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农业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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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很小。
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屯率先开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一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行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一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屯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算。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块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是以劳动力补偿的方式进行偿还。这种砍甘蔗的互助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一）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基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1]。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J村正处于一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甘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2]，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很少有村庄政治精英参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以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查，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四）低层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淡化了村民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4]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着村庄治理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和控制。
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庄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息、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
第2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增长对策
农村信息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方面，农村信息化就是以信息媒体技术装备农村相关领域，使信息资源在农村得以充分开发、应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逐步由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在明确农村信息化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措施，不断加强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1农村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
1.1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
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也使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提升。当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围绕着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可是，在这三个方面起主导地位却是作为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技术。因为信息化技术的庞大，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方式，使得互联网经济交易不断发展繁盛，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交易范围的扩大。
1.2农村信息化发展和农业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
我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的进步决定着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并且，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让农村信息化得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平台，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经济的发展高度决定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水平，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村信息化的深入开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
1.3农村信息化建设可以解放农村劳动力
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才是真正的主体，离开劳动力，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伴随着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许多高科技都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当中，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的提高。而且，这些高科技进入农业生产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到了解放。
2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软硬件建设水平低
（1）当下、我国广大地区的农业部门缺少高科技设备，开通的信息化建设网站水平比较低，造成信息量比较少不能充分发挥设备的功能，甚至有的地区还没开通专门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网站。（2）广大农村地区对农业信息的加工、分析、利用力度不够，这样对市场的开发也形成了不利的因素，导致农业信息的浪费。（3）网络应用的水平比较低，也就不能开发出高端的软件。
2.2农业信息队伍的建设力度不够，管理水平较低
（1）缺乏专门的农业信息的采集人员，这就造成农业信息不能及时的提供给农民，浪费了许多农业信息，也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便。（2）缺乏精通网络技术和运用经济规律的专业人才。
2.3农民的现代化农业信息意识不强。在你村地区农民还是依靠广播和电视去搜集一些农业信息，不能很好的运用网络技术采集农业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这就限制了农民学习网络技术的能力。
3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分析
3.1加强农村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平衡得，而且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常落后的。对于农村信息化建设来说，必须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加强农村信息化的建设。要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慢慢步入正轨，必须根据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投入高科技设备帮助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应该对农村地区的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和覆盖提高重视，一方面保证充足的经费投入，搞好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做到网络遍及各乡村，争取没村都有电脑。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农业、气象等方面的信息整合。要提高农业信息资源的时效性和全面性。
3.2加大信息化人才教育培养工作
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离不开大量的信息化人才，准确的说是离不开投身于建设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首先，要引进高水平、高素质、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其次，加强对所有参加农村信息化工程的建设人员进行系统和专业的业务培训，着重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质。
3.3搭建标准的技术平台
