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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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关键词 更替水平；权衡；人口平衡状态；老龄化；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1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6

随着欧洲各国工业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骤降和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这使得他们开始尝试通过移民来改变人口年龄结构（United Nations[1]； Juham[2]）。然而，中国目前也正面临同样的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困境，并由此会导致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较为严重的人口负增长状态（彭秀健[3]； 彭希哲，胡湛[4]； 张熠[5]）但是通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负增长的时间会在2020年之前（国家统计局网站）出现，这将会使得这种趋势进一步被提前。中国能否在这仅剩的6年的时间里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状态呢？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国民的生育会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高技术”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模式来缓解人口结构失调性的矛盾呢？鉴于此，笔者将结合欧洲16国的人口结构及移民状况来分析这一问题。

1 文献综述

从目前已有的人口增长理论和人口模型来看，其假设均是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形式的（Keyfitz[6]； Espenshade. et al[7]； 贾绍凤， 孟向京[8]； 朱农， 曾昭俊[9]； 胡鞍钢[10]），这不符合实际状况，特别是当把人口预测和优化目标区间设定在30年以上时，研究结果将会产生很大的偏差，使得研究结论失真。尽管不同的静态模型可以用不同的方程表达，这也能够提供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些模型的构建是在人口迁移率为常数的前提下展开的（Mitra[11]；Schmertmann[12]；唐家龙，马忠东[13]；王桂新等[14]；陈沁，宋铮[15]）。实际上，人口迁移并不总是常数的形式，迁移率与人口的年龄规模是成正比的（Rogers[16]）。为了使得研究更加符合现实人口迁移状况，本文假定，正向或负向的队列净迁移与人口出生状况是成正比的。这将便于我们分析生育和迁移变量组的均衡点。本文采用了人口封闭状态下的相关方程对人口增长率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和测算。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队列净迁移与人口出生状况成正比的假设引入模型，并且采用欧洲16国及中国的相关人口数据来对迁移生存函数作经验分析。第三部分，笔者将重点分析净迁移对出生率的影响效应，并且将测算生育-迁移的均衡点，也就是生育和迁移的动态变化形成的人口相对静止状态。进一步地，笔者将基于北欧国家的相关人口数据给出经验估计的结果。采用北欧福利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数据，分析移民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效应。最后一部分，笔者将针对中国相对静态人口格局和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总结，然后，从两个视角提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让λ=0，可以得到静态人口的特殊形式，表1结果表明，目前的迁移水平对欧洲16国家人口增长率产生了正向效应。接下来，笔者将重点通过欧洲典型国家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来分析人口增长均衡的问题。上文中我们提到，近似的稳定状态在F=1时，并且在不存在人口迁移的状况下是成立的，但如果存在人口的迁移，情况将会产生较大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如果北欧4国中，挪威的生育率降到0.70，则在目前生育概率和生育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净迁移率应该达到0.35左右来维持这种平稳状态。数组已经用“*”标在图中，北欧4国的相关数据可通过表1展现出来，挪威生育和净迁移率数组为（0.84，0.28），瑞典为（0.76，0.34），丹麦和芬兰分别为（0.78，0.14）和（0.78，0.12），而中国的生育和净迁移数组为（1.18，0.15）。挪威数组值在其均衡曲线的上方，芬兰和丹麦显著性的在其均衡曲线的下方，瑞典基本上位于其均衡曲线上，这说明瑞典稳定状态的人口增长率趋于零。这种横向比较表明，从长期来看，人口迁移对人口增长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影响程度也是有较大差别的。要达到稳定状态，丹麦的人口净迁移应该达到0.28，但芬兰的人口净迁移应该达到0.39，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不同国家的H（x）函数的变化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中，通过对欧洲16国及中国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模型变量的估计，我们测度了人口迁移和其生育率的相关数据和指标，建立了稳定状态的人口模型。在生育率和净迁移率相对稳定的动态条件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本文假定的是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人口迁移率与生育率是成正比的，人口的流入具有稳定性。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人口也是有一定的流出率的，其与人口的规模也是成正比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变的净流动率假设暗含了流入人口的规模是可容纳人口规模的线性函数。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两种假设没有看上去的差异那么大。净迁移水平和移民生存函数对人口年龄分布结构有显著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否定人口迁移能够加重当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效应具有敏感性。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这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但是，如果控制人口增长率，增加的人口在会低生育率的条件下，使得人口分布更加趋于老龄化，因为迁入的人口总是比新生人口更加老化。我们最期望的结果是人口的老龄化是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然而，如果人口老龄化的发生是因为人口的负增长，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广义的生态学意义上来看，尽管我们会认为正的人口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但是通过减少人口的净迁移来规避人口急剧下降问题，会减少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的赡养负担，从而增加他们的福利，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还有增长的空间，那么，日益增长的净迁移能够显著性的降低人口老龄化状态，对于一个具有较低净迁移率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于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几年甚至十几年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状态。但是对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这种效应是在递减的。他们已经把这种“移民效应”发挥到最大作用了，其稳定的人口增长已经为正。如果他们目前期望在不加剧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通过降低净迁移率，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增加本国人口的生育率。

