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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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以及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在此之后一直未能有专门、系统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才开始得到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从20世纪末到现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具体和细化，学者们越来越开始集中于研究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单向作用的影响。本文在简单界定二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述。

1基本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资产相对规模的扩大或占GDP份额的上升，同时伴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和金融体系功能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应该包括：（1）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统一；（2）包括获取金融总量所运用的交易技术、交易机制与交易模式的创新；（3）通过加强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吻合程度，使金融对经济的渗透程度增加，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的效率也就越高。一般来说，金融发展程度是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和先进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和效率等的综合。

贸易开放是指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时在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分工和贸易交换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这种参与程度包括参与范围、参与规模和参与层次等多方面内容。具体来看，贸易开放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国际分工阶段国内市场的开放，如国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包括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使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研发的使用；第二，本国贸易参与国外市场的程度，包括出口（包含货物和服务两方面）、对外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第三，贸易政策的开放和与国际经济组织规章制度的趋同，如汇率政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投资政策的限制、贸易壁垒的放宽和消除等。

2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1973）和肖（1973）通过研究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相继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广泛的“金融抑制”现象，阻碍了金融发展，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作为发展政策的核心。肖（1973）在研究开放经济中的金融深化时，专门阐述过贸易政策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抑制和贸易扭曲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两者共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的连锁限制。在金融抑制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和汇率的扭曲会造成贸易结构、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扭曲；而扭曲的贸易政策又会阻碍金融深化，形成反馈作用。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切实际会降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投资水平，贸易政策中涉及补贴的贷款利率和信贷配额等金融工具也会牵制金融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又有巨大突破。随着学科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深入，经济学者日益认识到金融体系对贸易的积极影响作用。Kletzer和Bardhan（1987）最早注意到一国的金融制度可以成为该国进行贸易的一种优势，他们在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因素，证实信贷市场发达的国家会专业化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则专业化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较低的产业。Rajan和Zingales（1998）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Beck（2003）认为如果一国金融发展完善，则在高度规模经济的部门具有比较优势，这些部门将出口产品。他使用56国36产业的数据证明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依赖外部融资的制成品行业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和贸易顺差，并且各国之间存在着贸易结构的多样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对外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将研究着眼于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单向影响上。具体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供给角度和需求角度。从供给角度来解释贸易和金融联系的主要是Rajan和Zingales（2003）。他们认为经济体内现有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极力阻止金融发展，但随着贸易开放和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意愿会被削弱。于是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使得利益集团的意愿与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从而改善外部金融的供给条件，促进金融发展。Svaleryd和Vlachos（2002）则从需求角度解释了贸易跟金融的联系途径，并强调了贸易在风险分散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贸易开放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如国际竞争和外部冲击等，这造成了企业对外部融资的新需求，从而金融市场作为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得以不断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贸易对金融的影响途径。Aizenman（2008）针对把金融抑制作为间接税收手段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开放增加了实施金融抑制的成本，因而降低了使用金融抑制作为间接税收手段的有效性，这反过来暗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的增加，将最终导致金融改革。Kim、Lin和Suen（2010）基于1960-2005年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PMG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在长期上有正向影响，同时短期上影响为负；在基于通货膨胀率和人均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组估计时，这一结论只在于高通货膨胀组和低人均收入组得到证实。

3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宽。与国际上研究方向一致，国内的研究大多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出发，研究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涉及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较少。并且，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使用中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而理论研究以及将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结合在微观厂商层面进行的实证检验较少。

在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开放的研究上，胡岩（2003）基于中国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现状，探讨了银行、股市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联，认为在仅考虑金融部门水平差异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逐渐转移，从而能够促使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孙兆斌（2004）则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低度化的特征，并考察了其与现实金融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会促使一国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为一国比较优势的结构性变动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引致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齐俊妍（2005）则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能更为有效地将资本量转化为投资并促进技术进步，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改善出口贸易结构。李斌，李国强（2008）则从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证明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所起的正向作用。而林玲和李江冰（2009）则着眼于金融改革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认为金融发展能改善资本密集型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促使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在贸易开放影响金融发展的研究上，梁莉（2005）利用我国1993-2004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贸易开放度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徐建军、熊德平和汪浩瀚（2008）基于1981-2004年的跨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同时存在长、短期双向因果关系。沈能（2006）利用Geweke分解方法同样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钟晶晶（2009）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的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Geweke分解检验，指出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中，以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为主导，符合中国金融发展滞后于贸易的现状。冯叶月（2009）基于中国1990-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对外贸易影响金融发展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发现对外贸易能够显著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张，但总体上不能有效提升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同时对外贸易对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基于当地金融比较优势的不同而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较中西部而言更为显著。

4小结

第2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金融业的发展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全面开放资本账户的各方面条件还远未成熟。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过快地开放资本账户通常会对一国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将是一个有条件的、渐进式的长期过程。

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国际上流行的新古典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描绘了一幅看似美好的图景。

比如，解除资本流入的限制将有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成本，进而推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还比如，对资本流出的开放也可以使本国居民和企业在投资多元化中获益。

然而，现实情况却与这幅美景大相径庭。从实际的情形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后，外国资本并未进入到本国的实体经济部门而是大量地流向了资产市场。

资产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在短期通过刺激本国消费增长形成短暂的虚假繁荣，但是随着资产价格高企、实际汇率高估和投资的下降，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本国长期增长率的下降，并导致大量资本在短时间内集中流出，从而引发货币与金融危机。从短期的经济过热到货币、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长期增长潜力的破坏，几乎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的普遍规律。

