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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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 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 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 ≤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 ，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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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余永定：《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2000第6期。

第2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县域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县域企业融资的重要政策保证，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也为重庆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研究其各自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下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关键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一个高水平、高标准和发展相对平衡的小康。这些要求需要我们县域层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协调整个重庆市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而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区县经济的支持和扶持。同时县域经济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更应当把发展本区县特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之研究都相对较少。且在对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领域中又大多是关于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所以较之本文的一个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卓国庆(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他强调按照公共财政的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未对公共金融的价值取向做阐述，而且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其影响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时不具有差别研究的作用。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发展壮大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县域经济、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制度基础。刘家凯、杨若召(2008)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怎样有效的促进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首次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作为一个共同作用作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继出现有关于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类文章。郭翔宇(2004)，将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地基础，本文将继续研究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杨花英(2010)是以海南为例对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县域经济，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极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为西南地区等落后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是结合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和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说

 

通过对重庆市“一圈两翼”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九个区县进行实证研究。将这九个区县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状况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以及其他因素的总和对GDP的影响，并从这九个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中总结出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出并发现规律。

 

重庆作为西南片区的重点建设城市和直辖市之一，有着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庆市的38个区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对各区县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表现更明显，在另一些地区金融政策表现更明显，但总之财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对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作用，且影响都是同向递增的。在探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九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并以这九个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规律加以借鉴并运用于重庆市其他各区县，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找出一条促进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11)。并从重庆市38个区县中选取了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潼南县、万州区、丰都县、开县、黔江和彭水九个区县，选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区统计数据还未统计结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个经济指标，其中部分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一共选取了540(>30)个数据，因此属于大样本数据，符合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原则。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并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对象并总结规律。

 

(2)变量说明(单位均是亿元)。1)自变量：FIN、SAV、AGR、INV。2)因变量：GDP。

 

(3)变量的处理。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报告的数据所保留位数不统一，我们在选取数据时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且在选取后的数据进行检查时，都会保证数据的R-squared尽量无限接近于1，几乎所有的检验数据结果都会在介于0.8～0.9之间，与此同时保证所选取数据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实证研究

 

(一)经济模型的建立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GDP的影响，同时横向选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对比变量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GDP增长的方向和程度。满足以下关系式：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常数量、财政、金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GDP，FIN：财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额，AGR：农业，收入INV：固定资产投资，a：影响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财政收入系数，c：金融存款余额系数，d：农业收入系数，f：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另外，财政有收支两个方面、金融也有收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主要从财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论文中换算成经济指标即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过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来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转化到财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数据的检验

 

(解释：这些都是对这九个地区2000～2012年所取各数据的variable值的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确的。)

 

(三)结果分析

 

(1)图表分析

 

1)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

 

图1

 

(图1通过对这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荣昌县、潼南县、丰都县、开县、黔江区和彭水县从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很缓慢。而渝中区、渝北区和万州区这三个地方GDP的上升比较明显，且渝中区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不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九个区县财政收入(FIN)纵向比较分析

 

图2

 

(图2通过对九个区县财政收入的纵向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2006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从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统筹城乡计划实施后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得到显著上升，其中渝北区变现更加显著。这说明结合区县当地的实际情况，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且财政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致同向正相关关系。)

 

3)九个区县金融存款余额(SAV)纵向比较分析

 

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额从2000～2007各区县都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从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政策对渝中区和渝北区这两个地方影响更加明显。)

 

(2)线性分析(以万州区为例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收入对GDP的影响)

 

图4

 

(横轴表示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存款余额和农业收入。纵轴表示GDP，在相同的时间年段内，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的推动作用，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由于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不起决定性影响。)

 

(3)数据的代入

 

通过数据的代入，观察规律可以看出：

 

1)当经济指标因为突然原因而发生下降变化时，软件EQUATION计算得出其前的系数就为负数。2)当经济指标逐渐变少，且不断趋近于0时，其前的系数也将变为0。3)财政政策系数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4)金融存款余额系数b大于0，且介于0～2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5)农业收入系数d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e其变化是相当不稳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系数和金融存款余额系数都在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范围内，故其影响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收入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和国家金融价值取向，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县级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机构树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的支持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6年后，统筹城乡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金融机构开始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经济产业农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开始重视信贷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和帮助。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借助财政政策支持来发展并壮大县域经济。此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直接决定着县级公共财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又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如下机制和模式：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与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从而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和扩大。

