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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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1.1指标体系筛选的原则

要客观衡量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就必须要建立可行、有效和具有代表性的客观评估指标体系。客观评估指标体系包含的指标，从整体上应是由多个指标构成的统一体系，从个体上又是既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群。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东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综合评估考核办法》，结合烟台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特点及国内学者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选取了相应的县域经济发展客观评估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遵循可行性、代表性和全面性的原则。

1.2评估指标的选取

结合烟台市的实际情况，选取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烟台市县域经济发展客观评估指标体系。

1.3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主要通过查阅2010—2013《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0—2013《烟台市统计年鉴》获取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归纳和整理。

2结果与分析

2.1各项客观评估指标的权重系数

按照综合指数测算法的基本思想，选取2010—2013年烟台市海阳、蓬莱、栖霞、长岛、招远和莱州6个县域12个二级指标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2.2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指标综合评分情况与分析

2010—2013年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指标的综合得分情况。2010年栖霞的最高为0.0978，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294；2011和2013年表现为同样的趋势；2012年略有不同，评分最低的为招远。2010—2013年平均得分情况为，栖霞的最高为0.1084，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3293。年度之间的变化不稳定。除了招远外，其他县域都是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烟台市县域经济的总体情况表现为栖霞的得分最高为0.1084，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3293；不同年度之间的表现为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

2.3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一级指标评分情况与分析

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一级指标评分情况，2010—2013年二级指标中人民生活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得分最低，不同的县域之间略有差异。各县域二级指标不同年度的变化情况。海阳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增加的趋势，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变化较少。蓬莱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而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大。栖霞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增加的趋势，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差异不大。长岛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比较稳定。招远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差异不明显。莱州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表现为明显的上升，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年度之间略有差异。

2.4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二级指标评分情况与分析

2010—2013年烟台市县域经济客观评估二级指标得分情况。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表现为各县域的二级指标X2到X9基本没有变化，保持稳定状态。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利用变异系数确定权重系数，根据各县域经济得分综合得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分析了2010—2013年烟台市的海阳、蓬莱、栖霞、长岛、招远和莱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结论：（1）烟台市县域经济的总体情况表现为栖霞的得分最高为0.1084，依次是海阳、莱州、蓬莱、招远，长岛最低为0.03293；不同年度之间的表现为2012年的得分最高，其次是2013年、2010年，2011年最低。（2）2010—2013年烟台市县域经济一级指标中人民生活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得分最低，不同的县域之间略有差异。（3）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表现为2010—2013年二级指标X2到X9基本没有变化，X10、X11和X12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各县域均以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12)得分最高，说明烟台市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烟台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各县域之间和各级指标的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有待于进一步调整。

3.2建议

第2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和路径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韦伯指出，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激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实践。韦伯进一步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二)思想意识形态一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一社会交易费用节省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就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约束个人行动，节约交易成本费用，促使交换得以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们行为的规则，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一，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源于经济机会。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刘易斯认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创新思想。”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进而指出，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

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

人口思想素质影响家庭贫富的具体机制和路径――以西部农民典型思想素质为例

西部贫困农民思想观念素质的基本现状是落后(即先进思想缺乏)。西部农民落后思想又是浩瀚和无边无际的，从中科学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观念素质并诠释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观念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路径：农民落后思想农民错误行为经济机会失去或高生产成本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这一具体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

典型思想一：思想上，农民错误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理念缺乏行为上。严重影响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等错误行为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文化素质低子女技能素质低(或综合能力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和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思想上，农民生命、健康、卫生、优生优育意识淡薄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等任何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农民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甚至无法就业；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在现阶段，人们收人主要来自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农民健康素质低下必然造成个人和家庭收入偏低，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因病致贫或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的资本积累。疾病已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严重制约因素，疾病、残疾、低能导致的人口健康素质下降，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人们生活困难。

