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政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际金融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斯坦克尔伯格博弈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USA to the emerging markets since 2007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using game theory to t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of non-cooperative solution and cooperative solution,which conclud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is better than non-coordination.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coordination might become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due to the relative weaker power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compared to the US economy,which depends on the asymmetric of the crisis shock and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As followers,the equilibrium might not dominate the Nash equilibrium for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herefore,the emerging economie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ordination but try to avoid becoming a follower in a Stackelberg leadership model.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stackelberg gam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5-0003-06

每个国家在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外溢效应”,反之,也会受到“溢入效应”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在力求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从本国的福利函数出发而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还必须要考虑到别国的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反应。因此,国际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是必然的理性选择。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显然是指在一个短期的非对称冲击发生的时候,采取货币政策的协调所获得的收益(福利)要优于不协调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逐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间政策协调,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的三次G20金融峰会,先后就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方面的金融政策达成共识,从而缓解了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冲击,为尽快恢复经济正常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较早的研究来自于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出现的各种政策冲突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协调来解决。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做出主要贡献的Cooper(1969),在其结构性相互依存性理论中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论证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蒙代尔则于1961年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一理论为此后不断发展的区域货币政策的协调及一体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经济学基础。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增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伴随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动因、利益、障碍、形式等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逐步形成两大分支。

一个分支是建立在博弈论方法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最早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政策协调问题的是Hamada(1976),他采用了一个两国模型,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其后,Copper(1985),Canzoneri 和Gray(1985)等都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国际协调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国货币当局不考虑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其结果不是最优的,如果进行协调,结果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些研究都从理论上支持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Rogoff(1985),Currie和Levine(1985)在以上静态博弈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相容性和政策制定者的信誉等因素,认为这些问题对协调的可持续性以及协调收益有重要影响,因而各国的政策协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

另一个分支是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对协调收益进行的实证研究。以Oudiz和Sachs(1984)的研究为开端,许多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文献中通常用各国独立制定政策的纳什均衡与在政策协调假设下达到的帕累托均衡之间的福利差异来衡量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实证检验发现协调带来的收益并不十分明显,不会比各国进行简单的信息交换更好。此后出现的对政策协调收益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章,绝大多数对政策协调收益的估计值都与Oudiz和Sachs所估计的值近似。与大多数关于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相比,Holtman和Hughes Hallet(1987)的研究结果较为乐观,得出的协调收益是GNP的6%―7%,至少为3%―4%。最新的研究中,Gunter Coenen,Giovanni Lombardo,Frank Smets和Roland Straub (2008)采用欧洲中央银行(ECB)发展的Area―Wide Model (NAW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很少(大约仅占稳态消费的0.03%),但协调的收益明显地对经济开放度较为敏感。如果各协调主体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则可能从协调中获得较大收益。

上述实证分析通过模拟均衡状态估测政策协调的结果,没有考虑系统从非均衡状态向动态均衡转化而获得的协调收益。此外,依赖于他们所用的模型,似乎从政策协调中仍然还有大量未开发的收益,如政府的信誉、政策协调的执行时机等,但这些收益并不能完全获得。考虑到这些因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可能比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要大得多。我们拟以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为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福利角度比较分析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两种结局,推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性。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环境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担此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是金融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后金融创新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美国次贷危机也由美国的国内市场传导到国际市场,并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

从2007年年初到2008年夏天,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与美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危机几乎绝缘。然而,从2008年夏天开始,随着美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恶化,新兴市场的反响日趋强烈。2008年夏天,当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GDP增长预期出现恶化时,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比美国资产下跌得更剧烈。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新兴市场带来了直接冲击,全球范围内贸易信贷蒸发,国际贸易急剧下降。

按照Citigroup(2008)的研究,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下降0.34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1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0.54个百分点。可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脱钩论”(decoupling)并非事实。相反,其在融入全球经济、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时,所承受的外部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也在增大。在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今天,美国经济的冷热确实会影响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的股市运行、出口、就业和整个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8)。

Michael P.Dooley和Michael M.Hutchison(2009)对美国次贷危机向新兴市场的传导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证实了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金融市场危机断开―再挂钩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次贷危机以来资金正从新兴市场中主动或被动流出。主要原因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大量风险投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要求它们出售这些风险投资,将流动性调回国内偿还负债。

按一般理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是经由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心理渠道。其中,贸易渠道主要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直接对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金融渠道则以汇率和利率为传媒对金融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至于心理渠道,则是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后,通过各种媒体传导并影响到商业的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就本次金融危机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散过程分析,则主要通过贸易渠道。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次贷所酿成的金融危机是一种负向的需求冲击,收入预期下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通过出口贸易环节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在实体经济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贸易发生不同程度下降,导致工业生产萎缩,经济增长减速。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行业形成沉重打击。比如俄罗斯和巴西,其经济增长与资源价格高度相关,2008年7月后,在油气价格、铁矿石价格及农产品价格等急剧走低背景下,俄罗斯石油出口减收数百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0%以上。2009年1―4月份,形势更加恶化,俄罗斯出口同比下降47%,贸易顺差下降达2/3。对于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出口贸易同样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出口增长率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2009年1-5月对外贸易进出口同比进一步下降达25%,第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4.6%。

受经济不景气、工业生产萎缩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据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了9.3个百分点,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俄罗斯也发生大面积失业,并使俄罗斯人均收入下降。2009年1-4月,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4%,而2008年1-4月这两个数值分别为8.4%和13.8%。企业拖欠工资和预算部门采购支付拖欠额度及时间均比危机前有明显增加。此外,失业增加和收入预期不稳定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以中国为例,危机期间其消费者预期指数、信心指数和满意指数连续下降,外资流入增速下滑,热钱由2008年上半年的净流入转为2008年下半年的净流出,其中第四季度热钱流出达到900亿美元。

实体经济萎缩、消费和投资信心受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层面也受到很大冲击。在全球股市下跌风的带动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也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甚至超过世界平均跌幅。整个2008年,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以26个新兴市场国家为基础的新兴市场股指下跌55.2%,而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幅度达40.7%;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贬值与外汇储备缩水。汇率的表现与资产价格非常相似,都是在2008年夏天开始出现急剧下滑。以俄罗斯为例,自2008年8月到2009年2月份期间,俄罗斯卢布累计跌幅约达40%,外汇储备减少了约2000亿美元,一些中小银行因为清偿力弱而一度关门停业,某些甚至被国有大银行兼并。再看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呈稳步升值趋势,但在2008年12月份出现了约1%的贬值。受到全球流动性紧缩的影响,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大幅度下降,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26%,外汇储备增长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层面形成冲击,进而向金融层面扩散。并且,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欠发达国家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金融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无论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大小还是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承受能力的强弱,均具有很大差异,从而,就存在着所谓的“非对称冲击”。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的决策,面临着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还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的选择。

