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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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现代科学范式

1.1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2.4.2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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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斯蒂芬·霍金著：《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导言。

〔15〕〔16〕英戴维斯，布朗合编，《原子中的幽灵》，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106，129。

〔18〕吴国林：以概率确证审视气功“特异功能”之真伪，《气功与科学》，1998，（1），14。

〔22〕J·F·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theUniversityofMinnesota,1984,pp.60。

第2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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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Breakthroughs in Modern Chinese Acup-Moxibustion Science

Wang Yongzhou (Gan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TCM, 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Laboratory acup-moxibustion science, holographic acup-moxibustion science and knifeneedle science are three new sciences having own style. They all have developed and set up on the basis of acup-moxibustion science in recent years, and maintained fresh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ories and have continuous developing potential, and mix together with composition and methods of modern sciences; they have formed own more mature ways and method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hree sciences and their sub-sciences construct main framework of modern acup-moxibustion science, and provide rich thinking and methods for study of acup-moxibustion science and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up-moxbustion science.

［Key words］Acup Mox Science/devel-tend; Laboratory Acupuncture; Small Knife Needle; Holographic Acupuncture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针灸界正悄悄兴起一场现代化的革命，业内外人士运用现代医学及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对针灸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期望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全面的将传统针灸学进行科学的阐释并揭开其实质，今天看来也许离我们的预期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但这种努力不仅提高了针灸在世界的知名度，大量的研究也使得针灸学的理论越来越清晰，实践的精确性也有所提高，并逐步与现代科学相接轨，为我们研究针灸学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可行的方法。在诸多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在实验针灸学、全息针灸学、针刀学这3个方面，已经初步总结形成了新的学科理论及相应的实践，与中国针灸学传统的理论实践相比已经有实质性的突破。

1实验针灸学

实验针灸学是以现代科技手段及语言全面研究阐释针灸作用机理和应用技术的新学科。20世纪50年代中外学者开始进行穴位结构功能与经络实质的研究，从此拉开现代针灸的序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针刺麻醉的开展，把针灸作用的现代机理研究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在针刺镇痛的作用机理研究中发现，针刺镇痛是针刺激发穴位深部感受器所产生的神经冲动，经Ⅱ类、Ⅲ类神经纤维传入中枢，一方面可在脊髓水平抑制痛信号的传递，另一方面上传至脑，通过相应核团群――内源性镇痛系统，对疼痛信号的传递或感觉起调制作用。针灸的免疫防卫作用研究表明，针灸是通过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这一环路的调节和控制而得以实现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是调节机体内各种功能以维持内环境相对稳定的两大信息传递系统，而免疫系统功能除受本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外，也接受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换而言之，针灸能产生相应的免疫功能及效应是以神经内分泌为基础的。针灸对各系统的调节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内容，大量研究证据表明，针灸对机体各器官、系统功能有显著的双向性、良性调整作用，这是针灸治疗机体各种疾病的作用基础，研究这些调节作用的基本特点、发生条件、作用范围和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阐明针灸治病机制有重要意义，对提高针灸临床疗效也有积极作用，这方面的内容也最多，有些研究的水平已经达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针灸作用原理同现代科技相结合，研制开发出形色各异的仪器设备，如脉冲电针仪、激光穴位照射治疗仪、微波针灸仪、红外线灸仪、穴位探测仪、手法参数测定仪、针灸电脑诊疗仪等，这是针灸工具走向现代化的象征。实验针灸学的形成标志着针灸学术开始与现代科技相接轨，在进入高等院校后也正式宣告了针灸乃至中医教育无实验课程历史的结束。

目前，实验针灸学尚存在的问题是，提出的观点及假说太多，能上升为理论的太少；理论和技术上，以模仿和移植现代科学模式为主流，而真正使传统和现代、中医和西医相互有机融合渗透的内容不多；研究理论、手段方法及评价标准西医色彩过浓，对传统针灸可能有失公允；与针灸临床实践有些脱节，对针灸临床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及能使针灸医生真正感兴趣的新理论太少。

2全息针灸学

全息生物学是研究全息生命现象的科学，这是一门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在1986年正式提出，他借用了物理学激光照相的“全息”概念来描述生物界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即生物组成部分的生物学特性与生物整体相似，相对独立部分贮存着整体信息，是整体在局部的相对缩影。由此派生出“全息元”“全息胚”“生物全息律”“全息相关度”“穴位全息律”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学说、理论，并创立全息生物学这一新学科。全息生物学产生于我国绝非偶然，中医学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已经论述了人体整体与局部之间、人体与外环境之间、脏腑与体表之间在生理、病理、诊断诸方面的全息相关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其病也”，“肝开窍于目”，“脾其华在唇”。中医的整体观念中包含着全息的萌芽，当然这只是笼统自发的，而全息理论的提出则更加具体、有序、完善、系统，可以说是对中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发展，它强调人体中的某一部分(全息元)包含着整个人体的缩影，也就是整体的全部信息这一特殊功能，而不是强调局部(全息元)的具体形态及存在形式。它的研究思想明显有别于以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形态功能学研究方法，也就是目前在生物学、医学研究中的主导方法。它认识到许多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和规律。

由于生物进化历程由水生到陆生，由简单到复杂，由辐射对称到两侧对称这些基本规律的制约，陆生环境的复杂化、多样化，使动物乃至人体的头部越来越发达，感官越来越集中，以提高机体适应外环境的能力，人体的头部是包涵整体信息最为集中的部位，也是全息医学乃至所有医学研究的重点。头面部也是微针系统研究取得成果最丰富的部位，如头针、耳针、眼针、鼻针、面针、舌针、口针。同时也出现研究成果多样化的局面，仅头针就有方氏、 焦氏、顾氏、朱氏等数家；耳针也形成国内、国际不同的流派，研究深度已到了耳甲艇、耳甲腔、耳垂等次级全息元水平，穴位已经出现了套叠。头针、耳针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逐步走向世界，头穴、耳穴分别由WHO制定出国际标准化穴位图。此外，临床上广泛使用的还有手针、足针、腹针、背针等方法。全息生物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使以往分散无序的微针疗法，有了理论根据和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借鉴微针学的丰富实践及大量可重复案例，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人体具有全息特征这一基本生命属性。

全息针灸疗法毕竟属于反射疗法，旨在激发和提高人体自身的调节整合功能，当疾病的病理状态超出人体自身调节的可能范围时，疗效就会受到限制，因此，对适应症及疗效评价一定要公正客观，这将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微针全息系统是针灸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现在的针灸学教材中占的份量并不重，归纳也不到位，有的列为特殊针法，有的则放在腧穴部分，我们认为应该独立成章或编写专门的《全息针灸学》，因为它的学术早已突破传统的针灸学。在理论上，经络学说对其指导意义远不及生物全息学说，微针系统取穴也早已突破传统腧穴学的365个穴位范畴，针法也比传统的刺灸法简单易行。而在国际上，微针疗法的研究和应用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及临床上的简单实用，使微针疗法近10来年蓬勃发展，相信这一切绝非偶然。