 

(2)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来保持适度的经济的增长。

 

(3)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与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总之，运用稳健财政政策保证适度经济增长，运用稳健金融政策保证适度货币供应既利于遏制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来保持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克服财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虽然不同的区县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模式以及区域特征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进行的。一方面，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促进作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金融政策实施越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作用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结论及其展望

 

(1)研究结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的区域计划，有利于更好地缩短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伟目标。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当两者配合作用时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且其影响是同向正比的关系。结合九个区县各自当地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对比较发达的渝北区与相对比较落后的潼南县，它们同是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城市，但两者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政策的依赖程度却大不同。在促进渝北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起着最关键性地作用，但财政政策依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潼南县而言，则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区县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具体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重庆市其他28个区县。

 

(2)研究展望。以往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滋生了更多的经济膨胀和持续混乱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帮助区县一定程度上扫清这些障碍并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平衡和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者共同的作用会更好，更快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未来社会经济会更加高速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随着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而更加的复杂多变。所以，了解并运用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只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不断实践和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县域经济才会更加的发展和发达。

 

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辟和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来，使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稳定性。

第3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关键词：都市农业；财政与金融；支持；需求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11.006

天津 作为沿海大都市，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为其快速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拓展空间和活力，其都市农业发展的活力亦是内地农业无法比拟的。天津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是依托于大都市，服务于大都市，遵从大都市发展战略，以与城市统筹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城市需求为导向，以现代技术为特征，具有生产、生态、生活等多功能性和知识、技术、资本高度密集特点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快速运转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它既有沿海都市对都市农业的依赖性，又有都市农业对沿海都市的依存性。其都市农业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迫切需要多部门的合力支持，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构建多部门支农的长效机制。但是，天津对于财政金融支持都市农业发展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没有提出建立财政与金融相互协调的机制，而都市农业的发展，恰恰需要财政金融互相适应，形成合力，共同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因此，笔者在调研活动中开展了天津市农户、农业园区、农业管理部门等各类现代农业主体的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调研，旨在探讨天津都市农业发展对财政、金融支持的需求特征，为财政、金融支农提供遵循。

1 需求主体——农户的需求分析

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农户的调研是此次调查的重点。通过对280份农户调查资料分析表明，百分之百的农户普遍认为当前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急需政府给予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

1.1 迫切期待政府出台多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

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物资市场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持续走高，但是农产品低端市场价格并未相应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明显受挫，因此，农户们迫切期待政府出台多种补贴政策，是他们尽快能得到社会的平均收益。调查中，80%以上的农户希望接受直接生产补贴，如农资（水电、化肥、农药、薄膜等）综合直补、农机购置直补、良种应用直补、粮食直补、环保直补等。

1.2 迫切需要农业金融保险的支持

近些年，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市场波动大，投入高，农产品产量和收益也不一定高。60%以上的农户认为金融部门的农业保险公司应给予农村大力支持，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这些公司，让农户生产无忧，收入稳定增长。但是农业保险公司的服务范围、规模小成为制约因素。

1.3 农田基本建设是都市农业生产的基础

农田基本建设是正常农业生产的基础，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90%以上的农户指出农业用水井保障程度需要提高，水井需要日常维护。同时，农户也抱怨生产水电费用太高。近些年，小麦播种面积萎缩，与农业水电费用过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50%的农户提出农田的道路需要整修，零散地块需要合并等问题。

1.4 迫切需要农业技术支持

现代农民的技术需求再近些年越来越高，他们迫切需要政府给予农民教育的大力支持。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对农业技术、农业教育市场需求表现出以下特征。

1.4.1 对农业技术需求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各业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广大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调查显示，在现行政策下，近80%的被调查者认为依靠科技进步是农民致富，发展生产的最主要因素，表现出对农业技术多样化全面增长的需求。对学校开设的专业最受欢迎的是土壤农业化学、高效作物栽培、植物保护、企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等专业，占被调查者的80%。9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农业教育学校应该面向农村培养各方面的实用型专业人才。在农村，由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农民自身的随意性，可以从事多种行业，表现出对行业技术的多样化需求，如家电维修、民用建筑、园艺栽培、农村电气化、养殖种植等技术，但仍以大农业为主。需要种植业方面的人占50%，畜牧养殖业方面占30%，其他方面仅占20%左右。