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为何鲜有成功者？

笔者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普遍缺乏一个能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现代金融体系来引导资本流入到本应有高回报率的实体经济部门。因此，这些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出现的是金融资源的错配，大量的资金流入了资产市场而非实体经济部门，为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由于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之上，自然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必须基于本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快实行程度高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哪些风险

鉴于现阶段我国金融业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过快实行程度高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必将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一方面，我们缺乏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来引导资本流入到实体经济部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实体经济的吸引力也在逐渐下降。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后极有可能出现外资大量流入到股市和房市，形成资产泡沫，最终重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覆辙的情况。

除对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形成威胁外，资本账户开放还将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带来挑战。

这与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度安排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汇改后，虽然人民币汇率制度中的管理成分在减少浮动成分在加大，但仍然是以盯住美元为主。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要靠资本管制来维持。

相应地，开放资本账户则意味着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两者必舍其一。由于出口在我国稳增长和保就业中的重要性，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保证了即使当中美两国受到异质性冲击时，我们仍能够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采取相应的货币手段来抵消冲击的影响。

鉴于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性，现阶段高程度的开放资本账户政策也不具有很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再者，从收益角度来看，若现阶段我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特别是资本流入开放，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当前我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资金短缺。相反地我们面临的是本国储蓄远大于投资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我国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

所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不是外资流入，而是建立一个能有效地将大量本国储蓄转化成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现代金融体系。

政策选择

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正确看待当前两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流行观点。

一种是资本账户管制无效论，认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应该取消管制政策。这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观点，正确的做法应是积极地增加管制的有效性而非消极地取消管制。

与无效论相比，第二种观点更具有诱惑力和欺骗性。这种观点鼓吹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因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取消资本管制。这种观点常见于国外的智库和媒体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其问题在于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

在不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开放资本账户，只会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从而葬送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更何况资本账户开放绝非一国货币成功国际化的充分条件，是否为必要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论证。

综上所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采取的只能是渐进式的逐步开放策略。

全面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在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后才能实现。一是能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二是本国经济对汇率波动性和外部冲击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一部分，资本账户开放在顺序上应放在最后。

第3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深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1·外部冲击更大,金融监管更加困难

金融市场开放不断深化,势必要求我国对资本转移限额的要求放宽,对外商企业属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和居民在国外持有的外汇资产额度的管制也得放松。若长期资本的大量流入而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极有可能导致国内经济出现“泡沫”,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狂热与之不无关系。在金融监管与金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大量的国际“热钱”(短期投机资本)必将在这种脆弱的时机趁虚而入,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甚至金融恐慌。

2·银行竞争加剧,中资银行经营更加困难

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的不断深化,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军国内市场。根据WTO的协议,2006年以后我国将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的所有权、经营权的设立形式,包括所有制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目前,外资银行来势汹汹,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德意志银行、韩亚银行等外资银行高发牌在即,全速“发动引擎”。这些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不久后将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包括存贷款在内的全面人民币业务。这意味着他们将与中资银行进行全方位的较量。然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资银行与发达的外资银行相比在许多方面都不具备竞争优势,甚至可以说处于劣势。首先,在资本充足率、管理水平、内部控制等方面无法与外资银行相提并论;其次,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品种尽管在近年有了长足发展,但相对于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相比,仍相对落后;再次,中资银行在服务意识、服务手段、服务效率等方面与发达的外资银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限制中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导致其经营更加困难。

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更大挑战,宏观调控更加困难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调节一国宏观经济(包括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资本流动性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外部冲击能力减弱,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当国内经济出现“泡沫”时,过去政府管惯用的手段是中央银行适时的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高利率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但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流通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会抵消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导致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二、应对金融市场开放深化风险的政策与建议

1·继续推进银行体制改革,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展望即将到来的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贴身肉搏”,尽快提高自身竞争力成为共识,目前国内银行综合竞争力较弱、金融产品比较单一、营销手段比较简单、市场竞争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品牌效应。这些差距若不能很好的得以解决,那么随着开放的深化,竞争的加剧,我们迟早会尝到它所带来的苦果。因此,我国应继续推进银行体制改革,包括:(1)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可以考虑借助市场力量,适当允许非国有资本甚至国外资本参股,有助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业务能力;(2)加强国内银行的内部控制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管理,增进国内银行业的安全发展;(3)借助企业竞争力概念框架和借鉴利益攸关者理论,激励理论等主要观点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促使国内银行改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提高其竞争力。

2·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

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规模小结构不完善,金融创新产品匮乏,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必须选择渐进式的开放战略。为此,我们应做好大量工作,建立一个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确保继续开放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1)积极推进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一方面,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变过去单一盯住某一货币的做法,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在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可考虑适当扩大汇率波动幅度;(2)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应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采取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渐进式模式。正确处理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稳定以及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系;(3)稳妥推进资本帐户开放,在保证资本市场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限制和逐步放宽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境内的限制,同时放松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限制,但仍可以根据情况对投机资本予以适当限制,以确保金融市场在稳定的基础上,发挥其效率;(4)更加注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有效搭配,提高两大政策驾驭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确定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

3·加快金融法规建设,完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它是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经营,保证金融体系安全健康运行的保证。完善金融监管,重点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确立合理的金融监管目标,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