我们假设移民和本国人口生育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因为过去的移民是目前稳定的人口基础。然而，如果移民有更高的生育率，那么这些国家的老龄化率将会比预测的更小。鉴于上述对欧洲16国家的人口结构、移民状况和老龄化趋势的均衡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本文认为，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可以从两个视角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5.1 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

从目前中国人口的更替水平来看，中国已经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在未来50年中国不单单是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老龄化比率会迅速提高。而且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生育模式以及生育理念会进一步的改变。按照发达国家的相关生育状况来看，随着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生育率会逐渐下降。这会与目前及今后中国逐步依赖内部消费来驱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战略是相悖的，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本文认为，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从而，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

5.2 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欧洲的做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国家通过比较优势，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优质劳动力资源，我们称之为“高技术”移民，这些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处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更多的还是在科技上有高能力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中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及科技和信息是因为他们高度发达的教育培养的以及通过比较优势获得国外优秀劳动力人口建立起来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力人口堆积。而且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站在经济和信息化的制高点，而不仅仅是拥有劳动力。因此， 本文建议，中国应该制定更多的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结构，远未达到优化状态，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

延长，退休年龄并未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仍然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的

水平。为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劳动力人口结构，本文认为，应逐步建立激励性的

弹性退休机制。允许劳动力人口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及退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这

方面，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弹性退休金制度，来设定和优化适合中国的激励性弹性退

休机制，也就是通过退休年龄段的选择、工资税的差异及阶梯式的替代率来达到激励劳动

力人口延迟退休的目的。劳动力人口可以自主选择一个年龄段退休，相应地享受不同替代率

水平的养老金水平，最终使得劳动力人口结构得到优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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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ogers A. Multiregional Demography. Principles， Methods and Extensions[M]. New York：Wiley，1995.

Studying on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of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Rate in the State

of Steady Population

WANG Zengwen1，2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2.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Abstract

第2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第3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一、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我国劳动力人数增长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人数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关系，我国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对新劳动力投入的吸纳度较小，有的部门甚至不需要新劳动力的投入。在此情况下，投入劳动力越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转轨，从而很难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至于制约经济增长的质量。最后．闲置劳动力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要别人来抚养．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更为甚之，一部分劳动力因没有工作收入而沦为盲流．引发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人口增长对就业的影响

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我国现在存在的失业问题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的增长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关．人口迅速增长在经过15年左右的间隔之后，劳动力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从而引起了严重而持久的失业问题。我国人口到21世纪初已基本超过13亿．近期每年新增劳动力达1500―2000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产业结构的变动还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地区转移。体制转轨的深入又使传统体制下包容的国有企业冗员显现出来。但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随着经济技术结构的推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因而当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将是当前和未来半个世纪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困扰的问题。