3针刀学

针刀是各种带刃针的总称，它起源于古代的“九针”。它是将中医的针灸针与西医的手术刀有机的融为一体，将传统的穴位刺激上升为现代点式手术，从而使针灸的针刺术发生了质的变化。针刀学在理论基础上也与针灸学有所不同，后者以经络、腧穴、针法灸法为指导，前者以解剖、生物力学、病理、阿是穴理论、影像诊断学为理论根据。小针刀疗法的实质是一种高选择性的点式微创手术，它的术野比现行的微创外科手术要小的多，皮肤仅有针眼大的创伤，其机理也与一般外科的切除等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过直接松解切割无菌性炎症所致的粘连、瘢痕，调整骨及附着软组织(韧带、肌腱、关节囊、滑膜)的应力 (拉应力、压应力、切应力)，迅速缓解病变组织对神经血管压迫，改善周围循环，清除炎性介质及致痛物质，使疼痛、酸困、麻木及活动障碍等症状很快得到改善。它的主要适应症是各种软组织急慢性损伤，但近年来针刀适应症有向内科病及临床其他科扩展的趋势，特别是脊柱相关性疾病的针刀治疗经验和成果比较集中。但总体上，还缺乏较深入系统的机理研究。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高新技术手段对其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及探讨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我们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超微内窥镜技术与针刀疗法有机结合，把现代高科技手段引入针刀临床、研究、教学领域，拓展其学术空间，是对传统针灸学的发展和创新，也是针灸学与现代高科技的主动融合，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应用的广泛，我们期待针刀疗法能作为中医高科技，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针刀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但其基础研究的薄弱和理论体系的不完善，难以对其疗效作出准确和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这将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在临床治疗的规范化方面也不够严谨，使疗效难以得到保证，安全上也存在隐患；在教育培训方面也存在着周期过短、收费过高的问题，使许多学员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学科的合理归属，在政策、法规上的衔接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综述

第3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影视艺术 ； 综合性 ； 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182-01

影视的诞生与发展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出现电影、电视这两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就影视的技术性而言，它综合了光学、声学、电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技术成果，当这些现代科学成果不断地被迅速吸收到影视艺术的制作中，便使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与艺术语言日益丰富，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媒介，经过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共同构筑起令人瞩目的影视文化，而影视文化本身涉及到传媒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各种社会科学领域，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综合性文化，因此，影视艺术的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艺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

此外，影视艺术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它吸收各种艺术的长处和特点，丰富并充实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上。影视艺术综合了戏剧、文化、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中的多种元素。当这些艺术元素进入影视之后，便被融合改造，形成了影视的新特质，使影视艺术成为了一种可独立的艺术，影视艺术之所以能将其他艺术的精华吸纳到自身的系统中，固然是由于影视作为最年轻的艺术种类，它必须向其他早已成熟的艺术样式学习和借鉴经验，更重要的是，影视本身既是视觉艺术，又是听觉艺术，既是时间艺术，又是空间艺术，既是静态艺术，又是动态艺术，既是再现艺术，又是表现艺术，正是影视艺术自身的这种集大成、综合性的特点，使得影视艺术必须是一种集体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它将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美工、道具、服装、化妆、录音、音响等多种职能部门的艺术创造者集合在一起，在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共同完成摄制任务。

影视艺术还深受文学的影响，电影与电视从文学中汲取并借鉴了许多叙事手法和结构方式，文学融入电影、电视。构成了故事片、电视剧和电影专题片深厚的文学底基。影视艺术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剧本，影视文学剧本在整个影视艺术创作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继而，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对电影与电视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影视艺术向诗歌学习，产生了抒情性的诗电影，如美国的《金色池塘》，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我国的《黄土地》、《我们的田野》等。影视向散文学习，产生了散文电影或纪实电影。电影、电视向小说学习，产生了小说电影和小说电视，如苏联的《战争与和平》，我国的电视连续剧《围城》、《雍正王朝》等。

第4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批判学派 马赫 彭加勒 迪昂 奥斯特瓦尔德 皮尔逊 后现代科学哲学

Abstract：Although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 belongs to pre-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mong it the reasonable crux of a matter in classic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reserved， the ethos of modern science is reflected， particularly it includes compositions and essential factors of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logic empiricism neglected these post-modernist inheritances of though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scrupulously exaggerated these wisdoms oversteping the ages， and went to extremes.

Key Words：the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Mach；Poincaré； Duhem；Ostwald； Pearson；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批判学派 是活跃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学派（其对立面是力学学派或曰机械学派），是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其代表人物为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 。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虽然属于前现代科学哲学，但是它既是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因为其中蕴涵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向。

一、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

要揭示批判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向，首先必须厘清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在这里，尚须留意三点：“现代”一词在本文中往往也包括中文的“近代”之意，它们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modern；“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时间性的划分，毋宁说是思想倾向或态度方面的区别；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流派纷呈、观点驳杂，论者对它们的特征的概括只能用粗线条勾勒其要点。

菲力浦基彻指出，后现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四个教条是：观察的理论负荷；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或所谓的不充分决定论题（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信念的多样性；“行动者范畴”（actor categories）与历史写作，即叙述必须根据“行动者范畴”来建构：在讲述科学发展的历史时，一定要采取那种涉及到有关行动者的概念。这四个教条实际上意味着：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

德尔拉茨施认为，传统的或现代的科学概念坚持，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化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这样的概念赋予科学三个特征：缺乏任何预设或缺乏对科学过程的先验约束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把整个过程基于经验资料保证了科学的经验性；仅依赖于归纳的逻辑使科学必然是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存在独立的和客观的实在，从而存在唯一的客观真理（一个关于实在的正确的、总括的、包罗无遗的叙述或元叙事），我们每一个人在正确条件下都可以把握那种真理的独立的和自主的理性中心，科学从而具有优越的透视，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这样的观点是误导，它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入社会的、经济的、概念的、精神的灾难的边沿。在他们看来，经验的东西是人的自由构造，被有影响的社会权力驱使，而且仅被这些力量约束。在与人无涉的任何事物意义上的客观性被驱除。社会影响变得如此深入，甚至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合理性原来是在科学控制中流行的文化统治群体所偏爱和所主张的有局限性的特征。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坚持的科学实在论只不过“审美的”东西而已。

南希墨菲把支配现代性思想的哲学主题概括为三。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即知识只能通过那些无可置疑的基础性信念才能得到证明，这些信念是知识建构的基础。其次是语言的表象-表现理论（the representational expressive theory of language），即语言必须通过表象所指称的客体或者事实而得到自身的基本含义，否则它就只是表达了说话者的态度而已。现代思想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个人主义，这是一条通向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进路。墨菲把任何偏离上述现代思想中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思想模式定义为后现代思想模式，他集中考察了两个主要的后现代哲学立场：认识论上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他把奎因、波普尔、库恩视为整体论和反基础主义的代表，而后维特特根斯坦则是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先行者，他的主要贡献是：语言是生活形式，没有私人语言。

以上诸家以及有关文献中的见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依我之见，现代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强调科学的经验基础、理性品格、客观特征，并主张科学主义 （中性的和贬义的），而后现代恰恰与之针锋相对：消解经验、告别理性、抹杀客观、反科学主义。下面的论述，我拟围绕这四方面展开批判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意向。

二、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意向

批判学派并没有彻底抛弃现代科学哲学核心的科学概念，而是在坚持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冲淡和弱化，尤其是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性新颖见解——其中富含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向。

