的对象，我认为是补偿的难点。

根据新《条例》第4条的规定，补偿与安置的对象是“被拆迁人”，而根据该条第三款的规定，被拆迁人的范围限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所有人也就是所有权人。也就是说，拆迁人仅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进行补偿和安置。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房屋所有权人与其所有物之间的关系日渐复杂，所有权人有时只是所有物的法律上的归属主体，对于所有物的占有、使用甚至收益权越来越普遍地由所有权人以外的其他人享有，存在于所有物尤其是房屋之上的其他权利日渐增多，主要包括债权如承租人的权利、用益物权如承包经营权和典权、担保物权如抵押权。在被拆迁的房屋上存在所有权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的情况下，仅仅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就显得不尽合理，也应当同时规定对因房屋拆迁而受到损失的其他与该房屋有直接关系的权利人进行适当补偿。

常见的对非所有人被拆迁人的拆迁是租赁财产的拆迁。如果财产所有人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此时发生征收，那么承租人的财产权将受到影响。我国新《条例》第13条第2款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27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根据这些规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此问题，目前一般作如下处理：出租房屋被拆迁，若建设单位安置的新房，产权仍归原房主，原房屋已存在的租赁关系依然有效，可按租赁合同继续执行，出租人不得以拆迁为借口，终止租赁合同，收回房屋，意即“拆迁不破租赁”，但因所补偿安置的房屋与被拆迁房屋原状有所不同，租赁双方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租金作相应的调整。已租赁的非居住房屋被拆迁时，建设单位可根据使用人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安置新房或作价补偿。如果采取安置新房的形式，原租赁关系可继续保持；如果安置后的房屋，不适合承租人原用途，房屋租赁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承租人的用房由建设单位另行安置，如果采取作价补偿的形式，房屋租赁关系自然解除，承租人的用房由建设单位安置。

房屋抵押是指房屋所有人以房屋作为抵押物，向债权人担保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抵押房屋的所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新《条例》第30条规定：“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我国《担保法》对于怎样在拆迁过程中保护抵押权人利益未作规定，仅能参照抵押权的实现理论；建设部《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38条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将已设定抵押权的房地产列入拆迁范围的，抵押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抵押权人；抵押双方可以重新设定抵押房地产，也可以依法清理债权债务，解除抵押合同。”依据相关法规和有关担保的理论，抵押房屋拆迁补偿目前一般作如下处理：补偿形式可以实行产权调换，也可以作价补偿。对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重新签订抵押协议。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规定期限内达不成抵押协议的，可以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并对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做好勘察记录，办理证据保全后，实施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时，抵押人应当以偿还的房屋作为抵押标的物，并与抵押权人重新签订抵押协议。为了维护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产权调换后原抵押关系应当继续维持，抵押人不能以此为借口擅自解除原抵押关系。在拆迁的期限内，抵押人如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形式，应当与抵押人就调换后的房屋作为抵押标的物达成原则上的一致，拆迁人对此给予补偿。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作价补偿的，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重新设立抵押权或者由抵押人清偿债务后，方可给予补偿。如抵押人选择作价补偿形式的，应当先由抵押人偿还抵押权人的借款，然后再领取补偿金。由于拆迁，被拆迁人可以解除原抵押关系，但不能因此侵犯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被拆迁人无力先还清债务，拆迁人有权暂不支付补偿金等，抵押人、抵押权人、拆迁人三方共同协商一致后，再向抵押人支付，以保证债权的实现。

而拆迁房屋上的其他权利人的补偿，可以参照租赁房屋拆迁和抵押房屋拆迁补偿的做法，对被拆迁所有权人和非所有权人作出补偿。

综合上述分析，我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法中对拆迁过程中补偿问题的相关规定不甚详尽，首先应当确立“充分补偿”原则，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补偿的项目详细做出规定，以便对政府的补偿起到监督和限制的作用，同时使被拆迁人对补偿的原则和项目有了充分了解，更有利于保护自身的权利；其次，应当从立法上明确对房屋使用人的保护，新《条例》第4条规定拆迁人仅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进行补偿和安置是不全面的，应当规定，拆迁人对因房屋拆迁而受到损失的其他与该房屋有直接关系的权利人进行适当补偿，或者将“被拆迁人”界定为“所有人和其他与该房屋有直接关系的权利人”，在保护房屋所有人利益的同时同样使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得到全面保护，以体现立法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9篇：城市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旧城改造步伐的加速，拆迁悲剧正在一幕幕上演。从近几年的房屋拆迁案中可以发现，房屋拆迁的大范围进行给许多被征收人的利益遭到侵害，尤其是暴利拆迁，其对房屋所有者的权利侵犯尤为严重。当然，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问题的出现也不是一两个简单的原因就能解释的，它涉及到物权法上的土地制度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然而，笔者在此仅就行政法的视角，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这一原因进行探讨。

二、房屋拆迁中行政权力制约必要性分析

为了对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行政权力滥用进行规制，就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从根源上的行政权力进行制约。那么，房屋拆迁中的行政权力制约意义何在？权力滥用的控制为何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造成行政权力滥用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行政权制约的必要性。

（一）地方拆迁财政对行政权滥用的影响

政府滥用权力进行拆迁，说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近几年来，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受巨大的利益驱使，借助手中相对多的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政府可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拆迁，谋取大量的财富。将土地从居民那里拿来之后，地方政府要么亲自拍卖，要么通过地方政府拥有的地产公司转手土地，其中差价经常以倍数计。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难怪地方政府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了。这几年，土地收入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二）从经济学困境角度看权力制约的重要性

