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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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第2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数理经济学；发展；应用
中图分类号：F091.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01
数理经济学流行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经济学的研究和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分析更是市场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它较为直观的反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等规律，促进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数学在现代市场经济研究应用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数理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用的重要地位。
一、数理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
1838年，法国人库尔诺发表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标志着数理经济学的诞生。而在此前意大利人切瓦已将数学应用到经济领域问题的分析当中。此时，数理经济学还不能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数理经济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瓦尔拉斯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刚要》通过假设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将价格与商品通过数学理论模型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下，价格的存在与商品的数量及自然属性有关，商品的交换可产生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可以通过数量来计量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数学的研究领用更为广泛，微积分、线性模型等理论在市场经济环境研究中的应用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数学理论遍布了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成为市场经济环境研究的重要手段。
二、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的应用
1.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一致性。数学能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存在很多的一致性，特别是核心理论、思想、应用方向的一致性，才确保了将研究的理论模型应用到实践的经济问题的解决上。首先，两者之间的逻辑存在着一致性，数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在深层次上的范围和方向是一致的。数理的严密性、可靠性使经济学假设的范围更科学、更可靠。确保了假设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推导的一致性，提高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环境的掌控能力。其次，在理论研究上，一个数理研究方向可预测和解决这一方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要把握整个市场经济环境有规律、稳定的发展，就需要从几个方向研究经济问题，需要通过不同的数学理论来研究、实践。在若干个数理模型的相互参与下，才能获得最佳的市场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向。再次，在市场经济环境数理学应用方面，需要注重数理模型的选择和匹配。研究过程中的假设条件一定要在数理设定的最低要求之内，以确保数理模型的最优程度。使共同的假设和假设逻辑保持一致，确保多方面的假设定值不会在模型集合中发生排斥。
2.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适应性。数理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关键是数理本身与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在这一过程中，强调的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与数理分析工具应用的适应性。如：将微积分、线性代数应用到商品和价格空间的分析上。首先，商品的有限性和自然属性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的流通是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又可以通过数理的计量进行数理模型分析。同样，也可以将消费者行为、既定价格、收入约束条件等纳入数理研究范畴，通过数理综合模型进行市场经济环境方面的研究，以寻求市场经济的优化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模型下，可将某一经济事物看成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下达到均衡的一种状态，通过这种状态维持过程中各个因素的“量”的变化，形成一种客观的、直观的经济市场模型。通过各个因素量的带入，寻求市场经济环境发展中各影响因素最佳的结合点。
3.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理论及逻辑学，而数学的严谨性、逻辑性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是一致的。在数学公式及图表、曲线的表达下，市场经济环境更直观的展现在研究者的眼前，提高了市场经济研究的效率。如：应用数理经济学分析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情况。首先，应用数理理论表达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商品需求量与价格水平的联系。其次，结合数理经济学分析得出需求表、需求曲线等，对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嗜好等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可以形成一个方向的数理模型。多个数理模型的结合分析，可有效的控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减少商品的生产风险，为市场经济赢得更好的发展。总之，数理经济学将市场经济中看似无规可循的变量，在假设的条件下转换为与数理分析一致的模型，通过对数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人们可以更直观、更清晰的看清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预测其发展。有效的控制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持久发展。因此，数理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数理经济学研究、发展和应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三、结语
数理经济学理论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这些国家有较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数理经济学应用过程中，照搬和效仿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将数学理论更好的应用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提高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降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风险，为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罗转香，张文红.数理方法对经济学框架的分析——以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模型为例[J].经济视角（中），2011（10）：121-122.
[2]周高宾.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框架——以市场模型为例[J].襄樊学院学报，2010（11）：13-16.
[3]陈艳，许永洪.自然环境和经济增长的数理经济学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23）：32-34.
