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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市场 金融风险 风险防范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我国房地产业就是其中受到较大影响的产业之一。这是因为其与金融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对金融危机的反应也最为灵敏。房地产金融风险是指经营房地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或客观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其资产、收益或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能够通过市场各方相互博弈而不断膨胀,最终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体系的安定。在极端条件下,会形成泡沫经济,最终泡沫破裂将会导致经济危机。所以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不仅可以促进房地产业和房地产金融业的稳定发展,而且能促使整个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1.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的现状及分类
1.1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及特点
我国自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自身的调整等诸多的因素,商品房的销售量呈现萎缩状态。大量存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出现,给楼市带来新的变化,房价下降趋势已基本形成。在这种状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房价仍然过高,已远超居民购买力。这个问题在我国大城市显得更为突出。以国际上通用的判断房价是否合理的指标――房价收入比看,几年前上海就达到了10.5倍,广州为10.7倍,深圳达到了16.1倍,远远超过了4~6倍的合理区间,使得居民难以承受。二、住房投资规模过大,且仍呈增长趋势。在国家对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加强的情况下,去年1~2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仍增加32.9%,这说明,房地产市场依然过热。三、商品房空置面积上升。空置面积增加,极易引发经济泡沫并带来金融风险。四、市场秩序混乱。主要表现为:一是不能明码报价。二是购房价外任意设定收费。三是各机构搭车收费现象严重。如测绘费、按揭贷款律师见证费和保险费等,开发商在售楼时又将此费用转嫁给了购房者,这些都大大加重了购房者的负担。五、房地产金融风险骤增。目前房地产业所需资金中约60%来源于金融机构,开发商自有资本少,严重依赖银行资金的现象普遍。银行向开发商贷款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再加上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也存在很大的风险,这些都是引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程度。
1.2我国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的分类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存在着泡沫破裂的风险。世界各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有两个,一个是股票市场的泡沫经济,另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经济。房地产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居住,一个是投资,所以房地产业很容易出现投机。房地产业带动着不少行业的发展,如建筑、钢材等,而这些行业资金也大多来自银行,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极容易产生联动效应。
二是土地储备贷款存在着隐性风险。我国的土地是被政府部门高度垄断的,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希望获得较高的土地溢价,由此带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土地储备属于政府行为,使得土地的购置和开发非常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此外,土地的价格本身也是频繁波动的,这些都增加了土地购置与开发贷款的隐性风险。
三是消费者投机预期带来了房地产业金融风险。在当前我国的住房政策是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宏观调控下,逐渐形成了住房需求持续旺盛的市场现状,根据供需原理,供不应求必然导致房价急剧上涨,借鉴国际经验可看出,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一般是在放贷后5-10年后才开始暴露。目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率正呈逐年上升态势。
四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带来的房地产业金融风险。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涉及个人信用方面的内容较少,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个人信用活动中的行为。少数相关的法律,比如《担保法》,《贷款通则》、《合同法》等与个人信用衔接不够,针对性不强。另外,对于个人失信行为也无明确规定具体的惩罚力度及方式。
2.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对策
2.1构建房地产业多元化融资体系
针对现阶段房地产业面临的融资困境,建议相关部门应区别近期和远期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解决。针对近期融资问题,房地产企业可采取发行融资券、利用融资租赁、合作开发等方式解决,针对远期困境,有关部门则应思考进行一定的房地产金融创新,以求永久解决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长期融资问题。
2.2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的土地储备制度,在规范土地市场、增加政府土地收益等方面效果明显,但其负面效应也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应在条件成熟时对土地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加强对土地供应的监管和土地管理模式的转变。有效的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土地供应市场,加快改革和完善与稳定房地产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的其他各项制度。
2.3完善与房地产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金融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已规范其行为,确定房地产金融的法律地位,如制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管理法》《个人购房贷款管理法》等一系列配套法规。明确规定开发商及个人的权利及义务,使企业和个人能严格规范房地产的贷款行为,认真履行还款职责。
2.4改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
在我国,开放商将开发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捆绑销售是导致开放商贷款不良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利率市场化还不能完全起作用的情况下,银行必然会以放松对开发商的贷款条件为代价取得住房按揭业务。因此,如果将开发商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强制性分开,银行就必然会加大对开发商贷款的审查力度和风险控制力度,房地产金融的风险必然会大大降低。
2.5建立防范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风险制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制度,这直接导致了个人信用不高。可通过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风险制度并结合经济手段形成对个人行为的外部约束力量,使个人违约成本远大于收益,从而降低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如各商业银行可采用联网方式,对恶意违约及采用欺诈等手段骗贷的借款人信息及时在网上公布,严重的可取消其终身贷款资格,而对守约的借款人则可给予信用等级评定,信用等级越高越易获得贷款且贷款期限、利率水平也可获取更多优惠。
基金项目:淮安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HAS2009051)。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成因;影响;措施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从1985年开始的,促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业。随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城镇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国有土地使用权从行政划拨、无偿无期限使用转变为有偿有期限的出让转让,住房建设由过去国家单一投资转变为多元投资,住房分配从实物福利分配逐步转变为货币分配制度,我国住房商品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房地产业投资飞速增长。1993~2003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937.5亿元增长至10,106.1亿元,10年间增长了4.2倍,平均每年增长17.96%,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房地产市场是否健康稳定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安全,而且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是否能够稳步地提高。我国房地产业前后总共不过20多年的时间,总的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如果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首当其冲蒙受损失的是个人房产购买者,其次是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及相关产业,危害严重者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20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发生的长期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泡沫引致的;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房地产市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积累了数十年的财富化为乌有。我国1992~1993年在全国出现了房地产热,海南、北海等地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投机现象,使得房价急剧飙升,房地产泡沫不断聚集,最后泡沫破裂,对当地经济产生了长期的、严重的影响。
2009年全年,投资稳步增长,房地产和住宅开发投资分别达到3.8万亿元和2.6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3.8%和19.7%,低于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2009年1~10月,房地产和住宅开发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8.9%和14.1%,增速分别较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延续2009年以来的逐月回升势头,但与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25.6%和27.2%仍有较大差距,亦低于2008年全年水平。需求持续上升,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规模与增速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达到9~9.5亿平方米和4~4.5万亿元,其中住宅销售面积8.5~9亿平方米,销售套数达到850~900万套(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为504、625、556万套),销售额为3.5~4万亿元。2009年1~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达到6.6亿平方米和3.15万亿元,同比增长48.4%和79.2%,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为6亿平方米和2.8万亿元,同比增长50.1%和84.3%,规模与增速均创历史新高,其中销售额已超过2007年全年。政府连续出台多项措施抑制房地产的过快过热增长。
房地产开发中的泡沫现象,主要是指土地和房屋价格极高,与其使用价值(市场基础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高,但实际上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由于房地产是由土地及其附着建筑物所构成,而建筑物是人类劳动产品,其价格是由成本、利润、税金来确定,这相对比较稳定,较易判别,因此我 们平常所说的房地产泡沫实际上是土地泡沫(地价泡沫),而土地的市场基础价值即合理价格是土地利用效益的资本化。当泡沫发生的时候,市场机制失灵,人们的行为是买涨不买跌,不遵循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当价格上涨、供给增大时,投资者预期价格进一步上涨。1991~1993年我国海南房地产价格正是这样飙升的。1991年每平方米价格还是1,000多元的公寓楼,到1992年就可以卖到3,000多元。有的商品房价格甚至突破10,000元。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也大幅度提高,有的地方仅过一年价格竟由十几万元一亩涨到600多万元一亩。投机者却还在不断地囤积房地产以待价格再一步上涨时抛出。以至于在房地产交易中有70%是投机者囤积起来的。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房地产热骤然降温,房地产热在造就了一批富翁之后,相当一批公司被套牢在海南的土地上,上亿资金在有限的土地上沉淀。泡沫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增减,只有转移的功能。