1）经验是科学理论的唯一源泉和根本判据，但经验并不是充分的。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程度不等地具有经验论的哲学色彩，或多或少地坚持经验在科学中的某种基础地位，但是他们在经验与理性、实验与理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在这方面，彭加勒的言论是比较典型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科学是用事实建造的。但是，实验并非总是可能的和充分的，收集一堆事实也不是科学。 实验和理论二者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脱离实验的理论总是空洞的，脱离理论的实验总是盲目的。 就连被视为实证论第二代头领的马赫，其经验论虽然激进和彻底，但并不狭隘和极端 。他完全赞同惠威尔的看法：事实和观念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是必须的——只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猜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 批判学派在肯定经验是知识源泉和检验科学理论的根本标准的同时，对经验基础进行了适度的削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理论整体论以及内含的不充分决定性 。迪昂在1894年就提出了理论整体论的思想 ，后来又加以精心阐述。他说：“物理学家从来也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经受实验检验，而只能使整个假设群经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的预言不一致时，他获悉的是，至少构成这个群的假设之一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实验并没有指明应该改变哪一个假设。”“试图把理论物理学的每一个假设与这门科学赖以立足的其他假定分离开来，以便使它孤立地经受观察检验，这是追求一个幻想；因为物理学中无论什么实验的实现和诠释都隐含地依附于整个理论命题的集合。对不是非逻辑的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实验核验在于，把完整的物理学理论体系与整个实验定律群进行比较，在于判断后者是否被前者以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 理论整体论实际上已经否认原子事实和记录语句，它后来又被爱因斯坦（1949年）和奎因（1951年）发展为意义整体论 ，从而进一步软化了科学的僵硬的经验基础，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构成挑战。

约定论。彭加勒的约定论也削弱了科学的经验基础。在彭加勒看来，几何学的公理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是约定”。“约定是我们心智自由活动的产物”，但又不是“任意的”，实验事实在约定的选择中起“指导”作用而非决定作用。经验虽然是基本原理的“基础”，“可是从来也不能与它们矛盾”。（[7]，pp. 39，ii，79）也就是说，它们摆脱了实验的证实或证伪。当它们不再多产时，即可抛弃之。正是在约定论的框架中，他提出“决定论含摄自由”（[19]，p. 144）的命题。

反归纳主义。归纳法是经验论的方法论，批判学派大都不很赞成归纳主义，起码没有赋予其以重要地位。马赫不相信“发现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或培根的归纳图式即枚举相互一致的例子做出的” 。以马赫之见，三段论和归纳都不能创造新知识。对自然科学来说，“归纳科学”的名称因此是没有正当根据的。通常用不恰当的名字“归纳”称呼的这种心理操作不是简单的逻辑过程，而是相当复杂的过程。抽象和幻想在发现新知识中起主要作用。 迪昂基于历史案例的分析批判了牛顿方法（每一个命题都应该从现象引出并用归纳概括），他得出结论：“纯粹归纳的路线对物理学家来说是行不通的”，“不能用纯粹的归纳法构造理论”。这是因为有两个不可回避的坚硬礁石横亘在面前：“第一，实验定律在经受把它转化为符号定律的诠释之前，它对理论家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诠释隐含着依附整个理论的集合。第二，实验定律不是精密的，而仅仅是近似的，因此它能够容许无限不同的符号翻译；在所有这些翻译中，物理学家必须选择将给他提供多产的假设的翻译，他的选择并非完全受实验指导。”（[12]，pp. 212~222，245）彭加勒在论及数学物理学的未来时甚至点明：“物理学定律从而会采取全新的样式；它不再只是微分方程，它具有统计规律的特点。”（[19]，p.115）

观察渗透理论。批判学派率先表达了这个命题，直接向经验证据的中立性发出质疑，冲击了科学的经验基础。马赫说：“观察和理论也无法截然分开，因为几乎任何观察都已受到理论的影响”。“在实验中，理智可以在各种程度上被卷入其中。”（[15]，pp.168， 186）彭加勒表示，不可能“毫无先入之见地做实验”，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心智中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概念，他无法轻易地使自己摆脱它。”（[7]，pp.107）迪昂一言以蔽之：“不可能把我们希望检验的理论留在实验室大门之外，因为没有理论，就不可能调节一个仪器或诠释一个读数。”“把物理学理论与适合于检验这些理论的实验程序割裂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12]，pp.204）

判决实验不可能。这个命题是批判学派睿智的结晶，它也隐含在整体论和约定论中，触及了经验判据的绝对的决定性和权威性。迪昂以小标题的形式断言：“‘判决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与几何学家使用的归谬法不同，实验的矛盾没有能力把物理学假设转变为无庸置疑的真理；为了授予它这种能力，就必须完备地列举可以覆盖确定的现象群的各种假设；但是，物理学家从未肯定，他穷竭了所有可以设想的假定。物理学理论的真理从未像掷硬币打赌那样由正面或反面来裁决。”（[13]，pp.210~212）马赫在《认识与谬误》第二版的序言中对迪昂的思想表示赞赏。彭加勒也讨论了，无法找到判决实验，在菲涅耳和诺伊曼理论、在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之间做出裁决。他指出：“倘若我们在若干假设的基础上构造理论，如果实验否证它，我们前提中的哪一个必须改变呢？这将是不可能知道的。相反地，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举证明了所有假设吗？我们会相信只用一个方程就能决定几个未知数吗？”（[7]，p. 113）

2）坚持科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并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

科学区别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鲜明标识之一，就是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客观实在（现象、事件、实体、关系等），科学的陈述可以在主体间相互检验和相互批判，科学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和预见性。批判学派在肯定科学客观性的意义和地位的前提下，也赋予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充分自由，并揭示了科学中的主观因素，避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两个极端。

彭加勒在谈到“心智自由”地构造科学的概念框架时说：“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任意制作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7]，p.iii）皮尔逊强调自然定律与人相关：“定律在科学的意义上本质上是人的心智的产物，它离开人则无意义。它把它的存在归因于人的理智的创造能力。人把定律给予自然的陈述比相反的陈述即自然把定律给予人更有意义。”不过，皮尔逊也在主体间性的意义谈论科学定律的客观性：科学定律在独立于人的偏见和狂想的意义上、在对正常人有效的意义上是客观的。 马赫的观点接近皮尔逊，他认为自然定律在起源方面是在经验的引导下，我们对我们期望所规定的限制，是对于可能性的限制。自然定律总是符合我们心理的需要以及流行的文化状态。（[16]，pp.458~461）迪昂认为，陈述事实和阐明定律的命题具有客观含义，而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没有客观含义。（[13]，pp.327~328）也许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最为典型了：“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除了在形成关于世界知识中的主观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因素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直接加以考虑的客观特征，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着客观部分。为了形象而清楚地描述与我们心智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为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细粒集聚在两个筛子中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容许通过第二个筛子。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粒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粒变成相等的东西的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学派对客观主义的反拨和对科学客观性的淡化也能够从以下诸方面看出。

关系实在论和能量论。科学实在论可以说是科学自己的哲学，但是传统的科学实在论大都建立在物质实在或实体实在的基础上。彭加勒一马当先对此加以修正：“科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他看到，在新旧理论的更替中，旧理论表达的真关系具有潜在的生命，只是表述它的语言变化了。（[7]，p. ii，119，120~121）他还说：“世界的内部和谐”“是唯一真实的客观实在”，“是众美之源”他进而表示：“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唯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 彭加勒的关系即客体本身、关系即实在的观点，开辟了关系实在论的先河。迪昂是秩序实在论（属于关系实在论的范畴）者，他指出：“物理学理论……变得越完备，我们就越理解，理论用来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论秩序的反映；我们就越是猜想，它在观察资料之间确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实在关系；我们就越是感到，理论倾向于自然分类。”（[13]，pp.29~30）马赫把物理实在限定于可观察的现象，他也是偏爱关系实在而不喜欢实体实在的关系实在论者。（[9]，pp.284~287）奥斯特瓦尔德则表明，能量比物质更根本，并建议用能量论取代物质论。