三、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两国政策协调的博弈模型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独善其身。在危机救治中,必然涉及到各国家之间政策的协调问题。然而,各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到其他国家,形成“溢入效应”和“溢出效应”。事实上,因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同,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且货币政策的“溢入效应”的大小和“溢出效应”的强弱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二者的货币政策协调显然置于明显的非对称冲击背景。

在此,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源自美国的负向需求冲击,它使得美国经济产出下降,物价下跌;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在“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产出下降、物价下跌。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会在最大化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做出最优的政策安排。即:

其中,L为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损失函数,损失小代表效用高,损失大代表效用低。y与p分别代表产出的变化率和价格的变化率。参数 和均大于零,它们是产出波动相对于价格波动的权重。(1)式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最优政策安排,(2)式为美国的最优政策安排。

式(1)和(2)表明当所有的目标变量为零时

,效率损失最小,一国实现最优化。当不存在外部冲击时,只要两国货币供给量保持不变,则产出和物价水平都将保持不变,两国的损失就都为零,两国间将不存在货币政策博弈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当外部冲击破坏经济系统的均衡时,货币政策必然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调节经济的失衡。我们的问题是货币供给量如何改变、改变多少,才会使得损失最小。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如果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按照各自的损失函数行动,由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两国的相互影响,一国的最优化行为其结果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目标。两国货币政策博弈的结局为纳什均衡,如图1中N点,即两国分别对货币供给量做出的调整为 。纳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其存在着帕累托改善的区域,即图1中 和 围成的椭圆区域。可见如果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进行协调安排,其结果可能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图1中是连接两国极乐点使得两国加权损失之和最小的契约线。契约线落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里的一段EE′为使得两国福利都改善的两国损失函数曲线相切的点的组合。其中的C点即为对称效率均衡点,即两国损失相同。在C点两国进行了充分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得双方损失的加权之和达到最小,并各自承担了一半损失。由于C点位于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改进区域中,所以协调要比不协调的效果好。

除了对称效率均衡博弈的协调方式,两国也可以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是一种含有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坦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坦克尔伯格尾随国。领头国按其承诺的货币供应量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假设经济实力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为领头国,经济实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尾随国。于是美国作为领头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尾随国,其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为美国在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的货币供给量。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表明美国能够预测到,不管它如何选择或承诺,新兴市场国家肯定从其反应函数上选择相应的最优点,所以美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其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即其损失函数与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曲线相切的一点,即为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点S)。如图2所示。

当存在金融危机冲击时,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相比于纳什均衡,美国的损失减少,福利增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福利则变差。因此,斯坦克尔伯格均衡解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解,因为领头国拥有时间优势,所以尾随国总是要更大幅度地调整货币供给量。因此在斯坦克尔伯格协调模式下,美国的福利总要好于纳什均衡的非协调情况。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情况则不确定。因为领头国可能不按新兴市场国家反应函数行事,如果其货币供给量选定在帕累托改进区域,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福利也会优于非协调的情况。但除非美国把货币供给量选在图1的契约线EE′上,否则整个世界的损失要大于对称效率均衡时的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金融危机下,采取效率均衡博弈可以使两国的福利水平得到帕累托有效改进。也就是说使均衡点落在契约曲线EE′上。究竟落在哪一点,那还得取决于两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只有在C点,才会不仅实现世界福利损失最小,而且两国各自分担了损失的一半。否则越接近E点,则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美国承担的损失越大;反之,越接近E′点,则美国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的福利损失越大。

(2)在金融危机下,效率均衡博弈优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首先,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会使整个世界的损失大于效率均衡博弈时的损失;其次,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更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其不在帕累托改善区域里,所以不一定优于纳什均衡时的福利状况。

(3)在金融危机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不应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的协调方式;应采取效率均衡博弈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并努力增强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降低自身承担福利损失的权重,争取实现对称效率均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席卷全球,并且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以国际协调应对危机的共识。这不得不说跟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但与欧美经济体相比仍存在差异。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发展,其经济波动也能够影响美国,但其对美国的影响度远远低于美国对其的影响度。这样,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时愿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舟共济,所以协调的难度降低。

由此可见,采取对称效率均衡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最佳政策组合。但是这种协调方式要求协调双方货币政策的密切合作与高度协调,协调的难度最大。在现实经济中,国家间的合作及经济政策的合理搭配对于次贷危机的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采取斯坦克尔伯格博弈进行协调的方式更不可取,往往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所以应立足本国情况,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与欧美发达国家分享协调带来的收益。

四、后危机时期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下降,尽管政策利率已接近零,但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仍居高不下,信贷市场紧缩严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一般来说,当利率等常规工具对经济危机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将最终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英国、瑞士、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包括国债在内的中长期债券等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以来,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衰退速度明显减缓,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世界经济出现企稳回升态势。可以认为,这是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成功的国际协调的结果。但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世界经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复苏过程将缓慢而曲折,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状态,即所谓的“后危机时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若各主要经济大国不能够适度掌握货币、信贷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为未来爆发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系统控制,而不是系统优化,要使全球经济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还任重而道远。因此,各国均开始考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2009年10月澳大利亚成为G20中第一个加息的经济体,开启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之门。

“后危机时期”经济的不确定性,表明危机尚未结束,复苏基础仍不牢固,不排除二度衰退的可能。此时无序的、不合时宜的“退出”只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避免复苏过程的曲折,降低复苏过程中的风险,需要全球共同合作、协调行动。回顾整个危机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危机时期,不论是退出策略的安排,还是谋划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仍需加强货币政策协调。

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序退出要依靠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美国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为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并能健康运行,其应充分考虑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和其他经济体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应该加强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协调。

然而,随着危机的缓和,各国的协调意愿减弱,进而可能陷入“囚徒效应”。国际会议达成的共识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各国仍然是本国利益至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有关退出策略的政策博弈。如果各国不能有效地协调退出步骤与时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使复苏的态势发生逆转。目前,国际社会应当化承诺为行动,切实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后危机时期有序协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处理好通胀预期与全球经济复苏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的今天,面对共同的经济灾难,国际协调是大势所趋,也是缓解和渡过危机的唯一出路。在后危机时期,更应该加强国际协调,巩固经济复苏基础,避免经济出现新的波动。世界各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丧失活动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说,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理念上的认可与支持。在国际协调过程中,各国应在“互信”基础上,实现信息交换,加强协商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