3.人口增长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规模及综合实力派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货物和服务的总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净增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随着我国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人口控制现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经步入惯性增长时期．加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适度增长阶段，这样．人口因素对于各项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经没有前几次人口增长高峰时期的作用大，但影响还将持续下去。继续控制好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较大提高；全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实现。

二、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技术进步与人口数量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定人群的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制度对创新的鼓励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素质大过于人口数量。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人口数量的庞大，更在于人口素质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质人口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成为社会进步的负担。由于人口急速增长导致了劳动力的资本投资降低，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就现代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必要的。这样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及身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对于高速的经济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较明显提高，人口的过快增长，加重了教育事业的负担，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对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资本投资过低。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者在数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这些劳动力的素质低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三、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点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增加了社会负担系数，还影响部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被抚养人口负担特别是老龄化负担的增大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将来在中国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长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需要提供社会福利，老龄医疗，福利设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种社会服务。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准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消费品、医疗费及交际费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将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减少，住宅建筑、电视机以及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部门的需求量减少，这样人口老龄化的消费减退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于个人储蓄也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减少了资本积累。中国老龄者的实际收入一贯较低，他们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这样随着今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退职的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阶层的储蓄倾向将渐渐减弱，导致了今后老年阶层的储蓄进一步呈现降低趋势量，同时还导致了供养这些老人的子女储蓄也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龄结构而言．老龄化问题目前不能通过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来解决。已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数完全是过去高生育率的结果，并未因现在推行计划生育、降低出生率、减少出生人数而有所增加。如果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势必会增加未来的老年人数。总之，虽然人口出生率不能无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决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样只会让我国的老龄化社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本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经济增长。

四、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1.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过去我国整个经济水平很低时，农业占主导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参加劳动．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时提供保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孩子都能给父母带来正的效应，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获得满足。自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客观地说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归功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加。具体到单个家庭．经济的增长反映为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收入增加，则生育人口的边际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增加，生育、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显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养育一个孩子的各种成本也相应增加。比如。给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资的费用会相应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越高．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应地下降。

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对农村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国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负相关的。

五、结论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是人口存在和增长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长：人口是经济行为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密度和结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长。但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起着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渗透到人口增长的各个主要方面，决定人口数量增长的方向过程，及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人口存在和增长提供物质保证。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就失去了长期维持的基础．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使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机会发生变化。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会生产关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为基础，人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人类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没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经济活动，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它能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增长。人口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实现的．主要表现在，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适应社会经济增长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相反。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不适应社会经济增长的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便起阻碍、延缓的作用。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之间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关键在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相互协调，是否相互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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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西北人口，

[3]李南蒋正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7(2)

[4]施娜柯人口红利与广东经济增长[J]统计观察2005(3)

[5]李南寿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J]“人口和经济”专题研讨会论文选登

[6]贺菊煌中国人口与经济长期预测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9)

第4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0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第5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论文关键词:健康;老龄化;价值

    健康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要素,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投资。在当今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人民还不十分富裕的背景下,面对21世纪老年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和比例迅速提高的老龄化社会,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不仅可以化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减轻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一、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在当今世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却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悄然来临,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1.老龄人口数量多、发展快。在21世纪前40年内,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7逐渐攀升到2010年的8.38,2030年至2040年,会快速上升到20.9[1](P1)。世界银行预测,法国老年人口从9增加到18,用了140年,而中国将用不到40年,老年人口的数量从2000年的9000万上升到2040年的2.9亿。2050年,60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全国人口的1/4,达4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健康状况不佳。从几次全国性较大规模调查反映的数据来看,我国老年人口中带病带残,不能自理的比例相当高。1987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调查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占26.9%;199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在60岁以后的寿命中约有60~80的时间是在带有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度过的。

    3·老年人的分布城乡之间差异较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据2000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8.0739万农民,城镇只有3.79亿人口。按照65岁以上人口7的比例推算.在农村大约有5652万老年人,约为城镇老年人口的2倍。加上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一些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向城镇转移,进一步加大了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

