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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工资上涨、高考扩招、计划生育、新一代农民工
一、引言
在计划生育已实施了30年之久的今天,它对中国人口的控制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一猛药带来的效果也正在慢慢凸显和扩大。与之受到同样程度的关注的是“民工荒”带来的民工工资上涨的问题,在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人口红利是否消失时,我们想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即单纯从民工供给的层面来分析此问题,因为引起一件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无外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本文主要分析民工供给的变化对其价格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影响民工供给变化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计划生育、高考的扩招、新一代农民工观念的改变。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的规模已达到1.2亿,农民工队伍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参与度和贡献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运行。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农村地区的出生率大大下降,造成在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出现了断层,没有一个平滑的过渡,导致新一代农民工的总量要小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身为80、90的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高,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满足于单独以出卖体力来谋生;此外老一辈农民工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向他们一样生活……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农民工总体数量以及总的工作时间的减少,造成了农民工供给的下降,可以解释2004年民工工资的上涨。本文用实证数据验证当初的计划生育、高考扩招、新一代农民工观念改变对民工工资上涨的影响。
二、计划生育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据现在已30年之久,有调查指出计划生育全国少生四亿多人。据有关数据显示,1978年以前,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究其原因有1960年的,1967年开始的,以及当时落后的医疗水平等。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结束,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医疗水平有所提升,人口出生率开始上升,但是受计划生育的影响,到1981年开始有了略微的下降,1987年开始一直下降,2003年左右达到稳定,大概为11‰,所以计划生育对于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计划生育开始大规模实施是在1980年,到2004年,这一代人已经20岁了,但是由于总量的下降,新一代农民工的数量也下降了,可以很好地解释2004年民工工资的上涨。
三、高考扩招对民工供给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比较严格,一般农村户口很难转换成城市户口,就现在来看,从农村户口转换为城市户口的一条主要途径是高考,并且事实表明,确实有大量的人通过高考从农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所以本文假设高考是从农村户口转换为城市户口的唯一途径。下图中长条虚线表示城市人口增长率,实线表示中国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小点虚线表示农村人口增长率。
由图可以看出:中国自然增长率一直在下降,而城市人口增长率有上升的趋势,并且大于自然增长率,可以得出,农村人口上大学的比率正在上升,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上大学,从而转换为城市户口。农村人口增长率为负数,说明农村人口正在减少,外出上大学的人口大于新出生的人口。因为农村每年出生的人口是一定的,如果通过高考转换为城市人口的人数增多,那么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势必会减少,从而新一代农民工的数量减少也是必然的。
城市人口增长率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刚恢复了高考,所以城市人口增长率增长较大,其波动也比较大。1996年左右,城市人口增长率又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增长,而那时出现了高校扩招,大量的青年走进了高校,成为农民工的年轻人的数量必然会有所下降。以上两点很有力得证明了上面所述,即高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从而农民工劳动的总供给减少,民工工资上涨。
四、新一代农民工观念的改变对民工供给的影响
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和条件。老一辈农民工普遍的想法是只要有钱赚就行,工作环境,个人权利等都不在考虑范围。而新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他们不仅关注工资的高低,还有工作环境、社会保险、闲暇时间、子女上学等问题。
所以新一代农民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闲暇时间,如果所在的工作单位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更容易选择跳槽或停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而总的工作时间开始下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总供给量的减少。
五、总结及政策建议
恢复高考曾被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大学生扩招数量过大,已经超过其限度,使资源分配的效率降低,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大学生就业难,民工招工难等。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工人,所以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将重点放在一些技术院校,应该考虑提供新一代农民工更多的专业培训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还能够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水平,帮助他们完成由农民工到技术工人的转变。这不仅是农民工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劳动力能力提升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韩伟,朱晓玲. 农民工对失业保险的潜在需求[J] 人口学刊 2011,(1)
【2】 孙喜保. 两难抉择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打工还是自主创业?[J] 乡村科技 2011,(10)
【3】 蔡晓娟,杨肖丽. 金融危机下北方地区农民工的未来抉择:留城还是返乡?[J] 社会探索2012,(02)
【关键词】人口,适度发展,经济增长
一、前言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当前我们有必要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探讨,以便更合理地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在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方面,全球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这里可以用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我国由于成功地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国策,已经卓有成效地将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有力的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同一时期我国整体经济总量在存量和增量上的变化则是不断向上发展,这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根据联合国环保署,人口发展署,劳工组织等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全球人口自1984年以来的过度增长,已经在粮食生产,耕地面积,淡水,海洋捕捞,肉类产品,自然保护区,森林,生物多样性,气候,能源,废弃物,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城市16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60~1998年间,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这四个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40%~50%。 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度膨胀,自然保护区开始受到威胁,大面积森林退化,大量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在全球15个主要海洋渔业区中,就有11个渔场捕捞量下降。大多忽视人口增长和忽视计划生育的非洲国家,开始被大量需要就业和受教育的青年人问题所困扰。