典型思想三：思想上，投机取巧、打牌赌博、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行为上，赌博和懒惰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赌博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减少；只能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第二，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懒惰”行为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它不是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减少。只能导致家庭贫穷。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有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情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三。“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时。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思想上，“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封建生育养育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好”、“男女一个样”等理念缺乏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行为。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婴幼儿死亡率很高。但人口由于可以随便受孕而得到弥补。生命不能得到预防保障，也不是有计划地传宗接代，而是靠身不由己的自然繁衍。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生男行为。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行为。第三，在“传宗接代”思想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一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医疗子女的负担加重，必然导致家庭贫困(即“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学校教育投资相对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等素质低下。随着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

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因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第五，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限制了职业的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者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典型思想五：思想上，“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一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一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即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启示

(一)中国反贫困反思

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真正摆脱贫困？回顾、反思和检讨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扶贫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争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因此，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就显得惨白无力，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

究其原因，是由于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着人的智慧和潜能，深深支配着人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导致家庭贫困。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二)结论

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正是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或降低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最终促进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二，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的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四，作为人力资本最重要内容的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决定人力资本其他一切方面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第3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结构；效益；稳定性；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和环境质量

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办，主题为“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此次论坛强调了此届年会的重大议题，即从根本上反思全球现有增长模式，而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重点。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理解，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归结为六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结构

经济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合理，它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也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实践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因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包含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身要求中。王小娟（2001）分析了我国的经济结构，认为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生产能力过剩与社会需求不足的矛盾，但从根本上看却是经济结构矛盾的反映，究其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钞小静，任保平（2011）通过比较分析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和规律，采用国家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生机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数据模型，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

二、经济增长的效益

经济增长的效益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有效保障，经济增长效益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迅速地增强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仲维清，程恋军（2004）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协调投资结构这两方面，分别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投资效果系数越高，经济增长效益就越高。李延军（2007）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其增长过程、途径、方式等方面的优劣程度。刘丹鹤（2008）认为，索罗模型为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基本框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投资效率，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三、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稳定性和波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种对立统一的态势，波动性太大，不仅会破坏经济的有序运行，也会为未来经济稳定的增长埋下很多隐患，所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郭金龙，张许颖（1998）利用统计方法中的数量模型，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结构变动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分析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的作用，证明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肖红叶，李腊生（1998）从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做出如下评判：我国经济质量总体上趋于增长，经济发展路径趋于好转，突出表现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上。李岳平（2001）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六个方面衡量了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认为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经济波动频繁，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低下，污染加剧、生态破坏严重等。

四、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

现在是民生本位的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所以，人的福利的改善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是增进人的经济福利的手段和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就不能只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更应当以人为中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改善社会福利。杨长友（2000）认为，经济福利是测评经济增长导向的第一向度，他尝试构建测评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把这种指标体系归结为经济福利、技术创新、增长率利润率、稳定性等六大向度，并较为详细的论述了经济增长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幅提高，但并不意味着十分完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存在很大的差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我国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

五、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

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终极目标是实现更多人从中受益，分享成果。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增长的效果较差或者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较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冷崇总（2008）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范畴，要对其做准确的、全面的评价，就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经济发展的充分性、持续性、创新性、分享性、有效性、协调性和创新性这七个方面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客观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有效监控。其中，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有两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和居民能否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两方面也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王辛欣，任保平（2010），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的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因此，以经济增长中城乡的协调发展作为评价净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理论上考查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从两个方面建立平价指标体系：城乡经济融合度和城乡社会融合度。

六、经济增长环境质量

目前，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而人民对于出现的问题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同时，环境和发展两个问题就必须联系在一起，同时考虑，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候，必须重视后代所处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不能损害后代的生存条件，并且应该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寻求长期的，能够同时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人类长期生存，利益保证的条件，也是准确评价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

单晓娅，陈森良（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并且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经济范畴，具体包含七个方面，首先有经济本身的效益提高、结构的优化、运行的稳定三方面，其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竞争能力的增强两方面，另外还包含人民生活改善、环境资源保护两方面，并且科学、全面、系统、精炼的设计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统计指标体系。宋美喆，蔡晓春（2010），认为保持能源的稳定供应，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人们关注。从经济运行质量和增长的潜力，经济竞争能力和人民生活状况等方面来构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体系，根据1978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B.D.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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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红艳．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探析[J]．企业导报．2009（8）