五、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一个大趋势,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中国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启动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严峻挑战。然而,依靠财政与信贷高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回升,其基础不稳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从而使“后危机时期”的特征非常明显: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状况有所改善,但扩大内需的持续性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显著改变;流动性过剩,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强;信贷投放过高,使不良贷款隐患累积。由此,国内外非常关注对“后危机时期”调整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策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为在后危机时期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在参与协调中,我们必须关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定程度的霸权协调性质,认清由于缺乏统一且有约束力的规则协调机制而产生的“搭便车”和“背叛行为”,注意是采取主动协调还是被动协调,避免自身陷入协调的“逆效”陷阱之中。

第二,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中国要意识到自身的“大国”地位,其货币政策的制定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效应,必须把别国可能的政策目标考虑进来,因而要兼顾中国自身利益与可能对他国的冲击,避免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反应。

第三,在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应该把握好协调和自主性的尺度及平衡,这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门国际协调艺术。

参考文献:

[1] 沃什.货币理论与政策(第2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Canzoneri,M.B. and J.A.Gray,“Monetary Policy Gam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operative Behavior,”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Oct. 1985),547-564.

[4]Canzoneri,M. B.,Cumby,R. E.,and Diba,B.T.,“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What’s Old,What’s New,What’s Yet to Come”. NBER,Working Paper No.02138,2002.

第2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 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第3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金融争议，又称金融纠纷，系指在金融商品交易与金融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民商事纠纷。根据不同标准，金融争议可以细化为不同的类别，如依据争议主体不同，可分为金融机构间的争议、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业法人间的争议，以及金融机构与自然人（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争议；依据金融机构所处行业的不同，可分为银行业争议、保险业争议以及证券业争议等。本文所指的金融争议主要是指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因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所产生的纠纷。当前，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各类新型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层出不穷，大量金融纠纷也随之涌现。如何能够快速、有效地解决金融争议，最大程度保障金融消费者利益，同时也维护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就争议处理机制的公正程度和法律效力而言，比较合适的有两类，即诉讼与仲裁。就前者而言，其不足是显然的。首先，诉讼程序耗时长、成本高。金融业发展日新月异，市场变化较为频繁，金融争议的处理效率将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稳健与高效。而法院对于案件的受理、审理、判决需要遵循诉讼流程，审理期限相对较久，成本较高。其次，司法诉讼中，金融消费者往往要承担较多的举证责任。而金融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均有限，过重的举证责任使消费者寻求救济之路变得异常崎岖。最后，审判人员的专业知识普遍欠缺。虽然我各地纷纷组建金融审判庭处理金融纠纷，但相关审判员多为法律专业背景出身，对金融知识了解比较有限，审判的专业效率会受一定程度的影响。

就仲裁机制而言，其优点在于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而且高效、灵活，其公正性也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因此，目前我国各地均设有仲裁机构并可受理各类金融纠纷。但尽管如此，仲裁在解决金融争议领域的普及度仍不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并且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才可启用。故金融机构在其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多不会将仲裁定为争议解决的首选方式，仲裁在解决金融纠纷中的适用余地也因此受到较多限制。第二，仲裁相较于诉讼，其收费偏高且为预缴制，对争议数额不大的金融消费者而言，构成了一种成本上的负担，从而抑制了其主动适用仲裁解决金融消费争议的积极性。

我国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金融实践中，部分金融消费者会在发生金融争议后去金融机构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或申诉。对于简易的金融争议，该途径不失为一个高效便捷的方法。但针对较为复杂的争议，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相关内设机构解决争议的专业能力多有不足。尽管多数金融机构都会设置一些纠纷解决的机构或投诉热线，但这些机构皆为金融机构中的边缘化部门，其解决争议的专业水准和实际权限极为有限。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内的部门处理争议结果的公平性无法保障。由于金融机构内设的争议解决部门隶属于金融机构，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其很难摆脱自己所属机构的影响，无法确保公平公正。

为克服这一问题，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后文简称“一行三会”）均下设了金融消费（投资）者保护机构，如各类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等。然而，囿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虽然这些部门均有处理消费者投诉的职能，但其处理投诉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机构的监察行为。其主要的法律功能在于审查被投诉金融机构在程序上是否违法违规，而非一般的裁决行为。监管部门更多只是将投诉转交给被投诉金融机构的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给予消费者以答复。相较于金融消费者直接向金融机构投诉，二者在结果上并无本质的差别。

目前，也有部分消费者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金融争议。但问题在于金融争议能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调整，这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同看法。不乏有人认为，我国《消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法条中所列明消费者的购买目的必须是“为生活消费需要”，其应是关乎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但在金融市场领域，大量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金融投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获取收益的商事交易行为，其行为的目的和本质已脱离了“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因此，将金融争议纳入《消法》的范围，确实存在适用的难度。在说理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加以适用，反而可能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况且，即便金融争议可以受《消法》的调整，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对当事人的保护力仍不足。这种尴尬局面，在我国的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以及保险业协会中同样存在。前述机构也都具有调解金融争议的职能，但由于这些行业协会本身仅是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其所做出的调解结果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一样，均无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权威性较弱。

完善我国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的路径

前文已述，无论是诉讼及仲裁，抑或调解和投诉，均有力所不逮之处。鉴于金融争议涉及人数众多，触及利益较广，故应尽快完善我国金融争议解决机制。而国外已经比较成熟的金融申诉专员制度值得我们探索和尝试。金融申诉专员制度（FinancialOmbudsman Service，下称FOS），是指为解决金融争议而成立专门的第三方裁判机构，并聘请相关专业的金融申诉专员来客观处理争议的一套系统性体制。其最早起源于瑞典，20世纪90年代得到飞速发展。由于FOS机构聘请的申诉专员均为专业人士，故其解决纠纷堪称专业和高效。同时，FOS机构的第三方身份亦可保障其裁决的客观与公正，来自法律的明确授权也使得其权威性不容忽视。世界多国均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陆续在实践中对英国经验加以借鉴适用。我国亦可有所借鉴，在金融业内构建金融申诉专员制度，以高效地解决各类金融争议。

目前，国外金融申诉专员制度主要有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综合型金融申诉专员制度，即由FOS机构统一受理银行、证券、保险等纠纷，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另一种是分业型模式，即在金融领域的不同行业分别设置FOS机构处理各自行业内的争议，以加拿大、日本为代表。我国大陆地区现行金融监管模式为分业监管，若推行统一的金融申诉专员制度，须得到“一行三会”的共同支持和认可。在当前的情况下，并不是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如果在“一行三会”的监督和指导下，分别在不同的金融行业建立FOS机构可能更易成功。当然，这并不排除未来我国有建立统一型金融申诉专员制度的可能。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各金融行业的联系一定会更为紧密。若未来我国金融监管实现混业监管，那将为建立综合性金融申诉专员制度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