房地产泡沫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的推动力。从内部简单来看:(1)房地产商品的特殊性。在一定时期房地产商品供求不易均衡而且合同期摊销交易成本低,这是泡沫载体所具有的一个条件。所以,房地产易产生泡沫,是泡沫的主要载体之一;(2)土地的稀缺性。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土地的需求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此,土地的稀缺性为泡沫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
从外部详细来说:(1)金融的过度支持。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离不开银行系统的支持,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人们会通过向银行贷款筹集资金参与投资或投机;另一方面泡沫经济往往给银行传递错误信息:在经济繁荣时期,房地产价值上扬,银行往往过于乐观,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放松了贷款条件。然而,随着预期的逆转,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银行拥有的抵押房地产价值急剧下降,巨额不良债权随之产生,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信息不对称。在健全市场环境下,房地产的价格应等于其重置价格,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过度炒作常常会导致投资者高估或低估未来收益的现象。当投资者过度看好经济形势及预期收益时,许多投资者会借债从事房地产投资,然后再以房地产为抵押借更多的钱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财富的诱惑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盟。然而,与任何市场一样,房地产节场的变化是永匿的,各种动态因素的变化,包括自然因素(地段、基础设施、周边环境、污染程度等)、经济因素(GDP的增长、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房屋价格)、社会因素(人的居住模式:单独居住、与父母合住、人口趋势、消费观念、文化水平、消费品位)、政策因素(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都会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投资者“博弈的规则”也要变,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对变化的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加之,房地产的建设周期长,使得开发商的有效供给常常滞后于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加快泡沫的生成。(3)投机行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往往与土地投机紧密联系在一起,房地产投机又是与预期、非理性等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当各经济主体对未来房地产价格走向的预期过度乐观,并且出现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时,土地投机者开始增加土地的购买和囤积,投机需求的增加造成市场的“繁荣”假象,引起进一步的涨价预期,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最终使价格膨胀为泡沫。在这一过程中,地价逐步脱离地租的贴现值,地价并非主要由地租间接决定,而是由市场上土地资产的买卖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机行为直接决定的。(4)权力寻租。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中,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凭借其权力进行不平等竞争,从而获得超经济收入,一般伴随着所谓的“权钱交易”现象。转轨时期中国土地供应的“双轨制”是造成土地市场权力寻租的根源。政企不分的体制所引发的官办公司与政府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则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法制的不健全,立法的滞后以及执法监督的不力,也导致土地市场的权力寻租和各种房地产投机活动泛滥。同时,权力寻租者为了捍卫其既得利益,又进一步强化土地供应“双轨制”以及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权力寻租者们炒买炒卖国家给予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权利,,权钱交易,为土地投机、地产泡沫的形成培育了肥沃的土壤,权力寻租成为中国地产泡沫形成的一个推动原因。土地市场中的权力寻租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丧失,大量的投机者却不断进入并活跃异常,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1992~1993年的中国,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地区极为普遍。
房地产泡沫对经济不仅有负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一)微观经济效应对居民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为财富效应。第一种类型是由房地产价格上升引起的财富效应。房地产泡沫的财富效应很明显,在泡沫上升阶段,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消费者在短期内可能认为这种上涨只是暂时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会成为消费者的一种信念,即认为自己的财富确实增加了,其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消费上升产生的乘数效应又会刺激生产,导致生产增加;第二种类型是由物价下降引起的财富效应。对财富效应的解释还可借用另一种观点,即房地产在具有实体性的同时也具有虚拟性,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而虚拟经济的运行从整体经济中吸收了一部分货币,对于这部分货币来说,它不直接参与对实体经济中商品的追逐,因而在实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下降了,这种下降必然有降低物价的功能。根据庇古效应理论,物价下降会增加实际财富,从而增加消费支出,最终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房地产泡沫的宏观经济效应
首先是动态经济效率改进效应。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使得经济由动态无效向动态有效转变,从而提高整个经济效率。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1992~1993年我国出现海南、北海房地产泡沫;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经济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本国、本地区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强周期效应。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周期效应分析就是分析房地产泡沫是否会扩大经济波动幅度还是缩小波动幅度,是强化经济周期还是削弱经济周期。假定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开发商所开发的物业抵押价值明显上升,他预期未来房价会更高,同时银行也会有相同的预期,把房地产贷款当作优质贷款,使得开发商继续开发新楼盘时较容易获得再贷款,又进一步增强了开发商再开发新项目的动机。房地产市场中项目、土地和资金是有限的,这种开发动机最终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这就从供给方面推动房地产泡沫程度不断加深。同时,消费者预期房价会不断上升,购置房地产可以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导致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投机行为,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无弹性,在市场中存在大量需求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也在上升,这就从需求方面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程度进一步加深。从供给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时会导致房地产供给增加,由于房地产业具有极高的产业关联度,房地产供给增加会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扩张,如建筑业、材料供应业、金融业以及其他辅行业。对这些行业的带动也促进了宏观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再次是资源配置效应。房地产泡沫扭曲了价格信号,形成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社会大量的过剩资本、银行贷款、甚至企业资金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上,会使生产投资相对萎缩,形成“产业空洞化”现象;社会经济也会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方面是名义财富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实际生产部门产值的缓慢增长。房地产泡沫的资源配置效应可以从历次泡沫现象中得到印证。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大量的银行贷款转向了房地产业,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度投机现象,房地产价格暴涨。日本在这一时期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而对制造业的贷款却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房地产业过多地吸纳了银行贷款,使得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房地产泡沫造成了两部门间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泰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样导致了房地产业和生产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非对称性。
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不加以控制和监管后果不堪设想。
首先,对消费需求的影响。20世纪五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弗朗克・莫迪利亚尼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这两个理论密切相关,因此被合称为“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单个消费者是面向未来的决策者;消费与财富有关,消费的变化受到财富变化的影响;财富是一个存量变量,以一个人的资产总价值来衡量;资产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一个人的财富,因此股票或房地产价格下降而且人们预期这一变化将长期持续时,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将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这种资产净值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被有关学者称之为财富效应。
其次,对房地产的资本抵押机制和信贷周期的影响。为了抑制借款人的道德风险激励,信贷市场中普遍对借款人实施自有资本金要求和设定抵押要求。从期权定价的角度考虑,自有资本金要求相当于借款人为取得借款合同而支付的期权价格费,而提供抵押品则相当于降低了借款人持有的卖出期权的执行价格,两者的作用都在于加大借款人的债务违约成本,抑制其道德风险激励。因此,资本-抵押机制是信贷市场正常运转的最重要的微观机制。Moore认为,当贷款已有抵押品做抵押而且企业有贷款限制时,借款数量是由其抵押品的价值决定的。生产性资产的价格下降将对企业的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积累起来,将导致信贷周期。由于资本-抵押机制的存在,在泡沫形成初期,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促使信贷市场进一步扩张,并形成一个累积的、自我增强的过程。随着信贷规模的膨胀,银行体系和经济系统变得脆弱,当出现一个反向的外部冲击时(如房地产价格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就会形成反向的累积过程,资产价格急剧下降,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信用流量减少,信贷规模迅速萎缩,实际产出大幅下降。资产价格下降和总需求下降之间出现恶性循环。即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正是由于“金融加速器”的影响,一个小的外部冲击有可能造成实际产出大幅波动,而房地产市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资本-抵押机制的存在,房地产泡沫通过作用于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对信贷供给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一机制的特点就是:在泡沫经济崩溃时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
第三,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随着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房地产波动的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互动性越来越强。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这类具有独特性质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供求关系会产生较强的影响,而房地产泡沫作为经济整体系统以外的干扰或外部冲击,在经济系统的内部传导机制作用下,其原来的运行趋势在运行水平或程度上会发生变化,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这一变化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强周期效应。宏观经济周期与房地产波动呈同向发展趋势,但在波动时序上略有区别,房地产周期略早于宏观经济周期。当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期时,政府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社会生产资源向带有国民经济基础性和先导性等产业特征的房地产业转移,由此导致并推动房地产业率先开始复苏,并带动相关产业,宏观经济在乘数作用下步入扩张期。当宏观经济进入高涨期后,在政府紧缩性政策冲击下,由投资、消费构成的房地产需求分别在宏观紧缩政策影响下降低,同时又由于受到房地产投机被抑制、房地产泡沫破灭等房地产业特有的产业收缩机制的影响,使得社会资源率先从过热的房地产领域退出,房地产市场先于宏观经济而进入收缩期,这种收缩通过对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导致经济衰退。
