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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经济增长 协整
一、引言
一般而言,利差包括商业银行贷款与商业银行存款的利差、中央银行贷款与商业银行贷款的利差、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利差三个层次。就影响来看,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最为重要和关键,直接影响投资和储蓄规模的变化,进而影响微观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在管制利率的背景下,中央银行不仅可以通过调整利率的绝对水平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也可通过调整存贷利差(后文提到利差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对宏观经济发挥作用。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是从利差的决定因素角度展开,而以利差为解释变量,宏观经济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对银行存贷利差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各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关系的稳定性,探讨存贷利差对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信贷政策宏观调控理论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投资主导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容纳到模型中。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的程序是先定出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再推算各期限档次的存款利率,最后定出各档次贷款利率。由于所有官方利率都由一年期存款利率推算出来,利率体系是计划性和封闭性的,所以本文选用一年期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作为代表性利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调整存贷利率的数据以持续时间为权数计算出1991-2010年的加权平均利差(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GDP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处理过程是将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00)进行调整,从而将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为了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并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对调整之后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自然对数变换,用Ln(FAI)表示。GDP数据统一处理为以1990不变价格计算,同FAI一样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三、变量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利差、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但是模型的建立是以时间序列平稳为前提的,因此,首先要对利差、Ln(FAI)、Ln(GDP)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广泛应用ADF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Lc、Ln(FAI)、Ln(GDP)三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概率p值也较大,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Lc、Ln(FAI)、Ln(GDP)都是非平稳。而经过一次差分后的序列的ADF检验值仍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伴随概率p值仍大于1%,说明Lc、Ln(FAI)、Ln(GDP)三个序列经一阶差分仍不平稳。经过两次差分后的序列的ADF检验值仍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伴随概率p值小于1%,说明Lc、Ln(FAI)、Ln(GDP)三个序列经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二阶单整I(2)。协整理论指出:如果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而且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几个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显然,Lc、Ln(FAI)、Ln(GDP)三个序列满足这一条件,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在于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为协整关系。本文采取Enger和Grange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
第一步,用OLS对变量进行回归,即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
以上统计量显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变量显著性和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水平均较高,拟合优度达到0.997,回归效果较好。
第二步,对模型估计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知,ADF统计值小于在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应该拒绝原假设,认为,Lc、Ln(FA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根据上述各项统计量指标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较好地刻画了利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其中,Lc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约为0.0615339574303,含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差每提高1%,GDP将增长0.0615339574303%;Ln(FAI)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约为0.573899292928,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GDP将增长0.573899292928%。