建议我国未来的FOS机构可设立理事会作为决策部门，对本行业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受其监督。理事会会长依法定程序任命，其他理事由监管机构聘任，每届任期为五年，期满可以连任。理事会主要有如下职责：制定和修改章程、理事会议事规则、金融申诉规则；审议提出执行官员的人选、审定内设机构设置和变更的方案；设立申诉专员名册，决定申诉专员的聘任和解聘；审定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预决算报告等。FOS机构可考虑下设一名执行官员，主要负责管理机构的日常运营并领导各执行部门展开工作。执行官员由理事会提名，由监管机构依照法定程序任命，对理事会负责。同时，FOS机构还应设置其他执行部门，主要负责具体实施各项日常工作，如立案、调解处、案件审理处、对外联络处、综合处、财务处等。除了执行部门，FOS机构内部还须设立案件质量监督处作为内部监督机构。如果金融消费者对于FOS机构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和正确性有所质疑，则可向案件质量监督处进行投诉，质监处则应展开调查并给予消费者答复。

各金融业FOS机构的案件受理范围应是与本行业相关的金融争议，采取按件收费制度，不应强制要求标的额，方便小额争议的解决。为节约FOS机构的裁判资源，应当将消费者向金融机构内设部门投诉确立为前置程序。只有在争议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消费者才可向FOS机构提起申诉。案件受理后，一般的案件应先转入调解处，经调解专员的调解，申诉人同意该调解方案的，由调解处制作相关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效力。如金融消费者不接受调解结果，案件将被转入案件审理处，由申诉专员进行审理裁定，最终做出裁决。当然，对于一些较为复杂、标的额较大的案件，则可直接交由案件审理处进行审理。如果金融消费者接受最终的裁决结果，则该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反之，如金融消费者不接受该结果，则可向人民法院提讼。裁决做出之后，双方当事人均不得以同一理由再次向FOS机构提起申诉。

第4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银行监管；公司治理结构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作为推动这一潮流的主要力量——金融全球化尤其引人注目。伴随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市场动荡波及的范围在不断扩展，金融风险传递的速度在不断加快，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在缩短、频率上升，由历史上的10年左右缩短到现在的2年左右。2007年，令全球金融界瞩目的金融危机莫过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于美国楼市的低迷，造成银行坏账，进而使关联的次级债券贬值，最终让很多 

购买这些债券的全球投资银行亏损巨大，甚至是破产。转嫁策略；补偿性策略等。 

 

一、我国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 

 

（一）国际收支失衡 

统计显示，2007年全年，外汇储备余额增加4178亿美元。稳居全球外汇储备第一的位置。截至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约达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外汇储备超万亿固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货币政策实施独立性不足，从而给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 

（二）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是指银行自愿或被迫持有的“流动性”，超过健全的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流通中现金M0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全年累计现金净投放330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262亿元。货币的供应相对与需求显得“过剩”。不受控制的流动性过剩，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流动性集中于金融体系，增加了金融企业多发放贷款的冲动和压力。加剧了商业银行之间的盲目竞争和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预期的不确定性。 

（三）资产泡沫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第一，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对银行贷款非常依赖，而且往往通过土地或者房产本身来获得抵押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将会发生断裂，从而难以偿还银行债务。第二，在房地产牛市阶段，住房抵押贷款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坏账率很低、收益率很高的产品，很多商业银行为了招揽业务，可能降低对购房者还款条件的审查。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个人违约率的上升将给商业银行的房地产金融部门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样，银行难以通过变卖贬值的抵押品来收回贷款，从而形成债务危机和银行偿债压力。2007年美国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产生的次贷危机和次债危机便是上述两种压力的体现。 

（四）金融体系风险 

当前，中国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服务种类、服务质量方面，还是科技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方面较以前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但是我国国有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差距，给将来与国外商业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带来巨大挑战。另外，虽然股份制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离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还是存在较大距离，特别是在经营管理、激励约束等机制上还存在不足。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往往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中间业务发展成熟，谙熟各国的法律框架和运作惯例，其成型的市场、成文的规章、优良的产品、丰富的经验、知名的品牌，都将对中国证券公司目前粗放的经营战略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会计监管的政策措施 

 

（一）积极引入市场力量 

目前，国内以银行为主要部分的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市场约束的精神，在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持有人不足的情况下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定具体金融机构的应当揭示的信息，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对于银行信息的分析，逐步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富有成效的市场约束机制是配合监管当局强化监督工作的有效工具。此外，社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信用等的等级评价，则通过市场的压力对金融机构进行约束。美国安然公司财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就是标准普尔公司鉴于其存在财务欺诈嫌疑，将其债信评级连降六级为“垃圾债”。为获取良好的市场形象及等级评价，以确保日常业务的进展，金融机构通常会通过改进和完善经营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赢取较高的等级评定。目前我国国内的社会评级机构尚处于发展阶段，更多的还需要借助国际评级机构的力量实施。而尽快培育本土的权威性评级机构，不但是关系评级行业话语权的问题，也是对包括金融机构在内进行有效评级的根本性措施，其中还涉及到一定的行业机密保护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会计监管体系 

1．强化会计业务制度体系。会计业务的制度体系是银行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一套完善的会计业务制度，将有利于内部制约机制的充分发挥，从而使银行会计工作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起到化解风险的功效。 

2．设置一套会计监管指标体系。在会计监管中，中央银行要由合规性监管向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审慎性监管转化。应设置一系列有效的指标体系，通过日常核算和对相关会计报表的分析，反映出可能发生的问题，以便能够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实现规避风险的目的。 

3．统一会计科目以利于会计监管。随着体制的重大改革，原有业务界限已打破，各家银行的业务相互交叉、渗透，用原有的会计科目进行分析已远不能满足和适应中央银行监管的需要。因此，必须尽快统一各家银行会计科目，从而便利于中央银行非现场监控的软件开发，为中央银行监管者对各银行资料组织并表监管提供条件，方便中央银行对各银行会计结算业务的监督，使各家银行在一个互相监督的基础上进行横向比较，共同发展。 

（三）构筑有效的资金“防火墙” 