1.4.2 对农业技术教育需求的多层次性 调查显示，农民迫切希望接受农业技术再教育，并且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所占比重高达95%，表明了农村教育市场的广阔性。其中，在学历层次的需求上，希望参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户占被调查者人数的40%，其次为参加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占32%，希望参加中等学历教育的仅占15%，明显低于希望参加实用技术培训的人数。在农业技术层次的需求上，同样也表现出多层次，其中以需要“有关名、优、特、新技术知识”为最多，占45%，其次分别为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和农业信息。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地区农民技术基础较差，现有技术水平不高，更需要一般普及型的技术知识，其比重仍达25%。在农业技术类别的需求上，农民更需要多方面的革新，新技术、新工艺、新品种、新材料、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以及现代化生产设备等，都是农民需要革新的对象。尤以新技术、新品种最受欢迎，分别占50%和40%；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有32%的被调查者希望采用农业现代化生产设备，改善农业作业条件。

1.4.3 对农业技术需要讲求实际、实用、实效和可操作性 农业教育学校面向农村开展学历教育，使许多农民子弟以及农民个人取得了中专、大专毕业文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更需要用真才实学去闯市场，更侧重于实际技能的学习，重视能力，但对学历却不十分重视。此次调查中，重视农业教育培养实际技能，获得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人员占45%。对于参加理论学习、技能鉴定考核，可获得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也有35%以上的人表示不感兴趣。随着农村科技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培训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有55%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各级专家到培训班授课，传播农业技术知识，也有42%的被调查者愿意走出去进行跨地区参观学习。对培训方式，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听录音、看录像或收看电视台播出的技术讲座或学习技术资料、明白书等形式虽能起到一定的技术作用，但可操作性差，发现问题无处咨询；而送技术下乡，现场指导或者多种方式综合运用等形式最受欢迎，占被调查者的95%。在培训时间上，多数人希望培训时间不宜过长，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较适宜。培训季节最好安排在农闲季节和根据农业生产技术需要随季节安排。对于技术培训的地点，98%以上的被调查者愿意设在乡村，以方便农民参加学习。

1.4.4 农民学习农业知识的目的性强 为掌握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发家致富或更新知识，胜任本职业务的占绝大多数；为扩大本人寻找职业的能力机会和解决学历、职称的分别占15%和20%。取得文凭后，计划到乡村企业寻找就业的占13%，计划争取招工招干的占12%，计划进入劳动力市场约占9%，计划从事商业营销的占8%。这种学习的明确目的，成为农民渴求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在动力。农户对技术、教育的需求也反映了他们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财政投入的现状。

2 需求主体——农业园区的需求分析

农业园区是农村土地规模化、农业技术集约化、农业资源利用高效化、农业生产风险减低化、农业企业工人（农户）组织化、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化等特征集于一体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是加速都市农业发展的引领者。笔者通过对20家农业园区的调查，他们均认为政府需要加大这些农业园区的政策扶持。如土地承包、项目贷款贴息、风险担保、技术共享等。农业园区将大量农业发展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所产生的综合收益要远远高于独家单户分散经营式的生产方式。因此，政府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应该大力支持这些农业企业的发展，农业企业对财政金融的需求不容忽视。

3 需求主体——农业管理部门的需求分析

农业管理部门应在推进都市农业进程、繁荣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方面，考虑对财政金融支农的需求时会更加全面、合理。基于此，笔者对各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天津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天津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等部门进行了采访调研。这些部门普遍认为当前农业投入比重太低，急需加大财政投入。投入结构的不合理，投入总量的不足，导致了事业费用外的投入下降，农业科技和农业教育投入比重较低，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经费不足。同时，由于配套措施不到位，投入效率不高。另外，70%的受访部门指出，财政支农机制和金融支农机制需要改革，尤其二者的结合是今后机制创新的方向。

4 相应对策建议

4.1 不断加大财政金融支农规模与力度

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很好，对社会资金的需求较传统农业省市更高。需要建立政府财政金融持续加大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及农民积极筹资、投劳的多元化投入模式，不断加大支农的规模与力度。

4.2 财政与金融机构、部门统筹协调

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巨额资金以及政府财政部门和金融体系部门的全力支持。政府财政资金主要以引导为主，助推金融资金流向农村，金融支农应该成为主体。因此，财政部门需要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对策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担保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金融部门统筹合作，保障支农资金及时到位。