四、利差、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利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一直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为主,存贷利差是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到目前为止,息差收入仍是中国银行业的盈利主力。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利息收入所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基本超过80%,我们可以看出存贷利差对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所做的贡献。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调控首先影响其主要业务的利润空间,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积极性,利差越高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动力越大。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主体是各种类型的企业,而在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的企业融资中,商业银行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企业的融资阀门,利差对信贷的影响会通过企业传导至实体经济。
在我国投资推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下,利差变动引起的信贷变动还通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1991-2010年全社固定资产投资中资金来源为国内贷款的比例一般在15%-25%之间,国内贷款比例远高于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利用外资。
利差变动还会影响消费信贷,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种类有:短期信用贷款、综合消费贷款、旅游贷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1998年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开始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消费贷款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成为银行业质量最好的一块资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利差变动对消费信贷的影响会更大。
总之,中央银行对存贷利差的调整首先会对商业银行的利润产生影响,继而银行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调整信贷供给调节自身业务构成,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上文GDP增长对利差变动的反应系数为正的计量分析也验证了,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利差对实体经济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固定资产的建造和购置的活动,固定资产投资使我国经济能够实现技术装备的不断更新改造,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建立国民经济新兴部门,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生产力地区分布的优化,从而增强经济实力,增加社会供给能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五、结论
通过上述计量分析和机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银行存贷利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差每提高1%,GDP将增长0.061533957430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GDP将增长0.573899292928%。二是银行存贷利差确实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的一个解释变量,中央银行进行利差管理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新思路和新工具,通过调节利差以达到调节商业银行信贷,影响投资和消费,调节经济增长的目的。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短期内我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不会减弱,依然需要保持合理、优化的投资规模和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1.虽然利差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利差管理必须使利差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必然面临不断增强的国际同业竞争,不能单纯依赖传统业务维持发展,而需要开拓新业务、推出新产品,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2.固定资产投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造成了一些领域简单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现象,我们在发挥投资的推动作用时更要注意投资方向和结构的优化,提高投资效率。3.上述模型是建立在近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随着中国兑现“入世”承诺,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对利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还需要面对新背景,采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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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1.2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3.1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3.2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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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豫商;经营伦理;道德规范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2014年软科学项目(项目名称:豫商的商业伦理及现代价值研究;编号:142400410802)。