从世界各国既有的经验看，“防火墙”制度的关键在于能否消除银行与证券业务、保险业务融合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其制度构成主要包括：（1）法人分离；（2）业务限制。不同种类的业务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需受严格限制，集团内部交易应依照“公平交易”原则实现，并要对银行向证券及其他机构的贷款和证券等机构向银行出售证券的行为进行管制；（3）银行、证券及保险各子公司之间的资本流动最低不能低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尤其不得损害银行稳健经营的要求。但“防火墙”等隔离管制也有着一定的弊端。通过政府立法措施建立起来的防火墙通常是基于金融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出台，本身有打补丁的涵义，更兼伴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金融形势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而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刚性，易形成管制措施滞后，形成过度严格和僵化。而且，由于金融集团经营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监管者很难深入金融集团内部进行现场监管，以获得第一手的监管信息，多数情况下只能进行事后监管，信息来源依赖于金融集团的信息披露，监管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的被动局面给金融集团提供了监管寻租及监管规避的可能，降低防火墙的效力。

（四）构建金融衍生工具信息披露法律规范体系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和国际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参与以金融机构为主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考虑构建一个以会计准则为基础，以上市公司为重点，以金融机构为主体，以风险披露为中心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衍生工具信息披露法律规范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制定统一的《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和套期业务的信息披露》，强化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描述性信息和数量信息的分类披露，以有利于监管机构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二是针对公开发行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制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三是修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增加有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信息披露的内容；四是必要时考虑针对特定市场的特定交易品种制定专门的信息披露规则，如关于互换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定，关于股指期货的信息披露规定等。 

（五）将金融监管纳入市场约束的轨道 

金融机构属于经营特殊商品的高风险企业，其资产价值和财务成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采取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价值评价方法，其评价结果直接影响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其真实风险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实施审慎性会计原则和审慎监管标准，运用这些原则和标准正确识别、衡量和控制风险，确保银行稳健运行。随着金融机构业务和机构的多元化与国际化，以及银行控股集团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并表监管已成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可以说并表监管是判断金融监管部门是否有能力对商业银行实施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标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别强调，监管者要有能力在并表的基础上进行监管，包括审查银行组织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其国外机构从事的业务。同时并表监管为金融监管部门从资本要求方面控制商业银行风险提供了可能。面对国际舞台，我们必须建立金融机构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以便应对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问题。对难以挽救的危机机构，要及时采取市场退出的处置措施，以防止演变为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 

（六）构建金融企业信息共享与沟通系统 

构建完善的信息共享与信息沟通系统，是提高内控工作效率、有效防范内控风险的重要手段。 

1．构筑系统内风险识别信息共享平台，培育全员共同的风险防范偏好，各业务条线的职能管理部门，应根据其业务条线的业务类型、业务品种在交易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逐一制定风险识别标准，让所有分支机构能够统一遵照执行风险识别标准，从而形成共同的风险防范偏好。 

2．构筑金融企业“三道防线”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实现有关内控信息的共享，实现“三道防线”之间的信息沟通，可以降低内控成本，提高内控工作质效，更好地防范内控风险。 

因此，第一道防线的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及时地总结和反馈内控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各项业务的主要风险点、风险环节和风险岗位；第二道防线的内控合规团队或岗位应该及时评估第一道防线执行内控制度的有效性情况和内控制度的健全情况；第三道防线的稽核部门应及时分析评价各分支行机构或业务条线的整体内控状况。各防线按照上述职责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后，将有关内控信息统一反馈到内控委员会下设的常设机构——内控合规部，由内控合规部提炼加工后，通过内部网络搭建的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展现。 

 

三、结语 

 

目前，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已经向实体经济蔓延。不仅给美国金融界，也给世界金融行业敲响了警钟。而会计标准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毋庸置疑要给予高度的关注，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体系，提高金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对于防范金融风险、遏止金融危机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制度.市场.企业.会计[J]．财会通讯，2006，(3)． 

第5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基本构想；差异化金融政策

作者简介：胡芳（1978－），女 ,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62-0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易所――集中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 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 （09）：26-33.

② 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 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1］ 谈儒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4,（12）.

［2］ 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第6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宏观调控；金融体系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破坏迟迟没有终止。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常规经济政策手段在危机期间严重失效。本文致力于回答这样的问题：金融危机是否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宏观经济政策能否系统影响产出、就业等经济变量，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周英章和蒋振声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如果货币政策变量与产出协整并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则认为该政策变量有效。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中性”非常相似，刘斌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对实体经济有影响，长期无影响，该结论与主流文献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的判断一致。杜亮总结了检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方法，包括格兰杰因果检验，VAR、SVAR、VECM，货币政策规则，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等。

本文的思路与闫力、刘克宫、张次兰相似，构建包含货币变量和产出、价格的VAR模型。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没有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原因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力度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变化，深层原因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缓慢，金融部门受危机影响较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有效。

二、经验证据

本部分采用VAR模型对金融危机前后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分别估计全样本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的VAR模型，评价是否金融危机改变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讨论提供现实依据。

1.数据选取与来源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经济分析实务中被广泛采用，其频度高、数据早，有一定先行性，是业界非常重视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较少。作为产出的变量， PMI用来分析货币政策可以反映出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现代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预期管理是央行必须考虑的问题。市场预期对政策的响应是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的重要方面。PMI非常灵敏地反映了经济当前状况，可以作为实体经济景气程度的评价指标。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区间为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

货币政策变量选取了货币供应量，具体为M2月末数同比增长率。大量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实证结果

估计包含PMI、CPI、M2的VAR模型，利用其脉冲响应评估产出与价格对货币政策变量货币的响应，如果产出与价格的脉冲响应较大，则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强，反之则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弱。在研究过程中，先进行全样本（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图中标记为“full”）估计，然后分别估计危机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图中标记为“before”）与危机后（2008年9月至2013年6月，图中标记为“after”）两个子样本，进而评价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变化。

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平稳。根据Schwarz准则，选择VAR的滞后阶数为2。

图1和图2描述了包含PMI、CPI和M2的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产出对1单位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不为0，长期恢复到0附近，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对实际变量的影响能力，短期非中性，长期呈中性。各样本脉冲响应基本都在第3期达到最大，体现出货币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在第10期转为负值，可能由于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发生转向，或者产出步入经济周期的下一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后的产出响应增强，说明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有效性没有下降。

图2描述了价格对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危机之前的价格响应在第8期达到最大，危机后的价格响应在10期达到最大，但峰值小于危机前，货币供应量对价格的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积极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但是产出在中长期表现出中性反应，而价格滞后于产出响应，因而容易出现通胀风险。比对危机前后样本，危机之后的价格响应幅度降低，滞后性增强，这说明危机后的货币供应量对价格影响更弱，政策实施的通胀成本有所下降。

价格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滞后要强于产出滞后，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此方面因素，避免由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

