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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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对消费者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1978年以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
1978年以前，即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消费者行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为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消费需求依附于个人收入和消费品的计划分配，受到政府计划的严格管理。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是：
1．个人根据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选择消费品的自由非常有限。一方面，个人可支配收入不仅水平很低，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实物性收入，真正由个人自由支配的货币收入部分所占比例很小；另一方面，由于供给缺乏弹性，消费品短缺成为常态，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被迫以配给方式供给，因此，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极其有限，延迟消费和强迫替代现象普遍存在。
2．由于个人收入水平极低，使得个人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几乎不可能有多余的收入可以在储蓄和当前消费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中国居民的个人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且，计划经济的金融体制也使得个人不可能靠贷款进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收入的任何增加立刻就会反映为市场购买力的增加，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与个人收入的增长几乎同步，消费者行为只能是即期的。
3．消费品价格不仅扭曲，而且在政府定价制度下成固定态势。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不能说消费者对价格完全没有影响，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消费者的选择对价格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许多消费品价格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
二、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者行为特征
1． 消费品供给短缺的状况迅速改变，消费者的选择自由越来越大。从1978年开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随着价格的放开，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摆脱了计划的限制，改变了严重短缺的局面。
2． 在货币分配方式和配给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1978-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76.8％。个人可支配收入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大幅度增长，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了消费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而且意味着消费者拥有了在生活必需品与非生活必需品之间、在消费支出与储蓄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和空间。
3．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分配体制的变化在导致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居民消费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支出关系和消费倾向明显分化，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出现，对全社会消费方式的转变起到了示范作用。
4． 流动性约束弱化。尽管该时期中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消费者流动性约束相关的消费信贷也受到严格限制。但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使人们有了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居民储蓄存量迅速增长形成金融资产，为居民跨时预算消费支出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者行为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已经接近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消费者行为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项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又导致了消费者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过度强化。
在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主要有以下特征：
1． 消费者选择自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从制约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因素来看，一方面，消费品价格全部实现了市场化；另一方面，消费品供给约束基本消除。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商品短缺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缓解，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消费者选择自由构成最大限制的供给约束才真正消除并出现了消费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2． 消费者行为方式多样化。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居民收入来源出现了市场化、多样化的趋势。由于就业制度的市场化，个人收入的稳定性随之减弱；由于收入来源不同，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和个人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消费行为方式和消费倾向。消费行为方式的多元化是消费者行为理性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热点的重要原因。①
3． 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增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退休养老等制度改革全面铺开，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量出现的职工下岗现象、企业破产导致的职工失业现象，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退休养老等项制度改革，则是加强了人们的未来支出预期。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制度的改革目前仍在进行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制度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收入和支出，是不确定的。这种收入、支出以及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形成较大的风险预期。
第2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我们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和效率做出清楚的界定，社会主义的公平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涵盖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其中包括财富的分配、权力和权利的占有、教育机会和名望的获得、职业的选择等，它们都存在着公平问题。因此，把公平仅仅理解为经济范畴是狭隘的。不过由于经济是基础，广义上的公平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最终要体现到物质资源和物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上，所以经济公平是核心。而经济领域的公平动态地考察又包括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指在经济活动之前，每个公民都有同等机会支配社会资源，有同等机会参预社会经济活动。规则公平也就是制度公平、环境公平，其含义是指人们在享有同等权利和承担同等义务条件下进入市场、展开平等竞争。结果公平是指在经济活动之后，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都有同等效用，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可见，经济公平不等于收入平均，它的内涵要比收入平均的概念丰富得多，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公平承认先在的、自然的、社会的和个体的差异导致人们收入分配上对财富的差别占有，同时强调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使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均衡的社会发展。
效率，从广义上讲，是指现有的资源得到最佳的利用或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福利得到最大增进，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社会达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从经济学讲，效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投入与产出或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效率一般总是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经济收益相联系的。效率既取决于主体活动的能力和活动的工具，还取决于其活动的方式，而决定效率的动力因素是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效率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生产就是要提高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对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存在，但同时，公平与效率也显示出两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在统一性。首先，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实现的程度将受到效率实现程度的制约。只有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公平的实现才有扎实的根基。其次，公平是效率的动力和保证。只有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差距适度，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所以，公平离不开效率，离开效率的公平是一种形式的公平，由于它缺乏公平的实质内容，所以它只是对懒人的公平，而对勤奋的人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效率也离不开公平，离开公平的效率必然是一种短暂的效率，它不可能获得持久的推动力和发展趋势。单一的公平和效率都难以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长久存在的基本支柱。公平与效率犹如天平的两极，相互依赖，不可偏废其一。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共赢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目标下的效率经济。