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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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摘要】金融抑制，直白说就是金融领域受到政府过多干预，导致金融发展受到抑制的现象。按照MBA智库的说法，金融与经济拥有辩证关系，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促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但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结合中国的情况，探讨了金融抑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投的影响，发表了一些见解。

【关键词】金融抑制；对外直投；发展中国家

金融抑制，直白说就是金融领域受到政府过多干预，导致金融发展受到抑制的现象。按照MBA智库的说法，金融与经济拥有辩证关系，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促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处，但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

金融抑制

一、概述

对外直投的影响因素很复杂，从宏观角度来说，可以拆分出多个因素，如人口结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增长率等。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投时提出了一个假说，金融抑制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推动对外直投。因国内市场受控，金融抑制不利于国内投资者获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因而从逐利的角度来说，投资者显然会选择对外直投。

二、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利率管制、汇率管制、资本项目管制等金融抑制措施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使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漏洞，使资金成本和流向产生扭曲。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金融抑制下，经常账户顺差的出现，会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从中国的经验看，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外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了对冲风险，只能大量买进外汇，形成庞大的外汇储备，而对外直投的规模虽然近些年疯狂膨胀，但是依然比不上庞大的外汇储备，体现出对外直投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同时，中国对外直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这是由于政策方面的倾斜，国有企业更有利于获得银行的支持，而国企多数以能源企业或是制造企业为主，使得对外投资过分集中于制造或是能源领域，使得投资领域出现失衡。

并且由于中国在亚洲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使得亚洲对外直投规模大增，并且从当前形式来看，“两条线”“两个圈”在发达国家的失败，而一带一路获得了国际的广泛认可。可表明，国内资本更愿意投资于同样的发展中国家，而根源就是金融抑制，这会使成本降低。因此，中国大部分对外直投都投向亚洲或是非洲，体现出一种区域性失衡。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时，一般会作为被投资国，而处于相对高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就会带来结构性的失衡，促使对外直投的壮大。

中国金融改革和宏观政策存在错配，是造成中国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必须配合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从国外市场的普遍情况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推进，利率必然是一个下行的过程，效果将更好；如果在紧缩货币政策下推行，社会的融资成本将经历向上的过程。如果没有较为宽松的货币供给，利率市场化这一正确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因为货币政策的不配套而达不到最优的效果，甚至南辕北辙，进一步加重金融抑制。这一过程中，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发展是改变金融抑制的治本之策，是会慢慢发生作用的良药；而货币政策是水，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缺或者断。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也是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有效方法之一。银行信贷限于目前的监管政策，绝大部分投向传统行业企业，在国家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未来经济活力的摇篮应当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而要焕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活力，必须要恢复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

金融业发展不应与实体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前者应该对后者的发展起到良好、有效的服务作用，金融业发展当与实体经济发展同步，二者应该是有机统一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安排应以最低的成本架起储蓄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由于金融扭曲在资本最充裕的国家造成了资本稀缺，资金有效供给不足，目前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已经达到两位数。假定某民营企业经营中，扣除综合税费、人工及生产成本，未扣除资金成本的毛利率可能刚好在15%，而如果融资成本也正好是15%的话，企业就可能无法盈利，甚至出现亏损。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同时存在“金融抑制”，基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性和避免其变为“空心”的防范风险的必要性，贾康建议，必须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换代升级，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其间要以优化金融领域的制度供给、制度结构为龙头，推动直接金融成长壮大、间接金融健全增效、金融产品多样化，构建对各类需求“无缝覆盖”的现代金融体系。

第2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

第3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一、我国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金融市场发展规模指标：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以银行为主的体系，虽然近些年证券市场有所发展，但是银行仍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中国有高储蓄的特点，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许多文献认为利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可以基本反映金融资产水平。即： FIR=（D+L）/GDP其中，D、L分别代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因此本文选取FIR=（D+L）/GDP衡量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同时采用FS=M2/GDP来反应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货币的渗透力和经济调节功能。金融发展效率指标：这里本文采用储蓄投资转化率（FE）来衡量金融市场的效率，公式为FE = D/L其中。该指标越高，表明中国的投资市场越发达，金融效率越高，越能更好地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结构指标：本文将用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本文选用证券之和S（股票总市价+政府债券发行额+企业债券发行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公式为ZB=S/GDP。考虑到中国的证券化市场主要还是股票市场，所以本文也用股票的市价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股票市价总值用C表示，公式为CB=C/GDP， 反映了股票市场的规模。股票市价总值增长率越大，与GDP的比值也越高，那么证券市场越发达，规模也越大，即金融市场结构越完善。

国际贸易开放度指标：国际贸易开放度指标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它在数值上等于所选制造业27个行业的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用OPEN表示。该指标越高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程度越高。

（二）平稳性检验

在处理某随机时间序列数据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判断数据的稳定性。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那么就会导致“伪回归”现象，因此必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将选用ADF检验法来判断1993年-2013年所选数据指标的平稳性。

本文对该组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也发现他们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的原则是P值小于5%，则为通过检验，表示平稳，反之，则为不平稳。

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取自然对数，并且对他们进行一阶差分。

通过图1可以发现，该序列围绕0值上下波动，虽然有升有降，但总是会回归0值，所以该序列是平稳序列。为了进一步考察他们的平稳性，本文对取对后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发现无论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都通过T-检验。