理论多元论。多元理论是数学方程相同、实验观察等价的理论家族，但是它们的本体论预设不同。彭加勒指出，在它们之中的选择是出于约定。他说：“在这些理论的前提中，真实的东西就是对所有作者共同的东西；在就是一些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的确定，至于事物的名称则随作者而异。”“倘若人们不把两种矛盾的理论混在一起，人们不在它们之间寻求事物的基础，那么它们二者都可以成为有用的研究工具。”（[7]，pp.119，154）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彭加勒对此做了最为明确的阐述：“我们称之为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对大多数思维者是共同的，而且对所有思维者也应当是共同的。”“保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和其他思维者是共同的。”“客观的东西必定对于许多心智来说是共同的，因而能够由一人传达给其他人，由于这种传达只能通过‘交谈’，……所以我们被迫得出结论：不交谈，就没有客观性。”“没有什么不能传达的事物是客观的，因此惟有感觉之间的关系才会具有客观的价值。”（[19]，pp.v， 146~147）皮尔逊认为，科学的判断是“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它自己同样为真的论据。”（[17]，p. 9）

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彭加勒说：不同的几何学是不同的语言或符号系统，人们能够借助与不同语言的意义对应的词典把它们相互翻译，而且翻译用的词典并不是唯一的。（[7]，p.34）他还指明：“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的事实而已”，“科学家就事实而创造的一切不过是他用以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这种翻译的前提是“存在最低限度的人性”。而且，“翻译的可能含着不变量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量。”“这种不变量的本性”“是未加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要保持与某些约定有关的东西。”（[19]，pp.129~130，137~138）迪昂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讨论得相当详尽：“在其起点和终点，除非翻译，否则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展开便无法与可观察的事实连成一个整体。为了把实验的境况引入运算，我们必须完成用数学的语言代替具体观察的语言的译文；为了证实理论就那个实验预言的结果，翻译的运用必须把数值转变为用实验预言阐明的读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给实验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物理学中的实验是对现象的精确观察，同时伴随着对这些现象的诠释；这种诠释借助观察者认可的理论，用与数据对应的抽象的和符号的描述，代替观察实际收集的具体数据。”他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洞察到认识主体和主观性的介入：“单一的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为无限极不相同的实际事实；单一的实际事实对应于无限不相容的理论事实。这种双重的观察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出我们希望明显地提出的真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系统阐述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理智精制品，这种精制品用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13]，pp.150，165，171~172）我们知道，语言本身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带有语言翻译和诠释特征的科学自然免不了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和主观性的色彩，不用说削弱了科学的客观性。

真理观。现代性的真理观把科学真理视为命题与观察实验或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甚至视为理论与现象背后的实在相一致。批判学派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抛弃真理概念，但是对它做了诸种限定和约束。彭加勒认为，“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的”（[19]，p. i）。他看到，在理论更迭中依然为真的方程，是揭示了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即在这些客体之间与在我们被迫用来代替她们的图像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关系，这就是在一切装束下将总是依然如故的真理。（[7]， pp. 118~119）他在把他的真理观奠定在关系实在论之上的同时，也指出约定式的公设或原理无所谓真假，“要问它们是真还是假，正如问米制是真还是假，同样是没有道理的。”（[9]，p.100）迪昂是真理的热爱者、赞美者、探求者和传播者（[14]，pp. 261~267），他的真理观基于他的秩序实在论。他把真理分为数学真理、形而上学真理、科学真理，并认为“对物理学理论来说，与实验定律一致是真理的唯一标准。”（[13]，p.23）在迪昂看来，物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除了它的经验内容外，还在于它是对自然秩序的反映，这可由理论的推论与实验事实符合或理论的预言被确认而增强信心。不过，他也表示，作为普遍判断的常识定律或为真或为假，而“对于达到成熟的物理科学以数学命题陈述的定律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的定律总是符号的。现在，恰当地讲，符号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它宁可说是或多或少充分地选择用来代替它所描述的实在的某种东西，而且它确实以或多或少精确的、或多或少详尽的方式描绘了那个实在。但是，在把词汇‘真理’和‘谬误’用于符号时，则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实验方法在物理学中实际运用时，并非产生与唯一一个符号判断对应的给定事实，而是产生与无数不同的符号判断对应的给定事实；符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所述实验的近似程度。”由于“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近似的定律。因而，对于严格的逻辑学家来说，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他还得出一个原则性的结论：“我们能够就自称断言经验事实的命题并且只能就这些命题说，它们为真或为假。我们能够就这些命题并且只能就这些命题断定，它们无法容纳任何不合逻辑性，在两个矛盾的命题中至少它们之一必须被拒斥。至于通过理论引入的命题，它们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只是方便的或不方便的。”（[13]，189， 192，373）奥斯特瓦尔德说，科学虽然具有不完美的质，“但总是包含着部分真理，从而包含着部分有效性”。（[18]，p. 5）

3）批判学派代表人物或多或少都具有理性论思想，但是他们给非理性进入科学开了方便之门。

在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中，经验论和理性论兼而有之，只不过二者的轻重程度随问题和境况不同罢了。但是，他们也为非理性在科学中发挥作用，尤其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发明中开了方便之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多元主义方法论。马赫早就宣称：“每一个能够有帮助并且实际上确实有帮助的概念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而采纳”，“没有合适的方法指导我们接近科学发现，成功的发现好像要借助艺术家的成就（[15]，p.333，314）。他甚至不排除“把目的论的考察方式作为研究的辅助方法”，认为这种考察方式“往往是有用的并有启示性的” 除了津津乐道他的思维经济原理外，他还提出了实在原理、连续性原理、充足分化原理、恒久性原理、概念嬗变原理等方法论原理，以及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方法：类比、假设、思想实验、直觉、幻想、审美等等（[9]，p.111~137， 161~179），其中都包含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彭加勒的约定论在从未加工的事实过渡到科学事实、从科学事实过渡到定律、尤其是从定律过渡到原理时，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中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非理性因素会多少介入其中。彭加勒虽然认为 “拟人说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的特征的基础”，但是他也指出：“在力学的诞生中，拟人说起了显著的历史作用；也许它有时还将提供一种符号，这对某些心智来说似乎是方便的。”他洞察到：“每一个命题都可以以无限的方式概括。在所有可能的概括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7]，pp. 80，95）这里的拟人说和简单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东西。他还更为一般性地表示：“企图用任何机械程序代替数学家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将是多么愚蠢啊。为了得到具有真正价值的结果，刻苦地进行运算，或者拥有整理事实的机械，都是不够的；值得花时间追求的不只是秩序，而是未曾料到的秩序。机械可以啮噬未加工的事实，而事实的精髓将总是逃脱它。”“最好是既有逻辑主义者，又有直觉主义者……我们必须听任心智的多样性，或者我们必须最好为之高兴。”（[8]，15，78）迪昂看到：“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它不可以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决断命运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它的作用。”他还强调“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认为“给出物理学的历史同时就是对它做逻辑分析”，指出“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免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以及皮浪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13]，111，301，303）在批判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理性成分的直觉（或卓识）和科学审美表现得尤为显著，二者在科学发明即理论选择（发明就是选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直觉或卓识。马赫对直觉在知识的形成和科学发明中的作用估价很高，他认为：“所有知识的基础是直觉”（[16]，p.309），“只有最强大的直觉与最巨大的抽象阐述的能力结合起来，才会造就最伟大的自然探索者。” 彭加勒特别推崇直觉：“直觉作为逻辑的平衡物或矫正物”“必然保持它的作用”。直觉“使我们具有一览遥远目标的本领”，“逻辑是证明的工具，而直觉则是发明的工具。”（[19]，pp. 10~13）他阐明了对数学秩序的直觉“使我们推测隐藏的和谐与关系”，发明者“其成功之大小取决于这种直觉在他们身上发展的程度之大小”。“纯粹逻辑不能使我们评价总效果，为此我们必须求助直觉。”（[8]，pp. 27~28，83）迪昂高度重视卓识（good sense）——他所谓的卓识就是直觉的洞察力和健全的判断力——在估计实验近似度尤其是在假设的提出、拒斥、选择中的巨大作用，他表明卓识是假设的“源泉” 和裁定假设的“审判员”（[13]，p.241）。