4.3 支农结构逐步优化

支农资金对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动作用如何，要看支农资金支出结构的优化程度。主要做到：发展高科技农业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方向，金融和财政部门要合力扶持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以实现科技兴农；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教育科研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调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结构，把财政支农资金更多地用在支持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等方面上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村面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4.4 逐步提高支农效率

天津市财政、金融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与北京和上海相比，仍然偏低。提高支农效率，实现财政、金融、“三农”合赢是支农持续、长效发展的必然选择。

4.5 科学完善支农补贴方式

目前，天津市对农业补贴方式主要有减免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等，并且大部分补贴集中于流通领域。但减少流通环节的价格支持，加大对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力度是总趋势。在今后的支农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力度。

4.6 财政金融支农制度化、法制化

一方面，逐步建立法制化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制定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另一方面，依法规范各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职能，加快建立依法规范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体系。

5 结 语

通过天津市都市农业发展对财政金融支持需求的调研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农户，还是农业园区、农业管理部门均表现出都市农业的发展急需财政金融的大力支持。但是，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力度还不够。今后，探索二者合力支农的机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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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国务院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之处，同时也是进行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和选择，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常态发展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相应的基础性制度实施改革。我国现今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因此，需要国家进行稳定财政金融政策制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实施，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一般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对本源发展进行的创新，以及制度的供给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兴的发展体制，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突破经济的发展滞后问题，大幅度增加红利。其中具体的表现是进行供给角度强调，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质优化发展，从而实现供给宏观调控力度的增加。我国目前经济在进行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但是还存在着较多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调整是实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进行相应平衡性问题的调整过程中，还需要对生产潜力进行刺激，从而实现激发生产动力的发展目标，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短板的快速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原因

目前我国供需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等，这些营销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以来拉动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方式进行稳定经济增长发展，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短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发展会导致出现很多的经济遗留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经济政策调整，保证经济能够稳定的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现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的发展目标，其发展成本主要融资、社保成本等，通过对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目标。具体是建立产品优化机制，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同时还能够对相应的资源进行优化和重组，提升经济的整体发展效率。另外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发展，积极引入企业激励机制，树立企业产权和品牌意识，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最终实现企业稳定发展的目标。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发展，过去，我国针对市场发展主要事实的是管理政策，导致了整个市场债务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市场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因此，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长期管理的不良后果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实施。

四、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财政货币政策是国家针对市场进行调整的重要宏观调控政策，在进行相应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对市场货币供给进行稳定发展，最大限度的减少财政赤字现象，从而保证我国能够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发展压力。

（二）财税体制

针对供给侧的改革问题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进行相关税费的收费标准改革和调整，企业的税收标准主要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济效益进行收取，但是，对于部分的企业发展来说，高额的税费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导致其经营成本提升，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财税金融政策来说，则是需要重点致力于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发展，进一步加大对税收的减免力度，大幅度增加相应的优惠政策，保证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三）减产能，进一步促进企业重组

通过对企业进行减少过量产能的发展方式，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在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方针方面进行有效的提升发展，同时我国目前市场中出现严重的供需不足和供求不足两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常态产品的企业生产来说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缩减生产，积极进行创新发展，对于供求不足的产业来说，则是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发展投资，打入市场，通过技术获得更多的市场。

总结

现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经济开始进入的新常态发展阶段，本文主要是通过读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以及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动力、供给侧改革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阐述，最终对财政金融政策主力供给侧结构进行科学化的改革发展。（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肖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J]. 科学发展，2016，03：5-14.

[2]胡鞍钢，周绍杰，任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17-22+195.

[3]天津经济课题组，曲宁，田马飞，虞冬青，孟力，张丽恒，仲成春. 解读供给侧[J]. 天津经济，2016，01：21-28.

第5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 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区为主，发散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注释：

①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②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第6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问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学。触动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为了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中国自古就有后人为前人修史的传统，为的是让事物的发展有个回望的驻点，让过程的描述尽量符合实际，让功过是非的评价有更加客观的依据。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历史是人写的，社会的人总有立场、观点、方法，如果后人对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则做出的叙述和评价就会有局限、有倾向性，甚至有偏见。再说金融思想学说史与金融业发展史应当有所不同：金融学说史是对金融理论发展的沉淀和概括，而这需要业内人士的共识，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需要社会的评价；金融业发展史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叙述和概括，而这不需要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也不一定需要社会的评价，因为金融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而思想学说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是对人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叙述和概括，其叙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书面的表达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对其意义和精华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证、阐释。所以，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研修，一定都让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确、适合。而且事实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学说史中已经纳入了当事人还健在的内容，例如当时健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现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马科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