在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有基础的网络覆盖，而且也要有高性能的科学信息化技术，因为技术是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支点和基础。在搭建标准化的技术平台过程中，还需要保证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确保建设的效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进步，而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因此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说，要想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发展好信息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在和提高信息化建设。
参考文献
[1]热合木吐拉•阿布都热西提.试论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科技财富.2010（08）
第3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1．1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问题包含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产品流通不畅，需要对农村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而在农村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不能够再简单的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与技能，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有利于农民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
1．2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促进农民增收
通过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可以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使得他们可以快速掌握农业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他们应用先进技术的意识，也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农民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就增加了他们致富的本领，有利于他们提高自身的收入。
1．3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据统计，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的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我国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劳动力转移的层次、规模与质量。由于大量的农民缺乏专业技能，这使得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所以，必须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质量与规模，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与农民经济的发展。
2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实中，我国的农村职业技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2．1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偏见，不够重视
在我国传统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普遍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人们认为孩子上学就需要上大学，职业技术学校被认为是三流学校，家长不愿意孩子上职业技术学校。孩子上职业学校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农村职业技术的偏见，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教育的招生工作，制约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2．2农村职业教育布局不合理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学校布局小而散、专业设置单一、专业布局重复无序、培养目标狭窄等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布局的不合理导致了有限的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不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农村职业教育要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发展，必须打破隶属关系，对区域内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2．3农村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我国的农村职业学校很多是由农村的普通中学改制而成，这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很多教学设备陈旧，缺乏必要的教学实习基地，导致很多课程的学习只能纸上谈兵，学生无法直接接触与学习。农村职业学校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具有专业技能的老师缺乏，很多老师从高校毕业直接到学校任教，他们缺乏实践经验，这样就无法提高教学质量。
2．4我国对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
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教育要想获得发展，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现实中，农村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制约着其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太少，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与高等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经费的不足成为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5农村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难
近年来，我国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农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很多单位对于他们存在着歧视。—152—另外，从我国毕业生的分布来看，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回家务农的比例也在下降。毕业生希望毕业之后能够留在城市，摆脱农村，他们学非所用，这是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3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3．1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有优势也有劣势，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很多技能与知识，这些技能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上应用性很强，上大学比上农村职业教育出路好的片面认识需要改变。农村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新型的农民，毕业生学到先进的技术需要回到农村去致富，让他们成为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与发展现代化农业的生力军，不断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2政府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引导企业与社会投资
农村职业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政府应该意识到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保证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所需的资金。同时，应该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来源，要鼓励社会资本兴办职业学校与培训机构，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财政补贴、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府还可以鼓励与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投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农村职业教育事业之中。
3．3进一步改革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与办学模式
农村职业教育需要进行改革，使其向着为农民服务的方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应该打破常规，可以长短学制结合，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进行结合，技术教育与理论教学结合，使得农民方便接受教育。农村职业学校要为农民提供学习与培训的场所，同时，学校要努力成为当地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基地，提高农民对于农村职业学校的评价。在办学的过程中，要坚持实用、实效的原则，与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当地自然资源的优势，与当地的经济建设相结合，更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3．4全面提高农村职业学校师资水平