第4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金融；供给制度；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总体上讲，城市和工业反哺和支持农业的金融局面还远未形成，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学术界对农村金融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官兵(2005)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和变迁是国家及人、农户和其他城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互动的产物，建立基于农户的市场化的农村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张杰、尚长风(2006)从农村金融市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角度，指出改革的方向应该着眼于理解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应有的地位，改革的方向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金融生态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均衡逻辑；赵丙奇、冯兴元(2008)认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大力推进农村民间金融制度的改革，在农村正式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基础上，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两部门一元金融发展战略，即需求跟进战略。由此可见，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问题的理论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中的供给制度陷阱，并深入分析其深层原因，提出以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创新跳出制度陷阱，推动农村金融的蓬勃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按照内在动力，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迁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利益驱动、自发性和渐进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而引入实行的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其变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制度是一种公共品，而公共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制度均衡是极少的，制度不均衡却是经常的，国家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是为了弥补制度不均衡状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要解释长期制度变迁，国家理论必不可少。道格拉斯-c，诺思在其所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提出了对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国家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1)国家是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2)国家给社会提供制度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机是为了取得收人。诺思指出，国家及其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也追求福利和效用最大化，他们之所以愿意提供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完全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3)国家在提供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目的(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常常会发生冲突，因而，统治者也往往不愿意改变低效的产权制度。(4)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制度。而当国家提供这些基本制度时。会出现一种我们常说的“悖论”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诺思悖论”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制度又往往不是中性的，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的双重约束下，往往会导致低效的产权制度结构。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供给制度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信贷需求难的问题。相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供给制度陷阱之中：在支农的旗号下，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却一直体现“以农养工”、“以乡带城”的“劫贫济富”倾向，农村金融供求呈现出明显的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失衡，农村资金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体系一直趋向“非农化”，其结果必然是“城市吃肉、农村失血”。

第5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银行业；对外开放；金融安全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48-05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跨国渗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横向蔓延，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的中介功能和融资作用向实体经济纵向扩散。危机的蔓延和扩散。不仅从宏观上导致“去全球化”思想的萌发和金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时也从微观上引致进入东道国金融领域的外资力量出现新的发展动向。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对一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深入研究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评估其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对于在有效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我国银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指导意义。

一、新型国家金融安全理论的提出――对传统金融安全理论的拓展

(一)传统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要素

国内学者对国家金融安全的研究探讨大都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并将其与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基于以货币资金融通安全为中心的金融实质论、强调核心金融价值维护的国际关系论以及此后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稳定论。抽象掉传统金融安全理论的不同角度，从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出发，考察金融安全理论的核心要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金融、金融效率以及金融国际地位。其中：“金融”是国家对国内金融运行和发展的控制，从超稳定的角度看，就是国家必须保证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以达到按照国家意图进行有效调控和调动资源抵御外部冲击的作用；“金融效率”是金融系统运行和发展的状态，从动态角度看，就是在有效监管和合理框架下，金融体系各要素组合运行效率达到最优，实现持续的金融运行效率边界最大化：“金融国际地位”是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较为健全的金融体制，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极强的操控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

从实践上看。金融、金融效率以及金融国际地位这三个核心要素也是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的：首先，如果国家只是掌控金融资源，但金融运行效率低下。不能有效配置资金资源，或者本国金融产业易受到其他国家金融政策的影响，那么这并不是真正的“金融安全”。其次，即使金融运行稳定并富有效率。但大部分金融资源没有控制在本国手中，金融安全也就无从谈起。最后，如果本国的金融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较弱，无法有效调动地区资源或者协调各国监管机构采取一致行动，那么面对全球金融风险和金融不稳定因素的跨境传递也将无能为力。

(二)新型国家金融安全理论的构建

围绕上述三方面要素，引入开放条件下的考量因素。新型的国家金融安全应该定义为：一国在经济金融开放条件下，保持境内主要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以及金融不受损害。同时金融体系运行富有效率且稳定，金融产业具有一定的地区或国际影响力，能够抵御各种内外冲击的金融运行和发展的态势。因此，金融安全的维护不仅仅是在开放条件下简单的风险防范和化解，还应在保证国家控制条件下金融业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收益；金融安全体系的构建也不仅仅从消极的防御战略人手，还应积极加大金融业对外投资力度，建立主动性的金融安全网络。为此，借鉴新型的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围绕金融资源的控制权、金融机构和市场运转的高效率以及金融国际地位等核心内容，新型金融安全理论应该包含以下三个理念：

1、把握安全底线――维护金融。对于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安全表现为如何在保证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收益的问题。因此，必须权衡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两者间的关系，保证金融资源的国家控制权，并以此为前提实施金融安全总体战略，加大引资、引智、引制、引技的力度，提升一国金融产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2、坚持发展优先――保证金融效率。金融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一部分，金融效率高低的最终评价标准是能否在长期持续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净福利的增加。建构于效率基础上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对金融安全系统性保障的重要因素。

3、探索多元格局――提升金融国际地位。各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一国金融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相应的，受到外部冲击的几率相对就会减少，正是国家之间这种“双向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双向控制”状态(见表1)，使金融业得以安全、稳定、持续的发展。