房地产泡沫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对企业来说:第一,减少企业财富,削弱其信贷能力;第二,导致企业过度负债,产生债务危机;第三,降低对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第五,引起银行危机,抑制企业发展。正常情况下,许多企业在得到银行贷款之后,通过将其中的大部分贷款重新存入银行而定期地支取企业所需的资金,泡沫破裂导致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资金难以正常周转。有些银行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一旦银行出现支付危机,马上会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缺乏流动资金的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遭遇困难的银行势必紧缩信贷,不仅要追回已贷出的资金,而且不会轻易给企业延期或发放新的贷款,扼杀了许多企业的发展机会。
对居民来说:一是减少了居民的财富净额。房地产具有实物资产与虚拟资产的双重属性,对于多数居民而言,房地产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消费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投资品。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居民资产价值的大幅缩水,直接减少居民的财富,大批住房贷款没有还完的家庭还有可能出现负资产。二是减少了居民消费,降低了居民效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居民消费的来源之一,房地产是居民财富也是他们的收入源泉,当居民拥有的房地产价值发生变动时,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价格的大幅下降会造成消费水平的下降和福利效用水平的损失。
第四,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应,即房地产泡沫扭曲了价格信号,形成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国外大量的过剩资金、银行贷款、甚至企业的资金都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从而使得其生产投资相对萎缩,形成产业空洞化,实际生产部门产值增长缓慢,产业结构长期低级化,产业转换能力弱,产品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泡沫形成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对消费、投资产生拉动作用,扩大一国总需求,从而引起其进口增加,形成经常账户赤字。
房地产过热,一旦泡沫形成,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很容易产生虚假需求信息,影响开发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而且虚假需求造成的过度供给,又会形成新的房产积压,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大而长期的负面影响。大量的空置商品房不啻于一柄悬在我们头顶的达魔克利斯剑;不规范的住房抵押贷款操作导致的房地产价格虚高,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增大购房者的违约风险,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大量购房者违约,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导致金融风险,1993年的中国和1996年的泰国都是这样,国内外由房地产不良贷款引起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此外,房地产价格过高还会影响人才的去留,严重削弱城市竞争力,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我们应该采取合理措施,如建立房地产泡沫风险预警体系、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健全城市基准地价制度等。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国际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达.货币银行学.中国人民大学,2009.1.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3]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如果说前几次危机都有经济增长放慢的前兆,那么,越南危机的爆发真有些突然性。因为,直到去年为止,越南紧跟中国,还保持着世界第二位高速经济增长的神话。它的产业结构也同中国雷同,沿承着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低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它的迅速发展同样仰仗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战略的积极实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国家之间由于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雷同性,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以它明显的工业化的时间积累(计划经济时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和经济规模的比较优势还是保持着最强的发展势头;而越南则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上,紧随其后,不断在向世界展示它“后发”的追赶优势。比如,越南人口的识字普及率高达94%,超过中国的85%和印度的65%;由于战争等原因,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在24-25岁之间,劳动力的丰富程度凌驾于闹“民工荒”的中国。而工资水平,单纯的劳动者只有中国的2/3,技术劳动者中国更是超过越南的2.2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这几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因为中国投资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从中国退出的外国和中国本土的企业。
当然,现在活跃在越南的外商主要还是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它们同样做着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也主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为了在亚洲快速“挤进”小康国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断推出更加积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它不仅同中国一样,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比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和提高对境内机构的参股比例。通过金融开放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融资中所产生交易成本(去年越南股市的“繁荣”程度竟然超过了中国)。
因此,从表面上看,越南延续着东亚发展的模式,而且,又吸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在延续着高增长、高就业和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改善的良好表现。那么,为什么这种良好的基本面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见下图),它的爆发是否就预示着东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外向依存型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至少从今天外汇占款所引起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和越南这次陷入货币危机的困境中,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确实不少。
首先,汇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区别于没有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中国和越南的高速增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但是,这种金融压抑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运转机制,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比如,中国和越南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它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金融压抑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反映),却忽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对金融资产交易的双方进行有效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需求。因此,一旦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即使)出于保值的功能,进入了一个功能缺失(往往因为最基本的价格发现功能的丧失而引起其他金融功能的扭曲)的金融体系,就很容易爆发资产泡沫,由此产生强烈的财富膨胀的市场预期和追逐价值增长的投机行为,尤其是目前输入型通胀的恶化(因为越南和中国的高速工业发展都对境外工业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更是加速了这种追逐金融资产价值以对冲购买力下降的投资行为的扩张,从而这也就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当然,资产泡沫发生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这一种子一定会发芽结“果”,越南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还必须具备其他的金融脆弱性问题。
其次,对国际收支不均衡(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处理方法,如果选择不当,不仅不会改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只会降低本国抵御外部投机冲击的能力。越南为了尽快缩短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不断在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来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虽然它也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像中国那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而模仿日本和东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大量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工业原材料(日本是进口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作为研发的对象;东亚是民间企业进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但是,这一做法却扩大了贸易逆差,削弱了政府利用厚实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的能力(越南的外债规模也高于它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投机资本寻求一本万利的“冲动”。事实上,这一点,又重蹈覆辙了97年东亚危机前受害国家曾经犯过的共同错误,带来了它今天因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遭遇的“小国的痛苦”。相反中国政府,却重视外汇储备对本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它顶住贸易摩擦的压力来维持出口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基金或国内企业或机构的海外运作或投资来重视资产价值的保值功能。可惜这一战略是出于中国这一“大国”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诱导为“大国的威胁”之举。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一进(出口带进的外汇)一出(海外财富增值)的问题,那么,也会因为经济增长放慢或流动性过剩所引起的资产和价格的泡沫而断送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长奇迹”。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的最大烦恼。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