作者简介：唐俊波（1982-），男，汉族，云南大理人，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硕士，讲师，从事经济数学、金融统计等问题研究。
第3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问题;策略
作者简介：刘晓玲（1975-），女，河南长垣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河南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培训的成人教育策略研究”（编号：2015-JKGHZD-0019），主持人：刘晓玲;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创业教育背景下基于工作分析视角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编号：2015-JSJYYB-051），主持人：刘晓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30-0062-05
作为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经济学是以成人教育与经济增长和成人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探讨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成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和变动趋势的学科[1]。近年来，成人教育经济学逐渐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对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较为系统地归纳和梳理，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成人教育经济学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有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李志远和朱建文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劳动者的迁移、移民和信息获得等途径形成。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人的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的资本投资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鉴于此，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均等化”，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适应动态经济的需求，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注重劳动培训，促进劳动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行业和区域间迁移[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立足于的政治经济学，以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紧紧围绕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以教育与劳动力、干部专家培养的问题为立足点来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科体系[3]。
（二）成人教育经济功能
李文鹏结合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分析成人教育经济功能，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塑造人才的功能。成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主要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塑造人才。二是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不断提高成人的学识素养或者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从而作为新增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社会福利的功能。对企业员工开展教育培训是一项重要的福利，超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传统福利项目。此外，他还指出为更好地实现成人教育经济功能，一方面，就成人教育而言，要注重调整与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便于学员接受。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要对成人教育进行良性干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结合自身国情，给予成人教育各方面的保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成人教育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4]。吴农对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教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投资的产业性与市场性。成人教育投资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向社会和市场;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个人需求制定招生计划和设置专业，注重有效性和回报率;较少由政府进行投资，而主要依靠企业和个人投资。二是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针对在职人员的需要和特点，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人才规格、人才素质要求设置课程，彰显职业性和实用性，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三是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教学方法要着眼于创造力的培养，着眼于主体意识的提升，着眼于在未来社会中适应能力的增强[5]。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探讨较多，比较典型的赵光鼎认为，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是指成人教育投资为社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速效性与长效性、有限性与多效性、低投人与高产出、复杂性与近似性等特征。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不仅表现在成人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方面，还表现在个体经济收益方面。由于成人教育过程是形成与提高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是教师劳动转化为受教育者素质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将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内化成自己精神财富的过程，是教育资源向人的智力转化的过程，因此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6]。贾玲玉和孙莉华则从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两个方面分析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一方面，职工教育对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职工教育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科学化。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对农民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农业经营管理水平[7]。
第4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知性抽象力；理性抽象力；具体普遍性；叙述方法；资本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006?04
在有关《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中，马克思提到，分析经济形式，必须运用抽象力的研究方法。那么，如何理解抽象力呢？抽象力是知性抽象力还是理性抽象力？抽象力所达到的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一定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抽象力，它所达到的是具体的普遍性。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抽象力只是简单地照搬黑格尔的辩证法吗？肯定不是的，那么，它是什么呢？
一、抽象力与具体普遍性
提到“抽象力”，很容易让人对此概念模糊不清，要梳理此概念，就必须廓清“抽象力”是什么意义上的“抽象力”，这就需要回到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主要有两种理论形态的抽象力，一种是康德式的知性抽象力，一种是黑格尔式的理性抽象力。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抽象力”是康德意义上的知性“抽象力”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抽象力”呢 ？这是理解“抽象力”问题的关键。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到，他是黑格尔的学生，他要“卖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并且说他自己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1]（121）。这些都表明，马克思的抽象力一定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力，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抽象力呢？