三、人口适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与经济相互影响,保持适度人口增长有利于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 这里的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理查德・塞蒙斯曾指出,经济的产值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和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足,则这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下降。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 ,到了八、九十年代却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劳动力的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使日本逐渐失去了发展优势。
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来说,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20年。日本正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时,利用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规模,加速经济的发展,从而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因此人口学家往往称这段时期为发展社会经济的“黄金时间”,或称之为“人口红利”。
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日本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成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就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而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在人口转型上也领先全国。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早于全国21年,相应地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的“黄金时间”也早于全国20年左右,上海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
综合地来讲,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际上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规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规模可以延长“人口红利”时期,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四、结论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在经济发展上,因此一直以来我们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只有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在宏观调控上继续扶持并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刺激消费需求,并在此基础上,经济有效地推动全国人口有序合理的转移和流动,加快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继续深化全社会义务教育并多样化提高成人教育的广度,这样才能实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以人口增长来推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
参考文献:
[1]曲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
一、转变贫困地区群众的婚育观念,实现和稳定贫困地区的低生育水平
降低我市贫困地区人口增长,提高贫困地区计生户的生活质量,是我市扶贫和移民部门与计划生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贫穷落後边远山区,老百姓依然存在着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观念,存在着“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象。这种传统思想、落後观念严重阻碍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展扶贫开发,治理农村贫困现象,关键要提高贫困群众综合素质,增强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引导山区贫困群众树立“优生优育”、“少生快富”的思想观念,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少生优生”不仅可以“脱贫”,而且能够“快富”,使计划生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好的生育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完善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水平,切实保障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常年困难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要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进度,加快农村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解除贫困家庭的後顾之忧。要制定和实施更具导向性、优惠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计生家庭在发展上有优势,政策上有优惠,社会上有优越感。
二、加大计划生育家庭的扶持力度,巩固和改善贫困地区落後面貌
为了奖励响应计划生育的家庭、特别是纯女户家庭,鼓励更多的人响应计划生育国策,加快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脱贫致富步伐,在实际工作中,我市坚持扶贫开发工作与落实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对全市395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和927个移民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尤其是纯女户的家庭,在政策上优先倾斜、在项目上优先安排、在资金上优先支持、在贷款上优先提供、在技术上无偿服务、在培训上优先安排。2011年优先帮扶贫困计划生育项目扶持资金446万元,扶贫到户小额贷款贴息优先对241户计生户贴息,培训计生家庭劳动力2340人次,并选送5名计生户子女免费就读深圳高级技师学院。真正让计生户、纯女户家庭得到实惠,感受到响应计划生育的好处。今年我市扶贫和移民部门将继续实施扶贫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乡、村和扶贫对象倾斜。将贫困计生家庭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结合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的实际,统筹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及社会扶贫,对贫困计生家庭予以优先优待。帮助贫困地区计生家庭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三、积极开展素质培训和计生服务,提高贫困群众基本素质
着力开展计生优质服务,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出生人口素质和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水平。针对贫困地区地方病、出生缺陷、生殖疾病发生率高的实际,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健康促进、优生咨询等服务。将预防出生缺陷的关口前移,在全市395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和927个移民村加快实施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推动实施贫困地区孕产妇、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项目。加大对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提倡对贫困乡村计生家庭子女就读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减免学费,给予生活补助,并享受中考加分政策。加强特殊教育,加大对各级各类残疾学生扶助力度。对计生贫困户的青壮劳动力优先安排培训,以解决计生贫困户家庭文化素质低,致富技能缺乏的瓶颈。一方面依托我市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和深圳高级技师学院实行技能培训,实现“培训一人、转移一人、致富一家”转移就业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以会代培、入户培训、发放技术资料、田间指导和广播宣传”等多种形式开展新科技推广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增强计划生育贫困户劳动力的致富技能和科技意识,提高贫困地区计生户劳动力依靠科技技能的致富能力。