公平与效率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公平问题主要涉及所有制以及由它决定的分配制度：公有制或私有制。公有制是人们经济平等进而社会政治权利平等的基本保障。效率问题，主要涉及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从目前来看，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效率高。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经济上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尽管资本主义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公平和政治权利上的公平，但由于经济不公平，其他社会权利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传统的社会主义如原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是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们经济上的平等和建筑其上的社会、政治权利的平等，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决了平等问题，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缺陷，经济效率却成为问题。这似乎提出了一个两难选择：要社会主义，只能得到公平而损害效率；要资本主义，只能得到效率牺牲公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也第一次使公平与效率有获得共赢的可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能够逐步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两者的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因为，首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指要提高效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要实现公平。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它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之外，还具有自己的特征：（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是中国能实现公平与效率双赢的根本制度保证。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需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势必拉开收入差距。但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决定了这种收入差距主要是劳动收入的差距，不会太过于悬殊。（2）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政府的宏观调控较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更具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增加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拉大。这是中国能实现公平与效率双赢的重要条件和措施。
第3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相应地，国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也由“坚持按劳分配”调整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并进而在“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一、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经济意义
研究分配问题的意义，在于不同的分配机制对社会经济运行有着不同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效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的分配机制会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是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经济活动主体一般是由利益驱动的，即所谓“经济人”假设，尽管人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但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自利倾向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因而人们所受到的来自特定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利益激励，是促使人们追求经济目标、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经济效率是特定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的函数。一种收入分配机制越能体现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激励，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第4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关键字： 基尼系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近十多年来首次发表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2008年基尼系数曾达到0.491，此后逐步回落。
此前，西南财经大学首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2年在北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具体说来，我国贫富的日益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2）各行业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3）区域间贫富差距明显
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计划分配的方式，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行的分配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长期探索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根据前文中所阐述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分配制度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对一些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难以进行有效地监管，在政策庇护和垄断资源的优势下进行的“权力分配”等，这些现状也表明现行的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并不十分相符，贫富差距问题严重，已经突破合理界限。
这种状况将不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成了中国社会的聚焦领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最大的焦点议题。在此，就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简单分析我国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
在农村，主要实行的是农业合作社形式，根据劳动力强弱、熟练程度等具体情况逐日记工分，年终按工分总数进行分配。
在城市，从1952年全国开始实行“工资分制”；1956年改工资分制为货币工资制。总之，不论城乡，实施的都是按劳分配形式下的平均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二）改革开放后
我国的分配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在主流分配制度之外，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政策，城市里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因此也就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如按产权分配、按经营权分配等等。在这些经济的配合下，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繁荣，人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令人乐观的。一方面由于分配的多元化，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先众人而富了起来。他们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场所以“补偿式”的消费、“炫耀式”的消费甚至是“宣泄式”的消费来体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新富群体的出现，使得本来贫富差距不是很大的中国社会很快发展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
面临我国现今贫富差距悬殊的局面，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显然已迫在眉睫。
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于2012年12月15日宣布，发展改革委将于2013年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他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说，为充分发掘消费潜力，明年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为此，发展改革委将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我国将加快发展信息消费和养老、健康等服务消费。支持4G网络建设和业务发展，扩大绿色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继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出台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健康发展。
他还表示，明年将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调整预算内投资结构，大幅度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目投资，适当减少可利用社会资金的经营性基础设施投资，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等投资，压缩小型分散投资，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些内容在刚刚召开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均有所提及，并期待具体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式发展、改变二元式经济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刻不容缓的以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这对于中国走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由此看来，合理切分蛋糕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极积极的经济意义。
结论
我国2004年开始酝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但至今不同行业、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等问题仍持续存在，已成为我国提高百姓消费总水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制约因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回应了百姓对提高收入、共同富裕的期待。相信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将更加注重劳动者权利，让百姓通过劳动和财富能获得与经济发展增长水平相一致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刘诗白.政治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5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一、由“区别对待”到“国民待遇”