第4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农业特色小镇是以特色农业产业为依托，结合绿色生态、美丽宜居、民俗文化等特征，打造具有明确的特色农业产业定位、农业文化内涵、农业旅游功能的“宜居、宜商、宜业、宜养、宜游”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平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和经济新常态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广州种业小镇为例，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现代农业特色小镇设计展开分析。
1.现代农业特色小?设计思路
1.1特色优先思路
农业特色小镇的设计，首先必须抓住总体工作的核心方向，即“特色”，我国小镇数目众多，尝试实现突破性发展，必须保证自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与众不同之处。我国广州种业小镇（Guangzhou Seed and Breeding Industry Town）的核心特色是“种子产业”，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种子产业规模和产值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为种业小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可进一步发挥种子产业优势，吸引外来投资、强化建设，以特色作为基本设计思路[1]。
1.2经济突破思路
经济突破是进行农业特色小镇设计的一个基本追求，广州种业小镇在我国种子产业乃至东亚地区种子产业中均具有较大影响，这为其经济突破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此背景下，广州种业小镇的设计应进一步发挥南沙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双区”叠加优势，以种业为依托、以产业融合发展为主要方向，强调以设计完善建设、推动规划，打造国际种业交易、科研、观光三位一体的特色小镇[2]。
1.3多元发展思路
多元发展，是指广州种业小镇在重视种子科技、交易的同时，强调通过设计建设推动当地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旅游、交通等个方面的全面进步。总体来看，农业特色小镇设计并不是“农业设计”，而是“小镇设计”，广州种业小镇应在当前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强调以种子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全面发展，以合理的设计提升发展水平、展示发展成果、推动发展创新。
2.现代农业特色小镇设计方式
2.1功能区域划分
现代农业特色小镇设计，应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规划设计的价值，核心途径之一是进行功能区域的划分。以一般性的思路来看，应在设计时着眼于种业小镇的基本发展方向和活动内容，可在现有居民区之外，建设种业交易区、种业会展区、商贸配套区三大分区。种业交易区以现代功能性建筑、写字楼为主，主要为参加商贸合作的企业人员提供进行商讨、合作的场所，应保证交通便利性和网络全覆盖。种业会展区以大型广场和室内展厅为主，设计上应强调出入的便利性和空间感，应满足数千人以上规模的团展，该区域也应能够一些基本的配套设施，如休息区、洽谈桌等等。商贸配套区主要建设酒店、娱乐设施等，强调展示各类文化，利用种子产业的吸引力带动经济的同步发展，尤其是注意的是强调商贸配套区的外观观感，以现代眼光为人员提供视觉享受。
2.2重视外在文化表达
外在文化的表达是指在进行农业特色小镇设计时，重视外在的设计效果，直观带给外来人员较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此前美国设计大师威廉姆斯的研究中，强烈的视觉冲击往往能使人员产生更多的心理波动，这种心理波动则能够提升后续交流甚至商业洽谈的成效。如在商贸配套区的建设中，应重视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部分人员尝试感受农业文化，可以提供农家服务，另一部分人员在旅途中感到疲惫，希望得到高质量的商业酒店服务，也应建设对应设施，如视觉冲击力较强的现代化酒店、地标性雕塑等。对于部分崇尚经济型消费的人员，也应考虑其实际需要，设计若干性别比较为合理的快捷酒店。上述措施可以使种业小镇的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包容文化充分得到外在展示，设计的视觉效果和实用效果都能够得到保证。
2.3强调自身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一方面文化本身是传承的，很多文化元素不能通过外在设计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多变的，难以精确抓住文化重点，使其能够充分代表当地特色。就农业特色小镇设计、广州种业小镇而言，其文化内涵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种子产业”文化、二是现代商业文化、三是传统农业文化。设计上看，“种子产业”文化可以通过一些带有特色的小建筑群、地标建筑加以表达，如小镇种业会展区的大型广场和室内展厅，都可以传递“种子产业”文化的内涵。现代商业文化的表达则借由现代商业酒店和娱乐设施给予展示。传统农业文化的表达可以利用不加修饰的田园风光综合展示，使自然之美和人文精神实现融合，提升设计的层次和视觉观感。
第5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农村社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
1 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制约着一定区（县）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认为，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经营模式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对本区（县）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产关系中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必然路径。但问题是，加入到上述生产关系中去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示范基地、或者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必须能够形成一种以双方认同的、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否则，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能够持续的物质利益。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收益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配机制问题。一般地说，分配机制越是基于双方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也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处在“好”的状态。
可以说，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术资源闲置，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中，“农户”仍然是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单位。因此，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农户缺乏技术支持而产生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又会导致农户与龙头公司、与示范基地、与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矛盾，严重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关于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性调整的总体规划也只会是纸上谈兵。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在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结构状态，才可能顺利推进本区（县）域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实现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呢？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第6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现状；农业经济；影响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是国家自立自强、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前提。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势必对农业生产造成阻碍，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1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依据国际通行标准，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时，就可以被认定进入了老龄化。我国从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993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55.92%，农村老龄化进程明显比城镇要快。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2019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万人/年的速度递增，据预测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其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有关。