[6]李变花．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设置[J]．理论新探．2004（1）

第4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42.7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为保险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宏观和微观外部环境，保险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保险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有差异。目前大部分研究经济增长与保险业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要么基于国家等宏观层面进行整体研究，要么基于区域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很少有文献将两个层面结合到一起分析；另外，大部分研究仅从区域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少有文献从区域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贡献度的角度分析；计量方法方面，很多学者直接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缺少平稳性检验或变量协整性检验。

鉴于此，本文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搞清楚以下问题：首先，若保险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关系、短期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国家和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其次，区域经济增长对保险业的贡献度与经济发达程度是否有直接联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贡献度是否越大？

二、指标选取、模型方法及数据处理

衡量保险业发展的指标是保险密度（人均保费额，ID）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是人均GDP （EGDP）[1]。

为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异方差，可对原始数据实行自然对数变换。本文通过对数化的保险密度（LNID）和对数化的人均GDP（LNEGDP）和进行回归。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站，使用Eviews6.0以及Stata1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理论及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别考察各区域经济增长及保险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12个省（市、自治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没有包括自治区[2]。

三、实证分析

（一）基本数据描述

对全国层面上2001-2011年对数化的保险密度和人均GDP两个时间序列数据做走势如

同理，对30个省份对数化的保险密度和人均GDP两个面板数据的纵剖面图也可得出从2001-2011年我国各省份保险密度和人均GDP均呈现出相似的增长趋势。

（二）长期、短期及因果关系

1.单位根检验

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对数化的保险密度、人均GDP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可见保险密度和人均GDP均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因此不管对于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而言，对数化的保险密度和人均GDP序列均为1阶单整I（1）[4]。

2. 协整检验

根据 Pedroni（1999）的证明，在小样本中，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的效果最好。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5][6]：

所有统计量均在l%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因此对于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而言，保险密度与人均GDP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说明保险密度增长和人均GDP增长互为对方的长期原因。

3.误差修正模型

为进一步了解保险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运行的关系，需构建以下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 表示长期均衡误差，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 为随机扰动项[3]。

使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密度及人均GDP短期波动的分析，可得对于以LNID为因变量的模型，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ECM项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误差修正机制，也证实了经济增长是保险业发展的长期原因。对于以LNEGDP为因变量的模型，虽然ECM项回归系数均为负，但仅全国以及东部地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西部地区未通过检验。说明对西部地区而言，保险业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未得到证实。

结合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对于全国以及西部地区而言，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存在双向短期关系；东部地区两者的短期关系不明显；中部地区保险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原因，然而经济增长却不是保险业发展的短期原因。

4. 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使用2001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检验保险密度和人均GDP的因果关系[7]。模型如下（假定 ， 的滞后阶数均为K）：

其中，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误差、时间效应误差以及特异误差，且 [8]。

结果表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保险密度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的互为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不论对于全国整体而言，还是东部、中部和西部而言都存在。人均GDP增长对保险密度增长的拉动作用比保险密度增长对人均GDP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性更高。这与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相吻合。

此外，保险密度与人均GDP的相互推动不是马上呈现出来的，需要一定的滞后期。因此，通过经济增长以促进保险业发展或者通过保险业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是合理的。

（三）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贡献度

将30个省份的LNEGDP对LNID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系数表示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弹性或贡献度。可以得出，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贡献度与经济发达程度不完全对应。按照斜率依次降低的原则将所有省份分为三组（表3）。

使用Hausman检验和Swamy随机系数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第一组应该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第二组和第三组均应选择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

根据样本可决系数、标准误差等指标的大小，可以认为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结果优于每个省份分别回归的分析结果[1]。LNEGDP对LNID的贡献度与经济发达程度不一致，即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是促进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反而不明显。

四、结论及建议

1. 从全国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保险业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双向短期关系、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种相互作用的呈现需要一定的滞后期。

2. 对于东、中、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一致。保险密度与人均GDP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即协整关系均存在；短期关系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存在双向短期关系，东部地区两者的短期关系不明显，中部地区保险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原因，反之则不成立。两者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但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拉动作用比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而且这种相互作用需要一定的滞后期才能呈现出来。