学术界对豫商的界定有两种认识:扎根中原的豫籍和非豫籍商人,后来走出中原乃至国门的豫籍商人,他们都得到了中原这块商业沃土的滋养,他们的企业都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因此都被称为豫商。自古代到南宋为止,河南一带的中原地区一直是全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据记载,史上著名商人王亥、子贡、范蠡、弦高、子产、计然、白圭、桑弘羊及政商吕不韦等都是河南人,他们是古代的豫商。古代豫商成长于深厚的中原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丰富经营伦理。
一、豫商经营理念
经营是商业活动的核心所在,经营什么?如何经营?决定了经营的成败。豫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
1.以义制利
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义利关系的辨析,就儒家文化而言,孔子讲“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故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主张合理地分配社会利益,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闯》)。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讲义利时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别尧舜不能去民之所欲,然则能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有名的重义轻利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明代王夫之,颜渊和清代戴震都提倡义稠并重,颜渊提出与董仲舒相左的思想“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成为影响深远的见解。
受中原文化熏陶的豫商深谙义利之道,豫商将义利合一的经营价值理念贯彻于日常的经营活动之中,主张“以义制利,利从义生”,提倡“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被称为“商圣”的南阳人氏陶朱公范蠡,经商聚财丰厚,但其主张“富好行其德”,不做守财奴,把创造的大量财富无私地回报社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慈善家,被李斯称赞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处理义利关系上,豫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力求做到义利合一,追求做一个“义贾”,“廉贾”,在义利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甚至舍利取义。豫商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就是因为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行仁义之道,才最终能够落脚于利这样的实际效益。
2.贵中尚和
《论语》载:“礼之用,和为贵,先于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和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苟子也曾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白事不废”,(《苟子・王霸》)这些都是强调人们要和睦相处。和即“和气,和谐”,“贵中尚和”即追求和谐,讲究团结,“和”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理论精髓,不仅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道德秩序,而且极大的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地处中原之地,长期浸润在儒家文化氛围中的豫商对“中和”的崇尚不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缘于地理优势和文化传统的自觉。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更是豫商经营的决胜法宝。豫商特别重视“和”,讲究“和气生财”,秉持“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在传统豫商的伦理精神中,既有经营伦理上的待客之中和,又有管理伦理上的仁爱之中和,还有经济伦理意义上的竞争之中和。体现在追求商号内部和谐,古之商业以家族单位者居多,商号的治理如同治家,追求以和为贵,管理伙计仁爱为本,信任体谅;同行之间竞争以团结为要,采购经营相互提携,防止不正当竞争,以大局为重,建立和谐合作的竞争关系;对待顾客和让,在经营过程中对顾客讲究谦和礼让,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谦恭、和平应酬为本”。达到和气生财”的目的。豫商为人忠厚,和气待人,从而形成了赢利和交友的良性循环。
二、豫商商业伦理的道德规范
豫商在“以义取利”“贵中尚和”的经营理念基础上,形成了诚信、公正、尚礼的商业道德规范。
1.诚信
商业经营的最核心要素是契约,中国传统虽没有这一概念,但有契约之实践,决定契约能否实施的关键因素是诚信,而商业经济本身并不自带诚信特质,以利益为核心的商业经济有时反而成为滋生欺诈的温床,因此如何实现诚信这一难题,最终需要商业从业者自身的品质中具备诚信的因子,传统豫商对诚实守信非常重视,正如儒家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论语》中亦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商无信不存。我国自古就有“信者储也”的说法。从构字法上来看,“储”就是由“信”和“者”会意而成。只有诚实守信,才可积累财富。豫商对诚信的尊崇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承诺,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有所改变。
豫商在其经营过程中,坚持诚信为本,义中取利的原则。白圭是早期豫商的代表人物,洛阳人,他将经商与人生智慧和道德融会贯通,在其之后形成了豫商乃至整个华夏商人的“商魂”,太史公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称赞其曰“天下治生祖”。白圭主张商人应将经商活动,道德德行结合起来,商人应成为侠商,而不能成为奸商。白圭故乡洛阳,自古就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商业氛围浓厚,白圭用自己的行动为商人树立了楷模,他认为真正掌握天下财富的人绝不会是那些奸商们,天地之间自有一股浩然正气在,乘着这股浩然正气才能达到财富的顶端。
2.公正
商业经营对公正的要求是内在的,是确保商业过程有效持续的必然因素,公正就成为豫商商业伦理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也成为利己利人的双赢选择。豫商在经营过程中讲究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在公平交易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从事商业活动,从而建立了稳定的消费群体,使得利润的来源得到了保证。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白圭所谓仁是“先予后取”“予之为取”“多予多取”善于处理予和取之关系,信誉至上。豫商重视“务完物”,保证商品的完好,给予对方诚信可靠的印象,确立信誉,达到更多交易,获得更多利润的目的。古代豫商重视货真、价实、量足。在经营活动中,不把假货、劣货出售给消费者,从一开始就禁止“伪饰”,不准以假充真;价格要实在,公道,所谓“市不豫贾”,要计量充足。
3.尚礼
