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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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环；企业统计；改革

前 言

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企业统计改革主要体现为：一是统计观念的改革，着重体现统计对象、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充分反映出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和如何统计”等问题。二是统计制度的和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三是统计理论的改革，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正文

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以高科技创新并由此带动信息技术革命，促成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改革型的经济。

一、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挑战

新经济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改革化的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改革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要在统计观念、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统计理论上实现改革。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的改革

（一）统计观念的改革

新经济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观念变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统计观念的束缚，以新的理念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统计观。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统计服务对象的改革

进入市场经济，随着政企的进一步分开，企业已逐渐地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行为已不再是听命于政府的指令，已经具备了独立性和主体利益追逐性。因此，企业统计目标也适应其变化，逐步形成全方位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内外部信息的独立的统计目标，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则是企业本身。企业统计不应再隶属于政府，从而使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由于在企业内官方统计与企业统计尚未截然分离为两种独立统计，其主体未能彻底分开，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官方统计依然依靠企业统计报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从而形成了在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并存。这种并存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初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经济下，这种并存则表现出统计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机制的转换，其表现为统计主体行为方式不确定性，并导致部分统计信息的失真，从而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新经济下，由于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的统计主体不同和统计目标的不同，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作为官方统计行为，在搜集企业信息时，应尽快摆脱对企业报表的依赖，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统计力量以及依靠民间的统计机构力量，采用适当的调查方式和科学的估算方法，以获取客观真实的统计信息，其统计行为直接对政府负责。并能从根本上抑制虚假统计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统计质量。作为企业统计行为，应摆脱官方统计的束缚，尽快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统计行为方式，其统计行为只对本企业负责，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具体包括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合作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2、企业统计内容的改革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放眼于整个市场，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企业外部环境统计。而新经济要求将企业将外部环境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对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资源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以及体制环境等信息加以分析和考核，不仅对环境的现状进行了解，还要针对环境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和判断。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是复杂多变不可抗拒的因素，这些要素有的是确定的，带有规律性；有的是偶然的，带有随机性；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硬环境，可以定量分析，有的是软环境，不可定量分析。新经济使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统一市场。高科技下的信息化、网络化及知识经济又使全球性市场格局日新月异、竞争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要求企业统计以新的理念扩大视野、放宽口径，以大统计、大信息量为宗旨，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外部环境统计，形成全面有效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内部信息内容也面临着变革。除了传统的成果统计、条件统计、存量与流量统计以及投入产出统计等内容外，应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信息特征。如反映高科技含量的设备科技水准统计、产品升级换代周期统计等；反映知识经济的人才创造力统计、无形资产统计等；反映信息化、网络化的企业虚拟运作统计、电子商务统计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企业凝聚力统计、企业文化统计以及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力统计、资金增值力统计、企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统计、环境成本统计、企业创新能力统计等等。

3、企业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

如何进行企业统计呢？传统的企业统计分析方法以描述统计为主，调查方法基本采用全面调查，极少采用推断统计方法。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应体现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实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统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统计的过程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三大环节连接的过程，是与广泛的经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因此，企业统计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分析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改革。

（1） 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由于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企业要想及时捕捉各种有效信息，仅仅依靠全面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应该更多地采用非全面调查。因此，企业应建立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在采集企业内部信息时，凡是没必要采用全面调查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调查的，均宜采用抽样调查，在采集企业外部初级信息时必须完全采用抽样调查。

转贴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对信息的记录、保存和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方式已由传统的纸载逐步转变为磁载和光载，使企业能够建立大容量的数据库。二是网上信息交流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信息交流渠道。企业统计调查作为经济信息的收集过程，必将受到这种高科技所带来的影响。调查手段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如开发功能性强的互联网调查方案，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网络来进行。建立统计调查网络平台，在系统内进行高效的统计数据信息传输，在系统外能与社会网络有效对接。

（2）企业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统计分析方法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传统的以描述统计和静态分析方法为主的统计模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应该增加现代统计预测方法、决策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加强企业统计的推断能力和动态分析能力。