1 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从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大幅滑坡,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但经济目前还未进入强劲反弹的道路。从物价来看,2007年4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断攀升,2007年全年CPI指数上涨4.8%,2008年2月CPI指数高达8.7%,创历史新高。随后几个月CPI和PPI大幅回落,已连续数月为负值,截至2009年7月份CPI同比下降1.8% PPI降8.2%。同时货币供应量高位趋稳,2009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2%,增幅比上年末高10.6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9.59万亿元,同比增长26.37%,比上月末高1.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9%。同时我国对外依存度扩大,内外失衡,虚拟经济也在不断膨胀,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货币增长率上升虽然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但有着密切联系,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迫使总需求的“主动增加”,尤其是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上涨,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并引起通货膨胀,剧烈的通货膨胀就会对宏观经济形成极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2 西方关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货币对经济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不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货币就是中性的,不然货币就是非中性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中性的理解在程度上也不完全一致。代表性观点有:(1)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论主张货币经济只不过是实物相互交换的实物经济,货币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启到媒介作用,对实际经济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2)威克塞尔货币非中性论,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中引入了“自然利率”的概念,认为货币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由于货币在资本形成和资本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非中性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短期内影响就业、产出和收入等实质经济因素,而在长期内则影响价格。把利率作为货币与产出的枢纽,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主张货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实际经济:货币市场决定利率,再通过利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总需求,导致总产量和总就业量的变化;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它与其他金融资产存在替代效应。(4)新古典主义的货币中性论认为,宏观经济总量的解释只是建立在单个人的最优化选择的基础上的。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通过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市场出清、理性预期和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等应用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了货币中性的结论。声称货币主义的短期和长期不是特别有用的,真正的区别是预期与未预期到的差别,正是由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能预期到系统的货币政策,货币对经济中的实物变量不产生影响,从而回到了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中性的观点。
3 货币与经济关系计量分析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控制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使其按照一个或几个关键的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同步连续地变化,货币当局就能提供一个可为经济稳定发展的货币背景。对此,本文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物价上涨率)与货币存量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下面,我们选择1978-2008年间的M0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GDP 增长率(年度数据)作为我们实证的数据区间,根据货币数量论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的货币供应政策的稳定性进行计量考察。
(1)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供应量增长率相关性分析。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应用统计计量分析软件Eviews,得到了M0供应量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出,m0和cpi的相关系数为0328686642237996,m0和gdp的相关系数为035392280266161正如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许多实证所验证的那样,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的长期周期性变动与相应的货币收入(或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和稳定的。另外,根据它们之间的点线图,我们可以得出,M0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M0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变化具有大致相似的同增同减的长期趋势,即它们具有长期的一致性。当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相互之间的变动是否是即期还不明显,我们将在下文给出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经济波动较大时一定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较大的波动。
(2) M0供应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运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得如下检验结果。对于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供应量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而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 0.80471,表明通货膨胀不是M0 增长率Granger 原因的概率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而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 0.01037,表明我们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M0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 成因。对于GDP 增长率与M0 增长率之间的Granger 因果关系,我们得不出类似的结论。
(3) M2 供应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回归分析。由上面的相关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运用货币供应量的两因素模型对三者进行回归分析。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CPI =94.87505(8.602099)+
37.59689 M0(-1)(8.692193) +
16.14602 M0(-2)(8.603579)+
7.041960 M0(-3)
R=0.533619 F=9.1533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检验,并且整个方程的F 检验也是显着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于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显着地影响。另外,我们也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GDP =0.097290+0.068918 M0(-1)(0.045173)+
-0.030353 M0(-2)(0.045646) +
-0.053743 M0(-3) (0.045180)
R=0.147209 F=1.380957
它的回归系数的t值不显着,方程也不显着。这说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着的关系。
4 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合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和我们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显着的。同时,货币总量的变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而经济变动受到货币变动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因此,当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存在明显波动时,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波动。197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本上遵循着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政策主张。然而,由于经济的大幅度增长,投资的狂热和相对无序,货币当局无法摸清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又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导致了货币供应不连续、不平稳、无规律地变动。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经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物价持续上涨和经济波动。如在1990-1996年间,我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增长率平均都在25%以上,由此直接导致了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泡沫经济和平均1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1988年和1989年高通货膨胀(分别为18.5%和17.8%)和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恐慌。同时,由于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缺乏考虑,货币政策造成经济波动的突发性反过来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被动性,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如1997年以来,我们虽然制止了高通货膨胀,却又陷入了持续的通货紧缩(1998、1999、2000年的物价上涨率分别为-2.6%、-3%、-15%),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能说不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时由货币政策的突发性造成的,目前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对以上分析结论,以及我国当前的实际经济背景,我们提出以下政策主张:
(1)根据经济的长期预期增长率来指导货币供应政策。由于长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是由实际的劳动力增长率、生产技术的发展速度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因此,为了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至于对长期经济发展冲击,引起经济的不稳定,我们就必须使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紧跟真实经济的长期预期增长率,进行连续、平稳的供应货币。稳定的货币供应还会使一般公众建立起对货币政策的信任,使货币当局的政策在执行时更为有效和及时。 转贴于
(2)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水平为目标。由于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当货币增长引起物价水平上涨后,公众预期价格将会持续上涨,投资者愿意投资,借款者愿意借款,这样就使利率不断上涨,经济趋于狂热,结果泡沫经济和危机就随之而来;反之,物价下跌后,公众相反的行为使利率不断下跌,最后也会使经济趋于崩溃,并且这种影响过程是逐渐的、长期的。因此,为了消除物价的恶性影响,盯住稳定的物价目标是可取的,而这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与推动物价涨跌间稳定的关系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实证结果那样。
(3)加强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富有弹性,财政政策对利率的缺乏弹性,使得财政政策相对货币政策来说是无效的。
因为财政政策只是对现存的货币总量进行再分配和使用,它排挤了“私人”投资而转为“政府”投资,这种投资的“乘数”效应会大大降低。而根据长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所确定的货币政策,当它与财政政策共同实施时,可产生繁荣的经济增长,这已有许多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所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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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斌,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2001,(8):3343.
联商网:岑总,您好,能谈谈目前中华广场的经营现状吗,赢利状况如何,是否已拥有了与经营相平衡的稳定客流,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如何?
岑总:中华广场现在客流量正在不断上升,闲日客流量达到12万人次,节假日客流量达到30万人次,目前客流量十分平稳,即使在非典期间,人流量也没有太大的减少,其中中华广场两大主力店吉之岛和中华百货客流量和营业额比去年都有大幅上升。我们预计整个广场年营业额将会达到20亿人民币左右。
联商网:中华广场是在2000年开业的,两年多下来,您觉得它是成功的吗,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关键转折点和发展阶段,现在又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离成熟期还有多远?
岑总:中华广场开业两年多来,在向成功前进。中华广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在开业前期也受到经营管理上跟进不够的影响,现在中华广场正在发展阶段,离成熟期估计还有两年多时间。
联商网:请问中华广场的经营是在沿袭天河城的经营方式吗?除了天河城之外,中华广场的学习对象曾经有过哪些。
岑总:中华广场在经营上与天河城较为相似,但也有一定的区别。除天河城之外,中华广场要学习的对象还有很多,象香港的太古城、又一城等等。
联商网:请问盛世中华百货公司的经营情况如何?
