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政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际金融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斯坦克尔伯格博弈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USA to the emerging markets since 2007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using game theory to t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of non-cooperative solution and cooperative solution,which conclud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is better than non-coordination.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coordination might become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due to the relative weaker power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compared to the US economy,which depends on the asymmetric of the crisis shock and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As followers,the equilibrium might not dominate the Nash equilibrium for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herefore,the emerging economie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ordination but try to avoid becoming a follower in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stackelberg gam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5-0003-06

每个国家在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外溢效应”,反之,也会受到“溢入效应”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在力求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从本国的福利函数出发而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还必须要考虑到别国的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反应。因此,国际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是必然的理性选择。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显然是指在一个短期的非对称冲击发生的时候,采取货币政策的协调所获得的收益(福利)要优于不协调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逐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间政策协调,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的三次G20金融峰会,先后就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方面的金融政策达成共识,从而缓解了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冲击,为尽快恢复经济正常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较早的研究来自于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出现的各种政策冲突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协调来解决。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做出主要贡献的Cooper(1969),在其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中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论证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蒙代尔则于1961年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一理论为此后不断发展的区域货币政策的协调及一体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经济学基础。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增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伴随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动因、利益、障碍、形式等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逐步形成两大分支。

一个分支是建立在博弈论方法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最早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政策协调问题的是Hamada(1976),他采用了一个两国模型,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其后,Copper(1985),Canzoneri 和Gray(1985)等都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国际协调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国货币当局不考虑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其结果不是最优的,如果进行协调,结果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些研究都从理论上支持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Rogoff(1985),Currie和Levine(1985)在以上静态博弈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相容性和政策制定者的信誉等因素,认为这些问题对协调的可持续性以及协调收益有重要影响,因而各国的政策协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

另一个分支是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对协调收益进行的实证研究。以Oudiz和Sachs(1984)的研究为开端,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文献中通常用各国独立制定政策的纳什均衡与在政策协调假设下达到的帕累托均衡之间的福利差异来衡量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实证检验发现协调带来的收益并不十分明显,不会比各国进行简单的信息交换更好。此后出现的对政策协调收益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章,绝大多数对政策协调收益的估计值都与Oudiz和Sachs所估计的值近似。与大多数关于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相比,Holtman和Hughes Hallet(1987)的研究结果较为乐观,得出的协调收益是GNP的6%―7%,至少为3%―4%。最新的研究中,Gunter Coenen,Giovanni Lombardo,Frank Smets和Roland Straub (2008)采用欧洲中央银行(ECB)发展的Area―Wide Model (NAW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很少(大约仅占稳态消费的0.03%),但协调的收益明显地对经济开放度较为敏感。如果各协调主体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则可能从协调中获得较大收益。

上述实证分析通过模拟均衡状态估测政策协调的结果,没有考虑系统从非均衡状态向动态均衡转化而获得的协调收益。此外,依赖于他们所用的模型,似乎从政策协调中仍然还有大量未开发的收益,如政府的信誉、政策协调的执行时机等,但这些收益并不能完全获得。考虑到这些因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可能比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要大得多。我们拟以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为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福利角度比较分析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两种结局,推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环境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担此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是金融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后金融创新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美国次贷危机也由美国的国内市场传导到国际市场,并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从2007年年初到2008年夏天,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与美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危机几乎绝缘。然而,从2008年夏天开始,随着美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恶化,新兴市场的反响日趋强烈。2008年夏天,当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GDP增长预期出现恶化时,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比美国资产下跌得更剧烈。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新兴市场带来了直接冲击,全球范围内贸易信贷蒸发,国际贸易急剧下降。

按照Citigroup(2008)的研究,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下降0.34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1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0.54个百分点。可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脱钩论”(decoupling)并非事实。相反,其在融入全球经济、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时,所承受的外部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也在增大。在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今天,美国经济的冷热确实会影响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的股市运行、出口、就业和整个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8)。

Michael P.Dooley和Michael M.Hutchison(2009)对美国次贷危机向新兴市场的传导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证实了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金融市场危机断开―再挂钩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次贷危机以来资金正从新兴市场中主动或被动流出。主要原因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大量风险投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要求它们出售这些风险投资,将流动性调回国内偿还负债。

按一般理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是经由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心理渠道。其中,贸易渠道主要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直接对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金融渠道则以汇率和利率为传媒对金融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至于心理渠道,则是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后,通过各种媒体传导并影响到商业的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就本次金融危机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散过程分析,则主要通过贸易渠道。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次贷所酿成的金融危机是一种负向的需求冲击,收入预期下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通过出口贸易环节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在实体经济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贸易发生不同程度下降,导致工业生产萎缩,经济增长减速。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行业形成沉重打击。比如俄罗斯和巴西,其经济增长与资源价格高度相关,2008年7月后,在油气价格、铁矿石价格及农产品价格等急剧走低背景下,俄罗斯石油出口减收数百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0%以上。2009年1―4月份,形势更加恶化,俄罗斯出口同比下降47%,贸易顺差下降达2/3。对于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出口贸易同样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出口增长率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2009年1-5月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进一步下降达25%,第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4.6%。

受经济不景气、工业生产萎缩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据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了9.3个百分点,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俄罗斯也发生大面积失业,并使俄罗斯人均收入下降。2009年1-4月,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4%,而2008年1-4月这两个数值分别为8.4%和13.8%。企业拖欠工资和预算部门采购支付拖欠额度及时间均比危机前有明显增加。此外,失业增加和收入预期不稳定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以中国为例,危机期间其消费者预期指数、信心指数和满意指数连续下降,外资流入增速下滑,热钱由2008年上半年的净流入转为2008年下半年的净流出,其中第四季度热钱流出达到900亿美元。

实体经济萎缩、消费和投资信心受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层面也受到很大冲击。在全球股市下跌风的带动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也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甚至超过世界平均跌幅。整个2008年,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以26个新兴市场国家为基础的新兴市场股指下跌55.2%,而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幅度达40.7%;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贬值与外汇储备缩水。汇率的表现与资产价格非常相似,都是在2008年夏天开始出现急剧下滑。以俄罗斯为例,自2008年8月到2009年2月份期间,俄罗斯卢布累计跌幅约达40%,外汇储备减少了约2000亿美元,一些中小银行因为清偿力弱而一度关门停业,某些甚至被国有大银行兼并。再看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呈稳步升值趋势,但在2008年12月份出现了约1%的贬值。受到全球流动性紧缩的影响,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大幅度下降,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26%,外汇储备增长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向金融层面扩散。并且,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欠发达国家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金融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无论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大小还是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承受能力的强弱,均具有很大差异,从而,就存在着所谓的“非对称冲击”。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的决策,面临着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还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选择。