礼是中国传统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礼,包括恭敬、辞让之心。豫商在经营实践中将儒家的“礼”之道用于调节贸易中的人际关系,提倡恭敬辞让,礼貌待人,以求达到“和气生财”的目的。晋商特别重视谦和礼让,关于礼貌的要求规定非常具体,如以礼待人、微笑迎送、自由选货、配套服务。范蠡在越国时,改名为“鸱夷子皮”意思是盛酒的生牛皮囊,名字平易近人,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构建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对经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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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要有兴趣
对历史课有兴趣才会主动地去学,不要抱着“如果不考历史我才不去学”的心理。兴趣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你有了兴趣,就能很快地把知识点记住,很好地去理解和领悟历史现象所蕴涵的历史规律,得心应手地分析历史问题;相反,则无异于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苦苦煎熬,却怎么也炼不出火眼金睛。
对历史没有兴趣的同学首先要摆正心态。先要树立历史并不枯燥,而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的意识,然后想想以前看过的历史剧,请历史学得好的同学,甚至是历史老师从历史角度来谈谈这部历史剧,从中发现很多很有意思而以前不知道的观点,最后认认真真地去听几节历史课,发现历史老师上课还真不赖。
初中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历史,古代史占多数,近代史以来革命战争占多数,你可以通过看古装电视剧和抗战片来了解历史的趣味,增强历史意识,激发兴趣。举个例子,我班女生学习历史特别用心,可排行榜上一直是男生独占鳌头,这是因为女生不关注历史,死记硬背,或者背了就忘,效率低。
二、初中历史更需要的是对课本的理解
书本绝不仅仅是读过即可的,仅仅记住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学会用历史思维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事件背后的东西。所以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方便自己理解的历史结构。其实这很简单。在读每一节的内容时,要想想在一个历史事件之前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能够说明什么历史道理。也可进行历史事件间的横向纵向比较。上课的时候,要多听多想,想得多了,自然就透彻了。例如,某两场或两种政策之间有什么异同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说明了什么?分析异同点也很简单,无非是从背景、性质、影响等几个固定的版块去想。有的资料说,要把历史学成“立体”的。我想,所谓的“立体”,大概就是这种横向与纵向的联系。经常这样思考,对不同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较准确地分析它们的实质,无论碰到什么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是读书时要注意的问题。相信你不久就会发现,历史越读越有味。
三、掌握学习历史的要素
一般历史概念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经过(内容)、结果、影响、性质等八个要素。但历史概念不是几个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要素间的有机结合,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历史概括的八个要素相加,这个问题不仅难记,而且容易与别的概念相混驳。
1.人物:掌握名称(称谓)、生活时代、国别、民族、主要活动(含结果和影响)。
2.团体(包括正常、组织):掌握团体的性质、建立的原因(目的或背景)、时间、地点、创始人(国)、成员(成员国)和成分、宗旨(纲领)、主要活动(含作用)。
3.事件:包括性质、发生的背景(原因或条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参与的人物、简要过程、结果和影响。
4.战争(战斗、战役、会战):包括战争的性质、爆发背景(原因、目的)、时间、地点、双方、简要经过、结果、影响。
5.会议:包括性质、开会的背景(原因、目的)、会议时间与地点、与会者(国)、会议的主要议程、决议、影响等。
6.条约(公约、协定):包括性质、签订背景(目的)、签订的时间与地点、签约国(有时含有签约人)、内容、影响等。
7.文献:包括性质、发表的背景(目的)、发表的时间、作者(或团体)、内容、影响。
8.制度(政策):包括性质、制定背景(目的)、时间、制订者、内容、影响等。
“时间+事件+标志+……”需要细背,可以多读几遍书,长的语段不用刻意去记,只要记个大概就行,但是影响和改革、会议内容是重点,一定要背下来,不要怕麻烦,往往背一次就能记很久。
摘要:文章通过从瓦的产生与推广、功能形式及一直被使用的原因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意在透过瓦本身看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的衍化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瓦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结构图示
一、从瓦的产生与推广看文化的影响
瓦在《说文》中的解释为:“瓦,土器已烧之总名。象形也”。 段注:“凡土器未烧之素皆谓之坏(坯),已烧皆谓之瓦。”由此可见,瓦这个名字最初是对陶器的总称,后来才演变成专用的建筑屋顶构件名称。而关于瓦的起源有许多文献记载,《古史考》中有“夏世,昆事氏作屋瓦。”《本草纲目》 中则有“夏桀始以泥坯烧作瓦”。 而目前已知的最早陶瓦的实物是在西周早期的陕西岐山宫殿遗址中发现的,当时仅用于屋脊部分。到西周中晚期,从陕西扶风招陈遗址中发现的瓦的数量就比较多了,有的屋顶已全部铺瓦,瓦的质量也有所提高,还出现了半瓦当。从此以后,瓦作为一种人造的建筑材料被广泛应用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中。
1、自然地理环境决定
以文化学的角度分析瓦的产生与推广所在的地理环境,发现其是在农业文明的背景下生成的。从中国古代的文化圈显示出的三大文明共生的关系来看,干冷气候影响下的畜牧文明与湿冷气候影响下的森林文明并不适于瓦的产生。首先,草原文明与森林文明就其居住形式来看,分别是不定居和半定居的,瓦的物质特点决定了其并不适于随迁徙而大量携带;其次,从生活原材料的选择方面来看,这两种文明也较少与可以烧瓦的土产生联系,这从其选择用于作为建筑的主要原材料中亦可看出(如:毡包和井干式建筑主要材料分别是毛皮和木头,连土墙都没有)。因此,对于扎根于土壤中定居的农业文明来说,烧土为瓦以覆屋面倒显得顺理成章。
另外,从我国古代最原始的“巢居”与“穴居”的建筑形式推测,由穴居形式衍化至仰韶时期的房屋,其屋顶往往是以树枝扎结的骨架上涂泥而成,这与瓦产生后搭于木架屋面的结构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而最初的瓦亦是烧泥而成,同样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两者暗含类似于一脉相承的性质。
2、科学技术的推动
再从瓦产生和被推广的时间来看,经历了商朝奴隶制的大发展,西周此时的手工业和商业在商朝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进步。西周的手工业生产,是社会经济中非常活跃的力量,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而其中又以制陶业、青铜制造业等几个部门的成就比较明显。以制陶业而言,这一时期的陶器质料仍然主要是泥质陶、夹砂陶、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几种。其中泥质陶数量最多,基本上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食器和水器,以泥质灰陶为主,陶器的制法则主要为轮制、模制和手制。而正是其中轮制法的使用,为建筑用瓦的产生及大量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得板瓦和筒瓦可以先在陶轮上制成圆筒,然后再经切割而成。