当马克思说抽象力就是辩证的方法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法来理解这句话，首先就是作为方法意义上的辩证法，即把“抽象力”理解为方法，如此一来，“抽象力”就是科学或知识获得的主要方法，这种“抽象力”表现为人的一种思维能力，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第一条道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最后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2]（17）“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抽象力”的思维方法，是从具体到思维表象的抽象能力，“抽象力”在这一过程能获得一些规定性，并形成为概念，但这里的概念只是形式上的概念。因为完整的表象是经验，当它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当它形成概念时，这里的概念只能是经验的一
般，即经验的具体性。这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批判的思想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经验主义的态度，“经验主义在分析对象时，便陷于错觉：它以为它是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不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事实上，却将对象具体的内容转变成为抽象的了。”[3]（113）
形式概念或者说经验一般是知性思维或科学思维的终极目的，康德的先验就是以范畴来规范经验，从而形成现象中的立法原则，所以这里的概念一定是以形式为主，概念的形式赋予了经验的一般。黑格尔非常看重逻辑开端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开端的抽象中，完成对经验的一般处理，“但是，关于开端问题，近代的仓皇失措，更由于另外一种需要而来，有些人还不认识这种需要，他们独断地以为这是有关本原的证明，或者怀疑地以为这是要找出一种主观的准则，来反对独断的哲学思考；另一些人则又完全否认这种需要，他们突如其来地，从他们的内在天启，从信仰、理智的直观等等开始，想要抛弃方法和逻 辑。”[4]（51）逻辑的开端问题直接决定着概念的性质。在科学或知性的抽象中，逻辑的开端以形式概念为载体，以经验一般为目标，以本质指向为归属，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且按照康德所说的“熟巧”训练提升这个能力，即由个别走向一般的能力。但这种抽象力遇到了挑战，即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同一性问题，这是知性抽象力或科学思维所解决不了的。康德在解决此问题的时候显得很无力，或者说，他用划界的方法干脆取消了这个问题。黑格尔则高明得多，他让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从而找到了融合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全新的方法，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体，即理性具体，“理念作为主观和客观的理念的统一，就是理念的概念。――这概念是以理念本身作为对象，对概念说来，理念即是客体”[3]（421）。恩格斯也表达了与黑格尔同样的看法，常识曾经是人类最可信赖的知识，但是一旦陷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异。不变异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不超出知性的范围，就只能停留在形式概念的层面上，“这种感觉的形式也许可以把握具体的内容，但这种内容却非此种形式所能达到。感觉的形式是达到精神内容的最低形式。精神的内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在这种意义下，思想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而且是把握永恒和绝对存在的最高方式，严格说来，是唯一方式。”[3]（66）
理性抽象力意义上的概念是理性具体的再现，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因而同时也是完全具体的东 西”[3]（327）。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条路，即从抽象规定到具体再现，就是具体普遍性的再现，“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知道我最后又得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18）按照黑格尔“主体即实体”的一贯主张，理性是经验世界之全部，因此理性在这里不再是对经验的综合归纳或先验规定，而是以“抽象”的方式行使了“具体”的规定。
二、抽象力与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探讨《资本论》辩证方法的时候，提到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呢？如果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直接理解为作为理性的抽象力所能达到的具体普遍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断言说，马克思只不过是照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呢？马克思自己否认这一点，他说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神秘化了，是头足倒置的。通过马克思的判断，我们是否又可以判断说，马克思只不过是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了呢？事实是这么简单吗？
关于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马克思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运动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5]（22）笔者认为，在马克思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内在一致的。如果我们为了研究的方便，非要对其进行说明，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马克思运用研究方法让内在联系着的范畴自己运动起来，然后运用叙述方法，把这些运动合理的表述出来。不论我们如何看待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二者都离不开抽象力的视域，换言之，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叙述方法，都是理性抽象力。研究方法研究的是经抽象后的概念、范畴的具体的普遍性，叙述方法叙述出来的依然是理性抽象力所达到的具体普遍性。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一书中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看法，“如果说研究的辩证法是旨在研究被抽象出的要素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那么，叙述的辩证法则是马克思向他的读者说明这种关系的方法。”[6]（165）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就是抽象力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谈论完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后，紧接着提出了辩证的方法，“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22）马克思的这一说明很重要，因为我们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理解了达到具体普遍性的理性抽象力，貌似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移植到《资本论》中，但事实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是“颠倒说”，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让辩证法用脚站在地上，可事实是这么简单吗？这是我们在研究方法的意义上理解“抽象力”最为关键的地方。
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开始着手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指出“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 织。”[7]（602）“这个方法”指的就是抽象力的方法，而把这个方法照搬到经济范畴上，只能得出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8]（599）马克思说，这是用不着奇怪的事情，因为这是照搬黑格尔逻辑学的必然结果。可马克思的本意远不是这样，《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此最有力的回击。马克思对此问题很谨慎，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提到拉萨尔就是照搬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无法前进的人，“使他（拉萨尔）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122?123）