三、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两国政策协调的博弈模型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独善其身。在危机救治中,必然涉及到各国家之间政策的协调问题。然而,各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到其他国家,形成“溢入效应”和“溢出效应”。事实上,因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且货币政策的“溢入效应”的大小和“溢出效应”的强弱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二者的货币政策协调显然置于明显的非对称冲击背景。

在此,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源自美国的负向需求冲击,它使得美国经济产出下降,物价下跌;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在“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产出下降、物价下跌。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会在最大化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做出最优的政策安排。即:

其中,L为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损失函数,损失小代表效用高,损失大代表效用低。y与p分别代表产出的变化率和价格的变化率。参数 和均大于零,它们是产出波动相对于价格波动的权重。(1)式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最优政策安排,(2)式为美国的最优政策安排。

式(1)和(2)表明当所有的目标变量为零时

,效率损失最小,一国实现最优化。当不存在外部冲击时,只要两国货币供给量保持不变,则产出和物价水平都将保持不变,两国的损失就都为零,两国间将不存在货币政策博弈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当外部冲击破坏经济系统的均衡时,货币政策必然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调节经济的失衡。我们的问题是货币供给量如何改变、改变多少,才会使得损失最小。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如果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按照各自的损失函数行动,由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两国的相互影响,一国的最优化行为其结果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目标。两国货币政策博弈的结局为纳什均衡,如图1中N点,即两国分别对货币供给量做出的调整为 。纳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其存在着帕累托改善的区域,即图1中 和 围成的椭圆区域。可见如果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进行协调安排,其结果可能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图1中是连接两国极乐点使得两国加权损失之和最小的契约线。契约线落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里的一段EE′为使得两国福利都改善的两国损失函数曲线相切的点的组合。其中的C点即为对称效率均衡点,即两国损失相同。在C点两国进行了充分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得双方损失的加权之和达到最小,并各自承担了一半损失。由于C点位于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改进区域中,所以协调要比不协调的效果好。

除了对称效率均衡博弈的协调方式,两国也可以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是一种含有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坦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尾随国。领头国按其承诺的货币供应量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假设经济实力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为领头国,经济实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尾随国。于是美国作为领头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尾随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为美国在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的货币供给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表明美国能够预测到,不管它如何选择或承诺,新兴市场国家肯定从其反应函数上选择相应的最优点,所以美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其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即其损失函数与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曲线相切的一点,即为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点S)。如图2所示。

当存在金融危机冲击时,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相比于纳什均衡,美国的损失减少,福利增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福利则变差。因此,斯坦克尔伯格均衡解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解,因为领头国拥有时间优势,所以尾随国总是要更大幅度地调整货币供给量。因此在斯坦克尔伯格协调模式下,美国的福利总要好于纳什均衡的非协调情况。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情况则不确定。因为领头国可能不按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行事,如果其货币供给量选定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福利也会优于非协调的情况。但除非美国把货币供给量选在图1的契约线EE′上,否则整个世界的损失要大于对称效率均衡时的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金融危机下,采取效率均衡博弈可以使两国的福利水平得到帕累托有效改进。也就是说使均衡点落在契约曲线EE′上。究竟落在哪一点,那还得取决于两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只有在C点,才会不仅实现世界福利损失最小,而且两国各自分担了损失的一半。否则越接近E点,则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美国承担的损失越大;反之,越接近E′点,则美国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大。

(2)在金融危机下,效率均衡博弈优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首先,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会使整个世界的损失大于效率均衡博弈时的损失;其次,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更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其不在帕累托改善区域里,所以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时的福利状况。

(3)在金融危机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不应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应采取效率均衡博弈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并努力增强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降低自身承担福利损失的权重,争取实现对称效率均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席卷全球,并且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以国际协调应对危机的共识。这不得不说跟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但与欧美经济体相比仍存在差异。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发展,其经济波动也能够影响美国,但其对美国的影响度远远低于美国对其的影响度。这样,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时愿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舟共济,所以协调的难度降低。

由此可见,采取对称效率均衡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最佳政策组合。但是这种协调方式要求协调双方货币政策的密切合作与高度协调,协调的难度最大。在现实经济中,国家间的合作及经济政策的合理搭配对于次贷危机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进行协调的方式更不可取,往往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所以应立足本国情况,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欧美发达国家分享协调带来的收益。

四、后危机时期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下降,尽管政策利率已接近零,但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仍居高不下,信贷市场紧缩严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一般来说,当利率等常规工具对经济危机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将最终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英国、瑞士、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包括国债在内的中长期债券等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以来,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衰退速度明显减缓,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世界经济出现企稳回升态势。可以认为,这是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成功的国际协调的结果。但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世界经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复苏过程将缓慢而曲折,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状态,即所谓的“后危机时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若各主要经济大国不能够适度掌握货币、信贷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为未来爆发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系统控制,而不是系统优化,要使全球经济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还任重而道远。因此,各国均开始考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2009年10月澳大利亚成为G20中第一个加息的经济体,开启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之门。

“后危机时期”经济的不确定性,表明危机尚未结束,复苏基础仍不牢固,不排除二度衰退的可能。此时无序的、不合时宜的“退出”只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避免复苏过程的曲折,降低复苏过程中的风险,需要全球共同合作、协调行动。回顾整个危机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危机时期,不论是退出策略的安排,还是谋划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仍需加强货币政策协调。

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序退出要依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美国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为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并能健康运行,其应充分考虑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和其他经济体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应该加强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协调。

然而,随着危机的缓和,各国的协调意愿减弱,进而可能陷入“囚徒效应”。国际会议达成的共识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各国仍然是本国利益至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有关退出策略的政策博弈。如果各国不能有效地协调退出步骤与时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使复苏的态势发生逆转。目前,国际社会应当化承诺为行动,切实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后危机时期有序协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处理好通胀预期与全球经济复苏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的今天,面对共同的经济灾难,国际协调是大势所趋,也是缓解和渡过危机的唯一出路。在后危机时期,更应该加强国际协调,巩固经济复苏基础,避免经济出现新的波动。世界各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丧失活动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说,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理念上的认可与支持。在国际协调过程中,各国应在“互信”基础上,实现信息交换,加强协商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

