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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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承认规则 基础规范 法律体系

作者简介：朱伟达，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在《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一书中，哈特（H.L.A.Hart）构建了一种描述性（descriptive）和一般性（general）的法律理论（legal theory）， 这种法律理论将法律（Law）或者说法律体系（Legal System） 的核心（centre）领域 描述为是由初级规则（primary rules）和次级规则（secondary rules）相结合而成的规则体系。初级规则是指科以义务的规则，例如刑法中禁止杀人的规则；次级规则则是指授予权利的规则，例如授予议会修改法律的权利的规则。 次级规则由三种规则组成：承认规则（rules of recognition）、改变规则（rules of changes）和裁判规则（rules of adjudication），分别是为了弥补初级规则的三个缺陷：不确定性（uncertainty）、僵化性（static）、社会压力的无效性（inefficiency）。 其中，承认规则与凯尔森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有些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承认规则因其重要性可以被称为哈特所描述的法律的基石 。接下来，笔者试图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承认规则，以期对其有较为全面的阐释。

一、承认规则的本质

承认规则的本质问题实质上是关于承认规则是什么的问题。在书中，哈特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是，承认规则从内部视角（internal points of view）来看是一项规则（rule），因为它提供了识别初级规范的标准，从外部视角（external points of view） 来看是一个事实（fact），因为此时它表现为接受并适用这种标准的活动。 因此，承认规则具有事实和规则两个面向。但是这两个面向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答案是，哈特所言之“规则（rule）”有其特殊的本质，即实践性（practice），因而哈特称其为规则的实践理论（the practice theory of rules）。 具体来说，规则是一项被接受（acceptance）并遵循（follow）的实践，这种实践会因着采用不同的视角进行描述、解释或阐明而展现不同的面向。因而，承认规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初级规则予以承认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接受并应用识别标准的实践。对于这种实践，如果从内外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即规则和事实面向。综上，承认规则的本质是实践，事实和规则两个面向都包含在这一本质中。承认规则的实践性还与其开放性存在联系，下面就分析下承认规则的开放性。

二、承认规则的开放性

承认规则的开放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是开放的，二是向什么开放。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首先，从法律的开放性入手。法律的开放性是指存在需要法庭或者官员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相对抗的利益予以平衡的行为领域。 法律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是一种规则，因此法律的开放性就是法律规则的开放性，而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的一种也就秉承了开放性。其次，可以从规则的实践性入手。前文已经论述而来法律规则的实践性，也论述了承认规则的实践性。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和人类理智的有限性， 使得人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进而事先做全面的安排和规制。即使预见了，所使用的语言的局限性也会使将来对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不确定性，这也就给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所以实践本身就意味着开放性，法律的实践也就存在开放性。由此，承认规则便具有了开放性。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承认规则开放的对象是道德、政治等非法律领域，书中着墨最多的是承认规则向道德的开放性，主要出现在哈特对法律与道德（moral）之关系 的论述中。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两个命题是分离的，但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的主要表现是一些法律规则源于道德规则 以及可以用道德来评判法律 。因而在识别什么规则是初级规则实践中就可能会受到道德的影响。承认规则开放性的极端便是自身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前法律社会（pre-legal form of social structure）”或者说“简单的法律体系（simple system）”中，此时只存在初级规则。 当然也存在着很难确定承认规则是否存在或者存在什么样的承认规则的情况，例如国家处于革命、敌占或者失控状态。

三、承认规则的效力

承认规则的效力（validity）问题也与其本质息息相关。前面已经解释了承认规则的本质是实践。作为一项实践，也就不存在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只有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 说一项实践是有效的或者无效的是没有意义的，它一旦存在，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四、承认规则与原则

在正文中哈特并未提及原则（principles），只是在后记中，为了回应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批评，他才对原则问题进行了解释，主要是回答承认规则能否识别原则的问题。首先，哈特阐述了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他认为规则与原则的区别只是程度上（degree）的区别，并无德沃金所言之实质上的区别，即依此所得出的结论的确定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他将规则称之为“near-conclusive rules”，将原则称为“non-conclusive principles”。 进而，哈特认为承认规则可以识别原则。哈特解释道，原则不仅可以而且也必须（necessary）从系谱（pedigree）上来识别， 而不是像德沃金所言，需要通过对内容（content）通过诠释性的检验标准（interpretive test）来识别。 因为即使在适用诠释性检验标准之前也必须先确定权威性的法律渊源，而这一步骤必然只能依据系谱。 而通过系谱识别就是承认规则的适用方式。 五、 与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之比较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的注释部分区分了承认规则和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之间的四点不同。 首先，承认规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事实，而基础规范则是一个拟制（hypothesis）或假设（assumption）；其次，承认规则因是一个事实，所以也就不存在效力问题，而基础规范的效力源于预设（presuppose）；然后，基础规范总是具有相同的内容，即“宪法或那些‘制定第一部宪法的人’应得到遵从”。这是一项独立于现实的规则。哈特认为承认规则是接受并应用某项识别规则的实践，因此并不表现为一项凯尔森所言的独立的规则，也就不具有如同基础规范这样一致和简单的内容。最后从承认规则不会推导出内容上相对立的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结论，而根据基础规范，内容上相对立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不可能同时有效。

上述差异根本上源于基础规范与承认规则的不同本质。因此笔者结合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 对两者的本质上的差异再作一个补充分析。

