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第2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直接渗透到近现代社会。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观中学历史课标，对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宽泛的整体概念，如“列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等等，对应课标，教材便将各朝代史实一一罗列。这样虽然可以让学生了解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却无法突出历史的主干及横向联系。学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往往会关注比较熟悉的统一王朝如秦汉、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转型地位之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改变教学策略，抓住“转型”这一特征，加深学生对宋史的理解。

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两宋时期，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如宋代官僚政治体制内的改革，贵族政治的残余荡然无存，特别是科举完全向庶民开放、再无门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宋代的政治文明并无明确要求，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学策略。

(一)物质文明

关于宋代的物质文明成果，教材的陈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单元各课中。传统的观念使人们一提宋代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实际上，宋代弱却并不贫，即使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困难，整体上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经济的转型主要呈现在商业方面，这是教材描述比较多的部分，也是教学中教师应该强调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把宋代经济的发展称为“商业革命”，显然，宋代经济转型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商业城市为人口，唐都长安的平面图是一个棋盘式的结构，经营商业的地区“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再看北宋都城开封的平面图，学生很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被打破了，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走了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酒楼、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辉映，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气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馆舍，都人谓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宋人孟元老的这段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开封浓厚的商业气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向世人直观地展现了宋都一派繁华的景象。凡此种种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面前，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发行，至南宋时，纸币已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纸币的发行对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华使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

宋代商品经济的日渐兴盛必然会引发政府经济政策转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变动。笔者认为，高考并不会简单地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还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对于宋代物质文明的转型，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宋代经济政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商税政策上。自汉武帝以来，封建国家大都直接经营商业，通过均输、平准等手段独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备的商税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直接经营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发展又会与国争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统的商税制度，将商人吸纳到国家的专卖领域，实行间接专卖，通过税收手段来建立国家与私商新的分利机制。商税的多样化使国家获利丰厚，学者陈长华曾统计：“庆历时，北宋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可见，商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社会利益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业者亦成为国家之本，民营手工业也相应得到持续发展，在制瓷、纺织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至明朝中叶以后，终于超过官营占据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第3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商业 旅游业 联动发展

商业和旅游业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中关联度极高的两个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观念的转变及闲暇时间的增多，城市商业和旅游业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为商旅联动发展提供了基础。

商旅联动即商业与旅游业的联合互动、共促发展。它是近年来在城市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依托于商业与旅游业的密切联系而日渐突出的。笔者将城市商旅联动的概念界定为：依据城市商业和旅游业的产业特点及二者在发展中的密切关系，利用各自的经营优势，通过旅游休闲与商品经营的互相渗透，达到各自市场扩展、经济发展的过程。商旅联动是商业与旅游业在经营中的交叉融合，或者说是商业和旅游业各自的产业特点在对方经营中的体现，也是一方在另一方产业发展中对自我发展机会的捕捉和把握。

城市商旅联动发展的内外营力

休闲、体验经济

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驱使下的行为，它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是人存在过程的一部分。体验是使每个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的行为和事件，及其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经营者通过为消费者“生产快乐”和创造内心愉悦而获得财富已逐步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提供物”，必将引起新一轮经济热潮。商旅联动在这一热潮中应运发展成为休闲与体验的大众形式之一。

“人流效应”

旅游流={游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能量流，文化流}，它是指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或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单向、双向的子流集合。旅游流是旅游产品销售的必要因子，其与旅游产品吸引力大小成正比并具有方向性，是一个矢量，其核心和主体为游客流，其本质是游客的集合即客流或人流。

商业以卖买为本，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发挥主导作用。旅游活动中大量的人员流动携带信息、资金、物质和文化等要素带动、形成了各子流的流动。不息的人流可以刺激购买，旅游客流的大量涌入将为商业发展提供持续性的内在活力，反之亦然。

商业与旅游业联动的主要功能

突破传统分工和部门界限

城市商业与旅游业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长期以来受行业分工与政策因素的制约，二者之间素来界限分明，很少有真正的联合发展，或利用对方发展的机会来发展自己。商旅联动的提出适应现代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通过现实经营中商业和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嫁接，相互亲和，使新老产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在两者的融合中，相互影响与促动，拓展双方的消费市场，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这不但有利于旅游业抓住商业发展中的机会，也使传统商业得到娱乐化改造，使其旅游价值得以体现。因此商旅联动是一种创新经营。

促使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功能分区趋于合理

商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促进了城市综合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市整体形象的形成，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城市商业的繁荣，能极大地吸引游客，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而游客停留期间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消费会进一步增加，又使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进而促进城市工业、农业、外贸等行业的发展，提高城市宏观经济效益。

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规划越来越注重城市功能的人文关怀。商旅联动在空间上突出表现为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形成，就是城市功能的人本主义走向的一个体现。在游憩商业区内，原本分散经营的商家因级差地租效应的驱使而走向集聚化、规模化，市民或旅游者可在此尽享购物乐趣；除商家之外，区内还集中了广场、绿地、步行街等各类开敞的休闲空间及高质量旅游景点，使得商业和旅游活动可在此集中开展。商业、旅游活动的频繁开展，使城市中出现这一商业、休闲等公共设施高度集中的多功能区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游憩商业区的建设已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主流和新趋势。

促使新型消费产品和消费模式的诞生

商业与旅游业的联动使消费层次实现互补。商业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无论是物质匮乏时期还是进入高额产品消费阶段，商业的物质产品供给起到重要作用；而旅游业更多的是提供一种过程和体验，侧重于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因而商旅联动能全方位的、更好的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如香港旅游业的兴起是与其自由港开设相伴而至的，这是商业与旅游业结合的典型范例。商旅联动丰富了商业经营和旅游活动的内涵，“游”与“购”的界限渐次模糊。购物旅游、会展旅游作为新的旅游产品推出丰富了旅游产品谱系；大型商场的游乐化、观光化，使市民和游客可畅游其间，集游、购于一体；越来越多的旅行社将游憩商业区纳入旅游线路组合中。消费产品、消费模式的多元化、动态化，正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表现。

协调旅游淡旺季

商旅联动使旅游业与商品产销相结合，完善了旅游过程中旅游购物这一环节；商业旅游价值的体现和商业旅游资源的开发，丰富了旅游产品，增加了新的旅游项目和内容，提高了旅游者的行为层次，这些都有利于增强城市旅游吸引力，有效延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滞留时间，为调节旅游淡旺季差找到了一条路子，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稳定发展。

推促城市商业多元化发展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预测到后工业社会的休闲消费是服务业迅猛发展的必然趋势，商旅联动发展，使消费者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立足于休闲娱乐的精神层面，为商业发展注入新的成分与活力，体现商业功能的多元化，弥补了商业过分追求经济唯一性的不足，使商业具备休闲娱乐的人文关怀特点，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提升了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与品位。

现在，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10%，但各个城市的商业竞争却异常激烈，而且长期采用的降价销售，使商业竞争进入了恶性循环。因此现代商业应该是深层次的竞争，这就要求商业经营要转变思路，具有创新经营理念。旅游业是21世纪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也是人类未来消费的热点之一，商业与旅游业的联合发展为商业融入新的内容，使商业能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的特点，挖掘商业本身的旅游魅力提供了可能，更为商业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提供了必要条件。

商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主要思路

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

优化结构是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和旅游业，它们自身的发展也必须进行规模的拓展和结构的抬升。而单纯的规模扩张不足以支撑本产业经济的高速高效增长，产出结构、技术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经济运行结构等方面的优化和提升是商旅联动面临的首要任务。

树立大商业、大旅游的发展理念

在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今天，专业化分工越细，产业间的独立性渐次消失，而逐步结成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产业群体，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对于商业，应树立起现代的商业观念，具备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思想，以多层次、多领域的市场体系为目标，组织和发展社会商业，以多种流通形式、多条流通渠道，最大的容量完成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在经营内容上，提高无形商品的比重，拓宽传统商业的经营范围；在经营方式与策略上，应使零售业态多样化，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要。对于旅游业，由于其多要素、多行业的密切关联性，旅游部门应树立“大旅游”观念，积极主动的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密切协作来稳固行业地位。只有这样，联动的视野才不至于局囿于商旅两业表面上的关联，而将视角转向联动模式的深层次挖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上来。