3. 区域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贡献度与经济发达程度不完全对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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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庄平，李延喜.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风险的影响[J].技术经济，2011，7：103-10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N Chun-lei1，2，WANG Xin-jun1

（1.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2.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ntai 264003，China）

第5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相关文献概述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话题之一。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分配，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水平与方式也决定着收入分配的水平与方式，但同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又具有重大影响。

早在以斯密、李嘉图为典型代表的时代，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被紧密联系了起来，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工具。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奠基性文章—《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库兹涅茨以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为依据，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先扩大、再缩小，即长期的变动轨迹呈倒“U”型。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倒U型假说”提出了不同意见，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缺乏支持。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关关系上，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上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负相关；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正相关（Alesina D.， Rodrik D.，199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的焦点。陈宗胜（1991）较为详尽地研究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同时制约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别的诸多变量，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型假说；并验证了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存在着“倒U曲线”。李子奈等（1994）利用我国1991年各地区农村和城镇的横截面数据资料，验证了我国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和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但通过对中国分省和分县的横截面数据对“倒U型假说”进行验证，其结果都没有对该假说给予统计上的支持（赵人伟、李实、卡恩·李思勤，1999）。

目前，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还并不充分，所得结果也并不一致。张道根（1993）分析了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变化的相互关联机制；杨俊等（2005）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任燕燕等（2008）利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5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将首先分析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状，由此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机制，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从时间与截面二维角度探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状

（一）国民收入分配失衡

总体上看，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分配失衡，中国总体经济腾飞与居民收入不成正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5年最低的10.7%上升到2009年的20.8%，如果再加上各种未纳入财政管理的政府收入，按全口径计算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已达到32.2%。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始终比GDP增长速度低，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此外，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偏低，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低。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长期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农村居民，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资料显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比值从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64∶1，2011年这一比例为3.13∶1。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10年增加1058元，增长17.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10年增加2701元，增长14.1%。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4%，增速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幅略高于城镇居民，但二者之间的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1988-2007年，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对比最低收入的10%家庭，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前者占有45%的社会财富。如果考虑到城市与农村收入的不可比性和高收入人群收入低报问题及灰色收入，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第6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已通过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加以证实。戈德史密斯1969年运用了35个国家的从1860-1963年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的超常水平发展[1]。帕特里克1966年提出在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有“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领先”（supply-following）[2]两种研究方法。之后的一些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Burgess和Pande研究了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政策的变动，结果表明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导致了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①。经验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这符合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预期。也可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金融市场与金融结构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安翔运用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帕加诺模型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姚耀军在考虑到数据平稳性问题之后，利用我国1978-2001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构建农村金融相关率（RFIR）并运用VAR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的运作相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是缺乏效率的[4]。这些实证研究选用中国金融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很少选用区域或者省份的金融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中国是一个省间、省内发展差异性比较大的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很大，尤其在农村经济发展这一点表现更为明显。因此，“一刀切”的经济、金融发展政策是不能适应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的。

农村金融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那么陕西作为西部农业省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只有深入研究陕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重构一个适合于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农村金融政策来更好的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陕西省农村金融的发展数据，拟以灰色系统中的改进灰色关联度作为研究工具，实证分析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支持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用。

二、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研究事物之间、因素之间关联性的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根据事物或因素的时间序列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关联程度，若两条曲线的形状彼此相似，则关联度大，反之，关联度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来分析和确定因子之间的影响程度或对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进行测度。

（二）指标选取

为了揭示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两组指标反映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增长状况:1、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陕西省统计年鉴》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很多。本文选取3个指标:农林牧渔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分为两类:第一类，反映政策金融支农的程度指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收支的统计，我们选取“农业贷款”作为农村金融变量。根据目前农业贷款指标统计，其构成主要包括:农户贷款、农业经济组织贷款、农村工商业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五项，而这些项目大都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促进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故此“农业贷款”也可以视为狭义的农村正规金融指标。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我们还将分析“乡镇企业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虽然乡镇企业贷款用途和经济增加值理论上都应计入第二产业，但由于其在地域上与农村经济的天然联系，正规金融对乡镇企业的作用也会间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将“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进行加总，得到“农村贷款”指标，并以此作为广义农村正规金融指标。第二类，农村金融规模指标。考虑到在不发达地区信贷的作用，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在农村金融中不存在股票、证券、保险等现代金融特点的交易（即使有，也非常少，对问题的分析影响不大），所以采用农业存款与农户储蓄之和来反映农村金融的发展[5]。

