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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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Scholes&wolfson(1992)提出隐性税的观点，指出企业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租税优惠来降低外显税负，在假设无市场摩擦情况下，不同的租税优惠会因为投资项目不同使得税前净利润产生差异，这个差异即隐性税负。正是因为租税有利资产的价格可能被哄抬，导致税前报酬低于租税不利资产，税前报酬降低的部分便是投资所支付的隐性税。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也就是无交易，信息，监督成本，而且考虑价格是由市场决定，且所有资产经过风险调整后税后报酬相等，供给与需求也不具有弹性。由于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这样就可能导致：当租税资产价格提高后，其他替代性的厂商转入拥有租税优惠的行业，从而使得租税优惠资产的供给量上升，进而降低租税优惠资产的价格。

wilkie(1992)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用租税补贴来解释隐性税理论。租税补贴指公司当期应纳所得税与所得税费用的差异。最常见的租税补贴是政府债券利息，预付收益，加速折旧，不可扣除费用，资本利得的优惠税率以及投资抵减等。而隐性税是指因为租税补贴而使得税前报酬减少的部分。

二、文献综述

Berger(1993)以1975至1989年间美国263家厂商为样本，以时间序列模型研究R&D投资抵减租税奖励的效果及隐性税。研究结果显示，R&D投资抵减的确显著激励企业增加研究发展支出投资，样本公司隐性税负占外显税负的比例在0.336-0.756之间。但这一比率高或低的公司仍会因错误的租税顾客效果而支付净租税成本。

Callihan and White(1999)以财务报表信息加入Scholes and Wolfson（1992）模型来估计公司的隐性税负，并探讨公司估计隐性税负与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及市场架构的关系，该市场架构是以市场集中度与市场占有率来评估。实证结果发现，公司估计隐性税负与市场其占有率和市场集中度都具有负向关系。

Ericson and Maydew(1998)探讨1995年美国财政部提案拟将公司收到股利所得的免税比例由70%降至50%，这一事件对稳含税的影响。该项提案实质上市提高公司收到股利的所得税外显税率，依据隐含理论，收到股利之隐含税会因此降低，其实证结果证明了这一观点。

朱军生与陆晔（2006）针对隐含税负对企业投资行为之影响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在选择其投资地点时，通常会选择能享有较多投资优惠的地区，以期望能以较低的投资成本换取较高的投资税后报酬率，但是通常这样的想法都忽略了隐含税负的重要性。

陈小云与朱军生（2006）依市场架构理论，将市场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探讨市场结构不同是否造成隐含税负归宿之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讯息完全透明公司且市场没有进入障碍，所以当政府给予某产业租税优惠时，将导致其他隐性竞争者投入该产业。享有税收优惠的企业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可能必须降低产品售价、增加研发成本或是增加广告支出、但这些方法将会导致企业税前利润降低，并承担全部的隐含税负，租税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则移转至消费者身上。

三、数据选取

由于Scholes and Wolfson(1992)所提出之隐含税理论需要采用各资产之税前及税后报酬率，但本文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难以针对各农业上市公司资产计算其税前及税后报酬率，故采用Callihan and White(1999)将资产报酬率之观念转为公司整体报酬率之观念，间接使Scholes and Wolfson(1992)之隐含税理论得以进行实证性研究。

目前，我国60家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布在农、林、牧、副、渔和深加工等各个领域，农业上市公司多数是业绩优良的企业，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重要板块，其财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较好的反映出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但这些农业上市公司在绩效上同其他行业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诸如资产规模不大，总规模不到700亿，平均规模不到17亿等。因此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的隐含税以及企业发展采用农业多元化（与农业相关的）与非农业关多元化（如涉足生物制药、金融证券、电子通讯、房地产业的农业上市公司）的优势比分析，这对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样本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省略)2000-2007年中40家有关农业上市公司的有关财务数据。

四、实证分析模型

Scholes and Wolfson(1992)提出隐含税率与企业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及市场竞争程度有负向关系，本文参考了国外文献及相关的实证研究，并考虑我国农业企业租税环境的特点，建立测试实证模型一如下：

隐含税率=a+b1*有效税率i+b2*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i+b3*市场权重i+b4* ln(总资产)i+b5*公司成长机会i+Ei

其中：隐含税=[（税前收益-当前税负支出）÷（1-t）-当前税负支出]÷（税前收益-当前税负支出）÷（1-t）t=33%

有效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净利

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税前所得÷股东权益

市场权重＝公司销货额÷产业总销货额

公司规模=ln(总资产)

公司成长机会为TobinQ=(普通股市价+特别股市价+长期负债+短期负债)÷有形资产之账面值

标号i代表各个公司的样本，a及b表示各项变量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回归系数。模型一中分析方法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截面数据为2000年至2007年每家公司的年报数据。

农业上市公司则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方向，农业上市公司进行非农多元化生产是否能很好地提高企业的业绩？实行高科技和深加工型的农业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否高于非农多元化上市公司？建立测试实证模型二如下：

Z=a+b1*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i+b2*市场权重i+b3*公司成长机会i

P=exp(Z)/[1+exp(Z)]（P取0或1）

其中；

P取0表示农业上市公司采取了农业多元化生产

P取1表示农业上市公司采取了非农业多元化生产

exp(Z)为指数函数，exp是常数e

其它变量解释与模型一中的解释相同

模型一结果分析

从前文Scholes and Wolfson(1992)的模型可知，总税率为有效税率与隐含税率的和。表对于各变量的基的描述性统计量如下：其中有效税率之均值约为9.85%，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33%，显示整体农业上市公司普遍享有很高的租税优惠。隐含税率之平均值约为29%，实际总税率为38.85%(9.85%+29%)，大于税法规定的33%，符合隐含税理论的预期，即缴纳较低税率者，仍须负担隐含税，两者合计数并不低于法定的税率。对于实际总税率大于规定税率的原因，主要是税法对于部分支出及费用的扣除没有设定标准，导致依据税务会计所计算的课税所得额高于财务会计所计算的税前净利，造成实际总税率大于名目税率。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之平均值为0.13509，即平均而言股东权益之报酬率为14％。公司成长机会变量TobinQ的平均值约1.926，反映农业整体上市公司市值约为其账面值的两倍，即平均而言上市公司市价高于其财务上之账面价值。

