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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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

第1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20xx年农村土地征收管理条例

一、土地补偿费

土地征收的土地补偿费是如何计算的呢?土地补偿费一般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

二、土地征收的安置补助费

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三、青苗补偿标准

对刚刚播种的农作物，按季产值的三分之一补偿工本费。对于成长期的农作物，最高按一季度产值补偿。对于粮食、油料和蔬菜青苗，能得到收获的，不予补偿。对于多年生的经济林木，要尽量移植，由用地单位付给移植费;如不能移植必须砍伐的，由用地单位按实际价值补偿。对于成材树木，由树木所有者自行砍伐，不予补偿。

四、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标准

征收土地需要迁移铁路、公路、高压电线、通讯线、广播线等，要根据具体情况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编制投资概算，列入初步设计概算报批。拆迁农田水利设施及其它配套建筑物、水井、人工鱼塘、养殖场、坟墓、厕所、猪圈等的补偿，参照有关标准，付给迁移费或补偿费。用地单位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它非农业建设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农村征地补偿标准要求

1、各项征地补偿费用的具体标准、金额由市、县政府依法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规定。

2、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确定(有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当地统计部门审定的最基层单位统计年报和经物价部门认可的单价为准。

3、按规定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可增加安置补助费。原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土地管理规定，已经在20xx年3月26日《土地管理法》中删除。

第2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1．地方财力和民资的生态公益林建设参与度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得到了重视，但由于财力有限，地方政府仍侧重于追求GDP增长，却忽视对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的投入，对生态公益林建设没有远景规划，这对生态公益林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现行低标准的补偿金与林农的林木直接受益预期相差甚远，难于调动林农参与建设的积极性。由于受生态林立地条件、投资收益风险等因素的限制，靠招商引资发展林下规模经济、反哺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路子仅停留在探索层面。目前的生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仅依赖于中央、省级补助，导致建设标准不高，保护效果不佳。

2．补偿标准低不利于生态公益林的长期保护。林权制度改革后，林木、林地价格上涨，随着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广，林地价格正呈攀升趋势，而现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地方政府没有配套补助，林农得到补偿低，加上林农的生态公益意识淡薄，造成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营造和管护积极性不高。近年来，由于营造巨尾桉速生丰产林带来的可观效益，仙游县林地流转更为活跃，林地租金每亩达26－30元/年，且租金一次性支付。而目前的补偿标准每亩每年只有12元，远低于林木生长和林地流转带来的经济效益。

3．基础设施建设给生态公益林管护带来一定压力。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划定时，多数地方将人烟稀少、生态脆弱的林地划入生态区位，近年来不断完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原本偏僻的区域变成交通便利地带，外出打工村民有返流趋势。如仙游县列入生态公益林的135个村中涉及的7个山区乡镇58个村，原本交通不便，村民几乎靠外出谋生，客观上便于管护。但随着莆永高速、沈海复线高速和环山区公路的开通和当地红木家具产业的发展，返乡的外出劳工正逐年增多，林木受破坏和森林火灾潜在风险也增加，将给生态公益林管护带来压力。

4．补偿标准单一，没有分类补偿。不同地区、区位、地类和质量的生态公益林管护成本和生态价值不一样，但现行补偿标准却相同，没有根据生态效益发挥作用、管护难度高低和公益林分布复杂情况进行合理区分和分配补偿，如交通主干线两侧、饮水源头、环城市一重山、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好的地带的公益林，其管护难度、林分质量和生态作用不尽相同，已经投入或需要投入的资金差别很大，补偿标准却相同。

5．补偿基金发放环节多，管理仍有漏洞。出于规范管理的需要，补偿基金按照预算级次从中央到乡镇层层下达，由乡镇组织发放到村委会或通过“一卡通”发放到林农，并通过层层检查来督促发放到位。由于尚未开发一套完整的补偿基金发放管理信息系统用于操作，县级以下林业、财政部门每年都承担着分配发放、公开公示、审核校正、纠纷调处和接受层层检查等大量工作，为此耗费的人力、精力和财力不少，监管效率也不高。近年来，虽然截留挪用补偿基金现象得到了遏制，但随着林权改革后山林权纠纷的逐年增多，个别镇村以山林权纠纷为由暂缓发放，进而截留挪用补偿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的对策

1．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法规政策环境。(1)抓紧修订出台专门法规。各地在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基金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如普遍反映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资金“撒胡椒粉”达不到生态保护效果等。应充分重视林农经济利益诉求与生态利益要求明显冲突这一问题，修订现行管理办法并出台一部完整的法规，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规定生态公益林的保护方式、补偿类型和标准、额度提高办法、补偿资金分配发放、监督检查办法，以及政府、林农、工矿企业各方责、权、利等，切实维护林农权益，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的积极性。(2)加强法规政策宣传。在切实保护林农利益的前提下，林业部门和有关部门应按规定要求做好生态公益林管护落实工作，定期公布公示管护责任人、管护面积、范围、补助标准、责任和义务等，接受群众的监督，增加执行政策的透明度。同时，做好生态公益林保护和建设政策的宣传工作，积极引导林农履行好义务，鼓励其支持和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

2．确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整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核心，关系到林农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生态公益林能否持续发挥生态效益。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森林生态效益需求、生态公益林林分质量和管护难度的差异，在确定补偿标准时，应根据实际区别开来。在财政年度预算补偿金额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公益林，以森林生态效益需求和管护难易度为主要指标，调整确定不同类别的补偿标准。(1)一类补偿标准:大气重污染地区的生态脆弱公益林、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江河源头、饮水源头周围等重点公益林按高标准补偿，提高的补偿部分用于公益林的林分修复补植、调整树种结构。(2)二类补偿标准:交通主干线两侧、城市周边一重山生态公益林，因区位划定前多数是人工造林，且管护难度相对较大，应考虑林地成本投入和管护难度，按中等标准提高林木补偿管护比例。(3)三类补偿标准:边远地区、人烟稀少的公益林，区位划定前多数是天然林，林地成本投入少，管护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按一般标准补偿。确定不同类别的补偿标准后，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和生态效益发挥评估状况，相应确定合理的补偿提高额度、调整间隔期和地方配套补偿额度，让林农坚定对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的信心，让林农分享生态公益林政策红利，确保生态公益林持续得到保护和生态效益发挥最大化。

3．拓宽补偿基金筹资渠道。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森林生态效益的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除政府财政资金拨款外，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补偿费用。需要拓宽其他筹资渠道，有效保障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足额到位，以缓解财政投入不足、林农利益渴望、生态效益需求三者之间的矛盾。(1)建立工业发达地区对森林资源发达地区补偿机制。按照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分别根据工业发达地区的GDP增长、PM2.5变化趋势、财政收入状况和森林资源发达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森林蓄积量情况，由各省级人民政府统一指导要求受益的工业发达县对口补偿森林资源发达县。(2)建立江河溪流下游对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江河溪流下游的县级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受益情况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3)建立受益单位合理的补偿机制。规定可以从森林景观旅游经营收入、水力发电收入、矿山开采经营收入、饮水资源收入中适当提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4)建立征占用生态区林地交纳森林资源补偿费机制。应严格控制公路、水库、电力线路架设、旅游开发等项目建设对生态区位林地的征占用，确需征用的，应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福建省从2013年1月1日起对征占用生态区位和城市规划区林地征收森林资源补偿费，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每亩每年提高5元，就是一条很好的举措。(5)积极探索林农自我补偿机制，增加林农收入。鉴于生态公益林直接经济效益受限制，应积极引导林农充分利用生态公益林林下资源，开展林下非木质利用，提高林农自我补偿能力，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

第3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第一条为加强土地征收管理，规范土地征收秩序，维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并给予补偿的行为。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土地征收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为土地征收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征收工作负总责。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土地征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其下设的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具体日常工作。

各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安排，代表政府具体负责土地征收的审查报批和组织实施工作。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按照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安排做好土地征收相关工作。

其它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土地征收工作。

第二章土地征收程序

第五条土地征收方案依法报批前，县（市）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听证权利等，告知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并与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

第六条土地征收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的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在土地征收方案批准文件下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土地征收的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人员安置途径和办理土地征收补偿登记的期限、地点等，在被征收土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

第七条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地点办理土地征收补偿登记。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未如期办理土地征收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公告指定的各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第八条被征收土地所在的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土地征收方案，在土地征收公告之日起45日内拟订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

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在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被征收土地所在的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九条建设项目经批准征收土地的，由市人民政府委托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与县（市）区人民政府签订《**市土地征收责任书》。

第十条用地方应当将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费用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到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指定的征收土地费用账户专储，专款专用。

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土地征收工作进度、依照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用款计划和《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及时拨付补偿安置费用。

第十一条建设项目经批准征收土地的，市财政部门应当按照上年度收缴征地管理费总额的70％安排征收土地工作经费等支出预算，于当年1月份内将支出预算数的50%预拨给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本年度开展土地征收的前期工作经费，剩余部分由市财政部门根据土地征收工作进度及时足额拨付到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按有关规定，将征收土地工作经费及时拨付到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和各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年底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与市财政部门进行决算。