三、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危机免疫力的原因

以上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并没有下降。货币供应量有所增强，对价格的影响有所减弱。危机前后政策有效性的变化为未来政策调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本部分将讨论为何金融危机没有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反而呈现出有效性上升的现象。

1.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力度有紧密联系

本文选取了2005年1月至2008年9月的数据，这期间我国的经济稳步上升，货币政策一直比较稳健，尤其是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央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速保持平稳下降。在危机前子样本的VAR模型中，作为政策目标的产出和作为政策工具的货币供应量都没有大幅变动；危机后产出受到重创，货币供应量调整力度增强，因此图1中的脉冲响应表现为危机后强于危机前。在经济形势较平稳的阶段，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对产出的关注不多，货币政策刺激产出的有效性表现较差；在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阶段，决策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更看重“保增长”目标，货币政策频繁操作，政策有效性也随之增强。

由于危机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货币供应量增速在危机来临之前一直处于缓慢下行的区间，通胀治理成果显著，因而价格响应在危机前的样本中较强。危机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从控制通胀转变为“保增长”，价格调控居于次要位置。2008年9月以后，央行执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与此同时，价格下降较为明显，控制通胀不再是首要任务。这就解释了为何图2中危机后比危机前价格响应减弱。

2.中国金融业发展缓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危机中没有遭到破坏

黄志刚等将货币政策效应作为经济危机的判决依据，研究表明，危机前兆期（2004年至2007年）美国的货币政策效应严重衰减，危机期间甚至失效。中国在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货币政策效应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增加，说明该判断对中国不适用。这种巨大差别来自于中美两国经济的深层差异。与货币政策效应最为紧密的经济因素是金融市场。

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次贷危机，最先爆发在金融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和衍生品复杂度的增加，房价泡沫破灭，金融系统风险失控。风险随着金融系统传递，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经济体流动性不足。我国受危机影响源于出口部门，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不足，大量出口企业难以维系。我国实体经济而非金融部门受到冲击，消费与投资下滑导致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经济体内流动性充裕。我国的金融部门始终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得益于金融体系发展缓慢。依赖于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未受到影响，使得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复苏。

四、结论

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的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反而增强了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力度关系紧密。不同经济周期区间有不同的宏观调控方针，货币政策对产出和价格的作用也会有很大差异。一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目标和力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应当尝试分离宏观调控因素，考察经济体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情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宏观调控逐渐弱化，市场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才是未来政策制定关注的重点。

虽然得益于金融体系落后，货币政策有效性对金融危机有较好的免疫能力，但是金融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改善金融调控、完善组织体系、建设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等，是“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任务。

参考文献：

[1]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1（07）.

[2]李斌.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1（07）.

[3]周英章，蒋振声.货币渠道、信用渠道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中国1993-2001年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含义[J].金融研究，2002（09）.

[4]苏剑，林卫斌，叶淏尹.金融危机下中美经济形势的差异与货币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9（09）.

[5]闫力，刘克宫，张次兰.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基于1998～2009年月度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

[6]黄志刚，颜晖，黄叶苨.基于货币政策效应的经济走势判据的有效性检验——以次贷危机中的美国经济为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1）.

[7]王立勇，张良贵.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验分析——基于目标实现与工具选择角度的评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08）.

第7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机时代，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验及教训，如何借鉴和利用欧盟、美国、目本等主要经济体因应金融危

机的做法，这将有助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的出台、调整与执行效应。本文全面回顾了金融危机中，中

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措施，展示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措施，提出系统性、一揽子的货币政策建议，全面

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货币政策转型。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金融机构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i.issn.1672-3309(s).2010.10.0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0-60-03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当局的做法经受住了考验。如何总结前金融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实践.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央行面对的新问题。

一、金融危机中。中国货币当局货币调控政策综述与回顾

对于中国而言.这场危机也为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提供了契机。依托巨大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逆差，通过扩大内需和4万亿的投资拉动.中国有效应对和防范了金融危机的扩大化。在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年初.中央政府提出全年M2增长17％、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的明确目标.相对于此前预期的8％GDP增长和4％CPI增长指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中国货币当局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一揽子货币调控政策，不仅实现了中央政府“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而且缓解了西方国家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通过调整信贷规模与结构.灵活调整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稳定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经济结构向好发展，至2009年底，这一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最初的调控目标。

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问题接踵而至。2010年初.以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为始点.能源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势头.金融危机引发的后遗症出现了新迹象，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他们在金融危机时动用国家财政和信用政策扩大投资的政策开始有了副作用.通货紧缩的担忧一夜之间被通货膨胀的困扰所替代.要求国家政策投资及早退出的声音又在华尔街、法兰克福、伦敦、东京等主要股市弥漫。而在中国.原本应对金融危机，致力于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稳定市场预期、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刺激内需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严重挑战，国内出现了诸如货币供应过度宽松、信贷过度膨胀、资产价格上涨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控制货币供应量、加强银行监管、紧缩银根的呼声此起彼伏。

过去那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货币管理困局若隐若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当局如何根据国际趋势和中国国情.制定一揽子稳定市场预期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调控手段.这将是市场经济30年实践之后，中国货币政策改革面临的新的挑战与机遇。

二、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以2009年底为界限.2008年9月至2009年底为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拉动消费、刺激内需、提振经济信心.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中唱主角，到处都是一片“宽松”：自2010年初开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都在讨论国家投资的退出时机，着手于如何淡化积极货币政策的影响.如何防范通货膨胀，稳定市场交易，加强市场监管.空气中开始弥漫“紧缩”的气息。

前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欧盟的作法

欧盟无疑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难兄难弟”.因为彼此的经济往来密切。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经济打喷嚏.这边的欧盟马上就有反应.原本不景气的制造业出现下滑，失业率大幅提升，能源、原材料、食品的采购价格也面临上涨压力。再加上欧元升值、出口减速、通胀预期加重，将欧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谷底。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欧元区15国GDP增长率“一季不如一季”.其中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2.1％.到了第二季度下滑到1.4％，第三季度更是一落千里，下降到0.7％。面对如此情况，欧盟协调立场。确定了两个主要的货币政策措施：一是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多次磋商，欧洲央行终于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欧盟当年通胀率不高于2％。为此，欧洲央行采取降息策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拉动国内投资和消费。二是采取政府直接注资策略。为了缓解欧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问题，2008年10月15日。由欧洲央行牵头.在欧盟内部扮演先锋角色的英格兰和瑞士首度宣布.将联手向欧洲金融机构注资2540亿美元。这是欧洲央行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直接注资.旨在稳定金融系统与货币市场秩序。鼓励企业融资。拉动内需等。