除此之外,多种手工业部门生产的发展,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商品交流,同时使不同地区的新产品、新技术得到更广泛、更迅速的推广与传播,为瓦的发展提供契机。
3、经济体制的促进
在经济体制方面,农业依旧是西周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而西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周承商制,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这使得井田制成为了西周土地国有制的主干,并在其晚期走向消亡,从而促进了土地作为一种财富而产生的积累与交换现象,推动了商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周代各王还普遍重视商业经济的重要作用,当时还没有形成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对商业的重视,与商代社会的商业发展有一定关系。统治者在强调农业生产时,也鼓励经营商业的活动。周初时曾遇到大荒年,周文王运用一些商业政策推动商业发展以缓解经济危机。据《逸周书·大聚》载,为了使市邑迅速繁荣,西周官府还鼓励偏僻乡村集市的商旅迁居城市,即实施“招商”政策,规定“能来三室者与一室之禄”,意即迁来三家时,一家的供给由政府负担。这是西周初年扶持商业发展的又一优惠政策。在《尚书·洪范》中,周武王对于八个方面的政务安排中,第一位是农业生产,第二位就是商业贸易,足见对商业经济的重视。也正是这些经济制度改善为瓦的产生与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瓦的功能形式看文化的影响
1、中庸的排水功能理念
瓦作为古代中国主要的屋面排水系统,与现代女儿墙式的排水系统的作用理念不同。现代主要是靠女儿墙将雨水收于屋顶,再由管道导之,而由瓦所构成的排水系统,则更注重筒瓦与板瓦以及屋面曲线的配合,由一垄垄的覆瓦将水引至一道道的瓦沟屋檐部的滴水处即时排下,并非现代般的“聚而排之”,相反却是一个“疏而引之”的过程,重点在于“疏”。雨水时刻保持着流动,只不过是改变了运动的方向,从而达到排水的目的。这整个过程彷如奔腾的江河被一道道瓦沟分化,最终成为一条条涓涓细流随之落下。从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来看,不乏古人“外师造化”的痕迹,而除此之外,更多的则体现出一种顺应天道的中庸态度及有条不紊的秩序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如《中庸》三十章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和之道中,中和就是承认事物的本性,顺应事物的本性,是对中正的崇尚,中和平衡的把握,亦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意识。这也正讲究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是雨水与瓦的配合,使其不偏不倚的从滴水正中落下,因为“不中则不正,不中则不尊”,整个过程体现出一种与自然造化高度的和谐统一。
2、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
抛开瓦在屋面上的排列方式所暗含的实际作用,单从其构图的美学角度来看:在诸多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瓦的组合多以一垄垄筒瓦与板瓦的竖向排列为机理,构成了屋面一道道纵向的平行线条,很少出现似鱼鳞般交错搭接的情况。而对于一向重视屋面美感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大范围的采用这样的屋面构图,显然有其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分析,我们往往更注意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背景,因此,我们将其所构成的机理放到整个建筑、群落及其所处的大环境中来看,可以得到如下几点推断:首先,这种纵向排列的平行线条不仅显得挺拔,更是对中国建筑优美的屋面曲线的一种顺应与强化;其次,将其放到群落中去,当几座建筑屋面并排或相连时,水平并排的竖向线条则更加显得丰富、有秩序,而在高低错落的屋面与屋面过渡之处也更加平滑、连续;第三,再将建筑置于整个天地的大环境中,当我们欣赏一栋建筑时,视线顺着并排的纵向瓦垄被其竖向的构图所不自觉的从檐下引向屋面、屋顶直至遥远的天际,仿佛中国画中留白的意境一样,最终给人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成为连接人与建筑、与天空的连线。这同样是一种天人合一、中庸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3、源自生殖崇拜的搭接方式
呂氏曰:“陶者为瓦,必圆而割,分之则瓦,合之则圆,而不失其瓦之质。”瓦分则为瓦,瓦合则为圆,而“圆”则正是富含着强烈生殖意向的图案。事实上瓦与人相同,亦有两性之别。在屋檐之上,仰置于两木椽之间,小头向下,大头向上,由下置上,直抵屋顶而形成瓦沟的,名叫仰瓦和沟瓦,亦叫牝瓦。“牝”即为雌性;俯盖于两瓦沟之间,大头向下,小头向上,由下盖上,直抵屋顶而形成瓦脊的,名叫覆瓦和盖瓦,亦叫牡瓦。“牡”即为雄性。牝瓦稍小牡瓦稍大,而一牝一牡,一凹一凸,牡瓦覆在牝瓦之上,前者俯而后者仰,生殖意向明显。古人觉得好像,于是有了最初的“瓦合”之说,合则谓两性互相交合。当然,瓦合既非有机结合,所以容易拆散,故之后又将瓦合作“易散之聚”的意思。《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说刘邦“起瓦合之卒,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正谓其队伍易散伙。之后又有“瓦解”之说。解则谓解除交合关系。瓦解一词首见于《史记·淮南王安传》之“百姓离心瓦解”。宋代称妓院等娱乐场所为“瓦舍”。意取南宋人著《梦粱录》中所言:“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 这种描述暗含着对于这种架构在金钱之上的性关系的描写,同样也可引申为对于各种娱乐场所中易聚易散的性质的描写,相同性质的词还有瓦子、瓦市等。
三﹑从使用瓦的原因看文化的影响
瓦作为一种人造建筑材料被广泛的使用至今,必然是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原因的,也正是由于人们在价值观上对瓦的认同方能使得它被一直的沿用,并成为一种传统建筑文化的象征。因此,从观念上对瓦被长期使用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实用理性的思维
从瓦由取材到制作再到使用及修复的过程来看,其物理性质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关注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实用主义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取材方便:瓦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土,而土地作为中华文明的植根之处更是随处可见,即便想做质量较好的瓦,挑选黏性较大的土作为原材料也并非难事,况且土的经济价值低,更不必担心材料供应不足。
第二,加工方便:整个制作过程只要将土和泥制成土坯放入磨具之中装窑烧制再分解成型即可,并不需要复杂的工艺制作流程,而且工期短、效率高、便于装配化和模数化、储藏运输也十分方便。