凯尔森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明确了基础规范是一项被假设的最终规则， 其效力是被预定或假设的。 根据韦恩-莫里森的研究，凯尔森起初只在将基础规范的作用限定在认识论上，将其作为一个康德式的思维范畴，但1963年后，凯尔森改变了立场，将其视为一个虚拟意志的虚拟产物。 因此，基础规范的本质是一个理论假设的论断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由此引出的两个疑问却是值得深思的。第一个是，为什么一个假设可以成为“法律科学”的基础？第二个是，由此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凯尔森本人的回答是：“基础规范只是对法律材料的任何实证主义解释的必要的预定。” 笔者的理解是，实证主义否定、摒弃自然法，同时也不认同法律现实主义，以此保证法律本身的自洽与纯粹。但单纯逻辑与概念的力量无法提供最终的理论根基，因为逻辑上可以对事物进行无限的追问。而实证主义又不愿从前面提到的两种在理性之外寻求根基的方式，所以，只有而且也必须采用假设的方式才能保证理论的完整与自洽。这种假设在笔者看来也就成了凯尔森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终极信念”。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凯尔森的整个法律理论的科学性遭到质疑。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是不能建立在假设之上的。因此凯尔森的法律科学的科学性是可疑的。虽然争议的双方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可能也有分歧，但至少在一部分人的理解中，凯尔森的法律科学是“非科学”。第二个后果是，法律由此便成了一个“封闭的城堡”。法律向现实、超验、先验领域关上了大门，虽然关得并不严密， 但至少让法律看起来是独立而自洽的。这种封闭，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使法律变得“纯净”了，不会混杂过多的非法律“杂质”了，从负面的角度来评价，就使法律失去了“活力”，变得“僵化”而无法发展。在笔者看来，理性毕竟是有限的，人类世界也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世界，终极的根基是无法扎根于理性的土壤中的，必须在理性之外寻找根基。实在法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亦是如此。实践也证明了凯尔森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法学的缺陷。二十世纪初，实证主义法学的沉寂多少与其封闭性有关，而哈特对实证主义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青春的方式就是打破实证主义法学体系的封闭性，使其向现实与道德开放。虽然这样一来，法律的自洽与独立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种开放性根本上便是由承认规则的实践本质所决定的。综上，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本质上是理论的假设，虽然其内容取决于事实，而哈特的承认规则本质上是实践，虽然其具有规则的面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承认规则的本质是实践，与凯尔森的作为理论假设的基础规范不同，其具有开放性，也不存在效力问题，同时它依然可以识别法律原则。

注释：

此语的依据来自后记的“The Nature of Legal Theory”一节，哈特说：“My aim in this book was to provide a theory of what law is which is both general and descriptive.”（p239）此句直接点明了哈特的法律理论的本质。

笔者以为哈特在相同意义上使用Law和Legal System两词的。因为哈特在第五章（Law as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中将“Law”的核心领域视为由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而在第六章（The Foundations of A Legal System）中将两级规则的存在作为“Legal System”存在的核心标准（非绝对标准），所以两者应当是哈特所描述的同一对象。也可参见“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is at the Centre of a legal system”.99.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is at the centre of a legal system；but it is not the whole，and as we move away from the centre we shall have to accommodate，in ways indicated in later chapters，elements of a different character”.99. H・L・A Hart.The Concept of Law（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1.哈特在此处概括性地描述了两类规则的内容。

关于两类规则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第五章（Law as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笔者称其为基石的原因是，承认规则不仅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那样，提供了识别初级规则的标准，而且承认规则同样存在与其他两项次级规则中。可参见第94到97页哈特对三种次级规则的阐释。

关于内部视角（internal points of view）和外部视角（external points of view）以及内部陈述（internal statements）和外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s）的问题，哈特并未专章或专节讲述，但这两组概念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十分重要，贯穿于全书。概括地说，内部视角是指从实践者或者参与者的视角来分析，所作的阐述便是内在陈述；外在视角是指从观察者或者旁观者的视角来分析，所作的阐述便是外在陈述。

后记中第三节（The Nature of Rules），该部分一开始，哈特便总结性地阐述了规则的实践理论.254-259.

在第七章（Formalism and Rule-Scepticism）中，哈特批判了法律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这两种观点也正好是关于法律开放性的两种极端观点。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不存在开放性，而规则怀疑主义则认为法律是完全开放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规则。哈特在批判中阐释了规则的开放性，即规则存在确定的核心领域，也存在不确定的边缘领域。而对这对法律开放结构的内涵，哈特说道：“The open texture of law means that there are，indeed，ares of conduct where much must be left to be developed by courts or offices striking a balance ，in the light of circumstances，between competing interests which vary in weight from case to vase.”（p135）.

哈特在第七章（Formalism and Rule-Scepticism）中解释了法律开放性的原因，由于法律作为的规则的本质是实践，因此法律开放性的原因也可以被视为法律实践开放性的原因。哈特在书的第128页说道，除了语言的局限性导致法律的开放性，还有一项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有限性，即人无法预知未来，笔者将其概括为人理智的有限性。

主要是集中在书的第八章（Justice and Morality）和第九章（Laws and Morals），哈特在这两张中主要阐述了法律、道德、正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No such question can arise as to the validity of the very rule of recognition which provides the criteria； it can neither be valid nor invalid but is simply accepted as appropriate for use in this way.”（p109）。此句中，哈特明确否定了承认规则存在效力问题，其理由是承认规则仅仅是一种接受并适用标准的实践。

“In face of such example of legal principle identified by pedigree criteria，no general argument that the Inclusion of principle as part of the law entails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octrine of a rule of recognition could succeed.In fact，as I show below，their inclusion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bur actually requires acceptance of that doctrine.”此句中“consistent with”一语，根据前文，笔者将其理解为“可以”，而“requires”一词；根据后文，笔者理解为“必须”。

德沃金将确定权威性法律渊源的规则的实践称为“Preinterpretive Law”，其实质上是一种“共识（consensus）”、“范例（paradigm）”、“预设（assumption）”，而哈特则认为，这种识别法律渊源的规则和实践就是一种“规则（rule）”，即承认规则。

“If it is conceded as surely it must be，that there are at least some legal principles which may be’capt-ured’ or identified as law by pedigree criteria provided by a rule of recognition，then Dworkin’s criticism must be......”。

所使用的译本是：沈宗灵先生翻译的，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法与国家一般理论》。

汉斯・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韦恩・莫里森著.李桂林、李清伟、侯健、郑云端译.法理学-从古希腊到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361页.