2008年国家对企业所得税下调到25%，由于隐含税公式的分母项变大导致隐含税率整体上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隐含税率有6%下降幅度，有效税率只下降了1%不到，而企业的实际税率为32%依然高于25%。对于其他变量的变化，市场权重和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下降源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所致，但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助措施、补助措施、补贴措施。特别是一些非常优惠的贷款政策，这使得TobinQ计算公式的分子项中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增加从而使TobinQ得值变大而总资产变化不大。

本文主要变量间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显示：隐含税率与有效税率之间为负向关系，且p-value小于0.001，与国外文献的研究发现(Scholes and Wolfson,1992)一致，即有效税率与隐含税率有相对的替代关系。隐含税率与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呈负向关系，且p-value小于0.0347，说明负担隐含税率较高的公司，其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通常较低，与Callihan and White(1999)的研究结果相同。隐含税率与市场权重之间呈负向关系，这是因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有相对较高市场占有率，且市场集中度较大。隐含税率与公司成长机会（TobinQ）呈负向关系，且p-value小于0.0373，表示当公司市值为账面值倍数越高时，公司因租税优惠产生的隐含税越低。

将上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参数代入模型一，将变量有效税率移至方程等号左边得：（隐含税率+1.13869*有效税率i）=实际总税率=a-0.16517*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i-0.00923*市场权重i-0.01542*公司成长机会i+Ei。

对于农业上市而言，要降低实际总税率，可调增的变量为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或市场权重或公司成长机会。对于公司成长机会的调增，即在当前有形资产一定的情况下对其分子项进行调增。企业若想提高自身的股价，所能做的就是增加经营成果（这里不考虑各种炒作或操控行为）而经营成果的增加在财务上的直观反映就是营业收入的增加；若对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提高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的提高，但营业收入的有效增加会降低其经营风险，如果企业通过在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或市场权重方面的增加从而降低实际总税率，也必须通过营业收入的增加体现出来。

当前我国的农业市场相对比较集中，企业通过多元化的经营策略提高自己的营业收入是通常的方法，但采取农业多元化还是非农业多元化能更有效的提高农业企业的经营成果或者说哪种多元化的策略更具有可持续性，这里引入测试实证模型二进行分析。

模型二结果分析。模型二采用逻辑回归，应变量为二值变量，即取零值表示农业多元化；取一时表示非农业多元化，采用优势比判断不同多元化的优势，自变量取对实际税率有显著影响的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市场权重、TobinQ。

结合模型二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股东税前报酬率通过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市场权重、TobinQ对多元化方式的优劣不构成显著的影响，但优势比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非农业多元化扩大营业收入从而提高股东税前报酬率的企业，扩大经营成果的优势远远低于农业多元化的企业。该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进行非农多元化生产并不能很好地提高企业的业绩，而实行高科技和深加工型的农业上市公司在发展方向上把高新技术融入传统农业，提高农产品品质、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从而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对照实际股票市场中农业上市公司被ST的大多都是采取非农业多元化的经营策略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五、对实证分析的总结

前述的模型一说明了，尽管一直以来，农业上市公司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最多、集中度最高的一个板块。尤其对于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的上市公司来说，其取得的收入，可以直接获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更为有利的是，这些农业龙头上市公司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可以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这样就可以减少纳税所得额，增大公司的利润空间。但由于隐含税的存在以及隐含税率与有效税率产生的实际税率的存在，如果农业企业在充分利用优惠政策是对股东税前报酬率、市场权重、TobinQ等指标没有进行相应调整配去合优惠政策的正向作用则会回抵消优惠政策带来的益处。表二的分析结果就是反映了及时把所得税率降低后，企业的实际税率依然高于降低后的所得税率。“要利用优惠政策加速技术更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家们长讲的话，而隐含税率的存在却是要求这些经营者要用“利弊相伴”的思维权衡如何“用好用足”既得的优惠。

模型二说明了农业上市公司考虑多元化经营时应该意识到多元化经营并非能够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涉足生物制药、金融证券、电子通讯、房地产业的新农开发等上市公司实际上未能取得理想的业绩。脱离“以农为主”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下降，同时减弱公司的偿债能力，甚至拖跨公司的主营业务。因此，经营者寻求发展公司时，更应注意这些方面的管理，在市场中的经营理念和战略发展要立足农业产业，依靠科技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在做强主业的同时，可实行适度的多元化经营。

第2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经济转轨；休克疗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2

一、俄罗斯为什么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

（一）什么是休克疗法

首先来说明什么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就是激进式的反经济危机措施，主要推行“三化”政策，即“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俄罗斯在经济转轨初期曾围绕这“三化”推行过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开放价格市场，即市场上80%以上的商品的批发价格由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来定。第二，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两点，首先是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财政收入，其次是减少财政支出。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包括限制国有货币的发行规模以及企业的信贷上限。第三，加大进出口贸易规模，逐步放开经营组织进行对外贸易的条件，允许只要是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公司都可以进行外贸活动。第四，实行私有化政策，推进私有化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第五，允许俄罗斯的50国可以随意兑换卢布，实现汇率的逐步统一。

（二）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原因

那么，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呢，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在斯大林之后的数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俄罗斯注意到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在这之前，苏联对市场经济机制一直处以否定的态度，使计划经济体制过于根深蒂固，无法进行全面性的改革，所以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俄罗斯的民主派开始意识到必须把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第二，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在1990年年初至1992年年初之间，苏联的GDP，GNP以每年2%-3%的速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处于负增长状态，到了1991年年末，俄罗斯的预算赤字比当年的计划赤字上涨了五倍，在俄罗斯的所有地区中，有2/3以上的地区的粮食储备粮为零。不仅如此，在所有粮食中由于供应商的供应量不足导致的不能交易的食品种类达到90%，这种严峻的经济状况正是导致俄罗斯采取激进式休克疗法的直接因素。

第三，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导致新任的执政者采取激进式的经济转轨的间接原因，在8.19时间至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的旧政治力量逐渐解散最后瓦解致使旧的国家经济已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经济调节功能，并且不断地陷入经济萧条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民主派决定必须采取激进式的改革建立民族国家。