五、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一个大趋势,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中国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启动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严峻挑战。然而,依靠财政与信贷高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回升,其基础不稳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从而使“后危机时期”的特征非常明显: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状况有所改善,但扩大内需的持续性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显著改变;流动性过剩,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强;信贷投放过高,使不良贷款隐患累积。由此,国内外非常关注对“后危机时期”调整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策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为在后危机时期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在参与协调中,我们必须关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定程度的霸权协调性质,认清由于缺乏统一且有约束力的规则协调机制而产生的“搭便车”和“背叛行为”,注意是采取主动协调还是被动协调,避免自身陷入协调的“逆效”陷阱之中。

第二,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中国要意识到自身的“大国”地位,其货币政策的制定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效应,必须把别国可能的政策目标考虑进来,因而要兼顾中国自身利益与可能对他国的冲击,避免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反应。

第三,在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应该把握好协调和自主性的尺度及平衡,这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门国际协调艺术。

参考文献:

[1] 沃什.货币理论与政策(第2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Canzoneri,M.B. and J.A.Gray,“Monetary Policy Gam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operative Behavior,”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Oct. 1985),547-564.

[4]Canzoneri,M. B.,Cumby,R. E.,and Diba,B.T.,“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What’s Old,What’s New,What’s Yet to Come”. NBER,Working Paper No.02138,2002.

第2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 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第3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 国际比较 金融风险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许多国家都通过政策性金融对农业进行保护与扶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国外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各有特色，受到国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在组织结构、体制特征、资金来源、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组织结构比较

由于国家制度存在很大差异，世界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结构各不相同，总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单一结构是只设立了一个金融机构，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其他分支机构。单一结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管理方式简单，决策灵活，可以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快速调整自身业务范围，信息传递效率比较高，政府监管涉及的机构数量少。但是由于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一般广泛地分布于农村地区，这种结构方式分支机构数量少，无法兼顾农村基层所有金融业务，因而其经营带有批发的性质，自己筹措信贷资金，具体业务由其他在农村基层有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自身则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是印度，由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与众多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同组成农业政策性金融。复合结构则是有着数量众多的分支机构的组织结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通过自身的分支机构办理农业直接贷款业务，部分业务由于成本的问题而由其他金融机构代为办理，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就是复合结构形式，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体系、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等。

体制特征比较

发达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成立较早，早在18世纪就已经产生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雏形，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庞大的金融集团。各国都十分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的协调发展，二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的国家实行官民并列发展的模式，在大力发展官方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同时，重视合作金融的发展，例如美国的农业信贷区都成立了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民间农业信贷机构和官方农业信贷机构；有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是由合作金融发展而来，有的国家把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合作金融有机结合，例如在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中央机构是政府所有，省及以下机构为民间互助合作性质的互助信贷银行或合作社。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起步较晚，大多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调整发展计划，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也有少部分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管理水平低下，处于停滞状态。

资金来源比较

政府出资。有很多国家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由政府全额或部分拨款，拨款的多少取决于该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政府的干预程度。一般而言，政府出资在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较高，而发达国家更多的依靠市场，政府出资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例如，美国农民家计局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出资和提供贷款周转基金等，其中贷款周转基金是主要来源，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而尼日利亚农业银行的资金主要由政府出资，泰国政府也向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提供了资金援助。

发行债券。在美国等金融市场较为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行债券是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筹资方式，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采用这种方式，把发行债券作为筹集资金的辅助手段。例如，美国与日本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较为容易地通过发行专业信贷机构的债券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但为了防止因为信用膨胀而出现金融危机，同时规定发行债券的额度不能超过资本金的10倍。包括中国、印度和泰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够完善，自有资金短缺现象严重，债券的发行和运作存在较大困难，因而只能作为辅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发行债券筹集政策性资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创新，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吸收存款。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都只吸收特定对象的存款，并规定了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如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美国的联邦银行和德国的复兴银行等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吸收任何存款，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既吸收会员存款，又吸收社会公众的存款，具体的存款方式包括活期、定期和储蓄存款等。

政府担保借款。为了满足资金周转的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由政府担保，向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及其他政府机构或是世界银行等组织借款，如韩国开发银行可向中央银行借款，法国农业政策金融机构主要向信托储蓄银行借入资金，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从中央银行、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粮农组织等处借款，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制度环境比较

各国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和规范本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例如法国早在19世纪就通过了《土地银行法》，20世纪中期又通过了《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法案》；美国1916年制定了《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制定了《中间信贷法》，并据此成立了农业信贷组织机构，此后又通过了《对农场发放新贷款实施办法》、《新农业调整法》等法律规范；日本1945年通过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并据此成立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韩国制定了《农业协同组织法》，印度制定了《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法》，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在经营环境方面，美国与法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有较大的自主性，受政府的管制较小，日本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印度等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是在中央银行的领导和监管之下进行的，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则主要采取了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除了为农业提供优惠贷款之外，有的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提供农业技术和信息服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确保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

保障措施比较

抵押和担保。发达国家采取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作为保障措施的比较普遍，美国农户最高可以贷到抵押物价值85%的金额，私人抵押保险时贷款额度高于85%，由政府机构担保时，这一比例可以达到97%。发展中国家中，南非的农户要申请长期贷款必须提供物品作为抵押，并且由土地和农业发展银行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和预期收益情况决定农户的贷款额度，另外该行还设立了特别抵押贷款来帮助贫困的农户首次购买土地。

风险管理。部分国家为了降低贷款过程中的风险，采取了成立保险公司或特别安全网络的措施。在美国，农场信贷系统保险公司肩负着正确管理保险基金、降低风险的职能，保护投资者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日本的中央农林金库则实行了专门的、不同于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方式，成立了储蓄保险系统来保护存款客户的利益，并实行了风险管理基本战略。

司法途径。以摩洛哥为例，摩洛哥国家农业信贷银行规定，贷款的农户必须将其收入存入银行的分支机构中。对于贷款到期的农户，可以采取直接收回贷款的措施，有偿还能力而不偿还贷款的农户甚至有可能被关押。