第2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法律推理；惯例；重要性判断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42-03

一、反对：一般科学模式下的法律推理

对于法律推理，一直存在两种构想。其一认为，法律推理应仅根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决定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并且无论谁作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此即为形式主义。另一则认为，法律实践是基于不确定的事实、模糊的法律规则或者不充分的逻辑做出的，因此，“真正的”判决根据并不清楚，不同法官的个性、政治因素或各种偏见对判决的影响比法律要大。此即为怀疑主义。事实上，此两种构想都有赖于一种一般科学模式下的法律推理观，即把法律视为支配所有案件结果的规则和逻辑。

一般的科学推理观注重科学命题中词语或符号与经验领域中可以客观确定的事实之间潜在的对应关系，从而表述自然事件发生的条件。法律推理中常用的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似乎也具备同样的形式上的特点。演绎推理将一条规则作为大前提，陈述必要的和充足的事实条件，把案件纳入该规则所设的类别中；而类比推理则提供先例，若待决案件与先例实质性事实相同，则将待决案件按先例作类似处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法律推理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即规则和案件。其中，规则指的是关于法律在各门类情况下对群体的人允许或要求什么行为的一般性陈述，具有适用的普遍性、规范性和需要解释的特点；案件则是关于法院曾经或可能作出解决纠纷行为的某个事件的简短故事，具有独特性。规则的普遍性和案件的独特性之间的龃龉造成了演绎推理中判断事实是否归属于规则所设定类别的困难，而该困难实际上关涉的为对案件事实重要性的判断：什么样的事实足以构成规则中的定义从而使得规则的适用为正当？同样地，案件的独特性造成了类比推理适用的困难，引发了重要性的判断：待决案件和先例中的相同事实重要还是不同事实重要？由此可见，法律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都无法绕开对重要性的判断，从而无法实现一般科学推理观在法律推理中的运用。

二、建构：惯例主义下的法律推理

以上问题点的呈现促使我们重新对法律推理的本质进行探寻，而对法律推理本质的探寻则首先需要对比法律命题和经验科学命题。经验科学命题用于描述、说明以及预测经验世界的事件及其相互关系。我们提出假设，并通过观察来检验，以确认或否定它们的准确性，从而进行描述、说明和预测。但法律命题与经验科学命题根本不同：它们并不描述、说明或者预测任何事情；相反，法律通过规定合法行为来指导人们的行动，是规范性的。法律在其规则中设定法律标准，该法律标准与事实结合，形成了法律理由。法律理由即行动的理由，而不是像在科学中一样是确信的理由。由此，即形成了与形式主义和怀疑主义不同的对于法律的看法：法律通过允许或排除在司法和其他法律考虑中起作用的各种理由来制约对重要性的判断，法律所认可的理由可以竞争，法官必须在每个案件的具体条件下进行权衡以获得该案的合法结论。但必须清除另一些种类的理由——如根源于法官个人利益、偏见、宗教或道德观念之类的东西。

一旦将注意力从结论转向理由，就形成了对法律及法律推理的一种更丰富、更实际的理解方法。法律标准能抓住事实形成理由，而不必然地要求结论；法律并不宣告结果，但它通过限制官员活动的可允许的理由来制约官方的判决。而法律推理则可视为在法律论证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即使是该论证允许法官作出判断；其关注的焦点在于找到实际情况中各种可能方案中最优的一种。

在厘清了对法律以及法律推理的看法之后，我们需要重新面对判断重要性这一问题。只有为这个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式，才能对理论进行逻辑上的证实。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惯例主义的推理观下，则有赖于法律的目的与法律惯例。

1.法律的目的

规则和判例并不仅仅用来解决纠纷，而是确立合法行为的标准，从而实现美好社会的法律理想。换言之，法律含有目的：它们贯彻良好的原则和政策（最终则是为实现公正和秩序），同时又被这些原则和政策证明是正当的。法律规则设定案件的类别，并确定该类别中各案的具体法律结果，在一个法律制度中它们描绘法律的框架；而原则和政策并没有建立法律的类别、确定法律的后果，但它们为规则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把案件归于规则所定的法律类别中的法律理由提供了正当理由。所谓的判断重要性就是判断在案件的许多事实中哪些事实可以证明把该案归于某一法律类别。要是某一事实恰好与有关法律的目的的规范性理论恰好相吻合，那么该事实就具有这种价值。这样，论证相关规则正当性的原则和政策确立了一个凸显重要事实的视角。

对法律原则和政策的法律目的的找寻需转向法律经验，此即需要对制定法及其背景文本以及判例的考察。在适用制定法规则时，如果仅根据该词的通常意义演绎式地把制定法的定义套用到案件事实上，此时，矛盾的结论是可能的，而逻辑上却具有同等效力。但如果从文本及其上下文，以及第二手材料中获得裁判的正当理由，该问题就不太复杂了。依据文本以及相关材料所呈现出来的法律经验，法律共同体可以依据惯例从所有逻辑上可能的结论中挑选出实现法律目的的那些，从而进行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对于每个普通法案件，其判决都毫无例外地详细说明了法律经验，法官于其中详细地呈现了对重要性的判断，以论证该判决的正当性。

2.法律惯例

法律目的有助于实现对重要性的判断，然而，何以说法律共同体会依据法律目的进行判断，或者说，法律共同体真的依据法律目的进行如此判断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则需要转向对法律实践的考察。

第3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理性化模式最佳化模式裁判规范

作者陈林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08）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是法律方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四十年来持续位居国际法律理论的研究前沿。德沃金和阿列克希为代表的法律原则理论，以基于“规则－原则”二元规范模型的整全性、融贯性和“权重公式”，展示了法律原则适用中“理性化考量”的方法和判准，但被批评为“难以信服”、“基本没什么价值”。①法律原则的反对者甚至认为，法律方法论只需两种类型的规范：正确的道德原则和实定化了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既无法律规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定性优点，又不具备道德原则具有的道德正确性优点，所以在法律方法论中并无一席之地。②不过，倘若否定法律原则的规范地位，那么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难案件的裁判中，法律推理是否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藉由对规则、尤其是原则之类别的进一步细分，能对法律原则的适用过程――尤其是规则和原则的关系――给出一个更清晰的结构性分析，并回应、澄清对原则理论的一些诘难和误解。

一、规则的两种属性：自主性和总括性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陈林林：法律原则的模式与应用