第十二条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并进行补偿安置后，被征收土地方、用地方应当在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的共同主持下，签订《土地移交书》并交付土地。《土地移交书》应当加盖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公章。

第十三条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用地的，应当在申请报批建设项目用地时提出申请，由批准建设项目用地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应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和滇池水体保护区。

抢险救灾等急需临时用地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临时用地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其使用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两年。

第三章土地征收补偿安置

第十四条土地征收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土地征收补偿费应当依照《云南省土地管理实施条例》规定的标准或**市土地征收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进行测算。

第十五条土地补偿费依法属于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主要用于补助被征收土地农民发展生产、社会保障、安排富余劳动力就业以及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贴。

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或被安置人。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支付给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所有权单位或个人。

被征收土地地上建（构）筑物拆迁补偿费支付给地上建（构）筑物所有权单位或个人。

第十六条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各部门、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小组不得收取国家、省、市政府规定以外的其它费用。

第十七条凡征地告知后在拟征土地上开挖的鱼塘、抢种的青苗、栽插的花草、果树、林木及搭建的建（构）筑物、各类附属设施和铺设的管线等，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被征收土地的地上建（构）筑物需要拆迁的，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在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县、安宁市、晋宁县、嵩明县，取消土地征收过程中预留10-15%安置用地的安置方式，由用地方按照被征收土地的法定补偿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将安置用地折算成等值货币，支付到被征收土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的专户，专款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补贴被征收土地农民建（购）房、发展集体经济、安置富余劳动力。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拓宽安置途径，认真探索住房安置、重新择业、入股分红、异地移民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多种安置方式。

社保、财政、农业、国土等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相互协调，尽快建立、完善我市被征收土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十条国家和省、市人民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土地征收监管

第二十一条对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土地征收的人民政府裁决。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土地征收方案的实施。

第二十二条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财务公开制度，公开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分配、支付、使用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二十三条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和支付清单提供给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备案。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监督检查土地征收补偿费的使用情况，确保各项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

第二十四条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应当对征收土地补偿安置费用使用和管理进行严格监管，定期跟踪、检查、监督和指导，确保专款专用，严禁侵占、截留、挪用。

第二十五条市国土资源土地征收管理机构应当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进行审查备案。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未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开展土地征收工作的，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监察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拒不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拒绝提供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分配和支付清单，不配合政府监督检查工作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侵占、截留、挪用征收土地补偿安置费用的，依法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签订《土地移交书》后，原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超过时限不搬迁交地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搬迁交地；逾期不搬迁交地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拒绝、阻碍和破坏征收土地工作的，依法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实施土地征收的工作人员、、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4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范围间接损失土地承包权社会保障

征收补偿的范围是征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征收制度中各种补偿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征收补偿范围主要解决的是应对哪些方面的财产损害进行补偿的问题。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也应当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它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是集体组织丧失的土地所有权。安置补助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农业人口的安置，因此，谁负责农业人口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就应该归谁。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地土地下管线等设施的拆迁和恢复费用，及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地上物的补偿费是补偿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的直接损失。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上处于生长阶段的青苗被毁坏后给与未能获得可预期收益的补偿。这种补偿也是农民在征地中的直接损失。

根据上述分析，土地补偿费、地上物的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都是对土地征收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农民基于土地所产生的稳定的收益之损失补偿，体现了对农民生存保障的考虑。但是，我国这种补偿范围立法规定，无论是与外国征收补偿立法比较，还是从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实践来看，都是值得仔细斟酌的。我们认为，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之立法，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被征收土地上存在的权利体系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征收补偿的权利损失仅限于土地所有权，根本就没有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等土地他项权利之损失给予补偿。然而，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最主要的权利，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分割的，而在实质意义上由农民享有和处分所有权，所以，农民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一个虚有权，只有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土地经营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应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但在目前的现实中，这种权利遭受征收制度侵犯时，国家却恰恰忽视对这个在农民看来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权利给与补偿，结果出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征收中不对土地承包权进行补偿，似乎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权利，然而这个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国家也因此一再强调它的重要作用且不断强化对他的保护，如以《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来专门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所以，当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失去了经营土地的长期的收益来源，国家应当给予失地农民充分合理的补偿。如果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则极易陷入生活无依靠的困境。

第二、从被征收土地的财产损害角度分析，征收补偿范围基本上只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对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如残余土地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等等，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是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上一个明显的立法漏洞。即使是已经规定的关于直接损失的相关补偿费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计算而不是采用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补偿费，根本不可能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实现全部补偿和全面补偿，只能达到一个部分补偿的效果。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还极力地限制征收补偿的范围，加上补偿费的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存在，使得被征收人能够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就更少。

第三、从土地上所承载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上不仅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收益来源，更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因为我国农民在目前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市人口一样获得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全部依靠在其享有权利的土地之上。现行征收补偿范围中的安置补偿费，实际上是按照城市的失业模式而采取的劳动力货币安置方案，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却没有给与考虑，而这恰恰是农民所最关注的两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农民的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中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可见，在征收补偿范围上，我国立法缺乏从功能角度的考虑，对农民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之补偿极不全面。因此，从土地承载的功能角度，征地补偿需要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与西方国家征地补偿范围不涉及社保利益补偿问题相比较，这是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中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土地不需要承载社保功能，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有收益功能而且还有社保功能。

二、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对策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低补偿标准和很窄的补偿范围，这种征收补偿范围和标准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的变革。根据上文指出的三方面问题，从相应角度来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规定。

（一）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因为农民种植和经营土地的目的是取得土地收益。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因此，从土地上财产权利体系角度而言，当国家征收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时，实际上发生了既直接征得了发包方的土地所有权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两个法律后果。显然，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对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亦应直接向农民支付对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补偿费。然而，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仅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承包者并未得到应得的土地补偿。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的补偿难以落实的理由在于，我国至今延用的只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补偿，不对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民进行土地补偿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制度。实际上，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显现，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现了作为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亦对应着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主体。此时，国家征用土地的受偿主体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家，而是同时包括被征地的农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已经不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还应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我国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其他现行法律的一些条文规范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这些专门规定对于农民土地被征收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如何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进行补偿并未做出规定。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法》都明确要求对农民的承包土地给与补偿，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农业法》也有相似规定。但问题是，在《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或修改以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进行同口径修订，没有规定土地承包权被一并征收时应给与补偿和明确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此形成土地承包权补偿方面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使已经生效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征地补偿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

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第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地位，确立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进行补偿的并行补偿机制。其次，确立被征地农民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享有依法取得土地补偿费的受偿主体地位，由有关部门直接对被征地农民予以征地补偿登记，对农民直接支付土地补偿费，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交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

2、应该把土地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

现阶段农村居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家庭保障作为一种古老的保障模式，是通过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之间的物质互助和情感、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实现的。传统上作为家庭保障的物质基础的土地。仍然是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的重要的物质或资金来源之一。实行以来，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由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经营，取得的收成或收入成为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和应对生存风险(年迈、疾病、灾害等)的物质来源。在国家征收他们的土地后，他们基本上就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基础，因为现在农民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在不断上涨的社会物价与消费面前，是很难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状态的，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不端攀升的情况下，靠这些征收补偿费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是问题，何况谈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有必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以求保证失地农民在遇到风险时有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条件。这应当是国家在征收补偿中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在国家实施征收土地行为前，农民和农村在生活逻辑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农耕社会的生活模式，但在征地后，农民直接面对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他们将要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运作方式和生活模式，这是一种与其祖祖辈辈所生存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模式的巨变中，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当农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体制的转换时，他们会怀念或者试图退回到以前旧体制的生活模式中，但旧体制在征地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被征地的农民就会出现在新旧体制中都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情形，从而形成在“两个体制”中都不沾边的边缘群体。我们认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解决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为农民适应市场逻辑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是解决了征地农民的行动空间与“退路”问题。另外，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把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系统，是把他们重新组织到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来的重要举措。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由于没有了土地，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又没有获得像城市人口一样的地位，即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最低失业救济金。实际上，失地农民此时已经被强制性的抛在了社会经济结构之外，既不能继续保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也不能被新的市场经济结构所认可和容纳，处于极端不利的夹缝之中。这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论身份，我们是农民但没有地种；论生活，我们像城里人但没有社保。”因此，对失地农民实行身份转换——“农转非”，再把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范围，是对农民进行再结构化，使之融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同时，也是把他们所处的社会运行逻辑，从前工业社会逻辑转向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运行逻辑的有力措施，使之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融入新的生活共同体。

因此，根据劳动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取消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而直接设立农民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并在土地补偿费中留出一定数额直接转为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统筹保险的做法，无疑是使失地农民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策略，也是避免他们被沦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被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所接纳的弱势群体。

3、应把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的区分标准有两种学说，一种借助因果关系的观念区分二者，认为“着眼于损害之引发，谓损害事故直接引发之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人所引发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另一种以行为结果的时间性关联为判断标准，认为“着眼于损害之标的，谓损害事故直接所损及之标的，其损害即直接损害；其他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在征收所造成的损害问题上，一般而言是采用的后一种标准，即征收行为给被征收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害是直接损失，如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丧失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损失补偿等；而征收给被征收人带来的间接损失补偿包括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我国目前的征收补偿制度范围仅限于补偿直接损失是不妥的，我们认为，征收制度的补偿范围，不仅应包括直接损失补偿，也应包括间接损失的补偿。