第四，旧的经济体制已经在当时的俄罗斯人民的心中留下烙印，与此同时又在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取得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正是由于这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妄想风”，认为只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能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

第五，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民主派获得了领导权，但是当时的领导地位并不牢固，所以，为了稳固民主派在执政党的执政权力，俄罗斯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推行私有化政策，削弱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形成不可逆的趋势。

二、采取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失败的原因

从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进程来看，采取休克疗法必然导致失败，归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采取休克疗法与当时的俄罗斯的国情不相符

首先，休克疗法强调“自由化”，不仅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使经济达到稳定水平，而且是在自由的经济市场下进行自由的竞争进而提高GDP，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对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但是这个要求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休克疗法成功的前提是国家的经济体制必须是已成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主要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企图通过市场经济转轨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从根本上就不满足休克疗法成功的前提条件，因此，俄罗斯在不符合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条件下仍然采取这种措施并企图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经济转轨和经济复苏取得了失败。

（二）过度抄袭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过于借鉴西方的模式，推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国情造成改革的失败。

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私有制为核心的前提下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使国民的社会保障市场化，但当时的俄罗斯的经济权重中国有经济占有绝大部分，而且其中计划经济的规模很大，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毫不兼容，最终必然导致改革的不成功，就以上两点继续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就第一个不兼容来说自由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私有制，而在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中，私有经济及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不到15%，80%以上的经济为国有经济，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试图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在短期内将国有制转为私有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有变私有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逐步的进行改造。

其次，自由市场经济不赞成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与俄罗斯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冲突，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的经济调节中，国家干预占到重要作用，这恰恰与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三）与市场经济转轨规律不协调

俄罗斯在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时出现了两个违反市场经济转轨规律的地方。

第一，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推行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在现在看来是与当时的俄罗斯经济条件完全不相符的，如前所述，俄罗斯虽然在当时开放了价格，可当时的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却没考虑到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不断加大私有化的进程却没意识到初始资本量的短缺。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条件除了有私有制作为前提外，还需要一套完整的市场运作机制来调控市场的经济活动，然而，要想形成这样一个成熟的体制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说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非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完成，企图用激进的快速转轨方式与经济转轨规律并不相符。

三、政策的内在矛盾

（一）国家干预力度的削弱与稳定经济间的矛盾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稳定经济，查看历史可知，在转轨初期俄罗斯正处于经济危机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完全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又要缓解经济危机，稳定经济，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然而，放开价格政策间接的在对国家干预进行阻挠，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二）紧缩的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间的矛盾

在进行经济转轨的初期，除经济危机外还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要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提高社会生产力就需要增加投资量，而同时要解决财政危机就必须减少政府支出和国家投资，一旦紧缩信贷，又与提高生产力的目标相矛盾导致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间存在矛盾。

（三）休克疗法采取的措施与私有化进程间存在矛盾

俄罗斯通过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开放价格市场，逐步减少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程度，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前三点实践起来相对容易，可最后一点却很难在短期内就形成，但是没有私有制代替国有制这一根本性的变革，经济的转轨就不可能成功。因此私有化的进程与政策的不同步使计划经济迅速被停止而市场经济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造成一时间的经济处于虚无状态，经济稳定难以实现。

四、结语

本文结合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背景，首先解释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缘由，主要是“幻想式”的想通过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来改变现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等严重的财政状况，然后分析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即：休克疗法与当时的俄罗斯的国情不相符，过度抄袭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转轨规律不协调。最后归纳出休克疗法与当时俄罗斯的国情之间的三个方面的内部矛盾即：国家干预力度的削弱与稳定经济间的矛盾，紧缩的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间的矛盾，休克疗法采取的措施与私有化进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郭连成.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2（3）.

[2]格・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第3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尽管去年火电企业的利润因为燃料成本下降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好转，但多年累积的煤电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不久前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扰能源界多年的矛盾。

为什么中国计划经济年代没有煤电矛盾？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煤电矛盾？原因在于计划经济年代的煤价、电价都是政府定价，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都是收支两条线，企业不存在盈亏问题。而市场经济国家煤价、电价都随行就市，不管是煤炭企业或者电力企业都有合理的价格和合理的利润，石油、天然气、煤炭也会涨价，但没有油电矛盾、气电矛盾和煤电矛盾。

经济规律为何失灵？

煤电矛盾明明是个定价问题，可这几年都说是个体制问题，把它说成是“市场煤”和“计划电”的矛盾。似乎是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趋势，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业，而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还停留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行业。

既然是“市场煤”和“计划电”的矛盾，总不能把已经前进了的煤炭行业拉回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适应电力行业的落后状况，只能是电力行业加快改革赶上煤炭行业。但是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实在太大，就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已经十年了，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很慢，似乎短期内煤电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了。

实际上中国的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差无几，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之中，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都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价格具有调节市场供求的作用，通过价格信号能够有效地引导资源配置，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然后企业扩大生产增加供应，同时需求相应下降，供求达到平衡；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下跌，然后需求就会增加，供应相应减少，最终达到供求平衡。

现在看来，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我国电煤市场上“失灵”了，前几年煤炭价格连续多年上涨，价格甚至超过市场经济国家，供应增加相对有限，发电企业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由于承担着保障电力连续供应的社会责任，不能因为亏损而停止发电，煤价虽高，但是电力企业不可能弃煤而去选择石油、天然气，因为油气的价格更高，所以在煤价高企时电煤需求不能减少，煤炭供求始终保持了“紧平衡”甚至十分紧张的状态。

当前我国煤炭、电力、运输都还存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在生产经营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开煤价、运价，对燃煤发电企业是极不公平的，从煤炭企业放开煤价来看，重点电煤合同、电煤价格双轨制是不合理的，但是煤价放开，电价管住，比重点电煤合同更加不合理。

正如五大电力集团公司对电价并轨的意见是，“重点合同电煤价格并轨，将进一步加重发电企业的经营负担”。从解决煤电矛盾来说，应当是解决好煤电价格不同步的矛盾，使燃煤电厂有一条生路，再去解决电煤价格并轨。电煤价格并轨只会激化煤电矛盾。