设立坏帐处理部门。农业政策性金融面向农户和农业项目，风险比较大，容易出现不良资产。为了控制不良资产的比例，泰国成立了国家农业信贷委员会，收集和处理相关问题，清理历史坏帐，化解不良资产风险。他们把农户欠债类型划分为两种，与政府部门或与政府支持的农业项目相关的债务叫做正式债务，由金融机构提供的债务叫做非正式债务。不可抗力造成的正式债务可以酌情予以减免，农民自身原因导致的债务一般不能减免。到了2005年，国家农业信贷委员会已经解决了约170亿泰铢的正式债务问题和超过30亿泰铢的非正式债务问题。

启示

（一）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

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意识到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作用，重视其支农作用的发挥，努力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各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世界各国都针对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立法，并在财政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对其贷款的使用、贷款者资格的审查等进行监管，保证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和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各国政府还提供税收、担保、损失补贴等方面的支持，例如美国农民家计局负责为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农户提供支持，还负责为农民申请商业性贷款提供担保，并补贴由此产生的利差。为了解决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国曾于1985年免除农场信贷系统的政府负债；法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为符合要求的农户提供贴息贷款，并对农业信贷银行实行减免政策；日本的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等都由政府出资建立，发挥政策引导功能，由政府弥补相关亏损。实践证明，这些支持措施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低，生产率不高，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政府更应该为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提供支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政策性金融依然主要依靠政府。当然，在提供支持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防止因为过度保护而产生的路径依赖，否则会增加财政负担，也影响到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

（二）根据经济发展调整职能

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发展水平，增强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都有着良好的效果，其主要是通过贷款来发挥职能作用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原有的业务已经无法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各国进行业务创新，为解决新矛盾进行有益的尝试。例如，1935年美国为了解决当时的农业危机成立了农民家计局，提供低收入农民生活贷款、农村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村工商业贷款。农民的家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业务重心向农业生产、农民增收方面转移。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我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农业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原有的业务范围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要根据经济发展调整职能，拓展业务领域，不仅为农户和法人企业，也要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村合作社等提供更多的支持。

（三）完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农业政策性金融面临的客户主要是农户或农业企业，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很强，具有较高的风险，各国政府纷纷建立了较完备的风险防范机制，审核贷款申请者的申请资格和贷款额度，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要求贷款者提供抵押或者担保，甚至采用司法途径来降低金融风险。例如，美国规定农户贷款额度不得超过抵押物价值的一定比例，并成立了农场信贷系统保险公司来降低风险；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规定了不同贷款者和信贷资金不同用途的自有资金比例，并规定了特定的担保方式，如用于购买生产设备的中长期贷款，自有资金比例要高于40%，农户贷款的担保人要承担还款责任，担保人死后，遗产先用于清偿担保债务，或由财产继承人偿还等。以上措施降低了业务拓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对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也应当从自己的现实国情出发，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1.白钦先，徐爱田，王小兴.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陈磊.解读日本的造村运动.当代亚太，2006（6）

3.方成.日本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介绍.现代金融，2001（2）

第4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框架和实施条件的分析，认为在我国短期内不适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对我国长期内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 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独立性

一、我国货币政策效率较低的原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去，世界经济开始逐渐复苏，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这与我国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分割，但是，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却在明显减弱。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问题：

（1）货币供应量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越来越弱，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越来越强；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降低，货币供给的漏出效应增强；第三，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性减弱。

（2）利率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其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时滞”效应，从而导致利率难以被精确控制，效果逐渐减弱。

（3）汇率。汇改后我国的汇率政策实际上仍为钉住美元，浮动汇率制度并未完全发挥效用。由于汇率传导机制的存在，从而减弱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用，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IMF（2005）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概括为四个部分：机构独立、设计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健康的金融体系。因此，要讨论我国是否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从上述四个部分进行分析。

（1）机构独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首要条件是中央银行的高度独立性和责任感，货币政策的高透明度。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仍然隶属于国务院，缺乏独立性和决策权，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水平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另外，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统计项目还相对较少，统计数据不够完整，更新速度较慢，并且使用者较少，从而减弱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最为重要的是，人民银行沟通和监督机制建设相对较为落后，远远不能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要求。

（2）设计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由于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时滞”效应，必须考虑通胀预期因素，因此，要求中央银行具有精确预测通货膨胀未来走向的能力。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导致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数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以及数据库的建立方面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3）经济结构。由于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顺差，严重的外部经济失衡造成了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而我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策略，这就导致了国际上对人民币具有强烈的升值预期。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反而会增加中央银行市场操作的难度，因此，我国暂时不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4）健康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控调整基础利率，利用调控短期利率以影响与利率相关的金融市场变量的改变，进而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微观市场参与主体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这就要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拥有健康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市场。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是利率市场化还处于稳步推进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具有完全的利率决定权，市场机制不健全，监督体系不完善，政府常常对金融市场施加行政干预，从而导致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价格联动机制，影响公众产生合理的预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短期内不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三、长期内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建议

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价格稳定和利率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现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钉住消费价格指数（CPI），忽略了资产价格的因素，容易导致资产价格产生泡沫并破裂，致使金融体系稳定性减弱，一旦货币当局监管力度不够，便有引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另外，资产价格的波动还会通过财富效应等影响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消费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和通货膨胀率，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因此，未来我国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时，不仅仅要钉住消费价格指数，而且还要把资产价格作为政策目标也纳入到货币政策体系之中，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保持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重稳定。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结束，并且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因此，在建立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过程中不可操之过急，必须循序渐进。目前，可以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改变我国汇率制度“管理有余，浮动不足”的现象，并借鉴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较为有成效的国家的经验，从而为我国长期内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积累经验，以避免因货币政策框架变动引起的经济波动。另外，由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单纯的为了追求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而牺牲实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以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展完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长期内将会成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28.

