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理论来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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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对于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加大了人对世界认识的偏差（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变了社会活动的本身。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活动的把握，也许最需要注重的是对人本身特质的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也许是思维与心理活动在社会环境及进程过程中的波动特征。

在经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特别强调了“理性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用”这一前提，这是对“资本主义行为”十分深刻的描述。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逐利的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经济现象。每个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这种追求可以导致整体的帕累托最优，从而鼓励个体对利益的无限追求，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以保障个体的利益追求的自由为目标。然而又有理论证明，个体的理性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个体的逐利理性冲动始终引导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泡沫的产生，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理性预期又始终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这些过程中，对人的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一系列经济现象。

第2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

第3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同志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理论结合实践，单方面地依靠“本本主义”或是“经验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少走弯路。理论知识源自于实践的土壤，而不是理论研究者闭门造车的产物。没有实践的根基，只能筑起“主义”的乌托邦，最(来源：文秘站 ）终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清谈，其结果及其价值必然遭受怀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理论指导实践”，尤其是哲学理论，对实践有着各个层面的影响作用。所以说理论与实践互相依托，密不可分，相依相辅，在实际工作中，只有运用好这两个工具，才能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否则不但阻碍工作进度，还将走上错误的道路。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理论代表的发展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让富人领导穷人富起来的理论，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理论，集体农民走向分散单干理论，市场经济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等等，都有力地指导了工作实践，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有力指导。

第4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第5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关键词：价格联盟；卡特尔；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F726.8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前进，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很多产业中呈现出了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特点，而这些寡头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和行业的整体利益，很多组成了以价格联盟为主要形式的卡特尔组织。这种以价格联盟为主要形式的卡特尔组织不是我国独有的，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卡特尔组织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过，并在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占据过重要位置。本文将从价格联盟的形成动因这一新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推出价格联盟的形成机制，并分析我国针对价格联盟垄断性做出对策的原则。

二、价格联盟的形成动因模型

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如果寡头厂商之间不达成一致的价格或产量协议，而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达到均衡稳定的价格和产量，那么不论寡占市场符合非合作博弈的古诺模型、波特兰模型还是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则相对于垄断厂商必然会导致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产量，这对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福利的增加是有利的，但对于寡头垄断厂商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它们的利润被压缩了，这种局面是寡头厂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它们就有动机进行谈判，进而达成协议来维护利益，从而造成了价格联盟形成的根本原因。基于非合作博弈模型，下面以联合定产的古诺模型为例，来推导厂商的利润。

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产业中有两个厂商，设q1、q2分别表示厂商1和2的产量，则市场总供给Q=q1+q2，令市场的需求函数为p=a-Q，同时假设厂商的边际成本为常数c。则厂商1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若一对组合（q1*，q2*）是纳什均衡解，则一定满足下面的利润最大化：

而在垄断的情况下，也就是厂商们采取合作的策略的情况下，可以看到：

此时，垄断产量qL=q1+q2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三、价格联盟形成机制分析

由于价格联盟的天生不稳定性，价格联盟的形成以及保持稳定必须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作用，以卡特尔理论和上文的理论分析作为基础，主要是以下几种因素促成了价格联盟的形成：

1、产业结构呈现寡头垄断的特征，为价格联盟卡特尔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条件。市场竞争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导致优胜劣汰，资本也进一步向规模大、运行优良的企业集中。在这个时期，分散经营不再是市场的主要特征，企业的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大量的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也更加的集中，在市场上的话语权也进一步提高。这种趋势的发展显示了很多产业进入了垄断竞争阶段，这也为价格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

我们以彩电行业2000年6月成立“中国彩电企业峰会”为例，在当时加入这一价格联盟的九大彩电厂商在2000年4月份的市场占有率如表1。（表1）

我们可以从表1中看到，这九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高达七成，此时的彩电市场已完全呈现了寡头垄断割据的态势。从经济理论上来讲，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卡特尔组织是不会形成的。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只是价格的接受者，没有能力对价格的形成施加影响，也就无法通过达成协议来形成联盟，所以一个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是卡特尔组织能够形成的基础。

2、市场激烈的竞争导致价格降低，甚至已经接近成本，这是价格联盟形成的一大诱因。我们同样可以从表1中看到，这九家厂商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已达70%，但销售额只有不到60%，与此相对应的是，索尼的销售量只有4.31%，但其销售额却高达12.05%。这说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价格战，国内品牌虽然占有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是价格战也导致了产品价格下降、利润微薄。据统计，彩电行业的利润率已不足5%。寡头企业为了避免互相压价，获取高额利润，从而结成价格联盟来维护高价。

在寡头垄断竞争市场的厂商由于它们相互独立，并不能够像垄断厂商那样，取得产量和利润的最大化，反而由于各个寡头之间相互竞争，为了保持和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相互压价，它们的收益变得非常微薄。这里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博弈论中非合作博弈模型来分析。假设在一个垄断竞争的行业中有两个寡头企业，它们各自独立地进行生产和制定价格，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协议，任何一方降价都会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而扩大收益。而如果其中一方降价而另一方不降价，则不降价的一方因为其市场份额大幅下降，会承受巨大的损失，其博弈模型如下：

其中，R代表开始时两个厂商的收益，R'＜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和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模型中，显然是（不降价，不降价）组合是最优的，但是在两个厂商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博弈结果并不是最优的（不降价，不降价）组合，而只是存在（降价，降价）一个纳什均衡解，显然对于两个厂商来说，这个组合远比开始时的组合差得多，两个厂商在经过价格竞争之后两败俱伤。这里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寡头之间会存在价格竞争，也说明了价格竞争带来的后果。