强化产品联动开发、商旅活动多元嫁接

在设计开发新产品、新项目时，应注意现有资源的综合开发、深度开发，做好相关设施的配备及配套工作，形成联动开发态势，使消费者能从多角度、深层次的发现目的地的多重价值，既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又有物质上的收获，前者由可感知的视觉景观获得，后者则是对体验、经历的承载。美国迪斯尼乐园门票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5%左右，其他则大部分来自于旅游商品和餐饮等收入。反观我国的一些旅游景点，仅仅关注产品第一功能的开发，门票收入几乎是全部收入的90%以上。应通过多样化产品开发、多元化的活动嫁接提高景区和零售网点的收入水平，是商旅联动的初衷所在。

依托城市、创新开发

城市是商业与现代旅游活动进行的主要载体，是商业与旅游业联动的起点和操作平台。无论是从古代城市起源假说中的“集市说”，还是《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所述的城市旅游最初的萌芽状态，可见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同样，城市与旅游业关系也极为密切。城市是现代旅游的支撑点（Page,1995），也是商旅联动的最佳依托地。持续不断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城市中的休闲、“享乐”阶层，为大规模零售业态的存在和旅游出行提供了客观保障。正是由于城市与商业、旅游业的紧密联系，商旅联动的发展和深化应按照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根据客源市场发展的节奏、资源本身的组合要求和游客消费心理的变化等要素，对城市资源进行创新性动态开发，扩大城市旅游、城市商业的市场辐射半径。

构建商旅联动发展的模式

商旅联动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组织创新，商旅联动的形式可大可小、表现多样。目前城市商旅联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娱购互动商业街、购物旅游、会展、商场促销文化活动等，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商旅联动发展的理论体系进行探索和梳理，并使之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应用性，因此对于商旅联动发展模式构建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商旅联动发展的模式涉及多个领域，但最主要的表现在三大模式的构建：旅游购物――商旅联动的最佳切入模式、游憩商业区――城市商旅联动空间组合的优化模式、会展旅游――商旅联动的集聚型规模发展模式。

总之，现代城市商业与旅游业的发展特征，使商旅联动发展成为必然。商旅联动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组织创新，商旅联动对城市经济发展作用重大，以商业促进旅游、以旅游带动商业、商旅一体的商旅联动发展形势将成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参考文献：

1.魏小安.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证研究.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2.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第4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独立人格 自我价值 生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83-02

杜十娘是冯梦龙在“三言”中着力描写的一个人物，也是冯梦龙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那么，从杜十娘的形象中，我们可以依稀见到作者的影子。杜十娘的身上，必然带有着作者冯梦龙的某些创作意识与思想观念。明末，小说的功用思想已由自我抒解，反礼教、崇尚自主爱情，藐视封建礼教发展到“情教观”和提倡爱情至上与主张男女平等。明末的“情教观”最早见于冯梦龙《情史》。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去。冯氏的“情教”虽形式上类似于佛教的宗教形式，但从根本目的上说，是以男女之情来宏教化、正人伦、厚风俗、向儒家的大同世界进取。

冯梦龙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传统士大夫日趋世俗化、市民化的时代。他深受李贽等王学左派思想的熏染，在传统价值标准的失落中彷徨四顾，放浪于青楼舞榭，反叛传统，追求自我，发挥主观能动的想象力量，把自己的意念与生命感悟倾注于笔端，描摹出了杜十娘这个富有人文气质的性格人物。杜十娘的独立人格是冯梦龙沧桑一生的情感迸发，是冯梦龙一生人生理想的浓缩。我们从杜十娘的身上可以看到，冯氏“情教观”中的尚情至情、女性自主择偶意识的觉醒、男女平等要求的呼声。这些冯氏创作观中的人文意识，成为促使杜十娘独立人格形成的强有力的内在推动力量。

1 低头吟，坎坷心事更与何人说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明代商业经济是在宋元商业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和发展的。宋代，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瓷、制盐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手工业繁荣，纸币流通，酒饭茶肆兴旺，海外贸易频增。元代，随着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南北大一统，结束了唐末以来的纷争与战乱，农业逐渐恢复。宋末之后，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和商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朝廷重视商业经营，“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明代初期，商人们的身影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商人们亦开始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文人士子们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态度，留恋于市井民巷。文人仕者的身上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商人们对财富的掌控及其社会参与程度的加深使明代社会被金钱的光辉所笼罩。金钱，逐渐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纽带。传统的儒家圣化观念已面临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传统的仁义道德、忠君守阙思想开始无条件地让位于个人主义和利欲的追求。物质至上，精神世界世俗化，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沦丧，封建宗法大厦日渐倾圮，封建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和游戏规则中，金钱日益成为一种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和崇拜对象。

在她的爱情破灭之后，她完全可以带着藏有万金的百宝箱飘然离去，但她却选择了投江，保留下生命中最后的尊严。她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她的人格亦是独立的。杜十娘13岁零落尘泥，七载之间，历过无数公子王孙，个个都不惜倾尽家财。虽有鸨儿从中盘剥，杜十娘却仍存下“装满金银翡翠，各色珍奇”的百宝箱。杜十娘为了在扭曲的社会中生存下来，不得不承认金钱的重要性，不得不喜欢金钱。杜十娘深知自己的“商品”性，自己只不过是被当作高级商品“出售”而已。因此，她“久有从良之志。”盼望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肉体与人格都“独立”的人。身为下层，却深藏万金巨富，从某种程度上说，杜十娘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金钱成为杜十娘追求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为杜十娘谋求独立人格提供了可能。

2 抬望眼，香消魂断撼坼千秋世

封建社会的男性，无论公卿士族还是布衣书生，他们人生的至上追寻唯有“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封爵赐禄、光耀门楣。统治阶级的垂爱是他们获得那些无尚“光荣”的唯一的橄榄枝，当任何妨碍他们仕途经济的人或事出现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人或事摒弃和铲除。这种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的男性无法逃避的。这是一种必然。而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女性只不过是男性专权下的附庸，当她们成为男性仕途经济上的阻碍或是危害男性在等级社会中健康“成长”时，她们便会被男性负心寡情地、毫不犹豫地抛弃。李甲的负心薄幸是封建宗法社会男权专制的必然和代表，李甲的负心薄幸不只是他个人的人格缺陷，更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性格缺陷。

从一个侧面上看，杜十娘以纵身投江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对男性负心薄幸的血泪控诉。可是，若我们细细品味，不难看出，这一切亦更是对金钱罪恶的锋芒指斥。杜十娘的悲剧是一个凄美壮丽、激动人心的爱情悲剧。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礼教的滔天罪恶。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扼杀，本是封建时代的普遍现实，并非明代所特有，但是杜十娘爱情悲剧中显现的独立人格却孕育在明代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和市民思想勃兴的反理学的进步思潮中，其本质是“情”与“理”的矛盾，其实质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社会的指斥。

她用心良苦地经营自己的爱情，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的恩爱与海誓山盟，竟然抵不过萍水相逢的新安盐商的一番挑唆和一千两银子的蛊惑。在李甲心中，她终究是个。她痛悔自己的痴情，仇恨造物的捉弄，诅咒礼法的虚伪。杜十娘在猝遭弃掷之时化悲泣为冷静，纵身投江，说明其心已死，而此时也正是其独立人格觉醒之时。杜十娘的壮烈投江显然更具震撼力。她的独立人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陈封几千年的压抑情感的爆发，她的独立人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指斥男权压迫的匕首与投枪。杜十娘的沉江断魂足以撼坼千秋万世的世人之心。她的独立人格亘古未有，她的沉江悲情天地尤怜。杜十娘的独立人格谴责的是封建社会的负心薄幸、金钱罪恶，谴责的是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谴责的是宗法社会男权的专横束缚。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之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主轴动脉，其社会意义广泛而深远，其历史回响持久而弥远。