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健全的电脑网络系统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使统计分析工作与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三大环节同步进行，从而大大缩短统计工作链，极大提高统计效率。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统计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如SPPS、SAS、EVIEW、STATICA等）可以充分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为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优质服务。

（3）统计整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企业统计加工整理是将采集的信息分门别类地设置统计台帐并加以汇总，其工作过程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给统计整理手段带来巨大的变革，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实现统计信息加工整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在高频率、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统计要想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其信息的需求，除了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调查外，还必须进行快速、科学、有效的统计加工和整理。因此，我们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统计加工整理相结合，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以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基本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

4、统计信息源的改革

由于我国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统计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服务的良好机制，企业统计单兵作战，造成了很多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的企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统计机构来获得，企业内部统计机构主要完成内部信息的采集。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外部信息采集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企业内部统计机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无能为力了。因此，在加强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充分开辟其它的信息源，充分利用统计市场的资源，比如利用民间的调查公司、利用高校的统计力量、利用政府的调查机构，同时还要积极收集各种渠道的二手数据，充分扩展信息渠道，使企业统计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发挥巨大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统计网络平台，实现统计调查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信息调查网页，使统计在线调查日常化，便于企业能够随时掌握一些常用的信息。

统计观念改革实质就是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这三个基本观念的改革，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观念也必将随之不断的改革，逐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二）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新经济不仅促使人们的统计观念变革，同时也对统计制度、统计体制改革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新经济要求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以解放统计生产力、适应现代化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现代化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全面满足现代化企业统计的需要。

1、企业统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改革历程来看，明显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多数企业统计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把企业统计只理解为统计报表制度下的企业统计，对现代企业统计的职能缺少充分的认识。即使有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现实统计制度的束缚，未能使企业统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现实的统计制度是两种统计行为并存，即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并行于企业中，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现行的企业统计制度使企业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统计模式属于报告式统计，以满足官方统计报表为主，对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不足。因此，企业管理者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漠视企业统计，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统计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报表上报任务，将其视作工作中的负担。因此，以应付的心态对待企业统计，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二是过分“重视”企业统计，由于企业统计是上报数据，企业领导特别是国企领导将统计数据视作政绩，以权定数、虚报瞒报，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内部的两种统计行为并存的统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统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使官方统计数据真实程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自身统计工作受到干扰。因此，现代企业统计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我需要的信息型统计。而政府在搜集微观统计信息时，对待大型企业宜采用垂直在地统计方式，对待中小企业则利用民间独立统计机构，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统计信息。这样，既能较为有效地保证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企业统计从统计报表制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行企业统计体制在较大的程度上还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对企业实行统计工作方面的领导职能。

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政府无权干预。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三）统计理论改革

传统的统计理论以统计指标为主，忽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统计分析理论停留在统计指标的结论性的总结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推断分析，量化分析停留在较低处理层次。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改革应该以统计理论改革为先行，为统计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改革意识的高素质统计队伍

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现代化企业统计人员应具备基本素质是：

1、具有现代统计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知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

3、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并熟悉国际统计惯例。

5、具有现代统计改革意识。

6、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变革与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逢谷，陈惠琴，胡清友. 企业统计学[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2、柳杰民等. 市场经济下企业统计改革的探讨[J]. 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3期.

第2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一、努力克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积极应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近两年，国家为遏制投资过热，采取了紧缩银根、控制土地、加大“五小”治理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使我旗刚刚起步的工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乌斯太火电厂项目中途停工、一批铁合金、焦化项目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全旗三分之二的煤矿停产整顿，还有一大批项目因达不到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求而无法建设。因此，如何应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认为应对办法是八个字“区别对待，灵活掌握”：一方面要逐步提高新上项目“门槛”，今后凡投资规模低于3000万元、不符合国家环境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原则上不予立项，要积极引进一批资源利用率高、环境污染小、财政贡献大的大项目在我旗投资建设，逐步提高我旗的产业整体质量与水平，努力培育一批效益好、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对一些规模小、效益好、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对地方财政贡献大、能解决就业、能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项目，政府要采取保护措施，适当给予其生存发展的空间，使其逐步发展壮大，就是我们要“抓大但也不能放小”。