价格竞争导致了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不景气，企业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特别是当市场的集中度到达一定程度时，各个垄断寡头就会开始寻求合作，以价格联盟等形式来维持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张伯伦的早期研究表明，当市场中最大的8家厂商拥有大于或等于70%的市场份额时，寡头之间的相互依赖就会明显的出现；而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一集中度的数字可能要远小于70%的水平，所包含的厂商也要更少。如一项研究表明，当最大的两家厂商的联合市场份额达到25%～35%时，产业绩效就会从竞争向垄断演变。

3、监督惩罚机制的有效性对价格联盟的形成及保持稳定至关重要。根据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卡特尔组织天然地存在着不稳定性，总有作弊的诱惑存在。举例来说，假设两家同一产业的垄断寡头组成卡特尔，两家按使得行业利润最大化的产量（y1*，y2*）进行生产，厂商1稍稍增加产量后，其增加的边际利润就是：

因此，如果厂商1预期厂商2的产量不会发生变化，那么厂商1就会相信提高自己的产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即使各个厂商都认识到提高产量对于整个卡特尔的利润有损害，但如果每家厂商都认为另一家厂商会遵守产量限额，那么它们就都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增加产量，从而卡特尔协议失败。甚至有更坏的情况出现，一家厂商预期到另一家厂商会破坏协议，增加产量，它为了强占先机，首先增加产量以便更多地盈利。

这种作弊的诱惑总是存在的，一个价格联盟要想稳定，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必需的。有关的博弈论实验证明，针锋相对的策略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即如果一个厂商擅自降低价格，别的厂商也采取同样的策略来报复它。特别是以协议的方式使这种方法成为一种可置信的威胁时，想要降价的厂家就会预期到降价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放弃降价行为。

4、价格联盟的成立或运行必须要经过政府或法律的允许。由于价格联盟是一种非市场经济手段，它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竞争，对于市场机制的运作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因此，这种行为在很多国家是不被允许的，它们出台《反托拉斯法》或《反垄断法》等来规范企业或产业的定价行为，以保证市场运作的正常进行。在我国还没有这方面专门的法律，这方面的约束和惩罚措施还不完善。当然，价格联盟有公开性和默契性之分，同时各个国家对卡特尔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在这方面比较严厉，而德国和日本相对较为宽松，同时理论界也对政府的管制存在很大的争议，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还需要根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探索。

四、我国针对价格联盟垄断性的对策原则分析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一方面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的完善等，使得市场经济在我国进一步确立；另一方面从我国工业化完成的程度看，根据普遍的公认，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中晚期。这个时期与发达国家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基本一致，在经历了完全竞争阶段的优胜劣汰之后，这个时期不再与竞争时期的分散经营一样，而是大量的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相对的更加集中，很多产业进入了垄断竞争阶段。面对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产业步入垄断竞争阶段和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现实，我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维护和规范经济的正常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经成为一个更为现实和紧迫的课题。

在国外传统的针对卡特尔垄断的方法和政策措施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基于SCP分析范式的理论，认为市场结构是核心因素，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严防垄断，美国政府对垄断组织的严厉政策就来源于市场结构主义理论；另一种是所谓的“效率学派”，认为效率是评价一个经济模式的最主要指标，市场竞争机制是最有效率的模式，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同时认为大企业更容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更容易实现高效率和高绩效。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建立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可能也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只能是借鉴已有的理论和经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坚持自主创新，来找到适合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办法。

1、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的垄断寡头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这是我国寡头市场最为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寡头垄断企业的公有制属性对于价格联盟的形成和保持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民航公司的“价格协议”就是在民航总局的牵头下达成的。公有制的寡头企业由于其公有制的属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企业家缺位”问题，企业并不会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这必然就会导致市场机制作用的偏离。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合作博弈关系在政府管制作用以及企业行政目标的影响下，更加容易转变为合作博弈关系，并且由于强制力的存在更容易保持稳定。

2、我国的国有寡头垄断企业大多异常庞大。特别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水电、通信等方面，这些企业不但庞大，而且数量很少，远远大于张伯伦所研究提出的形成卡特尔的企业比例标准，即市场中最大的8家厂商拥有大于或等于70%的市场份额。以移动通讯为例，现在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企业。企业规模的庞大使得针锋相对策略的实施威胁变得异常可置信，每个企业都会预测到一旦自己破坏协议，擅自降低价格将会遭受异常严厉的报复，这使得价格联盟的稳定性大大提高；同时，企业数量很少将会有利于监督和观察，这些都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价格联盟。

3、计划经济同一定价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在很多的政府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中，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中的定位问题，政府传统的“大家长”思维仍然存在，国有企业的依靠政府思想也仍然持续。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改革的基础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以计划为准则建立的，它的不合理性是非常突出和明显的，政府一直在改革产业和市场结构，并已经初见成效，这一点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中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一直很侧重产业结构的研究，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确实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先天弱点一定要通过政府政策的指导和强制来改进；另一方面政府要做的是一个指导和管理者，而不是参与者，像民航总局以“损失是国家的”为理由联合多家航空公司签订价格协议，结成价格联盟，就不利于市场通过竞争来进行正常发展，也不利于人们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对于不管是基于“传统”的还是“现实”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方面，对于阻碍市场竞争的垄断组织，要以提高效率和绩效为准则，大胆改革和约束；同时，要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改变计划经济的旧观念，调整自己的角色，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做好管理和监督工作，而不能成为一个妨碍市场竞争的参与者。

第6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关键词：会计方法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一、引言