由表2可知，金融发展的五个指标与制造业对外贸易开放度之间是一阶平稳的，即I（1）。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后，我们需要考虑该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金融发展五指标与制造业外贸规模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里只能判断该组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前面已经检验发现FIR，FS，FE，ZB，CB，OPEN都是I（1）的，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这里本文对这组数据一阶差分后的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由Johanson检验知，该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3个协整关系。所以DOPEN和DFIR，DFS，DFE，DZB，DCB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协整关系，就是DOPEN和DFIR，DFS，DFE，DZB，DCB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共同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结构的变化与制造业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共同发展趋势。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前面已检验该组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金融发展指标是否是造成制造业外贸水平扩大的原因，反过来制造业的对外贸易有没有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这是接下来本文要重点考察的对象。

从表4可以看出，在滞后阶数为2，显著水平为5%的条件下，DFIR不是DOPEN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相当小，也就是很大概率上认为DFIR是DOPEN 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是造成制造业对外贸易出口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广义货币M2越多，增长越快，则制造业外贸规模越大。而相反，制造业外贸水平并不是中国货币化程度加深的原因。DFS不是DOPEN的原因的概率为0.01%，也不是说，有99.99%的概率认为中国金融机构的存贷款的增加促进了制造业外贸规模的发展。反之则不然。制造业的外贸增长并没有多大程度上带来金融机构存贷款的增加。金融效率与制造业外贸规模没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见，中国金融效率的高低对制造业外贸并没啥影响，而制造业外贸的增减对金融机构运行的效率也没啥促进作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制造业的外贸规模则有显著的因果影响。可见，中国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制造业外贸规模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股票市场越发达，制造业外贸规模越大、反之则不然。

二、实证结果与政策建议

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外贸水平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均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可以认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与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制造业外贸之间有长期的影响关系；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会给制造业外贸带来长期影响。

第4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银监会的设立是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银监会的设立将会对中国银行的管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新成立的银监会将有其相应的监管重点和对策。

一、“银监会”的设立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银监会的成立将促进央行的独立决策和银行业监管的进一步专业化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从现实来看，央行担任的双重角色(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是银行业监管者)的预期目标有可能发生冲突，央行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制定货币政策时，站在银行业监管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现在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对某些改革的进行施加影响，这一点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最为明显。这样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

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欧元区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中剥离出来。第二，英国、日本、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将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等职能统一集中在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第三，美国由美联储作为伞式监管者，负责监管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则分别由其他监管部门分别监管。第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仍由中央银行统一负责。但从总的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监管采用了与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相分离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符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和国际上银行监管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国际经验，银行业监管的分立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银监会设立后，由于目标单一，银监会将着重控制系统风险，进行更专业化的一体化监管，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有利于减少利益冲突、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务的透明度、提高银行监管绩效、防范金融风险，并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而且，由于银监会独立承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不可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掩饰监管责任，只能依靠自身监管水平的提高，因而，从长期而言，银监会的设立将有助于真正维护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只向国会负责，政府无权干涉，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美国货币监理署则专事银行监管，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因此，银行监管职能的剥离，意味着我国在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央行将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的利益，开阔视野，更多地着眼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从而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稳定。

此外，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这种权力来源于中央银行与其交易对象金融机构之间的商业合同。中央银行只根据场内外检查和实地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宏观的货币政策走向，而不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承担微观的监管责任。这样做，有利于中央银行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

2．银监会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货币决策和银行监管的透明度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wto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透明度原则，首先就是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政策目标以及政策的法律，机构和经济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责任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央银行履行问责义务的目的，而且是为了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或不当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透明度较低，难以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3．银监会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使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新的经营格局——国内金融界的分业经营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并存。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多存少贷、转移利润，违规经营、使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这一格局在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挑战，尤其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大挑战。

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投资范围、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企业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情况都作了规定。但是，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上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的现象。例如，监管方式还停留在对会计报表的审核上，但一些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却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对国际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加以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

银监会设立后，将努力实现对外资银行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前的监管者认为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划，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因此，监管当局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是，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银监会将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改进和提高现场检查的效能，同时充分借助社会审计力量，对有问题的外资银行进行重点监管。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将谨慎原则和弹性原则结合起来，合规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监管指导线和最低比率，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大额风险、外汇风险等。并且在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风险监管。

二、银行业监管对策

1．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金融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依法监管无论用何种形式监管，都必须有监管的依据，也就是各种法律、法规，而中国目前显然多种金融法规缺位。在这种情况下银监会工作的开展将受到许多限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监管与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应建立本系统内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

2002年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以达到确立监管架构、规范监管准则、统一监管标准的目标。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2．尽快建立银监会和央行之间的有效的协调机制

银监会成立之后，将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职能，但央行依然是商业银行最后的贷款人，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仍拥有检查权。这就涉及到一个银行协调成本的问题。

从国外实践来看，在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局与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三方小组会谈机制，定期磋商，交换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日本银行担任，金融监管的职能由日本金融厅执行。根据《新日本银行法》规定，应金融厅长官的要求，日本银行应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并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的职员实际上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此外，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经常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

从我国实际出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职能分离以后，部门内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防止部门间扯皮现象，减少磨擦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关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金融监管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从现实来看，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决策时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这使其独立监管规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银监会需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尽量加强其监管独立性。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关部门之间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协调机制。

3．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承担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的风险累积也越来越大，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必须尽快健全金融体制，特别是包括市场的退出机制，在此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显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上银行监管的通行做法，是维护存款人对银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决银行市场退出的有效措施。实行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乎等的条件下和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储户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可以真正与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确立商业性融资关系，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体制的健全和健康运行。