另外，由于农村的生产率低下，农村的迁出人口远远超过迁入人口，年轻劳动力流失直接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的问题[1-2]。我国人口老龄化格局大致呈现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快于城镇地区等特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龄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发展生产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的生产发展及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1对农业经济的短期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人们为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与资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向城镇迁移，其结果就是农业生产劳动力锐减。青壮年劳动力迁出，而留守的人口年龄偏大，一般在50岁以上，他们的体力、身体素质与年轻人差距较大，反应速度、敏捷程度、对机械作业的熟练程度都远远低于年轻人，这直接导致农业耕种质量降低。有个别地方因留守人口年龄较大，无法从事农业耕种等重体力劳动，甚至出现了抛荒现象。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教育的师资配备、教学设备、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使得留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都处于较低水平。综合素质的低水平发展，进一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思想比较保守，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与理解能力差，农业机械运用方面也出现诸多不足，这使得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受到制约。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主导，农村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影响农业生产总值。以山东省为例，2013—2016年农业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了5%，农业生产总值整体下降了1.4%。人口的老龄化也导致被抚养人口比重加大，青壮年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加重。2018年，我国的总抚养比超过了40%，而许多省区总抚养比甚至超过50%。山东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在所有省（市）中，山东的老龄人口排名占首位，总抚养比高达49.64%，其中老年抚养比达到22.69%。
2.2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影响
从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了现代化农业快速成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为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总值的稳步提升，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据调研资料显示，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农业大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致使很多地区农田荒置，老年人无力经营农业生产。为保障生活，很多人选择将土地承包流转出去，这些土地最后会汇总到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承包户或者企业手中集中经营，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业生产规模化。与传统家庭化耕种不同，规模化的农村土地种植可以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机械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老年留守人口为解决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与不能机械生产的问题，大多会选择将这两类生产活动外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速度[3]。同时，为适应部分老年人耕种的需要，专门适用于老年人耕种作业的农业机械与工具纷纷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与创新。大规模使用现代化机械进行农业生产，可以用更加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社会化生产。为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承包大户还是农业企业，都会主动应用先进的农业科技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4]。新科技的应用解放了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黑龙江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脚步加快，在2019年，黑龙江成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粮食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农业机械化等排在国家前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22倍。
3结语
第7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农村信贷是指专向农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作为对农村信用关系的一种重新设计，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农村地区资金供给和需求。在需求上，通过信用关系变革，使原本的“无效信贷需求”转变为有效信贷需求，进而转变为农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供给上，小额信贷这一体制变迁改善了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因而改变了农村生产函数中的要素组合，有效率地配置生产资源，促进了总产出水平的提高。农村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方式正逐渐得到重视和推广。目前，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由于各地的授信额度不同，所支持的生产项目不同，对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作用大小不一。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实证分析农村小额信贷的开展对于消除黑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提高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对黑龙江省农村信贷的有效开展与政策制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
(一)理论模型设计
理论模型设计主要包括三部分工作，即确定模型所包含的变量，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和拟定理论模型中待估参数的理论期望值。选择变量要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的数学形式主要依靠经济行为理论。
(二)样本数据的收集
样本数据的收集从工作程序上讲应该在理论模型建立之后进行，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和一致性。
(三)模型参数的估计
在建立理论模型并收集整理了符合要求的样本数据后，就可以选择适当的方法估计模型，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量。
(四)模型的检验
在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量之后，还要对模型进行检验，包括经济意义检验、统计检验、计量经济学检验等。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从理论上而言，农民农业收入是由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农民农业收入来源进行回归分析，目的是对各要素的收入贡献做出判断，继而分析农村信贷这一因素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因此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设为:农业收入Y，解释变量分别设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X1、小额信贷X2、粮食产量X3。在确定上述变量基础上，选择2003—2007年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数据，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就农村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具体的模型如下:logY=C+b1logX1+b2logX2+b3logX3+m，回归方程中，C为常数，b1、b2、b3分别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小额信贷、粮食产量的收入弹性系数，最后一项m是残差项。需要强调的是农户收入来源回归分析并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收入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具体数据见表1。