3 回眸处，丰碑永驻笑傲天地间

金脂妆楼，舞袖添香，轻纱慢拢，秋波百媚。悠悠一曲青楼梦，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生活在封建等级社会最低层的一位青楼名姬，杜十娘的独立人格在中国青楼文学史上可称得上永镌千古、流芳万世。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使青楼女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摆脱了“物品化”的囹圄。中国青楼文学发展到杜十娘形象的出现，才真正把的人格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主体意识才开始成为作家们创作实践关注的焦点。

杜十娘渴望“万里丹霄，何防携手共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较之悲凄哀婉的霍小玉，私奔遭逐的李千金，麻木随波的谢天香……其人物形象的透明化、动态化、立体化展露无疑。较之前人对女性形象塑造拘于意识化、静态化、平面化的捆束，杜十娘的形象对女性作为“人”的人性化关注大大加强了。杜十娘沉宝投江的悲壮之举便是封建社会的女性对生命本质的感悟外放，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本真是人类永恒探索的不解之题，而对于身处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各式女性，人格的独立、自我的觉醒、命运的归宿、灵与肉的统一，永远是值得深深思索的。杜十娘的独立人格犹如屹然矗立于天地间的丰碑，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文青楼文学中的女性，其独立人格的出现使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地关注；作为独立的女性形象，其独立人格的出现为《红楼梦》中个性各异的女性群像的塑造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杜十娘的生命结束了，可她那炽热的、跃动的激情仍在；杜十娘的悲剧结束了，可她那执著的、真挚的追寻仍在。杜十娘以她的飒爽，思忖着她的苦短心事；思忖着她投江断魂的千古流芳；思忖着她镌刻铭诔的天地永傲。物欲横流、浊浪蔽空的明末社会，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人性的光辉才没有泯灭，而是焕然勃发为熊熊火焰照亮乾坤；束缚人欲、桎梏伦常的封建宗法大厦，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才会面临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颓然溃圮之兆；姹紫嫣红、百艳竞逐的中国文学，正是因为有了杜十娘的独立人格，女性对自我的关照才会凝眸良久、精深邃远。杜十娘的沉江悲情以其惊人的震慑力刺破苍穹，人们在慨叹杜十娘傲世独立的人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其人格内质中所蕴涵的生命的真谛。杜十娘的生命在她的侠骨悲情中得到了慰籍，而她带给我们的关于生命的感悟与动容，也将随着那滚滚逝去的滔滔江水延绵永生永世！

参考文献

[1] （明）冯梦龙.闲云庵阮三偿冤债[M]//喻世明言：第四卷.唐松波校注.金盾出版社，2005：81.

[2] （明）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M]//醒世恒言：第三卷.唐松波，校注.金盾出版社，2005：58-59.

第5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泰安；泰山文化；城市景观特色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286-01

本文以泰安市历史文化轴为重点，分析泰山文化与泰安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在将来的城市发展中需要有哪些改进。

一、泰安市的城市布局

泰安市位于山东省中部，坐落于著名的泰山风景区的怀抱，因泰山而得名，整个城市建设依山而建，用地布局结构以“一轴（历史文化轴）一线（时展线）、六条绿带”为特色，形成“一个中心、六大组团”的景观布局结构，拥抱泰山的半月形“山城一体”的城市格局。泰安城内形成的“一轴一线”的城市格局，以新的行政职能 、商业娱乐设施等安排在时展线上，泰安旧城以岱庙为历史中心发展旅游为主、保护传统建筑风貌，这样的城市景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保护了古代建筑的传统风貌。

二、影响城市景观规划的原因

（一）登封文化对泰安老城区规划的影响

泰山是我国的五岳之首，它以通天拔地的自然景观给人以壮美的感觉，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中，成为世界第一个自然文化双遗产，历史上先后有十二位皇帝来到泰山封禅，自秦汉以来，历代皇帝几乎都来泰山封禅祭祀，也由此修建了皇帝的行宫、祭祀的禅台、庙宇等一系列为其服务的建筑，因此形成了因帝王封禅服务而形成的城市轴线。

泰安城的景观特色可以看出以“朝天”为中心脉络的整体结构，与自然景观整体和谐。帝王封禅祭祀的路线形成了古泰城整个城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上集中了泰山的主要的建筑群体，从而形成了“山城一体”的恢弘气势。

（二）道家文化“尊重自然’思想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东汉后期由于道教的兴起，古泰安城内的许多的群众进行朝山宗教活动。道家思想的中倡导的听任自然、顺应自然地思想活动，对于古泰安城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影响很深。因此，“道法自然”的思想在泰安城市规划中也有所体现，泰安古城的空间布局建造除了因帝王封禅、群众朝山的活动为主线建造，它们的建造又是以巧妙地利于泰山自然地区的基础上，又加以巧妙的人工强化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造的。在封禅祭祀活动的空间序列位置的选择上，充分利于泰山南坡由缓渐陡之势，整条轴线形成以缓坡、斜坡、直到陡坡，由低到高，宛如步步登天的朝天序列，已造成攀爬的意境。从庙宇的建筑结构及空间布局单元群体组合方式上也是在适应地形结构多变的要求上因境而生的。

三、现存城市规划当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泰安市以泰山文化为主线，希望打造一个古今相融的文化古城。但是，在一轴一线的城市布局上，本身就把历史文化区和现代城市发展区域的发展相分离，历史文化区用于保护历史文化的自然景观和建筑群体，现代的城市经济发展区一味的追求商业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融入古城的文化特色，只是把一个古城文化区域孤立起来，厚重古朴的传统文化只是在原地不动甚至被急速发展的商业气息所笼罩，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西方火柴盒式的简洁建筑形式在文化古城城市中的建造本来显得就过分唐突，未来还有可能性成为建筑形式的主流，如果完全失去自己的传统艺术特性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挥创新，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仍然能够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代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不是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然是以中国风格为主的特有的中国艺术，驰名中外。在泰安城市的景观规划建设当中，如何能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当地建筑及规划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们在进入泰安城的时刻就应该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泰山文化气氛，而不是只有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区域才能让我们感受的到。

四、结语

泰安市作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城市的景观规划当中应该尽可能的体现泰山文化，在整体的规划上应该保留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城市应有的艺术特性和艺术表现。我们应该在接受传统熏陶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具有自己崭新风格的新形式，来表现泰山文化所应该有的恢弘气势，能够为游客提供一个高品质的体验城市文化、能够更深入的解读地方文化特色、领略泰山雄姿及体验泰山文化。

参考文献：

第6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传统图案；包装；设计；商业品牌

0 引言

中国传统图案源自于原始社会的彩陶图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更迭，每个时代的图案特征各具特色，流传至今的传统图案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层次分明，活泼生动，其图案思想内涵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变更，中国传统图案除了具有更深远的涵义和民族归属感外，还更多隐藏着现代设计的审美传承，把握中国传统图案的运用，关注大众的审美心理，对于商业品牌包装设计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能加强民族品牌在受众心理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中国传统图案是人们在事物固有属性特征的基础上经过生活或历史的沉淀积累，用来表达人们美好情感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向往一种艺术样式，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产物。这些传统图案的形式多样化，取材广泛化，具有我国民族的观念性极强的艺术性和象征性。从图案自身的思想层面着手，把握其内在深层寓意延伸至商业品牌的包装设计。

中国传统图案在其发展过程中历史悠久，样式繁多，积累了大量文化底蕴和民族智慧。从艺术形态上来说，从商周的饕餮纹，凤鸟纹；战国时期的龙纹，凤纹，虎纹；南北朝时期佛教兴起的莲花纹和忍冬纹；唐代的卷草纹和折枝花纹；宋代流行的莲花，牡丹样式；元代的麒麟纹和凤凰纹，鸳鸯纹以及因元剧兴起的元剧写意山水花草纹样；明清两代华丽繁缛的百花纹。这些传统图案都是根据古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生活美好向往，吉祥与幸福的渴求而反映出来的。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飞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市场下呈现出兴盛的趋势，中国传统的图案纹样在品牌包装设计和制作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个设计过程中，面对传统的图案纹样，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既把传统图案得到传承和延伸，又通过取舍提炼得到更多创新的图案。

1 汲取中国传统图案的形态精髓

形态，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案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性，所以在形态结构上更加讲究对称均衡、变化统一、节奏韵律，注重形态结构的完整性和装饰性。