岑总:盛世中华百货公司在经营上已走出底谷,今年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正逐渐稳步发展。
联商网:现在有不少企业在炒作MALL概念,您觉得中华广场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购物中心吗,是否就是SHOPPINGMALL,与国外的SHOPPING CENTER和SHOPPING MALL是否还存在哪些差距?
岑总:中华广场就是大型购物中心,也就是Shoppingmall。但与国外Shopping center和shopping mall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毕竟国内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客户资源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我们的经营管理经验也不足。
联商网:请问岑总,中华广场的不同业态中,哪些卖场的每平方米租金高,哪些比较低?
岑总:在中华广场的不同业态中,功能租户的租金较低,例如吉之岛、中华百货、多美丽、中华电影城等这些主力店及功能租户的租金较低。非功能租户的租金较高。
联商网:您认为中华广场最大的资源优势是什么?中华广场最大的竞争对手又是谁呢?
岑总:中华广场最大的资源优势是地理位置,广场通地铁,周边有烈士陵园公园、英雄广场和体育场等。中华广场最大的竞争对手,目前是天河城广场,将来是正佳广场等新兴购物中心。
联商网:岑总,能否介绍一下香港昌盛集团的一些相关资料
岑总:昌盛集团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七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主要从事地产发展,兼营工业等业务,近年还将资金投向金融及高新科技产业,使集团企业由地产、工业、金融投资、高新科技四大产业组成。集团资产净值已达三十亿元人民币。总竣工面积50万平方米,动工面积25万平方米。集团员工五百人。集团由六个部门及十五家子公司组成。分别设立在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梅州等地。 购物中心的管理和经营
联商网:能谈谈贵公司在招商方面的一些经验吗,作为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您觉得招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开展招商要注意哪些主要事项,有哪些基本原则?着重从哪些方面做起?
岑总:购物中心在开展招商之前,一定要做好市场调查工作,才能给购物中心定好位,定好位后才能做规划、设计,这样才能开始招商工作。招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何整合租户,招商工作就是把不同业态的租户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让大家都挣到钱。招商应从主力店做起,并配之做好功能租户和牵头租户的工作。我们还要根据当地的环境、人们的消费水平、交通、文化风俗等多种因素来决定招哪类的主力店、功能店及牵头租户,例如超市不是哪一类都适合广场的。
联商网:您觉得购物中心在管理上与传统零售业态存在哪些大的区别,购物中心的管理重点侧重在哪些方面?
岑总:购物中心在管理上与传统零售业存在区别,传统零售业一般由单一经营者经营,是经营者与供货商的关系。购物中心在规划上是店中店,而传统零售业在规划上是开放式的。在功能上前者是多元化、多功能、多业态的,是以购物、休闲、娱乐、观光旅游为目的,而后者是纯生活消费型。在经营管理上,前者主要是租赁方式,后者是以抽成、自营、寄卖方式为主。因购物中心是由不同行业的租户组合,所以购物中心的管理更侧重对商家的整合和服务,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氛围。
联商网:请问您觉得购物中心在选址上和前期设计规划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国外的购物中心很多是建在郊区,而国内的现有的购物中心许多都是在市中心,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今后是否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岑总:购物中心成与败选址是最重要的。目前在中国建购物中心最好在人口最密集、消费力较强的城市中心繁华地区,前期设计规划上要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而定。国内的购物中心多建在市中心,我觉得主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①国内人喜欢聚居;②市中心交通上购物较方便;③经济实力不可能让每家每户有汽车。
联商网:有媒体把天河城和中华广场看作是广州第一代购物中心,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话,您觉得新生代购物中心与第一代购物中心主要区别在哪里?
岑总:可以讲天河城和中华广场是广州第一代购物中心。新生代购物中心我暂时还未看见过,所以说不出区别在哪。但时光已流逝十年,目前无论是购物中心设计理念、经营管理队伍水平和经验,还是消费者消费水平、零售商资源等都大为不同了,理应有不少区别。
联商网:请问摩尔的最大卖点是什么?怎样让消费者尽快认知?
岑总:购物中心最大的卖点是规模大、综合,各层次的消费者都可一站式满足。 如何看待MALL整体发展趋势
联商网:您觉得国内的购物中心发展正处于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很多MALL都在兴建,是理性,还是盲目?您认为MALL真正适合于现目前国内的消费市场吗?它适合于目前国内的地产市场吗?它的发展现状是否存在炒作概念的泡沫经济呢?MALL是否是商业地产目前最好的方向呢?
岑总:目前国内的购物中心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各地不少地方也在兴建,不能简单地斥之为“盲目跟风”,它的出现:第一,是时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城市发育和民生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它是房地产业谋求转型的利益驱动所为。现在国内房地产的泡沫迹象越来越明显,房地产已进入微利时代,不少房地产做成了“房地惨”,新的利润在哪里?地产商们都苦思冥相,想来想去,发现也就是商用物业。我认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政府要适当作宏观调控,防止盲目发展。购物中心正在找适合国内消费市场的切入点。许多房地产商都把搞MALL作为商业地产的方向,但是否是最好的方向,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联商网:目前国内兴起了”地产巨头+商业巨头”的商业地产新模式,两者联合打造大型商业广场,您觉得这种模式会是今后的主流模式吗?又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岑总:这个问题较复杂,根据我们的考察,购物中心绝不是这两者结合的一个简单组合。
联商网:您对国内南北各城市的摩尔发展现况和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目前哪个城市的摩尔发展得最好?
岑总:对国内南北各城市的购物中心发展现况,我没有系统考察过,所以对发展前景也提不出好的看法,目前一般在人口较多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发展购物中心会最好。
联商网:请问您对于连锁摩尔有什么看法?百货公司现在都在连锁发展,MALL也适合连锁发展吗?国外连锁摩尔倒有很多,中华广场有考虑过发展连锁吗?