再谈煤电联动

自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活动中资源约束矛盾加剧，煤炭、电力供应紧张时，价格矛盾突出。国家发改委为理顺煤电价格关系，促进煤炭、电力行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应该说煤电价格联动是个好办法，至少在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是个好办法，而且这个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还包含着适当调控电煤价格和电煤价格的监督检测。

可惜煤电价格联动办法中存在明显的缺点，主要问题有四个：一是不以到厂煤价实行煤电价格联动，而是以电煤综合出矿价格（车板价）为基础进行联动，因为车板价不包括中间环节的各项基金和收费，与实际到厂煤价差距较大；二是要求电力企业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对电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太苛刻，发电企业负担太重。

三是要求各类用户中，居民电价、农业电价、中小化肥电价，一年最多调整一次，而在实际执行中对这几类用户往往不调整，结果是在原来交叉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交叉补贴使电价扭曲更加严重。四是联动机制中规定要确定联动周期。原则上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联动周期，而且变化幅度要超过5%，这个规定又要求发电企业承担相当数量的涨价因素。

香港实行的煤电联动，建立了一种煤电联动基金，燃料涨价时，发电企业可以随时从基金中得到补偿，燃料减价时，发电企业应当把多得的燃料费退回基金，这样发电企业可以实时得到补偿，而用户的电费只须每年调整一次。

煤电价格联动办法出台后，出现了各种意见，一种意见以为煤电价格联动是计划经济的办法，市场经济办法应当是在电力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确定发电厂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输配电价由政府按市场经济规律核定价格。要知道靠竞争性电力市场定价不是件容易的事，拿最早进行电力竞争性市场改革的英国来说，在第一阶段用强制电力库模式，没有成功，第二阶段用以合约交易为主，辅以不平衡电量交易即NETA模式，也有不少问题；在第三阶段将NETA模式推广到电力市场进程缓慢的苏格兰地区，建立统一的电力交易与电力输运制度，也被否定了；第四阶段要彻底转向低碳绿色的智能电网，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实在太大，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竞争性电力市场改革还这么难，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中国电力工业的竞争性市场化改革更难，要等电力竞争性市场化改革来解决煤电矛盾，是不可想象的。

第4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分配方式；贫富分化

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第5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规律

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甚至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界以西方标准来划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社会：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繁荣。

传统社会：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十五世纪，所谓的千年黑暗时期，其实中世纪并不黑暗。

现代社会：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进入现代社会。

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也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代表着西方社会、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1.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英国首先转型为现代国家后，别的国家别无选择，必须跟着现代化，要沿着这个轨迹向前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像清末那样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必然跟不上世界步伐。现代科技、军事显示了压倒性的力量，迫使我们在后，认真思考如何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也迫使日本在19世纪中叶开始明治维新，迫使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从农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启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由农业经济转为工商经济。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从农村转向城镇，城镇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传统社会那样以农村为基础。

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和日本紧随英法推进了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虽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开始则是在1894年的，真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给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带来了经济的超速增长。英国工业化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超越传统社会;19世纪德国日本工业化时，经济增长明显超过了老牌现代化国家英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方的发达国家。

2.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

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化能带来经济的超长增长？为什么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工商业文明会使经济起飞？

第一个原因是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结构，解放了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后期还有资本，这些资源从封建的庄园中解放，资源在市场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不仅体现为供给和需求的更好衔接，还体现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得以在巨大的规模上展开，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分工不断深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个效率的来源，亚当・斯密在伟大的著作《国富论》中指出了。为什么英国能突然发力，使经济高速增长？他考察了英国经济，英国的土地、人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源自由流动基础上，可以进行社会分工、并一步步深化，他举出了著名的例子，过去一个工人负责从下料到抛光的整个生产过程，即使资源总量不变，只要改变这个生产方式，就能几倍、十几倍的提高效率。实现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全都分解，每个工人负责一个环节，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变得简单，可以使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国富论》揭秘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表现为能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英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没有私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会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这个观点是诺奖得主诺斯提出的。他说英国的发展不是因为技术发达，而是因为其制度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这是企业家持续投入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从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奇迹。每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世界范围、历史角度来看，工业化、城镇化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3.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在工业化之后，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增长停滞，也就是现在通俗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关注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在初期工业化之后，大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曾经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国家，它在赶上西方国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经济上、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卫星国解体转型的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个是市场的缺失。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的空间，资源、效率长期低下，民间激励不足，没有创新的动力，技术落后，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索罗的诅咒”。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索罗教授是MIT的经济学教授，以增长理论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洞见就是，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资本积累、依靠投资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来实现经济超出传统经济速度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长期失效，使其对外无法承担冷战军备竞赛的动速，其低效率的经济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对内不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所以这个经济形式就难以为继。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计划经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场的缺失，使私人资本无法发挥他的创造力，技术上长期落后，仅仅依靠国家官僚体制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叫民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存在着市场，允许私人资本的经营，但是由于政治结构、制度体系所决定，私人企业家没有把他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更多的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运用政治上的行政权力获得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而获取利润。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也像计划经济国家一样，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头承诺换取选票，用民粹主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当选之后造租寻租与商界勾结。在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人治实行法治？从经济学角度讲，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场效率无法充分把握，而法治有明确透明的规则，可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这种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企业家才可以进行长期的个别的研发投资。只有明确规则才能显著的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家都在抱怨说交易成本太高，因为过去有掌握公权力者吃拿卡要。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对方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没有明码标价，需要去猜测，所以这个交易成本不仅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远远大于吃拿卡要这些成本。企业家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市场上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事情就很难办。不怕繁难的规则，就怕规则不明确。市场之所以要强调法治，就是要明确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树立起稳定的内在的机制，使企业家能进行长期的商业投资和计划，特别是在当前极为重要的研发方面的投资。

由于东南亚拉美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虽然有市场，但是效率低下，又没有创新，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权力拉关系，这样的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第6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任务，要使民营经济更为健康迅速地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温州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创造的经验。

第7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水利建设;农业生产。

灌溉之利，田之大本，农业丰收源于引水，成于输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大江大河，人饮，环境等与水直接相关的重视远远重于对农田建设的投入，虽然我们时刻都在讲必须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方针，贯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推广节水工程，科学用水，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作为非政治任务的农田水利工作在政治口号下显得力不从心。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以政府加强对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理为引导，充分认识地域性变化对水的要求制定适应性的政策、方针，同时改革现有农田水利在市场中所处地位，正确划分市场体制下农田水利公益性性能，再有就是发挥市场在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