科学审美。马赫具有诗人的气质和艺术家的情怀，他欣赏事物之美和理论之美，把思维经济原理与作为方法论工具的简单性原则和科学美相提并论。他认为，审美的愉悦发生在“物理事件的重复与感觉的重复关联起来之时”（[10]，pp. 91~92）。“规则作为理智的事情本身绝无美感效果，反之，只有由规则决定的同一感性动机的重复才有这种效果。”（[20]，p.94）他还看到美与真是相通的：“理论之美在于，它在它的外观打上了真理的印记。它不是大脑的幻影。”（[10]，p. 44）彭加勒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美学家，就科学美及其方法论意义发表了大量精辟的言论 。他说：“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工作中体验到和艺术家一样的印象，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同样伟大的东西。” 他强调科学美和数学美是深奥的理性美，它给人以雅致感，即理论个部分的和谐、对称、巧妙的平衡；一句话，它是所有引入秩序，是所有给出统一，容许我们清楚地观察和一举理解整体和细节的东西。这种审美感不仅不会使我们偏离对真理的追求，而且它也是科学发明的有力工具，起着微妙的筛选作用，因此缺乏审美感的人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创造者。（[8]，pp. 1~9， 14，25~36）迪昂对科学审美的意义和作用也十分关注。他说：“秩序无论在哪里统治，随之都带来美。理论不仅使它描述的物理学定律更容易把握、更方便、更有用，而且也更美。追随一个伟大的物理学理论行进，看看它宏伟地展现了它从初始假设出发的规则的演绎，看看它的推论描述了众多的实验定律直至最小的细节，人们不能不被这样的结构之美而陶醉，不能不敏锐地感到这样的人的心智的创造物是真正的艺术品。”物理学家在“逻辑等价的理论之间选择”时，“支配他的选择的动机将是优美、简单性和方便的考虑以及合适性的理由，他们本质上是主观的、偶然的，随时间、学派和个人而变化的”，但是由于美的理论才是逼近自然分类的理论，是更完备的理论，因此具有多产性和可预言性。（[13]，pp. 27， 33， 324）皮尔逊指出：“我们的审美判断要求表象和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往往比近代艺术更为艺术。”在他看来，审美判断的实质在于，那些伟大的创造性成果“把广泛的人的情绪和情感浓缩在简短的陈述、单个的程式或几个符号之内”，“向我们表达了我们在长期的经验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分类的各种情绪之间的真实关系”，“它的符号确切地恢复了我们过去的感情经验的无数事实”。“因此，现象的科学诠释，宇宙的科学阐明，是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审美判断的唯一的东西。”这是一种“更为真实的美”。“艺术作品和科学定律都是创造性想像的产物，都是为审美判断的愉悦提供材料。”（[17]，pp. 19，34~37）

4）开明的和智慧的科学主义以及对贬义的科学主义的反拨。

批判学派的科学主义在当时是相当开明的，富有时代的智慧，并构成对此前的18世纪百科全书派、19世纪圣西门和孔德实证论的贬义的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乃至此后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的反拨。批判学派的科学主义思想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理论是暂定的，并不是绝对真理，而是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马赫说：科学理论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科学家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这是因为，“个人探究者处在正在发展的科学之中，他必须从他的前辈的不完备的发现开始，至多只能按照他的理想矫正和完善这些发现。在他为自己的工作感激地采纳这些预备步骤中的帮助和提示时，他往往把前辈和当代人的错误添加到他自己的错误中。即使重返十分朴素的观点是可能的，这也会向抛弃他的同代人所有观点的人不仅提供摆脱偏见的自由的优点，而且也提供由任务的复杂性和甚至开始任何探究的不可能性产生的混乱的缺点。”（[16]，pp. 4，17，18）彭加勒指出：科学的建筑物虽然不是“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但是认为“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则是“浅薄的观察者”。（[7]，p. 1）他揭示出：“每一个定律只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陈述，它必定在某一天被另一个优越的定律所代替”。“科学理论给我们的一切仅仅是粗糙的图像。因此，它是暂定的和易崩溃的。”（[19]，pp.141，149）“科学家将只能得到不完全的知识。” 迪昂表明：“物理学理论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暂定的和相对的，因为它是近似的”，“不能授予它以绝对真理”。“人类将永远不具有完美的理论；我们具有的和人类将总是具有的东西，是不完美的和暂定的理论，这种理论通过人类无数的摸索、踌躇和顿悟，才缓慢地进展到自然分类的理想形式。“（[13]，pp. 9，192~193，339）皮尔逊断定：“决不要设想，科学在每一个部门已经达到或永远能够达到完备的知识。远非如此，它承认它的无知比它的有知延伸得更广泛。”（[17]，p. 26）奥斯特瓦尔德说：“科学是为人的目的而创造的，因此像人类的所有成就一样，具有不可消灭的不完美的质。”（[18]，p. 5）

科学能够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幸福。马赫说：“科学不像反复无常的小女妖，只把财宝投入所偏爱的少数人的怀抱，而是把它的财宝投入全人类的怀抱，且其慷慨与大方是任何传奇从未梦想到的！因此，她的外行赞美者把揭示感官无法看穿的自然界的无底深渊的能力归功于她，这显然是十分公正的。把光明带给世界的科学能够彻底驱除神秘的黑暗和浮华的外表，她既不需要以这样的外表证明她的目的正常，也不需要以此粉饰她的明显成就。”（[10]，p. 189）彭加勒批评了“科学不能给我们幸福”的观点，他说：“假使没有科学，人类今天便会更加不幸。”他进而强调：“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19]，p. ii，154）皮尔逊集中论述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它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训练，它对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施加影响，它为实际生活增添了舒适，它给审美判断以持久的愉悦。（[17]，p. 37）

科学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有益于道德和人生。马赫看到科学的公有性和祛利性特征：“科学事业相对于每一个其他行业而言，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即没有一个人由于它的财富的积累而蒙受一丁点损失。这也是科学的赐福，科学的慷慨和科学的保全能力。”科学并非仅仅对实际的人有用，“科学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的所有事务，我们的整个生活中；科学的观念处处都是决定性的。”（[10]，pp. 198，352）彭加勒认为科学具有普遍性、自主性、公正性、诚实性、继承性、竞争性等品格，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科学作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统一体，它能够在促进人类的精神文明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尤其是，他批驳了科学的发展会引起道德沦丧的观点，他在“科学和伦理”和“道德联盟”两篇文章中着力论述科学规范有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具有高尚的道德素养，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理想。他的结论是：“科学将给论理学家以宝贵的帮助”，“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达到不庸置辩的境地”，“科学能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26]，pp. 117~136）皮尔逊揭示了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怀疑性、简单性、一致性、进步性、公有性、公正性，他明锐地批判了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进而指出：“科学精神”或“科学的心态（心智框架）”“特别适宜于促进健全的公民教育”，科学“能够持久地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17]，pp. 9~12，34~36）奥斯特瓦尔德也洞见到科学的普遍性和公有性。他说：艺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而科学能够超越于民族的个性和地域的限制而进步，因此就普遍的人性来说，艺术的力量不及科学。当实用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到纯粹科学时，科学便开始保持普遍的人文意义，从而获得社会意识。