[2]程均丽.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第5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摘 要 本文在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的基础上,运用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当前采取政策及其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

关键词 凯恩斯理论 国际金融危机 政策 效应

一、引言

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国家统计局2010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四个季度增长分别为6.2%、7.9%、9.1%、10.7%。从数据看,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未出现大的衰退,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表明前期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回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本文根据凯恩斯理论分析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及其效应。

二、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概览

(一)积极财政政策

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若干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其目标是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主要内容如下:

(1)扩大政府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投资总额将达4 万亿,重点投入领域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领域、灾区恢复重建;(2)推进税制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为单边征税,降低住房交易税,免征利息所得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4)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重点是“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5)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6)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7)增加国债发行量。2009年国债发行1.64万亿元,2010年计划国债发行量1.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2000亿元。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票据贴现、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

(1)利率政策,截止2008年年底,央行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自从2008年9月份以来,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调到15.5%;(3)货币供应量政策,2009年年初,国务院提出全年M2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4)信贷政策,2008年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进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三、基于凯恩斯理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分析

凯恩斯理论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由于市场中的某些价格具有刚性,不能根据外部经济的变化迅速变动,不能平滑地调节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政府所实施的这些稳定性政策能够很好地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效。

我国此次应对金融危机上也主要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配合财政政策,很多时候都是在财政政策出台后,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适当出台货币政策进行平稳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其财政支出,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增加社会公共设施的投入和生产来创造需求以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通过扩大投资的途径来增加社会就业。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效应分析

(一)2009年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变化分析

1.经济增长持续回升,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从当季同比增速看,经济增速在逐季加快;

2.工业生产增长强劲,企业利润不断增加。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25890.8亿元,同比增长7.8%。

3.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国外需求有所改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

4.物价全面企稳回升,房价快速上涨。CPI同比在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12月份上涨1.9%,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2009年3月份以来,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已经连续10个月正增长;

5.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趋势好于预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1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

6.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货币流动性增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1.7%。2009年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 29.31%和32.4%,12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局)

从以上数据看出,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收入增加、进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业生产明显恢复,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增加。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从国民经济的各主要指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效果较好。

(二)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地方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至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低于国际公认的45%警戒线,而美国同期为71% ,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即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国债负担率相对较低,以往几年我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低于欧盟3%安全警戒标准,没有超越我国综合国力的承受范围。综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以往国债发行规模,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扩大我国政府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应

1.利率调整效应

央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央行还对商业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可以有效释放银行资金获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效应

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货币政策力度最大,较少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国频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这有可能因为我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较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影响不大。

3.货币供应量调整效应

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央行虽然出台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双双下调的利好政策,但对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很大,造成了银行的慎贷行为,使得2008年四季度贷款并未按照利率调整的幅度相应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大加强,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 29.31%和32.4%,这正是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信贷造成的乘数效应增强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层面上成功地对冲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的时滞影响和金融危机对M2的冲。不过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流动性增加过快,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符合凯恩斯理论,并且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为我国快速平稳的渡过此次金融危机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也为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东卫.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回顾及取向.广东经济.2009(2):29-32.

第6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宏观调控；金融体系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破坏迟迟没有终止。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常规经济政策手段在危机期间严重失效。本文致力于回答这样的问题：金融危机是否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宏观经济政策能否系统影响产出、就业等经济变量，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周英章和蒋振声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如果货币政策变量与产出协整并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则认为该政策变量有效。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中性”非常相似，刘斌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对实体经济有影响，长期无影响，该结论与主流文献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的判断一致。杜亮总结了检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方法，包括格兰杰因果检验，VAR、SVAR、VECM，货币政策规则，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等。

本文的思路与闫力、刘克宫、张次兰相似，构建包含货币变量和产出、价格的VAR模型。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没有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原因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力度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变化，深层原因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缓慢，金融部门受危机影响较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有效。

二、经验证据

本部分采用VAR模型对金融危机前后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分别估计全样本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的VAR模型，评价是否金融危机改变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讨论提供现实依据。

1.数据选取与来源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经济分析实务中被广泛采用，其频度高、数据早，有一定先行性，是业界非常重视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较少。作为产出的变量， PMI用来分析货币政策可以反映出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现代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预期管理是央行必须考虑的问题。市场预期对政策的响应是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的重要方面。PMI非常灵敏地反映了经济当前状况，可以作为实体经济景气程度的评价指标。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区间为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

货币政策变量选取了货币供应量，具体为M2月末数同比增长率。大量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实证结果

估计包含PMI、CPI、M2的VAR模型，利用其脉冲响应评估产出与价格对货币政策变量货币的响应，如果产出与价格的脉冲响应较大，则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强，反之则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弱。在研究过程中，先进行全样本（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图中标记为“full”）估计，然后分别估计危机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图中标记为“before”）与危机后（2008年9月至2013年6月，图中标记为“after”）两个子样本，进而评价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变化。

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平稳。根据Schwarz准则，选择VAR的滞后阶数为2。

图1和图2描述了包含PMI、CPI和M2的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产出对1单位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不为0，长期恢复到0附近，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对实际变量的影响能力，短期非中性，长期呈中性。各样本脉冲响应基本都在第3期达到最大，体现出货币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在第10期转为负值，可能由于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发生转向，或者产出步入经济周期的下一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后的产出响应增强，说明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有效性没有下降。

图2描述了价格对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危机之前的价格响应在第8期达到最大，危机后的价格响应在10期达到最大，但峰值小于危机前，货币供应量对价格的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积极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但是产出在中长期表现出中性反应，而价格滞后于产出响应，因而容易出现通胀风险。比对危机前后样本，危机之后的价格响应幅度降低，滞后性增强，这说明危机后的货币供应量对价格影响更弱，政策实施的通胀成本有所下降。

价格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滞后要强于产出滞后，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此方面因素，避免由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

三、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危机免疫力的原因

以上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并没有下降。货币供应量有所增强，对价格的影响有所减弱。危机前后政策有效性的变化为未来政策调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本部分将讨论为何金融危机没有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反而呈现出有效性上升的现象。

1.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力度有紧密联系

本文选取了2005年1月至2008年9月的数据，这期间我国的经济稳步上升，货币政策一直比较稳健，尤其是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央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速保持平稳下降。在危机前子样本的VAR模型中，作为政策目标的产出和作为政策工具的货币供应量都没有大幅变动；危机后产出受到重创，货币供应量调整力度增强，因此图1中的脉冲响应表现为危机后强于危机前。在经济形势较平稳的阶段，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对产出的关注不多，货币政策刺激产出的有效性表现较差；在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阶段，决策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更看重“保增长”目标，货币政策频繁操作，政策有效性也随之增强。