第三,适应性强:瓦的使用不受地域及多数环境条件的限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形式及铺装方式,而且适用于不同的屋面。
第四,容易维修:如果哪片瓦坏了,上房替换下来即可,只需要动用极小的工程量就可以解决,况且瓦的拆装也并非难事,没有过高的技术要求。
2、五行说的影响
从我国古代传统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来看,瓦生于土,五行属土。《洪范》中指出“鲧矱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樯。” 古人称“土爰稼穑”,是指土有种植和收获农作物的作用。因而引申为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故有“土载四行”和“土为万物之母”之说,这对于以木为主要材料,体现“曲直”的“生”之意的中国建筑来说,五行属土的瓦的存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阴阳在运动变化过程中五种不同状态则各有其的具体性质:金的真实本质为阳消阴长状态,木的真实本质为阴消阳长状态,水的真实本质为重阴极限状态,火的真实本质为重阳极限状态,而土的真实本质则为阴阳平衡状态。这说明土也代表了气的平稳运动,因此五行属土的瓦正可作为建筑内外交接以及阴阳转化的一种过渡。
3、社会组织下的心理追求
农耕文明在物质文化方面产生了瓦,而在其精神文化方面则派生出了另一种“有土为安”的思想,这同样是与瓦有着一定的联系的。《周易·系辞上传》有云:“正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里的“安土敦乎仁”,“安土”,又有安心的意思。若问为何,即可追溯到这种“有土为安”的思想。中国古代强调安居乐业,耕者有其田,方能达到社会稳定,说明有恒产和无恒产的差别很大。而瓦作为中国传统建筑顶端的屋面材料,架于主体的木结构之上,是人们“头上的土”,相比以茅草覆盖的屋面来说,自会给人一种安定的心理补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句成语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从成语隐含的语气来看,“上房揭瓦”已经构成了一种极为严重的侵犯,而侵犯本身,正是由于此行为给屋主带来的不安感所致。古人还有这样一种对于生活状况的描述,“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其中“片瓦遮身”与“立锥之地”对偶,所表达的也正是一种安定的情况。由此亦可推测,低等级的土瓦相对于由佛教文化传入我国的琉璃瓦而言,其在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甚至是如避暑山庄、颐和园中的皇家住宅等)中的大量使用,除了出于礼制文化的考虑之外,亦是一种追求家庭安定的体现,这也正促成了其成为传统民居的文化象征之一。
可以推知,从文化生态学图示中的社会组织层级来看,人们追求将代表土的瓦放于屋面,是出于一种对于家庭组织的安稳和谐的向往和追求,这或许也正是跟“有土为安” 的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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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代经济管理;影响作用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概述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不断的实践与研究,形成了科学的经济管理思想,从此以后,企业的经济管理方式大多是由科学的规范来实践的。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主要以农业的经济发展为主,所以一直以来,我国都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所以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的理念与方式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业经济的运转模式主要以家族观念和亲缘观念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方式为主。所以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农业经济比商业经济更为重要。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百家争鸣时期,都倡导重农抑商的思想,并且,墨家思想强调均贫富,这种传统的经济运转模式虽然较为理想,但是与经济的运转规律和自我调节规律不相符,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适用,人们需借助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探讨更适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代经济管理模式。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作用分析
(一)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需要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结构的稳定。传统的中庸精神形成于小农经济意识与农业生产思想的结合,这种精神表现在具体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就是,当进行经济管理行为时,长期以来不敢进行较大的改变,时刻保持平稳的向前发展态势,将中庸思想应用到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平稳进步。
(二)对供求活动的影响
供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根据经济活动,将供求管理氛围流通管理、生产管理、消费管理以及分配管理四个部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极其重要,要综合推动所有领域的经济发展,不能抑制某些产业而鼓励另一些产业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均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平衡。通过以往的经济政策中可以看出,平均和均衡是流通领域的两项措施,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就业率。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供求活动中的流通管理与生产管理不能简单得出结论,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决定经济放任和经济干涉。通常情况下,以富民为发展目标,实施经济放任的管理措施,而以富国为发展目标,则实施经济干预的管理措施。无论是富民还是富国,都应合理把握管理尺度,将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协调进行,才是促进生产与流通管理效率提升的有效措施。
(三)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影响