汲取中国传统图案的精髓，应用于现代商业品牌包装设计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对传统图案的一种概括、解构、归纳、再创造的过程，以现代审美眼光对传统图案的精华元素进行改造运用，使其形成具有时代特色与传统特色相融合的现代品牌包装。用于表现其民族特性和独特的设计意念。

在包装设计当中，我们注意的不仅仅是局部的审美，更多着重于整体的布局。而造型结构更是整个包装设计的灵魂，商业品牌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借鉴了很多传统图案的设计，使其包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意味。月饼的包装品牌设计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中秋是我国最具有民族传统喜庆的节日，月饼是中秋最具有代表性的食品。所以月饼的包装设计跟中国传统的民俗和喜庆有莫大的关系，色调沿用中国喜庆常用的红黄两色，图案多以祥云明月的纹样相伴，取其“人月两团圆”之意境。当然，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月饼的种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例如冰皮月饼，出于产品的特性，在包装设计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传统图案和色调，加入一些比较新鲜的元素，色调多以冷色调为主，在图案上会采用雪花形态的图案进行设计，强调“冰”的感觉。但是依然会以牡丹，玉兔等中秋的传统图案样式为主题。

2 延伸中国传统图案的深刻寓意

寓意指的是借物托意。从古至今，人们世代传承下来之所以描摹和模仿着同一个图案，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形态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案背后，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涵义。古典形态的象征经过艺术概括和提炼，突出主题意识，加强这种实践色彩，多以寓意形式表现出来。现代意义的象征是通过对寓意对象的变形夸张，使之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主题意识。[1]

把中国传统装饰图案运用于现代商业品牌的包装设计中，不仅单单要提炼和传新传统图案的形态，而且更加要探索和发掘中国传统图案的深刻寓意。这些涵义在包装设计上体现不仅是产品本身的特性，还有包含企业文化的气质。例如茶叶的包装设计是一个较长运用传统图案进行商业品牌包装设计的种类。茶叶是我国本土里面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之一，产品包装多以折枝花鸟纹或祥云纹为主，花叶图案多以牡丹、兰花、竹叶、、梅花等图案进行装饰，中国自古认为“梅兰竹菊”四君子，它表现了文人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中国传统图案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负载了做人的节气，从而使花木草石脱离或拓展了原有的意义，而成为人格的象征和隐喻。茶叶品牌的包装设计应用在“梅兰菊竹”的图案形象加以变化，重新组合，通过化简为繁，即注重本原的形态再造，在重构图形的同时，沿其形，[2]蕴含其意使其成为具有传统特征的现代图案，把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传达，表达出茶叶产品本身的高雅淡泊的气质，更以此图案来寓意饮茶人或企业文化的节气。因此，现代本土的包装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图案的表现手法，氛围渲染，延伸意蕴，结合产品特色，融入时代气息，符合大众心理的需求。

3 传递中国传统图案的整体精神

中国人在包装设计上讲究“色”，“色”一般指的是图案所能表达的气氛与态势，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图案需要传承的整体精神。中国的传统图案在本土的商业品牌应用，多用于颜色的渲染，精神表达在于发掘深厚的本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的细节设计；古今传承，弘扬民族文化。[3]中国传统图案色彩多为装饰性的色彩，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同时受玄学、哲学、伦理道德的影响，如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对的五色“赤、黄、青、白、黑”正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色彩，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用色偏好。[4]

传统色彩观讲究五行相对应，相生相克，趋吉避凶，吉利平安之意。如黄色是古代帝王专用之色，代表权利财富，如今在现代包装设计里面不乏大面积运用黄色的产品，除了在外国人眼中是明净爽朗之色，容易被人接受之外，也是延续了我们民族的吉祥寓意。

结合以上观点，我国传统图案对现代商业品牌有着深远的影响。运用传统图案是民族化观念上的再次创作，同时是肩负发扬国家传统文化的使命。正视国家的传统文化，深入感悟民族内涵，推动现代商业品牌设计发展，是一个传承和发扬的过程。我们需要灌注鲜活的传统元素灵魂，汲取外来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出具有中国的特色的设计文化。

参考文献：

[1] 刘春雷，汪兰春.包装图形设计[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116-118.

[2] 颜兰华.中国传统图像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延伸[J].郑州：美与时代，2013（1）：81-82.

[3] 李清华.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J].山东：大众文艺（学术版），2010（18）：63-64.

第7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婺商文化种类特色八婺商业

婺商文化是人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是由金华、义乌、永康、东阳、兰溪等地的婺商所创造且渗透在其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婺商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婺商文化有其深厚的传统底蕴和鲜明的技艺性、创新性、开放性特色,并对八婺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婺商文化的种类

婺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有义乌拨浪鼓文化、永康五金文化、东阳百工文化和兰溪丹药文化。

1、义乌拨浪鼓文化

“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文化脱胎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由于义乌地处山区丘陵,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业劳动力过剩,如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增加实际收入,是事关生存的根本问题。“鸡毛换糖”被实践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手段,延长了加工链,利用了农业生产剩余时间,实现了远大于粮食生产的效益。农业和商业的互补,是当时生产水平下既可以增加收益又可以避免风险的半专业化分工方式。“鸡毛换糖”是零货币资本起步,在自然经济中避免了货币稀缺对交换的制约。从十分零散的买卖活动中薄利多销,积少成多。“鸡毛换糖”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农村小商品交换领域,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寻找到了与官方的利益不至于发生冲突的“小本生意”。义乌的“货郎担”们在小本生意的掩护之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通过商业“游击战”,顽强地发展成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

2、永康五金文化

永康人与五金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据民间传说,在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黄帝曾一度失利,原因是蚩尤部落较早掌握了青铜器,而黄帝使用的仍然是石器。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黄帝就必须制造出相应的武器来战胜蚩尤。他派出部落成员四处寻觅冶炼兵器的矿源,结果在永康一带发现了可以炼铜的铜矿和铸鼎的“湖西泥”(高岭土)。于是,就在“湖西泥”产区附近的石城山安营扎寨,铸鼎、炼铜。从此以后,黄帝部落的一支就在永康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而他们当年冶铜的工艺世代流传,成了永康五金产业的历史渊源。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永康的五金业不断成长。春秋铸剑,汉造弩机,唐铸青铜统,南宋已成为朝廷重要的造币基地之一。永康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五金之都”。长期而独特的五金生产和经营,使永康人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生存方式,凝练成特有的地方性文化。“五金文化”塑造了永康人勤劳勇敢、刚强自奋、自主独立、务实理性、开放竞争、敢为人先等精神品质,成为永康创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3、东阳百工文化

东阳以“建筑之乡”闻名全国。东阳建筑发端于秦汉,成熟于唐末,鼎盛于明清。自古越文明起,东阳民居建筑经干阑式、穿斗立贴式、抬梁式、抬梁与干阑混合式,发展为以粉墙黛瓦、大木架构、前厅后堂为特色的民居建筑体系。其选址之科学,布局之合理,造型之端庄,韵律之丰富,装饰之华丽,被誉为“东方民居之瑰宝”。如清代建筑“慎德堂”,在门窗构架上总共雕有200多幅戏曲画面,一座房子,简直就是一部戏曲百科全书。东阳民居建筑因此被专家称为“独具儒家文化特色的建筑文化”。

东阳木雕、东阳竹编,被誉为中国工艺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 东阳木雕始于唐,发展于宋,兴盛于明清。木雕题材广泛,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自然风光、飞禽走兽等。木雕的技法繁多,有深浮雕、浅浮雕、圆雕、镂空雕等。东阳木雕传世佳作颇丰。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中26吨樟木雕刻而成的释迦牟尼佛像,首都人民大会堂众多木雕装饰挂件,都出自东阳木雕艺人之手。东阳建筑、东阳木雕、东阳竹编以其上千年的文化累积,以炉火纯青的建筑工艺,彰显着东阳人的智慧,诠释着东阳人的精神。