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并没有被抛弃，相反，它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向“正轨”回归的必由之路。
比如，改革伊始，政府就着手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促进农业的发展；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试图通过这种措施缓和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又如，为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对涉外企业实行较国内企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决定成立五个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以及建立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地区享受较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至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又增加了按不同区域区别对待的内容。再如，为对内搞活、促进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步放松市场管制，对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承担的税负要远远轻于国有经济。当然，对包括外资在内的新兴经济而言，虽然它们在某些方面享受到了优惠政策，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 私人投资严重不足，在这样背景下，要求政府对民间资本扩大市场准入范围的呼声日高。一旦民间资本获准进入原本由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那就意味着私营经济将得到与国有经济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要求政府给予中外企业以平等的待遇，歧视任何一方都会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存在着许多对涉外企业的优惠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对国内企业的税收歧视。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势必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其出台的起因是为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如果要对中外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待遇，那么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由此看来，财政政策中“区别对待”的成分会不断地削弱，相应地，“一视同仁”的成分会得到加强，这是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二、由“生产建设性财政”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生产建设性财政”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政策的形象概括———国家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而投入到非生产部门的资金却严重不足。之所以出现“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与那个时期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所以政府自然成了社会投资的唯一主体。国家财政资金按最终用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积累，一部分用于消费。在财政资金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积累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增长速度。出于对高经济增长速度近乎狂热的追求，当时的决策者把积累率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全民消费水平则被定位在以不饿死人为底线。综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性支出在全部政府支出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高度集中财政体制的逐步瓦解，政府已经不再可能将全部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使社会财富开始向微观经济主体转移。一方面他们的经济力量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改革强化了其利益主体地位，在追求自身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全社会投资必然出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传统的政府财政投资以外， 还应该包括国有企业的自主投资、私人资本投资、利用外资投资等。投资主体多元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变化，财政投资不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力量。而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已越来越依赖于民间投资，国家预算内财政投资占全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越来越小。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政府有条件放弃计划经济时期的高积累政策。改革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归还历史欠账”的做法，以及后来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措施，表明政府在有意识地修正计划时期的低消费政策。与之相适应，国家财政资金中用于和平建设的比例持续下降，而用于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在" 财政支出中则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更深层次分析，将财政资金用于和平建设，意味着政府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而对生产建设财政投入的不断减少，则说明政府正在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从改革以来的实践来看，这种“退出”既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有客观形势的压力使然（比如，改革以来财政的困难），而后者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三、由“苛守年度预算平衡”到“追求经济总量平衡”
改革之后，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在“放权让利”的旗帜下，财政政策的重心实际上落在调整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分配关系、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上。其结果是国家财政的集中度下降，财政收入严重不足，而财政支出却刚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支平衡难以维持，赤字连年是对1979年后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最好总结。应该指出的是，1998年以前的政府赤字带有明显的“事后赤字”特征，也就是说，这种赤字不是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动地接受客观现实的产物。为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削减经济建设支出。对于那些具有满足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的支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减少的，如果只是从固守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出发而采取压缩的办法，那么实际上是对改革的否定，等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这样，财政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持预算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两难选择中，后者自然占了上风。于是，在经济建设支出大幅度减少的同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也在迅速增加，财政赤字不可避免。从1979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 中国政府的预算政策表现为：主观上追求预算收支平衡，但客观上预算平衡却无从实现。
四、政府收入机制由“不规范”到“逐步走向规范”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它的特殊性表现在：政府组织收入，主要不是依靠税收，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国家通过人为地压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城镇职工实行低工资制的政策，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农业部门创造的利润转移到工业部门来实现。再通过财政的统收统支，将国有企业的利润集中在国家手中。显然，在这个特殊的政府收入形成过程中，价格、工资、企业留利都成了政府组织收入的工具，它们的高低决定了财政收入的多寡。
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在传统体制下是行之有效的，但从改革一开始，它立刻受到了挑战：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增加企业留利水平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传统的政府收入机制变得支离破碎，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其不规范性在市场化改革中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江河日下，而非国有经济在不断壮大，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政府只能采取税收这种规范化的工具来组织收入。于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府先后实施了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税利分流”，目的是通过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来缓解财政的困难，尽管缓解财政困难的目的没有达到，但税收作为政府收入“主力军”的地位得以确立。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地位。至此，从税利关系的角度来说，政府收入形式实现了规范化。