(三)新型国家金融安全理念与银行业对外开放风险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银行业都是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和社会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因而，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势必会对东道国的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一般而言，一国的银行业对外开放体现在引入外资和对外投资两个方面。在新型金融安全理念下，银行业对外开放可能从三个方面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1、一国金融安全可能因外资控制该国金融资源而受到威胁。加快融入金融一体化进程需要加大本国吸引境外银行机构投资的力度，但这必须以保持金融控制权为前提。否则，外国银行在本地控制的银行资产或市场份额越大，意味着其掌握的金融资源越多；外国资本的进入可能会削弱国内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降低国家对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调控力度，本国的金融安全也就面临着威胁。比如，根据穆迪评级，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银行有这些国家银行股份80％左右，而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的银行系统几乎完全由外国银行控制。这是造成东欧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2、一国金融安全可能因外资给该国银行业运行带来的低效率而受到影响。虽然引入外资银行产生的“鲶鱼效应”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增强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但是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的风险也不尽一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外资银行进人程度高会使银行的日常开支与利差收入增加；引发过度的市场竞争时，会降低金融市场运行效率，金融风险会急剧上升，从而危及金融安全。

3、一国金融安全可能因该国对外投资失误危及母行资金安全而受到影响。一国金融国际地位的提升往往离不开本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和境外发展。但本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存在对东道国法律环境、监管制度、市场竞争等判断失误的风险，

由此可能造成重大的经营损失和声誉风险，从而波及母行并对国内金融安全造成威胁。比如，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9月统计，奥地利银行在东欧的风险敞口达2780亿欧元，几乎占该国GDP的2／3，瑞典和比利时银行在东欧的风险敞口占GDP比重则为20％，意大利和希腊为10％左右。

二、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与国家金融安全――基于新型国家金融安全理念的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根据新型国家安全理念，银行业对外开放与国家金融安全休戚相关。目前，我国银行业正在积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所实施的主动融入全球一体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也必须将国家金融安全这一核心命题纳入其中，统筹考虑。为此，下面将从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外资法人银行设立、外资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以及中资银行海外扩张四个方面人手，对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金融安全进行分析。

(一)外资人股中资银行尚未实质性控制我国金融资源

“把握安全底线”的理念强调要在对外开放效率帕累托最优与维护金融安全之间实现纳什均衡，必须以国家对银行业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特别是对外资银行人股中资银行进行审慎性管理。

近年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步伐。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引人境外战略投资者曾引发了国内关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对我国金融丧失的风险表示担忧。然而，从宏观层面看，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资股权所占比例仍然较小，无论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无法对国家金融资源的控制权构成威胁。特别是监管部门对外资入股限制仍然比较严格，为国家金融控制提供了有效保障。根据银监会2003年12月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因此，目前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掌握在我国手中(见表2)。

(二)外资法人银行的设立隔离了境外风险的传染和渗透

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主要有三种方式：成立独资法人银行、开办独立分支机构、与中资合作成立新的银行。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开放政策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其不同的路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安全。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国政府通常要求外资银行以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形式开展本币零售业务，外国银行分行则主要从事批发业务。从各国经验看，以设立法人机构的方式进入一国市场，对于该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是相对最小的。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规定银行在出现破产时。清偿顺序是本国存款人优先于外国存款人，在此种特殊条件下，以外国银行分行为主的运行方式不利于保障本国存款人利益；在发生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东道国监管当局对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监管的主动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能够得到保障，有利于风险控制。因此，为保护境内存款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银监会于2006年底，即我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之际，颁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实行“分行与法人双轨并行，法人银行导向政策”。从目前政策的实施效果看。改制外资法人银行作为独立法律实体，有着自身相对独立的决策、预算、资金、风险等管理体系，能够有效阻隔境外母行通过不合理收取费用或资产转移等方式转嫁风险，隔离境外风险传染作用初步显现，发展情况良好(见表3)。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银监会对跨境监管有效性及时进行评估，综合考虑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能力及在危机下对银行进行实际支持、承担存款保险义务的能力，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确定母国监管者负责监管本国法人银行的清偿能力和整体流动性。同时，由银监会牵头，与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建立监管协作机制，解决外资银行应对流动性压力涉及的相关技术问题，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使驻华外资银行平稳渡过了危机。

(三)外资介入对于提升我国银行业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坚持发展优先”的理念强调通过引入外资银行，增强市场的良性竞争，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从而加强风险抵补能力。从我国现阶段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实践看，外资银行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两种效应，推动银行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具体而言，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提高了市场竞争度。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较严重，表现在四大银行的规模远远超过其他银行总和，而且银行之间产品同质现象普遍，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讲竞争都很有限。外资银行进入后，既增加了市场参与者，又提高了产品差异化程度，使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内商业银行不仅提高了资金充足水平，在产品设计开发、风险管理等方面获得了技术援助，并且进一步明晰了产权结构，健全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国内银行的微观效益以及银行业的整体效率。近年来四大股改国有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后经营业绩有所大提升。从侧面印证了外资股权介入的积极作用。

(四)中资银行审慎海外扩张提升了我国银行业的国际话语权

第6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 农村金融生态；农村金融体系；反馈系统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3-0140-04

[作者简介] 张伟成，广东省河源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系统科学与经济学；(广东 河源 517000)

肖连斌，农行江西省分行经济师，律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法律与合规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8)

一、引言

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的统一整体。金融生态是一个综合、整体的概念，它不仅包括金融生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还包括影响金融生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农村金融生态是农村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与农村金融业产生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农村经济环境、农村法制环境、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文化环境、农村市场环境和农村制度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指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服务的过程，各类金融组织的内部结构、互相关系及与农村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因此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需要系统地推进，政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村委会、乡村合作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等相互配合，包括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建立农村存款保险机制，采取法律、制度创新、政策扶持和综合治理等各项措施，促进农村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新农村建设。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现状