2、美国的作法

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习惯用调控目标利率或者向银行直接放贷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货币政策调控.这次也不例外。美国货币当局继续沿着传统的货币调控机制，试图改善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经历若干次下调，直到2008年12月29日.经过10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大幅下调至0.25％.被称为史上最低水平的利率，几乎可以理解为零利率。二是向金融机构提供直接贷款。往常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总借款额约等于零.遇到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突然大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直接贷款。但这次的“慷慨”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商业银行不买账。感冒以后再带口罩只能防止感冒扩散.对自己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杯水车薪式的直接贷款与消费者所需要的信贷规模相比.不可同时而语.小牛拉大车本来就很费劲，如果车的载重超负荷，小牛更无力前行。三是直接向企业注资。很难想象，一直推崇市场调控的美国居然直接向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注资，这种“美国式”国企化的思路，想法固然可嘉，但问题也很多.又有纳税人监督.又有国会的刁难.又有资金落实时难以到位，最后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3、中国的作法

中国嗅到金融危机的味道还稍晚一些.但比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当局更显成熟。几乎和雷曼兄弟破产同步，2008年8月.央行开始调整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主要目的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

不到一周，央行又将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意图很清楚――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一个月之后。到了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增强资金流动性，缓解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两个

月之后，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增强市场预期。

当然，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存在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8年底，中国政府降低信贷门槛，房地产贷款执行首套房7折利率；2010年4月.面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各商业银行陆续停止首套房7折利率，并大幅提高首付比例。前后仅一年，货币政策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变换。

纵观欧盟、美国、中国三大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有些政策对症下药，有些政策“病痛乱投医”。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我们也在反思过去所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借用印度央行前行长雷迪博士(Y.v.Reddy)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便在于“过度金融化”。即金融部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速.从而导致银行业的作用被本末倒置了――从原本支持实体经济和政府的“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其次，金融业存在被过度“去监管化”现状.因此得到了过度发展的自由。第三，金融中介存在过度“杠杆化”.同时也因为存在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包括房地产和消费领域。这些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针对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答案。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若干建议

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点.结合中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国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与措施：

1.发挥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杠杆联动调节

纵观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节机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各种调节机制单一化使用。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而在货币政策中，将利率调节与存款准备金率结合起来调节.一方面会顾及到商业银行的反应.促使他们对于各种经济形势做出有利于经济向好发展的货币执行措施：另一方面会顾及到终端消费者的反应.让货币政策真正为百姓接受.贴近大众的消费与投资现实。在流动性与稳定性中取得平衡，防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关联、交替出现。同时，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两者结合起来调节，可以增大调节次数.“少量多次”的方式.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调节空间，避免形成极端情况，减少并发症与后遗症。

2.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灵活应用公开市场交易

2009年初开始.央行货币供应量出现过度增长，根据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货币增长量分别为25.51％、28.46％和29.31％，各商业银行开始“疯狂的发贷”.“适度宽松”已经开始转化为“过度宽松”.这也导致了2010年以来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个值得谨记的教训是：即使是在GDP年度增长最高的2007年.当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仅为16.74％.而2007年之前的两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只有17.57％、15.68％。应用货币银行学原理，我们不难发现.原本17％的M2增长率就可支撑13％的GDP增长率.而2009年28％的M2增长率却仅仅支撑约8％的GDP增长率.这样算来。中间15％的货币到哪儿去了?不是失踪了，而是因为泡沫式的“过度增长”。

这个时候.此前较少用到的央行公开市场交易可以派上用场.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形式.用央票发行及时化解大量货币对市场的冲击.也减少金融机构的贷款冲动。控制货币供应的起伏波荡.保证流动性与稳定性。

3.关注资产与物价水平变动.发挥信贷机制的先发调节作用

以往资产与物价水平会成为货币当局调节货币政策的一个参考指标，然而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资产、物价水平与货币政策互为“鸡”和“蛋”，很难说清谁是因，谁是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在发现物价水平上涨之后再采取货币政策调控措施.不仅容易舍本逐末.还会导致“政策滞后性”：还没等到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物价上涨极有可能已经变成物价下降.政策的有效性受到牵制。

以2009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例。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在2008年1月从高速增长中下落.2008年年底甚至出现了同比负增长情况.但在各种因素.特别是市场预期的影响下.2个月之后也就是2009年1月.房价开始出现上涨.一直到2010年6月.这一上涨势头仍未出现停止的迹象。短短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的高企高落.除了投资过热、热钱过多、资产价格上涨、市场预期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上涨问题的调控滞后.银行政策不能有效、及时地调节各种因素。促成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8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基本情况；启示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12-0021-01

一、当前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基本情况

（一）加大扶持力度，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

当前，各国政府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持，其表现为；一是直接或间接推动成立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制订符合国情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三是追加注册资本金。四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自身的所有经营活动、财产等都实行免税政策，免除对中央政府支付各种现金和红利。五是进行直接拨款，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直接拨入资金。六是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上交的存款准备金比例低于城市商业银行的上交比例。七是采取保护手段。

（二）健全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信贷的支农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政策性信贷是当前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的主要构成体，其支农作用主要通过成立农业政策性银行来实现。第一，实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第二，是融资渠道多元化。第三，是业务范围广泛：（1）涉农领域贷款（2）对合作社贷款，主要通过对合作社贷款达到支持农民的目的。（3）市场操作业务，农业信贷公司从事债券、商业票据、股票、基金等投资业务。（4）担保业务。对其它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提供担保或全国农业合作社联盟发展针对农、林、渔的信贷担保基金。（5）保险业务，信贷公司提供贷款人寿和事故保险、关键人员保险等险种。第四，加强风险管理。做法有：（1）扩展抵押品范围，采用担保、抵押等贷款方式。（2）建立专门的保险公司或安全网络。（3）对不同客户实行风险“防火墙”隔离，降低银行的资产变成坏账的风险。（4）通过司法手段催收贷款，对贷款违约的处以罚金。

（三）探索多种模式，大力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

目前农业保险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各国仍在大力发展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第二，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第三，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的发展模式。第四，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第五，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的发展模式。第六，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基本情况

由于农业的投入大、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等特点，以及农业保险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现实并存等原因，我国的农业保险体系一直不健全。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通过推进七种模式的试点来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即政策性公司经营、相互制公司经营、商业性公司代办、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外资公司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再保险运作。近年，国内成立引进了多家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但仍还没有成立一家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

三、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要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

首先，要加快农业政策性金融立法。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建议制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法》和《农业政策性保险法》，以进一步明确农发行的性质、定位和职能。其次，要加大资本支持。政府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最大支持就是资本支持。建议财政尽快补齐农发行注册资本缺口，并随着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增加资本金；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加大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比重；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和农民共同基金，交由农发行专项管理和使用。最后，要明确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对政策性实行免税或减税，逐步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实行利润返还；对商业性业务征收的税率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