但解决了“税利之争”并不意味着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机制从此确立。相反，由于大量政府收费的悄然兴起，使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性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改革之初的财政困难使政府收入渠道产生了多元化倾向。最初国家允许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向公众提供服务取得收入，以解决自身经费不足的矛盾。地方政府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也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组织收入。各地方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行为导致了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迅速扩张。由于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资金管理方式与预算内收入的资金管理方式不同，尤其是制度外收入———自收自支、自求平衡、不列预算，使得国家对收费主体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地监督，而且收费的多少与个人的利益直接挂起钩来，最终导致收费愈演愈烈，发展到泛滥成灾的地步。进入90年代，在全部的政府收入体系中，实质上已经形成了“费大于税”的格局。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机制，在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危害，迫使政府痛下决心，于1998年开始着手进行税费改革。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每一项重大措施的出台，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但目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要不要进行税费改革，而是怎样进行税费改革。勿庸置疑，随着各项改革举措的分步实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机制必定会建立。而且仅就目前的情况看，通过近几年大规模清理乱收费，已经使政府收入机制由不规范向规范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以上四点，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沿着市场化方向演进的历史性回顾，旨在说明其在变化中所呈现的一般规律，而政策演变的结果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以第一个要点中“一视同仁”的说法为例，中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完全做到“一视同仁”，而且绝对的“一视同仁”似乎永远也不能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将它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取向。总之，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向人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正在向着公平、规范、透明方向发展，财政政策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第6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企业内部产业结构、组织结构和队伍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彻底打破了过去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格局，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给国有企业工会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国有企业工会要想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和研究当前工会工作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这样才能探索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企业工会工作新路子。
1、职工队伍分化为不同群体，使工会工作对象变得复杂。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职工队伍在悄无声息中分化，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有了明显的差距。主要有：一是经营管理者群体，执行的是年薪制、期权制、股权制等分配方式；二是“白领”员工群体，劳动可以作为分配要素参与分配；三是普通职工群体，要通过自己掌握的技能来取得工资；四是打工者群体，他们靠具体劳动来获取报酬。这些不同的职工群体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工会工作的要求和希望也不同，企业工会应针对职工队伍结构上发生的这些新变化，调整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
2、职工就业方式多样化，对协调劳动关系的要求增高。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内部不断重组改制，所有制结构呈多元化发展，企业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企业劳动关系出现复杂、多变的趋势，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作为企业工会此时感到束手无策，处于“不能不协调，又不知如何协调”的两难境地。
3、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工会维权工作难度加大。随着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过去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己被彻底打破，企业内部分配方式和工资档次呈现出多样化，企业内部不同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从事一般工作的普通职工群体处于低收入状态，工会无论从经济实力上，还是方法手段上，都没有力量解决职工就业、提高收入等根本问题，维护的难度越来越大。
上述问题集中起来反映出企业工会对新时期工会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对工作中遇到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的不够，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工作越来越难展开。企业工会要做好新时期工会工作，应该认真研究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健全完善工会领导组织体系。工会的组织体系是工会开展各项工作和履行职能的组织基础，要大力选拔那些年轻有为、热心工会工作、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充实到工会干部队伍中来，为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作任务提供良好的人才保证。
2、要分析、明确工会工作对象。要认真调查了解企业不同职工群体的实际情况，既要从宏观上把握职工群体的变化趋势，又要从微观上关注职工个体的具体状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3、要转变、创新工会工作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工会只有彻底摆脱旧的工作模式，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不断发展，经济结构日益多样化，工会要在多样化经济格局中发挥作用，在复杂的客观环境中，以变应变，找准位置，寻求最佳结合点，体现出变化的态势。
第7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一)确立我国目前公共财政职能的理论依据
1.财政职能是由财政本质决定的。只有回答财政是什么,才能明确它应该干什么,即它所承担的基本职责、活动范围和运行方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经过理论界和财经界的共同努力,财政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适应了转型、创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体系的要求。在紧紧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实行公共财政模式以及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基本的共识。这些都对重新加深对财政本质的认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已成为共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已做出相应决定,体现了从现实国情出发。很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不仅要矫正市场失灵,同时还要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发育不健全出现的“市场残缺”,不仅要通过相应的经济和法律手段调解收入分配、解决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还要在生产流通领域加大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中,把财政这一经济范畴的定义概括为:“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对财政本质的这一代表性认识,是探讨财政职能的根本依据。
2.借鉴吸收现代公共财政理论。既然我们国家已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公共财政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即理所当然地应该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界定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我国财政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诸如在强调财政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的职能作用,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一些相应的措施已付诸实施。
3.依据转型理论和政策探讨现阶段财政职能。转型的理论,也是来源于西方。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体制都经历了转型,表现出谋求共同发展的趋势,又呈现出多元化转型模式。在总结世界各国各种转型方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党采取渐进的转型模式,稳步推进改革开放,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经济转型,本质上又是在近代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超越阶段,合二为一地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包含着既要完成工业现代化,又要实现现代化的双重目标的转型。由此又规定了我国社会的转型,同时又要推进文明转型和体制转型。所谓文明转型,就是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更快地进入现代信息社会的转型;体制转型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势必要规范政府行为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分配关系,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程度越来越增强的条件下,公共财政应承担矫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作用就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建立公共财政是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又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框架的支撑,它的发展必然以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与保持活力为先决条件。我们应该看到,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正如党的初级阶段理论所一再强调的。这一过程,既是计划经济特征逐渐消退的过程,又是市场经济因素不断成长的过程,新旧交替,此消彼长,不同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必须从这一过程的特殊性出发来促进公共财政的发展,用现实的观念来探索这一过程中财政职能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二)对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基本认识
对于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理论界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提倡三职能说,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调控经济职能;也有人提倡四职能说,即在上面所述三个职能上再增加监督管理职能。本人更赞成四职能说,尤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强调财政的监督管理职能更有其特殊意义。财政的监督职能不同于审计监督,审计监督是一种事后行为,而财政的监督职能却能够监督整个过程;财政监督也不同于法律监督,它是一种行政监督。