    4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水平同步进行。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工作降低了人口生育率。在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后,党和国家根据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作出了继续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意味着我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稳定低生育水平与人口老龄化同步进行。

    5.人口老龄化是在家庭功能弱化的条件下出现的。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竞争的激烈和工作节奏加快,家庭中子女个数减少农村青壮年外流以及人口城市化发展,家庭规模在变小,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弱化。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概率在下降,子女对于老人的照料、护理愈来愈少,尤其是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6.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是国家依法对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它包括老年社会保险、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而老年社会保障是它的核心。目前.中国的正规养老保障覆盖范围还只限于城镇职工.且主要是城镇正式就业的职工.而广大农村居民没有包括在内.占老人65却又无固定收入的农村老人.国家的社会保障几乎为零。

    二、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特殊的特点.其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人口老龄化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人口老龄化与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同步进行,在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适龄劳动力数量受到影响,从而改变人口的抚养比。据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9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4%,2000年为15.6%.2025年为29.46%,2050年抚养48.49%。总抚养比也从2025年的59。5%上升到2050年的76。8%。可供使用的适龄劳动力资源不足,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人口老龄化影响国家资金的投入。中国老年人口发展快,数量多,加之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差,自身的衰老与患病率、致残率高,从而导致老年群体对社会的需求增加。疾病还会使一些老年人及其家庭致贫难于脱贫、重新返贫,国家不得不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老年人群的医疗、养老、社会福利及救济,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不足,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人口老龄化要求国家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老龄人口的急剧增长.为了满足老年人群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就必须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为目标.积极发展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以解决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文化娱乐、医疗保障、护理照料等问题。这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龄问题将会对社会助老支持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家庭角度来讲,稳定低生育水平意味着子女减少,家庭结构小型化。其结果.一方面老人数量上升,照料需要增加;另一方面,子女减少,家庭养老资源形成了供求关系的不平衡,老年问题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在中国未富先老和强调家庭养老功能的环境下,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将会加大老年问题的压力和严峻性,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口多,健康状况差,无固定收入,而农村青壮年又纷纷外出打工挣钱,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这将会对社会助老支持提出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从而成为中国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

    三、营造健康老龄化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而我国不仅是世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差和尚不发达的背景,积极营造健康老龄化,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造成的负担和压力,这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实现“五个老有”的老龄工作目标的需要。健康长寿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强,不仅对社会、家庭照料的需求降低,还能力所能及地从事一些社会劳动,增加个人收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健康的身体又是老有所学的基础保证,老人通过学习,发挥其参与生活的潜力,满足了老人参与社会的心理需求.实现了老人的自身价值。老人身心健康.心情舒畅,老有所乐.健康的身体也使老人对社会医疗保障的需求降低,最终实现老有所医。

    2.营造健康老龄化有利于缓解老年贫困。营造健康老龄化,需要关注全社会每个公民生命全程的健康。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贫困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帮助贫困人口走向富裕的决定因素在于迅速提高他们的素质,这其中也包括健康水平。陆杰华对四个县的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人口与非健康人口的家庭经济收入有明显的距离,有成年人患病的家庭收入比健康家庭要低30~40%。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在农村地区贫困户中,疾病为最主要致贫原因的占22%左右。

    3·营造健康老龄化,有利于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不足。老年人健康状况是决定老年人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4倍.而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又是引起老年人残疾和自理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使得老年人对医疗、经济、护理照料的需求成倍增长。济南市曾对老年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做过一次调查,排在首位的是医疗保障(占34.53%),其次是就医就诊(占26.79%),再次是及时发放退休金(占25.79%)。胜利油田曾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老年人对“上门服务”的需求占70.79%健康的老人不仅对社会医疗、就医就诊的需求减少,且生活相对能自理,既能帮助子女料理家务,还能发挥余热,从事社会劳动,增加个人收入,不仅能减轻社会医疗保障负担,以为促养,又能减轻当今家庭的赡养、护理负担。