（二）要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机制

第一，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拓展融资渠道，进一步加大市场化融资力度，扩大金融债券的发行对；进一步扩大企事业存款范围，允许农发行吸取公众存款；放宽资金市场拆借限制和再贴现业务限制。第三，要扩大业务范围，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划归农发行；发展扶贫开发、农村城镇建设、林业治沙、退耕还林、农民教育培训、农业生态等贷款业务。第四，要强化风险管理，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框架，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设置“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部”；推进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严格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不同的风险管理；强化风险准备金管理制度，尽量采用抵押、担保等贷款方式，扩大信贷抵押物品来源，采用外包协议、参加保险等转移信贷风险。

（三）要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

第一，要探求合适的农业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设计由农发行主导农业政策性保险，实行银行保险联姻，使政策性资金风险分散，充分发挥政策性作用。第二，要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国际经验表明：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进行保费补贴是实施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朱英刚.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与借鉴.中国农业发展与金融.2003（5）

[2]赵怡.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战略性重构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白钦先，徐爱田，王小兴.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第9篇：国际金融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美国

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

美国学者诺姆 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以及私有化等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标志，也奠定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理论先驱的地位。

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生产相对过剩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美国政府通过减税、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措施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并加剧了贫富分化。利润率的上升必然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然而贫富分化的加剧却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为生产过剩危机埋下伏笔。瓦迪・哈拉比认为：“截止2003年底，美国有36％的生产能力仍然闲置着。事实上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一直无法把闲置生产能力降到低于30％。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时，闲置的生产能力估计有34％。”

(二)放松金融管制导致泡沫经济和金融衍生品的泛滥

19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政府不断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政策。1999年颁布实施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废除了已执行了60多年的《美国银行法》中关于分业经营的限制。金融管制的放松和2001年来美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了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生成，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极大的促进了美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非理性繁荣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可向收入水平较低和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导致次级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为增加流动性以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次级贷款基础上设计出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产品，通过次贷资产证券化使信用风险由信贷市场向资本市场转移。1990年代以来，次贷证券化产品迅猛发展，然而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并未与信息披露制度相配合，以降低信用风险，而是通过在基础证券，甚至是在已经衍生后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衍生，导致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资金链断裂，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三、金融信机爆发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

(一)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两房”改革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宣布政府将接管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更换了两家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由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负责两家公司的管理。另外，财政部获得授权可以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分别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10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接管并不意味若美国国有化进程的重新开始，也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复兴。美国接管“两房”有其深层考虑，首先在接管前美国的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中，“两房”持有或担保大约5万亿美元，约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42％，更重要的是“两房”事实上是美国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机构，如果任由“两房”倒闭，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大减。此外，“两房”购买各贷款机构的住房抵押贷款，加快了各贷款机构的资金流动，并降低了贷款机构的风险，购入住房抵押贷款后，“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它们打包成债券，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房利美和房地美是连接美国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纽带，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不得不接管“两房”，当然这只是个应急方案。

在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之后，关于“两房”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2011年2月11日，美国财政部在向国会提交的美国住房金融市场改革报告中提出籽大幅削减美国政府对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支持，并提出了逐步关闭“两房”的诸多措施，并承诺继续为“两房”提供支持，以确保其能还清所有债务。报告还提出三项改革住房金融系统的长期方案。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只是个临时方案，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复兴，一旦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政府就会逐步退出。

(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

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小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随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市计划启动了。本次救市计划主要在金融领域发挥作用，通过制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政府通过注资的形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籽联邦存款保险金额的上限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既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恢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防止出现挤兑风潮。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暂时调整。

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总规模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35％的资金用于减税，65％的资金用于公共开支和投资。与小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主要针对金融领域不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主要包括减税、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以及增加社会福利方面。该方案动用了1900多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医疗补助和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等社会福利项目，这提高了失业人员的谈判地位，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201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总统的减税法案，本次减税法案涉及总金额高达8580亿美元。该法案保留了小布什总统时期的税率，将全民减税政策延长两年。奥巴马的减税法案对绝大部分工人都实施新的所得税减免，将长期失业人员领取失业救济的时间延长了13个月，降低了富裕阶层的遗产税负担，规定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率为35％，美国的中产阶级由于所得税减免成为减税法案受益最多的群体。奥巴马的减税法案既保护了高收入阶层的利益，也照顾到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该减税法案十分赞赏，认为这是在现有条件下各方

最好的妥协结果，但这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暂时让步，并不能改变美国贫寓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

(三)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在次贷危机爆发中的重要作用，次贷危机爆发后，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美国政府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开始，美国展开了19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到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由于美国采用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导致监管机构的职能交叉重叠，监管效率低下还容易导致监管缺失的现象发生，新的金融监管法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以实现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监管，从而有效提高了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新的金融监管法案还将美联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美联储将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而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却几乎是空白，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新的监管法案将对自营交易及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怖管，要求大部分衍生品进行场内交易。此外，新的临管法案还设立专门机构来保护消费者利益。

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彻底改变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新法案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并强化了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调。

2011年1月18日，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采取重要措施以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金融机构的规模。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了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该法则建议大型银行关闭其自营交易部门，限制银行的自营交易有助于降低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沃尔克法则”公布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银行纷纷剥离或削减自营交易业务，以达到沃克尔法则的要求。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建议任一银行的规模都不得超过美国金融体系规模10％，防止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有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此外，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还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警告。这标志着美国的金融业发展和金融监管进人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沉重打击。

(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间差距扩大

根据美国劳工统汁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分别增长1.6％和2.4％，2008年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分别为1.0％和2.2％，2007年和2008年每小时补偿金分别增长4.0％和3.3％，远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暂时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为克服危机，国际垄断资本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2009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3.7％，单位劳动成本却下降了1.6％，同时2009年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1426.5万，比2008年多出534.1万，失业率高达9.3％，国际垄断资本一站稳脚跟就开始向工人阶级反扑，通过提高失业率、增加失业人口来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来提高利润率。2010年工人阶级的境况更加糟糕，2010年美国初步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劳动生产率增长3.9％，而每小时实际补偿金仅增长0.7％，比2009年的增长率还要低1.7％，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削弱了工人的地位。

四、结论

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美国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调整。首先，美国政府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并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其次，政府加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新能源的投资，这有利于美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危机时代抢占新的制高点。美国政府通过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缓和了矛盾，维护了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Ⅱ]经济学家，2004，(2)：66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