在需求、供给与管理工作中,货币的使用实现了三者的有效结合,进而产生了相应的经济活动。人们通过对经济管理活动以及供求关系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供求关系与管理活动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进行货币金融管理时,人们将价格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参考官方定价。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和农业的重要性也是通过农业生产出产品的价格来决定的。所以进行经济管理活动时,合理管理货币对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统一了货币以后,民间私铸货币的行为被有效地制止,但是随着朝代的频繁更替,私铸货币的行为又不断涌现,直到纸币的出现,通过总结历史上的货币管理状况,人们得出了正确的货币金融理论体系。目前,货币的存在影响了借贷行为,国家通过严格控制高利贷行为,有效地解决了利息与借贷活动对货币金融管理带来的问题。
(四)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人们通过科学的规范实现对企业的管理,这是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开端。后来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创新与发展相关的管理理论,但是企业经济管理的根本仍然没有发生改变,综合来看,企业管理的发展是一个由古典理论到行为科学再到现代管理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大量的实践与研究,企业管理学的科学性逐渐提升,在当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企业经济管理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保持不断发展的态势,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供求活动管理、货币金融管理以及企业管理工作都形成了影响,必须分析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结合时展背景,得出能适应时展需要的经济管理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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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诚信;道德;经济;法律
古今中外,诚信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经济交往的基础。然而,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却依然相当突出,地沟油、价格欺诈、财务造假、“楼脆脆”、“桥糊糊”等新闻纷纷见诸报端。这些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质量伪劣等事件的发生,不仅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而且危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整治。加强诚信建设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为此,政府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增强社会诚信。
那么,究竟什么是诚信?现代诚信具有什么内涵?这是诚信建设首先必须明晰的问题。
一、 道德诚信
作为初始性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道德诚信本质上是一种由人格自律构成的德性范畴,要求人们言语真实、恪守诺言。在我国,这一道德要求始于商周时期(在《周易》中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道德概念),兴于春秋战国。此后的历代思想家、统治者都在不断地提升和强化诚信的道德本性,使诚信居于封建道德的核心并与其他规范相互贯通。
春秋战国时期的诚信思想在诸子百家的大力发展下,内涵逐渐丰富,包括立身立业、社会交往、政治统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经儒家提倡,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孔子的诚信思想主要记载在《论语》中,且集中于对“信”的系统阐述上。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民无信不立”等。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诚信思想,并把诚、信连用,提出“朋友有信”是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法则之一。荀子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是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天下安宁的多种社会功能。
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学说基础的先秦墨家,始终把诚信作为评价仁人的一条重要道德标准,强调“志强智达,言信行果”(《墨子·修身》),极力推崇忠信之士。道家以“真”、“信”、“精诚”等来表达诚信观,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夫》),而“精诚发于内”(《文子·精诚》);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时告诫“轻诺必寡信”(《老子》)。法家十分看重诚信的道德规范功用,主张做人要讲诚信,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将“诚信”作为一种治国手段而加以强调。史家、杂家、兵家等也分别从立身、社交、治国等方面强调了诚信的社会功用。
其后,经过理学、道教、佛教等的发展,诚信的内涵更加丰富。程朱理学认为诚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内诚于心(道德本源)、外化于人(道德践行)、忠诚信义(诚信道德的最高目标)。道教在立教时就强调,诚信既是学道修道的基础,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明确提出“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太平经》),要求人们“人当常相教为善,有诚信”(《老子想尔注》)。佛教认为诚信是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也是人必须而且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品格,并教化修行者“人有诚信之心,可自得度”(《那先比丘》)。
综上可见,由于在成己、成人、成事中的重大功用,诚信被视为一切道德原则和道德行为的根本,成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颐《通书·城下》),其道德教化功能绵延数千年而不衰。随着历史的发展,诚信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的诚信伦理最早产生于宗教。如《旧约·箴言》中有“行事诚实的,为上帝所喜悦”的言论;“摩西十诫”将“不作伪证”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等。可见,道德诚信亦是西方诚信观的首要和基本内涵。经过数千年的演绎和强化,道德诚信已经成为教义、信仰植根于现代西方社会,成为民众一种自觉自愿的人格品质追求。
二、 经济(契约)诚信