会计理论研究是以20世纪初斯普拉格的《账户原理》(1907年)和佩顿的《会计理论》(1922年)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传统的研究时期，这一阶段所采用的方法称为“规范研究”(NormativeStudy)。规范研究通常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标准作为分析处理会计问题的标准，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异军突起。经济学成为实证理论的主要推动力量，实证研究方法首先通过金融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进入会计研究领域。1968年，鲍尔和布朗关于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研究可视为实证研究的萌芽。1976年，詹森(Jensen)发表《罗切斯特学派宣言》。反对以特定价值判断为指导的传统会计研究方法，提倡要建立实证会计理论。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于1986年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经典之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证研究方法已成为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主流派。美国会计学会权威期刊《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刊发文章的基本标准是“该成果是对会计思想做出重大贡献”，该期刊偏好具有实务相关性的论文，“纯规范性或描述性的论文一般不会被接受”。其他知名度较高的会计类期刊如《会计纵横》(Accounting Horizons)、《会计和经济学月刊》(Journal ofAccountingand Economics)、《会计论丛》(Issues in Accounting)也不接受纯理论性的文章、论述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或论述不使用大规模样本检验的文章。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休谟在《人性论》(1739)中指出，人们不能从“是”的命题推断出“应是”的命题，这一论断被布莱克贴切地命名为“休谟铡刀”(1970)，并成为人们公认的区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标准。

(一)规范会计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规范会计研究是探讨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方法论，它通过一系列会计准则的规范性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化会计实践应该是什么。规范会计研究的优点：一是研究方法成熟。归纳法或演绎法是规范会计研究主流方法，这两种方法历史悠久，逻辑性强，容易掌握，易于理解。二是适用范围较广。规范研究可以不受预定模式的束缚，把理论概念或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上。该方法既能适应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也能适应会计基本概念及会计应用理论的研究；既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三是研究结论针对性较强。规范会计一般围绕确立的会计课题去搜集相关资料，继而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分析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可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范会计研究的缺陷：一是价值不中立。规范会计研究强调价值判断，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偏好会影响所搜集的资料和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二是逻辑前提缺乏检验。规范会计研究强调证实性而不强调证伪性。但为证实论点所依据的逻辑起点假设却未经过验证，很多理论仍属于学术上的推论。推导结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前提假设，如果前提假设错误，则结论就成为“空中楼阁”。三是定性描述难以识别会计问题的本质现象。规范研究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是侧重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纯粹的定性分析难以揭示事物间微妙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入剖析各种会计现象的规律性，其结论因不具备可检验性而降低可信性和可操作性。

(二)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是描述关于会计现象“是什么”的方法论，它为解释现行会计实践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一是精确具体。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实证会计突出数学在建模和数据分析中的作用，通过定量深入剖析各种经济现象的规律性，既能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具体化和精确化，又可减少由于概念、运算手段等方面的不确切而产生的无谓争论。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超越现实的观察，并推导出新结果，发现直觉无法获得的关联关系，从数据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从而提升会计学理论的科学性，特别是其具体论断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基于此，使得监管部门有可能摆脱会计寻租、政治游说等道德观念的外部性困扰，在会计理论的许多论断上达到某种一致性，并且在其立场上保持某种中立性。二是拓宽会计研究领域。实证会计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大量引进经济学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为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供新的概念框架，把会计研究领域扩展到研究资本市场，如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会计政策选择、会计行为研究等，从而使我们对会计理论的认识又进一步。三是遏制学术腐败。实证会计不做重复性研究，每项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为所研究领域增添新内容、创造新理论。实证研究为防止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扭转不良学术风气提供平台。四是突出预测功能。实证会计得出的结论不仅阐释观察到的会计现象，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现象以及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搜集、分析获得系统性数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实施会计预测。五是体现科学性和实践性。实证会计从会计假设人手，对规范会计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进行检验，进而证实或证伪规范会计研究结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研究目标侧重现实，而不是理想，紧密结合会计实务，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实证会计研究的缺陷：一是经验检验与理论分析脱节。任何经验研究的设计都要求理论构建，实证理论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包括理论假设，而很多理论假设都是基于委托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委托理论研究中，决策者通常被假定为效用最大化者，并且其行动被置于一个竞争性市场系统内。这些假定(Assumption)成为公式化可接受实证检验的假设(Hypotheses)，在研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决策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中心是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观念。虽然经济理l生观念为严谨的数学分析提供出发点，但是经济理性的基本条件已经成为争论的主题。作为行为动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观念和作为交易发生的组织场所的市场理论是植根于经济理性的两个基本条件。现有大量的经验证据显示，个人不具备边际分析(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理性，完备的有效市场也不存在。二是核心论断的或然性。在实证会计的结论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关于会计问题的预测论断，预测是面向未来的，而经济活动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会计理论的预测只能说明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是概率极大的，但它仍是或然的、应然的。“事实本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马歇尔语)，“事实自身不会说话”(萨缪尔森语)，若想要事实说话，就必须对其加以说明或解释。

而作为“经济人”的会计学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解释者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掺杂其中。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一切经验证据都是受评价者的背景知识或世界观的影响。于是对同一事实往往会有不同的说明或解释。如wimes(1994)以澳大利亚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与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非审计服务收入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呈负相关。Barkess和Simnett(1994)也以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为样本，经多元回归分析，却得出“非审计费用与非标准意见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三是论证工具缺陷。数学的优势以及数学大规模运用依然不足以消除会计学科属性上的困惑。严格地讲，会计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惟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数学方法是对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经济理论本身。经济是一个数据生成过程(Data GeneratingProcess)，是一个复杂的、不可逆的非实验系统。无法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多次重复的实验，从而得到多组随机的实现值。而实证会计在运用数学分析时，只能将某个确定的经济变量值看成是某个随机过程的一个实现值。作为会计研究工具的数学本身也具有先天性理论缺陷。从2500多年前芝诺悖论引发第一次数学危机起，到非欧几何、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罗素悖论，经历数次灾难性打击之后，数学理论自身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以及某些核心范畴难以严格定义的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数学家承认。运用抽样方法采集数据时存在抽样误差：运用数学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假说检验，推断总体时存在推断误差。因此，有限的样本很难充分模拟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四是有些研究对象难以量化。数学的用途是广泛有效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实证研究是用数学公式来描述经济规律和模拟经济运行，但经济规律本身也是相当复杂，将经济规律简单化、公式化，其运行结果往往有一定的误差，这种误差有时是可以接受的，有时则与实际运行结果不相符合。会计问题涉及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变量因素，这些变量因素含义比较模糊，性质难以准确界定，因而难以量化。而现在的实证会计往往利用替代变量来表示。如独立性以审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意见的数量为替代变量，审计调整作为审计师应有职业谨慎的替代变量。这样的模型将会计非人性化，将经济活动中人的活动机械化、程式化，其效果可想而知。五是时间上的滞后性。实证会计必须等到某一会计问题出现很长时间，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