由于危机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货币供应量增速在危机来临之前一直处于缓慢下行的区间，通胀治理成果显著，因而价格响应在危机前的样本中较强。危机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从控制通胀转变为“保增长”，价格调控居于次要位置。2008年9月以后，央行执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与此同时，价格下降较为明显，控制通胀不再是首要任务。这就解释了为何图2中危机后比危机前价格响应减弱。

2.中国金融业发展缓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危机中没有遭到破坏

黄志刚等将货币政策效应作为经济危机的判决依据，研究表明，危机前兆期（2004年至2007年）美国的货币政策效应严重衰减，危机期间甚至失效。中国在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货币政策效应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增加，说明该判断对中国不适用。这种巨大差别来自于中美两国经济的深层差异。与货币政策效应最为紧密的经济因素是金融市场。

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次贷危机，最先爆发在金融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和衍生品复杂度的增加，房价泡沫破灭，金融系统风险失控。风险随着金融系统传递，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经济体流动性不足。我国受危机影响源于出口部门，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不足，大量出口企业难以维系。我国实体经济而非金融部门受到冲击，消费与投资下滑导致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经济体内流动性充裕。我国的金融部门始终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得益于金融体系发展缓慢。依赖于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未受到影响，使得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复苏。

四、结论

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的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反而增强了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力度关系紧密。不同经济周期区间有不同的宏观调控方针，货币政策对产出和价格的作用也会有很大差异。一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目标和力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应当尝试分离宏观调控因素，考察经济体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情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宏观调控逐渐弱化，市场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才是未来政策制定关注的重点。

虽然得益于金融体系落后，货币政策有效性对金融危机有较好的免疫能力，但是金融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改善金融调控、完善组织体系、建设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等，是“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任务。

参考文献：

[1]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1（07）.

[2]李斌.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1（07）.

[3]周英章，蒋振声.货币渠道、信用渠道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中国1993-2001年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含义[J].金融研究，2002（09）.

[4]苏剑，林卫斌，叶淏尹.金融危机下中美经济形势的差异与货币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9（09）.

[5]闫力，刘克宫，张次兰.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基于1998～2009年月度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

[6]黄志刚，颜晖，黄叶苨.基于货币政策效应的经济走势判据的有效性检验——以次贷危机中的美国经济为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1）.

[7]王立勇，张良贵.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验分析——基于目标实现与工具选择角度的评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08）.

第7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机时代，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验及教训，如何借鉴和利用欧盟、美国、目本等主要经济体因应金融危

机的做法，这将有助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的出台、调整与执行效应。本文全面回顾了金融危机中，中

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措施，展示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措施，提出系统性、一揽子的货币政策建议，全面

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货币政策转型。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金融机构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i.issn.1672-3309(s).2010.10.0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0-60-03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当局的做法经受住了考验。如何总结前金融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实践.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央行面对的新问题。

一、金融危机中。中国货币当局货币调控政策综述与回顾

对于中国而言.这场危机也为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提供了契机。依托巨大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逆差，通过扩大内需和4万亿的投资拉动.中国有效应对和防范了金融危机的扩大化。在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年初.中央政府提出全年M2增长17％、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的明确目标.相对于此前预期的8％GDP增长和4％CPI增长指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中国货币当局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一揽子货币调控政策，不仅实现了中央政府“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而且缓解了西方国家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通过调整信贷规模与结构.灵活调整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稳定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经济结构向好发展，至2009年底，这一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最初的调控目标。

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问题接踵而至。2010年初.以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为始点.能源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势头.金融危机引发的后遗症出现了新迹象，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他们在金融危机时动用国家财政和信用政策扩大投资的政策开始有了副作用.通货紧缩的担忧一夜之间被通货膨胀的困扰所替代.要求国家政策投资及早退出的声音又在华尔街、法兰克福、伦敦、东京等主要股市弥漫。而在中国.原本应对金融危机，致力于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稳定市场预期、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刺激内需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严重挑战，国内出现了诸如货币供应过度宽松、信贷过度膨胀、资产价格上涨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控制货币供应量、加强银行监管、紧缩银根的呼声此起彼伏。

过去那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货币管理困局若隐若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当局如何根据国际趋势和中国国情.制定一揽子稳定市场预期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调控手段.这将是市场经济30年实践之后，中国货币政策改革面临的新的挑战与机遇。

二、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以2009年底为界限.2008年9月至2009年底为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拉动消费、刺激内需、提振经济信心.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中唱主角，到处都是一片“宽松”：自2010年初开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都在讨论国家投资的退出时机，着手于如何淡化积极货币政策的影响.如何防范通货膨胀，稳定市场交易，加强市场监管.空气中开始弥漫“紧缩”的气息。

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欧盟的作法

欧盟无疑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难兄难弟”.因为彼此的经济往来密切。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经济打喷嚏.这边的欧盟马上就有反应.原本不景气的制造业出现下滑，失业率大幅提升，能源、原材料、食品的采购价格也面临上涨压力。再加上欧元升值、出口减速、通胀预期加重，将欧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谷底。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欧元区15国GDP增长率“一季不如一季”.其中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2.1％.到了第二季度下滑到1.4％，第三季度更是一落千里，下降到0.7％。面对如此情况，欧盟协调立场。确定了两个主要的货币政策措施：一是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多次磋商，欧洲央行终于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欧盟当年通胀率不高于2％。为此，欧洲央行采取降息策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拉动国内投资和消费。二是采取政府直接注资策略。为了缓解欧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问题，2008年10月15日。由欧洲央行牵头.在欧盟内部扮演先锋角色的英格兰和瑞士首度宣布.将联手向欧洲金融机构注资2540亿美元。这是欧洲央行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直接注资.旨在稳定金融系统与货币市场秩序。鼓励企业融资。拉动内需等。

2、美国的作法

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习惯用调控目标利率或者向银行直接放贷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货币政策调控.这次也不例外。美国货币当局继续沿着传统的货币调控机制，试图改善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经历若干次下调，直到2008年12月29日.经过10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大幅下调至0.25％.被称为史上最低水平的利率，几乎可以理解为零利率。二是向金融机构提供直接贷款。往常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总借款额约等于零.遇到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突然大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直接贷款。但这次的“慷慨”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商业银行不买账。感冒以后再带口罩只能防止感冒扩散.对自己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杯水车薪式的直接贷款与消费者所需要的信贷规模相比.不可同时而语.小牛拉大车本来就很费劲，如果车的载重超负荷，小牛更无力前行。三是直接向企业注资。很难想象，一直推崇市场调控的美国居然直接向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注资，这种“美国式”国企化的思路，想法固然可嘉，但问题也很多.又有纳税人监督.又有国会的刁难.又有资金落实时难以到位，最后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3、中国的作法