由于“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与城市区域相比，农村金融生态状况较差，问题较多。因此研究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尽快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农村金融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这个瓶颈和短板使农村金融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层次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从资金的供给主体看，供给主体数量减少，农村金融供给渠道狭窄、金融服务品种匮乏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主要为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确立“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市场定位，其服务“三农”和县域的力度逐步加大。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在农村的业务范围主要为粮棉油收购等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在改革中艰难前行，但长期以来功能定位不明、产权不清、机构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差等因素制约了其支农信贷功能的发挥。刚刚组建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目前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小额贷款处于试办阶段。从资金的需求主体看，主要是农户、农村企业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信贷需求主体是多层次的，例如农户可以分为贫困农户、普通农户、产业化经营农户；农村企业有小型企业、规模企业和龙头企业。大多数信贷需求主体不能提供有效抵押物，很难获得抵押贷款，金融生态主体信贷功能弱化。主体各层次需求的方式和特征都有很大的差异，农户是农村金融最基本的需求主体，但由于其提供担保抵押物的局限性，很难从正规金融中获得信贷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金融需求，对融资的需求具有总量大、时间跨度长和明显的政策性金融及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的特征，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的支持。

农村金融生态链中适用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缺位，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国农村地域广阔，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市场经济渗透程度差别很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性和多层性。同时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交易成本高，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高风险、市场竞争不足，在大部分乡村只有邮政储蓄机构和农村信用社。因此在乡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减弱，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单一化，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马”难拉“三农大车”。生产性贷款多，消费性贷款少，短期贷款较多，中长期贷款基本没有；市场不完整、金融品种单一，基本只有农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极少。长期以来，偏向城市的金融政策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金融”结构，这在客观上制约着金融机构对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目前，我国对农业投入规模较低，在许多需要金融配套的环节比较薄弱，限制了金融配套资金的投入。此外，由于农民受教育机会较少，文化素质不高，一定程度影响农村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文化缺失，农村企业和农户的诚信意识、金融风险意识比较薄弱，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远未形成。农村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和征信业发展缓慢，缺乏一个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金融企业难以获取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并作出准确的信贷决策。在部分农村地区，逃债、躲债和赖债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但失信惩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缺乏对债务人违约的制约，致使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比较突出。

我国现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由于农村产业风险的特殊性，对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以及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发展具有适应性的农村银行是弥补“三农“资金匮乏的途径之一。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在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强大而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时，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供给单一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与农村经济发展不适应。

近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从理论到实践上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将取得新的进展，国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鼓励、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从金融政策看，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鼓励银行加快金融创新，逐步放松多年来的制度抑制，其中一些政策惠及到农村金融领域。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存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上限；放松监管限制，允许成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商业信贷组织和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放开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国家制定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银监局出台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鼓励试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作为商业保险机构的补充；全国个人征信系统的联网运行，使社会信用环境日趋优化。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利于农村金融生态的改善。

三、系统科学的系统论

系统科学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由一系列要素或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是有序的和有目标的。系统依其不同的结构实现其一定的功能，而系统的特定功能的实现要具备一定的结构。因此，若要调整系统的结构，就有可能会改变系统的功能；而要改变系统的功能，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系统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是一门综合的、横断的新兴科学技术，一般公认以Von Bertalanffy提出一般系统论GST( generalsystem theory)概念为标志，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出现了系统论(systematology)、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论(informatics)等早期的系统科学理论；同期出现的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则是系统科学的工程应用，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主要是系统科学组织理论的建立，包括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论(chaos)、分形学(fractal)；80年代以后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大大地推动了系统科学的前进步伐，包括复杂适应系统C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在结合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处于不断向前推行的浪潮中，系统科学自身也得到了充实，其应用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从不同学科领域表现出同构性和同型性的事实出发，Bertalanffy得到结论：“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们的子类的模型、原理及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别、组成元素的性质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关于或多或少特殊类型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GST的任务“乃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它从有关生物和人的问题出发，不能沿用讨论无机界问题常用的机械论分析方法。因为现实是一个有组织的由实体构成的递阶秩序，在许多层次的叠加中从物理、化学系统引向生物、社会系统，因此不能把分割的部分的行为拼加成整体，必须考虑各个子系统和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了解各部分的行为和整体。

若干要素按照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系统，就会产生出它的组分和组分的总合所没有的新性质，叫做系统质或整体质。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要素的系统质或新功能，这就是系统的整体突现原理。整体突现性是系统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石。所谓用系统的思想分析问题，中心之点就是考察系统的整体突现性。系统的整体突现性可用公式来表示如下：W≠∑PI(这里又分为两种。)

(1)整体大于部分之和。W>∑PI俗话“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就是这种情况。

(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W

一般系统论则试图给一个能描示各种系统共同特征的一般的系统定义，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