4、兰溪丹药文化

兰溪江,位于钱塘江上游,因地处衢、婺、兰、新安、富春、钱塘等“六水之腰”,故又称丹溪。丹溪之水受金华“炼丹名山”天地精华之孕育,为昔日炼丹家炼丹必备之水。在兰溪江的上下游,有婺州金华山、缙云仙都山等中国医药始祖黄帝的炼丹处;在兰溪凤子山和三峰尖、汤溪九峰山、金华葛公山、义乌葛仙山、永康白云山、杭州葛岭,有东晋道教理论家、医药家、炼丹术家葛洪的炼丹处;在金华炼丹山,有神农雨师赤松子、晋代道仙黄初平的炼丹处;在桐庐桐君山,有黄帝时医学鼻祖桐君的炼丹处等等。从道教传统的天人合一论出发,以“结丹长生”为旨归,兰溪以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为背景,以兰溪江为滋养,孕育和推进了浙中黄帝医药文化的发祥。5000年来,兰溪人秉承黄帝、葛洪、黄初平“结丹长生,延年永寿”,诸葛亮“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遗意,药业“贸易半中国”,被称作“商战之雄”。宋代创办的惠民药局、明代开设的设训科、清代创办的“天一堂”“一元堂”药号和西药业公所、民国设立的中医专门学校,都是浙中医药文化的代表。宋明以来,遍及海内外的数百家药材行、药店,近万名药业从业人员、近百名名中医,为兰溪成为“南中国药材集散地”、“中国药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婺商文化的特色

义乌拨浪鼓文化、永康五金文化、东阳百工文化和兰溪丹药文化为代表的婺商文化,体现了其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技艺性、创新性、开放性的鲜明特色。

1、技艺性

“艺商”是婺商文化的最大特色。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婺瓷、金华火腿、金华酒、婺罗、东阳木雕等。婺瓷从东汉时兴起,到宋以后逐渐衰落。作为中国早期青瓷的典型代表之一,婺瓷自成一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制作工艺。金华火腿在宋代就已经闻名,明代成为贡品,不仅有着独特的腌制技艺和风味,而且还引发了相关饮食文化的兴起和众多文人墨客的歌咏诗赋。以白蓼曲酿造的金华酒以物质的造曲方法、优化的用曲技艺、复杂的酿造程序和出众的品质,在唐宋时就已跻身名酒之列,元时被官府定为米酒酿造“标准方”,明时更是广泛流传有“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之说”,成为当时字、酒、棋、文四绝之一,其酿造技艺堪称我国古代早期米酒酿造技艺的典型代表和完整文化遗存。婺罗是宋元时期有名的丝织品,为金华地区所独产,一度产量巨大,运销各地。东阳木雕是一种以平面浮雕为主的雕刻技艺,位居全国四大木雕之首,已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保护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

2、创新性

婺商是一个勇于创新的群体,其在传统工艺上的创新,为人们所公认,其在制度的创新上更是闻名遐迩。1790年,兰溪祝裕隆布店首次委托“外人”经营商铺,并成立董事会(祝氏八房各派出一名代表),推举董事长(主事人),委托总经理(经手)经营。除年终由主事人听取经手的经营状况报告,决定经手的去留外,平时一切经营权、人事任免权、奖惩权,等等,均由经手行使,祝氏家族一概不加干涉。体现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两权分离”制度,据考证比西方还要早51年。当代婺商继承了古代婺商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优秀传统。如倪捷在2002年提出“学习海尔 创新绿源”,当时就自封为公司的首席学习官,向员工推荐阅读《第五项修炼》,并且开始试着建立企业的学习制度。如尖峰集团掌门人杜自弘的“半步哲学”理论、徐文荣的“社团经济”理论、星月集团总裁胡济荣的“加减法”理论等。在“2007浙商创新大奖”中金华籍的浙商就占了十位中的两位。

3、开放性

就古代婺商而言,主要是行商为主。无论是 “义乌一面鼓”、“永康一只炉”、“东阳一把斧”、“兰溪一剂药”,都有走南闯北、走街串巷、走村串户的特色,形成了婺商“走南闯北、四海为家”的特性。也正是婺商的行商特点,使他们能主动走向市场去参与竞争,勇于走南闯北去寻找商机,无所畏惧地跨出国门去开拓国际市场,凭着自强不息、甘于吃苦的精神,硬是在一个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地方培育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培育出了全国最大的五金市场,成就了“建筑之乡”。

三、各具特色的八婺商业

八婺大地,人杰地灵,婺商文化,绚烂多彩,与之相对应,八婺商人根据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行业。

1、“义乌一面鼓”

“义乌一面鼓”,说的是义乌的“敲糖帮”。其始于清朝乾隆年间,“敲糖帮”在当时义乌全县已约有糖担万副,开始形成了“鸡毛换糖”的交易特征。据了解,“敲糖帮”的活动范围在浙江、江西、湖南、广东、江苏、安徽等省的山区农村。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商帮,如船帮。清人窦镇在他的《兰溪竹枝词》当中写道:“义乌老少尽堪怜,个个撑篙齐用肩。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还停船。”可见当时的义乌人就在兰江上以撑船为业。这些义乌人在与各路商人的频繁接触当中,在逐渐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学会了经商之道,先后发展了为航运业做配套的牵索和麻袋、糖坊、炒货、箱包等25个行业。他们在兰溪建立了“互助互济”的同乡会和会馆,出现了杨镜华、丁承贤、冯光登、丁光银等一代巨贾名商。

2、“永康一只炉”

“永康一只炉”,说的是永康的五金工匠。从“黄帝铸鼎”开始,永康积累了金属冶炼、打制的工艺知识,被认为永康五金产业发展的历史渊源。从那时起,永康的先民就踏上了艰辛的五金之路,大批男性公民从十多岁就开始学艺,做银、铜、铁、锡匠。千工百匠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他们肩挑百斤行担,终年走村串巷,补铜壶、补铁锅、铸铜勺、铸饭叉、打菜刀、打锡瓶等,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留下了“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的佳话。其中又以打铁匠居多,据永康县志记载(见表1),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永康有打铁匠5293人,到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有打铜匠2647人,打锡匠1441人。

3、“东阳一把斧”

“东阳一把斧”,说的是东阳的百工队伍。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建造的南寺塔内的佛像,长18.7厘米,宽4.2厘米,用枫木镂空雕成,是现存的早期东阳木雕代表作。据1993年版的《东阳市志》记载,东阳建筑工匠,明代前多供饭点工或包工,明万历年间出现承揽建筑劳务。清嘉庆、道光年间400多名东阳木匠、雕花匠参加北京故宫修缮。民国初期,工头、师傅、普工,组建“老师班”,或承揽工程,或开设作坊。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东阳木雕艺人200余人受聘于杭州仁艺厂。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仁艺厂的东阳木雕箱架、书箱获大奖章,室内陈设木雕工艺品获金牌奖。民国九年前后,上海陆续开设东阳木雕作坊和店铺30余家,有东阳木雕艺人400余名。民国十七年,夏楼人楼发桂在杭州开设楼发记营造厂,最兴旺时泥木工近千人,营造级为甲等,承建的学校、杭高科学馆、省民众教育馆等颇负盛名。同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调查,东阳外出谋生的各类工匠82473人,其中房屋建筑和路、桥工匠居多。前,东阳木雕艺人400余,陆续涌入香港。木雕产品发展了睡房、客厅、餐厅中的家具和摆设。民国24年前后,部分木雕艺人从香港辗转马六甲、吉隆坡到新加坡。1952年6月,吴宁镇人,旅台同胞杜齐星创办“中国艺术雕刻木器有限公司”。1954年在基隆、台中设分销处,在高雄设门市部。

4、“兰溪一剂药”

兰溪中药业,源远流长,尤以西诸葛药业为最。宋末元初以来,诸葛村以传统的中药业,使兰溪与浙江慈溪、安徽绩溪合称“三溪”,称雄江南中药市场700多年。相传清乾隆帝曾为诸葛氏在苏州开设的文成药号亲笔题写匾额。诸葛村,习业者大多遵循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治国、良药医民”之古训,人人习药成风;伤风咳嗽,妇妪皆知用药;三尺之童,多能背诵《药性赋》、《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医药典籍。清咸丰之后,村中男丁经营药业者占半数,或开药店,或创药行,或当老板,或做药工,或挂牌行医,和衷共济,因袭相传。村中从业四代以上的中药世家达17户。自明、清以来,近及江浙,北上京、津,南达闽、广,远至港、台,均有诸葛氏子孙开设的中药行店和药商往来,形成了享誉大江南北,以诸葛氏为主体的“兰溪药帮”。据1947年统计,诸葛村人在全国各省、市、县、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中药行店达200多家。

据兰溪药商后代回忆,民国之前,除了张如泰、三益堂、鲍太和等少数行号以外,当地市场基本上被兰溪药商所左右,最著名的要数“天一堂”。天一堂创建于清同治年间,创始人诸葛棠斋先后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设了分行。其子诸葛泰先后在上海开设了“祥泰”药行,杭州开设了“同丰”运输行,得到了空前发展,同时在上海、广州和香港三地分设祥源庄药号,成为经营国内中成药和洋药材进出口业务最大商。

(注:本文为金华市重大委托研究课题《婺商的历史传承与时展》。)

【参考文献】

[1] 杨鸽声:研究婺文化 增强金华综合竞争力[N].金华日报,2006-12-18.