三、我国会计研究范式的选择

实证会计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是不争的事实。规范会计没有能够取得与实证会计相比肩的地位，然而，它的顽强存在和自主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证券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基于中国国情，本文认为，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近代量子物理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曾经说过，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面的往往是另外一条深刻的真理。既然规范与实证各具特色，那么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善策。理想的选择是消除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进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合。经济活动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的一面，二者缺一不可。会计实践规律的刚性制约，又受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会计学要对具有如此双重属性的经济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就不能不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规范性。从认识上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对会计问题本质规律的认识；从质和量的关系来看，事物的质和量是密不可分的。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量是表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的数量的规定性。质是量的基础，并对量起制约作用；量是质的必要条件，任何事物都有其数量界限。实证会计侧重定量研究，规范会计侧重定性研究，定性分析是基础。在研究中起预见和指导作用；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精确化，在研究中起着证实和纠错作用。会计理论研究应该是两种方法的统一，这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实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做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规范为主，实证为辅　回顾我国会计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规范理论一直是主流范式，实证研究居于从属地位，以假设检验型为特征的实证会计文章在我国会计研究的权威期刊上并不多见。本文认为，这种状况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主要原因：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实证会计必须以经济理论和运行机制及经济行为作为研究主体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离开了理论分析的指导，会计研究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理论不仅指西方经济理论，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问题尚未最终讨论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因此，目前的实证会计大都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之上。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虽然有些西方经济理论假设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直接将西方现有的模型应用于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忽略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从而也就忽视了实证分析完整的理论基础，致使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甚至得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其次，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比弗(Beaver)认为，美国实证会计研究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散化，机构投资者比重较大，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反观中国的公司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股权交易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尚不发达。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监事会职能缺位。大股东根据上市公司业绩状况，决定给予“抽血”或“输血”。从实证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上市公司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从方法论上影响实证会计研究的可信性。第三，我国企业经济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准确、及时与否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精确性。目前，由于我国统计水平不高，不仅可供直接使用的数据很少，口径不一的现象多，且已有的数据的可容性、连续性和可比性都存在较大问题。我国会计规范变迁较为频繁，加之我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明显的“政策市”，股价变动多与政策出台有关，这些情况也严重影响数据的可比性。在问卷型调查中，非应答(NoResponse)问题可能严重，有40％的应答者就算幸运。由于保密性质，有些数据只能以高度加总的形式公布，不能告诉我们有关微观单位的情况，而这些才是研究的目标。一些地方部门或单位的领导受利益驱动，以权扰数、以数谋利等违法行为滋长、漫延，加之会计信息失真已成一大流弊，会计造假前仆后继，数据的真实性大大折扣。把虚假的数据放进即使正确的模型中，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可信的。第四，实证研究型会计人才匮乏。实证会计不仅需要扎实的财会知识、经济理论知识、较完备的数学知识和一定的计算技术，同时还要具备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但由于历史的和学校教育专业设置等原因，当前在我国这类文理渗透、经济与数学皆精通的人才仍是凤毛麟角。在1997年之前，我国的实证会计主要是引进、介绍西方成果，此后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模仿，真正能够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模型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更有甚者，为显示自己研究水平之高深，一些学者刻意采用一些形式上看似完美的数学模型符号或是把简单的会计理论数学模型化。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及附庸风雅的风气对我国的会计研究百害而无一利。第五，实证的现实预测效果不尽人意。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许多政府机构和科研单位都尝试采用实证模型进行经济预测，但预测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仅以股票价格的预测为例，股市可以说是数据资料很充分，很准确，也很有条件根据各种资料拟合计量经济模型的场所。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运用高深的随机微分方程和非参数统计方法来研究金融市场问题，但至今收效甚微，另外盛行于股票市场的股市行情分析软件，始终无法准确预测股票市场走势。

第7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关键词: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4-0086-01

在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高效经济学的教学既面临着机遇,也存在着挑战。通过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教学目标,能够使学生的知识能用、会用、用得上,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真正使学生与企业岗位零距离对接;学生能够成为重实践、会操作的综合性人才;同时培养学生行业通用能力、岗位专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专业核心能力;实现学生自身价值的同时,并且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无疑是明智之举。

一、按照重实践、求创新的原则制定教学目标

(一)注重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能力培养应是全面性、综合性的,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之前,应注重学生道德品行的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与各类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都具有交叉性,因此,我们必须从学生的德智体美诸多方面加以引导和教育,使得学生在踏入社会之前,具备职业人的基本素质。

(二)以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岗位专用能力与行业通用能力为主线

教学目标体系要以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必须建立一套较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理论够用、实践操作能力强的T型复合人才”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完善理论教学体系和进行理论教学检验的实践基础。经济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实践教学的理论性强。经济学专业有很显著的理论学科特征,其课程体系及内容都紧紧围绕理论经济学设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规定,经济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当是能够从事经济分析、经济预测、经济规划和经营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从这个意义上看,实训室的实验教学既是理论教学,也是实践教学,而且,实验教学是比理论教学难度更大、更复杂的教学。其二,经济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具有更高的理论指导性。经济学理论大多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化,理性的经验思维方式方法直接塑造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实践教学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要挖掘学生的实践潜质,把所学理论融会贯通于运用,把实践行为置于理性的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其三,经济学专业教学实践绝对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创造性地应用。同时,应积极整合企业的资源,实现校企合作,日常教学活动尽量体现真实的工作环境,并且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为下一步的顶岗实习创造良好的条件。教师也应积极参与到企业活动中去,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重点、难点,与企业家深入探讨经济形势,把生动鲜活的案例引入中,从而避免了理论知识的生搬硬套,从而不断提升教师的基本业务素质。