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通过加强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等方式来防范道德风险。我国应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样，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在提供救助资金时，就可以会同(或转贷)存款保险机构来实现，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所特有的约束机制来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

4．解决遗留问题

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一步应着重解决央行大区分行改革的遗留问题。大区分行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级次同构、地方割据的原有格局，使金融监管中心与地区行政中心相脱离，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明显减弱，但是，在监管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跨地域监管成本高昂、监管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配合等。为此，要从技术上的可行性及经济上的可行性出发，对金融监管结构做适当的安排，使金融监管当局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要继续完善监管机构内部管理体制，逐步建立日常监管制度、举报查处制度、监管责任制度、信息沟通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报告报表制度等一系列内部制度，使各部门职责分明，高效完成工作任务，要继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合作，使监管工作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黄燕君楼拥勤：“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策略研究”，《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2．阎冶军：“论我国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与完善”，《甘肃金融》，2002年第10期。

3．王延春王锐：“金融办呈破竹之势暗含银监会未来的‘雏形’”，《经济观察报》，2003年1月12日。

第5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贸易；金融危机；影响；政策

处于世界金融危机阴霾中，对外贸易企业稍有不慎将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甚至破产。然而，危机的“危”虽然表现出危险的信号，但是危机也蕴含着很多机遇，这将是经济复苏、企业起死回生的重大转机。在金融危机中如何趋利避害，主要在于如何聪明、冷静应对。本文就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企业的不利影响，结合对外贸易企业现状，提出个人看法及应对措施。

一、世界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企业的不利影响

世界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企业的冲击尤为巨大，虽然形势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很艰巨。目前经济形势下，通货膨胀引起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效益降低，造成运营困难。在2008年随着钢材，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带动了一系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外贸易企业的生产成本骤然上升，使对外贸易企业以前的盈利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然而由于对外贸易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不足，在成本日益上涨的形势下难以增加产品价格导致利润被大幅度缩小。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江浙、广东等地区影响尤为严重。根据广东统计局对280家对外贸易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得知：“在很多引起企业资金紧张的因素中，原材料大幅度增长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74%。”另外，新《劳动合同法》后，企业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和税收政策的改革政策，使得对外贸易企业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外经济严重受创，美国等欧美国家经济形势不稳定，造成对外贸易企业不敢贸然接收订单；国内消费者迫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消费萎靡，消费额度较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敢轻易地支援对外贸易企业。这些企业面对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订单额的下降或国内市场需求较小的形势下，又需要面对资金不足，这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很多对外贸易企业迫于形势只能关停或破产。

二、当前对外贸易企业经营现状

1.技术创新“不给力”，产品附加值是“短板”。对外贸易企业中民营企业数占绝大部分.企业运营的根本目的在于取得最大化利润，经营模式不健全，资金短缺，导致对外贸易企业对产品更新、升级等研究投入不足，也缺少有效地激励机制。所以，出口产品不具有个性及特色，就好比川菜缺少给人刺激的辣椒一样，失去了特色，必然会在餐饮行业渐渐失去市场，长期以往就会慢慢地被挤出市场。川菜的“辣椒”就是个性，就是致胜法宝，若没有了它，即便是凭借价格优势抢占市场，严重压缩利润，也会被市场所淘汰。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大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消费者对产品的视觉美感以及功能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是企业稳定发展的支撑，特别是对于资源匮乏的小型对外贸易企业来说，有了创新才有了竞争的实力，也才拥有了市场。

2.工资造成成本上升。根据有关权威调查机构统计数据分析得知，目前对外贸易企业运营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根据企业经营人员选择比重高低排在最前面的是“人工成本上涨”和“原材料成本上涨”。

对于对外贸易企业成本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力工资。尤其是在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实施严格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已成定数。

有关研究分析得知，工资的增长对于劳动人员来说，是对劳动者收入偏低的一种补充，是对外贸易企业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需要看到，我国产业升级缓慢。制造业附加值较低的形势下，工资增长直接加重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利润。所以，工资上涨要求对外贸易企业摈弃以前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发展模式，积极转型升级，实行发展模式，才能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3.外贸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以来，对外贸易企业长期实行“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性发展模式逐渐被淘汰。由于订单数量的骤然下降，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纷纷陷入停产甚至破产的困局。根据我国统计局统计分析，2008年江浙一带破产的企业高达4万家，全国大约有10多万对外贸易企业相继破产，危机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进入了艰难发展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不仅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造成企业破产，引起失业率大幅上升，使得我国社会不安全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这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长期实行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

三、融危机形势下，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决策

1.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世界金融危机社会背景下，我国重要出口市场需求减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发展步步艰辛。在这样的形势下，促进自由贸易区构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分别在2005年、2008年与智利和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曼谷协议》，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国与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安排》。我国还积极拓展了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空间，进一步实施只有贸易区战略，其构建核心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在能源、技术、劳务、金融、投资、交通物流等方面达成共识，共同开拓自由贸易区，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及其他国家经济复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另外，我国积极促进中国―台湾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模式的同时，还需要坚持“走出去”发展策略。我国具有丰富的外汇储备，最好拓展对外投资，激励实力较强的对外贸易企业加大对外投资，降低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发展我国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时，我国应加大对能源领域的投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我国使用各种手段拓展进口渠道，增加能源进口，确保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3.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劳动力和信贷成本、税收方面，我国政府积极颁布了更加有利的政策。首先对于货币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资金，尤其特别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对中小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贷款，为对外贸易企业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出口退税，国家通过鼓励高新产品而调高了退税率，反之，为了淘汰耗能产品而降低甚至取消这些产品的退税率。这样既鼓励企业创新高附加值产品同时又淘汰了耗能产品，这也是国家财政政策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另外，除了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外，我国还加大对财政政策的力度，刺激内需，拉动消费，确保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这也是对外贸企业营造好出口环境。