总之,做好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工作就是在贫困地区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对贫困人口更好地落实优惠政策。只有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优育,才能稳定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反过来,只有加快扶贫开发工作步伐,尽快改变贫困地区落後面貌,转变观念,提高人口素质,才能有效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2001年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那时候,该省并未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开展“三结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标,其二孩出生减少的效果应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群众退出二孩指标与二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
〔实例6〕许多文章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人口现象的发生既受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属性对人口现象的影响和制约是有条件的、间接的。而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条件的、直接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制约常常要通过自然属性来实现。在分析人口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人口的自然属性,然后再解释社会属性。就实例5而言,从妇女退出二孩指标到二孩出生减少,至少间隔10个月,即妇女的怀孕期,无论推行“三结合”力度多大,妇女10个月的怀孕期不能缩短。退指标的发生与出生数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至少要“滞后”一年。也就是说,1995年上半年因开展“三结合”妇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标不会影响这个时期的二孩出生数量。关于实例6,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属于社会属性,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确会影响其生育行为。然而,影响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节育行为,具体地说,影响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迟结婚(不发生)、采取避孕措施和流产(终止妊娠)。妇女文化程度影响到上述生物因素发生变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识,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减少怀孕的可能),并通过上述因素影响生育孩子的数量。直接讲文化程度与孩子数量的关系,未免有些牵强。
3定量与定性
〔实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各项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计划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为14.9‰(这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能导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减少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为2%等等。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断。如果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
4模糊和精确
〔实例8〕某地区的一份材料称,根据20年来每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推算本地区20年来少生了1831275人。
某县计生委利用农村赶集日人口比较集中的机会,出动服务车,设置咨询台,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县计生委的汇报材料称,“一个月来在集日上接受宣传、咨询的群众累计达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实例8和实例9中的人数和人次数的统计和计算十分认真仔细,数字如此精确,令人钦佩。但转念一想,不免生疑:实例8中利用总和生育率计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龄别生育率与分年龄妇女人数相乘计算出生人数,一般来看,每个年龄组的计算结果都不会是整数,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个年龄组累计下来,个位数已经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数累计起来,怎么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呢?况且20年间,该地区的人口并非处于“封闭状态”,各年龄组人数因为人口迁移而变化,也会影响到计算少生的数量。至于实例9,在一个开放的、人们频繁走动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个人接受了宣传,哪个人接受了咨询,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使有标准,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逐人统计。实例8、实例9中看似精确的数据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说“20年大约少生了18万人”,“一个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服务的人次达10余万”,或许有几分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和计划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与此相应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状态或趋势,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精确。许多同志在应用统计方法时,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而对计算中数据的来源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很多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使是全面的调查(如人口普查、全局报表),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或影响,存在着调查误差,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之一。超级秘书网
5原因与结果
〔实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大小。
关键词:计划生育;避孕器具;社区服务
二战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比开发我国家低、生产总值反而高,且人均生产总值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呈现两极化,也由此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增长。推估探究其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主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发我国家人口增长加速,而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则减缓,导致劳动力供给量超过需求,就业也产生压力,而伴随著失业和非充分就业, 形成人口增长快速的开发我国家贫穷的社会问题,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环境结构良好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成长很重要的关键。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便是孕育而生的重要国策,其中社区是一个最基础的单元,在社区中满足群众对避孕药具的需要和生育知识的普及、护理是极其重要的。