经济交往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诚信都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经济交往活动的基本准则。古今中外,概不例外。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一:谈判策略的差异与思维方式中美谈判策略的差异是由各自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综合性思维和线性思维。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周初期的《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为中国传统综合性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进一步发展了综合性思维模式。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相互连通的整体。后历经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的本体论和宋明理学体系,综合性思维渐已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连淑能, 22)。受其影响,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虽然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谈原则,后谈细节,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
美国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构成问题是从元素论起步的。水、火和空气等多曾被视为宇宙的构成物。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后,伊壁鸠鲁和卢克来修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了西方古代宇宙观的中心学说。原子论学说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对元素、结构和形式分析的注重,是其线性思维方法的体现。15世纪下半叶后,以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此后,笛卡儿明确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把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线性思维方式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成了是美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因此,美国人往往对具体细节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讲究实际,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应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二:.谈判决策的差异与权力差距文化不同决策机制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国文化属于高权力差距型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即人与人之间由于阅历、职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上下级式的纵向关系。人们比较看重地位的差别,以及自己在上下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纵向的上下级关系时刻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国文化着眼于伦理本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中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为儒家思想滋生和成长造就了丰沃的土壤。这是因为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加强了个人对家族的依赖,使得血缘关系进一步巩固。而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其中,父对子,长对幼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在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平等。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的血缘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和超越的。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儒家学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孔子思想的影响加强了社会等级制度,在中国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始终有某种程度的盛行, 并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总的说来中国人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包括商务谈判中缺乏自主权或自主权不高的情形。中方谈判组成员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事,最后的决定通常由未参加谈判的上级做出。
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差距型文化(low power distance)。在美国受平等观念的影响,人际关系一般是呈横向状态的,交流的双方是平等的。谈判人员之间是业务横向 (平等) 关系。他们不拘礼节, 平等相待, 对正统的商务礼仪、客套、座次等关注较少。美国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文明,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迅速解体而为新型的利益关系契约所取代。契约关系的建立意味在此关系中人人平等,因为契约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保护商业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使商业真正按照经济规律运转。同时,随着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制国家的确立,服从权威被公民民主政治所代替。社会组织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组织结构不再以等级身份为核心,而是人人平等。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权利,人人平等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体现。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种法律肯定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的权益,造就了美国人的强烈而突出的个体意识。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以个人自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则,形成了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张力,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竞争。谈判时美方突出个人的作用,往往会指定某个人全权负责谈判,有其负责制定必要的决策和完成必要的任务,同时行使其相应的权利,在其职权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