一、菏泽市农田水利建设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菏泽市属鲁西南地区的一部分，全年平均降雨量达1000多mm，但降雨量过于集中，造成春旱夏涝，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于是，菏泽地区建成许多蓄水、引水工程，所有这些水利设施的管理都是依照谁受益、谁负担和谁拥有谁主管的原则进行管理的，一般来说：支渠以上的设施都是由供水单位自行管理，但支斗农毛渠（直接进入农田）却是由乡镇、村、组建设与管理，这里所讲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指支渠以下的建设管理。从近年来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和建设效果来讲，新建项目没有一项，毁损却十分严重，使得设施总量不增反减，再者灌区内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加速水利设施完全丧失输水功能。具体表现三个方面：

1、经济利益中下的水利设施完全失去经济的扶植，农民对水利不再用"公益"去认识。

（1）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洙赵新河、东渔河等河流10万多人义务投劳、上工修建的三边工程，兴建于七十年代。其支渠建设也相应配套，但之后，几乎没有更多的配套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冲激下，要想有更完善、更配套的水利建设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每一处建设都关系经济，没有钱寸步难行。在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在一些防洪工程上，再加上镇乡财政和农民对水利的狭隘认识，农田水利建设这一块，就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2）农田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多年来新建设的调水、分水、提水、排泄设施在疏于管理的同时，也遭受着人为破坏。一些值钱的设备被地方组织变卖，或被人盗窃。这与人们对水利认识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更多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3）水质污染，渠系自然损毁严重。在洙赵新河流域，仅有洙赵新河工程为当地提供生产、生活用水，但由于渠系途经长，渠系所经之处有群居地、工厂生活垃圾、生产排放物等，甚至农民生产剩余物、畜牧排放物和死尸等，都很自然也方便地污染着洙赵新河水。灌区人饮用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需处理直接饮用洙赵新河水，中下游人民到了"谈水色变"却又无奈的地步。另外，水利工程发挥的好坏最关键还是要建设。支渠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功能却一年不如一年，渠道淤积堵塞，堤毁渠亡。人们对工程建设仅有一点信心更是到了绝忘的极限。

2、管理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1）虽然现有的水利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三边工程，土沟土渠，渗漏十分的严重，渠系水利用系数极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水利建设却没有停止。始终保持着每年的彻底掏沟（渠）、除草、蓄水，呈现的是小沟通大沟，大沟通河流的状况，基本实现灌溉自流化。可是现在，市场开放了，经济也发展了，原有的划段管理，分级管理、受益管理模式，都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不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于是，沟渠内杂草从生，淤沙满沟，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把庄稼种在沟渠里的现象。在洙赵新河流域，因为支渠以下管理不善，造成水涝与水旱，于是有上游淹死，下游之说。

（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利设施呈现分割状态，无法发挥水利工程整体配合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每户人在产业结构上各有不同，造成用水季节和用水量的不同，出现水利设施功能的发挥不同步现象。靠整体发挥效益的水利设施，在独立系统下就失去原有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其结果是水库失修，河渠干涸，工程毁坏。

3、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抑制水利建设的进程。

在水利灌溉区域，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么一种与时不俱进的现象。一是受益户对水利建设不再有义务建设和自觉交纳水费的观念，农村的义务工已成为历史。二是村级基层干部有力无法使，干涸的村级财政无法保证水利建设中的正常开支，招投标的工程建设更是一纸空文。另外，水利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是水费，而在洙赵新河流域140万的水费，每年收取率不足70%。收取的水费除去管理费、手续费，所乘费用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水利维修与管理，更不用说的水利设施配套建设。

三、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靠现有农田水利状况是无法保障的，但一边要发展，一边却又在退化，这不是十分矛盾吗？分析其原因可以为我们改善农田水利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计划经济的思想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得到保证。首先是思想认识发生偏差：

（1）一是国家财政投入比例小。近年来，国家为保证大江大河安全或者环境保护，把资金投入在防洪工程和稳定项目上，极少把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就菏泽市来说，农田水利资金仅限于水毁工程和节水配套工程，争取的资金也因为这样那样地被分割不少。二是地方乡镇与村组对水利建设投入不够、认识狭隘。按分级管理原则，支渠以下一级的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由这一级的政府负责，其建设投入也由其承担。但说到投入，无论是乡镇还是村组都是入不敷出，即使能向上级争取资金，地方领导都会为自已建政治功绩，修建一些地方民众最直接最受益的事，如修建公路、建设集镇等。决不会把这些本不够宽余的资金投用于不见功德又不能立马见效益的水利建设，那水利建设怎么办？村组依赖乡镇、乡镇依赖水管单位，水管单位又按分级管理原则，如此循环……。

（2）对原建水利设施保护不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修建的水利设施大都存在不科学与不合理性上，人们对那些不能发挥水利功能的设施进行了最为直接的经济转换。如提灌机械拆卖、水闸门拆除，更有的把认为渠堤上的条石挪作他用。问其原因：最简单也最实在的回答是经济实惠，利益所趋。

（3）水土流失与人为污染丧失了水利设施的功能和降低了人们对水利建设的信心。水法明文禁止向水渠内排放任何有污染水质的物质，同时也规定了渠系的保护与管理范围。但由于农田水利灌溉对象为农民，农民意识在灌区内甚至全国都较为普遍。生产后的农作物垃圾、畜养物排放物、死尸等不费力地去搬运处理，直接进入邻近的渠道内。污染了水质，使得下游居民生活用水水质无法保障。再有，在渠道保护与管理范围内随意种植、开垦、修筑建筑物等，破坏了渠道的运行安全，也增加了水土流失，加剧了渠道淤积，洪水期，因渠系不畅通，排洪不及时，又造成水了毁。在这种反复建设又不能治根条件之下，谁还愿意建设水利工程呢？