要防止发生像拉萨尔一样的悲剧，马克思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发现被神秘外壳裹挟着的合理内核。问题接踵而来了，什么是“合理内核”？合理内核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就是把辩证法理解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为也是从它的暂时性的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22）如何理解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呢？马克思使用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辩证法的理论目的又何在呢？
三、抽象力与资本的秘密
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不仅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且它的根本目的是进行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的“抽象力”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它最主要的理论旨趣在于，它要揭示出物与物的关系下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是辩证法的真义，也是我们之所以把《资本论》理解为哲学著作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说《资本论》是哲学著作时，是由对其“抽象力”的理解来决定的。当把“抽象力”理解为知性抽象力的时候，《资本论》只能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它所描述的只是作为经验的经济事实，所得出的是经验的一般。但《资本论》中的抽象力一定是理性抽象力，它所达到的是非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资本论》是一本哲学著作。理性抽象力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三个核心范畴的抽象，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而这种矛盾绝对不是知性抽象力所理解的物与物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论》作为哲学著作的根本目的，也是理性抽象力的根本工作，“哲学除了把表象转变为思想――当然，更进一步哲学还要把单纯抽象的思想转变成概念――之外，没有别的工作。”[3]（70）
《资本论》的起点问题是商品。所以，当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经验事实描述商品时，不过是为了说明作为经验存在着的商品，但这种经验描述却不能给出商品的概念以及商品的本质规定，马克思自己也说，“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5]（88）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作为经验一般的商品，如麻布、桌子等，而是商品所具有的具体的普遍性，“抽象力”在此显得尤为重要了，它的工作在于能否借助商品经验一般这一概念探求其内在的规定，即商品自身的自我规定，从而在自我规定中显现出具体的普遍性，即理性具体。那么，作为具体普遍性的商品是什么呢？马克思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89）商品是一个奇怪的东西，麻布、桌子只是商品外在的表象，它内在地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揭示的不是物的秘密，而是人类社会的秘密，这是作为经验一般的商品所触摸不到的东西。物的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的关系如何显现出来，靠知性抽象力肯定不行，因为任何知性抽象的确实性，必须来自直观性，而物的遮蔽无法使人的关系得到直观，于是理性抽象才成为透过对商品经验一般的考察揭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秘密的关键手段，“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5]（88）理性抽象力的魔力在于，它不仅能揭示出作为商品存在着的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揭示超感觉的物的狂想，这不是靠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能做到的，木头用脚站在地上时，它体现的是使用价值，但是当它用头倒立时，它体现的是交换价值。如果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学家而已，但是当马克思说，跳舞的狂想、可感觉的超感觉物时，马克思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
的哲学家，“狂想”“超感觉的物”是物（也可说是商品）的秘密，“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8]（604）“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指的是《资本论》）并不是讨论商品本身的，而是讨论商品所导致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人的行为的……《资本论》不是一部有关物质或物质概念的著作，而是一部论述个人问题的著作。”[9]（30）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我们理解理性抽象力的根本。
抽象力的核心不是把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是在物的背后寻找人的存在的秘密。“抽象力”谱写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表征了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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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曼. 辩证法的舞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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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卡弗. 政治性写作： 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What is “abstract power ”――Based on the Capital
YANG Shuj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Abstract pow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apital. How to catch on it is to relate it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apital. The “Abstract power” is not intellectuality but logos. The aim of the “Abstract power” is for concrete universality. The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Capital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Abstract power”， The concrete universality reveals the secret of capital， characteriz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Karl Marx； Capital； intellectuality abstract power； logos abstract power； concrete universality； research； capital
收稿日期：2013?04?19；修回日期：2013?10?09
第5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经济学论文写作是所有经济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感兴趣的热点话题。《经济学家茶座》曾经多次刊登与此话题有关的文章。比如，何帆研究员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总第9辑发表《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再比如，聂辉华副教授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总第14辑发表《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又比如，冯伟博士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总第52辑发表《拍电影与写论文》。这些作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告诉读者们如何下手写经济学论文以及写论文时的注意事项，总体上来这些侧面或实或虚，或大或小，不一而足，但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提示和启发。我试着从不同的侧面通过五个比喻来告诉大家经济学论文的写法。为了把这五个比喻拧成一股绳，也为了给本文起一个带有比喻性质的名字，我把这些比喻称为“五步曲”.经济学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偏废于某一方面，我想我在这里写的东西正好可以跟何帆研究员和聂辉华副教授等讲过的内容形成互补。我所讲的“五步”是指经济学论文的定位、选题、构架、成文和修改，而关于这“五步”的比喻则是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和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
为什么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呢？