四、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呈现出回暖发展趋势

2008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持续增长，制造业贸易则骤然下降。根据有关权威统计数据得知，我国一般贸易的出口额为6732.45亿美元，相比2007年增长23%，相比2007年，增速下降了6.5个百分点；制造业贸易出口6541.32，增长8.2%，相比于2007年大幅下降10.3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总出口贸易的比例相比以前增长了2.1个百分点，制造业贸易总出口比例比去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我国一般贸易和制造业贸易出口均大幅下降，并且一般贸易降低速度超过了制造业贸易下降幅度。1月我国一般贸易出口3894亿美元，同比下降25.6个百分点；制造业贸易出口4121亿美元，同比下降19.5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降幅逐渐增大，制造业贸易幅度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产品以机电为主，产业链较短，在金融危机出现初期受到的影响较大。到了2009年6月份，外部需求情境逐渐改善，订单越来越多，制造业贸易出口明显回升。

总之，最近几年，国内国外贸易环境比金融危机之初有所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逐渐好转，但依然需要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不移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国外主要经济市场需求仍不旺盛，我国经济自主增长强度也仍不够，一些对外贸易企业经营还很艰难，产品过剩的现象尤为突出，经济结构调整还需进一步深入，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效益还未发挥作用，而关于长远的政策还有待时间的考验。所以宏远经济政策的导向性不能转变。必须确保经济稳定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此同时，作为外贸企业自身一定要努力挖掘潜力，创新产品，同时要尽力开源节流，努力降低产品出口成本，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只有这样才使得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在世界金融危机阴霾中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1]黄斌全，熊启泉.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的机理―――基于中国1981～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0（09）

[2]蓝美丽，言英杰，朱启荣.加工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品与质量，2010（S8）

[3]关溪媛.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及对策浅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02）

[4]吴灿，许健，佟仁城.金融危机通过对外贸易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16）

[5]王小宁.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第6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外汇储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4；F75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2.4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2-117-03

一、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上已开始盛行外汇储备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或决定）因素、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做了大量的研究，奠定了外汇储备决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惨遭劫难，而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却因持有较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使其在危机期间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这无疑再度增加了人们对外汇储备问题的关注。而最近，由于受到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多次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问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从1994年中国实行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大。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连续多年保持经常项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也随之增长。作为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储备是把双刃剑，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一国外汇收支的调节，稳定汇率，增强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同时对国家信用的增强等也具有积极作用，是一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因素之一。但是过度的外汇储备会提高国家持有资金的成本，加大外汇储备管理难度，降低资金使用效益，影响货币政策运行效果，甚至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发生，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能从多角度客观地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外汇储备控制在适度规模，同时，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和合理利用，以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二、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影响的计量分析

（一）指标选取――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

1.国家规模。一般而言，反映一国国家规模的变量可以从经济规模的角度来设定，也可以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考虑，或者两者兼顾。在此，考虑到其他因素，如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经济规模。同时，虽然从绝对量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如果同时考虑到人口因素的话，中国外汇储备的人均持有量在全球排名则相对靠后。因此，以人口规模来表示国家规模。通常认为，人口越多，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量越大。

2.国内生产总值。在选取变量时，通常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来代表该国经济发展水平。若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该国越容易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外国政府、企业甚至个人进行直接、间接融资，或者通过改变出口结构获取外汇。一般认为，一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

3.汇率。理论界认为，一国外汇储备量与其汇率变动是息息相关的。若人民币汇率上升，为稳定汇率，央行可能会通过向外汇市场投放本币，收回外汇来进行干预。同时，鉴于我国目前实行意愿结售汇制，若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居民和企业售汇意愿下降，结汇意愿上升，另外，国际套利资金也会随之流入。

4.经常项目收支差额。一方面，出口创汇对于一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对于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资金主要也来源于外汇储备，所以，经常项目的收支顺差必然会造成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

5.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可知，自1999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呈增长趋势。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一些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在逐步取消和放松。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逐步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外汇储备量的增长提供了动力。

6.利用外资情况。在此，主要利用实际使用外资的数据来代表利用外资的情况，主要包含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额三个部分。由于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对外资的利用也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

7.外汇储备量。本文用外汇储备量的年度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二）计量分析思路及其结果

根据“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思想，先将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全部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逐步剔除一些不显著的变量，最后根据“拟合优度”、D.W值、赤池信息值（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施瓦茨信息值（SC，Schwarz Criterion）作为标准，选取合适的回归方程作为外汇储备的决定模型。分别以RE（reserve），POP（population），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EXC（exchange rate ），CA（current account），CAFA（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FF（foreign funds）代表外汇储备存量、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汇率（年平均价）、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利用外资情况（实际使用外资额），以1999-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E-views7.2进行双对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

按照“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得到表1所示的四个回归方程。方程1包含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汇率、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利用外资情况），根据p值，即显著性水平，逐个删除不显著因素，同时比较D.W值、AIC值、SC值，最终得到方程4，包含三个变量（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项目收支差额），且每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