（二）着力解决地区产业趋同、竞争加剧问题。我旗与临近旗市同处一个经济发展区域，资源条件、经济类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相似，这就存在一个争资源、争市场、争项目的问题。在这种竞争中，如果我们与临近旗市比资源富集、比区位优势、比基础设施条件，我们没有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发挥比较优势，突出特色，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具体讲，就在产业发展上，要实施“三产联动”战略，发挥我旗旅游资源丰富独特、有发展口岸经济条件等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口岸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发挥我旗煤盐、风光等工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煤盐化工产业和风电、光电产业；发挥我旗地广人稀、农牧业人口少、光照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温棚种植业、舍饲养殖业、沙草产业，实现三产互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尽快解决后备资源不足问题。从本次临近旗市考察调研情况来，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灵武等地区快速发展的动力在于富集的资源，支撑在于有一些国家级、自治区级的大项目。相互比较，我旗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后备资源严重不足，面临现有企业和新上项目资源供给缺口日益加大的尴尬境况。如果后备资源问题不能尽快解决，这将直接影响到后续项目建设和“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全面完成。解决的办法，我认为有三条：一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努力上一批资源深加工项目，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改变“挖资源、卖资源”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逐步走出一条切合我旗实际、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形势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一批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经济效益差的项目，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研发一批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大力发展风电、光电等有丰富资源保障、发展潜力大的新型产业，同时积极引进一批农畜产品加工等轻工业项目，形成各产业梯度推进、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三是加大地勘投入。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投入、/！/积极争取上级投资、鼓励商业性地勘、拍卖探矿权采矿权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全旗重点资源区的地质勘查工作力度，为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寻找新的、更大的后备资源保障，促进全旗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逐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的现状。基础设施条件是衡量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好坏的一项重要条件。从此次临近旗市考察调研来看，各地都非常重视当地投资环境建设，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肯下大“本钱”，这也就应了那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我旗在这方面明显滞后于人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不光是资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规划、突出重点，不能“撒胡椒面”。我们要借鉴乌斯太开发区和东胜铁西新区的开发模式，举全旗之力选择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具备大项目投资建设条件的地方再开发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园区，资金问题可借鉴东胜铁西新区的“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建设模式，只有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生产要素集中使用，才能在短时间创造出奇迹（这个建议仅供大家讨论、参考）。

二、着力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一）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目前，煤化工产业和盐化工产业是我旗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完全具备了优化升级、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条件。从企业讲，企业素质普遍较高，初步形成大中小梯度递进格局，特别是庆华集团、中盐集团、太西煤集团等大企业集团的核心作用日益显现；从资源讲，煤炭、盐硝资源是我旗优势资源，储量大、品质好、分布广，加之策克口岸的开通和临策铁路的建设为解决产业后备资源不足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从产业链讲，目前已初步形成煤—洗煤—焦炭—电石，盐—纯碱—氯碱—金属钠，日晒硝—元明粉—硫化碱—苯甲醚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并在不断延伸、拉长；从后续项目讲，“十一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中盐40万吨PVC、庆华100万吨煤转油、庆华50万吨甲醇、庆华300万吨重介洗煤、兰太60万吨纯碱扩建等煤化工、盐化工重大项目53个，占规划工业项目总数的56％；预计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新增产值约230亿元，占规划工业项目总产值的70％。因此，煤化工业和盐化工业是“十一五”期间我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支撑，也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将煤化工、盐化工产业作为全旗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努力排除困难，创造条件，力促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效益。

（二）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众所周知，我旗具有得天独厚的风电、光电资源，据专家测算，全区50米高度可开发利用风能资源为20．02亿千瓦，而我们阿盟就占到了1．22亿千瓦约61％；加之我旗具有地广人稀、网电条件好、临近宁夏和甘肃电网等优越的建设风电厂条件，得到众多国内外风电企业垂青。目前，宁夏天净贺兰山风力发电

第3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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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平，王曦. 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分析与汇率制度的宏观效率 [J]． 经济研究, 2002，(6).