中国嗅到金融危机的味道还稍晚一些.但比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当局更显成熟。几乎和雷曼兄弟破产同步，2008年8月.央行开始调整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主要目的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

不到一周，央行又将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意图很清楚――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一个月之后。到了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增强资金流动性，缓解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两个

月之后，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增强市场预期。

当然，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存在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8年底，中国政府降低信贷门槛，房地产贷款执行首套房7折利率；2010年4月.面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各商业银行陆续停止首套房7折利率，并大幅提高首付比例。前后仅一年，货币政策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变换。

纵观欧盟、美国、中国三大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有些政策对症下药，有些政策“病痛乱投医”。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我们也在反思过去所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借用印度央行前行长雷迪博士(Y.v.Reddy)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便在于“过度金融化”。即金融部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速.从而导致银行业的作用被本末倒置了――从原本支持实体经济和政府的“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其次，金融业存在被过度“去监管化”现状.因此得到了过度发展的自由。第三，金融中介存在过度“杠杆化”.同时也因为存在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包括房地产和消费领域。这些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针对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答案。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若干建议

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点.结合中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国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与措施：

1.发挥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杠杆联动调节

纵观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节机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各种调节机制单一化使用。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而在货币政策中，将利率调节与存款准备金率结合起来调节.一方面会顾及到商业银行的反应.促使他们对于各种经济形势做出有利于经济向好发展的货币执行措施：另一方面会顾及到终端消费者的反应.让货币政策真正为百姓接受.贴近大众的消费与投资现实。在流动性与稳定性中取得平衡，防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关联、交替出现。同时，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两者结合起来调节，可以增大调节次数.“少量多次”的方式.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调节空间，避免形成极端情况，减少并发症与后遗症。

2.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灵活应用公开市场交易

2009年初开始.央行货币供应量出现过度增长，根据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货币增长量分别为25.51％、28.46％和29.31％，各商业银行开始“疯狂的发贷”.“适度宽松”已经开始转化为“过度宽松”.这也导致了2010年以来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个值得谨记的教训是：即使是在GDP年度增长最高的2007年.当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仅为16.74％.而2007年之前的两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只有17.57％、15.68％。应用货币银行学原理，我们不难发现.原本17％的M2增长率就可支撑13％的GDP增长率.而2009年28％的M2增长率却仅仅支撑约8％的GDP增长率.这样算来。中间15％的货币到哪儿去了?不是失踪了，而是因为泡沫式的“过度增长”。

这个时候.此前较少用到的央行公开市场交易可以派上用场.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形式.用央票发行及时化解大量货币对市场的冲击.也减少金融机构的贷款冲动。控制货币供应的起伏波荡.保证流动性与稳定性。

3.关注资产与物价水平变动.发挥信贷机制的先发调节作用

以往资产与物价水平会成为货币当局调节货币政策的一个参考指标，然而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资产、物价水平与货币政策互为“鸡”和“蛋”，很难说清谁是因，谁是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在发现物价水平上涨之后再采取货币政策调控措施.不仅容易舍本逐末.还会导致“政策滞后性”：还没等到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物价上涨极有可能已经变成物价下降.政策的有效性受到牵制。

以2009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例。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在2008年1月从高速增长中下落.2008年年底甚至出现了同比负增长情况.但在各种因素.特别是市场预期的影响下.2个月之后也就是2009年1月.房价开始出现上涨.一直到2010年6月.这一上涨势头仍未出现停止的迹象。短短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的高企高落.除了投资过热、热钱过多、资产价格上涨、市场预期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上涨问题的调控滞后.银行政策不能有效、及时地调节各种因素。促成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8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基本情况；启示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12-0021-01

一、当前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基本情况

（一）加大扶持力度，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

当前，各国政府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持，其表现为；一是直接或间接推动成立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制订符合国情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三是追加注册资本金。四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自身的所有经营活动、财产等都实行免税政策，免除对中央政府支付各种现金和红利。五是进行直接拨款，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直接拨入资金。六是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上交的存款准备金比例低于城市商业银行的上交比例。七是采取保护手段。

（二）健全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信贷的支农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政策性信贷是当前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的主要构成体，其支农作用主要通过成立农业政策性银行来实现。第一，实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第二，是融资渠道多元化。第三，是业务范围广泛：（1）涉农领域贷款（2）对合作社贷款，主要通过对合作社贷款达到支持农民的目的。（3）市场操作业务，农业信贷公司从事债券、商业票据、股票、基金等投资业务。（4）担保业务。对其它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提供担保或全国农业合作社联盟发展针对农、林、渔的信贷担保基金。（5）保险业务，信贷公司提供贷款人寿和事故保险、关键人员保险等险种。第四，加强风险管理。做法有：（1）扩展抵押品范围，采用担保、抵押等贷款方式。（2）建立专门的保险公司或安全网络。（3）对不同客户实行风险“防火墙”隔离，降低银行的资产变成坏账的风险。（4）通过司法手段催收贷款，对贷款违约的处以罚金。

（三）探索多种模式，大力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

目前农业保险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各国仍在大力发展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第二，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第三，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的发展模式。第四，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第五，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的发展模式。第六，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基本情况

由于农业的投入大、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等特点，以及农业保险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现实并存等原因，我国的农业保险体系一直不健全。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通过推进七种模式的试点来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即政策性公司经营、相互制公司经营、商业性公司代办、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外资公司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再保险运作。近年，国内成立引进了多家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但仍还没有成立一家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

三、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要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

首先，要加快农业政策性金融立法。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建议制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法》和《农业政策性保险法》，以进一步明确农发行的性质、定位和职能。其次，要加大资本支持。政府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最大支持就是资本支持。建议财政尽快补齐农发行注册资本缺口，并随着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增加资本金；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加大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比重；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和农民共同基金，交由农发行专项管理和使用。最后，要明确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对政策性实行免税或减税，逐步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实行利润返还；对商业性业务征收的税率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