，门户开放，列强入侵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中包括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学也进入中国大门。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伴随着《国富论》的出版，逐步推进了中国经济科学的近代化进程。早期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经济科学多偏重于财政金融。有资料记载从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部经济科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启超著的《中国国债史》和吴琼编著的《比较预算制度论》。所以，选择这一百年评介中国金融思想学说，不仅表明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科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是，从1911年起，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相当的发展，1928-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事业逐步兴起，现代银行开始出现。

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历史的天空并不平静。战争改变政治经济格局，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们带来启迪；运动给一部分人带来冲击，且事前、事中虽然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则让更多的人思考。特别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金融界在阳光雨露的照护下，呈现出学术的繁荣。我们选择这一百年作为时空界线，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学说，就是要呈现他们度过的学术生涯，走过的研究历程，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同时要表明在中国，只要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金融界蕴藏着丰富的聪明才智。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用粗线条描绘出人类智力如何寻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

本文摘选自《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绪言

第7篇：财政金融理论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

中图分类号：F293.3 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079－02

前言

计量经济模型在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基本原理是：运用先进的现代计算软件，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资料的数理分析，找出不同经济指标之间的因果和数量依存关系，建立起能够描述和模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指标变化特点和运行规律的行为方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仿真模拟，演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有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

南京市宏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的研制目的就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开发出一套适合南京市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便于分析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合理判断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科学预测相关经济变量间的变化，从而全面提高经济预测与决策工作科学性。

一、建模的总思路

南京市年度宏观经济模型在理论构架设定上，主要借鉴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有效需求管理思想，同时，充分考虑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国情以及南京市特有的地方经济特色、以需求为导向的建模理论基点。基于上述前提，南京市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模总思路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发展观要求，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发展总回路，全面反映南京市经济发展内在路径；以工业和服务业“双轮发展”为核心，突出需求为主的导向形式，重点探索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注重宏观环境和政策变动对南京市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量化分析，提高地区经济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设置可预见的、易操作的外生变量，分析经济政策效果和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

二、模型基本结构及主要方程

正确构建能够描述和模拟南京市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行为方程，是成功研制南京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的关键。根据南京市经济运行特点，我们将南京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划分为生产、需求、财政金融、物价、居民收支等模块。模型中使用了103个变量，其中内生变量51个，外生变量25个，常数项调整变量27个；模型中涉及到的方程表达式有51个，其中行为方程27个，定义方程24个。下面各模型、各方程式是在课题组建组过程中择优出来的。本文仅将各方程式的变量选择进行简单介绍，关于各方程式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检验结果限于篇幅不做具体说明。

（一）生产模块

一般认为，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条件下，短期内生产部门的产出取决于市场需求，长期产出取决于部门实际供给能力。考虑到模型主要用于政策模拟分析和年度经济预测，因此，设计为需求导向型。生产部门的产出基本由需求决定，即需求变量是各部门总产出的解释变量。该模块作为核心模块之一，共有19个方程，其中6个行为方程，13个定义方程。模型主要列出了第一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总量及增速表达式。第二产业增加值是一个定义式，它等于建筑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之和；地区生产总值也给出一个定义方程，它等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1.第一产业

模型用前一期农业产出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反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综合影响。价格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影响，一般情况下，农民根据第一产业的价格预期决定其投入，价格预期高，投入就多；价格预期低，投入就少。农业部门生产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农业总产值=f （农业总产值（-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一产增加值= f （农业总产值）

2.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两大部分。建筑业主要受南京市房地产市场及其他投资领域的影响，本模型主要用房地产投资及第二产业投资作为建筑业的影响变量。工业是南京市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模型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3个指标来解释全部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一方面受工业总量的制约，同时也受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所以，模型把产品销售率列入外生变量，用来企业经济效益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与第二产业有关的经济指标表达式如下：

建筑业增加值=f（房地产投资，第二产业投资）

工业总产值=f（第二产业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

工业增加值=f（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利税率）

第二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

3.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门类众多，不同行业间发展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很难用一两个解释变量来全面反映这种相关或因果关系。所以在构建表达式时，着重考虑与南京服务业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变量来加以解释。南京是一个商贸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地域性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模型用消费零售总额、金融存款和邮电业务量三个变量来反映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方程表达式如下：