1.资源配置职能。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分配活动,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大小应由政府的职能范围来确定,是市场配置无效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劳务。
2.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收支活动对各个社会成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施加影响,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这是财政与生俱来的一项职能,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分配的内容和形式会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收支活动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政府包揽过多,存在大量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分配活动主要应集中在公共需要的范围里,这是财政职能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3.经济稳定发展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的波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危机是经常发生的,这也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维持生产、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因此,经济稳定发展就成为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在经济转型阶段,这方面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财政的稳定发展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另一个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作用。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调控经济的实现方式应有四种:一是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当经济下滑时,社会总需求不足,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刺激总需求的扩大;当经济膨胀时,社会总需求过度,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抑制总需求。二是通过发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协助稳定经济。三是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加快企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4.监督管理职能。在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各项职能中,都隐含了监督管理的职能,那么为什么还单独列为一项职能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转型时期,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决策的分散性、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排他性,某些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新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资产流失、损失浪费、侵占挪用、问题大量存在,放松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是不行的。财政监督管理职能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督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及时反馈信息,发出预警信号,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主要是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税收、会计法规,为市场竞争提供基本的规则,保护正当的市场竞争,同时严肃财经纪律,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三是通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实施价值形式的监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四是通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二、探讨财政职能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职能是财政区别于其他经济范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规范财政活动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说,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通过征税、举债以及收取各种规费、使用费等途径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以实现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财政范畴与其他任何经济范畴的主要区别之处,从而为研究界定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提供了客观依据。
其次,财政职能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我国主流派财政理论称财政为“国家财政”,公共财政理论把财政称作“政府财政”,在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说,财政是与国家密切相连的,财政职能须依据政府职能来确定,研究财政职能需要从这一点出发。
第三,实行公共财政模式的国家,财政职能有共性的一面,但又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国情出发,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都实行公共财政模式,也都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有各自的具体特征,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从长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国里,照搬国外某些理论、做法都不行,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借鉴国外公共财政的理论和经验,与我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方法特点来。探索财政职能,也必须从这样一个总的要求出发。
第四,财政职能有其相对固定的内涵,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财政职能,必须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摆正财政的位置,明确自身面临的任务,寻求切合实际的运行方式。总之,要用发展的观点,开拓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的财政职能。
三、我国财政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1.财政供给制分配方式尚未完全打破,国家财政仍包揽过多,通常说的“越位”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年来,财政改革多半着眼于旧体制存在的统收问题,而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思想和财政统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财政职能范围仍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分配方式的影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里面突出的问题,一是财政补贴仍过于沉重。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大类,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保持物价水平的平稳,使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的产品价格水平,虽然放开了,但仍与价值存在着严重背离的情况,企业亏损负担沉重,财政承担着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补贴快速增长,由1980年的250.14亿元增加到1990年959.68亿元,年均增长14.4%,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8%上升到24.9%,上升了6.9个百分点。二是财政支出供给范围仍然过宽,不仅包括了公共需要范围里的开支,而且还承担着大量竞争性经营领域里的开支,如补充企业的资本金,安排重点企业生产建设性支出等等。三是在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对基数的确定,是根据“保存量”(即保证1993年地方政府的既得财力)的原则,利用基数法得到的。这样一来,原体制中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因素都囊括在内,等于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所得。为此,主要应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与此同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8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是唯一的社会扣除主体，所以社会总产品价值C＋V＋M全部都成为财政扣除的对象，财政收入占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比重较高；实行市场经济，C＋V以及M的一部分，应作为企业和和家庭进行社会扣除的对象，以使企业和家庭成为生产经营主体、投资主体，有能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财政扣除的对象主要是一部分M，以维持社会公共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第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进行社会扣除的双重依据…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混而不分因而财政筹集资金的两种形式…税和利也是混而不分；实行市场经济，则要求国家职能“政”“资”分离，财政收入形式税利分流。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信用关系进一步向国家领域渗透，要求突破财政分配无偿性的界限，实行无偿筹资与有偿筹资相结合，强化国债功能。