二、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一)基础实践课程

如前所述,经济学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生必须具备综合能力,因此,在课程体系中,要加强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以及外语应用能力。作为应用最广泛的计算机技术,是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工作中的基本分析手段,并且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辅助工作的完成;外语的沟通能力也是尤为重要的,随着我国与外资企业合作步伐不断加深,能够用流畅的语言表达是必不可少的技能,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广泛,作为复合型人才,外语教育突出了实用性和专用性。因此,对于基础实践性课程的教授不应轻视。

(二)专业实践课程

课程实验课专为与相关课程直接联系的经济学分析而设计,此类实验课要在掌握了基础的分析工具之后,结合相关课程具体内容,专题从事课程内专业性理论问题的验证和应用实践。课程实验课的课时与相关课程直接结合,合并到课程总课时内,根据课程的具体需要设计,分布于课程内容的不同阶段,由专业任课教师掌握。要求通过课程实验课的实践,更加牢固地掌握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动手能力。

(三)综合实验课程

第8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业绩的定义

业绩(performa。Ce)，又称绩效，是企业在管理活动经常涉及到的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对于这个概念，管理学界有着不同的界定。一种思想认为，绩效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特定的工作职能或活动产生的产出记录。这种思想对绩效的界定来源于工作的角度。另一种思想对绩效的界定来源于行为的角度，如著名经济学家坎贝尔认为:“绩效是人们所做的同组织目标相关的、可观测的事情”。博曼和穆特威德鲁认为:“绩效是具有可评价要素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个人或组织效率具有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由这两种对绩效的界定可以看出，业绩是一系列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仅仅关注行为或结果都是对绩效片面的理解。因此对绩效的界定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即兼顾行为和结果。同时业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1)建立的功劳和完成的伟业:(2)重大的成就。而业绩在英文中使用performanCe一词，中文也有译作效绩、绩效的。西方对于业绩的研究较早，早期的研究者认为业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产出和行为。于是就形成了两种绩效理论:一种是绩效产出论.它主张以结果为导向考核绩效。它的主要代表者为:洛克(Locke)拉萨姆(Latham)、普里特查理(Pritchard)，凯恩(Kane)、伯纳(Bernardin)，罗爵(R。dger白)和温特(Hunter)等人。其中伯纳等吸取了凯恩(1986)早期的研究成果，将业绩定义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由特定的工作职能或活动产生的产出记录……工作业绩的总和相当于关键或必要工作职能中业绩的总和(或平均值)。职能应该与所进行的工作有关，而与执行工作的人的特性无关。而普里特查理提出的“生产率衡量与提高系统”的基础就是“产品是组织单位预期完成的活动或目标”，将产品作为绩效的表现形式。然而将绩效等同于任务完成情况、目标完成情况、结果及产出的观点受到了许多理论学家，尤其是心理学家的质疑。这种质疑逐渐形成了绩效的另一种理论，也就是绩效行为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菲(murphy)、伊尔根(1lgen)、施纳伊德(SChneider)，摩曼(Mohrman)、坎贝尔(Campell)等。这种理论主张绩效是个人或系统所作的事情。而并不是产出或结果。这一点在墨菲对绩效的定义中讲得很清楚:“为一套与组织或个体所工作的组织单位的目标相关的行为”。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绩效就是对所做事情的量化，重点在于行为而非结果。

2.2公司业绩

l)公司业绩的界定

通常认为所谓公司经营业绩，即经营成果，是指企业一定期间的经营利润(或亏硕士论文房地产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损)，通常用财务指标来描述。而企业的业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业绩。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内由特定的工作职能或活动产生的产出记录;一种是以行为为导向的业绩，是指与企业目标有关的、可以按照个体的能力(即贡献程度)进行测量的行动或行为。因此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财务指标首当其冲，从沃尔比重评分法到如今财政部等五部委制定的新的效绩评价规则，财务指标评价方法己经发展得相当完善。

2)公司业绩主要内涵

对于公司业绩的理解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理解单指企业的绩效:第二种是我国于1999年6月颁布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中对企业绩效的定义:企业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绩效:第三种是布雷.德鲁普在((绩效管理》中将企业绩效分为组织层次上的绩效和个体层次上的绩效。组织层次上的绩效表现为:有效性(满足顾客需要的程度)、效率(企业使用资源的节约程度)、变革性(企业应对将来变革的准各程度)三个方面:个体层次上的绩效表现为经营者和雇员的努力程度(对组织绩效的贡献)、效率(资源的利用)、特性和能力(知识、技术、专长、应变能力、决策能力等)三个方面。本文对企业绩效的定义为上述第二种，即企业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绩效。

2.2业绩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

2.2.1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马歇尔)认为: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函数关系，生产同一产品，成本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的，设备效能的发挥是随着大批量生产而逐渐增加的，人的管理潜力也是随着规模的扩张而被开发和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分为两种:企业技术规模经济和企业组织规模经济。通常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即企业技术规模经济，它是指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而组织规模经济则指企业规模的扩张，组织资源得以重新分配，企业的人力资源、制度资源以及品牌等资源得到更充分的使用(分工的专业化)从而降低成本。发展规模经济是解决当前房地产企业存在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2.2.2股权结构理论