关于我国征地中形成的间接损失的补偿项目之规定，可以参照日本土地征收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以下几项内容是比较重要的间接损失补偿项目，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国家应当考虑给与补偿。（1）残地损失补偿。残地损失是指由于土地征收而给被征收地块之外的残留地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是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补偿内容。土地征收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如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残留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噪音污染等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及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2）工事费用补偿。在征收土地后形成残地状态的，国家还应该给与工事费用方面的补偿，以使被征收人的财产能够恢复到基本适用的状态。工事费用补偿是指因收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一整块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残余地须为通路或挖沟渠、修建墙垣等工作物时所需费用的补偿。(3)移迁费补偿，包括建筑物和动产的迁移费补偿等。（4）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5）对于被征收人的其他间接损失的补偿，立法者也应考虑给与补偿，如暂时居住费用补偿与生活再建补偿等等。只有国家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给与补偿，才能把失地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其补偿范围才合情合理。

三、结语

征收补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征收补偿制度的广度，也体现着对失地农民的损失补偿到何种程度。我国现行的征收补偿制度，无论是从土地权利体系，还是从土地的相关损失及土地的功能角度来分析，都有征收补偿范围的现行立法不能涵盖并给与补偿的地方。我们应从这三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方面的立法，以尽可能地弥补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损失。

注释与参考文献

季秀平．物权之民法保护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87．

李迎生．市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与偏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4）：23

李友梅．制度变迁的实践逻辑——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8．

第5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的范畴，同时，又是土地的他项权利的一种，是设立于土地的使用权之上的权利负担，其具有担保物权和土地的他项权利的双重性质，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关系不仅要适用担保法的调整，还要适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土地资源法律的调整。然而，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仍处于雏形发展阶段，许多的规定散见于上述法律之中，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完善、矛盾之处，且可操作性差，影响了其功效的发挥。本论文试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将来完善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立法及实践操作有所禆益。

二、家庭承包取得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性

中国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根据《担保法》，仅允许“四荒”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对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允许抵押[②]，同时中国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③]，这样就把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排除在可抵押的财产范围之外。笔者认为，应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而不应禁止。

1、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抵押的理论基础

反对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土地实际上给农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有债权到期后，抵押人无力履行债务，实现抵押权时，而有使农民“失去”土地之虞，亦即使农民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其实，允许农民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这与保护耕地、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不矛盾，在实理抵押权时，并不必然导致耕地流失和农民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结果。因为中国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④]，实现抵押权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和属性。同时也可以对抵押人及其所在集体农民的利益予以适当的保护，如立法时可以规定在抵押人丧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享有耕地的优先承租权[⑤]，并对实现抵押权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无能力及无心从事农地经营的人浪费土地资源和利用炒卖手段渔利，这样可以达到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目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加入WTO后，正在快速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加速了与世界普遍的经济规则接轨，而目前实行的家庭承包制度，将土地按人口均分，好坏远近搭配，造成承包经营的土地过于零散，阻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难以形成规模进行经营，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后，稳定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关系，刺激了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热情，但在农村，承包经营的土地在农民所拥有的财产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不允许其抵押，其财产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无法找到其他合适的财产向金融机构抵押获得融资，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投入承包经营的土地用于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和简单的生产结构中徘徊，资源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如果允许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则使农村土地的流转加速，有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扩大农业经济的规模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也有利于农业在世界的农贸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

另外，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农村人口将因此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在沿海商业发达的地区，农民另有谋生的途径的，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从事农业生产，但还要承担土地的税费，并要保证土地不能荒废，雇请他人维持土地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土地已成为一种负担，如果允许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可以促使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增加了转营其他行业的机会，使这部分人口彻底的离乡弃土，间接上也使农民的土地保障转为现金的保障。

可见允许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实的需要。

2、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抵押的法律依据

依《土地管理法》第2条3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就在法律上确认了含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通转让。这里所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时也自然包含通过家庭承包经营而取得的土地使用权[⑥]，该法虽没有明确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可以依法转让”则蕴含有对承包经营土地的处分权，而抵押同转让、出租一样均属于处分的范畴。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对土地的处分权，则是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必然结果[⑦].

首部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明确规定可以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⑧]，至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32条规定：“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流转方式里并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那么是否意味着禁止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呢？其实不然。首先从民法理论层面考虑，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损害公共利益，应是允许的；其次从实践操作上看，法律既然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而实现抵押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并就处分的价款优先受偿，因此，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并不违背立法的本意，也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允许流转方式的范围。当然，因转让承包经营权要经发包方同意，而抵押则蕴含转让的风险，也应经发包方同意方可进行。

如前所述，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零散，银行允许这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势必造成农民承担的抵押成本的提高及银行本身金融风险的增大，而且通过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多为耕地，其种植的作物，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而抵押权实现时往往耗时过长，这样容易造成耕地抛荒的后果，立法时应对实现抵押权耗时的技术问题做出规定。同时，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风险评价机制，对允许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一定的限制，如规定接受抵押的连片土地的最小面积，最低剩余年限等措施防范金融风险，而不应在立法上予以禁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与抵押的冲突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是指出现某种法律事实时，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失去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在此情形下，若土地的经营权已设定抵押，就会产生承包经营权的消灭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冲突。因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的原因各异，其对抵押权的影响亦有所不同。

1、国家因公益目的征收承包经营的土地

在因公共利益的目的，建设需要占用农地的，经国家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情况下，原集体土地使用权归于消灭，因此，设定于该权利之上的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亦随之消灭。抵押权作为物权的追及力在此不能发挥效力，因国家不能成为抵押人，这与一般抵押中抵押物转让时抵押权的物上追及力是不同的。同时，这种情况下，抵押人并无过错，故作为抵押人的土地承包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这对抵押权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担保法》并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下抵押权人权利救济的方式，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优先受偿[⑨].此即为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法律构成上，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并非直接存在于金钱等赔偿物上，而是存于抵押人所具有的请求权上[⑩].故抵押权人有权在担保债权的范围内，就土地征收的补偿金优先受偿，这种物上代位具有法定债权的性质，因抵押权之登记而具有公信力，征地机关非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将属于抵押人所有的补偿金交付与抵押人，或应为抵押人提存，并通知抵押权人。如果被担保的债权已届清偿期，抵押权人可以直接向征地机关请求给付，未届清偿期，可以向法院请求将补偿金予以保全。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因建设需要征收农地的情形下，按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补偿费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由于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安置补助费作为安置人员的专项费用支出[11]，是提供给失地之后农民的生活保障，对这两部分补偿金，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只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助费归土地的原承包经营者所有，也就是说抵押权人仅能就归抵押人所有的青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优先受偿，行使物上代位权。在国家提高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情况下，归属于土地承包经营者所有的补偿金，抵押权人亦有权在担保债权的范围内，获得优先受偿。

2、发包方收回承包经营的土地

依中国现行的法律，发包方有权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依法收回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12]和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13].此时，若承包经营的土地上已设定了抵押权，因抵押权依附于承包经营权，作为利的权利消灭时，设置于其上的抵押权是否随之消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登记效力能否对抗承包经营权的收回？笔者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独立性，使抵押担保的功能降低，交易安全难以保障。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收回而导致抵押权的消灭，抵押权人得不到任何的救济，明显有违诚信之原则，不利于抵押权的保护，故不应认为抵押权消灭。首先在土地的承包经营期内收回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民事行为，是土地的所有人或法定的使用权人解除承包合同的合同行为，而抵押权是物权行为，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抵押权应当优先受偿，故其收回行为不能对抗抵押权人。其次，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并登记后，该抵押即具有公信力，其公信力旨在维护商业信誉及维护抵押权人的交易安全，可对抗任何的第三人，一旦发生违反公信力的行为时，该行为的效力不能对抗具有公信力的抵押行为的效力。基于上述的效力，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的情形时，抵押权人可以主张经登记的效力，排斥未登记权利的主张和其他债权，并优于其他的权利受偿。

在出现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惩罚性收回或者承包方因身份的转变，不再具备承包资格而收回的情形下，此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被收回，而附于其上的抵押权如何实现呢？笔者认为，有以下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法定的使用权人（即原发包方）可对该土地再次进行发包，其所得的承包费应优先偿还抵押权人的债权，如果发包的年限长于原剩余的年限，抵押权人可按剩余年限的比例受偿。这样处理并不损害发包方的利益，因其已从前一次的发包中获得相应的承包费；二是抵押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对土地剩余年限内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或变卖，从拍卖或变卖所得的价金中优先受偿；三是抵押权人可以放弃行使抵押权而直接要求原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与其附着物抵押关系

由于中国未建立地上权制度，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押与地上附着物抵押关系只能借鉴参考房地产抵押制度。《担保法》第36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经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那么以承包经营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时，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地上附着物（如林木）同时抵押？另地上附着物抵押时，其土地的使用权是否必须同时抵押[14]？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充分发挥其不动产抵押的担保效益和融资功能，在与抵押权人协商合意将附着物所有权、土地的使用权分别设立抵押，对此情形，法律上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笔者认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抵押的形式要件，以承包经营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与地上附着物所有权分别抵押，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均应为有效。理由如下：