[2] 陈学文:浙商的历史溯源:地域、时段、人文基因的交互融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4).

第8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当时国家的政策无论在经济、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都是非常开放的。这种开放的政策无疑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的传入亦是其交流之一。唐朝，佛教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中国的文化特征，成为具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佛教，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教。

 

杨荫浏先生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中对唐代寺院内的民间音乐表演场所做出以下论述。

 

在封建社会中，名义上作为宗教中心的寺院，往往同时也是人民借以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借以进行娱乐活动的游艺场所。

 

寺院本是佛教信徒的朝拜之地，唐代寺院内的民间音乐表演场所是其在宗教活动中派生出来的固定区域，寺院的本质功能是宣传自己教义和表示对神的崇拜，其内的民间音乐表演场所只是寺院的附属功能。

 

(一)上有好者，下必甚之

 

唐代的民间音乐表演场所之所以会选择在寺院，应与当时的君主对佛教的信奉有密切联系。

 

如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649在位)、玄宗李隆基(公元712-755年在位)等唐代20个皇帝除唐武宗外，各个信奉佛教。他们无论在寺院建置，经典的置办以及佛经的翻译，佛教礼仪与文化的提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佛教音乐文化的倡导者、支持者和传播者，都对佛教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君主大多信佛，君主的信仰无疑会影响到和他们关系甚密的王公贵族，根据《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记载王公贵族的佛教生活主要有：立寺修塔院、舍宅为寺、写经造像、持斋念佛、诵读佛经。

 

由此可见，当时的君主对佛教的信奉与重视程度之深，使之王公贵族也成为佛教的信奉者与传播者，亦说明佛教在唐代的影响之

 

广。然而他们信奉佛教的一些举措影响了平民老百姓对于佛教的信奉，这也就影响了民间音乐地点上的选择。

 

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曾记载贞元年间段善本与康昆仑比赛琵琶技艺，当时的康昆仑为琵琶第一手，而庄严寺的和尚段善本装为女子与其比赛，后以精湛的技艺赢得比赛，幷拜之为师。

 

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楓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郾之胜。

 

寺院内僧人有一部分是先从民间学会了许多技艺，后来才入道的。这说明，在寺院中有些僧侣们，他们同样也拥有高超的音乐技艺。(对照原书)

 

(二)寺院的吸引

 

有人会认为寺院内的音乐都较为之特异，一般平民老百姓怎么会接受其音乐呢?这是因为唐代寺院内音乐的世俗化与大众化。在南北朝时期，其音乐已经逐步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了，比如说唐代的一种民间音乐表演形式一一俗讲。在唐代俗讲属说唱一类，是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一种讲唱方式，深受老百姓喜爱。

 

唐代诗人姚合与韩愈的诗句中曾提及到俗讲一事。

 

“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从这些诗句中的描写亦可看出当时俗讲此种艺术形式对当时各个阶层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唐代，有“戏场”这一说法，即演出歌舞百戏杂技之场所。当时的戏场多设在寺院内。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

 

其中，慈恩、青龙、荐福，永寿都为寺院之名。其内的表演形式也非常丰富，致使当时的王公贵族也被其吸引。

 

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弟顗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皇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

 

同时，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文化与娱乐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故常常借以寺院的发动的节期和庙会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那么庙会的活动就成为当时老百姓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早期的庙会只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而后，随之经济的发展，庙会逐渐融入商业气息，后演化为商品交易场所。庙会在隋唐时期，相对于之前的朝代是有增无减，在一些比较大的宗教节日时期，庙会的活动更是热闹非凡。

 

综上而言，佛教音乐之世俗化与大众化随时随地影响着唐代老百姓与王公贵族的生活，这也为当时的民间音乐的主流地点设于寺院打下很好的群众基础。

 

(三)城市的禁锢

 

唐代民间音乐文化之所以没有宋展的那么成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老百姓之间无论是文化还是商品之间的交流都是比较缺乏的，这与当时的宵禁、坊市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议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

 

宵禁制度是唐代的城市制度之一，其意为夜晚的禁鼓声想起，便禁止出行。“犯夜”一词指的是罪行的一种，说明晚上出行是要受要处罚的。唐代城市特点为封闭性强，便于控制。当时居住区称坊、商业区称市，如唐代长安城中有东、西二市。其坊与坊之间又封闭起来，坊外的街道不能有商铺，也不能有百姓居住。

 

上述为唐代民间生活与城市制度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严格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缺乏交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非常寂寞，他们急切的需要一个场所来满足他们的交流。

 

既然城市的禁锢程度这样之深，那么寺院内的娱乐活动又为什么可以这么频繁的进行呢?唐代的寺院中的僧人亦称之为“坐食阶级”。

 

坐食阶级，因出入禁中，日与皇帝接近，不独人民，不敢睨视，即官吏，亦不侮辱。

 

因唐代的王宫贵族对佛教非常的崇拜，故对僧人的待遇也甚之深厚，终而导致僧人不守清规，目无法纪，故寺院内的娱乐活动异常的丰富。在当时政治的影响下，寺院就成了当时老百姓交流和娱乐的场所。

 

二、宋代民间音乐的主要表演场所一瓦子

 

公元960年初，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推翻当时的政权，结束了五代封建割据局面，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宋朝在恢复经济方面有了很多新的政策，使当时的文化和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

 

大城市的城里城外，适应着商业的需要，产生了许多商品交易的集中点，称为瓦子，瓦舍或瓦市。

 

宋代民间音乐表演场所勾栏瓦肆的出现是因为工商业的繁荣与平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经济主体从唐代的贵族庄园经济时代转变为宋代的平民经济时代，随着宋代平民音乐的蓬勃发展，使之其在活动场所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_)发达的商业

 

宋代瓦子的出现和当时的商业的日益兴盛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促进商业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背景的转变，宋代的君主不像西汉以来的君主一样轻商，商人可以入仕途，他们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商人只要纳税，就可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和场所，与住宅区互相交错。……宋神宗时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宋徽宗时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南宋临安府的夜市，营业时间更可延长到四更。

 

这说明，在宋代，之所以商业会发展，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经济方面的新举措，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影响了当时民间音乐表演场所的建立与发展。

 

(二)活跃的艺人阶层

 

瓦子能在宋代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音乐表演的商业性与艺人的职业化。许多艺人把这种商业性的演出当做是一种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他们为了能提高自己的收入，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那么，他们的这种职业也日趋走向职业化，他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展示他们的技能，以此营利。这就催生了瓦子是不断扩大和发展，以至于最后成了艺人们的专业演出场所。

 

宋代乐伎已面向着远为广阔的活动场所与更多的服务对象，而非以自己的乐艺为个别恩主装门面，夸耀于人众。这是一种解放。

 

宋代的乐妓活动，比之于唐代，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即宫廷中的乐妓不再处于整个社会乐妓活动的主要方面，最优秀的和最出名的乐妓不在宫廷而在民间。”

 

就比如说宋代瓦子艺人中有北宋汴京瓦子中的名妓李师师，他们演出的费用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受到了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的怜爱。