四、系统科学理论与农村金融生态结合

系统科学的中心概念是系统，福瑞斯特在《系统原理》一书中说：“系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一起运行的各部分的组合”。从系统的一般定义出发，引出描述有组织整体(即系统)特有概念，如总体、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开放性、方向性、目的性、等终极性(果决性)、演化、渐进机构化、中心化、渐进分异化、主导部分、生长、竞争等等。从结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及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共同构成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主体子系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遵循金融生态环境的一般规律，则由法律、制度、文化、道德以及监管体系和征信、担保体系构成的。从功能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该系统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尽快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农村金融体系有极具稳定的特点，其结果导致金融生态缺乏应有的活力。以后，随着国内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也发生一定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变迁，保持农村金融系统稳定且持续的发展，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我们在两个领域同时推进。一个是金融监管的改进，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都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另外一个领域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因为完全稳定的系统会失去变化、发展、创新的可能，而现实系统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自身、外部环境、甚至其他各种因素的扰动，象农村金融系统内部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人、财、物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有效空间的合理分配，人与农村金融的道德、规范、价值的沟通均会影响包括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农村金融创新问题、农村金融监管问题、农村金融政策问题等农村金融问题。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和谐农村金融的稳定机制应是适度的稳定，既不会使整个农村金融进入失控，无约束的混乱状态，又要能在矛盾、冲突发生时，通过相关的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协调、沟通后保持良性状态。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相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必须遵循反馈原理的，同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也存在一个反馈现象，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反馈，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目的，因此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必须注意前馈信息的收集以及使用后反馈评价信息的收集，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风险防范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农村金融体系组织结构的三大体系包括执行系统、决策系统和监督反馈系统是保障农村金融风险控制有效实施手段。健全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督反馈系统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结构要求。任何系统只有开放、有涨落、远离平衡态，才能走向有序，所谓有序是信息量走向增加，即熵走向减少，组织化程度走向增加，即混乱走向减少。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由政府主导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大量的信息，建立信用信息库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平台，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档案制度，实行信用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降低金融机构征信成本。

同时，系统只有通过互相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建立有序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多主体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无疑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交换信息、物质和能量，同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显然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开放性包括内源开放和外延开放，内源开放是指农村金融与所在社会环境不断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不与环境交换物质、信息以及能量，此系统就不会长大，否则该系统就会崩溃。外延的开放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边界逐步扩大向区域外开放。随着交通、运输、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以前孤立的农村金融生态子系统，越来越联结到一起，形成更大范围的有机整体。同样，农村金融生态是金融生态的一个子系统，当前失衡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严重阻碍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五、利用系统功能原理构建和谐农村金融

功能(function)是刻划系统行为、特别是系统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概念，系统的任何行为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系统行为所引起的、有利于环境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存续与发展的作用，称为系统的功能。被作用的外部事物，称为系统的功能对象。功能是系统行为对其功能对象生存发展所作的贡献。凡系统都具有功能。系统的功能视角下和谐农村金融系统的重构，可以提高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从宏观方面上讲，就必须对农村正规金融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再造，对农村非正规(民间)金融进行政策引导和行为规范，给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带来适应性、效率性、稳定性和政策性方面的系统功能特征。

和谐社会的构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组织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发挥人们互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和谐农村金融生态体系。

如何实现和谐农村金融，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促使“和谐农村金融”系统运行的各种农村金融机制。这些农村金融机制综合作用，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农村金融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治的作用。整合农村金融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使农村金融结构获得相对平衡，促进农村金融在良性的状态下正常运行，共同通过协同效应产生秩序。“和谐农村金融”的组织过程将通过各种农村金融协调管理机制来达成，包括开放的农村金融机制、有效的调控机制、统一的整合机制、完善的稳定机制、发展的创新机制等内容。各种农村金融机制的协调、合作，使农村金融系统自发形成自我约束、调节功能。从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来看，它内生于农业分工和农村金融交易的产生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农产品交易、生产要素交易和农村金融市场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要求及相应的交易制度变革中看出金融功能的演进过程。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金融业务出发，从制度层面和培育市场主体、培育金融机构的“自身能力”角度解析不足。比如我们现在的管理，仍带有一种父爱主义、保护主义的特征，没有真正把它推向市场，不是从培育他的自身的市场能力角度出发的，要靠自身的两条腿在市场上去登的；农村金融体系构成要素中过多强调银行金融机构体系；非正规金融，忽视其存在合理性、无明确的非正规金融政策。

系统的功能视角下农村金融生态体系重构，需要理顺中央、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户之间的金融关系，健全管理制度，基本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需要与农户的融资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村金融的整体风险。

六、展望

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没有一种单一的机构能满足农户、农村企业以及农村基层政府各种形式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不同的金融组织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组织系统，这一生态系统是农村金融组织通过内在的多维联系构成的复杂有机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视，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构建多样化金融机构。在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业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限制，消除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在可能的范围内允许和扶持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金融机构始终是农村金融生态的建设者和支持者。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过程中，改革创新是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强化金融支农能力的必然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形成，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然对农村金融产生强烈的需求，要求打破原有农村金融生态均衡状态，寻求新的利益均衡机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变革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逐步解决农村金融缺口问题，改变当前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使得新的制度促进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共同发展。

从系统科学角度看，构建一个理想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圈，必然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各子系统联系紧密、和谐共存、协作整合、良性互动、高效运作的系统，为此，必须共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积极探索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和金融产品，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生态。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环境打造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07.

[2]彭兴韵.金融学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2003.