法律原则理论作为一个系统的规范理论，见诸于德沃金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通过描述原则在疑难案件中的裁判功能，并藉此确立原则的法律属性或法规范地位，德沃金意欲否定“法律是一个由承认规则保障的规则体系”这一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并据此重新划定法律的边界。在对Riggs v. Palmer案和Henningsen v. Bloomfield Motors案的解读中，德沃金论证了一种与法律规则全然不同的法律原则。具体说来：其一，规则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适用的。对于个案来说，构成事实要件一旦确认，规则就要么适用（规则生效），要么就不适用（规则无效）。由于原则并未清楚界定事实要件，因此对个案来说，并不存在一条确定的、排他适用的原则。一条原则只是支持这般判决的一个理由，同时却可能存在另一个更优越、更适切的原则，要求作出不同的判决；其二，原则在适用中含有一个规则所没有的特性，即“分量”或曰“重要性”。当不同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官必须权衡每一条原则的分量并择优录用，但这不会导致落选的原则失效。规则的冲突直接涉及效力问题，不予适用的规则会事后失效，并被排除在既定法律之外。③德沃金随后指出，形式取向的承认规则无法识别出法律原则，因为法律原则并非源于立法者或法院的某个决定，而是一段时期内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形成的公正感，需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才能得到识别。④法律实证主义的巨擘拉兹，试图否认规则和原则之间的“质的差别”，来化解德沃金的批判。拉兹指出，某些貌似法律原则的评价性标准，只不过是法律规则的缩略形式；法律规则在相互冲突之际，也存在分量上的比较。⑤所以，原则和规则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上的，而非逻辑上的。拉兹进而以社会来源命题为分析工具，强调了法律原则的事实属性。他主张即便法律原则是一种道德评价，那么它也是一种事实存在的公共价值标准。因此，“法律”的内容及其存在与否，仍可以参照社会事实、依据承认规则予以决定，而无需诉诸于道德权衡。⑥

德沃金和拉兹的争论，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各自可能存在双重属性或二元类别。法律规则作为一种一般化的规范性指示，由事实假设和行为方式或后果两部分组成。制定法律规则的理由或依据，是道德原则平衡或价值判断；换言之，法律规则是对各种道德原则进行通盘考虑之后进行理性选择的产物。法律规则一旦形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opaque）了规则背后的道德理由，即规则的适用不需要法官再行关注设立规则的一系列原则。判断规则是否可得适用，只涉及理解表述规则的文字，确认争议事实是否存在，并对照这二者是否一致。⑦当一条规则依赖若干相关的一系列原则的平衡得以正当化后，规则随后就排除或取代了那些原则――即所谓的一阶理由或基础性原则――直接适用于规则自己所涵盖的那类事实情形。这就是规则的二阶命令、排他性特征的来源。排他性理由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排除了理由的通盘考量这个实践原则，即规则不仅排除了其他理由的适用，而且自我界定为采取特定行动方案的一个理由。规则具有的二阶命令、排他性的特征，显现了规则在适用上的一个属性，即规则的“自主性”。

规则的“自主性”地位，来源于规则的另一个属性――“总括性”，即作为一种一般性规范的规则代表的是一些全局判断，是对各种一阶理由或一系列原则进行通盘权衡后所做的行动选择。规则的总括性特征，让法官“依规则裁判”时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减少偏见、避免自行权衡出现错误。但要注意到，可错、偏见与成本，是理性行动所固有的缺陷，作为总括性解决方案的法律规则，本质上仍是一种“次优”而非“最优”的解决方案。因为最优的行动方案至少建基于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拥有有关个人处境与行为后果的完整信息；二是发掘出适用于该处境的全部理由；三是对于该理由适用的推理过程是完美的。这些条件的结合，才使得“理性的行动”呈现出“在获得有关行为人所处实际境况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找到对行为人的行为最佳支持”这个基本含义。但这是太过理想化的看法，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⑧

德沃金和拉兹皆指出，规则最主要的逻辑特征是其“决定性”：当一个具体的事实情形符合规则的适用条件，那么规则就必须得到遵循。自主性意义上的法律规则，是排除一阶理由意义上的原则权衡的，或者说，在适用中是怠于或否定对一系列原则的权衡进行持续评估，因此其始终是具有决定性的。对于总括性意义上的法律规则而言，只要法院不改变对道德原则之间的基础性平衡的认识，那么它同样是具有决定性的。不过，当法院对基础性的道德原则平衡的观点发生变化时，总括性规则就会不断地得到修正。显然，较之自主性规则，总括性规则的“决定性”更弱而“内容性”更强。与规则适用中的自主性特征和总括性特征相对应的，是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⑨

二、原则的两种模式：理性化和最佳化

对于个案裁判而言，自主性法律规则必然是有拘束力的。当法官遇到了既有规则未予明确规定的个案时，如果要贯彻一致性和平等对待，那么依据德沃金的理论，法官能采取的合理方法是根据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能最佳地证成一系列相关的、有拘束力的自主性法律规则――来判决案件。如果所有这些法律规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那么法官可以认为，那些为规则提供正当性的法律原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当然，法官也可能认为，某些自主性规则在道德上也可能是错误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往往会主张，依据能从道德上正当化那些长期有效的自主性规则的次佳原则是合适的。次佳原则为道德上存疑的一些自主性规则做了最直接的辩护，藉此允许法官在判决新的案子时，能尽量与现行的那些规则保持一致。这种与规则自主性观念相辅相成的原则适用过程，因为仍然以一致性、可预测性等形式价值（次佳原则）为最优判决目标，被称为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⑩