2.供给资金职能。这是筹集资金功能的延伸和归宿，即把筹集的财政资金按照一定的原则向国民经济各有关部门和方面供给，以满足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包括国家自身的需要…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的需要；社会的共同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的有益需要…调节私人需要的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几乎统包一切社会扣除，实行统收，因而几乎统包一切社会返回，实行统支，财政供给资金缺乏明确的范围和量度限制，负担很重。实行市场经济，财政打破了统包社会扣除和统收的格局，因而也应该打破统包社会返回和统支的格局，因此，必须明确界定财政供给资金的范围和限度。财政供给资金的范围，取决于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第一，为满足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及巩固，完善人民·民主的需要，财政必须保证供给行政管理费、国防费、公安司法等经费。与国家政权职能无关的社会团体所需经费则不应由财政供给，而应由社团自筹。第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经费也应由财政供给。基础设施中，只有那些全国性或地区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受益面广、投资大、部份社会成员不应单独承担或无力承担，才需由政府兴办，由财政供给资金，而对于大量的一般性基础建设，则应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由各方承担。科学事业大体上可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服务性研究三大类，只有前者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应由财政供给资金，而后两类研究成果则可直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通过收费补偿成本，无需财政拨款。教育事业具有两重性，即属于社会共同需要（关系到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国家的振兴），又属于企业和家庭的智力投资（劳动力再生产）范畴，所以应由财政、企业和家庭共同承担。财政主要承担基础教育和对残疾人进行的特殊教育投资，而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和家庭承担。文化事业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公益事业，或称高雅文化，如文物古迹整理和保护等；一类是商品劳务经营性事业，如剧团、剧场事业等，或称通俗文化，前者应由财政保障供给，后者则应转向企业化管理，走向市场。我国财政供给的卫生式业经费包括两部份：一部份是各卫生保健医疗机构的经费；另一部份是职工公费医疗经费。前者除社会防疫、保健事业属社会共同事务，应由财政供给经费外，其余乃属于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经营性事业；后者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组成部分，应纳入职工工资给予补偿。当然，为了更有效地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政府可以组织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但也无需由财政统包供给。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有必要适当收缩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领域里的资金供给范围。此外，诸如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生态环境保护等，也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第三，市场分配在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方面难以顾及公平，这就要由政府调节。财政为了满足这种调节私人需要的需要…社会的有益需要，就必须安排一部分转移性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价格补贴、财政补助等。财政供给资金的限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集中性财力的可能。在我国当前生产力不够发达、国家财力不够充裕的情况下，即使是属于财政供给范围内的经费，也受到量入为出原则的制约而不能由财政统包。例如，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必须受到严格控制；科教文卫事业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社会保障费用必须由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共同承担，等等。
3、调节控制职能。财政不仅是国家筹集资金和供给资金的工具，也是国家作用于其经济基础的杠杆。换言之，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财政都具有调节控制职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强化调控职能。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市场机制的发育还很不成熟，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推动，其中包括强化财政的调控职能，以便为之创造一系列的有利条件。第二，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它有着自身固有的缺陷，需要借助政府干预，包括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加以弥补和修正。
第三，实行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直接的计划调控已力不从心，难以奏效，这就需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和经济手段，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决策，有效实现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间接调控，从而有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财政调控职能主要表现在：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实现两者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投融资，与产业政策相接合，调节经济结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运用预算和税收等手段，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组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于社会稳定，其中后两者是财政调控职能的重点。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更需要转化财政调控职能。一是从主要调控国有经济转向调控全社会经济。二是从主要调控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转向调控国民收入分配的全局。三是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四是从行政手段调控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调控为主。五是从中央一级财政调控转向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调控。
4、监督管理职能。财政的筹集资金职能、供给资金职能、调控职能实际上已暗含了监督管理职能，但由于监督管理职能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它是前三大职能实行的保障，所以，又必须将其从前三大职能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经济决策的分散性、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排他性，更需要加强财政的监督管理职能。一是加强财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及时反馈信息，发出预警信号，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谋意见，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搞好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法规，为市场竞争提供竞争规则，当好市场裁判，保护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同时严肃财经纪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三是加强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主要是价值形式的监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国家财力的壮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四是加强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1]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能是分配职能，财政的重要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基于分配职能，是分配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突出表现，反映了政府运用财政的客观要求。分配职能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也是财政固有的功能。因为财政属于分配范畴，它是由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国家或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生而从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分化出来的特出分配，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通过财政分配职能，使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在国家于企业、集体经济组织、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居民个人之间；在积累于消费的各种用途之间进行分割。
分配职能可分筹集资金职能和供应资金职能。实际工作表现为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职能和任务可能有所变化，财政的职能也会随着有所侧重，或表现、表述不同，但财政的基本职能仍然是分配职能。由于财政职能同财政政策的制定，财政工作范围和工作任务的明确有直接关系。为使财政分配职能有效应，必须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确定适当的财政分配规模、形式、渠道，使财政的一收一支体现公平与效率，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使财政分配职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宏观调控职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重要职能。这里应说明的是，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新职能，它是财政固有的功能。
因为，财政分配不同于分散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财务分配，它是在全社会进行的集中性分配，是宏观分配，国家通过财政分配可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和各个方面进行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从分配范围或分配的作用面的角度来表现分配职能。因此，只要行使财政分配职能，必然同时行使了财政宏观调控职能。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有意识利用财政来干预经济，这就是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有意无意的运用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确切地说有意无意的利用财政分配职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计划和市场两个作用，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求借助和依靠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党的十四大文件明确规定财政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市场下，宏观调控职能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也就是说，政府强调要通过财政分配职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引导投资流向，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由盈利大小所支配的，为使资源合理配置，政府必须通过财政分配，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一部分社会资源或资金，直接配置到市场顾及不到或不愿顾及的领域，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普及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卫生保健、生态环境及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为发展经济建创造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利用税收等各种财政分配杠杆，