（三）外汇储备存量决定模型的分析

在方程4中，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统计显著的，调整的R2，即拟合优度约为0.998，表明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很好地拟合了被解释变量外汇储备存量。D.W值约为1.74，较为接近2，表明不存在自相关，另外，AIC和SC也较为符合标准，所以基本可以认为方程4可以作为1999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持有量的决定模型，用数学形式表示如下：

lnRE=-9.22+1.31lnGDP+0.23lnBOT+0.09lnCAFAB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均与外汇储备存量呈正相关关系，即符合在变量选取时所做的假设。同时，这说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收支差额是其外汇储备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即中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双顺差”的加剧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源泉。

（四）其他不显著因素的分析

在前面计量回归的过程中，最初设定的其他三个可能因素人口规模（POP）、汇率（EXC）、利用外资情况（FF）被逐步剔除。这三个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国虽然人口基数较大，但自1982年3月13日计划生育成为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后，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它对近几年外汇储备存量的影响不显著也是可以理解的。（2）汇率决定了本币和外币的交换价格，因此它必然会对外汇储备存量产生一定影响。我国汇率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每次调整都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1993年我国外汇储备量为211.99亿美元，而1994年外汇储备存量则增至516.20，增长率高达143.5%，这也足以说明汇率制度对外汇储备的重要影响。但由于在本文中，笔者所选数据为1999-2011年，并未涉及1994年及其以前的数据，这也是导致汇率因素不显著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致使外汇储备规模与汇率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函数相关关系，但汇率确实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我国通过央行的干预，将人民币的汇率变动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干预手段之一就是动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人民币，以稳定人民币币值。目前，受到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打击，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为盯住美元汇率，央行不断从市场上买入美元，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另外，人民币的强劲升值预期也使得国际游资不断涌入中国，同时，为降低汇率风险，进口商纷纷尽量缩短美元的持有时间，许多出口都提前结汇，进口则延迟付汇，这些都是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虽然汇率变动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无法显示出有效的线性关系，但从定性的角度上看，它对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为保证汇率稳定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等多方面的因素来间接实现。（3）本文中的变量FF（利用外资情况）主要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三个方面，而变量CAFA（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也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等部分，以至于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最终导致了变量FF（利用外资情况）的不显著。但实际上，由于我国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的支持，对外资的利用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文章前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和金融项目收支差额很好地拟合了被解释变量外汇储备存量，且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三个变量与外汇储备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口规模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则可能因基数大、增速缓及存在多重共线性等原因并不对外汇储备存量产生显著影响。另外，根据模型检验结果，虽然汇率变动这个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但鉴于我国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行为等，汇率制度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仍旧是不容忽视的。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可知，“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所以，首先，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组合和搭配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对于将我国外汇储备控制在适度规模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就汇率而言，中国政府应进一步促进汇率制度的改革。从长远看，货币当局应逐渐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适度增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以降低央行被动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同时也减轻因调节外汇储备而投放基础货币所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自和灵活性。再次，可以通过建立相关战略发展基金，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能源储备，以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及一定基础上的收益性。最后，加强对外汇储备管理的监管，努力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信息的透明度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参考文献：

[1] 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中文版）[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7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互利共赢；对外开放；内涵；经济体系

一、中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内涵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开放与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发展是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主题，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开放则是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是顺应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发展离不开开放作为前提，开放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支撑。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加主动地适应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和完善，从起初单纯的对外开放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互利共赢战略的不断演变，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可持续动力，使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处于良好的协调状态。

2、协调我国对外开放的收益与成本

我国经济在近30年来的较快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我国工业化开始的早，又是世界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资源环境破坏严重，随着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方面造成的损失也渐渐体现出来。

我国是人口大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的环节，附加值较低，产业链条较短，对外经济依存度较高，我们在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同时，也面临更多的经济风险。目前我国存在的有出口无产业、有产业无技术、有技术无产权、有增长无效益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要素在中国开放中获得的收益小而成本大。

3、对外开放实现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变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核心在于“互利”，目标是为了实现“共赢”。伴随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改革开放政策既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也要能够适应国内外经济变化的需求。开放初期，我国发展的绝大部分收益由外部要素获得，虽然可以更大范围内地进行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最优规模的效益，但由于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很高，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制约较大，往往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开放的新阶段决定了对外开放的新要求。随着整体产业水平的提高和投资竞争的加剧，一些跨国公司加快向中国转移新技术，这时应抓住机遇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外资结构，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从单纯强调数量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向质量与数量并重的开放型经济转变。

4、兼顾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

新世纪新阶段，中央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问题，同时也是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新挑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次重大调整。从经济方面来说，互利共赢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适应性开放阶段向战略性开放阶段实现顺利过渡。战略性对外开放着眼于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全局，从外向型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剖析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宏观外部环境，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整体利益考虑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在战略性开放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是强调单一领域的经济发展与开放业绩的提升，而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在对外关系中，更加强调开放的可持续性，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促成共同利益的实现，保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合作和发展。

二、中国实施互利共赢战略的主要特点

1、从单向开放到双向开放

以前说的开放，主要指的是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从十二大以来对外开放都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政策部分进行论述，主要内容是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强调的是如何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先进的经验、引进人才等等，主要是单向的由外向内的引进。十七大的报告不仅在经济部分深入论述了作为经济战略的对外开放，还首次在外交战略部分中提出了“开放战略”，这是对“对外开放”战略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说明开放已经从开始时的立足于为国内服务的对外开放，向为国内服务与国际服务相结合发展，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开放不再是单向的开放，而是双向的开放，使开放战略从国家发展战略延伸为国际战略，把开放战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并重