(二)实证研究
通过使用Eviews软件对表1中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在OLS下，R=0.999482，珔R=0.997930，而且F=643.6890，Prob(F)=0.028964，但常数C和X1前参数估计值的t检验值较小，说明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各解释变量对Y的联合线性作用显著，但特定样本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多重共线性，使得解释变量对Y的独立作用不能分辨，故t检验不显著。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检验法，以Y为被解释变量，逐个引入解释变量，构成回归模型，进行模型估计。根据拟合优度的变化决定新引入的变量是否可以用其他变量的线性组合代替，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如果拟合优度变化显著，则说明新引入的变量是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反之，则它可以用其他变量的线性组合代替。经过检验剔除X1解释变量，改进模型为:logY=C+b2logX2+b3logX3+m，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拟合结果如表3。根据结果得到回归方程:logY=－2273.888+12.89061logX2+0.743578logX3s(b)=(138.4497)(0.885206)(0.084111)t(b)=(－16.42392)(14.56227)(8.840460)R=0.999354，珚R=0.998707，F=1546.327，DW=1.867461，S．E．=40.43504。模型检验:1.经济意义检验:b2=12.89061，b3=0.743578，符号均为正，符合经济理论，说明农业收入与信用社贷款额度和粮食产量变化方向一致，农村信贷额度的增加和粮食产量的提高有利于农业收入的提高。2.估计标准误差检验:S．E．=40.43504，它代表农业收入的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平均误差为40.43504元，平均误差在允许范围内。3.拟合优度检验:R=0.999354，珚R=0.998707，说明样本回归线的解释能力为99.8707%。它代表农业收入的总变差中，由解释变量银行信用社贷款X2和粮食产量X3解释的部分占99.8707%，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4.参数显著性检验:Prob(C)=0.0037，prob(logX2)=0.0047，prob(logX3)=0.0126，各参数均明显通过t检验;Prob(F)=0.000646，通过F检验，表明银行信用社贷款和粮食产量对农业收入有显著性影响。
四、结论
图1根据模型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的耕地与农业收入呈同向变动，但线性关系较弱，显著性不明显。结合黑龙江省农村现状分析认为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村外出打工人员数量增多，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后将自己经营的土地转包给他人或者闲置，这部分农民从经营耕地所获得的收入在整个农业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黑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的耕地数量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粮食产量对农业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性影响，黑龙江省是产粮大省，粮食产量提高，从而农民的粮食销售收入增加，近年来国家对粮农又施行粮农补贴政策，因此粮食产量对黑龙江省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作用很大。银行信用社贷款同农业收入呈同向变动，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从图1看到，其线性不如粮食产量对农业收入的影响显著，但农村信贷对农业收入的提高是具有解释性作用的。结合黑龙江省农村信贷实际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目前黑龙江省农村信贷额度虽然相对于前几年，数量有所提升，然而黑龙江省目前农村信贷的投放数量仍难以满足农民对信贷的实际需求。据黑龙江省信用联社统计，2008年黑龙江省农户户均贷款额接近6000元，比2003年提高了2.7倍，但额度仍然不足。据权威部门测算，目前黑龙江省粮食每亩平均生产成本近240元，按户均30亩计算，生产成本则达7200元。作为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农民，其借贷资金既有生产性贷款又有生活性贷款，而信用社和银行往往根据农民贷款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生活而决定是否放贷，农户的生活性贷款较生产性贷款更难得到支持，可生产性资金与生活性资金国外的发包方在选择供应商时通常会遵循对等原则，大公司发包时一般会选择IBM、HP、INFOSYS、TCS等规模较大的公司。而我国由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相对较弱，对国外的大客户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对于欧美的中小企业来讲，他们很难有实力将业务外包给全球服务商抑或是印度外包巨头，而这类客户无疑可以成为我国服务提供商的一块敲门砖。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外包发包国，欧洲的外包增长率根据TPI的预测又在58%左右，所以对于欧美市场中国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完善外包政策和投资环境
应在对我国服务外包的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后，针对目前服务外包业的状况，制定具体的鼓励发展服务外包的政策。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以便建立较完整的服务支持体系。同时，政府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国外的服务外包商来中国设立服务外包企业，带动企业发展服务外包。政府要积极为企业创造和跨国公司接触的机会，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引导，大力改善服务外包企业投融资条件，鼓励银行向有良好发展前景和信誉的企业贷款，为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
(三)大量培养专业人才
结合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实际，参照国际惯例制定人才评估标准，借鉴印、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并创新和完善人才培训方式，在高等院校可以增设相关专业，政府提供一定的教育经费，从而每年可以培养出大量业务能力强、英语水平高的复合型人才。政府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可以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民办或私营的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对人员进行培训。外包企业还可以通过自身建立培训机构，加强企业员工的职业化培训，建立起企业内部激励培养机制。另外，还要大力引进国内外现代服务外包方面有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四)打造服务外包品牌企业
我国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缺少品牌企业，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也就很难引起发包商的注意。我国作为一个服务外包业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在承接服务外包时就应给海外客户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通过品牌来宣传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优势和质量。企业可以通过并购、重组或战略合作等方式，形成企业联盟。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与国外先进的外包企业建立合作联盟，学习和借鉴对方的经验。通过国际会议、国际合作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宣传我国自主品牌，树立品牌企业，发挥品牌效应，从而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第8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今年我们如皋市提出了“跨江争八强”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艰巨性的目标。农业农村工作事关全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我市实现“奋力跨江争八强”目标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前，虽然我市农业农村的不少单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但农业的总体实力、农村的整体环境、农民的富裕程度与苏南先进县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二、三产业相比，我市农业转型升级步伐不够快，小城镇建设开发相对滞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低质低效的状况未能根本扭转，农业的组织程度还不高，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够强，设施农业耕地面积小，小城镇房地产开发、安置房建设步子小，同时，全市的跨江争强离不开农业农村工作的有力支撑，工业化、城镇化所需的土地、人力等要素保障要通过农村的“三集中”和农业高效规模化来提供，全市经济总量的扩张离不开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全市财税争八强离不开小城镇建设、土地整理、资源整合的有力支撑。