在打靶时的定位就是要瞄准靶心，即使打不中十环，也很有可能会打中九环或者八环，或者往坏里说打中七环或者六环或者更低。反过来，如果瞄准的是六环，那么，一不小心结果就很有可能是脱靶。写经济学论文的道理也在于此。我们不是要求每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发国内顶级的《经济研究》或者都发国际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但在定位上我们要瞄准最高级别的经济学期刊。孔子说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孙子兵法》里也说过，“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经济研究》，即使不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内一般C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即使不能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际一般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瞄准靶心的过程是提升我们的品味的过程，即使功力达不到，但也决不会走了一条“南辕北辙”或者“缘木求鱼”的歧途。张五常教授就特别强调品味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他能写出并发表很多具有原创性思想的论文的重要原因。品味问题在经济学论文写作意义上就是瞄准靶心的定位问题。好品位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好的学术潜力和学术未来，意味着更容易在发表上从低级别的期刊向高级别的期刊“升级”.
为什么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呢？
同学们跑到教室去上课，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座位坐下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总之是要找一个别人没有坐的位子。写经济学论文也是这个道理。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座位”.如果你的选题的具体细节都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那么你根据此选题写作的论文在经济学文献中就不会有“座位”.在文献中没有“座位”的论文，学术期刊也往往不会给你发表，特别是国际期刊对这一点的要求就更加严格。选题是必须跟文献阅读和文献积累联系在一起的，杨小凯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经济学者在文献积累上不过关。一个选题是不是合适的选题，一方面要看这个选题本身是否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看这个选题有没有被别人做过。张五常教授多次提醒经济学研习者，论文选题是在文献阅读前面的，论文选题不是从文献堆里找出来的。你需要做的是，先找到一个选题并想好对付这个选题的具体思路，然后再去检索和阅读相关文献。如果已有的文献没有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如果已有的文献已经做了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了，这声叹息的内容就是杨小凯教授所讲的“英雄相见略同”，因为你想到了已经的“英雄”所想到的东西，你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做“英雄”的潜质了。总之，经济学论文在选题上不能坐别人已经坐好了的“座位”，不能在低水平重复中做无用功。
为什么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呢？
选择合适的工具是一门大学问。我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同学们的一句话就是，“骑着自行车永远上不了月亮，不是人不行，是工具不行。”看看中国名着中的人物使用的那些几乎量身定做的兵器吧。《西游记》里孙悟空使用的兵器是金箍棒。《水浒传》里林冲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卢俊义使用的兵器是点钢枪，李逵使用的兵器是板斧，鲁智深使用的兵器是禅杖，石宝使用的兵器是流星锤。《三国演义》里刘备使用的兵器是双股剑，张飞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关羽使用的兵器是青龙偃月刀。很显然，选择跟自身能力匹配的兵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自身的战斗力，正所谓“好马配好鞍，良将配宝刀”.在找好了论文的选题以后，紧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在构造框架时让思想跟工具匹配起来，也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简单的分析工具对付复杂的问题，可能会力不能逮，所谓“杀牛用杀鸡刀”是也。复杂的分析工具对付简单的问题，可能会大材小用，所谓“杀鸡用杀牛刀”是也。在这一点上做到恰如其分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正因为很难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论文的质量。但是，就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实力来说，工具箱里的工具还不是很厚实，还不是很精良，甚至没有达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程度，所以很多高校都在努力提升高级微观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三高”课程的教学水平。很明显，只有拥有更多的工具可供选择，才能让思想和工具更好地匹配。
为什么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呢？
大家都知道，美食追求的是色、香、味，而在成就美食的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往往功不可没。调料种类繁多，包括咸味调料、甜味调料、酸味调料、辣味调料和鲜味调料等。选择合适的调料，那可是大厨的学问。经济学论文要求的是视角独特，论证透彻。很多经济学论文写作者选题做得不错，构架也做得很好，但就是论文整体上看起来“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病病歪歪”，问题就在于作者在如何“加调料”上没有过关。经济学论文不能仅仅是数学公式的堆砌，也不能仅仅是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经济学论文需要注重自身的可读性。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甚多，专门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也不是万事通，在作者文字写得不清晰且文字论证不透彻的情况下，论文的初审就很有可能通过不了，国外叫“deskrejection”.所以，作者在论文成文的过程中一样学会“加调料”，让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有血有肉”，读起来“有滋有味”，即使不能像精致的散文那样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但至少也要让人读起来通畅顺溜而不至于要靠猜测作者的意思才能磕磕绊绊地读下来。
为什么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呢？
第6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模式；比较研究
1 引言
城镇化（Urbanization）的一般定义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农村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人口集中、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力增强的过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在近几年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尽管城镇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镇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便出现了对城镇化的比较研究，即比较城镇化研究。伟忠、余伟东观研究出舟山城镇化水平要高于邻近经济发达的宁波、温州、台州等城市，并从行政建制、人口规模谢国权对芜湖、无锡的城镇化进行了比较。孙松涛等采用人均GDP等9个经济变量因子，分析了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玉林、香河、诸城三个地区城镇化模式很典型，各有特点，值得研究。本文拟在前人城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三个地区的城镇化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余下部分的构成为：第二部分对三地城镇化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第三部分对三地城镇化的推动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是总结和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2 玉林、香河、诸城城镇化水平现状
2.1诸城城镇化情况
一是农村社区化建设和发展：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利于发展的原则，所有社区全部按现代化城镇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二是调整镇街（道）区划，优化城市结构。改革财政体制，将镇街企业的税收全部留归镇街。市、镇街、社区三级管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构筑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2.2玉林城镇化情况