2、从计划向市场机制转换的结果是水利设施管理制度存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旧体制已不适应现行体制，但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使得农田水利管理和建设的主体不清，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用水、管水、建设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1）水利上的谁受益谁负担，水是商品的理念深入人心，农民认为农田水利建设就应该由水利工程单位管理，而水利工程单位最根本的生存来源就是水费。水费价格仅包含由工程单位管理的工程费用，而村组一级的工程管理则不能从水费中支出。市场讲究的是经济，建设更需要经济，水利建设所需经济恰恰是从水费和受益的义务中来。更有在市场面前说不清的就是水是商品，法律赋予了的，既然是商品，我没用水那就不交水费，更无义务可言。然而，水利设施的维护，决不会因为风调雨顺而不会出现水毁，不出现淤积。天旱之时，再说用水，水从那里来，水又怎么来，……？

（2）在用水上，农民对种田也不在再是增收的手段，而是养家糊口的的主要目的。各自为营的用水方式使水利设施疏于管理维护，利用自然降雨和辅助其他设备来解决农田灌溉成为农民普遍做法。如此一来，用水成本的增加，导致用水户对输水设施的管理更为疏远，最终是水利设施无人用也无人管，投入不能产生效益，又限制各方对水利设施的投入，用水、管水、建设矛盾从从，恶性循环。

3、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制约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化开展。

许多水利政策、规范、技术性要求都产生于北方地区，其区域的不同并没有随实际的差别在政策等方面有更大的区别，仅随市场经济的深入而统一。计量收费，按方收费及价差节水等等政策的制定，出发点就是用经济的杠杆使其用水户节约能源，搞活水利经济。这在国外特别是以色列最具代表性，且非常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我国部分地区实现这一政策，农田用水中的漫灌、跑灌现象实为普遍。按随着市场经济的广泛推进，人们看到的是经济利益的趋使，在同一件议事的比较中，一个人就有一个看法，往往是"一事一个议，决定早过时"。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我们水利建设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却不合理的危机正在悄然来临，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就会产生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对当前农田水利建设的建议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要求，把农业推向市场已是整个农村工作的主题。大气候影响下，农田水利也要破除原来那种国家、集体建设和管理，农户无偿或低费用用水的方式，进入市场机制。但是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并不能完全市场化，而是有规范和政策性偏向的市场化。

1、对于农田水利主体设施应加大投入，加强管理。

首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耗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国家应该全力承担。因为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以及对水利利益的追求使得市场经济条件的各种组织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其次，对社会上其他资金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只有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主干部分实施配套，水管单位或社会团体才会把对主体部分的重视放入到支斗农毛那些本由受益户自行管理、建设的工程建设中，主、支才能共同发挥作用。

加大投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符的。一是经济实力可以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特别是现在，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却保持了8%左右的增长率，完全有能力支持农田基本建设。二是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基本农田的粮食直补就是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减和补的方式来保证农民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对农田建设的投入可以重新树立农民对政府的信心和威望。在农业灌溉区，逐渐发现，多数农民对政府官员、村级领导的不满，两者充满不信任，甚至敌视。更有甚者，政府的工作还需要水管单位人员出面才能得到农员的支持和理解。农民的话说：只有对农业建设投入的部门才是直得信任的。

2、土地制度的改革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农田水利的建设与管理。

土地制度上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下重新核实土地实有灌面，保证有效灌面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确保农民对按面积收费的信任度。改变原有谁受益谁负担为谁投资谁受益，鼓励农民、集体和社会团体投资。充分发展小型水利工程的效益，解决建设和管理在市场机制下的作用，利益就是市场下最原始的动力。菏泽市水利建设正在试行的成立用水户协会来管理正是这种模式的体现。但这种格局的改变其前提是在国家对水利主体工程配套后，剩余的具有独立的区域或独立的灌面下才能得以保证。

3、向市场经济转变应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第8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招标 投标 建筑业发展

一、招投标制的推行，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进一步说其既是宏观经济的决策者，又是微观经济的直接经营者，包揽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事务，“一统到底”。政府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唯一主体，企业及其它经济组织只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一切要按政府计划行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作为生产者的企业，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主体。在新旧两种体制中，政府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职能必须从行政指令转变为宏观调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方式有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之分。所谓直接调控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通过行政系统直接控制管理企业经济活动。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调控方式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经济活动。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调控方式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之不同，间接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通过向经济系统输入参数实行宏观调控，即政府通过参数调控市场，进而通过市场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宏观调控。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城镇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建设业有了长足发展，这为改变我国城乡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改革的政策不配套，建设市场不规范等原因，致使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相反，一些私营建筑企业和乡镇建筑企业，虽然在技术力量、设备装置、社会信誉等方面不能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但他们利用自身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有的还采取了一些不择手段的办法巧取工程，因而使他们异常活跃在建筑市场领域。目前，建筑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表现比较突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充分发挥其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尽快扭转被动局面。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多，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增加信贷资金、减少信贷利息等经济杠杆来进行调控，也可以采取严格企业资审、控制总量平衡、强化行业管理等行政手段进行调控。推行建设工程招投标制，主要解决工程由谁来承揽的问题，关系到每个建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招投标政策调整实现对建筑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与经济调控都属于间接调控手段，比起直接调控手段的行政干预要高明得多，它是利用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自我调解的良性运行机制，必将对整个建筑业的协调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