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意识到硬币的另一面。马赫在当时就预见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16]，p. 58），他基于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要求科学家不要忘记科学成果可能导致的可怕应用（{10}，p. 335）。他提醒人们，在科学中“不要寻求救世的根本教义，更不必说唯一的教义了。”（[16]，p. 24）针对科学是破坏性的流行观点和对科学将要引起的毁灭的惊恐不安，彭加勒认为这种指责和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他明确表示：“对科学畏惧和希望过高，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切实际的。”（[26]，pp.127，131）皮尔逊虽然认为“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科学方法是通向整个知识区域的的唯一门径”，但是他也明白“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他并不认为“科学人必然是好公民，或者他关于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判断将肯定有分量”，他还说过“科学家并非好政治家”的话。（[17]，pp. 15，25，11）

对科学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马赫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解决办法是向前看而不是走回头路，他相信人类不会“遁入野蛮状态”，“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并学会当家”，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更加发达的科学减少和防止有关弊端。（[16]，p. 58，75）彭加勒面对反科学者的“科学破产”的声浪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人生的斗争中，有两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武器和勇气。科学给我们规定了武器。说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运用武器，怪不得科学没有破产，破产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经常反复出现的绝望的哀叹声是极其靠不住的，……”（[25]，p. 165）

三、最后的评论

批判学派的几位哲人科学家 是经典科学的缔造者和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先驱。他们的前现代科学哲学是从立足于经典科学之上的经典科学哲学起步的，但是由于他们对经典科学即将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明锐的洞察，因而其科学哲学既保留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又富有现代科学的精神气息。加之他们的科学和哲学造诣远远高于一般专门科学家和纯粹哲学家，所以在他们的科学哲学思想中不时迸发出超越时代的后现代睿智。作为20世纪哲学革命产物的现代科学哲学即逻辑经验论，虽然继承了批判学派的经验取向和逻辑取向，采纳了其统一科学和反形而上学立场，但是却很少接受其颇有创意的后现代意向 ——这是逻辑经验论者胸怀狭窄和眼力迟钝的表现。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尽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营养和灵感，但是他们却把批判学派的睿智恣意强化和夸大，乃至把它们推到极端，从而使生动鲜活的思想变成荒诞不经的呓语。要知道，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在对立的两极或多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准则 ——而他们的后继者相形之下仿佛是理智萎缩的哲学盲人和意志膨胀的哲学狂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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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前言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

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

“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

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

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第6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科学练功的第一个要求是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功法。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都有自身特点，应该选一种与自身的心身需求相符合的功法。例如，喜欢活动的青年人可以选择以调身为主的动功，而习惯于安静的老年人可以选择以调息或调心为主的静功。一般说来，只要功法的编排科学合理，功效并没有高下之分。因为所有气功功法的区别只是“三调”(调心、调息、调身)的内容与组合不同，所用操作技巧大同小异，所达到的境界基本一致。

科学练功的第二个要求是破除迷信。由于气功的历史悠久，而且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修炼方法联系密切，流传下来的气功学术中采用了大量宗教语言，因而不可避免地夹杂有迷信内容和神秘色彩。然而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的方法和观点已经逐步进入了气功领域，虽然气功修炼中有许多原理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其基本的修炼方法和练功境界已经完全可以用现代科学知识说明。现代的气功修炼已经有了一整套科学方法。例如，学练任何一套功法，一般都是先学调身，把姿势、动作先掌握好；然后学调息，调节好呼吸的方式、速度等；再学调心，即调整意念和情绪。“三调”分别掌握好之后，再合起来练习，把它们搭配好、协调好。最后把它们融合为一体，达到“三调”合一的气功境界。这样一个基本的学习过程完全是清楚明白的，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一步步掌握，不需要借助任何神秘或超自然力量。

科学练功的第三个要求是自主锻炼。气功修炼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的主动性，它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锻炼方法。“三调”是调心、调息、调身，谁来调呢?当然是练功者自己调。“三调”合一的气功境界谁来达到呢?当然是练功者自己达到。故自我把握、自主锻炼是气功修炼的重要因素。在气功修炼过程中，由于“三调”的操作和境界的体察都需要细致人微，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会越来越强。而随着练功水平的逐渐提高，成熟、自然的自我控制能力会转化为强有力的自信心，从而使人更为乐观和朝气蓬勃。 这是气功修炼促进心身健康的一项有特色的内容。

第7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落后；原因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情况；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我认为，这个难题是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而社会的发展不是受单方面的因素决定，是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宗教制度，政治等等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解读

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技是按照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提出的疑问，但是“科学技术”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两层涵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科学呢？

我认为，在16世纪前的中国，在冶铁，印刷，火药，造船，数学，天文等等许多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多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依靠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所获得的。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大多是技术经验描述式的，本质上对感性知识的积累。虽然李约瑟先生所提的“难题”的前提与事实有些相悖，但是并没有影响这一难题的本质，它依然揭示了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全人类的困惑：中国古代在经验自然科学形态领域的成就应当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感性基础，但是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按人们设想的那样――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呢？

二、“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分析

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以下七各方面来理解。

2.1地理环境差异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禹贡》记载中国地域特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即：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些大海，高山，沙漠作为自然屏障，自然将中国与其他国家隔开，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同时亦缓解了外来力量的致命袭击。也正是由于这样安全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先天因素，中国自古代就能长期形成并保持自身发展系统。然而，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自身快速竞争发展的。这种环境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能是中国更系统地发展，而负面效应同时让新观念难以传播，没有新思想的冲击，就没有文化的革新与变化。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2.2科举制与儒家

中国在近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2.3社会制度差异

中国在汉，唐到宋我国的科技水平都在世界的前列，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

李约瑟曾说：“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欧洲曾经吸收了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但是十分可惜，中国的各方面客观条件，如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束缚了科技的发展，从而为西方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但这对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灭的。

2.4经济原因

中国没有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没有取得独立性，未能发展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民，封建地主，皇族经济，都是对内自给自足，对外封闭的。加之没有国外的市场，在封闭状态下人的自我满足就是的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内外受限，无法为科学的发展创造经济基础；西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特点是工商业较早地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他们不断扩大的手工业规模，城市的诞生等，为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5思维差别

中国人的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注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测定；注重因果关系，轻视元素分解；等等。与此相反，西方人种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解观。

第8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实验中医学；教学方法；探索；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229-03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知识结构以及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为适应这一要求，我院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教学实验的改革。在中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和中医学专业科研方向七年制班中开设了实验中医学这门课程，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我院将在全国开展教学实验的改革。在中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和中医学专业科研方向七年制班中开设实验中医学课程，其目的是通过应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研究中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医现代化，发扬中医药优势，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和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实验中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验方法对中医理论、方法、处方、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它是一种来自中医结合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的产物。现将笔者在实验中医学教学过程中的几点思考总结如下。

一、明确学习目的，强化科研意识

对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和七年制学生而言，经过前两年的学习，已经掌握了比较坚实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但是对于如何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尚存在疑虑。有些学生甚至认为现代的科学方法根本不适合研究传统的中医学，加之社会上“中医越古老越好”思潮的影响以及当前“中医废存”的争论，这些无疑都会动摇学生的专业思想，使很多学生对中医药学丧失了信息和兴趣。因此，在我们讲述这门课程之初，首先要明确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堂学习、课程的讲座、主题思想、实验设计、实验技能和操作该系统，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和规则。中医药实验研究，使学生建立了正确的科学思想和观点，熟悉和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中医现代化的认识成果和进展中，要加深学生对中医药学理论内涵的理解和体会，从而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