一要以“三化”互动并进理念为指导，牢固确立“跳出三农抓三农”的意识。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理念，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和思路来推进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坚持以工业化致富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三化”互动并进，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业化为突破口，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工业化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最根本途径，工业发展的物质和技术积累，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工业化使各类资源通过市场运作达到最佳配置，发挥出最大效益；同时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岗位，既增加农民收入，也使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成为可能，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载体。必须始终坚持工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加大园区建设、招商选资、项目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繁荣农村经济。以城镇化为强引擎，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化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点。城镇化带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既为农民就业提供“保险”，也为打开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增添“马力”；同时，城镇对人口、产业及商品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加速农业人口“非农化”，有效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农业农村加快发展，必须全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全面拉开镇区道路框架，推进老镇区拆迁改造，加快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和功能区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切实增强集镇承载能力，吸引各类要素资源在镇域快速集聚。以产业化为主抓手，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产业化，而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工业化。以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发展，不仅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而且使更多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促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要以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努力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既是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的重要内容，更是农业农村全局工作的中心任务，必须在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增收渠道，积极开辟外出就业增收空间。壮大镇域经济促动农民增收。加快小城镇建设，牢固树立经营城镇的理念，通过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的投资公司，引导各类资本进行一级开发，推动重点镇“四横四纵”、一般镇“三横三纵”道路框架高标准建设到位，加快老镇区拆迁改造，完善镇域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优化城镇生态环境，实现全国环境优美镇和省卫生镇全覆盖；大力推进镇工业集中区转型升级，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园区一级开发、与先进地区合作共建等多种方式推动集中区由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转变，全面提升集中区的承载水平和集聚能力；提升镇级公共配套服务功能，通过加快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和功能区建设，吸聚资源要素，提升配套水平，推动物流、商贸、餐饮、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带动农民。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作用，通过举办招聘会、提供就业信息、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民就业；在做好劳动力异地输出的同时，突出抓好就地转移，为我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用工保障，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广大民众的创造力、民营企业的扩张力和民间资本的爆发力，继续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农村能人、返乡能人带头创业，扶持更多农民由“劳务型”向“老板型”转变，提高农民资产性、经营性收入。发展村域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突出工业强村第一方略，通过加快村级民营小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项目入区发展；依据村域自然资源、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大力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增强资源整合开发能力，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符合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对“三集中”、“万顷良田”工程整理出的土地、村集体资产，通过拍卖、租赁、承包、入股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盘活利用，增加集体政策性、资源性、资产性、服务性收入，努力消除村营收入20万以下的村，着力打造一批超百万村、超千万元和超亿元社区。
三要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重点，着力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农业资源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农业生产经营从家庭型向规模型，农业发展方式从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消耗土地资源向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源转变的根本途径。以“三年倍增计划”倒逼农业转型升级。农业“三年倍增计划”是农业转型升级的龙头工程，是现代农业的希望工程，是全民创业的基础工程，是农民增收的民生工程。加快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以农业产业规划为引导，以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加快推进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不断做大做强四大十亿产业板快、三大旅游农业园区、两大百亿龙头项目；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切实加大“三资”投入农业力度，着力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积极推动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打造一批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营规模大、市场前景广的农业龙头企业集群；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抢抓我市长寿课题即将列入国家“973”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契机，加快推进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着力打造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长寿农业品牌；力争三年时间土地产出翻番，每亩平均效益达4000元以上。以创新服务机制保障农业转型升级。创新人才服务机制，建立一支与“三年倍增计划”相适应的农业人才队伍，鼓励农业人才在广阔的田野中发挥才智，建功立业。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机制，走产学研合作的路子，促进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进行研发合作，切实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档次，拓宽农业增值空间。建立起涵盖农口部门、农业龙头企业、“三大合作”组织、农业经纪人、种养大户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全面搭建起市场信息传送、农副产品销售、农业项目招商的网络服务平台。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服务，构筑全覆盖的创就业培训体系，努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民，使之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主体。以“万顷良田工程”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实施万顷良田工程，推动土地适度规模流转，建设万亩现代高效规模农业园区，给农业农村的组织方式、发展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工程。主体功能区要扎实推进“万顷良田”工程，加快评估签约率、拆迁、复垦进程，同时要加快规划包装二期工程，赢得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坚持拆迁推进、复垦整理、项目招商同步进行，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效率招商、高标准建设、高效益产出、高水平经营，确保主体功能区今年全部建成集高效、生态、绿色为一体的万亩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为上半年全省“万顷良田工程”建设现场会提供高标准的现场。各镇也要创造条件加快与主体功能区共同合作实施。