    4.营造健康老龄化,降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增大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老年人拥有健康的身体,是老年人再就业的基础。老年人再就业是为了满足自已的生存和物质精神需要。发挥余热的同时,能避免老年贫困。同时由于白食其力,降低了劳动力负担系数,减轻了社会负担,填补了适龄劳动力的不足。老年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减少,节省了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需要护理、服务、医疗等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增大了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四、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途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人口的疾病谱和死因谱由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导致残障、威胁生命的主要疾病E73(P56)。部分地区曾对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状况做过调查,一般均患有3~4种甚至l0种以上疾病,完全健康无病的是极少数,而且患病率有逐年增高和年轻化的趋势。这些疾病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尤其显着,因此研究健康老龄化的途径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6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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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关键词:和谐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社会;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11502

1 和谐老龄化概述

1.1 和谐老龄化的基本含义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老年人人数的不断增加,老年维权工作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老龄工作的重点,搞好《老年法》的宣传工作、建立健全老年维权组织,为老年维权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发挥部门职能,搞好老年维权工作,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及和谐的社会氛围(曹馨仪,2005)。和谐老龄化是指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群体与社会阶层、群体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稳定发展、匀称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态;和谐老龄化是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针对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需要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思维,内容可概括为:社会尊重,待遇公平,“五有”实现,共享发展,代际融洽,邻里和睦,家庭幸福,社会环境优雅,健康快乐,这些内容具有丰富的内涵(秦普德,2006)。

和谐老龄化是针对老年人内在的利益和老龄化社会群体内部与外部环境是否和谐,以及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发展状态的影响而提出来的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战略部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理念,是构建全面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努力去构建和谐老龄化。

1.2 和谐老龄化理念的由来

1990年9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庄严地向全世界发出了“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就意味着要用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来解决老龄化社会。“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个体、老年群体、老年家庭和老年社会都是健康的,是大多数的老年个体、老年群体和老年家庭同科学文明、健康幸福、经济发展、秩序稳定、有保障的老龄化社会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它重在强调老年内部的全面健康以达到与老龄化社会的和谐。近些年来,“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和实践在发达国家受到普遍重视。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在这一年的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口号。“积极老龄化”表达了比“健康老龄化”更为广泛的内涵,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是人类老龄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使健康、参与、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舒适、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可以看出“积极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的进一步扩展,不只是保证老年人的健康,更注重生活质量和价值的提高。

在全国第八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国专家提出了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成功老龄化是对过去消极对待老龄化的反驳。对生物学家来说,身体健康、功能自主及长寿是成功老龄化的指标。心理学家以经验研究成功老龄化时,普遍将生活满足感、高士气或良好感作为主观评价。新的老化观把老年幸福扩展到了主观领域,发现个人生活意义是老年人主要的发展任务。

穆光宗撰文指出,在迄今为止有关老龄化的政策应对中,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被屡屡提及的两大命题(穆光宗,2007)。健康老龄化是指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不是终极目标,如何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力量才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强调的重点是人在进入老年之后,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在各方面,包括生理、心理、职能等方面好的状态。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的参与意识,包括延长退休时间或退休后继续参与社会,参与发展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和规模扩大的过程,强调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肌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和谐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再到“和谐老龄化”的认识路线,使我们认识到其实人类真正需要的不单单是健康的、积极的或者是和谐的老龄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的顺利解决正是成功老龄化的体现。

综上所述,“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和贡献,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成功老龄化。而和谐老龄化是为了迎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而提出的概念,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或者群体的角度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但是“和谐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和谐老龄化”要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构建和谐老龄化建设是实现和谐社会和成功老龄化的必经之路。