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收益，也同样隐藏着风险和危害。新形势下我国经融机构走向海外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对方，而是自己的能力、能量和发挥空间。开放和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制度建设和我们金融安全的关系，这取决于制度怎样建设与完善。因此面对国际市场，履行承诺的同时，也要逐步与国际规则和惯例相接轨，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开放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健全财务风险控制体系，建立规范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机制，从源头上控制金融风险，为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中国互利共赢的突出问题

1、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

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金融稳定的要求越来迫切，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存在着运转不灵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金融领域市场竞争在不断的扩大，但国家对金融资源仍有相当大的掌控权，国有垄断程度很高。经济改革的动力是金融体制改革，而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垄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国家垄断为主，破坏了竞争环境，浪费了生产资源，不仅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还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大量耗费了人民积累起来的财富。通过开放金融市场，打破垄断发展公平竞争，提高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水平和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

2、经济对外开放的失衡

互利共赢的发展最根本出发点就是发展经济利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在对外贸易上是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储蓄和投资的失衡，及投资和消费出现的不协调；外部不平衡体现在经济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储备本质上意味着拥有国际上可换取各种资产和资源的权利，而过多的的外汇储备却不利于国内货币经济的稳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中国银行业的内外开放也出现不协调，对内开放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单兵突进，易导致我国金融市场的失衡，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只有把握好经济贸易的内外平衡，协调好内外开放，通过良好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管来防范开放中的风险，才能降低金融风险，减轻对外贸易摩擦，使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协调发展。

3、国际区域经济参与的缺乏

中国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面临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压力，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区域经济合作迎来了又一次的发展浪潮，我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合作的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互补性与其它国家发展了经贸关系，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目前尚无一套清晰和立足于长远需要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战略和应对体制，总体上缺乏方向感和清晰的目标，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其次，我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在现有的关系框架下展开的，没有更多主动地去争取寻找新的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伙伴，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也因顾虑较多，没有积极主动地争取区域经济组织的主导权，导致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较低。

4、外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另外利用外资还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目前我国引进外资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却越来越弱，特别是在外资的使用效率上，缺乏有效的实施措施和监督机制，各地为了追求引资数量，不惜给予外商过度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不仅导致税源流失，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而且降低了国内企业的净产值和利润率，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我国虽大力引进外国技术，但整体上吸收不到西方的先进思维理念和核心技术，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也主要采取内部交易方式，技术溢出的外部效应微弱，我国渴望从跨国公司学习尖端先进技术的结果并不理想。

5、发展导向型政府管理体制需要改进

发展导向型政府管理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管理模式。以发展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往往容易导致地区恶性竞争，不但使外资外贸的开放效益下降，同时也使得中国与国际贸易伙伴产生经贸摩擦，不利于构建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环境，因此，需要对发展导向型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真正实现发展规划的导向作用，首先要不断的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对发展整体规划进行适当调整完善，以确保政府的规划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其次要设立相应的机构组织进行推进和督促，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建设政府导向型的科技进步新机制，加强对企业成为科技进步主体的宏观主导。

[参考文献]

[1]帕斯卡尔·拉米，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回答记者访问盛赞中国入世贡献巨大.2011

[2]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实力—以“新开放”看开放效益的评估方法【J】.国际经济评论，2005

第8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东亚 美国 汇率制度 资本流动 金融制度

一、东亚的金融现状

首先，从汇率制度来看，在金融危机前，东亚各国大多保持稳定的汇率政策，从泰国受到冲击开始，泰国、印尼、韩国、新加坡等爆发危机的国家在政府干预未果的情况下，纷纷与美元脱钩，放宽同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甚至放弃了对目标汇率的管理，实行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制度。危机过后，各国相继调整了原有的汇率制度，除中国、文莱和马来西亚外，东亚其他各国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样的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单边稳定汇率制度，这种脆弱的汇率机制使得地区合作承担道德风险，造成了地区汇率的不稳定。一国只求单边汇率稳定而不顾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往往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对周边国家的商品竞争力。受影响的国家很难区分货币贬值的国家是由于其国内宏观基本面的不稳定而导致的汇率调整还是出于损人利己的目的使货币贬值,就可能会单方面采取相同措施，来抵消对本国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地区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同时它们的汇率制实际上也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从表1东亚部分国家货币名义币值中美元所占的权重就可以表明。其中，权重最低的菲律宾比索也有77.9%，最高的印度尼西亚盾竟达142.3%。东亚实际钉住美元本位制具有一种偏离惯性。因为对这种事实上的钉住各国都没有作出真实承诺，这种没有承诺的事实上的汇率制度，一旦偏离钉住平价，就容易产生一种继续偏离的动力，加剧汇率的波动。因为这种没有承诺的美元制不像19世纪传统的金本位体制那样，承诺了一个长期的汇率平价。在金本位体制下，人们的汇率预期总是稳定的。东亚各国的金融体系脆弱，其货币容易受到外部投机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汇率偏高较大，公众的预期惯性就会加剧汇率的继续偏离，容易导致货币金融危机。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s of the Yen Block”, Kawai, M.(2002)