四要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动力，不断释放农村发展的活力。农村发展活力之源，在于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建立城乡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为突破口，建立与之相应的土地流转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农地自由流转的市场机制、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明晰产权、强化用途管制、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引导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全面盘活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自留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资产，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深化农村经营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大对“三大合作”组织的政策扶持，不断健全产权联结、资产运营、利益分配的机制，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大力试行公司制管理，以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推进土地规模承包经营、农村建设管理，激发农业经营的活力。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政策引导机制、农村担保机制，引导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将业务范围向农村延伸，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量身打造的各种金融服务，增加小额信贷投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坚持市场化理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农村建设，吸引各类资本对“三农”的多元化投入，让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
第9篇：乡村农业经济范文
一、坚定不移地走农业产业化道路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引入现代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管理制度，实现对传统生产手段、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改造，推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200亿斤提高到目前的700亿斤阶段性水平，平均每隔5-7年时间总产量就提高100亿斤左右。按照农民自留量120亿斤计算，现阶段粮食商品率稳定达到80%以上，为发展以粮食为饲料的畜牧业、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新世纪以后，吉林省在大力发展粮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养殖业和加工业，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畜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粮食加工业产值超过2000亿元，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深入分析，准确把握。
一是主导产业地位突出，但经济优势不强。种植业是吉林省农村的优势产业。玉米生产在吉林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其商品率还是商品量，都居全国前列。但是，以玉米生产为主导产业的产粮大县的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产粮大县前10位中吉林省有6个，而全国经济百强县中吉林省产粮大县一个也没有。人参、鹿茸是吉林省两大特产，具有绝对的生产优势，人参产量占全国的80%，占世界的65%，鹿茸产量占全国的60%，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对吉林省东部山区农村经济的有力支撑。
二是总体生产规模大，但整体效益不高。吉林省农业虽然总体生产规模较大，但整体效益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吉林省农产品加工流通滞后，产业关联度低；传统生产方式仍占较大比重，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低；商品生产组织程度不高，农民进入市场能力低；改革不配套，城乡经济结合度低。
三是农业资源优势明显，但开发层次低。吉林省农业资源十分丰富，许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居全国前列，但一直处于出售原料和初加工产品为主的状态，资源深度开发层次低。今年，全省玉米年商品量可达2200多万吨，其中加工转化增值不到60%；主要以淀粉、酒精和饲料等初加工产品为主，相当于变向出卖原料，像长春大成那样的精深加工企业还太少。畜产品主要以屠宰加工为主，生化制药、高端食品加工比重较低。全省人参产值13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靠出售初加工产品获得，深加工增值部分不多。
四是市场作用增强，但经营机制不完善。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功能的增强，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势头。但由于经营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宏观调控机制和服务机制，造成产销脱节、供求矛盾突出、工农利益严重扭曲。在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上，难以形成有机联系的利益群体，难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难以提高整体产出功能。
以上问题，实质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所至。推进农业产业化是粮食大省发展成为经济强省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条已被发达国家的实践证实了的成功之路。如美国和法国的农业一体化、欧共体的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德国的农工综合体。推进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农业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选择，从吉林省农业实际看，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吉林省农村经济已开始步入大规模生产阶段，农产品商品量大、商品率高。粮食和畜产品商品率均超过80%，特产品95%以上都是商品；二是经济发展的区域特色日趋明显，东部的林木、特产，中西部的粮食、畜牧业，城郊的蔬菜等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三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正在加速积累，农业非农村经济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投资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吉林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正处在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必须抢抓机遇，乘势快上，推动农业资源加工转化迈上新的历史台阶，进而农村经济强省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举措