 

此时，师师已知道赵乙正是当今皇上，且其间徽宗曾派宫中内侍张迪赐师师蛇跗琴，及白金五十两。

 

以上说明了瓦子中艺人的优秀性和表演艺术的精湛。在这些艺人中，还有一些是农村的艺人进入瓦子演出。

 

在汴京瓦子中创造出大型说唱音乐诸宫调的孔三传就是来自山西泽州(晋城)的民间艺人。

 

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瓦子中间，这说明了城市的瓦子应是当时民间艺人最理想的去处，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表演才能和农村最有特点的民间艺术风格在瓦子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三)繁盛的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的兴起是宋代音乐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它也是宋代音乐的发展主流与本质之所在。它的兴起引起了一系列宋代民间音乐的产物，那么瓦子也是其产物之一。

 

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谓之真正之戏剧起源于宋代，无不可也。

 

据《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末年汴京瓦子中与音乐有关的艺术形式就有小唱，嘌唱，诸宫调，杂剧，舞旋，影戏，说诨话，杂扮，叫果子等。这些艺术形式绝大多数都是宋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市民文艺特征。

 

这就是瓦子里表演的音乐艺术形式，有很多表演形式都是从宋代才开始流行的。瓦子就是民间音乐的主要载体之一，它与民间音乐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民间艺人们在瓦子里发挥他们的才能，并且艺人们的在瓦子里的相互竞争，从而提高他们的才能，而瓦子也因为音乐形式的不断增多和艺人们的不断增加而扩大和发展。

 

三、唐宋民间音乐表演场所的比较

 

从唐至宋，民间音乐表演场所从寺院发展至勾栏瓦肆，从“据点中心”转向“区域中心”。这种转变过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以下做以论述

 

(一)城市制度的变化

 

唐代的坊、市制度到宋代的坊、市制度的转变这一过程，使老百姓的商品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使了瓦子的出现和发展。

 

但是从唐朝中期开始，在各坊内部已不断出现了‘侵街’现象。所谓侵街，就是居民将自己的住房向外扩展，侵略了坊内的街道有些甚至在坊墙上向坊外街开门。

 

这种现象说明了当时的经济交换体制己经满足不了老百姓的欲望，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来促使经济交换的更加频繁，那么，这里所说的“行为”，笔者认为就是音乐论坛

 

“寝街”现象。当时这种现象还受到当时政府部门的阻挠和制止，但都没有什么成效。当时的“寝街”现象对当时的坊里面的制度有很严重的影响，这应是导致坊里面的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宋代，这种制度就完全崩溃了。

 

宵禁制度的崩溃则是在晚唐便用所体现。

 

有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这时的夜市只在少数的商业区出现，其功能也只是达官贵人纵情声色的场所。到之宋代，皇帝对于夜市的营业时间也有所放宽。

 

宋太祖赵匡胤曾诏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

 

夜市的概念也随之深入化与平民化，其市场成为老百姓夜间进行商品交易与娱乐活动的专有区域。

 

(二)音乐表演形式的变化

 

在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中把唐代寺院里的音乐场所划分为三个主要场所，即歌场，变场和戏场。歌场，就是表演歌舞的场所。变场，是寺院里面举行俗讲，说唱变文的场所。戏场，指都市中演出百戏杂技歌舞的场所。

 

从这三个场所里面可以看出当时寺院里的音乐形式的概况。歌场，便是歌舞音乐的场所，是艺人表演歌唱才华和舞蹈才华的地方。变场，是说唱音乐的演出场所，其主要的音乐形式是俗讲与变文。戏场，则是歌舞百戏的演出场所，所含音乐形式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在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对戏场中的演出形式有这样的转述：

 

《宗镜录》卷三引《大宋吴越国慧日永明寺主智觉禅师延寿集》说：

 

如《楞伽经偈》云：心为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五识为伴侣，妄想观伎众。如歌舞立技之人，随他转拍，拍缓则步缓，拍急则步急。如彼伎儿，取诸乐器于戏场地，作种种戏。心之伎儿变复如是，种种业化以为衣服。戏场地者，谓五道地。种种装饰，种种因缘，种种乐器，谓处境界。技儿戏者，生死戏之，心为伎儿种种戏者，无始无终，长生死也。

 

有随拍起舞的舞者，有取诸种乐器演奏的奏乐者，有化妆，有装扮，有故事表演。

 

楚州医士徐智通夏夜在外乘凉，偶尔听到桥上有人说话，商量‘明晨何以为乐?一个说：‘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吾较技耳。一个说：‘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次日徐去龙兴寺观看，见到‘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众。

 

从这段文字记载中看出，戏场里的演出形式比较广泛，有舞者，有吹奏乐器的，有故事表演等。而且文字后段记载的“较技”和“负贩戏弄”都应该属于杂技表演，那么当时所有的歌舞百戏都应该包含在戏场里。

 

在宋代的瓦子里的演出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据《坊墙倒塌以后一一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中描写，在众多演出形式中，有几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绳技、冲狭技、蹬技、驯兽和杂耍在宋代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唐代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影响，所以它也限制了民间音乐的发展，导致唐代的民间音乐发展的非常缓慢。

 

以上是两个场所音乐形式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宋代瓦子里的音乐形式比起唐代寺院里的而言，无论是形式的多样化还是演出形式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进步，这也为民间音乐场所的变迁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随着民间音乐形式的增多，社会不得不孕育出新的产物来承载这些音乐形式，那么瓦子的出现符合了这一规律，这也是民间音乐场所变迁的原因之一。

 

(三)所的设施与规模

 

中国神庙里的戏台和戏台周围群众的观演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环境，这应该是中国最初剧场的雏形。到了宋代，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繁荣，社会的商业平民阶层队伍的不断扩大，市井娱乐的不断发展，真正所谓的剧场勾栏瓦肆便形成了。

 

笔者认为在这两个民间音乐活动场所的转变过程中必然有其联系，这种所谓的联系则具体体现在设施与其规模上。

 

戏台，神庙里的戏台最初是由露台改形而来的，而唐代寺院里的戏台在《中国古代剧场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唐代寺庙戏场里有无戏台，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但敦煌壁画里可以见到许多设在寺院大殿前面供表演歌舞用的露台，四周围有栏杆，这应该就是戏场的表演台。”

 

到了宋代，戏台这种演出场所则延续了下来，在勾栏里得以发展，并成为了其中演出的戏台。

 

在杂剧《蓝采和》杂剧描写洛阳勾栏梁园棚里演出的情景，其第二折说‘戏台上呼我乐名。第三折说‘再不去戏台上信口开河。说明勾栏里有戏台的建筑。

 

随之戏台的发展又有了许多新的设施随着戏台的专业化而产生。戏房，戏台的后面有戏房。

 

宋代南戏《张协状元》第二十三出：‘净在戏房作犬吠。第三十五出：‘生在戏房唱。第四十一出：‘(叫)婆婆。(净在戏房内应)谁谁?’戏房通往戏台的通道为‘古门道’。”乐床，戏台上设有乐床，“《蓝采和》第一折：钟离权闯入勾栏，登上戏台，‘做见乐床坐科。乐床是用来放置乐器的。

 

观看环境，唐代寺院里的观看环境主要是在戏台的四周，当时寺院里的建筑设计是没有考虑观看场地的，没有固定的观看场地，人们分布在戏台的周围，但是，在这里要注意到，寺院里戏台的主要演出对象不是人，而是娱神，观众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一般在正对着神殿的一面应该不允许人们停留观看，应是给神的享用的。

 

宋代，观看环境朝着舒适方向发展，因为只有舒适的观看环境演出者才可以增加收入。据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中记载，勾栏瓦肆里的观看环境主要分为神楼、腰棚。神楼和腰棚都设在坐席，神楼一般认为是居中正对戏台而位置比较高的看台，腰棚是从戏台开始向后面逐渐升高的看台，它对戏台形成三面环绕的形式(戏台后面有戏房，所以只有三面)其后排座位可能一直高到接唐代民间音乐形式宋代民间音乐形式

 