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和流量，间接促进和调整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分配避免市场配置的盲目性、片面性、滞后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二是促进收入公平分配，调节分配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为了使各种所有制、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及个人都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必须通过财政分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通过财政政策、财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一方面从纵向调节国家、企业、经济组织、个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另一方面从横向调节企业间、行业间、部门间、地区间、个人间的收入水平，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协调各分配主体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三是通过财政监督管理，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财政分配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状况都能通制财政收支计划（国家预算），从国家掌握的总财力的分配方面来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总规模和速度，避免搞国民收入超分配，避免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农轻重等比例失调，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政策法令、制度规定，对微观经济（各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从而达到对社会生产和流通的全面监督，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达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或膨胀性财政政策，或紧松结合的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供求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处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应当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二者同时并举的财政分配活动，减少政府需求和非政府需求，从而压缩社会总需求。
[2]第三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财政职能的特点是由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所决定。我国目前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的传统经济向现代较发达的经济过渡。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1.在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上，我国现阶段财政职能的过渡特征表现出明显错位，即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一些不应该由财政配置资源的领域，财政参与了资源的配置，根据统计资料，财政支出的30％用于经济建设，国家依旧是竞争性领域里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特别是我国的公共生产的范围仍然过于庞大。
联系到我国目前的实际似应这样来设计财政发挥资源配置职能的思路。首先，对于纯公共产品或某些特殊行业生产的产品完全由财政来提供。例如国防、航天、造币、政策性银行等，生产的组织形式宜采用公共生产并由国家所有和经营。这些行业或企业自身不一定有好的经济效益，有的可能必定是“政策性亏损”的，但由于其特殊性质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的社会效益，所以成为国有经济首造和必保的目标，也就自然成为财政发挥资源配置职能的重要领域。其次，明确财政在资源配置时应该不介入的领域。
这些领域中的行业或企业主要是从事私人产品的生产，通常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低，没有自然垄断和显著外部性因素，按照效率原则，这些领域内的资源配置应完全让市场去调节，财政没有介入的理由。在过渡时期，国有经济必须完全退出这个领域，财政除了按照规范化的税收筹措财政收入外，一般不在该领域发挥其资源配置职能。再次，对处于前面两种情况之间的相当宽的中间地带，我们认为，市场配置应该作为这块中间地带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政府财政的配置职能只能是一种补充形式。从严格规范的角度上讲，对从事私人产品的企业，不管是大还是小，国家都应该从中退出，让市场去调节，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国有经济还难以一下子从生产驻人产品的领域中全部退出来，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抓放小的改革思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有其缺陷的。因为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体现不应该简单的以企业的规模作为标准，政府应该抓什么样的企业应以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或生产的产品的性质来确定。尽管，需要政府来管的企业都是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企业，但并不是所有大中型企业都应该抓住不放。
和财政在竞争性领域中的配置职能严重越位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职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成为阻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已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从1981－1995年，基础建设支出只增长了3倍，基建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得逐年下降，目前只占11％左右。而地方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基建经费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地方比重不足0.5％。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共生产的比重在过渡时期仍然很高，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都有公共生产，涉及到大量的国有资产。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财政职能只提到资源配置职能。但在我国，仅用资源配置似乎已难以概括全貌，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财政在其资源配置职能上已衍生出一个新的职能。这就是对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和价值管理职能。
2、在收入分配职能方面，过渡时期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也不完全等于市场体制比较完善时期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地方财政在发挥收入分配职能上的作用非常大。过渡时期虽然阻止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障碍和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消除，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政企不分和地方财政承包体制的结合，曾使我国诸侯经济林立，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受到了程度不等的限制，如户籍制度的存在、有些地方设置的城市增容费、对外来人员在打工就业方面的歧视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因此如果说中央政府执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有效与地方政府执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无效是以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的话，那么，当这个前提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时，地方财政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还是有余地的，其在这方面的作用大小视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难易程度。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的障碍越少，流动性越大，地方政府发挥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可能性和空间范围就越小，反之这则越大。
财政发挥收入分配职能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税收调节。特别是通过能适用累进税率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来调节。从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税收的归属应该是中央税，即使地方也参与分享，使之成为共享税，但大头应归中央。因为如果把所得税划为地方税，各地会由于税收竞争而减少税收收入，弱化所得税所特有的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职能。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为地方税，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分属于不同级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不合理的。现在随着企业改革的加快，企业所得税必将首先要进行，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在不区分企业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把企业所得税划成中央税，或者是中央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税。至于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实践来看，都是属于中央税，地方最多以较低税率进行分率计征，使之成为一种中央税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税。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而这项重任也唯有政府来承担。社会保障包括两大内容：社会援助（或叫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社会援助主要是针对赤贫者和社会上的一部分特殊人群。社会保险是政府通过财政机制利用一般保险方式把现在就业的人的一些收入转移给退休、失业、伤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区分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援助和社会保险的意义在于说明不同内容的社会保障其资金的来源中的社会援助和社会可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办法。社会救济资金的来源应完全由国家财政提供，而社会保险应该是自我融资性的。因此，财政在这方面的功能首先是实行社会救济计划，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费。在包括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方面，应实行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保险制度。同时，在资金的管理和运行中，国家还可以把私人参与和竞争引入到以前由公共垄断企业把持的保险系统中来。
第9篇：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范文
一、新经济的特点