岑总:是否要发展连锁购物中心,这要根据国情及发展商情况而定。中华广场也考虑过发展连锁,但主要视具体合作条件才能决定。
关键词:流动性膨胀;宏观经济困境;人民币国际化;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4-0014-06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国内流动性膨胀,各类资产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走高;二是国际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国内当前宏观政策目标主要是调节国内CPI,防止经济过热,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则缺乏有效措施。笔者认为境内流动性膨胀和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持续都根源于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和全球经济的失衡,所以,解决国内的宏观经济困境须从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局出发,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解决办法。
一、国际流动性膨胀和国内流动性膨胀的根源与机制
由于中国的强制结汇措施,外汇储备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影响国内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表1反映了我国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逐年增加,如果不是对冲票据的影响,从2006年底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的被动大幅度投放,再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见表1中货币供应量M2及其增速)。
考虑到庞大的外汇占款是由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累计导致,追溯到国内持续的双顺差必然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目前全球经济的失衡0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重点探讨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机制。认识流动性膨胀的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但可以显示出流动性膨胀的真实规模,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新规则。国内由外汇占款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只是标,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国际流动性膨胀才是本。全球流动性膨胀完全是美元本位货币体系引起的,欧元的崛起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膨胀。
1973年,当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世界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在三十多年后引起的严重后果。黄金的非货币化虽然保住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商人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集中在官方的外汇机构或央行手中,然后由官方外汇机构向美国联邦储备兑换黄金。这个时期,美元的支柱就是它的黄金储备。美元外流意味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外流,黄金储备就构成了美国对外提供美元的约束力量。当美元不再承诺兑换黄金之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便不能在美国兑换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替代黄金成了支撑美元国际货币的支柱,美元不再需要黄金储备作支撑,只要有足够的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资产,就足可以替代黄金以应付来自境外美元回流的压力。境外美元的支柱从黄金储备改为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之后,境外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美元流往境外也就不再有约束。失去了约束,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6年已经达到8115多亿美元,24年间增长了大约148倍,任何国家的GDP和实际资产都不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表现为用美元支付进口的货款减去经常项目收入后的净支出余额,再考虑到美国的外汇储备基本没有变化,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美元现金的外流。因此,当中国出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的时候,商品流入美国,相应也会有1000亿美元流入中国。如果中国顺差1000亿美元而且全部结汇,按汇率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计算,国内将会增加7000亿人民币。一般情况下,央行会为对冲流动性而发行央行票据,假定为4000亿人民币,于是中国就多了4000亿人民币的央行票据和3000亿人民币的现金。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之后,美元现汇便会流到外汇储备局。当外汇管理局购买美元债券的时候,美元现汇流回美国,替代现汇的是外汇储备局手中持有的国债和联邦机构债券等等。于是中国的流动性价值就获得了双重存在。在上述的例子中,一是1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二是按当时汇率增加的同价值量的人民币现金和央行票据(即3000亿元人民币现金和40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至此,1单位的境外美元已经创造出了2美元的广义流动性。
表2列出了世界官方外汇总储备的膨胀情况,官方外汇总储备已经从1999年的1.78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12月末的6.4万亿美元,翻了近两番,正是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90%的美元、欧元国际本位货币的高速增长导致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但流动性膨胀整个过程到此还没有结束。中国外汇管理局购买了美国债券之后,会导致同量美元流回美国,美国央行和政府也会采取对冲的方法,减少回流美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是流动性不会减少,美国最终也只能靠增大国内虚拟经济的规模来占用大量回流的美元现金。最终流回美国的美元一部分会聚集到各类基金机构和银行中作为投资和贷款再次前往亚洲、拉美和美国境外的其他地方,另一部分会聚集到政府和美国居民手中通过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再次流出美国,全球流动性膨胀将继续进行。
通过美元流动机制可以看出:第一,在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每一美元经常项目的逆差,将导致世界扩张大致2~3倍的流动性,这其中还不包括银行乘数扩大的货币量。这造成了国际性的流动性膨胀,直接导致了贸易顺差国(比如中国)通货的增加,增加了顺差国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的上涨,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转型。第二,在现代黄金非货币化条件下,虚拟化的货币没有自动的退出机制,发行票据等短期金融资产的方法来对冲流动性,本质上是创造出流动性较弱的虚拟资产来代替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这会使得广义虚拟资产进一步膨胀,因为票据和债券等虚拟资产不会凭空蒸发和消失,“流动性替代”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第三,在国内资本市场没有开放条件下,当外汇占款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后,除非有相反的情况(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流动性膨胀是不可以避免的。
二、当前中国应对宏观经济困境措施的分析
由于我国流动性膨胀的根源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目前从战略上来看在封闭我国资本市场,使其与外部隔开的思路下来解决流动性膨胀只能是短期策略,不能长久。目前国内应对宏观经济困境有如下政策:
1、采用“堵”的策略。海关、外汇监管局、银监会
联手控制热钱进入中国,企图从源头上减少流动性膨胀。由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加上最近国际本位货币美元汇率的不断下跌,全球膨胀的流动性越来越多地涌向中国。在此情况下,国内采取“堵”的策略控制投机性热钱进入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考虑到我国顺差主要是由经常项目顺差产生,根源于我国依据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建立的加工制造业,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所以“堵”的策略只能少量减少我国顺差额度,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我国顺差的总规模。而且在人民币升值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的双重利润刺激下,国际热钱会通过更加隐秘的方式进入国内。监控国际游资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目前除了健全监控网络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2、采用“藏汇于民”和鼓励持有美元的企业和机构投资于境外国际市场的策略。在国内对于非官方持有的外汇来说,它也不过两种结果,一是通过金融机构贷款给从事进口或对外投资的企业和商人;二是购买外国的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产。但目前情况下如果中国资本市场不开放,民间就不会吸收太多的外汇头寸,因为外币不能在国内直接媒介交易,藏汇于民的规模肯定有限。在流动性膨胀的情形下,鼓励和引导境内资金流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政策思路中疏导的不是人民币,而是设法输出美元,这实际上是“推出美元”或“挡住美元流入”的政策,效果也极其有限。因为人民币汇率是由人民币的供求决定,现在设法向外输出的是美元,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并没有看到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不能缓解升值压力。
3、采用信贷紧缩的方式控制流动性。当前中国的流动性膨胀与1987~1989年和1995~1996年流动性膨胀是有重大区别的。以前中国的流动性膨胀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过热所致,这种流动性膨胀往往是伴随着央行通过再贷款进行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存量上升带来的,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往往很有效,只要控制好财政和信贷规模就一定能够使得经济过热减缓甚至进入紧缩,遏制流动性;但是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膨胀则不同,因为其根源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际。计划调控信贷的政策在短期内会产生紧缩作用,但持续使用效用递减。而且传统的信贷紧缩调控是以整个经济受到压抑为代价。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时期,汽车、装备制造业、造船、太阳能、新兴材料等高端制造业正在迅速成长,它们是自主产权大幅度增加的希望。因此,如果不是从根源上消除流动性膨胀,而是从抑制国内信贷来解决问题,不但不会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任何帮助,还可能对新兴产业的初期形成金融压抑,延缓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综上,目前国内所有的政策实际上都是延续“堵住流动性”、“推出美元”或“挡住美元流入”的思路,都属于被动的减少或计划控制流动性的政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本不起作用。在这种思路下人民币境内贬值压力和境外升值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不会根本上得到改变,内外不协调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考虑长期和根本性的解决途径。
三、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根本解决措施
目前情况下必须打开人民币流往境外的出口,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供给,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才是正确“疏导”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只有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才可以减轻国内流动性不断膨胀的压力;第二,只有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人民币供给,才能大幅度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第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对冲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使得中国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在不受太大冲击的前提下解决目前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困境;第四,如果增加人民币对外供给量,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世界货币体系也将因此增加一个更有实体经济作基础的硬通货,国际货币体系也将更加和谐和稳定。
(一)日本和德国的历史经验