首先，在房地产法律关系中，为了维持既存的房屋价值的完整与经济价值，房屋与其所占用的土地在物理上不能分离，但在土地的承包经营场合，附着物并非一定要依附于土地才具有经济价值，承包经营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在土地上添置林木等附着物，而获得这些林木等附着物的所有权，而林木等附着物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脱离土地之后成为商品之后才具有的。退而言之，即使土地的使用权与未脱离土地的附着物的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应保持一致，只是意味着土地的使用权与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一并转让，在逻辑上并不能说明土地的使用权抵押或附着物的所有权抵押时，也要适用同样的原则，只是在实现抵押权时，为了更好的发挥总体之价值，将土地的使用权与附着物的所有权一并向同一主体转让，抵押权人无权就另一部分抵押变现的价值优先受偿。

其次，中国现行法律并林木等附着物视为土地的附合物或从物，视为土地使用权的一部分（如《森林法》及《森林法实施条例》就将林地使用权与林木的所有权规定为两种独立的林权），而是将两者作为独立的不动产，他们构成相互独立的物权客体。所以用土地的使用权抵押时并不必然导致林木等附着物同时抵押，反之亦然。

再次，承包经营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含有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的权利，具有资源使用权的特征，承包经营的目的，并不完全是通过在土地上种植林木而获得林木的所有权，有时是通过对土地的资源开发利用而收益，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使用权通常并不含有其上已附着的林木等附着物的所有权。另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并不当然取得经营的土地的附着物的所有权，土地的承包经营者的权利义务是按承包合同设立的，如果合同对承包经营土地上生长的附着物归属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附着物的所有权的归属应从合同的约定。可见在此两种情形下，土地的使用权与附着物的所有权均归属于不同的主体。

第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限一般长于附着林木的生长年限，在承包经营期内，一般能轮作二至三次，附着的林木砍伐后，其土地的使用权仍存在，仍可进行下一轮的种植，可见土地的使用权的存在年限与附着物所有权在土地上的存在年限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法律实行土地的所有权与其上所种植的林木附着物所有权相分离、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一定条件下，土地的使用权与其上附着物所有权也可分离的制度，这与房地产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一体化原则是有区别的。法律应允许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权与其上附着物所有权分别设抵，由此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后，亦允许地上新增附着物进行抵押。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价值就是于承包经营土地上耕作或种植的收益，若在已设抵押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上新增林木等附着物设定抵押的情况下，可能会降低了承包经营土地的价值，则会给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在此情形下，为避免给抵押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失，在能证明原抵押的土地因新增附着物抵押而使土地的价值降低的情况下，原抵押权的效力可及于新增附着物变价的一部分，其与降低额相等。

五、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期限制度

中国的《担保法》多次提到抵押期间，但并未对“抵押期间”作出规定，这并非是立法的疏漏，而是有意为之的，该法第52条规定“抵押权与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可见，中国的物权担保是无抵押期限的。

笔者认为，应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同的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在于在承包的土地上耕作、种植并获得收益，随着承包经营剩余年限的减少，其财产的价值可能亦会随之减少，另一方面，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其上林木、青苗都具有一定的生长期或收益期，如果抵押权人不及时行使抵押权，使抵押物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无法对林木或青苗进行及时的更新，则会对抵押人的财产权益造成损害。其次，《担保法》虽没有明确规定抵押期限，但也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同时该法第39条规定，抵押合同允许当事人约定“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这种表述实际上是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抵押期限的，根据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当事人认为这种约定符合其利益，那么只要没有损害社会、他人的权益，应予认可。再次，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本身就有期限性，其权利仅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存续，而抵押权作为设立于其上的担保物权，同样具有一定的期限性，当事人自行约定抵押期限，只是对抵押期限作出限制，这种约定，符合抵押权的本质属性。第四，设立抵押权的期限制度，抵押人可以很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上抵押权的存续期限，使抵押人可以有预期地对抵押的土地合理地安排使用，同时也可以促使抵押权人及进行使抵押权，迅速了结债权、债务关系，有利于抵押的土地的效能的发挥。

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建立抵押权的除斥期间制度，抵押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其性质该如何认定？根据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债权人有设定抵押权的自由，亦有抛弃的自由，设定抵押期限，完全可视为一种附期限抛弃抵押权的行为，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将产生抵押权消灭的法律后果。但是法律应规定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的最短期限和最长期限，即不得短于债务的清偿期，亦不得超过承包经营权的最长年限，否则约定无效，应按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计算。

笔者认为，当事人设定抵押期限除应在合同中予以约定外，还应明确记载于抵押权的登记文件上。抵押期限的约定必须经过登记对外公示，才能对外产生效力，如果没有登记，则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因为抵押权的期限限制与设立抵押权本身一样，都属物权变动的范畴，应以法定的方式对外公示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15].

六、结论

中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对土地的经营权享有流转的权利，而抵押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现阶段，承包经营的土地在农民的财产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应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效能，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但应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设置必要的限制。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国家征收和发包方依法收的情形下导致消灭。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时，前者的抵押权随之消灭，根据抵押权之物上代位性，其效力将及于国家征收的补偿金上，但并非直接存在于金钱上，而是存于抵押人所具有的请求权上，当然非专属于抵押人所有的补偿金，抵押权人无权受偿；发生后者情形下，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理，抵押权庆当优先受偿，收回行为不能对抗抵押权人。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在一定条件下，其与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是可相分离的，两者为独立不动产物权，分别设立的抵押均应为有效，实现抵押权时，为发挥总体之价值，可将两权向同一主体转让。

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附期限的物权，其设立的抵押权同样具有存在的期限。由于法律未建立抵押期限制度，如果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则使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造成资源的浪费，应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抵押期限，抵押期限届满，将视为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产生抵押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总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不完善，已影响了农村土地总体效能的发挥，亟待日后的立法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以利于实践操作。

参考文献

[①]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第16条

[②]见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4条第5项、37条第2项

[③]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

[④]见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

[⑤]刘凯湘、张劲松：《抵押担保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8月27日浏览

[⑥]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条，该条明确赋予承包经营土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⑦]刘凯湘、张劲松：《抵押担保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8月27日浏览

[⑧]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

[⑨]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0条

[⑩]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404

[11]见1998年1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

[12]见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

[13]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4款

第6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权益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项目的逐步展开，不仅带来高楼大厦的崛起，更意味着海南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农村经济的整体洗牌，同时，失地农民就会越来越多，农民将在全新就业环境面临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在失去土地之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位置，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成为失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政府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海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本现状

海南建省以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近几年“国际旅游岛”战略的提出，更是将“蛮荒之岛”发展为现如今的“国际旅游之岛”，城市化率也有相当大的提高，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1978年海南省的城市化率为8.23%，而到了2004年，海南省的城市化率已经提升到了40%左右，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近3.9个百分点的提高，在全国的城市化率排名中处于第13位，2007年及2013年，城市化水平分别为47.2%和53.6%，短短十来年时间，城市化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海南省政府在《海南城乡总体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海南城市化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力争达到60%以上。

海南这几年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海南地理条件决定了海南耕地资源的有限性，也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据相关统计资料，自2007年以来海南耕地和国家建设用地耕地占用每年都呈现大幅反向变化，耕地平均每年减少4527公顷，新增国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约在3000―5000亩，建设项目用地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年底，已经增加到4万多亩。以海口市府城镇为例，在2011年之前的5年时间内，全镇约有18436亩农民用地被八百多个组织征用或占用，直接导致全镇很大一部分农民失去或基本失去土地，这部分人群大约为30211 人。失地农民的数量随着耕地的不断流失而大量增加。而从全省范围来看，海南省失地农民的数量已经在2014年年底累计增加到 53万人之多，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失地农民的数量还将会以每年2万人以上的速度继续增加。就全省范围来看，从性别结构、年龄构成、文化程度以及技能水平等方面发现，大量失地农民中，男女比例适中，中老年人居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较大或无一技之长等突出特点。

2 海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失地农民的“四无”现象严重

近几年海南的城市快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际旅游岛战略的迅速推进等因素给失地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来看，大量的良田和耕地被政府征收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突出问题，比如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的就业等，这时候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无地可种、无班可上、社保无证、医疗无保”的越来越严重的“四无”现象。

2.2 失地农民处于非农非市的尴尬境地

海南省政府规定将土地补偿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紧密联系起来，以农村标准为依据进行补偿。例如，省政府2009年出台的《海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中规定：“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三方面承担，政府承担50%，这部分按规定纳入征地补偿成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20%，这部分由土地补偿费中支付，农民个人承担30%，这部分安置补助费中支付。”这样的分配方式和政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表现往往也不积极，而个人和农村集体组织往往也不愿意或没有办法按相应的比例去参加这样的保险，最后的结果是没办法真正落实这样的政策措施。

另一方面，很多失地农民对被征50%以上土地才能参保的条件要求不太满意。而省政府在2013年出台的政策《海南省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对养老保险的条件等有相应的改进，可还是不尽如人意。