前述分析表明法院（乙）认同先前判决设立的规则R，但支持理由却不同于法院（甲）。在这种情形中，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实际是重合的，因为最终的行动方案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纯粹基于法律原则的最佳化模式的分析思路，那么法院（乙）应追求个案相关的一系列相关原则的最佳平衡，因此不一定受法院（甲）的判决推理或结论的拘束，尽管法院在原则平衡时仍然要考量到可预测性、一致性等第二位阶的原则。换言之，法院（乙）在跨越适当的认知门槛后，可以法院（甲）的判决推理或结论，例如否定作为规则R之正当化基础的原则C2，修改规则R的事实构件，乃至否定规则R本身。当然，废弃规则R这样的重大法律变动，必须基于一些德沃金“整全法”意义上的整体性理由，即视为是错误的规则或判决，必然落在不能依最佳化证立予以正当化的那部分既定法律的范围之内。显然，基于最佳化模式的法律推理，还内置了罗尔斯式的审慎明智、协调一致的“反思性平衡”：在普遍性的所有层面上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其范围从关于个人具体行为的判断，到关于特定制度和社会政策之正义和非正义的判断，最终达到更普遍的信念。这意味着一条原则的法律地位部分地依赖于一种规范性标准，这个标准要求原则的内容和分量居于道德合理性的适当范围之内。法官必须诉诸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识别力，来判断这个标准是否得到了满足。换言之，法官们必须和自己进行道德论辩，而不单单是审查和以往其他人的道德推理相关的社会事实。藉此也再一次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因此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可以显现为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

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理论，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是有一定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但也难免于若干困惑。限于篇幅，此处只讨论隐含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A、法律原则的规范属性；B、适用法律原则的司法语境。C、原则适用的方法论。问题A所指的法律原则的“规范属性”问题，和反对法律原则的学者所提的问题相关却并不相同。亚历山大和克雷斯曾强调：法律原则既无法律规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定性优点，又不具备道德原则具有的道德正确性优点，因此在法律方法论中没有一席之地。前面的论述已指出，法律原则是独立于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但很显然，法律原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是不同于法律规则。这种“不同”的表面差异是行为指引上的确定性程度，实质差异是某个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则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但法律原则仅仅是一种“裁判规范”。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划分，可追溯至边沁的理论。边沁曾以刑法为例指出，“规定犯罪的法律与对犯罪施加处罚的法律，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它们管辖的行为完全不同；适用的对象也完全不同”。一条“禁止杀人”的规则，既是社会公众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杀人案件发生后法官必须考量适用的裁判规范，并且对于公众和法官来讲，“禁止杀人”都是一条明确的法律规则。相反，一条“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原则，尽管也是社会公众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但一般公众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并无恰当的能力（例如法律素养或法感）和信息（例如检索以往判例）――因此也无义务――去识别该原则是否是规范某一具体事项的一条法律原则。不过依据法律原则理论，一旦这类争议被递交到法官面前，法官就有义务去识别并适用与个案相关的法律原则；此外，判断一条道德原则是否是法律原则，取决于法官是否认定其得到了制度历史的支持，而与社会公众的认识或判断无关。换言之，法律规则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其适用对象既包括法官，也包括生活在某个法律体系中的社会公众；法律原则是一种裁判规范，它的适用对象仅仅是法官。

“法律原则的适用对象仅限于法官”这一命题无疑会招致批评，因为在适用法律原则进行判决的那类疑难案件中（例如泸州遗赠案、Riggs v. Palmer），当事人最终显然受到了法律原则的拘束。不过，这种批评只看到了裁判的表象。以泸州遗赠案的一审判决为例，纳溪法院实际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原则，针对遗产继承规则的效力设定了一条“第三者继承例外”的新继承规则。法云“一般条款不决定具体案件”，正是将《民法通则》第7条具体化为个案规则后，法院才否定了遗嘱的效力和第三者的继承权。因此一个补充性的亚命题是，“当法律原则适用于待决案件时，必须先具体化为一条个案法律规则；这条新创设的法律规则必然是可普遍化的，它既适用于社会公众，也适用于法官”。用阿列克希的“原则间的竞争法则”（Law of Competing Principles）转述之：当法律原则P1在C的条件下优于法律原则P2，并且，如果P1在C的条件下具有法效果Q，那么一条新规则R生效，该规则以C为构成要件，以Q为法律效果：CQ。

藉此转换到了问题B：适用法律原则的司法语境。一个已有的共识是，依据“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裁判纪律，唯有在“规则用尽”的疑难案件中，方得考虑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和“裁判规范”的定位，都表明原则裁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而是一种创设规则的准立法性法律实践。事实上，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引证的就是以法官为中心的普通法司法实践。离开普通法司法的语境，法律原则理论中的若干关键词――例如“制度性支持”、“先前判例”、“分量”、“”――的内涵就会引发歧义。因此，在司法体制和法官角色存在重大差异的大陆法系，尽管成文法中存在不少概括性条款或原则性规定，但法院是否可以根据最佳化模式进行规则创制并进行裁判说理，始终夹杂着诸多需澄清的问题，诸如法院的地位和功能、法适用和法创制的区分、法不溯及既往等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原则适用的方法论。法律原则的“分量”、“最佳化”等属性，从字眼上就表明原则裁判的关键，是用法政策式的权衡或类推去获得判决，其间必然诉诸对相关的不同后果及其可取性所做的比较和评估，即利益衡量。就如麦考米克所言，倘若判决所依据的那些相互竞争的类比、规则或者原则存在于法律之内，并表明判决为既有法律所支持――尽管不像明晰的强行性规则所提供的支持那般明确，那么法官有权作出相关的评估并使之生效。德沃金后期实际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整全性意义上的、向前看的结果导向论者。原则理论的支持者阿列克希，则进一步精细化了结果考量式的衡量方法，建构了一个复杂的“权重公式”：W1-i，2-j=（I1×W1×R1+……+ Ii×Wi×Ri）/（I2×W2×R2+……+Ij×Wj×Rj）。不过，所有这些努力――包括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理论――回答了一些问题，却又制造了一些新问题。

四、结语

哈特认为在法律规则不能给予判决以完全指引的案件中，裁量权的运用是在一些标准和政策指引之下进行的。不过，哈特对这些标准和政策存而不论，并否认其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恰恰是德沃金这样的法律原则论者所反对的。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为原则裁判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结构性分析，还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法律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裁判规范”。“裁判规范”的定位，保证了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案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尽管这种源于普通法司法的推理模式在方法论和制度环境上遗留了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

注释：

①See Brian Leiter, The End of Empire: Dorkin and Jurisprud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36 Rutgers Law Journal, 2004, p.165.