玉林市建制镇交通良好，主要干道基本硬化；住宅建设规划业已完成七成以上。各个建制镇基本完成了镇域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全市建制镇中轵城镇为建设部试点镇，克井镇为国家小城镇经济综合开发试点镇，五龙口、克井、轵城被区政府列入广西115个重点发展的小城镇。
2.3香河城镇化情况
香河县以对接京津为目标的城市发展大框架加快拉开。明确县城、安平、辛屯、两河“三点两带”城市发展整体布局。县城、安平两个中心城区建设稳步推进，确保“两街一路”升级改造基本完成，“京东第一街”建设顺利启动，提高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大手笔推动辛屯区域城市开发建设，形成城市发展新亮点。加快推进北运河、潮白河两河城市带开发，打造联系 “三点”的两条城市亮丽风景线，构筑起以三个城区为核心、以两河为纽带的城市发展大格局。
3 三地区城镇化比较研究
3.1区位比较
香河毗邻北京，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享有现代要素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现代要素更多地体现在受到城镇化大规模推动、拉动作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城镇位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区内，城镇化的进展迅速。
香河总体上属于大城市带动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利用大城市的辐射作用的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小城镇逐渐成为区域经济总体的一个具有聚集特征的增长极，使城镇与其腹地农村之间以及城镇与城镇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它们的发展是依托于大城市的发展。
3.2 政府的规划与推动比较
三地中政府都通过制定比较明确的产业、社会保障、土地等规划，相比而言，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诸城政府的推动力最大，自上而下推行城镇化。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是指政府扮演城镇化的投资者和组织实施者的角色，并使城市在遵循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克服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的缺陷和消极影响，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中，各就其位，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3.3自身产业支持与促进
经济发展是加快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城镇功能的增强又会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工业化则是其基本动力。
玉林与其他两地相比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以玉林城区为中心的桂东南城市群，它们利用各自的优势和特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担当起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脊梁。玉林充分利用历史上所形成的区域优势，使各城市职能分工更加明确，避免了无谓的内耗式的竞争，使各自优势和特点能更充分的发挥。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三地的城镇化模式中，香河主要是依托大城市加快城镇化，诸城是政府主导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玉林是本区域协调分工，协调推进本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从三地城镇化的经验中，我们得出对其他地区推进城镇化的建议。（1）因地制宜选择具体的城镇化推进方式和策略。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在区位、资源、基础设施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差异巨大。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应选择差异性推进方式和策略。（2）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区域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从城镇规模层次来划分，应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应选择城市集群战略，中部应选择城市链战略，西部应选择中心城市战略。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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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贵金.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成“首都卫星城”[J]，廊坊发展，2009，5
[5]陈柳钦.产业发展与城镇化[J]，中国发展，2005，3
[6]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M]， 西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作者简介：
第7篇：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宏观政策；收入差距；分配调节
作者简介：刘继红(1966- ),女,江苏启东人,江苏教育学院人事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人力资源管理等。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123-05
收入分配问题在近几年可以说是公众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不管是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或是国务院总理答记者问现场，还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议案中，收入分配问题都一再被提及。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建立，居民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品的需求发生转变，对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公平的期望不断提升，收入分配一词频繁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宏观政策层面研究如何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有效率的收入分配。
一、缓解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改革初期制定的策略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目前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并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毫不逊色，但如何“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成为一个紧迫的和十分严峻的问题。
库兹尼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态势，即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发展的推进，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会缩小。发展初期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赶创造财富的态势，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收入差距严重扩大会有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把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十分严峻，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城市内部及农村内部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制约我国的有效需求，从而不利于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向出口、内需并重的经济模式转变。收入差距扩大势必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降低全体居民的幸福指数。再者，收入差距扩大与我们制定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相背的，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相背的。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以效率为先，蛋糕做得越大越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应注重公平，注重分蛋糕，以使广大民众能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为我们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并且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需要而且有可能实现。可以说，我国目前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我国人均GDP尽管增幅显著，但到2007年才达到2，360美元，刚达到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且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9)》上的数据统计，2007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世界平均水平为9，896国际元，而我国2007年人均GDP只有5，345国际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我国农村尚有14.5%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有47.2%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4，000元。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合理。从表1可知，尽管近年我国GDP高速增长，但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较小且呈下降趋势，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期水平。尽管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但占总人口比例达2／3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却远远低于GDP增长率。