一是忽略了年满16周岁尚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及16周岁以下的农业人口等的补贴，该部分农业人口也应视为失地人员范畴，虽然这部分人暂时还不涉及养老费用缴纳问题，但他们的养老保障随着土地的丧失也无法享受。

二是在养老缴费补贴标准上不尽合理，他是参照农村最低生活水平以征地当期当地农村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标准，而失地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的生活必须要市民化。最后，在缴费标准上还是将农村和城市分开，这样对海南城镇化建设及国际旅游岛战略的推进都有很大影响，是极其不利的。

2.3 征地补偿标准低、不到位

海南省政府目前对征地补偿费的组成有明确规定，大致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征地统一年产值指标。参照此标准，拿海口市府城镇为例，其年产值为3154元/亩，按照26倍的综合补偿倍数，应该获得82004元/亩的征地补偿费。

二是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照海南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执行。主要是将水稻这种常见的短期农作物作为地上附着物，以此为补偿标准，1615元/亩就是该补偿价格。还是以海口市府城镇为例，结合上面的82004元/亩的补偿标准费用计算，如果一个拥有6亩地农户的4个人组成的家庭，倘若这6亩地都是用来种植水稻，将获得9690元青苗征地补偿补偿费。加上前一项的征地补偿费，该农户一共可以获得501714元的征地补偿费。

而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0927元，仅靠补偿费维持生活更难以持久。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土地征用、转让补偿款不到位、拖欠农民征地补偿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截至2008 年上半年，全省拖欠农民征地补偿款217宗、面积65370亩、金额1.9亿元。如原琼山区征用江东新区1万多亩土地，至2009年年底还拖欠征地补偿款4319万元。

2.4 失地农民就业难

就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都没有经过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他们的就业方式大都以餐饮娱乐、杂工、经营小摊小贩甚至是临时务工等形式，而真正能与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更是少之又少。造成失地农民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失地农民学历水平、文化素质都不高。而且有一部分失地农民还存在着一种旧思和就观念，他们认为“土地被国家没收了，国家就要对自己负责到底”，这样的思想观念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就业；更有拿到征地补偿款后的部分农民心情特别高兴，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突如其来的“巨款”而随意挥霍，任意投资，一段时间后就会更加贫困且影响其生活水平。

2.5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收入完全依靠农业的这部分纯农业户在土地被征用后他们的收入往往会相应减少。因为他们只是依靠农业生产来养家糊口，没有任何其他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的耕地被征用后收入必然会相应降低。而农户的土地被征用后获得了一部分土地补偿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增加总体收入，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固定的补偿费终究会慢慢被消费，这时候收入较低的这部分农民由于失去土地没有一技之长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还要负担子女教育费、医疗卫生费以及养老等各项费用，这会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变成新的失地农民贫困户。

3 完善海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措施

3.1 对失地农民制定人性化的补偿标准

2014年海南省政府调高了征地补偿标准，在七月初批准公布了《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根据新A征地补偿标准，全省各地区征地土地补偿费用的幅度大概是42357元/亩―145600元/亩这样的范围内。平均水平而言，全省的征地补偿费用大概为78768元/亩，大大超出了原来的执行标准，超过幅度达68%。此次更新调整的短期农作物、果树、林木等三大类青苗补偿标准与原执行标准相比，增幅在62%-75%之间。如水稻、花生、瓜类补偿标准分别由原来的1615元/亩、1800元/亩、2100元/亩提高到1663元/亩、1971元/亩、4300元/亩。成果期香蕉、模榔、蔡枝由原来的48元/株、160元/株、319元/株提高到75元/株、266元/株、352元/株。海南省施行新的征地补偿标准以后，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3.2 完善失地农民社会医疗保障和法律援助制度

老无所依是失地农民的叹息。从调研来看，失地农民非常希望获得政府的社会保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地农民还不能完全实现就业，同时完全实现就业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失地农民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失地农民担心的“老无所依”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到没有劳动能力或年老时无法自己养活自己，

二是担心生病的时候没有医疗保障。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措施有三点。

第一，要建立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失地农民中比较困难的农户要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

第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制度。

第三，对于有条件的政府，可以考虑向失地农民提供专用安置住房，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居。

另外，还存在由于公共利益范围不清，现行相关法律却没有清晰规定，有部分失地农民对于政府征地补偿行为没有落实到位或者还在落实过程中的政策或做法有相当大的不满，自己的养老、医疗、下一代的教育问题等利益得不到保障，还有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并且把这种不满扩散到各个方面，一律归结为是政府没有维护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所以政府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援助部门，对失地农民的权益进行合理合法的维护，不仅可以帮助失地农民，还为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政府有渠道澄清失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某些盲点与误解，直接与失地农民对话。

3.3 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鼓励发展乡村工业

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和生活业等，主要以生产业为主。它能够不断获得新的资本，因而能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吸收劳动就业。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使工业部门能以较低工资雇用劳动力就业，从而现代工业得以在低成本、高利润、高积累条件下快速发展。20世纪中后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乡村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乡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乡村工业通过其聚集功能推动了小城镇建设，并且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素质，为乡村城市化、现代化铺平了道路。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是实现海南经济发展，提高海南综合能力的重要着力点。特别在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作为中国改革创新的实验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胜地，国家给予了海南岛一系列优惠政策。海南的第三产业能够在发展过程中自觉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政府可以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让失地农民适应第三产业中的岗位。这不仅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还可以让失地农民就地上岗，不用背井离乡。同时也解决了海南省第三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用工荒的局面。

4 总结

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步伐的逐步推进，海南经济增长迅速，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必须保障大量失地农民的各项权益，不仅能够快速提升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更能提升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内部动力，同时为国家整体经济稳步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也将惠泽亿万中国农民。

参考文献：

[1]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N].海南日报，2010-6-21.

[2]陈亚东.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J].晋阳学刊，2006（3）：50-53.

[3]覃国良.建立城郊失地农民共同基金的思路及运作原则[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1）：83-85.

[4]涂爱仙.完善海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6）：78-80.

[5]陈少晖，李丽琴.财政压力视域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1949―2009）[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21-123.

基金项目：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o：HNSK（QN）15-20。

第7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关键词]自然资源物权合理限制生态补偿

一、自然资源物权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一）自然资源物权的意义

自然资源，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包括在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物权是指以自然资源为客体的物权，即权利人为满足其权益需要，对自然资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与排除妨碍的权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没有分清对土地本身的使用与开采埋藏于地下的矿藏以及采伐生长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土地是承载其他自然资源的载体，其他自然资源均依赖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资源是可以与土地分离或相对分离的，或者具有独立于土地的自身价值，同时由于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与可支配性，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资源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学界也一般将自然资源划分为两大部分即土地与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资源(也有简称资源的)。相应地，自然资源物权亦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和与其他自然资源物权。

与一般物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物权属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基础物权。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着对人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要素的垄断或专有。在此基础上，学界认为，自然资源物权体系是指由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基本的物权权利类型，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自然资源他项权利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由于自然资源可分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物权体系又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体系和其他自然资源物权体系。

（二）生态补偿的意义

对于生态补偿的意义，国内外有不少定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另一种则是将生态补偿理解为一种资源保护的经济手段，通过对损害(或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受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

我们认为，生态补偿不单是为了控制生态破坏，而应该包括因自然资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功能丧失的恢复和补偿，具体包括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补偿，对因开发利用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经济补偿。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生态补偿机制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以“资源价值论”的观念重新评价生态环境资源的现实价值，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让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人们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生存环境。

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的对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是，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行为产生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以经济激励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环境利益是保护活动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提高，或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经济利益是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或效益。纠正后的利益关系应该是，享受因劳动付出而带来的生态服务的主体要支付费用，生产生态服务的主体应得到经济回报；相反，造成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主体支付费用，生态服务功能的产权人或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主体(如政府)应得到经济赔偿。

生态补偿机制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范的形成、实施到产生调整社会关系效果的整个运行过程的综合原理，有系统和过程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机制，它是从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和从法律的动态上来考察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的运行过程。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事物在有规律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

因此，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理解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它是指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促使环境、资源、生态的受益方给予施益方以合理的补偿,实现索取与禀赋的相对平衡,以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度和法规。由此可见,建立公平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能直接受益于每个人,也是我们最终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

二、我国在自然资源物权受限下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研究薄弱

自然资源物权人在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之下，遭受的损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确定。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在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

1、补偿强度难以货币化。要对物权受限者进行合理科学的补偿，就必须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投入成本及效益进行科学的计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保护和重建行为的科学性。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很难计算出间接成本或收益，从而难以科学确定补偿强度的量化。

2、补偿者和补偿接受者问题。产权的界定是生态环境补偿的前提，只有生态环境的产权明晰了，才能确定谁补偿谁的问题。但在资源和环境领域，产权界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生态环境的产权往往是模糊和虚化的，甚至是不可能清楚界定的,这样在实践中往往使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失去主体，导致无法清楚地确定补偿承担者和接受者。在对自然资源物权人进行补偿时，补偿承担者难以确定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3、生态补偿的内容不明确。生态补偿的内容很多,涉及面极广,而且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入,需要补偿的范围还要增多。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在重点保护区农民的自然资源物权有更多的限制，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问题日益显现。