②Larry Alexander & Ken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ple’, ed. in Law and Interpretation, by Andrei Marm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6, 327.

③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4.

④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05-17.

⑤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9-30. 麦考密克认为，原则“实际是一种更概括的规范，是若干规则或若干套规则的合理化结晶”。See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232.

⑥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53.

⑦Alan H. Goldman, Practical Rules: When We Need Them and When We Do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7.

⑧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

⑨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2.

⑩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5.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

Richard Posner, ‘Pragmatic Adjudication’, in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Morris Dickstein ed. 1998. cited from Adrian Vermeule, 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7.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801.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0.

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3.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43.

斯蒂芬・佩里的分析较为繁琐，下述行文对其进行了概括梳理，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01。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430 (W. Harrison ed. 1948). Cited from Meir Dan-Cohen, Decision Rules and Conduct Rules: On Acoustic Separation in Criminal Law, 97 Harvard Law Review,1984, p.626.

Cf.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4.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73.

第4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

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小结

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利用它，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和与世界的交流，还可以减轻来自世贸大国的压力，在国际市场争取一席之地。中国要想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必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宁.经济的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动向[J].法制与社会，2010（03）.

[2]仲亚维，李雷，李宁.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5）.

第5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新发展

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法理基础

欧盟私法的统一:存异与求同之间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国际民事诉讼规则演进的判例法进路

中国国际民事诉讼法原则体系之构建

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粮食安全关切探析

双边投资条约下的人权保护与革新

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外国法的查明

欧盟金融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研究

国际法视角下金融包容的理论研究

解析巴西对双边投资协定的策略

欧盟法上“公共利益服务”制度体系研究

论社会责任投资与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保护和安全标准初探

中国《外国投资法草案》若干问题探析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国际礼让

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政策空间问题研究

中国周边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基础问题研究

当代法律选择多元方法的并存与融合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国际合作机制研究

领事保护华侨海外权益若干问题的实证研究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挑战与革新

论当代侵权冲突法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走向

论国际法自足制度的垂直效力和水平效力

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纪律的法经济学分析

国家在民用核活动中预防跨境核损害的义务

有害物质潜在损害的法律救济及其解决进路

欧盟国际投资仲裁财政责任划分条例评析

裁量余地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问题

国际投资协定环保条款:发展、实践与我国选择

试论食品添加剂的国际规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分区域渔业委员会提交的咨询意见请求案评析

“稀土案”一般例外可适用性问题探究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处置的国际发展与启示

超越先例作用力:基于WTO争端解决实践的研究

国际著作权公约中的“三步检验标准”研究

“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程序历史考察述评

TPP中的竞争中立议题:反对意见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论国际体育法规则的识别——以CAS仲裁裁决为视角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碎片化作用

建设海洋强国的法律保障:中国海洋法体系的完善

发展中的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原则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从ICSID仲裁实践看海外能源投资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国际投资条约一般例外条款研究——兼论我国的选择

国际投资仲裁中国民待遇条款的“相似情形”问题研究

全球环境条约对发展中国家激励机制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第6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环境问题；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内涵及策略

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如今欧盟已经明确将低碳经济作为其新世纪展现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美国也已将生物燃料、页岩气等新能源作为实现其经济发展和出口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在共同保护地球环境的同时也力图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规则的制定，“无规矩不成方圆”说明了规则的重要性，为实现低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制定必要的国际贸易规则。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的提出最早是英国政府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的提出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经济是指通过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减少高碳能源的消耗，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兼顾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1.扩展国际贸易规则及内容

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之一是扩展国际贸易规则及内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新能源应用体系方面和产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在国际贸易的各经济活动中将国际贸易与低碳经济联系起来，是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最首当其冲的影响。如当前衍生的新型低碳概念“碳国际标准”、“碳关税”等，这些新名词实质上是将一些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尤其是在低碳发展这一方面做得相对不足的国家，从而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本国产品和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和维护国际贸易的目的。

2.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与发展

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之二是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与发展。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是随着新兴科技成果和技术的发现而进行的，现今的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海洋、信息、生物和电子等新技术。低碳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主要包括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聚变能和海洋能等，其在应用的过程中极少产生污染，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使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变化

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之三是使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大量运用环保、清洁的新能源能够改善以往运用传统化石能源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推动人类经济发展能源体系的根本改变。此外，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较强，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更为成熟和设施技术更为完善，因此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走在世界各国的前端，这成为发达国家在制定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的优势，使得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能够符合本国发展利益，能够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且长期领先于众多发展中国家。

三、我国应对低碳经济的策略

1.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低碳化

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我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应对低碳经济最基础的方针。我国过去注重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但如今第一产业经济效益不高，第二产业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受影响较大，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共赢发展。政府应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利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限制碳排放量高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减少和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低碳化，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发展低碳产业，利用财政政策鼓励、引导和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如文化产业、旅游业、生态农业等。

2.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加大对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能够降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以及保证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标准符合国际标准。低碳经济作为新事物，符合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拥有先发优势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加大对低碳方面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带去新的增长点，此外，还有利于我国环境的保护和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3.建立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需在其发展战略的领导下，建立健全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相关的鼓励发展低碳创新、进行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相关的政策，以及明确禁止一些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石油、天然气是我国如今主要使用的能源，但我国在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能源单行法律和能源公共事业法方面的法律都较缺乏，导致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协调不够畅通、不够全面，因此政府应加强能源立法工作，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4.进行宣传引导，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应提升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发挥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我国人口基本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人民群众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政府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对低碳经济进行大力宣传，使人民群众能够明确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意识的引导，使人民群众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经营的理念。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引导，提倡其实行低碳生活方式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四、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其必将使得贸易条件、贸易市场和技术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其必将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一定影响，我国作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影响；反之，我国作为世界各国这一整体中的部分，我国应对低碳经济的策略同样能够被世界其它各国借鉴。总而言之，低碳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与保护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进行兼顾。

作者:刘佳佳 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财贸经济,2014,09:114-123.