人们对于股权结构问题的研究最初就是基于对公司绩效的关心。Berle和Means(1932)在名著《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指出，在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散的情况下，没有股权的经营者和分散的小股东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小股东无法对经营者形成有力的监督，这样经营者很可能利用公司资源谋取私利，甚至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这类公司的绩效受到影响。两人的观点实际暗含了一个假设:公司股权越分散，公司经营绩效越差;相反，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绩效会提高。正式研究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始于Jensen和Meekling(1976)。他们将公司股东分为对企业管理决策有投票权的内部股东和没有投票权的外部股东。并认为，由于内部股东与外部股东的目标函数不同，因而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而内部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使其有积极性监督职业经理人，有利于协调内部人与外部股东的利益，从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Jensen和Meckling对经营者和股东之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极大推进了股权结构理论的发展。自Jensen和Meckling以后，国外学者围绕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绩效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大量的研究是以美国公众公司为背景，并且主要集中于内部人持股和股权集中度方面。我国学者近几年来，也对股权结构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我国的学者，在关于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效率方面的研究，都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最先对Berle与MeanS观点提出挑战的是DemsetZ(1983)，他认为，股权结构是企业内部的个人或机构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股票交易而形成的自然结果。因此，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应该存在系统性对应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有什么系统性对应关系。后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经验分析。不同的学者对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指标选取及计量回归模型建立有所差异，得到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就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令人满意的结论。造成这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样本选择、变量定义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设计方面的原因。

2.2.3货币传导机制理论

关于货币政策理论，其主要内容是讲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即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间目标、操作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描述货币政策如何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变动及其实施影响所依赖的路径，是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由于我国的特殊性，与西方那个发达国家吸那个比较，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很大的差异。货币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三类途径进行传导。第一类通过投资支出起作用。第二类通过消费支出起作用。第三类通过国际贸易起作用。而对第一类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又主要有以下观点:其一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货币政策操作、短期利率长期利率、投资实体经济。即由于利率的变动而对投资产生相应的影响。称之为货币渠道。

第9篇：计划经济理论来源范文

关键词:财政;财政属性;财政范围

财政属性和财政范围是我国财政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和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年来它们已不再受到关注,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但它们曾在我国财政理论体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了解和把握这两个问题,对于我国财政学的后来者,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财政属性问题回顾

财政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直接导源于财政本质的争议。不同的财政本质观将得出不同的财政属性论,反过来财政属性分析也将加强和支持自己的财政本质观。

我国财政理论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财政属性问题。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财政本质大争论中,则成为热门话题之一。60年代出版的《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大体上囊括了这一问题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故下面着重介绍之。

邓子基为该书写了《关于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问题讨论综述——代序》,介绍了关于财政属性的争议概况:“这个争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是随着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而逐步展开的。起初,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财政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都是一种上层建筑。后来,有人对上述论点表示怀疑,认为社会主义财政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也是经济基础,肯定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种属性,对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则仍认为是上层建筑。近几年来,有人主张财政是经济基础。其中又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政还是上层建筑;有的同志则主张任何社会形态的财政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1)具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持这种观点的有陈明鉴等人。陈明鉴在《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一文表明了这一观点。该文主要是“从上层建筑的特征来探讨财政的上层建筑的性质”的,认为“财政本身不能生产物质财富,它不是物质的形式”,从而也应是一种上层建筑。此外,他还指出,“财政比之一般上层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财政是伴随国家而来的东西,……国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财政既伴随国家而来,我们就不能否认其依存其他上层建筑——国家的事实。”(2)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种属性。在姜维壮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上属于经济基础,私有制社会的财政是上层建筑》,和叶振鹏的《国家预算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从属于上层建筑》等文中,阐述了这种观点,这只要从论文的题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这种观点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具有两重性,理由是:(1)财政为经济服务的部分属于经济基础,财政为上层建筑服务的部分属于上层建筑;(2)企业财务是经济基础,国家预算是上层建筑;(3)来源于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和用于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经济基础,来源于非生产领域的财政收入与用于非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是上层建筑。其二主张社会主义财政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均有两重性。因为财政作为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但财政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关,所以又是上层建筑。其三主张社会主义财政是(或基本上是)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是上层建筑。因为社会主义财政直接同物质生产密切联系,它参与生产和分配,所以是经济基础,而剥削阶级国家财政则与物质生产没有联系,只是生产过程以外的偶然的东西,所以是上层建筑。

一种观点认为,不论社会性质如何,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这是因为:(1)财政的本质乃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2)财政虽以国家为前提,是国家的产物,但财政不是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能混淆财政的产生与存在原因同财政本身的区别,不能混淆财政本身和服务对象的区别;(3)财政的性质虽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但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性质,国家只起中介作用;(4)应该把财政这一分配关系本身同反映这种分配关系的财政观点、财政政策与规章制度区别开来;(5)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样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不能因为财政具有阶级性与历史性,就肯定为上层建筑。(6)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用途反映着一种分配关系,不能作机械表象的理解。(3)

在《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小册子中,持经济基础观有5篇,超过一半。持这种观点的有邓子基、赵春新、安体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张剩余价值产品决定论的王绍飞,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对该问题的争议几乎停止了。“”结束后不几年,我国财政理论界重开财政本质问题的论战,作为该问题伴生物的财政属性问题,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尽管已时隔十几二十年,但在我国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没有大的变化的大环境下,参加争论的主要还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没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随着人们对于财政本质问题的淡化,我国财政学界对于财政属性问题的争议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学课堂上教师有所介绍之外,基本上不再见诸于财政刊物和论着之中了。

二、财政范围问题回顾

财政范围或者说财政体系的问题,也是与财政本质直接相关联的财政基础理论之一,因而将其与财政属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