其次，从资本的流动来看，在经典的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在于跨时生产的比较优势(Obstfeld and Rogoff，1999)，取决于即期和未来消费偏好与两国实际利率的对比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利率，但缺乏资本和技术要素,国际资本应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收支账户看,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和资本账户的顺差,这样的资本流动才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和储备的流失。东亚金融危机说明了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和充足的储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货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大幅度贬值和整顿国内金融结构的条件下，收窄了汇率波幅(Baig,2001)以低估的汇率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稳定资本和外汇市场，吸引资本的回流，增加国际储备。除日本、中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经常项目都由危机前的赤字转为危机后的盈余。于是，东亚的资本流动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东亚国家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入国。但其输出的是追求相对安全的资本,而输入的是追求风险利润的资本。东亚主要是发展中的国家，这一资本流动格局,即由穷国承担储备责任，降低了全球福利，具有通货紧缩倾向。但由于东亚实际上依旧是美元区（东亚新兴经济体多与美元挂钩，而日本经济深受美国经济影响，因此东亚实际上依旧是美元区），美元区经济规模超过世界经济总规模的一半，而且是拉动世界经济与外贸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源,是维系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若打破这样的平衡，那么整个世界经济将陷于停滞，国际金融肯定会出现动荡。

最后，金融全球化对东亚经济提出了制度接轨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虽然东亚各经济体为了适应金融全球化的要求而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各种制度安排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特定制度安排的变革，将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反之，如果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变革的过程过于迟缓,或与该特定制度安排不相容，那么该制度安排的变革就会受阻、变形甚至完全失败。东亚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其结果是，不仅制度缺失，还出现了制度冲突。主要表现在：

1．金融自由化改革带来的正式制度层面的放松管制与微观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旧有因素产生矛盾。首先，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当局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力度大大削弱。东亚各经济体的政策当局在改革中仿效了发达国家放松管制的措施，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审慎监管机制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制度缺失造成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其次，虽然政府在正式制度层面放弃了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保护，但在非正式层面，由于政府与企业和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形成的互惠关系，人们仍然相信前者会对后者提供隐性担保。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再次，在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制度，从而难以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

2．政府对企业控制的放松与企业对政府保护的依赖促使企业通过借入外债盲目扩大规模，最终导致短期外债累积。以往东亚各经济体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债务包括对外债务，受到当局比较严格的管理，借入外债与扩大出口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企业的资金需求可不必再依赖于由政府控制、分配的对外债务，而改为通过举借短期外债资金的形式筹措，从而使国家对外债务与出口增长之间的连动关系出现了间隙，对外债务可以脱离出口创汇能力的限制而独自膨胀。同时，政府在非正式层面上对企业的保护，在新的环境下，不仅降低了后者的风险意识，而且使企业产生这样的幻觉：借入外债越多，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越会提供保护。企业的财务状况就这样趋于恶化，在微观层面上破坏了经济的稳定性。

3.僵化的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产生矛盾。东亚各经济体普遍采用实际汇率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这一制度很容易导致实际汇率偏离均衡水平，给经济带来危害。在资本大量流入，实际汇率上升，一方面抑制出口，增加经常账户赤字；另一方面又会给外汇市场带来贬值压力。东亚各经济体提高利率、维持汇率的努力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资本，形成恶性循环。这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二、东亚金融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首先，在汇率制度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成为“无体系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一种仍由美元充当关键货币、美国充当实际主导力量的垄断型市场体系，美元的稳定与否，是各国的国际储备稳定的关键，使得储备货币为美元的国家不能不受美国经济政策的左右。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不能不使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陷入汇率制度选择困境，无论它们选择何种汇率制度，要么难以长期维系，要么不符合本国经济的实际。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弊端就包含着美国的因素。

1. 东亚实际钉住美元制下，东亚各国与美国经济的不同步性使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提高。东亚各国（地区）单一钉住美元，把美元作为名义锚（nominal anchor）可以更好地稳定国内价格水平，但是，也基本选择了与美国保持一致的货币政策。

2．东亚实际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与东亚对外贸易模式和结构不协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海外产业转移，东亚地区形成了“从日本进口资金和资本品，向美国出口产品”特殊的“三角”对外贸易模式，也形成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东盟-中国”的“雁型”对外贸易结构。东亚各国（地区）相互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出口竞争关系，美元与日元的汇率变动，就直接影响到东亚各个国家（地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影响到出口贸易。“从日本进口资金和资本品，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对外贸易模式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即它要求日元兑美元保持长期、稳定的贬值态势，可事实上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经常出现频繁的、大幅度的波动。当日元对美元升值时，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实际有效汇率就会下降，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提高，出口增加；当日元贬值时，其他经济体的出口价格相对日本呈上升，出口竞争力减弱，引起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因此，日元兑美元汇率频繁的、大幅度的波动，必然导致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出现大幅振荡。

其次，在资本流动方面，从国际金融架构的角度观察，资本流动对于美国经济的意义日渐上升。美国民净储蓄在过去5年中不断下降，因储蓄不足,美国每年需要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约合每天吸引2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才能弥补巨额经常项目赤字),这就产生了巨大的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因此,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主要应该是减少支出、提高利率和税收,以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但是，这可能使家庭破产增加、投资疲弱，引发美经济衰退。考虑到当前经常项目收支的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只能运用加息为主的政策工具刺激国际资本的回流。支撑这一体系的关键角色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它们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使得国际资本得以回流到美国。其结果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美国外债不断积累。

第三，东亚金融的制度缺失和冲突虽然主要是出东亚国家的现实情况造成的，然而国际流资的流动攻击也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缺陷。对冲基金是目前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种国际投机资本的存在方式，它利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操作，对一国的汇市和股市产生巨大冲击，成为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威胁。其特点有：