轻视实验研究是导致传统中医学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实验研究的缺乏，导致传统中医学成为经验医学。中医药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要想成为国际化的医疗手段，就必须要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相结合。只有被证明是科学的，才能是永恒的，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因此，我们的教学要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和方法来研究中医学，以端正学生的思想，强化其科研意识，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技术阐释传统中医理论的思维。

二、突出教学难点，启迪科研思路

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一些医学知识与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理念相混杂，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概念、原理、规律具有抽象性、思辨性、模糊性和宏观整体性等特征。因此，一味地套用西医西药评价体系来对待中医中药的科学研究、临床疗效和研究成果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对于中医药研究也是不公正的。

现在的大学生一般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大，主要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培养，习惯于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去阐释中医药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教学的重点。课堂上老师应该结合中医本身的特色启发学生在不脱离中医特色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去设计和研究中医药学理论。如果脱离了中医特色，只会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某一味药物或者某种成分，或者针对某种疾病，测定几个相关的指标，那不是实验中医学所要研究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又与现代医学对于药物和疾病的研究有何区别？我们实验中医学所要教授给学生的是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中医传统理论的思维和能力，而不是中医的全面西化，这也是教学的难点所在。

这里所讲的中医特色，笔者认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是以精气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为理论方法，以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学说、天人相应理论为依据；在临床研究方面，则是以辩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体系为依据，进行多学科的实验研究。确实做到在坚持中医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如果脱离了中医特色，失去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只凭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医中药的方法是大错特错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医特色，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验设计，并运用中医基础理论解释和阐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深入揭示中医病证的本质，丰富中医药理论，促进中医药学的长足发展。

三、改革教学模式，培养创新思维

中医药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中医中药的理论都是基于临床实践的基础之上，从《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问世，无一不体现出“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源于丰富的临床实践活动”这样一个观点。因此，实践是中医药学源生之本，也是其得以发展和创新的坚实基础，离开了实践，中医药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中医药的教学工作中长期被忽视。在课程设计上，表现为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同理论课相比，实践课处于从属地位，甚至部分选修课由于课时有限，只讲理论部分，而取消了实践部分，同时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老师注重知识的传授，轻视能力的培养。尽管当前引入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合作性学习等教学方法，但以课堂、课本、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脱节，忽视科研思维和实际能力结合培养的方式下，毕业生高分低能，实践能力差，创新思维和能力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传统中医理论的能力低，社会适应能力差等问题严重。

为了适应社会对中医药人才需求模式的转变，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模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七年制硕士班），更要求中医特色科研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课程改变了以往老师讲、学生按部就班做的教学方式，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的一切活动都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出发点，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深入思索，自主实践，促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角和教学实践的主人。学生完成从选题、实验方案设计、实验准备直至实验结果获取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得到从实验思路、实验技术、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全面训练。鼓励学生成为教学活动和教学实践的主人公。学生独立完成选择、整个过程的实验设计、实验制备直到获得实验结果，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获得实验的思路，分析能力的实验技术，得到综合训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自主选择实验研究课题，独立设计实验研究方案。本课程一改教学内容由教师确定的做法，要求学生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行提出实验研究课题，自行设计实验研究方案，在选题和课题设计之后通过课堂交流和答辩，对课题的可行性以及将来的前景进行自我评述，再由学生们自己评选出一项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案作为本课的实验研究内容（上述工作进行之前，全体学生自愿组合成4～6个小组，每组3～4个人，教学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第二，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的准备工作。实验研究的准备工作对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在以往的实验课上都是按照实验指导的要求，在实验人员提前准备好一切物品的前提下，重现实验的内容，往往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对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却知之甚少。我们把实验准备当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对学生科研思维培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其以后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对现代科学的缺乏（包括现代医学）的认识和研究的基本技能训练的基本研究方法，动手能力差是中国大学生普遍的问题，要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操作训练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多渠道地学习和掌握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在实验设计完成时，依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确定基本指标，广泛开展相关实验参数的检测方法，并进行分析和比较，结合实验室的条件和教学的预算，选定实验指标的测定方法。让学生了解实验测量的方法，可以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其次，认真做好预实验。预实验是在正式实验之前安排的一个步骤，用少量的实验动物来对学生的操作技能进行训练。教师引导学生从实验动物抓住，称重，编号，动物模型的制作，给药（腹腔注射、尾静脉注射和灌胃），实验动物处死，解剖，取血，取材，还有熟悉实验仪器的工作原理，以及正确的操作。各种实验试剂的配置以及存储等反复操练，督促学生熟练掌握，以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最后，注重对预实验结果的分析，强调中医特色。我们的课程中，尤其是实验课后，非常重视学生对预实验结果的分析，尤其是对那些不能出现理想结果的实验更是要求大家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在各个小组之间讨论交流，使得大家能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正式实验提供有益的指导，促进正式实验的顺利进行。

四、优化考核手段，提高综合能力

考核手段是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方法。通过考核不仅能够对学生学习起到督促作用，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本课程的成绩考核与其他大部分课程的考核不同，我们结合学生的理论考试、实验设计、实验技能、课堂表现，研究态度和贡献程度，实验报告的完成质量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具体标准是：理论测试的成绩占总成绩的30%，实验技能为20%，实验设计为20%，课堂表现为10%，研究态度占10%，贡献程度占10%。其中研究态度和贡献程度是指在课程实施中的表现，包括学生实验准备的齐全程度，查阅相关文献的关联程度，选题的新颖性，实验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行性，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能力，处理实验中问题的能力等。量化考核标准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9篇：现代科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现代科技；目标；方式；社会化认知

一、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全面转型

长期以来，人们把“科学”看成是这样一种追求：用数学和力学模型描绘一幅与人无关的、可推理的宇宙蓝图，相信只要理智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可以完成哲学本体论设定的任务，使认识与存在达到一致。然而并非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而是由于一些别的原因，“科学”又变成了另外一种追求：人造物质系统的可控程度，以及可控规范的密集度（比如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时理智向前迈进的方向不是哲学理想而是经济的繁荣。科技人员不是按照学科和兴趣组合，而是按照产品类型集结在一起，按照产品生产的流程分布并协作。他们的工作使劳动生产率成百上千倍地提高，再通过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使工作成果成为最有效的垄断手段。

当意识到今天的科学较之过去发生了巨大变化时，我们可能会想到，人类曾经走过这样一条路：路上丰碑林立，记录着一个个思想者以个体为主体，对世界进行精神性、审美性的探索，记录着他们的历程和贡献，不仅是居里夫人或伦琴，他们之前的麦克斯韦和牛顿、更前面的开普勒和伽利略、古代的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都构成了其别耀眼的丰碑，使得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久远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同样以科学为名，人类现在可能走在了一条新开辟出来的路上，这条路不是一条独立的可辨认的路，而是与工商业文明之路、国家利益和国民经济体系之路交织在一起，吸引人们目光的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太空飞行、巡航导弹等庞大的、非个人所能为的、不再以“纯粹理性”的进步为首要目标的现代科技活动，这些活动的结果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的速度以及它所显示的物质上的繁荣，比正在进行这些活动的人耀眼得多。这些人以千军万马的形式存在，以至于人们已经不习惯按个体主体的形式辨认他们。在现代科技活动中，要认知的首先不是抽象的对象，而是活动的目的和方式，即如何使现有文化中的东西成为创造力，如何运筹出可行的目标，如何动员和利用资源，如何通过集体协作来完成大型社会事业等社会化认知的内容。

近年来在一些发发国家之间已经开始尝试进行规模更大的科技研发国际合作，这是以国家科技为基础，而且将会构成更大的社会化认知系统。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了国民经济和国家实力的一部分，科技活动的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现代科技活动目标和方式的社会化