（二）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学术界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收入差距状况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偏平均，0.3-0.4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国内一些学者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由表2可知，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7年已经达到了0.47，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
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表现之一。李实、史泰丽、占斯塔夫森（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全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1988年为36.5%，1995年为41.0%，而2002年上升为46.1%。近些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螺旋上升趋势，198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1，2009年拉大为3.33∶1，2010年略有下降之后为3.23∶1，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这是我国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直线上升的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必将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地区间收入差距悬殊
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居民人均生产总值差距悬殊。尽管近10年来，中西部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提高，但东中西部人均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却越拉越大。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1997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经较为悬殊，并构成地区收入差别的主要部分。
（五）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2008年平均工资为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为全国最高，位居第三的是航空运输业，平均工资为75，769元。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看，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宏观政策思路
（一）加强对教育和财产分配的调控，促进分配起点公平
人们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情况是收入分配的起点。对生产要素的拥有情况直接决定了其拥有者的收入情况。而对生产要素的调控主要是对劳动和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的调控。在当今的经济社会，相对于劳动数量而言，劳动质量越来越成为收入分配中更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劳动者劳动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教育也理所当然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要缩小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状况，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他们的就业和收入竞争力。对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为贫困学生提供适当的教育援助、加强对农民工和城镇低技术工人的培训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家庭财产拥有量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状况。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已经有一定规模，家庭财产拥有量的悬殊很大已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利息税和赠予税的方法来降低居民财产的不均等程度。此外，加大反腐力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等也是解决财产分配不公的有效办法。
（二）加大再分配资金投入，改革再分配制度
收入再分配包括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保证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应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降低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提高居民消费率。
1．增加收入再分配资金投入。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离退休费用、抚恤、社会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收入等再分配的资金数额直接关系到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我国近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巨大，且增加速度惊人。1996年我国财政支出为7,937.55亿元，到2008年提高到62,592.66亿元，提高了将近8倍。但我国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行政管理费用，真正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资金很少。2008年，我国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资金仅占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10.87%，占GDP的2.24%，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如果国家能把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1%，用以增加那些贫困人口的收入，他们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约可增加867元。增加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资金投入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居民生活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我国消费率，维持经济持久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谓是“一举三得”。
2．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改革所得税调节措施