（一）科学配置资源，培育主导产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坚持从区域资源优势出发，确立并逐步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步骤。近些年来，吉林省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和资源潜力，逐步开发培育了以玉米为主的粮食，以牛、猪、禽为主的畜产品和以人参、梅花鹿、林蛙、山野菜、食用菌、野生中药材以及蔬菜、果树为主的特产（园艺）品等三大主导产业，不断提高了其开发的科技含量、组织化程度和总体经济效益，有力地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是中部地区继续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发挥玉米优势，大力推进畜牧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如梨树、农安、榆树、公主岭、扶余等县（市），粮、牧、多、企得到了协调发展，实现了农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人参、鹿茸的产品优势，同时利用丰富的资源，以创名牌，创名特优新产品为先导，加大了培育新的主导产业的力度，如人参、林蛙、山野菜、食用菌、野生中药材等五大产业，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三是在西部地区主要是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积极发展畜牧业，重视发展经济作物，加大了农业综合开发的力度，重点建设了农田水利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机设施，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以上。
（二）抓住关键环节，大力发展“龙型经济”，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重要措施。
龙型经济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农业和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载体，也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实践证明，一个强大的龙头企业能够带动一个或几个产业的兴旺，富庶一方农民。发展农业产业化，重要的是建设好龙头企业。依靠龙头企业内联外拓的功能，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与统一的大市场连接起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与流通、生产与市场的矛盾。近些年来，吉林省重点扶持了一批以玉米深加工和畜产品、人参鹿茸制品为主的龙头企业。目前，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达到400多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达到47家，长春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天景食品有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龙头企业，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产品结构不断更新，市场份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亚洲同行业的排头兵。其中长春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赖氨酸、化工醇等重大生产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去年加工玉米34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00亿元，成为世界同行业中具有重要话语权的超大型玉米深加工企业。这些大型龙头企业的成功发展，为加快推进全省农业资源加工转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建设特色鲜明的规模化的农产品基地，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客观要求。
实践证明，只有产业优势明显、生产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够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否则，难以与龙头企业形成紧密联系。这就要求农产品基地建设，必须依托资源和产业优势、合理布局、相对集中、连片开发，实现基地与龙头企业配套建设，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从吉林省实际情况看，基本模式大体有三种：一是小群体、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主要是家庭经营搞生产，连片发展成规模，集中起来找市场，有的就地行成批发市场。比如，久盛不衰的榆树、公主岭等养牛大县；梨树、农安、九台等养猪大县；德惠、前郭等养禽大县，抚松、集安等人参生产大县，等等。二是专业户带动规模生产。吉林省积极鼓励企业、集体和个人发展有一定规模的种养业，把分散经营的农户逐步转向专业化生产，着力培养了一批规模生产经营大户。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发展到2.5万户以上，带动农户近百万户。全省现代牧业规模养殖场达到8000多个，畜禽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0%以上。三是走兼业化发展之路。吉林省抓住工业向农村扩散，城市向农村推进的有利时机，重点扩大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逐步提高了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比例，在全省各地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经营模式，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生产。
（四）引入产业化机制组建产业集团，是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的有效途径。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必须广泛运用产业化机制，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村经济增长质量为中心，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连接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一体化的新的经营机制，走集团化的经营的路子，以凝聚产业群体优势，把小产业与大市场有效的连接起来，汇聚资金，集中科研、生产、经营、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实行多层次、多元化、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大跨度组合，增强抗风险能力，最终达到控制生产总量，调控市场价格，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总体产出功能。吉林省在继续发挥粮食优势，大力发展以玉米精深加工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扩大畜牧规模饲养，加快产业化进程外，还加大了企业整合力度，促进同一行业企业的联合与合作，发展壮大了具有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大型企业，逐步形成了以大成、阜康等大型玉米深加工企业；形成了皓月、华正、广泽等大型畜禽加工企业；形成了以紫鑫、益盛等骨干企业为主体，科工贸、产加销相结合，跨地区、跨行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大型参业企业；形成了科研育种、种子生产、加工、推广和经营一体化的科技先导型种子企业，等等，增强了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五）完善政策、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需要强有力的相关政策去引导、去保护，靠政策驱动，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此，吉林省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大专项资扶持力度，引导龙头企业加快科技创新、建设基地、培育品牌、开拓市场。建立并完善了土地承包流转机制，积极探索依据政策使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发展规模经营的途径和措施。引导企业建立风险基金制度和利益返还制度，在生产、加工、经营各个环节提取风险金，用于产业化组织平抑市场风险，把加工、经营环节的部分利润给农民，扶持生产。体制不顺，是推进产业化的最大障碍因素。为缓解它的反作用，吉林省突出抓了约束机制的建立健全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责任。要求各部门转变职能，明确分工，协调运作，打好农业产业化的总体战。各产业主管部门不仅抓生产，还抓加工，抓销售，搞好产业衔接。
三、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推进农业产业化，涉及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牵动环节多，政策性强。实现农业产业化并非一时之功。为促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加大推进力度与保护资源的关系。资源优势是形成产业优势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农业产业化必须对经济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需要把现实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达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资源，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二是处理好市场导向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发育不成熟，竞争规则不完善，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矫正市场运行不规则行为和偏差，干预调节市场配置资源中出现的不合理倾向，做单靠市场机制做不到的事情。农业产业化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初期形成是缓慢的，必须加强政府的组织引导和推动。当然，这种引导不是简单的行政手段，更多的是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和经济杠杆。所以，在实施产业化过程中，应把宏观调控与市场引导统一起来，在充分发挥市场牵动作用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确保产业化有效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