1.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市场参与者资产负债表和有关金融市场风险特点及分布的透明度，使许多业务得不到真实的反映，金融管理部门也难以准确把握风险；

2．衍生金融工具随机性强，组合能力强，以及交易商的趋利动机，导致新的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3．衍生交易涉及面广、影响力强，一旦某个衍生交易失败，就有可能导致世界范围内多为诺骨牌效应，出现国际金融危机。

目前美国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它们调动巨额投机资本，先攻陷外汇市场，然后利用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内在联运性获取惊人的投机利润。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三、政策建议

首先，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积极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通过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防范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随着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显得日益重要。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开放经济下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在东亚各国守信、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开放大国实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财政政策能极大地改善合作国的福利函数,增加潜在福利收益,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果；而开放小国实施松的财政政策与适度的货币政策能提高合作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具有微观经济正效应。因此东亚各国在制定其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目前,东亚各国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定期进行磋商以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次，东亚中的后发展国家，或迟或早都要实施金融开放，这不仅是由于它能带来明确的收益以及各国间存在发展竞争关系，也是因为金融全球化作为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本身会不断提高管制和封闭的边际成本，降低其边际效率，最终成为政策当局的必然选择，但不可操之过急。

最后,在渐进式的金融开放同时，必须大力推进金融部门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其中微观层次即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制度变革应当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对稳健的金融运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今天，面对国外金融行业的激烈竞争，要想获得立足之地，一方面要鼓励金融创新，完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金融监管，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不给国际游资予可趁之机。

参考文献：

（1）江涌 《“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与美国的金融陷阱》 《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

（2）张伟伟、毕晓林 《刍议东亚面临的总体经济问题》 《学术交流》2005年第7期

（3）陈志昂、王义中 《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新重商主义――对东亚资本流动风险转换特征的解释》 《浙江学刊》 2005年第1期

（4）丁一兵 《金融全球化与东亚经济的制度困境》《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

第9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既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深化自身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更要配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下面，我就深化金融改革的“五个继续推动”谈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继续推动债券市场一体化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13年9月末，全国债券市场存量余额接近29万亿元，但债券市场不统一，发展不均衡问题仍较为突出。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需要通过推动债券市场一体化，发挥好“三大功能”。一是激发遴选金融创新功能。债券市场的统一，有利于更好发挥价格信号的需求表达和创新引领功能，既使同质同类金融需求通过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得以公平对待和高效满足；又使差别化、个性化金融创新脱颖而出，及时响应实体经济的特色金融需求。二是约束优化资产负债表功能。债券市场等的统一，将拓宽金融机构优化资产负债表的市场空间。监管标准和尺度的统一，将有效约束“进表”、“出表”等监管套利行为。市场统一透明，“千万双眼睛盯着你”，将倒逼金融机构提高资产负债表的均衡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引导改善资源配置功能。债券市场的统一，将使同质性需求的定价更趋一致，差异性需求的溢价更加合理，进而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中更具发展潜力和持续竞争力的领域。

二、继续推动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

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政策性金融是个重要抓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率高达51%，政策性金融债成本低、期限长，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具有很大优势。运用好这一优势，要坚持“三个导向”。一是熨平周期波动导向。加大对那些政府该干、商业性金融不愿干的基础性、长期性、公共性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实施国家战略、推动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导向。先导进入新技术开发、新产业培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快培育那些投资风险较大、商业性金融参与度较低的基础领域，为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创造前提条件。三是推动改善民生导向。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资金支持，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建设。

三、继续推动民间资本有序进入银行业

银监会一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目前，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民间资本占比已由2002年的11%和19%，提高到42%和54%，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已超过88%，还有46家非银机构由民间资本控股。为进一步回应社会呼声，将加强“两个引导”。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助推银行业改造。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放宽民间资本在处置城商行风险和高风险信用社中的持股比例；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适当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二是引导民间资本探索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按照三中全会“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精神，坚持“纯民资发起、自愿承担风险、承诺股东接受监管、实行有限牌照、订立生前遗嘱”等原则推进试点，探索合理、高效、可持续的治理与经营模式，为银行业改革注入新活力。

四、继续推动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三中全会专门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这不仅需要加强法律法规、支付清算体系、会计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应特别加强银行业信息系统建设，尽早做到“三个匹配”。一是与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相匹配。推广使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子钱包等高效率、低成本、广覆盖的服务方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高服务精准度、满意度，真正建立起“以人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二是与业务发展战略相匹配。要平衡好业务发展速度、复杂程度、管控难度与系统支撑能力之间的关系，防止信息系统“小马拉大车”，引发信息系统风险。还要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业务管理系统，把握发展主动权。三是与精细化管理转型进程相比配。将信息系统建设作为流程再造、管理提升、服务转型的驱动引擎，推动银行流程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决策能力、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另外，在金融领域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配套建好金融安全网。否则，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负外部性，将导致对优胜劣汰“投鼠忌器”，使得金融机构不仅“大而不能倒”，而且“小也不能倒”。

五、继续推动提升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

这些年来，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成效明显。截至2013年9月末，20家中资银行在海外5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近1100家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5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境内设立41家外资法人机构、92家外国银行分行、920家营业性机构，完善了我国银行业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重点推进“两个增强”。一是增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配套服务能力。支持中资银行合理布局境外网点，增强银行业统筹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的能力，帮助中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支持银行业利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为全面深化银行业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二是增强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的顶层设计。研究新形势下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总体政策框架，努力打造银行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利用G20、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平台，积极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监管新标准，同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推动我国银行业持续安全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