[2]郑峥.国际贸易规则视角下低碳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6,06:145-146.

第7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没有游戏规则的教育，就没有未来的法治社会。越是现代化社会，越需要严格的规范和纪律。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小学阶段尤为重要。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就是要培养良好的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主要是在学校中养成的。下面我结合三十多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实际，谈谈培养学生规则意识的几点心得体会。

一、培养规则意识，是小学生形成健康人格的必修课。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促进小学生智力、能力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习惯和学校教育是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个体之中的，而伦理与规则是作为发展社会共同体的社会规范确立起来的。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不一定是符合道德行为；以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也不一定是符合道德行为；惟有以社会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学生需要在未来的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还必须经历关注自我到关注社会的转变，进而把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社会前进的潮流。教育促使学生不断社会化，规则教育则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引导学生主体参与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规则意R的渗透。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要面向世界、培养社会化、国际化的人才。那么规则意识的培养是一项重要内容。规则是个体在社会中必须遵守的。大到国家法律，小到集体的规章制度都约束了人的不规范行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有效控制自己的生活，积极主动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时，他才是自由的，幸福的。

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过程，作为教师的我们，应研究规则如何更好地通过自由来获得，在规则中让学生拥有自由。制度管理历来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头戏，正确处理自由与规则的关系便成为其灵魂所在。根据三十多年的教育实践，我认为规则意识的培养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尊重道德的平台和机遇，以此来形成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和道德。小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更需要依靠培养良好的规则意识以便于自己形成健康的人格。规则意识的培养不是束缚小学生手脚的缰绳，而是引导他们进入文明世界的途径，也是小学生形成健康人格的必修课。

二、培养规则意识，必须符合小学生习惯养成的规律和认知特点。

1.加强引导，明辨是非，让遵守规则成为习惯。

遵守规则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前提。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故事、分析案例等各种方式，让学生切身感受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让遵守规则内化成学生自身的良好行为习惯。而良好的行为习惯又来自于对行为的正确认识，所以我们还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符合规则的好习惯及为什么；哪些是不符合规则的坏行为习惯及为什么。很多时候，学生可能认识不到自身的一些不良习惯，这样，坏习惯就无从改正，好习惯就无从培养了。因此，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要加强引导。教师要多讲遵守规则的好处，让学生了解规则无处不在，一定的规则能保证人们更好地生活。教师可以时常反问学生，如果不遵守规则会怎样？让学生设想违规的后果，引起他对执行规则的正视。规则意识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是非界限。如何在学习情境中帮助学生逐渐形成明确、统一、灵活又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规则意识，使学生的个性和社会性相得益彰，从而增强学生的是非判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中获得幸福的生活和感受。

2.严格执行学生的行为准则，奖惩结合，促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论语》说，“不学礼，无以立”。俗语也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中小学生礼仪常规以及校规、班规就是礼，就是规矩，都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依据。但是制定校规和班规时要注意全体性原则。不要搞一言堂，搞强迫，那样效果不好。应该发动大家，一起讨论制定，让学生、老师、家长都参与。真正体现集体智慧，由于规则是自己制定的，教师们、学生们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自觉接受，主动遵守。使学生的遵守规则和家长的配合督促从被动的“要我做”，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做”。坚持发展观念，与时俱进。对管理各项制度加以不断完善，顺应学生发展要求；坚持“节省”原则，规则内容力求少而精，留给学生正常发展的自由空间。当然良好行为习惯的建立仅有良好的主观愿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严格的要求督导。既要学生自己努力，还要有同学老师家长的监督与指导，内因外因共同作用。规则的实施必须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表现为师生共同参与、共同进步的过程；不断改进规则管理的方式方法，使规则由“控制性压力”状态向“自主性压力”状态转变。

3.持之以恒不间断的强化训练，是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必要保证。

教师要善于疏导，长于激励，教育学生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培养遵守规则的习惯。小学生的规则意识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成的，因为他们年龄小，自控力弱，因此需要学校和家庭不断地提醒、监督，帮助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明确、统一、可持续发展的规则意识，使学生的个性和社会性相得益彰。

4.培养学生遵守规则的良好习惯，必须从细微小事抓起。

大家都知道，“九尺之台起于累土，十抱之木生于毫末”；“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切事业的成功都是从做好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开始的。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也不例外，也要从身边的细微之处入手，从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抓起。著名教育家魏书生主张培养学生的12个良好学习习惯，共同点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大而空的东西容易流于口号和形式，不容易操作和坚持。

第8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判例；判例法；民法渊源

法律渊源的范围确定，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对法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法律应该是应然的还是实然的认识本身会导致对法律渊源理解范围的确定不同。不过“在事实上，当实践中涉及到探究从哪里找到对一个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法的时候，所有的学者的认识其实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毫不犹豫去查阅法律、判例、学说，或者还有习惯法”[1](P187)。可即使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法律渊源也会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可以作为审判依据的显性法律渊源；另一种是不可以作为审判依据但实际对审判起直接影响作用的隐性法律渊源。这种区分的实质是由于一个国家对法律渊源的选择而造成的。

一、法律渊源的区分标准

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编中由于历史原因和体系需要 ① 首先讨论法律渊源，他说：“一般的法的成立原因、法律制度的成立原因以及通过学说对法律制度进行抽象而形成的一个个法规的成立原因，就被称为法律渊源。”同时他将法律渊源同法律关系的原因和法律学渊源区分，言明了法律渊源的规范性和时代性。由于他对法律的认识的历史法学见解，他将法律渊源理解为“法律规则的起源”，不同于我们现在一般对法律渊源是法的形式渊源的理解。虽然二者相似，可实际不同。比如“立法”作为法律渊源，在萨氏的理解是作为“法律规则起源”意义的法律渊源；而现在所理解的“立法”作为法律渊源则是将其同立法产生的结果等同的。同样习惯法和学理也可以从两种意义上使用。拉伦茨将法律渊源的这两种理解明确表述为：“‘法律渊源’一方面是指法律规则的产生原因。另一方面是指适用于全体人的法(在国家法律制度管辖范围内)本身的表现形式；法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法的产生原因体现出来的。”[1](P7)日本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区分：“法源应先分为形式的渊源和实质的渊源。所谓形式的渊源，乃法律效力之渊源，亦法律效力所发由发生之根源是也。所谓实质的渊源，乃法律所组成之资料之意。实质的渊源尚可分为法律的渊源与历史的渊源两种，前者即指作为法律而适用者而言，后者乃指法律资料之来源而言，成文法、习惯法、判例法等法律规范属于前者；而外国法、学说、惯例、道德等法律资料属于后者。” ②