第4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经济改革快速推进

海外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在过去一年出台的具体经济改革措施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增速放缓，但经济结构调整获取进展，逐步摆脱GDP崇拜，经济显现平衡迹象。 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

经济改革措施频出，尤以财税体制改革为要。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葛艺豪梳理了中国出台的具体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将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公布放松所有药品价格管制的计划，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开通“沪港通”实现资本账目开放，出台存款保险条例草案，等等。

葛艺豪认为，在这些改革措施中，一项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措施，是去年年中出台的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重新明确地方政府定位：从单纯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这是近20年来中国对税收和政府支出体系的重大调整。

逐步摆脱GDP崇拜，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约翰・黄认为，从中国经济改革的举措看，决策者希望对中国真实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有一个平衡的认知，而不会被GDP数字的增加过度误导。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增长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不仅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也大有裨益。

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经济最显著的表象是增速放缓，有部分智库专家担心中国会更关注于增长而不是改革。但葛艺豪认为，中国不会接受结构性调整带来周期性衰退的说法，中国政府对长期结构调整的目标很坚决，下定决心革除经济中的无效率成分并遏制负债的高累积。中国政府的去杠杆化手段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它基于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非对手的信念。

两场有关中国的争论

除研判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挑战，海外智库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判断还出现了两场争论：“国家资本主义”之争和“中国世纪”之争。

一场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新书《民进国退》引发的中国是否是“国家资本主义”之议题。拉迪认为，中国在1978年后非凡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30年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私营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泉。这等于认可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直接挑战了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

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史剑道认为，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仍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就是例证。而且，国营部门效率低下并不能说明其重要性退居其次。

第5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时间: 2003-4-18  作者:李景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逐渐地被提上日程,并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进展得快一些,最好能走在经济改革的前面,至少也能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 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P>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第6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长期以来，围绕探究“中国奇迹”之谜，国内外理论界已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国模式”的提出及解读，使得这场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实场景下的大讨论持续升温进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与保罗•伯克特指出，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范式[1]。尽管就“中国模式”具体内涵的解读离不开对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历史文化特征的全面考察，但围绕中国经济对“中国模式”进行集中探讨，似乎能够将“中国模式”的解读更直观地带入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场景中。从这一点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及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应当看到的是，三十余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事实已经能够充分地说明“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客观存在性是基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之上的巨大成就。在通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道路上，面对来自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模式（莱茵河模式）、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模式和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等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从而使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得失经验总结和在对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清晰、呈体系化的、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框架。它不仅是对前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绩效的理论总结，也是指引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灯塔。