1.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世界科学枝术的迅猛发展，以新型材料和计算机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经济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信息化时代是通讯业、信息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从以自然资源为主导的第一产业，以及以物质资本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向以人力资源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转换。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由高消耗、低附加值的产品向资源节约、高附加值转变。这种新经济是在计算机信息技革命的带动下，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环境技术等七大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这种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和可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包括技术创新、观念创新和经济运行机制创新在内的创新是新经济的核心;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是新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
2.注重人力资本运作。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的源动力。有许多企业其市值远远高于物质资产的价值，原因就在于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创造了高额的价值。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曾指出，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的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农业工人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z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的吸收、投入以及相关的刹余价值的分配。
3.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新经济时代，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互联网被企业广泛应用。信息量的拥有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资源配笠的优化程度，虚拟网上交易大量出现。大量数字信息为企业提供众多的商机，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企业创造财富提供更多的机遇。
总之，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科技产业越来越多，信息技术得到应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有所提高，人力资本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新经济在我国有初步的发展，新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它的特点，认真分析新经济时企业的影响，使企业的财务管理在新经济时代能够更好的开展。
二、新经济环境下我国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本重视程度不够。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日益加大。而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下的财务管理，一味地关注物质资本，时知识资本的重视不够;只重视有形资产和投入资本的配豆，忽视知识资本的有效配里，忽视了人力资本对公司发展的重大作用;只注重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权益，损害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在进行财务分析时，也只有关于物质资料的相关指标分析，对人力资源的考核指标缺失。因此，加剧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质，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2．激励和约束制度的不完善。纵观我国财务管理的发展，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计划经济下，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生产进行经营，人员配备及工资福利，统统由国家统一制仃和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产权关系不明确，相关的责、权、利不对等，激励和约束机制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产权逐渐清晰，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开始建立和健全。但是现有的制度，在面对人力资源生产要素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就显得有些薄弱了。
3．一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目前我国虽然会计从业人员数量较多，但具有较高职称的较少。200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为126.9万人，其中，初级资格52.6万人，中级资格74.3万人;通过考试取得初、中级合格证书的有17.8万人，其中，初级资格9.5万人，中级资格8.3万人。2006年报考注册会计师共有55.98万人，仅有76508人取得了单科合格成绩。2006年全国约3.53万人报名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合格率仅为15.22。不难发现，我国会计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普遍较低，且只限于简单的账务处理，缺乏相关的理财知识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影响了企业在新经济时代下发展的步伐。
4.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差。随着经济全球化，外资企业的入驻，金融产品的增多，企业而临的挑战要比以往更多而我们现在的企业大部分只是进行简单的生产加工，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国际竞争能力较弱，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较差。
5.筹资方式单一、投资范围有限。计划经济时代资金的调拨、分配和使用由国家统一安排，企业筹资、投资自主性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大部分开始企业自主筹资，自负盈亏。但筹资的方式较少，投资的范围也不广泛。一方面，我国企业中，国有企业主要靠国家拨款或从银行获得货款进行筹资，中小企业大部分也是通过银行获货款，筹资方式过于单一，而且由于审批过程较为冗长、手续较多、金额有限等原因，造成好多项目由于资金不到位，而不得不放弃，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的投资主要以对内提高营运能力为主，或对国内的企业进行投资，投资的范围有限，无法获得更多的收益。
三、新经济下我国财务管理发展方向
1.财务目标。财务目标指引着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它与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经历了利润最大化、每股利润最大化的时代，目前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但是随着物质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人力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建立在传统工业时代的以物质资本为主导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显然已不合时宜。在新经济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应定位于“相关利益主体”这一角度。因为新经济时代物质企业的经济利益不仅仅归属于股东，而且也归属于相关利益主体，例如债权人、员工、顾客等。只有兼顾各方利益才能减少非企业股东对目标的抵触行为，实现企业合谙稳定的发展。
2.财务活动。
(1)融资渠道广，方式多样企业融资决策的重点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所需资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各种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宽广、融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而且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外资银行以及风险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等开始更多地进入我国，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企业应根据自身需要，合理选择筹资渠道，选择经济的融资方式。(2)投资项目多。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传统工业时代，企业以现金、实物等要素投入为主，主要投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日常营运。新经济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知识和技术成为企业生存、发展、获利的重要因素，此时，企业除了过去的物质投资外，还需要对人力资源等新领域进行投资，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一体化，企业投资除面对国内市场，还将面向国际市场，可供投资的项目增多，投资的领域更加广泛。
(3)营运管理的现代化。伴随着新经济的来临，Inteme: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普及，跨国企业的增多，企业间频繁的国际贸易，传统的财务管理手段已无法满足财务信息化的及时、高效的要求，企业在进行营运管理时必须改进财务管理手段，运用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网络财务管理系统降低企业财务管理的营运成本，实现财务信馨决速传递和处理，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并使企业由以前的静态管理走向实时的动态管理，零存货等现代管理方法的广泛应用指日可待。新经济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财务管理地位大大提高。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多，以美国的沃尔玛为例，这家零售企业在1983年有641家连锁店，销售额550亿美元，到了1997年变成300。家连锁店，稍售领达到205。亿美元，但它只占当时北美1400亿美元市场的7%，显然尚有许多成长的空间。借助于网络经济，现在沃尔玛的店已超过3000家，每家店约有70000种不同的产品。新经济使集权与分权管理得到了统一，仍以沃尔玛为例，其所含的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当它设立分店的时候，先调查这个地区与原来的哪个地区是相似的，因为不可能把海上捕获的产品拿到内陆的商店去卖。在网络财务的协同下，每家店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人文条件，作出销售不同产品的选择，这种分权化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沃尔玛的网络财务系统能够在每天关门以后90分钟内就可以知道这个店梢售额是多少，卖了什么东西，及所有你想知道的资料，包括哪一类的产品卖得好，可详细到哪一个牌子，哪一个规模。目前，沃尔玛每平方英尺梢售额超过了300美元，是美国零售业平均水平的2倍。
(4)收益分配方面。新经济时代，由于人力资本在企业财务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企业的收益分配不再是按谁出资谁受益，而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享收益。物质资本所有者凭借物质资本所有权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知识、技术参与企业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各方的利益，削弱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