1调查对象
为了对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了解,本人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调查。本次调查对象是社区育龄夫妻(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对象),A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市民交叉居住。社区内有小学校、中学学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便民服务设施。回收的29份有效调查问卷中,以25~40岁的育龄夫妻为主,其中25~30岁育龄夫妻有12对,占调查总数的41.4%。30~40岁育龄夫妻有17对,占调查总数的58.6%。
2结果
其中,年轻女性希望进一步通过社区学习生育健康知识的比例为93.7%,喜欢的学习方式以电视录像和报刊杂志为多,占53.0%~92.0%的人需要生育健康知识咨询和指导服务。育龄夫妻希望获取避孕节育知识服务的渠道依次为: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广播电视、妇幼保健所和医院,他们认为提供这些信息和服务最好的方式分别为:建立免费热线电话、开设未婚青年人咨询点、举办讲座和学习班等。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定期组织宣传,提供免费书籍和读物,尤其渴望能够和专业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得到专业指导和帮助。由此可见,育龄夫妻对避孕节育知识的社区服务渴求程度相当高,他们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更多的避孕节育知识,希望得到更好的避孕节育咨询和指导服务。但同时外来育龄夫妻计划生育、避孕节育的需求较低、表现为50%的人不希望计划生育干部提供避孕措施,有近50%的人对理想的计划生育宣传形式没有做任何回答,88.75%的人表示在计划生育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实际上他们连选择避孕药具的能力都不具备。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和供给矛盾,从居民方面需求方面看,拒绝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三位原因分别是病情较轻、医疗费用过高和看病麻烦时间长,尤其是一些育龄夫妻中的育龄夫妻收入不高对医药费用支出有恐慌心理,并且以这些病为耻,讳疾忌医,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加上居民习惯去药店买药进行自我治疗,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有病不去看,实行自我治疗应该建立在人们具有一定的保健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的基础上,但目前多数人因为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和医生指导,尚不具备实施自我治疗的条件,非常容易造成不利影响,如耽误病情、药品副作用等等。从社区卫生服务供给方面看,目前,缺乏保健教育经费、健康教育、保健咨询等宣传材料费用均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因费用短缺,预防疾病和健康教育的宣传又不能获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使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处于两难境地,致使居民的健康意识不能迅速提高,保健意识淡薄。由于缺少足够的经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把有收益的临床医疗工作作为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重心,几乎80%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都从事着临床医疗工作,存在着较明显的重医轻防现象。
3如何普及计划生育知识控制人口
因此,本文认为,社区计划生育知识普及与避孕药具发放的首要环节是思想教育措施,它关系着计划生育长久维持的关键。社区可以通将计划生育通过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宣传,期望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意义与具体做法传达给大,将其融入生活当中技术措施。
3.1在避孕药具的技术措施方面 应按照生物学生育观念对生育进行科学技术干预,如避孕、结扎、绝孕等药物或医学技术,这在现今医学技术的进步中已经普遍被使用,对于计划生育的推行将有很大的作用,社区应加大通过免费或优惠的医学渠道加强节育的措施。
3.2计划生育推广与管理上的行政组织措施 主要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颁布指示、命令、决议使人民采纳并遵守。另外与有关部门合作配合, 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业发展体系。将避孕器具管理机制带入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项目,将生育与生殖健康视为一种"国家事业"或"社会事业"发展,为此必须规范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产品市场,完善产品品质认证、质量管理、以市场监督为重点的管理制度,提供完善良好的避孕药具及优生和谐家庭环境。
3.3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质量监控体系 针对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手术常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规范》为主体的法规规范和标准规范进行实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与职业资格制度审核,完善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估,并强化执法监督。
3.4建立及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创新长期机制 就人口发展研究机制而言强调政府导向、部门合作、专家为主、研究专案运作的人口调控机制。①由政府部门汇集专家讨论设计研究方案,形成科学研究成果,地方与组织配合发挥协调和服务职能。②对于避孕器具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机制上由政府引领企业对于生育与优生保健投入,提供安全与便利的咨询与服务。建立目标一致、主体多元、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意识,明确界定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是公益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整合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模式,畅通政府与社会民意表达和沟通的管道。
3.5为了解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本人认为,首先,政府必须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和正常工作的维持,既要凸显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又要考虑增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身活力的需要和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给予一定的补助,将卫生投入由向大医院投入为主转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倾斜,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配备基本的诊疗设备还应出台针对育龄夫妻的办法和服务细则,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化为民服务的力度,并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支持。要加大对社区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预防性疾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区医疗服务可以深入家庭,使育龄夫妻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可以附近医院或整个社会的压力,因此应当加强与社区之间的合作互助,充分发挥社区的进行宣传教育范围较广,覆盖面较大,以及深入的程度较大的优势,有必要强对他们以及家属的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社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在社区防治中做到查、治、管相结合,对疾病患者实行建立健康档案、科学合理用药、督导规则服药、跟踪健康指导。
4结论
总之,解决社区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我们必须明确社区卫生服务的定位,只有逐步放开社区医疗服务市场,才能有利于供需双方的观念转变,合理引导群众的健康消费,最大程度的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孔建国,阮晓明.强基础重服务和谐计生惠百姓--河南省沈丘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掠影[J].新闻爱好者,2010,(21).