尽管成就斐然，“中国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亦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和缺陷曾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表象所掩盖，从而长期隐藏在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中并逐步发展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转型的强大阻力。在反思“中国模式”存在的具体问题与缺陷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的粗放式特征和低技术创新能力已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耗巨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意味着产出水平的低质低效，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使得中国在后危机与低碳经济时代承担着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吴敬琏指出，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正逐渐减弱，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应对传统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技术创新滞后以及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等问题。尽管政府主导下的海量资源投入与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是“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然而，在强政府、“巨型国企”与粗放式生产投资营造的高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的高负债、高库存与高杠杆化，以及“投资饥渴症”下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萧功秦认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现有结构关系与体制环境下，“中国模式”面临着腐败、国富民贫、国企病、两极分化与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许小年基于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重关系出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投资驱动过度依赖的基础上，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在消费与投资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面临结构性衰退的风险。进一步地，作为将“中国模式”发挥至极的一项经济政策，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投资”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高峰期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但在前一阶段的生产尚未被消费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的产能过剩状态下，继续用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只能使宏观经济进一步偏离供求均衡的轨道。随着“四万亿投资”的短期效应逐渐减弱，如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增速回落与结构调整中努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消极后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强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开放与海量投资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实践特征，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图1反映了自1984年中国启动至今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在30年间一直呈爬坡式上涨态势，而是在三大增长区间（1984—1988年；1992—1997年；2002—2011年）后分别出现了三次明显的经济下滑（1989—1990年；1998—1999年；2012年至今）。与前两次周期性的经济下滑所不同的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则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从表1中可以看到，强政府在推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政治示威作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充分利用相对利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挥政府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在经历前两次的短期下滑后受益于“中国模式”的“反危机”和“促增长”政策迅速企稳上涨的重要原因。然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则突出地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具体表现为：粗放型的投资驱动模式使传统工业部门在“转型难”的同时又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导致相关市场领域存在泡沫化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出口拉动的乏力；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长期赖以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化改革全面进入存量调整的深水区时，以往在体制打球式的“、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传统体制及其既得利益的强大藩篱已使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愈发凸显。毫无疑问，当经济增长与现有体制、既得利益、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日趋呈现出紧张的矛盾冲突时；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益衰竭而新生动力尚未发育成熟时，仍然在战略思维与政策安排上沿袭套用“中国模式”的四万亿元投资救市方案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弊病。这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以往两次增速出现短期下滑现象的实质性差异。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化改革与全面转型是由“中国模式”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倒逼而生，而后者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基本诱因；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部影响因素，全球金融危机起到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催化作用。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正视“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缺陷，使“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从容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这将是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

二、“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背景、意义与内涵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使全球经济逐渐步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过渡的时代，鉴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与增长态势的持续低迷，转型业已成为各个国家寻找新增长点以谋求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向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转型，以及传统的高碳经济向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在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下就未来改革、转型与发展议程的两条主线。与此同时，在全球两大转型潮流的带动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为抑制金融泡沫与促进经济复苏出现了“再工业化”与“再制造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浪潮在全球经济回归实体化的过程中为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基础。实际上，全球经济的转型浪潮是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与结构失衡的一次积极回应。面对同样的问题，转型也将是“新常态”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然而，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种转型不应再局限于具体领域或层面，而是应基于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把转型扩展到一个国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整体化变迁的宏观视域，即“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这种改革与发展总体模式上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经济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产业、能源、收入分配等具体结构和领域的全面升级优化。