（二）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

补偿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部分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

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补偿不能完全依法进行,基本上是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部门间各自为政，行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不能形成合力，也没有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部门行政色彩浓,导致生态补偿不到位,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相脱节。

（四）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

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许多证据已经证明国家用于生态建设项目而投入的巨额资金，被广泛用于部分地方和政府部门的私自渔利行为上，“暗箱操作”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导致了权利受限者无法得到充分的补偿，并产生了高额的管理成本，从而危及到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观念上存在障碍

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低，“资源无价”的错误观念还未根除，广大民众对生态补偿知之甚少，许多人甚至认为征收生态补偿金是“乱收费”，这些错误观念的存在是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很大障碍，也为生态补偿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巨大阻力。

（六）资金筹集问题

资金积累和筹措不足,是建立补偿机制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没有充分的资金来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七）补偿强度问题

一般来说，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直接投入成本进行计算相对比较容易，可等同为将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到正常或预期的状况所需支付的费用。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它的保护和改善对社会提供的服务以及它的破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较容易感受，但是很难评价到底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损失，并且在不同地区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评价值和需求是不同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认识水平也是不同的，因而很难计算出间接成本或收益，从而无法科学确定补偿的强度。

（八）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

就目前我国对该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

1、立法体系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中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有些资源保护法未将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其立法目的以及资源保护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刑法》对破坏自然资源罪的规定欠缺生态效益考虑。

2、技术上的困难。征收生态补偿税需要准确确定税率，补贴需要确定补贴率，而税率和补贴率的确定都面临技术难题，政府为获取这些信息会支付较高的成本。生态补偿数额的确定应以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量和生态建设或恢复的效益量为标准，而生态影响的定量评估技术尚未充分开发、建立和普及。

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植树造林、草地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并未对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利益的补偿加以规定，即使有体现，约束力也不强，而法律条款之间本身存在着矛盾，更加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

三、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对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当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时，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应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一）明晰界定自然资源产权

环境产权界定应该是对环境归属、环境质量及环境侵权程度，从质和量、近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上的权威性、可操作性的行为规定和使用约束。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规定“矿床、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意味着在我国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它在本质上不属于单一的个人或某个团体，是公共财产。但在实践中，往往因这种复杂的关系使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主体缺失。生态环境所有权的虚化现象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所有权的虚化直接导致产权的模糊。建议在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分散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将因生态治理过程中发生的补偿直接分配给自然资源经营者和管理者，并且强化社会经济主体的环境产权意识，把环境资源视为环境资源资产，逐步将其划入资产领域进行有效调整，给予自然资源物权的享有者相应的产权的确定与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赋予权利人以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建立环境产权的作用和流转机制。

（二）明确补偿主体

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是参与生态活动的各关系人(自然人和法人)，它包括两类：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生态补偿机制的公共主体就是政府及各类相应的机构和组织。由于生态经济的公共性，而且本文讨论的是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时的补偿主体，这就决定了政府作为公共主体参与生态活动补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由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该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即主张补偿主体行政化。具体表现为对生态治理中的受损权利人的补偿需要政府实施。从而权利人的权利将得到政府稳定而有力的保障，充分体现了补偿机制的有效性。

（三）补偿制度法制化

生态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协调，也是一种矛盾协调。利益协调可以通过经济途径、观念途径、制度途径等多条途径予以实现。利益冲突的制度协调是指针对利益关系直接进行协调，是通过对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人的利益行为范围的限制来实现利益协调的。从人类社会利益协调的历史来看，利益冲突的利益协调通常是以国家协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协调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在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制度协调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的内容之一。通过法律机制的协调，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协调、经济协调和观念协调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利益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强调法律制度在生态补偿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对于整个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补偿政策法律化”使补偿制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和弥补的一种法律手段。

1、确立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生态补偿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所以只有明确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才能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确立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主要是对生态环境的产权进行严格的界定。

2、制定与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修改现有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把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和生态补偿制度确立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修改环境保护单行法，对《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已确立的生态补偿制度要进一步具体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对其它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增加生态补偿制度，尤其是生态补偿要融入《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通过这些立法措施，对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的权利人的权利加以具体规定，并且给予权利受限后的有效补偿。

（四）确定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的确立是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一大难点。很多人将其归结为生态环境的功能价值的难以计量。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生态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是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权的限制性征收的行政法律行为，生态补偿是基于这一行政行为对法人或个人生态资源财产的收益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制度。补偿标准应该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对生态效益的需求间寻求平衡点。

对于建设项目生态补偿金的确定，可以考虑与环境影响评价相结合，充分利用环评的各项数据资料，使环境影响的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同时进行，在环评阶段确定生态补偿金的数额，同时也可提高环评的准确性、科学性，还可以节省环境管理机关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赔偿与补偿只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在现有的条件下无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尽管如此，生态补偿机制也要在力求在公平公开的层面上运行，必须有科学核算生态补偿的标准体系。对补偿标准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进行评估。

（五）确定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机制应建立国家、地方、区域、行业多层次的补偿系统，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

1、政策补偿与技术补偿相结合。政策补偿，即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权利和机会补偿。受补偿者在授权的权限内，利用制定政策的优先权和优惠待遇，制定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促进发展并筹集资金。技术补偿，是指中央和当地政府以技术扶持的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综合防治给予支持。具体内容有：补偿主体开展技术服务，提供无偿技术咨询和指导，培训因自然资源受到合理限制的权利人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使他们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财富。

2、连续补偿与一次性补偿相结合。以目前的生态补偿政策来看，例如国家实行的退耕还林与退牧还草工程，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对于农牧民来说，退还之后失去了部分或全部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为了保障农牧民的利益，使其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在项目实施的初期阶段，至少在5～8年内，国家和地方政府要连续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补偿，以推动其生产经营方式的逐步转型。而对于一些生态环境特别恶劣，退还后失去了生存条件的农牧户，应实行“生态移民”安置，其具体办法可以是一次性发给移民搬家费，再给予工作就业机会或分给承包地。

3、政府补偿和民间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是由政府提供财政资金或实物进行的补偿。这是由政府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的职责所决定的。政府补偿的实质是建立公共支付体系，其受付方为土地使用者、自然资源的经营者等，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资金来源广泛而稳定，包括税收、发行债券和对生态环境受益方收费，但事实上，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有必要把政府补偿与民间补偿结合起来。民间补偿通常是指在私人之间即受益人与利益受限人之间相互商议的基础上订立的补偿方法。

（六）规范生态补偿管理

1、生态补偿必须坚持“保护者受益、损害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基本原则，即环境保护者有权利得到投资回报；环境开发者要为其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行为支付代价；环境损害者要对其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失做出赔偿；环境受益者有责任和义务向提供优良生态环境的地区和人们进行适当的补偿。这里应当特别强调，对于生态治理过程中，其权利受到合理且必要限制的权利人的补偿。

2、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建立起清理、核查、勘测、统计受限权利人的自然资源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存量，并跟踪、统计自然资源产权变动情况，加速建立对该类自然资源价值的核算体系，完成生态环境资源实物及价值形态的核算，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账户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国家环境督察制度，加强对跨地区、流域经济区以及产业间环境问题的管理，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上游区域”和“下游区域”之间的补偿。

3、实行统一监督办法。建立财政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评估制度，对各项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严格的检查考核，使财政生态补偿资金更好地发挥激励和引导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实施生态补偿的审计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七）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多样化

生态补偿资金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筹集：

1、生态补偿费与生态补偿税。生态利益补偿资金，首先来源于生态环境税收；其次是依生态环境法所得的罚款、没收所得；其三是国际组织、社会各界为生态环保的捐助资金；其四是设定生态环保彩票，建立环保基金，由统一的基金组织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种生态环保基金。

2、各级财政生态专项补偿。目前进行得较多的是国家财政专项补偿，国家作为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提供者，即作为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来源，由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补偿生态环境利益外溢问题。但这种单一的补偿渠道离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今后要逐步建立起起国家财政补偿与区域内财政补偿及部门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机制。建立不同层级的利益补偿系统、中央补偿系统和地方补偿系统,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央补偿资金和地方补偿资金，中央资金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而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同时，建议设立专家组，对各省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估，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同时，地方设立专家组，对项目实施进度、效果进行评估。专家组还要对项目结果进行检验验收，确定资金的发放。

3、建立生态建设补偿基金。可以由国家涉农部门和环保部门牵头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基金”，首先由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垫底资金，在此基础上，号召有关企业、组织和个人捐赠，这既可为社会环保人士提供表达心愿的途径，又开辟了环保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4、优惠信贷[]。优惠信贷是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向有利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活动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解决资金缺乏问题，鼓励当地人从事有利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活动，同时贷款还可以刺激借贷人有效地使用贷款，提高行为的生态效率。

5、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将部分生态环境价值市场化，采取生态环境产权交易补偿，例如在旅游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补偿基金。

(八)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制度

1、重新审视现有的GDP指标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或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2、在规划时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为此需建立相应科学的考核指标，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有效约束不顾环境后果，不顾他人利益的掠夺性、破坏性的开发。