（三）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两方面。所用数据均来自《陕西统计年鉴》，以下直接用到的数据均是由资料整理所得。在遵循计量经济学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的统一性，样本跨度定为1997-2007年。原始数据见表1、表2、表3。

三、灰色关联分析

（一）灰色关联的相关描述及分析流程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必须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经处理，消除量纲。关于无量纲化的处理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初值化法，即每个时刻的值除以第一时刻的值。关联度的计算。由于关联系数数目较多，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比较，为此两序列的关联度可用两个比较序列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之平均值计算，使关联系数反映的信息集中体现。

（二）对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分析

1.各因素及序列值。在关联分析中，称参考序列为母数列（或母因素），比较序列为子数列（或子因素）。本文采用的母因素序列为:Y1（存款规模1）：金融机构农业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Y2（存款规模2）：农户储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Y3（贷款规模1）：农业贷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Y4（贷款规模2）：乡镇企业贷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子因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指标为：X1: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亿元）；X2:乡镇企业增加值（亿元）；X3：农村人均纯收入（元）（见表4）。用初值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见表5）。

2.结果及讨论。计算各母子因素间的关联度（见表6）。从以上关联度数据分布范围来看，各项指标关联度处于0.4542-0.8566之间，可见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但影响效果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1）X1和X3关联度数值相对较高，说明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较大。X2的所有数值均小，说明农村金融与X2（即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关系相对弱一些，但Y4（乡镇企业贷款规模）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高，这一点与实际情况（发展乡镇企业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收入）相符，说明陕西省正规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没有满足乡镇企业的贷款需求，乡镇企业依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另外也说明乡镇企业可能存在着其他的融资渠道（如民间融资）。

（2）Y3和Y4数据的关联度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的关联度，Y2的贡献度次之，Y1的贡献度最低，说明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对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大，而存款规模对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大，显示了农村金融体制下陕西省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农业贷款规模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与农林牧渔业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值紧密相关联，表明无论当前还是今后，陕西省应进一步加强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断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四、政策建议

农业自身生产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不应以营利为目的。应以建立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为主，辅之以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扶持农村金融体系。

（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第一，改变目前“一刀切”的联社体制，允许信用社可以自主选择加社，允许信用社跨地区合并，打破农村信用社业务的行政区域分割，可以使现有的乡镇一级的信用社之间能够展开业务渗透和竞争，淘汰或兼并劣质信用社，保留和壮大优质信用社，促进市场化竞争。第二，严格对风险的监控考核，强化农村信用社员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基层信用社的积极性，解决好基层信用社职工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提高基层信用社为“三农”服务的绩效。

（二）加强政策扶持，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政策性金融的支农作用

第7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加工贸易；经济结构

全球金融危机使出口需求下滑，失业压力不断上升，出口增速下滑，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了国内经济困难，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短期内社会经济工作的中心，必须与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联系起来思考，更不能为了应对短期的危机而为长期的发展埋下难以铲除的隐患。为此，需要思考并妥善解决以下几组经济关系。

一、处理好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二、处理好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三、处理好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第8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为了更好地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云南省建设成为面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加快推进云南省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日益成为云南省重要的战略之一。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保险业的发展势必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但保险业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依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本文利用云南2003～2013年间相关数据对云南省保险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保险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正相关关系；（2）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存在一种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云南省经济增长有助于保险业的发展，但保险业的发展并不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原因。