[3]贾仁安，丁荣华.系统动力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第7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开放 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研究背景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与此相对应，我国也积极参与世界经济，逐步加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不断融入到世界经济中来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越来越高，进出口总额占国家GDP的比重也比较高，净出口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在对外贸易领域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之外，我国在投资领域也进一步强化了开放的力度和范围，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保持了迅猛增长，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迅速发展。这不仅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起到了示范扩散作用，更进一步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管理压力，促使国内企业积极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身竞争力。

相比较于我国在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相对小一些，政策更为谨慎，但整体上是稳步推进，开放程度逐年提高，也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无论是我国的金融管理当局还是银行机构，持有的对外资产逐年增加，我国正积极通过有步骤的金融开放来进一步提升金融中介机构服务效率、强化内外风险调控、降低市场信息成本来增强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我国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开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国学术界在这一课题上却缺乏相应的研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了改革问题上，较少有研究国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从整体上来研究经济开放这一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文献。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是难以用指数来权衡的，这里面包括贸易的开放、金融的开放以及投资的开放等，因而也就难以将开放作为整体因素来加以研究其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跟制度变迁等分数与不同的学术分支，尽管从新制度经济学上来讲，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了理论框架，但是仍难以将开放等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因此，应当积极实践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包括贸易开放、投资开放以及金融开放在内的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研究经济开放进程如何有效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一客观结果。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研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改进之前的经济开放指标体系，完善经济开放程度的评价指标，保证其更为客观科学和相互之间的有效联系。真实反映经济的开放程度，避免之前指标间相对弱化的关联性和简单地定义为封闭或者开放。同时，为之前相对模糊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方面进一步提供经验支持，使其更加明晰确定，通过进行时间序列上的经济增长分析，理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研究哪一种内生经济增长发展模型更符合我国实际和开放进程较有帮助。之前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管理模型大都是集中于技术扩散模型和边干边学模型，仅仅强调学习效应的作用，难以找到现实实证。

另外，通过研究测试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促使人们进一步明确和清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和轨迹，并科学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明晰贸易开放、金融开放、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以便把握开放重点，促进经济增长。

一般来讲，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其核心是假设资本存量增加时，边际生产率不降为零。借此，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借用了两个机制，一个是外部经济效用，另外一个则是产品的多样性机制。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在较大程度上是引用了外部经济效果的理念，考虑了经济开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外部经济效果及经济开放是源于对资本要素k的积累。这个资本不一定是有形资本，但其参照物显然是有形资本。

根据数据统计，2012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比上年增长7.8%；2012年全年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 增长6.2%；2012年新增贷款8.2万亿；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364835亿；西部增长较快；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

由表1可知，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跟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即，国家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间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指标体系分析

一般来讲，通常采用这一国家参与到整个国际经济的程度来表示该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这一概念相对来讲具有抽象性，在选取指标方面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讲，对于经济开放程度指标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通过直接描述某一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其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开放性，比如投资开放性、贸易开放性、金融开放性等，通过直接描述刻画这些政策的开放性并将其作为指标来反映国家经济的开放性，它包含了外汇黑市交易费用的高低、平均关税率、与国际市场相比较国内市场价格的扭曲程度、非关税壁垒率以及上述指标的综合使用等。另外一种指标则是间接指标，通过衡量国家经济体在经济开放中产生的结果来逆向推导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一般来说有对外投资比率以及外贸依存度等指标。

这两类指标在选取标准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势。前一种衡量指标，其测量结果更为直接，能够直接反映某一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直接反映了某一个经济主体对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意愿，但是其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着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类指标的提出就某些概念来讲难以清晰定义和度量，在测量时难以真实确定而且常常需要通过其他指标的替代才能完成，因此采用第一类指标，其最终测试结果可信度会打折扣，尤其是某些开放程度不高的国家，相关指标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

在采取指标替代时，替代指标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如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替代价格扭曲程度时，物价指数是否受到国内不完善的市场影响，是否受到通货膨胀、外债等因素制约，外汇黑市交易费、价格扭曲指数、集成关税率到底能否完整体现国家贸易政策的扭曲性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使得替代指标难以有效替代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结论及政策建议

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总体上来讲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与国家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强弱具有很大的关系。总体上来讲，我国在1980年之后，经济开放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2年期间，另一个阶段则是1993年至2002年间。这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在前面相对比较低的对外开放水平下实现的比较缓慢但是比较稳定的增长，而后一个阶段则是在经过前面经济开放的大幅攀升后，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开放水平下实现的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这一阶段的经济开放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和两个阶段前后经济开放所依赖的衡量指标不同有关系，显示了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国家的开放政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国家政策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后一阶段经济开放的波动性更为明显，也意味着在后一阶段的开放过程中，国家经济更多地接受到了来自国际投资、贸易以及金融等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但是总体来讲，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开放程度都是在不断上升的。

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开放过程中，金融的开放占了较大的比重，金融的开放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权重也越来越高，从我国经济开放的实践来讲，金融开放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类似，也具有两阶段特征。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开放具有支撑和决定意义。与此同时，国家金融领域的开放相对来讲比较谨慎和缓慢，波动性相对较小。而且就这一指标本身来讲，金融管理当局的开放程度占有最重要的比重。

国家的外贸领域开放伴随着经济开放进程，对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影响。依据数据分析，在施行经济开放后国家在商品进出口方面发展迅猛，不过服务贸易在这一进程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依据国内外发展经验，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开放的进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开放以来，我国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开放性，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整个的国家投资开放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其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及波动性特征都是与国家整个经济的开放性特征相一致。

在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发展进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以及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经济产出等各个方面因素都在整个的开放大背景下相互协调和影响，表现出了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开放的程度能够显著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对于提高国家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比较内生经济增长修正模型，可以发现国家经济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水平以及资本物质人力的投入都是国家经济开放短期造成的，而且经济开放程度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关联关系。这都进一步表明了开放程度能够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刺激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多渠道地实现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国家经济开放程度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经济开放提升国家知识存量和产出存量，并为企业进一步搭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平台，促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其次，加大金融领域政策扶持力度。国家金融开放在整个经济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进一步探索新的形式和模式，促进非政府金融领域的开放进程，避免对贸易自由化和外资金融的壁垒形成。再次，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通过进一步理顺投资吸引机制，实现资本的积累，并以此促进国家在技术和管理以及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扩散示范作用，促进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沈坤荣，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7（5）