在大连财政学讨论会上,几乎每篇论文都涉及了财政范围问题,并且在当时就形成了“大财政”、“中财政”和“小财政”三大类的看法。

1.“大财政”其主张者主要为李成瑞。他认为,“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包括

以下三个部分(环节):(一)国家预算;(二)国家银行信贷;(三)国营经济各部门和国营企业财务。”(4)

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的《财政学》(初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即“财政体系是由财政实质确定的。在我国有计划分配社会产品过程中,属于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货币资金与非集中性货币资金的诸分配关系,构成了我国的财政体系。我国财政体系主要包括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和国营企业财务三个环节。”(5)

2.“中财政”其主张者邓子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决定财政范围。……凡是具备反映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分配,都属于财政范围。不具备的,都不属于财政范围。”(6)因此,“在我国条件下,财政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预算与国营企业财务两大环节。…前者是我国财政的中心,后者是我国财政的基础。此外,财政的范围还包括国家信用(公债)和其他财政资金等方面。”不过,“企业财务虽然成为财政的基础,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全部属于财政范围。……国营企业财务中反映的财政分配关系的那一部分,即体现以国家为主体与无偿特点而与国家预算发生相互关系的那一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财政既不包括全部经济关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贷、等价交换、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分配关系”。(7)这是典型的“中财政”,它由国家预算和国营企业财务的部分内容所组成。

3.“小财政”陈共撰文指出,“我们是主张‘小财政’的”。至于“小财政”包括哪些内容则没有具体指出,而仅谈到小财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国家预算的。(8)不过,通常来说,“小财政”即是主张财政范围仅由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所构成。

此时人们的争论还未涉及预算外资金,是因为当时预算外收入数额过小。在80年代随着其规模的膨胀,预算外资金也自然地被纳入财政范围内,这对于各种财政范围观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此外,还存在着若干处于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介于中财政和小财政之间,但实质主张小财政。翟华林的《关于财政学上几个问题的认识》具有典型性。该文认为企业财务只是财政的基础,但不是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国家财政基础的,不仅有国营企业财务,还有集体经济财务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财务,虽然它们作为基础不及国营企业财务那样大、那样密切,但是,其为基础则一也。…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它与主张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说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进而指出,“把国营企业财务这个基础当做国家财政范围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不好解释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财政与财务的界限。”(9)

应当说,翟华林对国营企业财务是财政基础环节观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国营企业财务分配并不是强制的和无偿的。但他又没有完全提出小财政的主张,而稍微留了点尾巴,将“企业财务”而不是“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的“基础”,这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80年代编写组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实际上受到了翟华林观点的影响。该书主张:“国家预算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主导环节,…预算外资金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补充环节。…国营企业财务是社会主义财政体系的基础”。(10)这实际上退到小财政观上来了,因为在这儿国营企业财务仅是“基础”而去掉了“环节”二字,其实质是将国营企业财务从财政范围中剔除出去。

在国家分配论者中,还有较多人的观点介于“大财政”和“中财政”之间,但根本上则属于“中财政”。谷棋和刘明远等人就认为:“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国营经济财务及预算外资金在资金综合计划上共同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其中国家预算是主导环节,国营经济财务是基础环节。”沈云也认为,“国家财政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信用、国营企业财务、国家税收、其他财政资金等五个环节”。(11)而该文的“其他财政资金”,则大致上指的是预算外资金。

这些作者的观点将银行信贷包含入财政范围内,乍一看与“大财政”相类似,但实质上与大财政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财政”将整个银行信贷都纳入财政范围,而这些观点则仅将财政通过银行发放的长期信贷列入财政范围。由于财政拨给银行的长期信贷资金本身已包含在国家预算内了,因而它的单独提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而其实质仍是中财政观。

这两类具有中介状态的财政范围观,与前述三类财政范围观相交融,就使得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财政范围的看法,呈现了一种连续分布状态。此时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如认为税收也是财政的一个独立环节。这种主张,甚至在80年代还为许多财政学教科书所采用,但终究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改革赋予国有企业愈益增大的独立自主性,使得几乎无人再主张国有企业财务也是财政范围的构成部分了。于是,我国财政由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组成,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争议了。此时则冒出了一个“制度外”财力问题。所谓“制度外”财力,它也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的财力,但不仅没有纳入各级政府预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规性质的政府财力。作为政府财力,它们显然属于财政范围,是财政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往往与乱收费乱摊派直接相关联,因而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此时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财力是否属于财政范围,而是如何规范和管好这部分财政资金问题。因此,财政范围问题在90年代可以说是完全沉寂下去了。这对于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来说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是市场基础的建立解决了认识分歧的结果,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从“纯”理论争论中超脱出来的表现。

三、财政属性问题评价

由财政本质问题决定的财政属性问题和财政范围问题,尽管直接源于前苏联的财政理论,但如同财政本质论一样,也具有了我国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经济体制决定,又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化和发展更新。

在前述的几种财政属性观点中,乍一看经济基础观是正确的,而上层建筑观则是明显错误的。其实不尽然,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结论就不那么绝对了。

这一问题的分析是以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为基础的。对于国家分配论者来说,在“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命题下,财政本质归结为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纯分配关系”显然只能是经济基础。但这种观点未考虑到财政活动主体是国家这一特殊性。国家主体使得财政分配直接渗入了上层建筑的因素,而绝非企业等经济主体那样,进行的是“纯”经济基础的活动。财政主体的这一特殊性,使得财政成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直接中介物与联结体。这似乎是符合辩证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发生,而鲜明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可见,财政作为分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其国家主体身分又使得这种经济活动直接包含了国家因素。这表明,从国家分配论出发,绝对地将财政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无法圆满地说明问题的。

正因为如此,反对国家分配论而以客观经济因素为基点的剩余产品价值决定论者和社会共同需要论者,都是经济基础观的主张者,如王绍飞和何振一等人。他们都是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财政本质问题的,都否定国家与财政存在本质联系,从而在财政属性问题上不存在“国家主体”所引起的困惑。他们得出经济基础观是自然的,是与他们的财政本质观完全一致的。相反,国家分配论者则不同,“国家主体”和“分配”的混于一体,使得他们在财政属性问题上陷入困惑,产生种种不同歧见,其得出纯经济基础结论是勉强的。