二、建立奖优罚劣的招投标运作机制，必将促进建筑企业的优胜劣汰

“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是招投标的原则，而“择优”则是招投标的最终目的。就某一项工程招标来说，只要我们坚持了上述原则，那么中标者必定是众多投标企业中最优秀的。因此，推行招标制度，必将实现对建筑企业的优胜劣汰。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是一项科学性、规范性、政策性较强的工作，每一具体环节都直接关系到建筑企业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投标单位选择、评标的分办法这两个环节，只要政策稍有调整，就可能影响到中标结果。因此，在工作中必须坚持招投标原则，尤其要把“择优”这一宗旨贯穿招投标过程的始终，这样才能实现建筑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比如：在投标单位的选择上，一开始我市采用的是由建设单位在资质预审合格的企业中推荐投标企业的办法。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一办法有许多弊端，在确定投标单位之前，投标企业千方百计做建设单位的工作，想方设法获得投标权，有的施工单位私下承诺建设单位的一些附加条件，意在获取承包权，有的建设项目虽然按规定进行招投标，并签定了承发包合同，但由于建设单位事先已选定了外包队，施工单位为争取建设单位的投标推荐权，不惜一切代价私下承诺，一旦中标就得接受全部不合理条件。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失去了招标投的真正意义，更难保证招投标工程原则的落实。这不但给建设单位搞不正之风创造了方便条件，也对择优选择投标单位不利。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取消了建设单位推荐制，规定实行招投标发包的工程，由招标单位参加投标。采取这种办法杜绝了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搞场外交易的条件，保证了竞争的公正、公平性。同时，为防止抽签的随意性，避免优秀企业失去投标机会，我们规定上一年度荣获国家、省、市优质工程奖牌及省级文明工地建设先进单位、样板、文明工地的项目经理部（施工企业）给予一定次数不经抽签直接进入竞标机会。在评标打分办法上，我市在评标分值设置上也采取了获奖工程加分、劣质工程扣分和取消两次投标资格的办法。通过实行以上办法后，促使企业靠实力和业绩去竞争，从而增强了企业抓管理、上水平、增素质、创优质的积极性。一方面，使我市的工程质量普遍提高了一个档次。去年，工程合格率达到100％，优良品率达40％，同比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工程质量通病消除率达70％。文明工地建设不断加强，全市有132个工地被评为达标工地，有40个栋号被评为省级文明工地或样板工地，都比上一年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实力强的企业多中标、中好标，而实力差的企业，或是过去只靠关系、路子承揽工程的企业，逐步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建筑市场秩序逐步好转，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逐步形成。

三、招投标制的大力推行，必将促进了建筑企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是我国建筑业的主力军。目前，这些企业经营体制和管理模式多多少少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影响，一个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运营机构还同有完全形成，这在无形中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从我市情况看，国有大中型企业施工量仅达到其施工能力的40％左右，个别国有企业活源仅达到10～20％左右，企业面临着管理体制陈旧、施工任务少、资金短缺、周转不灵等一系列难题，再加上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劳保又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历史包袱。建筑企业的增多，市场竞争的激烈，这些都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招标投标制的全面推行，从根本上净化了建筑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给国有大、中型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招投标过程中，虽然政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机会，同等条件下也力求保护国有大、中型企业，但竞争的激烈和业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仍然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不但要看外部为他们市场竞争提供了如何优越的条件，更要看到自身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困境，迅速转变观念，深化企业内部的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变管理型为经营型，走集团化、集优组合的道路，在企业内部，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树立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精湛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机构设备去迎接市场的挑战。

四、推行招投标制，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

第9篇：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范文

金融机构存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全国金融机构于1995年开始出现存差，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5年存差额占各项存款的6．1％，2005年存差额占各项存款的32％，高达9．5万亿元存差。海西州金融机构自2000年开始出现存差；1999年海西金融机构借差达31亿元；2000年变为存差2．6亿元；2005年增加到46．8亿元。存差占各项存款的比例由2000年的6．79％增加到2005年的51.05％

金融机构存贷差的经济基础分析

(一)在计划经济时代里，金融机构很容易出现借差现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主体的企业是政府主导性企业，企业根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确定生产什么商品、生产多少商品。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根据当地政府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信贷计划，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各专业银行支持经济的重点和项目下达信贷规模，专业银行结合各基层行支持经济的情况分解信贷规模，基层银行在发放赞款时严格按照信贷规模执行，不得超限额发放贷款，将贷款发放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完成。这时期，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往往是争经济建设的项目、向上级要信贷规模。地方政府出子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考虑，贷款往往高于规定的信贷规模，贷款增长具有刚性，而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又是非常有限的。国家为了满足经济建设中资金的需求，专门成立了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邮政储蓄，人民银行利用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各项存款以再贷歉的形式发放给金融机构，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张式的信贷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出现借差是必然的。如果一个地区金融机构出现借差，说明这个地区将本地的资金全部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而且资金不够，从其他地区借用了一部份资金，借入的资金额越大说明本地经济建设中资金投入量更大，当然经济发展越快；如果一个地区出现存差，说明这一地区近年来经济建设的项目少、信贷规模小，而且有一部份资金用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建设，从资金支持经济发展角度讲，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会慢一些。

(二)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信贷管理从规模管理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转变。1998年，人民银行出台文件，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责比例管理。从文件精神来看，商业银行执行多年的信贷规模管理从此取消，按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确定信贷总量。这时的商业银行已经实行自负盈亏，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是盈利，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上级行对下级行主要进行利润、不良资产比例等考核，促使商业银行各基层行提高资产质量。在人民币利率严格管制下，商业银行将资金投向规模大、经营效益好、市场前景好、有还款能力的企业。同时商业银行在本系统内进行资金统一调度，逐步形成了银行信贷资金向投资环境好、信用比较好的地区转移的现象。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信用环境差的地区纷纷出现存差。

(三)经济由计划管理向市场管理转变过程中商业银行特别是基层商业银行出现存差是必然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我国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自的，执行国家和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或文件，对贷款的管理只讲额度不讲风险。银行、企业都是国家或集体的，不存在单位、部门利益，国家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各级政府考虑的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银行贷款的风险损失没有人去想。改革开放后，我国银行(人民银行除外)经过了政府银行、专业银行、商业银行，最终改制成为股份制银行。金融企业要自担风险、自负盈亏，首先要考虑的是资金运用过程中的风险和损失。而金融企业在金融管理中的规避风险，降低损失的管理体系又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健全，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金融企业探索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出现金融企业慎贷、惜贷、将资金投向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大项目都是很自然的事。海西州地处边远地区、职工收入少、条件差。金融职工素质相对较低，管理、创新能力比上级行差，贷款风险评价体系更加不完善。并且海西地区信用环境较差，银行惜贷心理更重，存差也就更大一些。2005年海西州金融机构存差高达46．8亿元，占存款总额的51％，高出全国19个百分点。

(四)商业银行存在一定数量的存差是正常的。从各国银行管理来看：央行都规定商业银行按一定比例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是限制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一项强制规定，是不能用子发放贷款的，并且商业银行还要随时为前来取款和结算的客户准备资金，即备付金。从我国目前银行有关规定和客户支取款的情况来看，准备金和备付约占存款的15％，这一部份款项商业银行是不能发放贷款的。在商业银行不能进行投资、只能发放贷款的情况下，存差在15％左右是正常的。但是目前我国银行除了发放贷款外还可以进行购买有价证券及投资、外汇占款等。因此，目前银行存差比15％要高一些。