第三产业增加值= f（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邮电业务总量，金融存款式）

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二）需求模块

本模型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建模思路，投资、消费、出口成为拉动南京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需求模块主要包含了以下变量的表达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

1.固定资产投资

历年数据表明，南京市的投资总量往往与政策变化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密切的联系，增速波动很大，如作内生变量处理，模块的设计难度较大。模型参考了江苏省年度模型的研制方法，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设为外生变量，通过预测年份的增速来测算预测年份的投资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达式如下：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投资增速

2.市场消费

社会消费成为南京市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稳定动力，消费的增加必然引起经济增长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城乡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能力，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口4个解释变量。其表达式如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f（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业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口）

3.外贸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南京市的出口规模不仅受自身发展的影响，更大程度上还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印证了这一判断，因此，模型选择了全国出口总量来解释南京市出口总额。南京市进口规模一方面受到南京出口规模的影响，同时南京市的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也将拉动南京的进口。外贸涉及到的方程表达式如下：

出口总额=f（全国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f（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

（三）财政金融模块

一个城市的财政金融发展水平，一方面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总规模决定，另一方面，由于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地方财政和金融还受将到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的影响。

1.财政收支

财政收支模块包括财政收入与支出两部分。从理论上讲，财政总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税收基础的扩大。同时，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财税政策变更等因素的考虑，引入滞后一期的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提高模型的拟合精度。因此，模型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上一年的财政收入来解释财政总收入。财政支出基本取决于财政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上一年支出规模。财政收支方程表达式如下：

财政总收入=f（财政总收入（-1），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f（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f（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地区生产总值）

2.金融

居民收入和支出水平是决定居民储蓄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同时，由于储蓄行为往往具有惯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把居民收支差总额和上一年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两个解释变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主要取决于存款余额，当然，金融贷款还受到国家货币政策变量等因素影响。所以，模型设计了金融存款和货币政策变量来解释金融贷款。金融模块的方程表达式如下：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f（（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非农业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业人口， 居民储蓄存款（-1））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f（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国家货币政策变量）

（四）居民收支模型

本模块主要考虑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的变动规律，包括城镇居民的人均收支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支。模块有5个方程表达式，都是行为方程，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城填居民收支

南京市城镇居民的收入从总体上看主要受制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另外，从短期上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受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我们以南京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城镇居民的上期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f（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会受到物价和银行利率的变动的影响，因此，模型引入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银行利率三个解释变量。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f（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银行利率）

2.农村居民收支

从总体上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都具有重大影响，另外，从短期上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会受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因此，模型以南京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农村居民的上期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f（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当年的纯收入，同样也受到物价和消费惯性的影响，因此，模型引入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上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三个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f（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

（五）物价模块

不变价的增速测算通常是模型研制的一个难点，由于南京市没有公布历年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一产、二产和三产增加值不变价，因此，给模型测算不变价增速带来了难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先根据公布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及一产、二产和三产增加值指数测算出历年以1978年为基数的增加值不变价，再用历年的增加值现价除以历年增加值不变价，测算出历年的增加值缩减指数。模块共有4个方程表达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一产增加值缩减指数、二产增加值缩减指数、三产增加值缩减指数。

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f（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缩减指数（-1））

一产增加值缩减指数=f（全国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南京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一产增加值缩减指数（-1））

二产增加值缩减指数=f（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二产增加值缩减指数（-1））

三产增加值缩减指数=f（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三产增加值缩减指数（-1））

三、模型运行总体效果评价

南京市宏观经济计量经济年度模型所涉及到的行为方程均是从大量方程中推敲、筛选出来的，每个方程均按照经济指标间的定性判断列出解释变量，再通过模型数理检验决定其取舍，因此，每个方程均基本做到经济意义明确，且技术参数检验符合标准要求。

在对单个方程进行数理检验的基础上，课题组还对整个模型进行系统联调校验，通过模型整体运转后的模拟值与历史值的对比来校验模型的精确度和可信度，证明了南京市主要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的内在规律。经过反复调试和校验，南京市模型模拟的2004―2009年南京市国民经济15个主要指标的75个误差率数据中，只有2个数据的误差率超过了5%，绝大多数（占全部数据的63%）误差率数据在3%以内。据此，可以认为，南京市宏观计量经济年度模型的经济关系的定量解释是合理的，模拟预测精度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1] 李子奈，潘问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易丹辉.数据分析与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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