现代科技活动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波普尔的“科学始于问题”之说，对于现代科学来说需要重新界定。经典科学的问题大部分是理论结构自身提出的，比如早期电磁学中的“以太”，就一直是一个科学问题，后来成了迈克尔逊和莫雷的科学问题，也成了爱因斯坦的科学问题。但经典科学的辉煌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对于二战以来的美国来说，它的科学问题是要比希特勒早造出原子弹，是要在阿拉伯人掀起的石油冲击中过关并且控制未来的局势，是要登上月球以打破苏联在太空方面的优势，是要整合国内现有资源优势以实现并推广信息化等等。就是说，“科学始于问题”这一命题是有意义的，但“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其实恩格斯对科技的论述更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认知特征。现代科技发展的目标就是指向社会事务的，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推动了现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

对于现代科技事业来说，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对优势领域和需求领域的确定，在二战前，美国的“数理化天地生”通通落后于欧洲，如果按这个情况去制定发展计划，那真是千头万绪无从下手。赶超欧洲几乎是天方夜谭。所以对美国来说，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不在学科之中，而在经济结构之中。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际需要上来看20世纪初的美国科学，就会看到美国的科学不是落后，而是有特色。于是形成了按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决策出来的科研布局，形成了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和自动化生产等优势领域，并通过经济全球化将其布置为全世界的需求领域。科学活动或以工业和民用产品为先导，或以政治军事为先导。总之，现代科学活动主要不是提出命题形式的、关于宇宙蓝图的猜想和假说，而是社会需要和与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为目标。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所指的情况也从科学哲学里反映出来。迷恋于找到一个具有逻辑简单性的关于宇宙的解释，毕竟只是种种科学活动中的一种。现在的许多科学活动从目标上说都不是科学家个人的研究方案，而是国家科技和产业科技的项目。针对的不是宇宙蓝图的缺陷，而是社会生活和社会集团的实际需要。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其说是遵循科学发现的逻辑，还不如说是遵循国民经济学和国家利益的逻辑。

现代科技活动的方式是进行集体协作。随着现代科技事业被嵌入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随着科学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发展科学的问题，也从如何思考、如何实验、如何捕捉灵感与机遇等微观方案变成了如何制定目标和计划、如何动员资源、如何分解任务、如何动态调整等宏观方案。

从现代科技的性质出发，可以看出现代科技活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社会系统而非个体思考者进行着科技活动的社会化认知。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和认知学说是针对个体、针对个体思维模式的，而当代科学发展的状况要求重视一种与集体协作和社会实践关系更直接的认知理论。传统的关于科学研究和科学认知的学说是在牛顿式的科学活动基础上提出来的。经典科学追求的是一种“真理的形式”，认知学说和方法论随之成为真理背后的真理。然而确定的形式总是容易在抽象的过程中变得超越和绝对，现代社会化的科学技术活动却是纠缠于纷繁的社会事务之中。

现代科技活动的主体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体和政府主体。现代科技活动的主要任务不是从认识论里派生出来，而是从国家、社会、企业的需要中运筹出来的。就这种生产力活动意义上的科学而言，就更不可能由科学家个人决定并承担一种真理游戏的自动演变和积累。它就必须有一个服务于社会和生产的目标，目标需要在一个人力物力资源系统内被层层分解，直到分解为可操作目标。在目标的制定、分解和最终的承担中，就不可能只出现单一的认知者，而必须有一个复合的、多重的认知集体。比如，在整个阿波罗计划中，美国政府拨款200多亿美元，大约有20000多家美国企业得到过材料或零件的订单，120多所大学参与了各种子项目的研究，政府直接雇佣的科学家有1200多名，直接雇佣的员工总数在最多时超过400000人[1]

所以科学社会化认知不单是对单纯对象进行认知，而是由各种认知者，包括人和组织机构，对整个科学事业进行认知。现代科技事业的首要问题是谁来掌握科学的认知模式。单独叫科学家去掌握显然是不够的，管理者出于对活动目的的特殊关系和责任，以及对资源的调配能力，就必须作为集体主体中的一员参与其中。同时也包含了种类和层级各异的组织机构，比如政府、大学、社会、企业、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协同网络，甚至包含了宣传、消费、对手竞争等因素。

政府作为现代科技集体主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管理、资助和鼓励，而是在整个活动中按具体情况参与、主持、实施，或与其他社会组织协作。这一方面是现代科技活动需要如此，另一方面是只有这样政府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型组织。从需要上看，首先是一个协同体系需要主导者，而政府的责任地位和信息地位决定它是这一主导者。第二是现代科技活动许多都是资源涉及面广、风险高而周期不短的。有些事情只有政府才能做到。如今政府更要成为这类事业的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不能只是等待着科学家们多做实验多写论文。即使是科学家们个个敬业努力，但是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的现代科技来说，科学家也不能单独决定他要做什么。由此可以看清现代科技的性质，以及现代科技活动的主体以社会化的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认知的特征。

三、现代科技社会化认知的原因分析

科学作为人的文化产品，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生于特定文化，长于特定文化，它的生长环境必定赋予其特定的目的和手段，至少是影响着它的方向或倾向性，使之带上所处文化的烙印。现代科技之所以不同于经典科学，其重要原因是它们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经典科学生长于哲学的土壤之中，其目标和方法是从特定的哲学那里继承而来的。它的目的是通过数学和公理化体系表述一个客观意义上的宇宙基本结构。这其实是metaphysics一词所指，表示了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认知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独立于哲学观的科学观，就像费希在《新科学》的序中所说的那样：追求真理或共相的科学就是哲学[2]这种科学观直接引导和支配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科学家们的工作，和后来爱因斯坦的工作。而现代科技则生长于国民经济学的土壤之中。现代科技主要是从国民经济活动中而非哲学中接受它的目的和任务。19世纪以来，科学发展与工业进步日益紧密。航空航天、材料、信息、能源和环境等产业性领域与从哲学分类得出的天文、生物、地理、化学等领域相比，前者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比后者清晰。科学事业的许多成就不再是从“科学家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3]这个由古典哲学确立起来的决心中得来，而是来自工业生产对科学提出的各种要求。

从古希腊式的追求终极原理的角度来把握科学活动的目标和意义，变成了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可操作性和效率的角度来理解和展开科学活动，这种社会文化的变化决定了科学性质的变化。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科学的“理性”的一面是被人们从“效率”的角度而非任何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加以确认的。由科学的性质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变化来得很快，科学的样子毕竟不能是古希腊哲人画好的样子，而必须是工业需要它是的那个样子。科学真正脱离哲学的过程是它与工业结合的过程。

二战以后，科学成为国家事业，与古代和近代的认识活动相比，科学活动的目的和方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并不在乎欧洲人的理性主义，而是完全从更现实的实用主义出发去做事情。所以为宇宙画像的“纯科学”变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科学，科学家从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雇员，知识从统一和谐变成了爆炸，科学发展的主要资源从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变成了整个社会系统。经典型科学家还在继续研究大统一、宇宙学、基本粒子、非线性动力学、超弦理论的同时，以国家政府为主的现代型科学主体在考虑垄断电气业、制造原子弹和电子计算机、搞能源代替计划、登月和信息高速公路。当欧洲学者瞧着现代数学的庞杂感到不舒服、一心要使全部数学公理化的时候，美国人搞出一堆更加庞杂但是有用的数学，还有说是数学又不像数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总的来说，现代科学活动的目的和科学认知方式，主要不是从近代欧洲式的科学哪里沿袭而来，而是从现代文化目标和现代文化资源中运筹出来的。

参考文献：

[1]Dennis J Mcintosh.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A].Alert H.Teich，etc，ed. A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SA[C]，Longma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