个人所得税一般实行累进税率而非比例税率，而且所得税有起征点和免税额。因此收入越高者所缴纳的所得税就越多，这可以缓解社会财富分配的集中，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刚经过调整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仍然较低，使低收入者也不得不缴纳占收入较大比例的税款，这不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其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对家庭中子女教育、购房贷款利息等因素考虑不够，这不利于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和工薪阶层支出压力的缓解。再次，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很不理想，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例较低，与个人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极不相称。针对个人所得税征收当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国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居民收入的透明度，增强人们纳税意识；（2）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制度；（3）在适当时机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4）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考虑工薪阶层等中低收入者的各种必要消费支出，允许将一定月收入以下居民的住房贷款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等消费支出在税前扣除。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内容。它不仅是解决因失业、疾病和年老等因素所带来的收入较低和贫富不均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较少，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因此，我国下阶段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让社会保障覆盖到全社会成员。
（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整体提高居民消费率
我国低收入者收入过低从而消费能力过低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我国居民总体消费率的关键所在。中国现在的低收入者主要是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重点是提高城镇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
1.提高城镇低收入者收入
城镇低收入者是我国最具收入增长潜力和消费潜力的阶层，提高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是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率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工资收入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低，且从1996年到2008年连年下降。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仅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1.6%。因此，提高城镇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增加城镇低收入居民的工资收入已是目前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其次，由于低技能工人、下岗工人和无劳动能力者是城镇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对低技能工人的在岗培训、采取措施来提高城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加大对城镇无劳动能力者的生活补贴等也是提高城镇低收入者收入的重要途径。
2.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有一多半的居民生活在农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过低、城乡差距过大是造成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最迫切的需要。而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改变当前发展和收入分配皆有利于城市的局面；(2)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3)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保障并逐步提高农民工待遇；(4)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四）经济发展政策向落后地区倾斜
从国际上来看，几乎每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不平均的问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是较低的，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之一。在我国，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较发达，中西部地区较落后，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最不发达；从城乡来看，城镇发展较快，农村发展相对较慢。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和城镇经济，政策上的偏向，成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着力发展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成为解决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1.重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府需要从两个关键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第一，要解决好西部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等干线建设；重视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搞好西部地区水利建设，努力解决西部地区水资源缺乏的问题。
2.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要通过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在农业生产中全面加强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提高农业生产率。其次，鼓励农村建立各种类型的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的生产、销售等环节提供专业服务，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利用各地农业的优势项目和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办厂，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后，政府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既为流入地的经济做出贡献，又增加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五）强化政府对垄断行业的监督管理
垄断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妨碍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发达国家对于垄断的管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规定产品价格上限、控制垄断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严惩垄断，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如今，我国政府需要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管理。
垄断行业利用垄断优势取得高额利润，进而就职于垄断行业的职工获得较高的人均收入和优越的福利待遇，导致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拉大。针对这种现象，首先要为垄断企业生产的产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防止垄断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追求高利润。垄断行业基本都是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政府在制定价格时要从国民的角度为出发点，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满足国民需求的同时使垄断企业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其次，对垄断企业取得的利润要进行弹性化的管理。我国现行制度规定垄断企业最高利润上缴比例为10%，也就是说不管利润多高，上缴国家的利润是有上限的，这不利于控制垄断企业利润。国家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利润空间制定不同的利润上缴制度，间接限制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再次，监督管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对垄断企业实行工资总量控制，对平均工资过高的企业要严格限定工资随企业利润上浮的比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垄断产品的价格。第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依靠法制反垄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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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铿.收入分配行为与社会公平原则［J］.中国发展观察，2006，（2）.
［3］杨新铭，陆梦龙.2009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