3、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恢复之间的环境补偿，资源输出与资源受惠地区之间的环境补偿等。

(九)建立生态保护价值增值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

一方面，要加强研究和开发适用于生态资源价值的数量化技术，建立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培训评估人员，使评估尽快掌握生态资源数量化技术，为生态补偿顺利展开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提供数量化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建立生态资源存量的年度调查与统计制度，掌握区域生态资源存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变化，根据人们普遍认可的生态环境状况条件和生态资源存量的合理值，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

(十)开展生态保护补偿的试点工程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补偿的原则为大多数人尤其是被补偿地区所赞同。但具体的补偿形式、补偿方法和补偿力度，有些人还有不同的看法，具体操作有难度。可以先逐步在若干地区、若干领域先进行试点。

(十一)生态目标与农村发展目标相结合

目前，我国政府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和实施生态补偿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然而，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多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山区，有些农户的林地被划为了公益林或划入了自然保护区，以至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收益。郑易生提出的“剥削农民就是破坏生态环境”是有其深刻含意的。欲使生态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就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若背离农村发展的目标，完全由政府来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将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这就要求我们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把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结合起来考虑。

[摘要]生态补偿机制是为防止自然资源配置扭曲，通过制度设计来修正发展平衡的问题。在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形下，应当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对这类权利人的受损利益进行补偿，以保证国家的生态治理过程顺利实施。

[关键词]自然资源物权合理限制生态补偿

一、自然资源物权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一）自然资源物权的意义

（二）生态补偿的意义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二、我国在自然资源物权受限下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研究薄弱

（二）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

（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

（四）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

（五）观念上存在障碍

（六）资金筹集问题

资金积累和筹措不足,是建立补偿机制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没有充分的资金来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七）补偿强度问题

（八）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

就目前我国对该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

三、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当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时，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应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一）明晰界定自然资源产权

（二）明确补偿主体

（三）补偿制度法制化

（四）确定补偿标准

（五）确定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机制应建立国家、地方、区域、行业多层次的补偿系统，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

（六）规范生态补偿管理

（七）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多样化

生态补偿资金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筹集：

5、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将部分生态环境价值市场化，采取生态环境产权交易补偿，例如在旅游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补偿基金。

(八)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制度

1、重新审视现有的GDP指标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或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3、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恢复之间的环境补偿，资源输出与资源受惠地区之间的环境补偿等。

(九)建立生态保护价值增值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

(十)开展生态保护补偿的试点工程

第8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关键词：土地保障；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流转；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F4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03505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土地在农民的生老病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成为农民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保障依托。一方面，广大农民将自身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相结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对土地的耕作经营所获取的经营性收入构成了农民生育、医疗、养老和丧葬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重视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忽视了林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实际上，对于“靠山吃山”的山区农民而言，林地在其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耕地。在反思林区生活贫困的现实和借鉴耕地承包经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力度推进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延伸。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林地划分细碎、林地资源浪费严重、森林生态依然脆弱[1]。要解决集体林地资源利用低效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强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解决制约集体林发展的问题。

林业作为规模效益比较显著的产业，其资源配置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目前人类认识到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让森林资源在市场上具有足够的流通性，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投入到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中，才能在整体上激活林业发展潜力，全面提升林业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为了加快林业发展，中央要求“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通过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林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鉴于中国集体林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并“防止农民失山失地”便成为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可见，集体林地在经济功能的实现所要求的林地集中经营与林地保障功能所导致的林地分散经营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也直接导致集体林地流转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林地分散经营的状况得不到改善，集体林业的现代化发展举步维艰。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秦鹏，等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二、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困境阐释

从林地流转的过程考察，欲签订有效的林地流转协议：首先，流转双方需要具有交易的动机和需求；其次，需要有方便交易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最后，要有规范的交易程序和方式。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看，在土地保障功能制约下，集体林地流转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细碎的林地划分增加了集体林地流转的成本

在土地保障功能下，对每一位农村人口来说，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就成了其基本生存权的体现。而在平等思想指引下，每一位村民所拥有的土地不仅数量要均等，而且土地质量也要均衡，这样农户所拥有的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承包地，也就被分割成零星的若干小块。有村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样本村平均每户农民承包林地的面积为1.867 hm2，平均每户承包的林地分为4.5块，细碎化经营特征明显[2]。南方9省（不包括海南省）集体林业用地户均面积0.43 hm2，而且被分成数块[3]。林地划分细碎，单宗林地涉及的转出方就多，要使林地能够实现大面积的集中流转，需要取得各林地转出方的一致同意，这就无疑增加了集体林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二）固有的保障理念降低了集体林地流转的意愿

目前，在中国由农村集体组织承担其成员的就业安置、病残和养老保险的机制尚未建立，在非农就业岗位不足和就业收入不稳的情况下，广大农民仍把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外出就业的最后退路。部分林农认为拍卖林地是吃子孙的饭，是“败家子”的行为。这种固有的保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林地流转意愿。大多数林农宁愿使林地荒芜也不愿意将其流转出去。有研究发现：家庭人数较多且平均年龄较大的农户，其流转出林地的意愿很低。这样的林农往往家庭负担较重，即使林地的产出很低，他们也不愿意转出林地，林地是他们家庭养老防灾的保障[4]。总之，固有的土地保障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集体林地使用权人进行林地流转的意愿。

（三）严格的保地政策复杂了集体林地流转的过程

在土地保障功能的制约下，“防止农民失山失地”便成为集体林地流转政策的基本要求。在严格的保地政策下，现行集体林地流转从流转主体资格到流转客体范围，从流转前的审核批准到流转后的经营利用都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条件。例如，在集体林地流转过程中，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不仅需要经发包方同意，而且还要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有些地方是土地、林业、农业等多家部门审批。这种复杂的流转过程，增加了林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体林地流转的顺畅进行。学者孟一江等对愿意流出林地的50户进行调研显示，有60%的农户认为流转过程复杂影响了林地流转[5]。

三、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困境产生的制度原因

集体林地顺畅流转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集体林地权属主体享有处分权和收益权。然而，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收益权能又不能充分实现。

（一）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

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农民对土地的直接耕种经营，与土地使用权的享有密不可分。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受土地保障功能的制约，对因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造成的“失地”持严格的限制立场，林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一种不稳定、不完全和有条件的物权。

例如，在流转方式上，《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更进一步指出“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可见，在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林地承包经营权时，发包方的同意是合同生效的必须要件。

然而，《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在赋予村民委员会等林地所有权行使代表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对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林地经营管理主体的管理对象和目的等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各主体的责权利边界模糊[6]。在实践中，“农民集体所有林”演化成“村委会林”甚至“村干部林”，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农村基层政权利用林地管理权和实际上的林地所有权的优势地位，在旅游开发、林地流转等林地权属管理活动中与民争利。

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这一方面过分强化了以发包方为代表的林地所有者的实际控制力，为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干预林权流转留下了太大余地；另一方面使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无法彰显，林权流转的预期收益不明确。林权流转不畅导致林地的规模经营与集约化利用不能展开，林地经营停留在小农经济的低效率程度，严重制约林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林地使用权制度应以开放自由的流转机制为核心，林地使用权可以摆脱所有权的束缚单独进入商品市场。现存的林地经营效率低下和林农生活依然贫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因林地担负了农村社会保障功能所致，实际上，是因对林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权能的限制不当所致。

（二）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不能充分实现

林地是一种特殊资源，既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又能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中国现行立法片面强调林地生态效益保护，而淡化林地经济效益的发挥和林地在民法上的财产属性，致使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不能充分实现。

随着国家对生态建设的逐步重视，许多地方将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或集体所有由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林地界定为公益林地，并对其权利行使进行严格限制。此外，商品林地经营者的财产权利也受到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或制度的限制，免费为社会提供生态利益。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应该根据物权法规定对林地权属主体的利益损失给予补偿。

中国1998年修改颁布的《森林法》中原则性地规定了生态补偿制度，但是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和系统方法。现实条件下，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极不完善，具体表现为补偿资金严重缺乏、补偿标准偏低、补偿对象不明确、补偿范围不全面。近年来，中国在“退耕还林”及生态林建设中，仅对生态公益林给予每亩5～10元的低标准补偿，而通过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管理依旧控制着集体林地上木材的采伐和流通，这种产权约束事实上是社会的生态公益侵占了林农的经济私益，导致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不能充分实现。

从林地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林地及其附着物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对象应该是多元化的。除了林木等林产品可以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对象以外，还有林地景观等生态利益。因此，一块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可以通过林木的采伐、林地景观的开发、生态利益补偿等多种渠道获取收益。

然而，在中国现阶段，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主要是通过对林木的砍伐使之成为木材或获得其他林产品而实现的。未经林地权利人允许，在林地周围发展“农家乐”旅游、建楼堂馆所等开发利用林地景观资源的行为比比皆是。社会主体无偿享用集体林地所提供的生态利益，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因没有得到法律的全面保障而不能充分实现。林地承包经营的预期收益较低影响了潜在的林地受让方参与林地流转的积极性。