目前中国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引致的流动性膨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面临的情况类似。由于日本和德国两国政策选择的不同(日本采取的是“推挡”政策,而德国采取的是“疏导”政策),日本走上泡沫经济道路,而德国则平稳增长直到以马克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国际硬通货“欧元”。这个经验对当前的中国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和德国两者同时从战后崛起,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本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在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上,日本由于害怕完全放开日元资本项目后,日元汇率急剧波动可能引起对外收支恶化和日本经济的动荡,所以对日元国际化持消极态度,直到1980年才完全实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而原西德早在1956年就在贸易顺差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德国由于较早地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其充分利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合理运用国外居民对马克的升值预期(表3数据显示马克兑美元汇率从1972年的3.22上升至1.79),同时西德将累计的外汇储备当作平准基金,主要目标是调节马克的汇率,从表3可以看出马克平稳升值,没有较大波动。这段时间德国采取“疏导”的政策,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向外输出马克,其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累计向外输出了近681亿美元的马克。德国通过有效向外输出马克通货,首先是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的通胀压力,1970~1980年德国CPI年均增长5%(较日本9%的增长率温和得多);同时,由于马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大幅度增加,大大降低了马克升值压力,且用缓慢升值的马克购买外国资产会避免用正在贬值美元购买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个政策使得马克迅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大规模向外输出马克通货后,马克成为了重要性仅次于美元的三大国际货币之一,其占世界外汇储备比重从1970年的2.1%上升至1980年的10.2%。
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日本采取的是“堵”和“推挡”政策,没有充分利用境外居民对日元合理的升值预期,对资本账户的控制限制了日元对境外的供给,错失了向境外输出日元积累日元储备的最佳时期。在1972~1980年,日本资本账户累计的逆差约为30亿美元(见表3),这意味着其对外输出日元的上限就是30亿美元,这么小的数量自然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日元国际储备“堵”和“推挡”的政策使得当时日元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偏少,没有压制住日元升值的趋势,而日元升值后严重打击日本的出口,导致日本国内实体经济衰退;同时日本国内资金充斥的状况因日元流出日本的数量不够而没有得到缓解,其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形成泡沫经济。
今天中国与日本、德国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口,两国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具有较强升值预期的这一段黄金时期,顺势开放中
国的资本账户,在政府和货币当局主导下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向外流出,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和日本一样,在本币不断升值压力的逼迫下,国内不断累积流动性,而又没有及时向外输出本币,最终导致国内经济进入泡沫化,承担泡沫经济破灭的苦果。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增加人民币通货和人民币资产的向外输出量,将有效改变国内流动性不断膨胀的局面,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四,而人民币国际使用量为零的不对称情况。
(二)美元危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遇
目前中国经济状况与全球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而美国对世界经济状况具有重大影响。近24年来,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将美元输往世界各地,然后通过资本项目输出美元债券等虚拟资产回收流出美国的美元通货,最终世界各国机构持有美元债券等储备资产。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任何信用货币都缺乏长期的退出机制,大量美元(现在还有欧元)进入经济领域之后,短期可以靠各种对冲办法减少流动性,中期可以靠流往国外减少国内膨胀的流动性(仅对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货币),但从长期来讲,如果实体经济不够强大,长期累计起来的流动性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贬值。截至2006年底,非美国居民持有美元金融资产的存量已经达到16.3万亿美元,而2006年美国GDP不过13.2万亿美元。美国通过债务经济不断消费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而各国得到的仅仅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储备。“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果还是正确的话,美国就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元危机因此不可避免。
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大量充斥,另一方面是美元实际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美元的购买力最终是用其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商品和劳务来决定的,用单位货币能买到多少吨小麦、汽车以及技术等等实际财富的数量来决定的。货币的购买力是不能用能买到多少张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来决定的,因为货币的价值只能用非价值的单位来衡量(物量指标),也就是不能用价值指标(债券类虚拟资产)来为货币定价。战后,美国GDP从占世界总量的50%下降到现在的近25%(当然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但是美国制造业GDP占其总量GDP的比例却从战后50年代的25%下降到现在的12%左右,而其地产、金融等服务占比却从50年代的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1%。显然,支撑美元最终购买力的美国实体经济正在不断被削弱。现在正常条件下,美国境外大量美元储备的对应物不仅仅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而且也是各国在国际间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以及美国提供的大量国际性虚拟资产。但是如果有一天,某种投机活动引起的某种事件突然使得人们对美元丧失信心,就会形成抛售美元金融资产的狂潮,这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必须用美国自己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美元的根本风险就在这里。
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元的信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美国的实体经济之上,而是建立在其虚拟经济之上,特别是国际投资基金对美元及美元虚拟资产的售心上,一旦投资者对美元及美元虚拟资产发生信任危机,就可能引发全面危机。目前全球官方外汇管理机构控制的财富基金大约为1.9万亿美元。如果在金融动荡、汇率波动加大的时候,这些政府投资建立的基金为了自保就一定要参与投机活动。因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数额巨大,它们是用本国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和劳动者血汗换来的,一般都要进行保值性的操作。越是金融危机,官方就越是难于替货币大国背负损失。当美元金融资产持续下跌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都必然会为“自保”而参与投机,一定会抛售弱势货币美元及其资产,其会成为远远大于对冲基金的超级金融大鳄,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性。
目前正在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美元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它会将美元金融资产的危机引向更大规模。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膨胀而不是流动性的短缺,因为按照信贷资金放出的顺序,风险小、收益最安全稳定的最优先获得贷款,依次是信用级别逐渐降低,风险不断增高,当次级贷款市场发展起来的时候,恰好表明美国的流动性膨胀已经到了最低收入阶层都可以获得大量贷款的地步,显然,美国次级信贷市场的发展已经是流动性充分膨胀的最终结果。现在美联储除去注入美元流动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想,而从根源上来讲次贷危机不是美元流动性过少,而是人们不再信任美元资产,并对美元未来逐步丧失信心所致。美国人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可以预见,美元的全面危机即将爆发。
一旦美元危机深入发展,美国自身将不会有任何办法来支撑对美元的信任。美国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和外汇储备,更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美元汇率。唯一的支撑就是各种金融资产,现在,之所以这些资产尚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中有一部分与高增长的地区经济以及高增长的行业有关。但是当美元资产持续下跌,美元汇率持续下跌的时候,这些资产是挡不住这个巨大的风潮的。唯一的办法是寻求欧洲、亚洲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用本国货币购买美元,购买美元资产以便支撑美元汇率。这件事发生不过是时间问题,到时经过谈判,一定会有国家出来支持美元。因为美元完全崩溃将导致全世界减少8000亿美元的需求,而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每100亿美元的就业人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损失外部需求,中国经济也会进入衰退,而中国目前是承受不了经济增长下降以及就业率的下滑。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中国都面临巨大的困境,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中美可以谈判和合作一起来解决问题,中国将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力量,适当输出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来支撑美元资产及美元汇率,这将缓解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同时这也将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平稳增长和缓解国内高涨的流动性,取得双赢。
自然,欧盟、日本也可以用大量本国货币购进美元支撑美元汇率,但是目前来看,欧洲内部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且由于其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考虑到其在国际本位货币的份额,其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而日本由于经济复苏乏力,且日元在国际市场的疲软(升值潜力有限),我们暂时对日元也不必考虑太多。在美元危机中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和中国,所以,中国和美国本着互惠的原则是最有可能一起合作的,其相互合作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三)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可能引发的冲击以及解决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目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可能引来的最大问题是:大量的国际投机资金涌入国内,导致中国的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CPI进一步提升,通胀进一步加剧。
对于投机热钱冲击问题,必须在深刻认识虚拟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来考虑应对,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建设与调控的重要性。虚拟经济的国际化交易平台将是防范外部热钱冲击
的一个重要屏障。在当代经济虚拟化的条件下,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其为流动性储备池,大量货币会滞留在虚拟经济系统中运行。而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调节着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虚拟经济规模越大,股市、债市、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以及收藏业市场等就会滞留越多的资金。当流动性与虚拟经济一同膨胀的时候,就不会构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1997~2005年物价水平一直很低,而广义流动性却空前膨胀,除去其货币美元有国际出口外,其虚拟经济的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虚拟资产的国际化交易平台具有足够的规模和深度,大量投机资金就会进入平台,这个交易平台就会成为挡在外部冲击与本国实体经济(及人民生活)之间的缓冲器。
即使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广度和深度足够,国内很多学者仍然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后,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然后撤资可能会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过金融危机,唯独中国没有经历过。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来看,西方金融危机中最明显的表象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而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呆坏账大幅度增加。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与呆坏账是并行的,中国并未发生过金融危机。因此,客观总结和认识处理呆坏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在西方,呆坏账是通过金融危机,通过失业、经济紧缩和衰退的巨大代价才得以消除,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而中国则不是,中国剥离呆坏账,单独处理。在没有引起危机的情况下,消除了呆坏账,避免了危机。虽然存在“应该谁买单”等道德风险的争论,但是整个政策对预防和缓解金融危机的有效性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对次级贷款危机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中国的经验虽然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调控的自然延伸,但是十分有效。这里想说明的是,在资本项目放开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中国实践经验累积的处理呆坏账方法实际上是最后一道防线,保持最后化解金融危机的最后屏障。