“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模式”的一次积极扬弃。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亘古不变的模式，而模式的僵滞和定型化只能因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最终走向失败———“苏联模式”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从曾经的“华盛顿共识”到如今的“后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政策观与具体政策框架的演化变迁也清晰地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及其所倡导的市场化模式越来越能着眼于转轨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8]。因此，就任何模式的本身而言，它是固定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取得当今的成就，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够务实、积极且不失时宜地践行着体制改革的试错、探索与创新，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这种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模式”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无疑从实质上使“中国模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三十余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的矛盾已使中国经济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增速减缓、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传统动力日趋式微的“中国式”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发劣势”等普遍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通病”的挑战。在旧有模式逐渐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才能在整体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程的同时逐步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问题并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瓶颈。因此，“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议题，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模式”在全球经济转型浪潮中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围绕前期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得失经验，就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集中回应。应当看到的是，建立在依靠强势政府推动下的海量投资和对资源环境过度依赖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不仅野蛮，而且不可持续。“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应当基于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场景，直接面对并处理“新常态”呈现给中国经济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模式的积极调整，“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与微观层面上强调的转型升级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集中围绕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宏观视域，以寻求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为目的，以培育创新型增长驱动机制为着力点，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理念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推动中国经济从追求高速度与总量繁荣向强调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效益提升的方向发展。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在结构失衡与改革动力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往建立在逆周期调控理论基础之上的、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在应对经济“新常态”问题时的局限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的、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更要认识到为保障经济增速不与改革进程脱节，而为未来持续的改革提供空间并创造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作为一场“转型+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寻求未来改革出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面向中国未来“小康社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一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地，作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既是对“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化，更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一）从政府供给主导型到社会需求诱致型：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的转变依靠政府力量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各种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强政府”模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模式”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延续着由制度供给驱动的、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层级扩散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这种由强势政府主导的、以制度供给方式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反映了在政府控制改革进程与提供具体政策安排时特定的行为方式与利益诉求。政府以“制度企业家”的身份直接介入到制度创新活动实则反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通过学习和模仿寻求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部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能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规则改变与社会增益的激励相容，也可能因政府与社会成员对规则理解的不一致而减损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福利。在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浅水区”时，增量改革带来的经济增益与决策层的政治收益之间所形成的激励相容使得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产生了十分丰厚的、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改革红利。然而，当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进入到“深水区”时，结构调整与存量改革势必会触及现存体制框架内的核心制度安排及相关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地，当现有体制和既得利益无法满足对现存利益结构重新分配与深度调整的改革需要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往往会陷入重重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既存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决定了社会民众尽管具有反映制度需求的意愿，却匮乏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满足其制度需求的能力。长期以来，因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不充分或明显滞后于社会成员的制度需求而引致的制度供求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范围内各种利益冲突的持续激化，促使改革经常以问题倒逼的方式开启或延续。显然，这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驱动机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动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同强调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政府退出”一样，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日趋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对制度供给的主导作用应逐渐弱化，而平行于这一过程的则是社会民众的制度需求对制度创新作用的持续增强，活跃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和组织应当逐渐发育成为推动制度创新与改革进程的主导力量。作为“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亟需通过转变强势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驱动机制，在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长期存在的改革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要求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自我约束。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善治政府”意味着，政府行为与来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应适时退出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中央政府顶层的制度设计能够更好地激发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活动，而不是用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去取代其他社会主体从事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社会民众在市场活动中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充分挖掘来自民间与基层的改革动力，并通过互惠性的制度创新活动促使社会民众广泛参与具体政策制定与出台的讨论和听证过程，以期逐步提高社会民众表达制度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前者相对于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议价水平。毫无疑问，这些将是在“新常态”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的具体途径。

（二）从“循序渐进”到“平行推进”：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的转变作为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战略选择与具体方式，理论界曾围绕不同转轨国家的改革成本和绩效就“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改革与转轨方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作为渐进主义改革与转轨的范例，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被理解为在原有体制框架内以“试验推广”或“窗口示范”的方式推行增量改革，而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中央政府对改革目标与改革方式的可操控性。樊纲指出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充分利用体制外部增量部分经济增益的“示范效应”推动体制内存量领域的改革，从而减少了市场化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尽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渐进式改革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这种改革战略和改革方式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实践特征和主要成功经验。然而，考虑到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更容易形成对“双轨制”的长期路径依赖④[16]，以及在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大量“未偿费用”⑤[17]或制度遗留因素的积累所引发的结构失衡问题，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已然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被无限放大。以往“中国模式”的渐进式改革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先易后难、逐个击破”的“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对经济体制机制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容易因具体改革领域的“各自为政”进而引致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在相关性改革领域中出现的改革超前与改革滞后并存，以及因某一领域的改革瓶颈引发的整体改革进程的“原地等待”[18]。“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改革需要我们适时转变以往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思维，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全面促进各项领域的深化改革。“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强调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体制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各项领域间改革进度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鉴于民生建设的完善是释放个人消费潜力的重要前提，针对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应当与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相互平行；而考虑到国企上市所依赖的融资和信贷环境，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应当与国企改革协调兼顾。与“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在具体操作环节上强调顺序相比，“平行推进”式的改革基于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在改革路径与宏观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改革总体进程的协调性。因此，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推动各项领域的积极改革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突破以往渐进式改革长期遗留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避免改革总体进程出现“原地等待”的有效途径。