歌曲类曲子叫声，嘌唱，小唱曲子(发展，广泛流传)唱赚，赚，男女杵歌

 

说唱音乐类说话，俗讲与交文说话，鼓子词，诸宫调陶真，崖词

 

器乐类器乐合奏大乐，细乐，清乐，小乐器，独奏马后乐，番部大乐

 

戏曲类萌芽形态(如参军戏…)杂剧，院本，南戏(傀偏，影戏，杂扮)

 

歌舞类胡舞、拟音舞、假面舞、盘舞队舞，舞旋，舞剑，舞判扑蝴蝶，鞑靼舞，舞番乐勾栏棚的顶部，腰棚和神楼应该是连接的。

 

《庄家不识勾栏》用一个没见过勾栏的乡下人眼光来描写它的内部情况说：

 

要了两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園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颇却是个人旋窝。

 

“钟楼模样”的就是神楼，而“层层叠叠团園坐”的“人旋窝”则是腰棚。

 

把这两个时代的戏台和观看环境做出对比，发现这些设施的改变逐渐的复杂化和人性化，场所也逐渐的商业化，到宋展成为专门的和独立于寺院的演出场所，这也是标志着中国剧场的正式形成期。

 

四、结语

第9篇：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 市场细分 消费者

1.引言

市场细分是企业实施差异化营销的基础，一般地，市场细分多采用人口统计变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者需求层次不断提升。消费者不仅关心产品使用价值，更关心产品的文化内涵，产品变成某种象征的一种载体，消费逐渐变成了符号消费。基于此，区分消费者不仅从经济角度分析，更应该从文化视角考察，以文化差异区隔消费者，实施文化营销。

2.消费者需求差异性是文化与购买力各自作用的结果

营销学中需求等于“购买欲望+购买力”。购买欲望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动机、愿望和要求，基于人类维持发展生命而产生，是因消费者心理“缺乏”而体现的出意向、愿望，是人的一种天生属性。购买欲望决定于消费者的需要和购买产品的预期利益。

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是内外环境的客观要求在头脑中的反应。消费者需要总是指向某种东西、条件或活动的结果等，形成需要的这种指向取决于两个因素：①市场上的商品或服务。心理“缺乏”的满足内容与方式决定于现实生活中能提供什么，人们不会超越现实而寻求心理“缺乏”的满足。②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缺乏”的满足受制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作用于消费者，使消费者形成偏好。

文化差异性一般表现为利益观的差异、价值核心的差异、对待传统习俗的态度的差异和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等，导致人们思想、认知、情感、信仰、行为等各不相同，因而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不一样。文化差异性对需求的作用表现为：①需求内容（即满足需要的内容）上的差异。满足同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其指向是不一样的，偏好也不一样。②消费文化的差异。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影响其购买决策因素、购物的目的、消费方式、对品牌的要求、购物选择习惯等各不相同。③消费行为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化差异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影响认知需求，影响消费者对于信息的搜寻行为和产品替代方案的评估，影响购买行为。

因此，分析市场，一方面要考察消费者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考察消费者的文化背景。综合考虑购买力因素与文化因素，科学进行市场细分，准确选择目标市场，制定合适的文化营销策略。

3.文化差异细分市场的标准选择

文化差异性也以理解为文化的多样性。从民族、国家或地区看，文化差异性主要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矿藏资源等客观因素以及历史文化积淀、外来文化的影响等。从社会个体角度看，文化差异性除了其本身文化背景外，还源于教育、社会身份（或角色）等因素。

文化差异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消费者；文化差异决定人们思维方式，直接作用于消费者。文化差异通过这种直接与间接的作用，使消费者具有明显差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包括行为方式），也使作为社会人的消费者因社会身份、社会阶层不同等而具有明显差异。因此，以消费者价值观、社会身份、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为依据细分市场，能够更好地全面满足消费者物质和文化需求。

3.1价值观细分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对其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

价值观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系统。德国哲学家斯普朗格在《人的类型》一书中提出了六种类型的价值取向：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人据此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用于测量和研究价值观。下面是六种价值观取向的人的特点。

①经济型。以有效和实惠为中心的价值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实惠的就是最有价值的，具有务实的特点，追求财富，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

②理论型。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理性价值的人把追求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具有智慧、兴趣，求知欲强，富于幻想，重视用批判和理性的方法去寻求真理。

③审美型。以外形协调和匀称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把美和协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追求世界的形式与和谐，以美的原则如对称、均衡、和谐等评价事物。

④社会型。以群体和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把为群体、他人服务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热心权利、影响和声望，喜欢支配和控制他人。

⑤宗教型。以信仰为中心的价值观。认为信仰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最高的价值是统一和整体，相信神语和命运，寻求把自己与宇宙联系起来。

⑥政治型。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一类型的人把权力和地位看得最有价值。

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行为取向和需求，可以依据价值观的类型将市场分为不同的子市场，采取相应的营销措施。

3.2社会身份细分

身份就是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标识、社会属性及其社会位置。中国是个讲究身份的国度，国人总是带有身份制的行为倾向，或者要做的行为与这种身份制不符、有冲突时，行为主体会产生心理不适，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身份为重。身份不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甚至也成为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因素。

身份情结影响不同身份消费者的需求。从消费心理角度看，产品逐渐成为一种符号，符号消费与消费者身份构建和社会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人们在购买某件具有符号意义的商品时，购买者将物品的使用价值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件物品能给他带来的现实与社会意义。同样身份的消费者需求具有相似性，不同身份的消费者，需求具有差异性。

中国古代社会身份制度主要体现在君权、父权和夫权上。社会变迁，身份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可分为户籍身份、劳动人事档案身份、单位身份、职业身份等。

①户籍身份。即依据户籍所在地进行划分，包括城乡居民。城镇又分为大、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根据工作地分为留守人员、外出务工人员等。

②劳动人事档案身份。干部和工人，其中干部分为党政机关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非公务员），行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

③单位身份。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不同性质企业等。

④职业身份。包括自由职业者和单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般人员等。

3.3社会阶层细分

社会阶层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为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由于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支出模式上的差异、休闲活动上的差异、信息接收和处理上的差异、购物方式上的差异等。

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献中在分层问题上使用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概念。陆学艺教授等将改革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级、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对于市场上的现有产品和品牌，消费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们归入适合或不适合哪一阶层的人消费。当然，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处于某一社会阶层的消费者会试图模仿或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因此，依据社会阶层进行市场细分后，在具体制定营销策略时，应该考虑这种情况。

3.4生活方式细分

从消费者行为视角分析，生活方式一般指人们的物质资料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等内容，即人们花费时间和金钱的类型，它通常反映个人的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生活方式是人的“社会化”一项重要内容，决定了个体社会化的性质、水平和方向。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活方式不但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往往对某一生活方式的特定形式发生直接影响。而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制度，则规定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的社会类型。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政治法律、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也从不同方面影响着生活方式的具体特征。人们的具体劳动条件、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教育程度、闲暇时间占有量、住宅和社会服务等条件的差别，使同一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职业群体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形成明显的差异性。

对生活方式可从多种角度作类型学分析。①按主体的层面不同可划分为社会、群体和个人三大类型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生活模式的总体特征。群体生活方式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各职业集团，以至家庭生活方式等庞大体系。某一社会、群体、个人生活方式是该社会中生活方式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表现形态。②按生活方式的不同领域，可划分为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宗教生活方式等。③按不同的社区，可分为城市生活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两大类。④按时代特征，可分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传统社会生活方式。

4.结束语

市场细分的关键在于细分标准的确定。文化的要素很多，基于文化差异细分市场相应地也有很多可选择的标准。但是从影响消费者需求差异性及细分的可行性角度看，价值观、社会身份、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当然，四个可选择的标准本身也包括很多内容，细分市场时应结合企业营销战略及营销内容的需要，确定最佳的细分标准组合。

基金项目：武汉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商业文化研究所项目。

参考文献：

1.余妍，中国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与社会身份建构――基于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符号消费研究〔J〕，海外英语，2011（5）。

2.王立平，身份――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5）。

3.阳翼，“生活方式”研究综述：一个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8）。

4.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的新趋势〔J〕，科学社会主义，2004（1）。

5.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