2 我国构建和谐老龄化的现实性、重要性、可行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谐老龄化更是从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的需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需要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新概念。和谐老龄化社会重在构建,包括在构建和谐社会之中。我国的老龄化状况与其他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有很大不同,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起来有较大难度,具有严重性持久性特殊性的特点。构建全面和谐社会,构建和谐老龄化势在必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社会福利的日益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正日益延长。老年人既是和谐社会的受益者,也是和谐社会的维护者和建设者。21世纪我国显著的社会状态是人口老龄化严重:预计到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到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将达到20亿人,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这就意味着届时全球每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老人,而中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已是世人不争的事实(人民日报,2007)。这样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4,如果和谐老龄化的建设搞不好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面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一些老年学专家和教授提出了关于”和谐老龄化“的命题,针对老年人自身及与其亲属、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做了一些研究,如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代际冲突及如何应对的探讨;“孝”这种道德资源在和谐老龄化构建中作用的强调;提倡老年大学以及开展老年文体活动在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中应不断努力研究、探讨和实践的建议;通过创建和谐社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老龄服务;提出营造和谐老龄化环境。以上对和谐老龄化的研究是针对如何处理好老年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探讨和研究,这为和谐老龄化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3 构建和谐的老龄化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构建和谐老龄化社会,一是各级领导要把实现和谐老龄化社会放在应有的位置,充分认识实现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性;二是老年人或老年群体自身要为实现和谐老龄化社会而努力;三是调动全社会的参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构建和谐。

3.1 老年人自身的努力

家庭代际关系不和谐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代际之间有着不同的婚姻、家庭、敬老、生育、幸福等观念。老年人通过参与老年大学和老年文体活动,可以提高自我认识,进一步促进行动的自觉性。老年大学是老年人的学府,应对当前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老年大学应充分发挥教育老年人的功能,引导老年学员从思想认识到行为实践上增强融入社会、构建和谐的自觉性,这应是当前老年大学在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为适应形势发展,根据老年人独有的心理和生理特点,积极开展广泛多样的老年文体活动,活动形式来满足不同层次老年群体的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创造良好的活动环境,也是建立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内容。开办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文体活动都是为了使老年人融入社会、协调关系中,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关系的和谐正是和谐老龄化构建的重要内容。老年人自身观念的改变,需老年大学、老年文体活动中心等机构帮助和引导,是解决代际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关键所在,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和谐老龄化“的环境。

3.2 政府的角色定位

(1)服务提供。人到老年,生理能力的衰退,心理观念的改变,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福利服务的出发点,这要求提供给他们更加周到细致、更人性化的服务。然而家庭养老方式的弱化,使社区成为了主要的养老场所,社区养老需要建立满足老年人生活居住和具备精神慰藉的福利服务设施,这需要国家、社会与企事业单位加以扶持和帮助。政府应充分加以重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大对老年公寓、养老院等福利服务设施的投入,使尽可能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居;集聚社会力量,比如青年志愿者的加入,给老年人以心理引导和精神上的慰藉;社区也要动员当地各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和建设,创建更高层次的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福利服务设施的建设需多方支持才能达到更好更优的效果。良好的福利服务设施,有利于老年人的生活安顿和心理健康,处理好老年人群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是“和谐老龄化”构建的有效途径。

(2)政策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是否应该停止实施或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是人口大国,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有限资源与人口剧增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其说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倒不如面对老龄化时代的现实采取积极有效应对措施(如“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或适当地调整政策(适应老龄化趋势,政策稍倾向于老年群体),据《老年人权益法》维护好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处理好老龄化社会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使老龄化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和谐并存。

(3)经济引导。未来老龄化加剧的社会状态,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愈来愈重视老年人的需求,将加大在老年产业的投入。然而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其间必然存在矛盾,这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还需要的国家政策支持和扶持(如因老年人购买能力的减弱,对老年产业进行税收优惠政策)。如借鉴日本针对老年人行走不变开发的“助走机”等老年产品以适应老年市场需求,鼓励商业者开发老年产品并针对老年购买和消费的特点对产品的提供者给予政策或税收优惠。政府需把老年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和老年产业开发纳入计划,加大改革以适应老龄化时代要求。经济发展与老龄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不把当时的主要消费者老年人作为满足对象,必然影响经济的健康向前发展。中国现实经济还不发达的状况下,“边富边老”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也应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对策。不仅有利于经济与老龄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构建和谐老龄化的重要体现。