老龄化速度加快
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开始面临快速老龄化的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说:中国老龄化速度已逼近世界之最。未来中国人口政策将面临两难选择:放松人口控制会使人口增长出现反弹,继续控制人口将会加剧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7.5%增长到14%。而根据联合国估算数据,如果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
由此,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成年型社会过渡到老龄化社会。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在报告中说,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人均GDP还不足1000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会承受更大压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副主任兼经济师左学金和其他经济学家说,已经在为退休生活大笔储蓄的中国人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储蓄并减少支出,而这正是导致日本最近一次经济低潮的罪魁祸首,这种趋势会导致整体经济投资和消费支出不足。
人口难题众多
巨大的就业压力也让中国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202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9亿多。庞大的人口和无序的流动构成中国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和社会管理的困难。受到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值约10个百分点。另外,中国现有约6000万残疾人口,每年出生人口中约5%有出生缺陷;中国文盲人口约8507万人,文盲率6.72%。
此外,适婚的男青年也会遇到结婚难的问题。由于中国家庭传统上有看重男婴的风俗,以及超声波检测胎儿性别的普及,一些夫妇决定将女婴堕胎。根据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国男婴和女婴出生比例为117比100,远远高于国际正常水平105比100。不过,也有学者称,中国的男女婴实际比例之差可能会更小些,因为有些父母没有申报女婴的出生。
“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但后果是这一巨大扭曲将引发各种社会难题。”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讲师考夫曼说。
在基层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还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在河南省宜阳县,据当地农民和报纸报道,县计划生育官员告知数十对夫妇:政策允许生育多胎,然后又对他们施加高额罚款并强制堕胎。
除此之外,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资源严重不足、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人口分布不平衡。目前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全国乡村人口约占61%,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
政府思变
为了应对上述难题,一个专家小组向政府提议,最终废除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限制,转而实施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宽松政策。
知情的专家和计划生育部门高级官员称,学者们提议的最终全面取消生育限制的计划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放松现行的生育限制不会导致人口激增。
“我们必须设计出一套过渡方案,这样就不会导致人口猛增。”上海社会科学院副主任兼经济师左学金说。他很熟悉这个问题的讨论,他说,“整个社会都将从生育政策的调整中受益。”
不过,目前的讨论远远超过这些范围。庞大的人口在未来几十年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极为深远。中国政府正在转变思路积极应对种种人口问题带来的挑战。据悉,中国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计划,以提供准确的人口基础数据、勾画中长期人口发展蓝图、提出人口发展的战略措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论文摘要:人口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寡都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同的家庭人口结构,中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路径。应用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对中西家庭人口变动对各自社会发展的影响做了历史考察,并进一步指出,自近代以来,由于“两种生产”的不断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应正确看待新时期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人类社会主要有两种生产形式,一种是物的生产,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在恩格斯看来。两种生产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他们互相制约、互相联结、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所起的作用是按照相反的作用发展的。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图景。实际上两种生产理论是将人类自身生产放到人类社会生产中加以考察,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阐述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的。
1 家庭人口数量与古代社会的发展
家庭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的异常重要的作用,中西家庭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的轨迹发展的,在家庭的演化过程中,中西方家庭发挥出来的功能和效用是大相径庭的,这一不同效果的发挥对各自经济、社会与历史进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而家庭也还处于原始的阶段。因此,家庭不仅是人的生产的共同体。同时也是物的生产的共同体,这两种生产在原始的家庭内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中国,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在家庭中紧密结合。然而在西方。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却较早的从家庭的“温室”中分离出来,即使有“黑暗的中世纪”。但是随着物的生产从家庭温室中的“解放”和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使得西方最早迈开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步伐。特别是工业革命后。西方“促进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业社会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进行生产,生产能力依靠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劳动力的多少决定了财富量。工业社会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能力提高的根本,人口增长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意味着人口质量的提高”。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生产逐渐从原始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家庭的规模却不断的缩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完全社会化了,而家庭也演进到核心家庭”。
从中外家庭人口结构变迁的历史来看。这“两种生产的分离,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东西方在社会形态发展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差异,正是源于两种生产在分离过程中的差异”。在中国,由于两种生产长期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家庭内劳动力人口多,家庭的生产规模就大,加上古代重农抑商国策,这使得劳动力数量的多寡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衡量标准。“由中国封建家庭的特点决定,社会生产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这样—条内涵式道路发展,而是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清晰的记录了这条道路,秦汉的生产工具与明清相比,相差甚微”中国长期以来维持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家庭中紧密结合所形成的“小农经济”,而带动西方社会生产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则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离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社会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中国,由于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始终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家庭只能以人口数量的增长来弥补由于缺乏工具革新所带来的农业发展潜力不足这一先天缺陷,“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提高的潜力是长期存在的,这使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微观及短期内难以改变。因为就家庭来说,存在着对劳动力增长的无限需求,这助长了早婚多育的生育行为,并在观念形态上推动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但是,从长期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中国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限制了分工。不能为工业创造条件,终究会遭遇自己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可耕土地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没有新的生产工具,土地的单产也存在着天然极限。并且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递减”。因此,唐宋以来,中国的人口却出现了巨量增长,此时人均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而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也开始降低了。尽管从总体上看来,劳动力的绝对总量还是在增加,可是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停滞的兆头。由于两种生产始终耦合在家庭生产的内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演进到近代社会。