（三）从单一性的总量经济向包容性的质量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和理论界持续探讨的焦点问题，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结构失衡以及增长动力相对匮乏的“新常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求在稳定增速中挤掉以往在粗放型增长与结构畸形下增长的GDP泡沫，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结构调整中探寻新增长点并培育创新型增长动力，通过经济增长中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自觉、有序地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再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对创新型动力机制的探寻与培育中使经济增长从以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第一要务，向以提高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总体幸福感，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转变。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变化不仅是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方式转变，也蕴含着从以“GDP主义”为核心的单一性增长理念向更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转变[19]。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脚点在于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革新。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对具有技术创新特征并彰显人力资本质量积累与提升的新兴产业及相关的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具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从而带动产业组织形式向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鉴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使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要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以往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向具有集约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这意味着，一方面，具有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特征和低碳循环理念的绿色产业将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要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共同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来寻找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以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途径。

第7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自苏联时期，农业就是其国家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在苏联解体之后，农业仍然是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虽然说俄罗斯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大，但是其生产的农产品，连本国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苏共中央曾经在1988年随着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从以下两方面实施了改革：其一，在对“全民土地所有”制度保持的基础上，对租赁生产责任制度实施改革；其二，对农业综合管理体制实施微小的调整。但是却因为其执行力不够，并且农村村干部在苏联体制作风长期影响之下，过于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其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导致苏联农业经济没有因为改革而摆脱困境。面对这一问题，俄罗斯改革者一直在对政府进行督促，使其对政策进行改革，对农业私有化进行鼓励，从而对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俄罗斯农业经济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改革国有垄断，实施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首先就是对农用土地制度实施的改革，其改革思路为：把土地直接转移到农民的手中，从而形成新农场主阶级，对新型农业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俄罗斯政府在1991年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法令，对土地制度实施改革。到1998年，终于建立起了以私有和集体所有为主，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俄罗斯终于对“耕者有其田”进行了真正的实现。同时其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服务企业以及粮食制品企业均实施了私有制和股份化改造。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农业用地流转法》以及《土地规划法》修改草案，对农用地权的办理、占用以及处分等相关程序实施了简化，从而为土地、林业的股份转让、利用等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2.废除农工综合体计划管理体制，实施市场体制在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中，其农业的大而公、公而好的思维意识及其计划管理体制，对农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在俄罗斯实施了土地私有制，并对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实施了改组之后，其家庭农户以及合作制、股份制，构成俄罗斯农业的多元混合经济，同时俄罗斯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向了市场体制。国家对农业不再继续下发生产以及粮食订购计划，同时放开农产品的全部物价。在原则上，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依照市场价进行，取消了收购价格补贴。并采取各种方法打破了地方分割以及农业加工经营垄断，从而建立了俄罗斯统一的食品市场以及食品发展基金。

3.加大对国家农业发展支持体系的建立俄罗斯在发展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振兴农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其中包括《2001—2010年俄罗斯联邦农业食品政策基本方针》、《俄罗斯联邦农村可持续发展构想（草案）》等，这些法规法令的制定，对俄罗斯的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俄罗斯不但对农业体制改革积极提供财税、法律、科技以及人才等基本保障，同时也制定了农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另外还建立了国家扶持农业生产者综合机制。首先，加强了农业财政支持力度，通过推动执行农村社会发展专项纲要，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优惠税收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其次，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投资的增长，对农业立法进行不断的完善，大力改善了农业投资环境。第三，加快农业债务重组，制定农业土地抵押法、地籍薄法、土地评估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实施推广有担保的土地继承租赁经营，有效地保障了承租人的合法权益。俄罗斯也非常重视对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其中包括运输、休闲、娱乐以及文化等，以此提高农业就业率，并不断完善了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和工程设施，逐渐加大了对农村居民点的资金支持。另外，通过一些关税政策以及加入WTO谈判农业补贴要求，对国内农业生产者的合理利益进行保护。通过税收以及信贷政策，对消费国产粮食实施鼓励。在加入WTO谈判方面，始终坚持对农业年补贴额从一开始的162亿美元，逐渐递减到129亿美元，并对电力、油、水以及气等垄断行业始终保持低价以及给予信贷优惠，以此巩固农工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俄罗斯农业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1.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也必须要和工业、第三产业占有共同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管是政策、资金，还是科技研发力量等均应该逐渐向农业发展倾斜，以此对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促进农业和工业发展相互协调，融为一体，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2.建立现代市场农业的基础是明确土地所有权关系民以食为天，土地就是农民的生命。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明确，是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那么不但会导致土地资源掠夺性利用的产生，也会导致土地资源出现闲置和浪费，总之对于现代市场农业的发展均非常不利。俄罗斯土地私有法及流通法，在经历了数年才最终出台的历程可以看出，农业土地关系的改革不是一件小事，会面对非常大的阻力。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和工厂建设不断吞食农民的土地，导致“三无”人员众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国家必须对土地所有权关系进行明确。