（二）要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机制

第一，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拓展融资渠道，进一步加大市场化融资力度，扩大金融债券的发行对；进一步扩大企事业存款范围，允许农发行吸取公众存款；放宽资金市场拆借限制和再贴现业务限制。第三，要扩大业务范围，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划归农发行；发展扶贫开发、农村城镇建设、林业治沙、退耕还林、农民教育培训、农业生态等贷款业务。第四，要强化风险管理，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框架，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设置“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部”；推进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严格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不同的风险管理；强化风险准备金管理制度，尽量采用抵押、担保等贷款方式，扩大信贷抵押物品来源，采用外包协议、参加保险等转移信贷风险。

（三）要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

第一，要探求合适的农业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设计由农发行主导农业政策性保险，实行银行保险联姻，使政策性资金风险分散，充分发挥政策性作用。第二，要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国际经验表明：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进行保费补贴是实施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朱英刚.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与借鉴.中国农业发展与金融.2003（5）

[2]赵怡.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战略性重构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白钦先，徐爱田，王小兴.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第9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美国

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

美国学者诺姆 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以及私有化等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标志，也奠定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理论先驱的地位。

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生产相对过剩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美国政府通过减税、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措施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并加剧了贫富分化。利润率的上升必然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然而贫富分化的加剧却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为生产过剩危机埋下伏笔。瓦迪・哈拉比认为：“截止2003年底，美国有36％的生产能力仍然闲置着。事实上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一直无法把闲置生产能力降到低于30％。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时，闲置的生产能力估计有34％。”

(二)放松金融管制导致泡沫经济和金融衍生品的泛滥

19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政府不断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政策。1999年颁布实施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废除了已执行了60多年的《美国银行法》中关于分业经营的限制。金融管制的放松和2001年来美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了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生成，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极大的促进了美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非理性繁荣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可向收入水平较低和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导致次级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为增加流动性以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次级贷款基础上设计出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产品，通过次贷资产证券化使信用风险由信贷市场向资本市场转移。1990年代以来，次贷证券化产品迅猛发展，然而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并未与信息披露制度相配合，以降低信用风险，而是通过在基础证券，甚至是在已经衍生后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衍生，导致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资金链断裂，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三、金融信机爆发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

(一)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两房”改革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宣布政府将接管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更换了两家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由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负责两家公司的管理。另外，财政部获得授权可以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分别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10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接管并不意味若美国国有化进程的重新开始，也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复兴。美国接管“两房”有其深层考虑，首先在接管前美国的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中，“两房”持有或担保大约5万亿美元，约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42％，更重要的是“两房”事实上是美国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机构，如果任由“两房”倒闭，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大减。此外，“两房”购买各贷款机构的住房抵押贷款，加快了各贷款机构的资金流动，并降低了贷款机构的风险，购入住房抵押贷款后，“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它们打包成债券，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房利美和房地美是连接美国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纽带，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不得不接管“两房”，当然这只是个应急方案。

在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之后，关于“两房”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2011年2月11日，美国财政部在向国会提交的美国住房金融市场改革报告中提出籽大幅削减美国政府对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支持，并提出了逐步关闭“两房”的诸多措施，并承诺继续为“两房”提供支持，以确保其能还清所有债务。报告还提出三项改革住房金融系统的长期方案。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只是个临时方案，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复兴，一旦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政府就会逐步退出。

(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

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小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随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市计划启动了。本次救市计划主要在金融领域发挥作用，通过制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政府通过注资的形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籽联邦存款保险金额的上限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既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恢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防止出现挤兑风潮。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暂时调整。

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总规模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35％的资金用于减税，65％的资金用于公共开支和投资。与小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主要针对金融领域不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主要包括减税、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以及增加社会福利方面。该方案动用了1900多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医疗补助和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等社会福利项目，这提高了失业人员的谈判地位，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201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总统的减税法案，本次减税法案涉及总金额高达8580亿美元。该法案保留了小布什总统时期的税率，将全民减税政策延长两年。奥巴马的减税法案对绝大部分工人都实施新的所得税减免，将长期失业人员领取失业救济的时间延长了13个月，降低了富裕阶层的遗产税负担，规定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率为35％，美国的中产阶级由于所得税减免成为减税法案受益最多的群体。奥巴马的减税法案既保护了高收入阶层的利益，也照顾到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该减税法案十分赞赏，认为这是在现有条件下各方

最好的妥协结果，但这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暂时让步，并不能改变美国贫寓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

(三)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在次贷危机爆发中的重要作用，次贷危机爆发后，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美国政府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开始，美国展开了19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到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由于美国采用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导致监管机构的职能交叉重叠，监管效率低下还容易导致监管缺失的现象发生，新的金融监管法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以实现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监管，从而有效提高了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新的金融监管法案还将美联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美联储将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而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却几乎是空白，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新的监管法案将对自营交易及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怖管，要求大部分衍生品进行场内交易。此外，新的临管法案还设立专门机构来保护消费者利益。

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彻底改变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新法案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并强化了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调。

2011年1月18日，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采取重要措施以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金融机构的规模。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了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该法则建议大型银行关闭其自营交易部门，限制银行的自营交易有助于降低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沃尔克法则”公布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银行纷纷剥离或削减自营交易业务，以达到沃克尔法则的要求。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建议任一银行的规模都不得超过美国金融体系规模10％，防止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有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此外，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还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警告。这标志着美国的金融业发展和金融监管进人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沉重打击。

(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间差距扩大

根据美国劳工统汁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分别增长1.6％和2.4％，2008年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分别为1.0％和2.2％，2007年和2008年每小时补偿金分别增长4.0％和3.3％，远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暂时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为克服危机，国际垄断资本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2009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3.7％，单位劳动成本却下降了1.6％，同时2009年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1426.5万，比2008年多出534.1万，失业率高达9.3％，国际垄断资本一站稳脚跟就开始向工人阶级反扑，通过提高失业率、增加失业人口来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来提高利润率。2010年工人阶级的境况更加糟糕，2010年美国初步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劳动生产率增长3.9％，而每小时实际补偿金仅增长0.7％，比2009年的增长率还要低1.7％，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削弱了工人的地位。

四、结论

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美国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调整。首先，美国政府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并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其次，政府加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新能源的投资，这有利于美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危机时代抢占新的制高点。美国政府通过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缓和了矛盾，维护了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Ⅱ]经济学家，2004，(2)：66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