2 近现代家庭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转型
西方家庭中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较早的从家庭中得以分离,西方社会主要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运行,社会发展潜力并不像中国那样严重的受到家庭的束缚。家庭功能发展的长期的停滞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两种生产从家庭里分离的现象,家庭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分化,始终行使着作为两种生产共同体的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新的社会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新的动力已经产生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人类个体独立生活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群体在人类生活中意义的减弱,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已经日益的从家庭内部开始分离出来。
1840年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后,在中国社会的家庭内部,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的分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从而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后,现在农村的家庭已经开始向核心家庭过渡,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四世同堂的盛况了。同时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两种生产也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的密不可分了。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农业将更加的融入到世界的生产体系中,和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将更加进一步的使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功能发生更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我国家庭开始向现代的核心家庭形式发展,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社会发展承受着巨大人口压力,不得不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将其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建国初期。我们片面地强调“人多力量大”,导致对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偏差。而当时人口政策的失策也许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来自于历史上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结合在家庭内部未能分离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作用。目前,在很大一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实际上仍然沿用着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别是在工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我们仍然将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结合于家庭内部,这种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传统家庭生产方式是无法适应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的。
那么,要打破两种生产在家庭中长期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这种“历史惯性的束缚”,要破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可以实现的。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作为保障,两种生产功能要从家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的影响已经进一步的显露出来: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我国进人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与计划生育工作
3.1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两种生产”分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两种生产”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养儿防老”功能得以发挥主要是基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子女经济支付能力、子女闲余时间的多寡和文化伦理等因素。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尤其是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两种生产”分离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与此同时的则是传统“养儿防老”功能的发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使中国人口增长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农村家庭中独生子女户越来越多,家庭小型化越来越普遍,核心家庭的数量将会日益增多,而老年人身边的子女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种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人口控制的做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例如,就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而言,根据2006年2月全国老龄办的最新统计,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14%,比27年前,翻了一倍,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同时,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则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农村不仅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中国农村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情况,同时,人口老龄化又带来了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按目前的政策规定,一个农村家庭最多只会有一个儿子,这样将会使得家庭供养资源减少,而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却是成倍增长。将来,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将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3.2 “两种生产”分离过程中。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与家庭养老工作有机结合
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大大减缓了人口剧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能够保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对平衡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养老保障体制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的老龄化等新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就转发了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自2004年以来,在某些农村地区开展的家庭养老补贴的试点工作,对农村中年满60岁并且只有一个子女或两女的计划生育家庭进行补助,该家庭的老人每人每年享受600元补贴,直至亡故为止等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改变农村中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有效地缓解了老人们晚年养老的后顾之忧。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利用现有遍布各个村落的计划生育协会,使农村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面工作都向更深层次开展。要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观念。这样既能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又能有效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不但能够有利于转变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巩固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有利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积。
【关键词】新形势;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317-02
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以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全面素质为主要任务,坚持“三不变”和“三为主”为主要原则,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能够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幸福文明家庭目标的实现。当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要求相关宣传教育工作者对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积极迎接该工作所带来的挑战,着力解决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氛围。