【关键词】

保险业；经济增长；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云南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云南省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根据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云南省实现生产总值（GDP）11720.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在保险业方面，截止2013年底，云南省共有保险公司法人1家，保险省级分公司32家，其中财产保险省级分公司20家，人身保险省级分公司12家，中介及其以下机构2643家；全省实现保费收入320.77亿元，同比增长18.24%，其中财产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60.92亿元，同比增长23.96%，人身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59.85亿元，同比增长12.98亿元。保险从业人员突破8万人，发展队伍进一步壮大。因此，可以看出，云南省的整体经济和保险业都在同步的取得进步，那么，云南省保险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相关程度怎样？如何更好的发挥保险业的作用，扩大保险业服务经济增长的深度和广度？这些问题将是促进保险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云南省的保险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为背景，充分研究2003～2013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上论述两者的相关关系，为云南省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基于经济增长和保险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断增多。国外学者对二者的关系做出的研究主要是Outreville(1990)，他通过研究55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说明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保险市场的发展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也就是保险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的发展。WardD.L.Zurbruegg(2000)分别对OECD的9个成员国的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不同国家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尘不变的，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一些国家是保险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在另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是经济的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并且指出，作为欧洲保险业市场规模最大的英国，保险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Arena(2006)对56个国家在1976～2004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国民经济增长与保险行业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并且两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国内学者黄英君、陈晔婷采用自回归模型（VAR），对1982年～2010年中国的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十分微小的，是经济增长的需要促进保险规模的扩大，但保险业的运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邵全权运用计量分析了中国1个省市在199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在人寿险方面，寿险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正在逐渐降低，在财产保险方面，运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王晓英、彭雪梅利用2000～2009年四川省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四川省保险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保险业和经济的增长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保险业在规模和速度上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一致，并且在增速上保险业的发展大于经济的增长速度。曾素芬（2009）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保险收入和GDP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计算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得出弹系数值介于0.1和0.2之间，也就是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显著。

三、保险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经济发展推动保险业增长保险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良好的经济环境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可以不断的刺激保险需求的增长。保险需求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只有当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后才会产生的对风险规避的需求。只有当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和人均收入增加，当人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为已经积累的财富支付保险费，而这部分保险的支出，来源于新增加的收入。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同样会促进对寿险产品的需要。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在解决了当前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后，人们会考虑人身、养老、医疗等安全需要和对旅游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所带来的对保险的保障需求。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企业在考虑经营风险时，会对已有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财产进行投保等都会影响保险业的增长。

（二）保险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不断的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保障，也就是保险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保险可以通过转移风险、均摊损失、实施补偿、抵押贷款等手段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促进经济的增长。保险的风险转移和补偿机制可以让一个风险厌恶型的消费者放心的购买支出较大的商品，如汽车等，这些在保险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之一。此外，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还体现在保险业可以减少经济体内的风险。保险业内逆向选择的现象普遍存在，病人比正常人、开车不谨慎者比谨慎者更愿意购买保险，这些行为会使保险公司的赔款额增加，自然会使保险公司提高价格，这种价格的提高会倒逼投保人收敛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总财富的积累有积极的意义。

四、保险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云南省的实证分析

根据对以前学者关于保险业发展理论的学习，明确衡量保险业发展总体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保费收入、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三个。保费收入是保险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对价收入，是衡量该地区不同时期保险业发展规模的指标。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同期GDP，该指标反映该地区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险密度=保费收入/同期人口数，反映该地区居民参加保险的程度。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是：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人均GDP，都反映该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展速度，指标值越大，说明保险业的发展规模越大，保险的覆盖面越大。本文主要采用GDP衡量经济的增长，采用保险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衡量保险业的发展。本文以2003年～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云南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在此，笔者根据之前学者的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参考，选取保险密度衡量保险业的发展，以人均GDP衡量经济的增长，并根据2003～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数据均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整理的得到。为避免时间数列数据之间的异方差，我们对数据取自然对数。在研究保险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采取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相关分析。本文的计量工作是EViews8.0。