四、土地保障功能下促进和规范集体林地流转的制度完善

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由农村土地承载农业生产与农民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还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无视土地保障功能而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既不符合当下国情也不具备普遍意义，因此稳定现有土地保障的基本架构长期不变是必然的制度选择。在这一制度前提下，既要实现集体林地资源要素向市场的逐步释放，又要妥善解决林农社会保障问题，唯一方法就是将集体林地利用与土地保障相分离，实行集体林地资源有偿使用与自由流转，由集体林地所有权来承担土地保障功能。

（一）由集体林地所有权承载集体林地保障功能

目前，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但是，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低下的农民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是最大难题。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财富，如果能够将之转化为市场流通下的土地资产状态，让农民得以以土地所有权收益作为社会保障费用，则有望为各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公平的社会保障，同时能够极大地减轻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

就集体林地制度而言，进一步落实农民对农村集体林地的所有权，建立完善的集体林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市场，然后成立农村社区保障组织或者聘请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机构对所有权的财产性收入即社保基金进行运作，根据安全、保值增值的原则运营，所得收益和利息全部归入基金。农民集体林地所有权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林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金、林地征收补偿金和森林生态补偿金等一起构成集体林区林农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只要农民不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就能够获得以集体林地收益为支撑的基本生活、养老、医疗和再就业培训等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因就业、迁徙、土地征收等因素放弃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则考虑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范畴。对主动放弃集体成员权的林农，给予其适当的货币补偿，鼓励农民向城市分流。

（二）保障集体林地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充分实现

凭借集体林地所有权产生的财产性收益来形成集体林区林农社保基金，这是一种间接的、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价值相联系的保障方式，其实现途径取决于农民对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价值实现程度。在目前情况下，农民集体林地所有权的实现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来自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与开发商相勾结肆意以征地为名侵犯农民林地权益；二是来自村委会无视村民利益主动或被动迎合有关林地流转需求，而林地流转后又肆意截留本来较低的流转价款。

就中国农村目前的现实而言，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另行设置一种方式，不仅制度成本过高，而且难以操作。可行的做法是，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其中[7]，通过发展民主政治、增强农民集体自决权来消除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障碍，确保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真正实现。

当务之急是制定村民自治基本法。该法不仅要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和自决理念，而且要对村民自治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加以明确规定。在诸如集体成员资格的得失变更、自治事务的确定、自治权的内容和救济、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运行等方面作出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当集体林地管理组织的行为偏离集体林地所有权主体的意志和设立目的时，可通过村民自治来纠正；当公权力对集体林地所有权进行不当限制和非法侵害时，也可通过村民自治来对抗。只有这样，集体林地所有权的本来意义和价值才能实现。

此外，集体林地还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利益，承载着巨大的生态价值。长期以来，集体林地生态价值被社会无偿或低偿占用，集体林地所有者并没有得到与林地生态价值相对应的经济利益。因此，通过立法明确林地所有者对森林生态利益的所有权，并构建生态利益市场交易机制，这样既保障了生态建设者的经济利益又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生态利益需求，还缓解了政府购买生态利益的财政压力，是实现林地经济与生态价值和谐的制度保障。在赋予市场主体经济产权的同时，还必须赋予市场主体对森林资源的生态产权[8]。在德国，通过建立“生态账户”的形式，合法经营产生的生态林效益可以销售[9]。在哥斯达黎加，政府将国内林业碳汇的总量进行统计，将额外的碳汇资源作为国家的碳汇储备，适时地卖给一些外国企业，所得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补偿给林主[10]。这些做法，对中国保障集体林地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充分实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促进集体林地使用权自由且规范地流转

促进集体林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需要修改现行集体林地流转立法中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在目前集体林地流转实践中，地方政府部门以规范林地流转为名限制或变相限制林地流转的现象时有发生。实际上，只要不抛荒林地，农民是否流转，如何流转，以何种方式流转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都应由农民自主决定，农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因此，在集体林地流转制度建设方面，应修改现行立法中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不能通过统一交易市场、评估前置程序、一律实行变更登记等手段加大交易成本，侵害广大市场主体在集体林地流转方面的自由权利。

促进集体林地使用权的规范流转，需要完善集体林地流转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林地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林地流转中介机构是林地流转双方联系的纽带。只有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才能构建有序的林地流转市场，克服林地流转双方在林地流转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但目前，集体林地流转的资产评估机构不规范、中介组织欠完善等社会化服务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集体林地的有效流转。为有效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必须建立林业法律咨询、技术培训、资产评估、资金筹措担保等林业中介服务组织。目前在利用政策机制培育林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的同时，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规范中介服务行为，防止因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影响集体林地流转的效率，也防止中介机构借林地流转之机非法获利行为的发生。

五、结语

现阶段农民集体财产主要体现在集体土地上，对该财产的支配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将林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负载于林地所有权之上，同时促进集体林地自由且规范地流转，既是为了更好地解放林地使用权，体现林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发挥林地的生产要素功能，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促进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价值实现。这种变革不是通过诸如“以土地换社保”等将农民土地财产与城市社会保障简单兑换的形式，而是将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为农民自身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如果能够使集体林地流转既满足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照顾中国土地保障的现实国情，那么这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可以说取得了成功，而这种成功又必将为下一轮农村耕地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黄锡生，本鑫.国后林改时期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的现实问题与制度完善[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4）：432-435.

[2]贺东航，冬亮，王威，等.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态势与绩效评估――基于22省（区、市）105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J].林业经济，2012（5）：-13.

[3]沈文星，范泽华，翁小杰.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报告[R].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61.

[4]李挥，方苑，陈亮.林农流转出林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安化县为例[J].江汉论坛，2012，（2）：14-19.

[5]孟一江，李翔.农户在林地流转过程中的意愿调查与分析――基于对绿水乡农户流转意愿的分析[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7）：2-74.

[6]邓扶平，徐本鑫.论集体林权流转的制度前提及其立法完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33（1）：41-45.

[7]胡吕银.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回归―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论、思路和方式研究[J]. 法商研究，2006（6）：85-90.

[8]徐本鑫.生态视角下我国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4）：443-446.

第9篇：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范文

创新自然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林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础。一是资产登记造册。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必须对各类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的用途管制，为此，需摸清家底、确权登记。可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十二五”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在全县建立起以镇（街）为单位的森林资源清单，建立立体三维可视化森林分布图。二是落实管护责任。完善农村林业生态公共绿化资产统一交由当地镇（街）实行常态养护的管理机制，突出镇（街）的主体责任，细化标准，严格考核。三是完善监管体制。明确林业自然资源的“主人”，通过主体利益的驱动，促进林业自然资源监管权和经营权有效发挥。

可构建起县、镇、村三级联动的资源巡查机制、森林火灾监测扑救机制、案件查办机制，实现网络化管理，以巩固林业生态建设成果。

创新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市场调节为杠杆，向使用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收取自然资源使用费，是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必然途径。一是严格生态补偿基金计征基数。从今年1 月1日起，全县生态补偿基金计提标准由45 万元/ 公顷提高到了90万元/公顷，要严格计征基数，确保足额征收。

同时进一步完善《长沙县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办法》，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并针对目前占用林业资源的成本过低问题，研究应对措施。二是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林业生态的市场化机制。在不改变林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林地用途、不损害农民林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前提下，鼓励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进行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抵押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科学经营林地，提高森林质量和综合效益。对通过林权流转来发展林下经济的企业、个人给予贴息贷款。通过建立起政府、企业、林业社会组织、民众合作互动的机制，实现林业管理部分职能社会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林业中来。

创新林业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资源环境的重要制度保障。要继续将生态补偿基金用于林业生态项目纳入全县年度财政预算，重点用于生态公益林补偿、植树造林、护林队伍建设、饮用水水源涵养区保护、林业生态修复等五个方面。一是生态公益林补偿。全县已将各级生态公益林每年每公顷补偿提高到450 元且纳入政策保障，推动建立县域间横向未纳入到生态公益林范畴但已到期需砍伐森林的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与经济发展共同增长的补偿机制，让林农享受到更多的发展红利。二是植树造林。着力推动以三年造绿大行动为重点的“十大绿色工程”，坚持以项目推动工作，将项目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三是村级护林员队伍。除按规定在生态公益林管护经费中提取部分外，要稳定经费投入，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生态建设成果不受破坏。四是饮用水水源涵养区保护及补偿。研究建立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机制。五是林业生态修复。完善林业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林业生态环境。

创新生态承载预警制度。重点从严格主体功能区定位和划定林业生态红线上着力。一是严格主体功能区定位。县委、县政府提出“六大功能区”概念，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业区)、高铁和会展经济区、行政中心和中央商务区、临空经济区、两型生态区、现代农业区六个功能区。六大功能区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分工的科学安排，在功能定位上更加精准，在空间布局上更加到位，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明确，有利于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强大区域带动力，并使本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二是划定林业生态红线。县委、县政府已在《长沙县实施三年造绿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16 年末，全县要实现有林地面积净增5334 公顷以上，森林覆盖率由48.07% 提升到50% 以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43.5% 提升到45%（含湿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2.7平方米提升至15 平方米，交通道路绿化率达到95%，活立木蓄积量达到390 万立方米的目标。

土地征收林木补偿标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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