一、新形势下深化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深化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第四次高峰期的人口环境特点
近几年,我国迎来了第四次人口高峰期,这引起了社会全面的广泛关注。人口增长趋势上浮、南方城市和北方农村地区超生现象严重、人口老龄化与日俱增、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流动人口呈不断增长态势,这些特点都造成了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量增大,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建设小康社会前进的脚步。
(二)传统生育思想意识的固化
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处于稳定低生育的水平,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的工作,需要结合时代特点来巩固加强此项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由于法制社会建立与完善,从根本意义上转变了人们固有的传统理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价值观,对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观念上的转变。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在宣传教育的同时,引导人们重视此项国策,严格遵守其规章制度,让人们主动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相互监督,实现宣传教育的意义和目的。
二、当前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难题
(一)认识不够深刻,宣传方式死板
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中,我国大部分省市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成绩,实现了控制人口增长和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因此,某些观点则盛行开来,如既已转变了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当下就不应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来继续宣传教育,而且很多的上层领导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够深刻,认为这对青年人的婚育观念没有任何意义等,故此敷衍完成宣传教育这项重要任务,将宣传的思想内容一味的灌输给群众,无论其愿意接受与否,而群众也因为不理解出现了厌恶情绪,削弱了宣传教育的意义。
(二)宣传手段滞后
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省市地区都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宣传教育方法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很多地区都存在着用以前的宣传报、警示牌、标语条幅等旧有宣传方式的现象,资金不到位也使得很多地区无法更新其陈旧的宣传设备,制约了现代化宣传手段的发展,是各地区普遍存在的困难。
(三)宣传内容陈旧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传统的宣传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该项政策更深入了解的需求,通过调查显示,人们对陈旧的宣传内容已经不再关注,更关注如何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妇幼保健知识和生殖系统的健康等拓展性问题,渴求构建和谐幸福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当前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就是没有结合实际对宣传内容的创新,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新形势下该项国策的主要内容。
三、深化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建议对策
(一)确立宣传教育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根据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贯穿其工作全程。提高所有部门的思想意识,不能把宣传教育工作只放在宣传部门去实行,应该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当做一件大事去落实,领导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统筹兼顾。
(二)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者的素养
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个人素养是关键,只有工作者的自身对其工作思想认识进行提高,才能保证政策宣传的顺利开展。对于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个人良好素养的培训,不仅仅是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还要培养起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岗位职责。对政治知识的学习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时刻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群众在对政策知识的理解有困惑时要及时解答,给予帮助。
(三)创新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手段
由于传统的计划生育内容没有针对性,因此,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对宣传教育内容进行一定的创新,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宗旨,扩大宣传教育的知识点,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政策、妇幼保健知识、生殖健康知识以及如何有效避孕等贴近人们生活的内容纳入重点宣传内容中。
零距离的宣传教育工作模式,将纸媒、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平台运用到宣传教育工作中来,构建良好的舆论氛围,有利于扩大宣传面,用中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的予以理解和接受。
结语: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任务,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其工作的开展提出了高要求、高标准,怎样克服在宣传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特点开展相应的工作活动,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制定出解决方案,推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婷.在新时期如何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0(08).
[2]王继丽.浅谈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理念创新[J].企业家天地,2008(08).
关键词:生育权;人权;计划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122-02
一、公民生育权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整体推进,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发展为智力型、技术型。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逐渐淡化,社会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口,相反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各种社会的沉重负担,这时生育的权利便不能随意地行使。
(一)生育权的提出、内涵
关于生育权的内容现有法律并未作出规定,有关生育权的国际公约在对生育权进行界定时也有所不同。生育权是一项颇受争议的人权,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对于生育权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的。对生育权的确认之所以没有被达成共识主要在于:从人类早期的发展史来看,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个体生存能力极弱,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生存,人口越多,越能与自然和猛兽抗衡。所以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权自然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生育权不再只是一项无人关注的自然权利概念,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成为现实的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
本文所指的生育权的内涵是对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从应然层面所涵盖的内容进行的界定。生育权的内涵在于对“生育”一词的理解。生与育有密切的关系,多数情况下是既生又育,但二者毕竟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本文中的生育权主要指的是“生”的阶段。它通常包括:“决定生育与不生育的自由;决定生育子女时间与数量的自由;对生育子女性别和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和决定生育质量的自由。”[1]
(二)对中西方生育权现状的分析
生育权观是指人们对生育权完整的、系统的看法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今主要存在两种主要生育权观: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观,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育观。
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一切政治组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天赋和不可侵犯的权利” ,“生育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生育多少和时间间隔完全是个人或者家庭的权利,个人在生育行为方面的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国家不应以法律、法规或者政策的形式加以干涉。”[2]