从纯上层建筑观来看,它完全将财政视为国家的政治行为,而撇开了财政的分配性质,是不符合财政实践状况的。正因如此,这一观点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但就财政的主体是国家这个侧面来看,其观点则又有某种正确之处。

既然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看,单一属性观存在认识绝对化的问题,那么,双重属性观是否都正确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双重属性观来看,我国财政界也存在着种种具体分歧。财政属性应是“财政一般”的属性,即所有社 会形态下的财政所共有的性质,而不能仅就某个社会形态或某个时期的财政,即“财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质得出结论。因此,那种以财政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活动领域为标准,而将整个财政的一部分归结为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归结为经济基础的观点,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那等于从根本上将财政分割为两个事物了。

这样,相对正确的观点,将是以单一标准得出的结论。为此,叶振鹏等人的双重属性观就显得较为全面,与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也更为一致。这类观点认为,财政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基础,又含有上层建筑性质,不能作为“纯而又纯”的经济基础来看待。

就财政属性问题本身来看,似乎是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下,它又有着现实意义。这就是强调财政属性的经济基础观,很大程度上是希冀从理论上强调国家活动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以此减少我国经济建设中长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国财政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期,大约就是惨痛教训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因而也是最不为政府所重视,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几乎没有再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然而,财政属性问题与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问题,即究竟应该仅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仅从政治的角度,抑或从两者兼顾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和研究财政问题?正是在相同的时间内,西方的公共选择论却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大进步。可见,回顾财政属性问题并非是毫无意义的。随着我国财政从计划型向着市场型的转变,在原有的财政属性论基础上发展我国自己的公共选择论,将是我国财政理论发展的重要乃至关键的内容之一。

四、财政范围论评价

在60和80年代两次财政范围问题讨论中,人们都同意财政范围观的分歧源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歧。这是对的,因为判定“财政范围有多大”,显然必须以“什么是财政”为直接依据。这样,国家资金运动论者必须将国家预算、预算外资金、国营企业财务以及银行信贷资金都包括进财政范围,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财政观”。国家分配论者由于主张只有国家进行的分配才是财政,因而严格地说是只能持有“小财政观”,即认为只有国家预算和预算外资金才属于财政范围,因为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的分配主体都不是国家。

其实不然,事实与理论推断却存在较大出入。虽然国家资金运动论者主张的是大财政观,但国家分配论者内部却出现了种种分歧,不仅有主张小财政者,而且还有相当多人持有中财政观,并且其观点往往还与大财政观有相似之处,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张大财政观。这就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说财政本质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结论,那么,财政范围则是较为具体的分析,是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各种具体的现象形态。此时概念的单一性和明了性将不存在,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财政现实。于是,困惑和犹疑旋踵而至,这首先要具体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国家主体”?

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给当时的财政理论出的一个大难题。在当时企业国有国营,银行国有国营,它们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活动,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组成部分,其分配从根本上看也是国家在进行分配。这样,由国家分配论出发,得出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是财政活动,即也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据的。由此可知,同为国家分配论者,却在财政范围问题上产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国家资金运动论和大财政观,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这些观点的持有者对于计划经济的运行特征是有着独到认识和见解的。

对此,人大本《财政学》就指出,他们之所以持有大财政观,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国家具有了经济职能,使得财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分配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财政直接伸延到生产领域,把国家预算、银行信用同企业财务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国家预算和银行信用是社会主义集中性财政,……国营企业财务是非集中性财政”。(12)

然而,企业和银行毕竟与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和银行也仍然不是国家,它们的分配活动仍然不是国家直接进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将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列入财政范围,换言之,企业财务分配和银行信贷也都是财政,这就取消了财政与企业财务和银行信贷的区别,其结果必将导致实践工作的混乱。所以,如同国家资金运动论一样,大财政观的赞同者也鲜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来看中财政观就可以明了,这类观点的合理性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点也是与大财政观相一致的,简言之,中财政观能否成立的关键是国营企业财务问题。

对于将国营企业财务说成是财政基础环节的观点,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点:“有的同志在讲到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质的时候,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形成的分配关系,但在说到社会主义财政的范围(体系)的时候,又说包括国营企业财务在内。而国营企业财务显然不仅仅是分配,而且包括资金的周转。…为了解决这个逻辑上的矛盾,已经出现了种种说法。”(13)

为摆脱这一矛盾,有些中财政论者主张国营企业财务分配与财政发生直接联系的那部分才属于财政范围。但这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将国营企业财务归人财政范围本身就是不对的,不管归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个分配,还是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为国营企业作为其财务的活动主体,毕竟不是国家主体。

如果说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计划经济下是难以判明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简单明了的。改革开放导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现,我国财政的“基础”显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国有经济之上了。尤其是当着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运营主体之际,再以国有经济对于各级政府的行政附属关系为依据,强调国有企业财务的财政基础地位,显然是不能成立了。

总之,财政属性和范围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理论问题。了解这些理论及其争议,对于了解和剖析我国的计划型财政理论,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市场型财政理论,都是有其作用的。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2]何振一。理论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3]侯梦蟾。必须把社会主义财政放到再生产中来研究[A].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4]王绍飞。财政学新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5]张馨。财政。计划。市场中国财政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5页、第111-1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3)邓子基编:《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第1版,第6-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8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着:《财政学》(初稿),第1版,第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年。

(6)邓子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若干问题》,第1版,第1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

(7)(8)(9)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39-141页、第87、90页、第250-2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

(10)《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第1版,第2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

(1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上册),第1版,第121页、47页和5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