3.进一步落实农业经济政策体制建设政府管理制度、措施以及规定的完善，各级政府职责的明确以及各项农业规章制度的规范执行，都将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在与其基本制度相适应的环境下，必须要求农业经济政策体制建设进一步地落实。

第8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冷战时期，朝鲜得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帮助，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朝鲜的经济发达程度在亚洲可排在前几名。但进入80年代后，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举步维艰，对外援助减少，朝鲜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工业设备以及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外来经济援助急剧减少，朝鲜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1995年。朝鲜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幸得国际援助才渡过难关。但此后，粮食短缺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每年仍需要国际社会大量的粮食援助。

朝鲜国土面积仅约12万平方公里，山高谷深，耕地较少，加之气候寒冷，粮食自给原本就很困难。多年来，朝鲜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不足，耕作方_式落后，夏季又常遇水患，粮食生产便更显得不足。世界上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很多，通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即可解决。但朝鲜可供出口的产品不多，每年出口额不足20亿美元。除粮食外，石油和许多机械设备也必须依赖进口’用去大部分外汇。多年来，朝鲜每年的进目额均超过出口额，因而积累了不少的外债。

事实上，朝鲜也一直在探索发展经济的途径。一般认为，朝鲜经济问题虽然严峻，但并不复杂。朝鲜人口仅约2400万，却维持着一支120万人的军队，可排在世界第五位。军事开支过大，占用了民用投资和消费所需耍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技术力量。但朝鲜认为，其地缘环境恶劣，必须以军事为先，只有安全得到保障，才能安心发展经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也正因如此-，朝鲜才不顾一切地发展核打击力量，旨在通过核威慑，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问题。但朝鲜的这一做法又招致联合国的制裁，对本已困难重重的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多年来，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俄、韩、日等国与朝鲜之间反复折冲，至今仍未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面，朝鲜还是尝试着做了许多工作。2001年，委员长访华，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曾赞叹“开天辟地”。2002年，朝鲜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管理改善措施”，核心内容是分步缩减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实施企业独立核算制度，对劳动者实行激励机制，允许个人在“农民市场”上出售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允许部分个人从事种植和养殖业，以提高农业产量。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下，朝鲜出现了一些很活跃的“综合市场”，个体经济也发展起来。但随后，朝鲜又担心自由市场将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黄色因素”的泛滥，因而从2005年开始，经济改革的步伐减慢下来。去年12月，朝鲜还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货币改革，旨在限制自由市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但这一举措致使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市场顿时冷清，民众极为不满。不过，据西方媒体报道，从今年6月份开始，朝鲜的自由市场开始出现复苏迹象，目前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过了货币改革之前。据称，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的“彩霞市场”，是目前朝鲜最繁荣的―个市场，其规模足以同中国国内中等规模的集贸市场粗比。市场上不仅有中国产的各种日用品。也有韩国产的服装、电饭煲、手机和电视机等。许多迹象表明，朝鲜政府对自由市场的政策再度放宽了。

今年8月底，委员长访问中国东北，进行经济考察。主席与委员长在长春进行了会谈。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处都焕发着生机”，“朝鲜将强化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交流合作，努力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9月2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9篇：经济改革的措施范文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