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生育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有条件的、社会的和相对的。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要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相应的义务。各国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应从自身发展出发,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保障生育权的实现,人权也能得到不断促进和改善,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概述
计划生育是指依据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实行人类自身生产的计划化。特别是1974年世界人口年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其中包括一些人口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面推行的,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就成为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等的主要意义是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的情况,以防人口过快增长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及环境、资源的不足而引发的矛盾。现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对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制定,势在必行。
(二)生育权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法理分析
“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权”,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具有以下功能:一是维护生存权的手段;二是作为向父母提供其他服务的来源;三是出于保护种族或者使遗传特征永存的一种天性或者愿望;四是无意识的产生。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在决定召开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时强调:“所有国家有制定、采用和实施有关人口政策方面的国家。这些人口政策应当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以及它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并且应该与人权标准以及个人、夫妻和家庭的义务相符合。”[3]
因而我们不难发现,从国家人口政策来看,符合人权要求的人口政策应是与自己国家国情相适应,并且能够确实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从公民自身角度来看,其生育权的享有是自由而负责的,不能强调任何一个极端,而应该是两者的平衡,即公民既充分享有生育的自由,又必须承担因生育而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义务。
在中国,作为“公民权”的“生育权”采取的政策是“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人口与计划生育》,第十七条)可见,中国既保护公民的生育权又对公民的生育行为实行有计划的规制。这项政策既满足了社会或者民族生存权的要求,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推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总之,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在坚持保障公民应有的“生育权”这一应然权利的基础上推行的符合国家,民族全人类利益的科学政策。
三、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状及问题
近几十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每年都对保护状况进行批评,对中国计划生育权政策的推出提出抗议。我们并不否认他们做法的别有用心,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就此而否认保护,一味地认为生育权状况存在很大问题,那是本末倒置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口的巨大压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计划生育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不择手段,在行政过程中做法粗暴,而不服从该政策的公民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法律救济。这些极端的措施和状况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育权以及人身权、财产权等其他相关权利,而且也违背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初衷,损害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形象。面对现实,中国应该必须比任何国家更重视、更强调对生育权乃至人权的保护。
(二)改进和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首先,要坚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持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关注人口大省、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较晚省和流动人口大省,重点加强对人口计生工作基础薄弱、政策落实难度大的地区的指导和督查。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强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规范管理,促进长效措施为主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有效减少非意愿妊娠。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逐步扩大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政策的覆盖面,提高奖励标准。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加大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保障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强解决对节育手术并发症患者的扶助,建立健全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制度。推进新农保制度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推动扶贫开发、农业开发、教育、劳动力培训、危房改造等政策向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扶持力度。
其次,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法规,使计划生育工作真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完善。重视对公民权利的弘扬和宣传。全面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公民应承担的义务。全面开展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工作,促进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深入开展。免费开展妇女孕期保健服务、产后访视服务,对孕产妇进行一般身体检查及孕期营养、心理等健康指导。开展儿童保健服务,为婴幼儿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开展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管理,进行体格检查和生长发育监测及评价,开展心理行为发育、母乳喂养、辅食添加、意外伤害预防、常见疾病防治等健康指导。开展优生优育管理和技术培训,改善服务机构服务条件,从而提高优生优育服务能力。
最后,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思想,改善中国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状况,提升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品格。自计划生育政策颁布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少数个别计划生育的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态度不够严肃端正,在行政过程中有法不依,弄虚作假,乱收费,乱罚款,不按法律程序办事,工作中遇到困难,不去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和冲突,致使违法侵权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的存在,损害了政府形象,不利于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常推行,同时也给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针对上述现象,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规范惩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评价一项政策、一种方案好坏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适合于某种模式,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各国人口问题存在的程度与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的差别,根据各自的情况确定不同的计划生育方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当拿出大国的态度对自身推行的人口政策负责。充分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要求。但人权也应服从依法治国的原则,在享受人权自由的同时是以承担责任为前提。人权不能用来为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辩护。国家干预个人生育行为,应当注意适度,并且随着人口压力的减轻,放松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扩大公民在生育方面选择的自由,从而真正达到对人权保护方面的完善,进而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优质服务。通过依法行政改进管理,通过科学管理加强服务,通过优质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快建立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使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真正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于学江.生育权的研究[D].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