（二）实证分析在利用时间数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是，要求原始数据是平稳的，否则，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虚假的，所以为了对原始方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验证，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以y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x表示保险密度的自然对数值，得到下表：根据表1，得到的人均GDP的对数值和保险密度的对数值，对二者分别进行ADF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由表2可以看出，人均GDP和保险密度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所得到的ADF检验值都大于其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人均GDP的对数值、保险密度的对数值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在对其进行ADF检验，结果仍然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ADF的检验值大于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不拒绝原假设，也就是在一阶差分的基础上，人均GDP的对数值、保险密度的对数值仍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再次，对他们进行二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的结果是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上ADF检验值都小于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因此，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在二阶差分的基础上，序列趋于平稳，人均inanceNO.3，2016（CumulativetyNO.619）GDP和保险密度满足二阶单整条件，属于Ⅰ(2)型经济变量。因为人均GDP和保险密度都满足二阶单整Ⅰ(2)，所以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通过协整检验说明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利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其基本步骤为：第一，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找出变量之间的系数表表达式，第二，用ADF检验来检验残差。用OLS估计的结果：由表3可以看出，残差估计值序列为零阶单整，因此，可以判断协整回归方程有意义，也就是人均GDP与保险密度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一个变量的变化能够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由上述的协整检验可以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依赖关系，但是没有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此来确定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下面利用EViews8.0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人均GDP和保险密度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由表4可以看出，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有92.85%的把握确信人均GDP是保险密度的格兰杰原因，只有49.26%的把握确信保险密度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可以说明人均GDP是保险密度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人均GDP和保险密度存在由经济增长到保险业发展的单项因果关系，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原因在于，经济的增长提高了居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了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因此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但保险业的发展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因为我国保险市场尚未完善，各种政策限制和投资渠道的不完善抑制保险。

五、结论和展望

从上述关于云南省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保险密度和人均GDP在长期有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需要保证保险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协调，结合保险公司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贡献，不断完善与保险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保险产业政策，保险行业法规和行为准则，健全市场机制，从法规建设、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共同形成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和投保人的政策支持，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云南省的人均GDP和保险密度存在一种单项因果关系，即人均GDP的增长促进保险密度的增长，相反地，保险密度的增加没有很好地促进人均GDP的增长。，因此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云南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让居民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保险的保险产品的消费能力，以此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最后，云南省保险业发展相对缓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云南省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市场尚未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从而抑制保险业的发展。从而保险业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形成管理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人才选拨和培养制度创新等创新局面。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还要勇于实践，不断开拓和发展保险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不断增强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总之，云南省保险业正处于发展的最好时机，应抓住机遇，完善保险服务，建立成熟的保险市场，扩大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真正发挥保险业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月.陕西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西北大学，2013.

[2]杨明亮，苑为.保险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J].保险FinanceNO.3，2016（CumulativetyNO.619）研究.2009(09):52-55.

[3]刘桂荣.上海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53-56.

[4]魏培元.四川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8(01):133-136.

第9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263-01

一、经济理论的当展不断彰显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

经济理论源于经济实践,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实践。先进的经济理论,不仅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革新的先导,而且是把握机遇、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革向纵深推进,先进的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牵引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劲有力。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其最终实现则有赖于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更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灵魂。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革故鼎新之际,强烈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创新之举;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生命力与理论价值,正在当代得到不断彰显。

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基于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承载和超越,是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突破。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深刻性,更决定了创新经济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世情、国情不断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学说,探寻其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对于推动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回到马克思”和“让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过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

首先,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需要我们遵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高屋建瓴地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理论创新谋求竞争优势,以理论先行牵引我国经济平稳过渡和实现整体跨越。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把握机遇,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正处于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我们仍然保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通过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无论从经济体制、市场规模、资金技术、国际环境还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来看,中国目前都保持着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在科学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有力措施,使这些条件充分合理地发挥作用,克服各种短期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至关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三、当代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一）史论结合。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今之变就是历史的方法,即将事物放到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考量,如此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徐复观先生在《王充论考》开篇说道:“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一为其本人的气质,二为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的深浅,三为其时代的背景,四为其生平的遭遇。此四大因素对各思想家的影响力,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互相影响,不可作孤立的单纯的断定。”

（二）着眼现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本求今通,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既要立足于历史本身,同时又要关照现实,不能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割断古今之联系。

（三）辩证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同哲学研究一样,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突出表现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认识事物。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必须秉承系统全面的原则,即将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置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系统中进行考察,从哲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