(四)搭建金融风险试验区作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过渡措施――实现人民币和人民币虚拟资产的向外输出
推进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向外供给是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困境的最优方案,但是放开资本项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内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采取局部放开一尽快成立一个金融风险局部试验区(类似于经济特区的金融特区)来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虚拟资产,作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放开之前缓解宏观经济困境的过渡措施。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本文来自织梦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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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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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本文来自织梦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商品储备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商品储备存在的意义、商品储备产生的原因、商品储备的类型、规模、费用等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再生产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介,四个环节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经济职能,周而复始。物质产品并不是马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前一个环节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中间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停滞。在生产环节停滞就形成了生产储备,“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储备又分为原材料储备和产成品储备,原材料储备是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物质条件,是企业主动的存储,产成品储备是生产的结果,是违反企业生产意愿的产品停滞,因为企业总是希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并为其实现剩余价值。产品在交换(流通)环节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流通储备,流通储备是使市场供求关系得以平衡的必要条件,与生产储备一样,流通储备既是正常流通的条件同时也是流通的结果,作为流通条件的储备是商品连续销售的必要,是销售企业主动的存储,“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而作为流通结果的商品储备大多是流通停滞,商品滞销的结果。消费储备一般是指消费者为了应急或者方便而进行的工作生活物资储备。
分配环节发生在交换价值实现之后,最终消费发生之前,在分配与消费环节之间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分配储备,分配储备是没有马上用于消费的资金或物资停滞。由于市场经济以货币价值分配为主,因此分配储备主要以货币形态存在。居民个人把分配所得进行储备就是居民个人储蓄的来源;企业单位的分配储备就形成了企业储蓄;国家把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进行储备就形成了财政盈余;国家使用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购买物资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也可称为国家财政实物储备;国家把外贸所得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停滞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浪费,但是坐吃山空不进行适当的储备又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危险,国家实物储备是没有马上进入政府投资或者消费而是作为财政后备的财政收入,与财政货币储备、社保基金、外汇储备一起构成财政后备。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实物储备形成于分配环节,来源于国家参与社会再生产分配所得的财政收入,不直接以生产再生产为目的,是暂时或较长时间脱离了生产的后备产品,因此国家物资储备本质上属于财政范畴,也可称为财政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对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方面,其区别于其他财政思想与观点的最具特色之处,当数它以国家学说为依据,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剖析,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揭示出财政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本质联系。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人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简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或财政分配关系。
国家财政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储备问题,但是它的理论体系对于储备理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自然经济以粮食为主体的实物分配年代,实物储备的财政属性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国家无偿参与粮食等物资的实物分配从而形成了实物储备,“皇粮国税”说的就是以粮纳税,金文中的“贮”字,代表了地租与赋税双重含义,体现了租赋合一性质,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以粮食储备的形式存在;在实物分配与货币分配共存的年代,粮食储备来源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财政资金政府采购,当时的“国库”由“粮仓”和“钱仓”两部分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掌握各种物资,国民收入分配不再直接分配实物,而是以货币分配为主,财政收入体现为货币价值形态,国家储备、财政收入主要以货币形式存在,财政占有了货币资金后,将一部分资金形成储备基金,通过商品采购获得所需实物(物资),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
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国家实物储备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和实物积累关系,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稳定和发展的职能而进行的后备性保险性实物积累,是国家财政的实物组成部分。由财政资金建立,是财政资金中停滞的部分,它与以货币形态体现的财政收入一样,是国家财政储备的实物形式,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比货币更重要。
公共财政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实物储备不仅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实物储备依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物资储备体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
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资源配置失灵。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具有供给(所有权)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它性,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不愿意主动向生产者支付对价,也不愿意主动表露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免费搭车”、“公地悲剧”,最后就出现了消费者不愿意表露需求,不愿意支付对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不愿意提品,游离于公共产品之外,人人都无车可搭的局面,因此单靠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资本垄断。亚当•斯密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蓝图,“这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常是同一切市场模式中最熟悉的模式,即完全竞争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兑争的市场体制是完全分散的体制,有许许多多决策者在生产每种产品和劳务,除了在价格上做些微小的变动外,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价格发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自然垄断没有消失,大量卡特尔组织依然存在,资本垄断日益猖獗,在石油、矿产资源等至关重要原材料领域,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并操纵价格,使得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而是由金融寡头决定。由于交易价格经常大幅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市场均衡价格,社会总福利受到损害。外部性。外部性是比公共产品含义更广泛的一个概念。所谓外部性是指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经济活动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受损或因从他人处受益而得到额外利润,由于未将这些外部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价格之中,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公共产品可被视为具有正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于是有了“公地悲剧”,市场机制无能为力。
2.收入分配失灵。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使每个人的初始票赋悬殊,市场分配“优胜劣汰、按劳取酬”的标准看似公平高效却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即使在市场作用发挥得很好的地方,市场分配也很难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公平。如果单凭市场分配而不加以适当的调控,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3.稳定性失灵。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个人的顺周期理往往导致“合成谬误”,进而加剧周期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前景看好,企业盲目扩大投资,个人增加消费,进而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直至形成泡沫经济。一旦生产过剩、经济衰退,企业削减产量,个人减少支出,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经济更加萧条,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很难走出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二)国家实物储备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1954年)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两个本质特征:供给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供给上(所有权上)的非排他性指的是公共产品的拥有不会形成对他人的排斥,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他人对这一公共产品的同时消费,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
市场中的生产者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尽量降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更不会主动储备与生产和经营无关的物资。由此决定了承担着国防建设、赈灾备荒和宏观调控所需的国家实物储备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或者政府颁布法律强制企业承担部分义务储备。国家储备的物资,从供给上看,具有非排他性;从消费上看,具有非竞争性。国家实物储备所提供的稳定应急服务,使全体国内公民受益,个人也无法拒绝服务,政府也无法排除拒绝付费的个人。政府进行物资储备,需要花费公共财政资金,储备不足可能在需要时造成社会危害,而规模过大也会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降低公共财政效率。由此可见,国家物资储备具备了典型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且按照作用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如国防安全、赈灾备荒为目的的战备后备物资和半公共品,如以经济安全为目的的经济调控物资。
国家物资储备的公共产品属性还体现在国家储备的物资不受商品流通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商品流通要求加快商品周转,尽量压缩商品库存,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国家储备的物资一般不要求周转快,有些战略性资源还必须长期储存,尽量多储。国家储备的物资的多少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三)国家商品储备的公共财政职能
国家商品储备既然是“公共产品”并由政府提供,它就成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理应体现财政的基本职能: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说明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5.积极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强化竞争意识。外资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与学习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