海西金融机构“存差”原因分析

(一)目前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是促成海西金融机构出现存差的资金管理基础。海西州商业银行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实行受权制，这种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上级行的资金使用权比下级行大，到了海西最基层的行时，有的已没有贷欺发放权，即使有贷款发放权的基层行，其可发放贷款的规模都很小，大企业、大项目的大额信贷资金就由信贷资金管理权限更大的上级行发放贷款，如海西州的大型企业在省分行直贷近20亿元，商业银行省分行直接发放的贷欺不能在海西银行的报表中反映，形成海西州国有商业银行表面性的存差。

(二)高额的外汇储备是商业银行存差的主要因素。高额的外汇储备必然要占用银行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减少，银行贷款随之减少。另一方面人民银行通过购进外汇支付人民币进行外汇储备，这种货币投放不增加贷款，而存款却在增加，造成近年来金融机构存款增加较快，在外汇储备额高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存差现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可知：2005年12月外汇占款高达7．1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银行存差总额的76％。这样银行将一部份资金用于外汇占款形成基层商业银行上存资金，资金上存形成海西金融机构的存差。

(三)企业为了降低银行借款的成本，大企业集团实行统借统还是基层商业银行存在存差主要因素。在目前商业银行风险监测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纷纷将资金投向风险相对较低的大企业、大项目，以达到降低风险、提

高信贷资产质量的目的，形成在大企业、大项目贷款中竞争激烈，对大额贷款采取利率下浮的方式争取更多的优质贷款，目前贷款利率下浮权掌握在商业银行省分行手中，大企业由于贷款规模大，可以进行集中大额借款和还款，于是集中在商业银行省分行进行贷款，享受贷款利率下浮的优惠。海西州目前已有两家企业(石油、西部矿业)在商业银行省分行获得贷款，归还了原在海西金融机构的贷款近20亿元，造成海西金融机构贷款大幅下降。

(四)不良贷款的剥离是造成基层商业银行存差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发放贷款不考虑借款单位和个人的资信状况。进入市场经济后，许多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企业纷纷倒闭、破产，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不符合规定要求。国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进行剥离，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的大量产生及其核销或划转，从货币投放角度讲，贷款一旦形成损失，意味着相应投放的货币就失去有效的物质保障，从而形成过剩的货币，过剩的货币必然形成存款。不良贷款的剥离一方面形成存款增长过快，一方面形成贷款总额减少。1998年至2001年，海西州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11亿元，造成贷款直接减少11亿元，造成海西州金融机构2001年存差达10．5亿元，占存款总额的22．65％。

(五)海西州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差是形成存差的一个基本因素。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风险管理，提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无可非议，但商业银行对借款客户的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导致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特别慎重，争先为大企业、大项目发放贷款。海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大企业、大项目少，商业银行在保证大企业和大项目后还有许多剩余的资金，而面对众多中小企业大量的资金需求，由于风险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很少发放贷款，形成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银行过剩的资金得不到充分地运用。据调查海西中小企业申请贷款得到满足的程度只80％，并且还40％的企业自知银行不发放贷款而没有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六)企业融资渠道多。在计划经济时代里企业要获得资金只有银行和财政投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企业融资的渠道很多，可以从本地的开户银行获得贷款、可以从外地银行获得贷款，可以从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发行、股权转让获得长期资金，可以通过资金市场获得短期资金，还可以获得国债资金的支持。据初步调查，“十五期间”海西州企业从商业银行上级行获得贷款20亿元，从政策性银行获得贷款近10亿元，通过股权转让获得长期资金4．5亿元，获得债转股资金4．6亿元，获得国债建设资金5亿元以上。还有许多企业从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获得银行贷款后以投资的形式在海西进行建设，外来的资金同样参与海西的经济建设，如果仍用海西金融机构的贷款来衡量金融支持经济的力度是不对的。从海西州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海西州外来资金多，海西州外来资金约34亿元、剥离不良贷款11亿元，2005年末海西金融机构贷款44．8亿元，总用于海西经济建设的资金大于各项存款总额，不能说海西的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得少，而应该说金融对海西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支持作用。

正确认识海西州金融机构的存差

(一)银行体系存差虽然扩大，但贷款总量在增长。海西州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金融企业，既然是企业就必须盈利，金融企业吸收存款是有成本的，商业银行要根据自己吸收的存款进行合理的资金运用。在目前商业银行主要资金运用是贷款的情况下，必然要发放贷款。否则商业银行就会出现亏损。2005年海西州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7．77％，虽然增长的幅度低，但始终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二)转变观念正确认识金融机构的存差或借差。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计划经济的烙印仍在人们的脑海中，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处于金融机构借差的海西，许多人还处于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认为银行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就应该处于一种借差状态或者是存贷相等的状态。目前海西金融机构出现存差就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甚至有的认为金融支持海西经济发展的力度变小了。实际上不是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发生了变化，而是经济在转型、金融体制在改革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投资的渠道越来越多，银行的非贷款类资金运用逐步增加，贷款类资金运用逐步减少，存差随之扩大。这是银行规避风险、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的必然选择。

(三)一个地区金融机构存差过大，说明这一地区投资环境、信用环境差。目前我国银行主要靠存贷款利差获取利益的，商业银行是企业，企业就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银行来说，吸收存款后是很愿意发放贷款的，关键是银行贷款发放后能否按期收回本息。如果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本金，说明这一地区金融风险很大，金融安全存在着较大的隐患，金融不安全反过来又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从海西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银行资产难以落实，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一度被国有商业银行上级行确认为贷款风险高的地区，上收海西州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权。2000年海西州金融机构贷款比上年减少30亿元，从此海西州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借教制之期不存认银行贷款的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信认和信贷支持。

几点建议

(一)目前海西州金融机构出现存差，表明了商业银行已经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注重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流动性、稳健性，进一步说明了海西金融业是平安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加大金融机构的创新力度，完善贷款风险评价体系，对市场前景好、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管理好的中小企业给予足够的贷款支持。

(三)在政府的主持下成立海西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减少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损失，增加银行放贷积极性，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培养海西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