2.杨全发，舒元.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8）

3.陈家勤.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与外贸扶持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J].财贸经济，2009（6）

4.刘晓鹏.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9（5）

5.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4）

6.张天顶.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10）

7.魏巧琴.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10（1）

第8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开放；利弊；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约定：1999年3月1日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将对我国生效。而在之后的中美之间签订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更加明确的指出我国将开放资本市场。

一、世界资本市场开放的经验教训

从90年生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其中就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从这些研究的结论看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不利于一国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利用货币危机模型得出资本项目开放易引发货币危机，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认为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1973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onald Mckinnon和Edward 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解除“金融抑制”，通过资本市场自由化来有效拓展国内资金来源，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三种种则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发展无关。利用10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5至1989年的数据分析得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通过总结已有的研究发现，各国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持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已有的研究在意见上存在分歧一方面是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另一方面是研究的对象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与目标

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要立足中国的国情，招商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积极的防范吸引外资进入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国外的资金流入，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资本。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问题上应当注意将国外优秀的证券服务机构引进国内，学习他们先进经营、管理经验。资本市场的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确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合理确定一个长期目标，并将这个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短期的目标。

（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长期目标

全球资本市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保证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证券市场的筹资者和融资者可以高效的实现融投资，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资金在不同国家资本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就是资本市场开放的长期目标。

（二）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短期目标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短期目标就是对长期目标的细分，将长期目标划分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通过对长期目标的讨论，可以得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短期目标的主要内容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挑选一些信誉佳，效益好的国际金融机构、投资者、筹资者引入国内，通过引进，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管理理念，使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摸索便可以适时的批准一些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投资者、筹资者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在与国际上的一些同行的竞争中，创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三、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正面效应

我国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如此，开放资本市场可以使我国的金融机构、中国企业在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上筹融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持续而强强健的动力。

（一）更多地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投资急剧增加，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对外商投资的审批以及管制将进一步放松，而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局较稳定，近十年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7%，较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我国广大的消费市场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商到我国办企业，最终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学习学习国际的先进制度及理念

我国现代的金融发展起步较晚，金融制度还不完善，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使用的一些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都是经过反复的实践才保留下来并沿用至今的，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国内金融机构借鉴的，我们应该发挥“后发优势”，少走弯路。中国加入WTO后，外来的竞争者给了一直处在“政府”保护之中的中国金融机构很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自我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外来竞争者的抢食为中国金融业向市场化、国际化过渡提供了催化剂，促进我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机构以巴塞尔协议为作为行业规范，提高中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素质，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很好的实践案例。

四、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负面效应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可以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吸引外资、学习先进等。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将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一系列的隐患。

（一）国际资本流动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

如果国内外资产价格存在明显的差异，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将会出现大规模流动。如果我国利率明显高于国外利率，将吸引大量资本流入，从而会引发我国汇率升值、通货膨胀，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将偏高，降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经常项目恶化。

（二）货币政策将失去独立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难度加大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指出在资本可自由流动情况下，想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就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我国的汇率制度采取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且弹性不大，在开放资本项目后只能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对宏观经济调整的难度将加大。

五、总结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外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利大于弊。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对国外金融机构及投融资者开放，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骤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金融改革方案已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张晓宁.金融对外开放监管问题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5）.

第9篇：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开放条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12JL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JY065）；2009年江西财经大学校级招标项目。

作者简介：吴伟军（1977-　），男，江西于都人，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金融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125-06收稿日期：2012-05-04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测算一般用当年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总额与名义GDP的比率来衡量。2006年我国经济开放度达67%，而至2011年我国经济开放度已超过75%。经济开放背景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通过资本渠道、贸易渠道紧密相连。由于资本和商品国际流动，国际经济变量如汇率、国际热钱、外汇储备等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时又将货币政策信号传导给整个国际经济。国内与国际经济相互关联。所以，开放条件下汇率、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状况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的波动更是成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开放条件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及对其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指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正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非对称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从冲击层面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开始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焦点，但是研究主要集中于封闭经济体，Cover（1992）对美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是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正向的货币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却不显著。Paul等（2008）通过建立扩展动态一般均衡的新凯恩斯模型，结合凸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美国总需求对货币冲击的非对称性反应的形成机理。

我国1984开始实施中央银行制度以来出现过通货膨胀和1998年的通货紧缩，中央银行也动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效应。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封闭经济体内。曹永琴（2010）从价格传导渠道入手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形成机理，发现主要成因是非对称的价格传导渠道。而梁云芳等（2011）检验了封闭条件下我国货币冲击对实际投资和实际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货币冲击长期存在非对称性，而短期不存在非对称性。王立勇等（2010）通过引入汇率因素，在开放条件下应用LSTVAR模型，发现在低增长和高增长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非对称效应。同时，有部分学者还对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综观上述文献，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从冲击方向研究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结论大部分支持存在非对称性。但现有研究缺陷主要有二：一是主要集中于封闭经济体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实证检验，大都选用5变量（货币、利率、信贷、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或其中的某些变量的模型来描述封闭经济；二是缺乏对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的探讨。本文的扩展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1）以Keynes主观预期非对称理论为基础，引入外汇储备和汇率因素构建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形成的理论机制；（2）通过构建货币供给方程来求解货币正向和负向冲击变量，构建产出方程来检验货币正负冲击的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性，并引入汇率因素比较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的变化情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