当政府的权力运作范围远超其应存在的范围，就导致了权力滥用。权力生于权利，行政主体的权力来自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当权力的行使没有了界限，那么这种保护会变相成为一种对抗与违背甚至伤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我们很难改变政府追求利益的驱使，很难改变开发商与政府双赢的共同利益情形，更难以设计出在当前局面下政府与被拆迁人双赢的方案，所以笔者认为拆迁体制中遇到了经济学困境，且这一困境经济学一时无法解决的，立法对权力的制约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腐败与矫治就成了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难题。城市拆迁案中，由于权力的运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侵犯了权利，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制约权力的良药。

三、行政权力制约对拆迁体制的完善

如前所述，行政权力制约对我国房屋拆迁问题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当前的房屋拆迁现状，我国急需对相关立法进行修订，对拆迁体制进行完善，并且始终以行政权力制约为主线，深入贯彻到立法与实践中，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两方面的进步：即理念与技术。新条例在理念与技术上都始终贯穿着制约行政权的核心。首先是“拆迁”一次改为“搬迁”，这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一种尊重，更是从立法术语上否定原本的野蛮的、政府说了算的公权力独当一面的“拆迁”；其次，新条例在具体规定上也充分落实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征收人地位的尊重。新条例的修改是一针见血的，它直击问题的要害，防止行政权滥用的发生。结合新条例的修改，笔者将在下文对制约行政权力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阐述与总结。

（一）政府角色纠偏：前提

1.公共利益拆迁的独立

政府代表国家作为房屋征收主体的正当性基础是征收目的的公共利益性。然而，近几年来，打着旧城改造的旗号，政府与开发商，政府干涉非公共利益拆迁的情况频繁出现。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房屋拆迁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商业目的的拆迁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何谓“公共利益”？这是摆在立法者以及法官面前的难题。公共利益的判断牵涉到被征收人的根本利益，同时涉及政府是否有权参与该征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给公共利益下一个准确定义。

此次新修改《条例》第八条采用列举式方式对公共利益征收的情形作出了规定。笔者认为，其中第（三）项所列公共事业太宽泛，容易被有关部门钻空子；第（五）项的旧城改造条款没有解决当下拆迁中的问题，很多开发商联合政府就是以旧城改造的名义进行强制拆迁，然而旧城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拆迁决定是否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都是还很有争议的问题，这一条款明显太宽泛；第（六）款是个兜底条款，无疑又是个漏洞，“其他”二字几乎把前五项所列的意义都抹去了。

2．行政权与司法权平衡

《条例》第二十八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与原条例对比不难发现，行政强制拆迁被取消了。这是此次修订做出的又一大举措。《条例》将强制执行权交给了法院，作为拆迁过程的中立者，法院作为强拆主体，审查行政主体的申请，是较为合理的。这是很明显的对政府行政权的制约。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既是做出征收决定的一方，又是与被征收人做出补偿协议的一方，强制执行权的行使会导致政府的权力滥用，无视被征收方的权益。笔者认为，把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是将权力在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合理分配，使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对平衡，也是对行政主体的一种监督与制约。从此，政府不再是强制拆迁的主角，这种角色纠偏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悲剧的发生。

（二）监督机制完善：关键

监督机制的建立是有效制约行政权力、防止行败的手段。权力没有限制，很容易被滥用。作为行政权制约的理性选择，行政监督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减少行政权制约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第二，防止、减少和化解行政权制约过程中的冲突；第三，鼓励行政官员为公共利益积极、能动地运用行政权，使行政权更好地造福社会。

1．司法监督

由于司法机关具有被动性，它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维权得以实现的。加强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就是赋予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诉讼权利。新《条例》首次规定被征收人对行政主体做出的征收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这样一来，亦可弥补立法对公共利益拆迁定义的不足，被征收人有权质疑政府的征收决定，同时法院经过严格审查作出裁判。《条例》首次突破了以往只有补偿、安置可以提讼的限制，从源头上遏止了权力的滥用。政府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过程中因公共利益问题引起的争议不在少数，然而以往都是政府“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政府自己裁决其与被征收人的争议，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2．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民主的权力源自权利对其的制约。在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充分听取民众意见与建议是遵守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权的必然要求，充分尊重被征收人的看法、保护被征收人利益是合法征收、文明征收的条件。将公众参与引入征收，将有利于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肆意扩张，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保障征收的顺利进行。在如今这个文明的法治社会，民众（尤其是权利人）的心声与诉求需要被倾听，权力行使者要接受大众的监督与质疑，这样，征收等公共事业建设才会更加透明。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政府及负责征收的各级部门应及时、如实地将有关决定过程与结果予以公告，并告知民众提出异议主张权利的渠道与方式。具体说来，征收过程中，有以下方面需要公众的参与：

（1）征收决定。针对旧房改造，改造之后更大的受益者是被改造的旧房的户主，因此，接不接受征收，有无必要征收，应该由被征收人自己决定，至少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新《条例》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努力，然而在最终定稿上还是取消了。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以一定的方式通过立法加以规定。若是以较直接的方式规定，则可以一定比例的被征收人同意为征收决定的前置条件；若采用间接的方式，则有关部门应该组织被征收人参加听证会，科学论证是否征收。总之，在旧城改造方面，立法上不能空白，否则行政权力的滥用难以根除。

（2）补偿方案。新条例中关于补偿的规定被认为是一大进步。补偿方案在征求意见阶段就要公布，有利于政务公开透明化，有助于被征收人提前在心中掂量补偿标准，同时可以促进补偿协议的达成。我国现今很多拆迁案中的“钉子户”大多因为补偿问题与政府达不成一致或拒绝履行补偿协议而产生，给拆迁工作带来很大阻碍。公开补偿方案、组织听证、鼓励公众参与能从很大程度上防止矛盾的产生，有利于合理、公正、公平地补偿被征收人。

（三）拆迁程序规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