(4)养老保险迎合。基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必要逐步将社会保障模式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自存自用的个人账户制,并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这一转轨进程。现收现付制将雇主和雇员缴费全部进入社会统筹基金,不设个人账户,由社会统筹基金统一支付养老金,不足部分由财政直接拨付。在人口老年化的压力下,令财政不堪重负,让在职者丧失信心。而个人账户强调个人贡献,由“个人账户”这个单一支柱承载个人养老负荷(如美国养老金储蓄计划),结合社会统筹,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又借鉴了个人账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又强调了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由现收现付制转变为中国独创的统账结合制度既符合我国的国情――老龄化的现实,也体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老龄化社会的迎合。

3.3 社会的支持

老龄化的到来给我国的传统“孝”文化带来了挑战,当今社会青年人在外忙于工作生活,不再是过去子女在父母膝下养老的状况,农村空巢家庭现象严重。由于自己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有“创意”的人还花钱去买“孝”,认为也算是尽孝了,但是这种行为只是寻求到了心理安慰,没有考虑会给社会道德和老年人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它强调的是个人对家庭及社会的职责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权利,重视家庭的伦理道德,强调要尊老敬老,子女要把父母长辈视为自己终身尽孝的对象,赡养父母、遵从父母;如果不赡养父母,则是不孝,要受到道德或法律的惩罚。“孝”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表面上的做作或演示,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真实的感情回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尊重过去与老人经验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崇尚老年至上的文化,这也是老龄化社会与中国传统“孝”文化不可分割的和谐的表现。“孝道”不可丢,要把这一优秀的传统美德永远延续下去,老龄化与孝文化的结合,是构建和谐老龄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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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由此可见，当时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即“一胎化”政策并非最佳选择，而是在中国人口过剩、计划生育起步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急刹车”政策，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这项政策只考虑30年，也就是一代人是不科学的，至少应再考虑三代人，否则不可能认识到“一胎化”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端，结果可能导致30年后“一胎化”政策被否定。到头来，这种国策是难以持续的，甚至还会出现反复。

基本国策当以百年计

其实，早在1980年9月25日“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正式出台之前，笔者就在1979年冬提出，下一代要实行“双独可以生二胎”，即一百年四代人平均为“1.5胎化”的中国人口战略主张。3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笔者当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一项长期政策，特别是基本国策，必须考虑眼前利益和长远影响，权衡利弊，作出最佳战略选择。人口战略所涉及的计划生育应该作为百年大计来考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至少要以100年为单位，以25年为一代，考虑四代人应如何实施计划生育，而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么“一胎化”，要么“两胎化”，把根本国策混同于临时对策。

“一胎化”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弊端。“一胎化”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剥夺”人们自主选择生育数量的权利为代价的，其带来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老龄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从现在起就要应该计划地实行中国计划生育的新战略“1.5胎化”。

有选择地“1.5胎化”

近期有报道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开展“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2011年将首批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试行；然后，在京沪津等大城市实行；计划在“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执行“单独二胎”政策。这与笔者的人口架构理念比较接近。

我认为，中国最合理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战略应该是在未来100年，即1980年至2080年，实行“有选择地1.5胎化”。即，从中国在全国范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以未来四代人为对象制订计划生育长远规划，具体做法是：

第一，凡是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而他们的下一代人生育第二胎则要受到一定限制，提倡重返生育独生子女。

第二，凡是夫妇中男方是独生子女的，原则上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如果只有女方是独生子女，则这对夫妇则不能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这非歧视女性，而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女婴。

第三，父母是独生子女的“二胎选择”并非硬性规定，而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如果放弃这种权利，便意味着这种把权利移交给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增大了人们接受的自愿性和自主性。城市和农村应统一政策，少数民族可以例外。这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素质和中华民族多民族合一的国家特色。

第9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2004年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