由于法律渊源的区分标准比较复杂，而且民法渊源是无论讨论民法理论抑或民法实务都不可回避的问题 ① ，所以任何学者在精致讨论民法问题前，对于民法渊源问题的研究都是必不可缺的。若仅仅是就制定法作讨论，其分析就无需深入，可如果摆脱法典而探讨法律渊源与非法律渊源的区分，标准便相当复杂。故有人通过范围概定来确立法的渊源为“处于广义的一对所有法的形成产生影响的因素一和狭义的一只限于强制性法律规则一法的渊源之间的一种概念”[1](P188)。为了讨论的简略和回避法的本源这些始终无法厘清的问题，这里将法律渊源从案件裁判意义上理解为上文提到的两种存在形式：显性法律渊源和隐性法律渊源。

二、判例与判例法

现在学者较少就判例与判例法进行区分，实际上二者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如史尚宽先生所言：“判例法云者，裁判所之判决例，成为法律之谓也。”[2](P9)类习惯与习惯法之区分。“判例法是指作为法律规范援用的具有约束力的法院判决”，“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在其分辖范围内均有形成判例的权力”[3](P33)。判例法的实质是在一种对法官的约束和鼓励中达到保持司法正义和促进法律 发展 的双重目的。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作为民法渊源是确定的。

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大有承认判例为民法渊源者。在法国，判例对认识实体法的巨大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学者承认它是法的渊源。盖斯旦认为：“判例是法的一种渊源，即使在实体法这个意义上看也是如此；判例构成实体法的一部分，主要是由于它要求个人必须遵守，不得与之相违背。而且，即使判例从制度上讲，是从法律中获取它的效力和强制性特征的，这也丝毫无损于其作为实体法渊源的资格：恰恰正是由法官而非法律来定义和明确规则的规范性内容的。”[1](P192)德国学者如拉伦茨受历史法学派的影响，在考虑判例是否民法渊源的时候，主要是从判例是否构成习惯法——作为“有拘束力规范产生原因”之一——来认定。仅仅就司法判决而言，他认为仅构成法律认识渊源。如就现实考察，“盖实际上往往一判决之后，其后遇同样之事件发生，如无特别反对之理由，必仍下同样之判决。以同样判决屡经援用之时，人民之间遂成习惯，而发生法律之效力。此即所谓判例法也”[2](P10)。其实，判例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渊源根本在于它是否可以实现转化，或者成为习惯法或者成为实体法。

判例是法律运行的结果之一，如果法律运行遵行统一规则，判例作为裁判意义之民法渊源自无疑义。不过是否承认判例法作为民法的显性渊源却是需要从制度层面综合考察的。

三、判例法作为民法渊源之意义

第9篇：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范文

从本周开始，每周的周三和周五的晨训广播由学校利用。三月的广播由团委负责，由于正逢法制宣传月，我们决定向大家宣传一些相关知识。

听到“法制”一词，相信很多同学都在心里叹了口气。的确，由于社会和学校近些年对相关主题的宣传力度加大，再加上“法制”本就不像体育、动漫那么吸引学生的“眼球”和“耳朵”， 所以很多人对它已多少产生了倦怠情绪。因此，这次我们决定先绕开“法制”，从它的衍生词——“规则”说起。

为什么说是“衍生词”呢？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定义：所谓“法制”，就是“法律”和“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统治工具，说白了，就是用来约束被统治者的“木棍”，谁违反了它就要“挨打”。它就像一道铁丝网或者一堵高墙，谁要是企图穿越就会体无完肤、头破血流。法制尽管重要，但如果统治者仅仅以这种强硬手段维护统治，那么社会必乱，因此，还需要有一个比法制更人性更易于接受的统治工具，那就是“规则”。

那么，什么是“规则”呢？“规则”，按照辞典上的解释，就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这个定义倒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那个“供”字。有了这个字，就说明了“规则”的非强制性，也就是说东西制定出来了，遵守不遵守是人们自己的事情。如果说法制是“铁丝网”，那么“规则”就是一条画在地面上的警戒线，时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规定着一个限度，但就算有人逾越也不会伤及体肤，至多不过是别人异样的眼光罢了。

话虽这么说，但规则的重要性却决不逊色于法制，它同样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群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约束。而且，它的涵盖面广泛，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方面。社会有社会规则，集体有集体规则，交通、职业、交际、就餐、比赛、商业交易，就连学习中也处处体现着规则的重要：语文的写作规则、数学的运算规则、英语的发音规则等等，不遵守它们我们就写不出好文章，算不出正确答案，说不了流利的英语，规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既然规则很重要，那么它就不该是一纸空文，而是要求人们运用于实践并共同遵守的。就拿数学中的运算规则来说，面对那么多繁琐的规则，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四则运算中必须先算括号里的？为什么未知数通常用xyz表示？为什么……？这些规则都是前人制定的，可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答案很简单：数学问题千千万，做数学题的人更是千千万，如果做四则运算时张三先算乘除，李四先算加减，恐怕人们永远也无法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了。所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来保证运算的正常进行。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计算过程中哪怕只有一个数字的运算没有按照规则，最后的答案都会和正确答案相去千里。那么，如果把一道数学题比作我们的社会集体，把其中的每一个数字比做我们每一个人，就不难看出，个体对规则的态度对于整个集体来说是多么重要。也许，当你偶尔闯红灯或随地吐痰时，你并没有太过在意，但量变往往引起质变，这些小小的违反规则的做法所引起的后果恐怕是你无法想象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今后三周内团委的发言打一打基础，引起一下大家的重视，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团委的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