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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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职业技术教育》：当前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Denise Amyot：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意味着，扩大人们接受技术和专业教育（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机会，增强技术和专业教育的适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相关研究表明，所有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需要获得一系列广泛的中等后教育与培训，而应用学习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采用同一种模式，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全之策。但为适应全球经济的迅速变化，技术和专业教育机构需要与雇主及其所在社区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提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怎样形成这样一种高效、有活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传统来说，人们普遍希望通过进入大学实现个体的就业和生活成功，因此，怎样吸引更多的人到应用型学习机构学习是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提高专业和技术教育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促进个体实现成功的公平和有吸引力路径。我们需要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就业率，帮助其创业成功，这些是改变学生及其家长对技术和专业教育看法的重要信息。我们还必须确保职业教育体系中有一流的领导者和改革的先驱者。仅仅有充足的管理者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动态的领导者。我们也要求教师不仅仅是授课者，还能利用各种工具启迪青年人，给予他们动手操作的经历，从而为其获得有报酬的职业生涯作准备。

《职业技术教育》：各国职业院校在办学和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各国和学校又是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

Denise Amyot：我上面已经提到了现在面临的关键挑战。就可能的解决方法而言，我可以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学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培训的适切性而言，加拿大的学校都设有项目咨询委员会，每年都对相关的课程项目进行调整。我们还设有国家行业理事会，持续推进与雇主的合作关系，从而使课程适应当前行业发展的要求和标准。现在加拿大负责中等后教育的国家部门也根据一些关键的绩效指标对部分学校给予经费资助――这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率以及雇主和学生的满意水平。这种实施形式和问责机制持续激发了专业和技术教育机构在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努力增强所提供课程和服务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就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来看，职业教育毕业生职业生涯的成功及学校开展的创新性教育项目就已经证明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的职业教育机构已经适应了新的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用语――现在探讨的是专业和技术教育（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而不仅仅是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事实上，加拿大近来出现的一种现象更加证明了需求驱动应用学习体系的优势，如一些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再回到技术学院学习证书或文凭课程。在过去的五年中，仅在多伦多地区，大学毕业生进入职业学院学习的学生人数就增加了40%。现在的雇主对其青年员工培训的投资日益减少，因为他们都积极寻求雇佣已经证明具有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资格，而不仅是具备理论知识的员工。职业学院提供的与行业相关的实践导向的生涯培训和工作场所实践是一个有益的结合。

就职业院校教职员工的培训和领导能力来说，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强职业教育机构的影响力，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积极致力于加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领导力构建及其合作网络建设。我们已经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AEIE）合作，开展职业教育领导力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VELT）项目。通过该项目，中国职业教育机构的校长和副校长可以到加拿大和其他五个国家学习技术学院的领导模式。

《职业技术教育》：通过与中国职业院校办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及到中国职业院校的参观考察，您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感受？

Denise Amyot：近年来，中国努力通过政府决策和增加投资加强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发展，以增强其适切性，扩大其受众。在与其他国家教育部门交流时，我们经常把中国作为这一领域的一个范例。中国应该为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感到自豪――努力提升其职业教育机构的领导能力及其师资的能力，并把这些方面作为评判未来成功的标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积极改革感到激动和振奋。例如，利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贷款，加拿大温哥华社区学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VCC）对来自中国湖南省职业院校的教师开展了三个月的定制教师培训项目。这一项目关注的重点是培训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课程开发、领导力、评估技术、战略规划和治理能力等。

我们积极鼓励来加拿大参与这次培训的教师能够在课堂教学方式上进行改革，以支持其实现对学生的积极教学目标。

参与者对培训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大部分参与培训的教师都认为，这次培训经历丰富了其教学途径和方式方法，他们期望能够进一步开展合作。

《职业技术教育》：与您所在的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差距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Denise Amyot：首先，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较强的倾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进入大学学习，并认为其他类型的教育都是次等的。要改变这种心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前面已经说了加拿大的例子――要改变这一点需要发展并宣传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并使职业教育学生有继续进入大学学习的路径，以满足想进入大学学习的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同时，还要宣传具有应用性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就业及获得工作机会方面的优势和价值。雇主也需要认识到职业教育的价值――一个高质量的劳动力依赖于他们与教育机构的合作，以提升相关的教育项目，并确保教师具有相关的行业工作经验。教育机构需要向企业一样运营――需要创造条件，实现自身经费的可持续性。如果看到了职业教育的价值，行业企业就会向职业教育提供相关的设备、教师培训、应用研究合作、技术转让及学生实习机会等多种支持。

为使应用性高等教育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为职业教育发展一个高效的治理体系，从而为学校或教育机构提供决策的权力，以应对经济发展的变化。他们需要敏锐地抓住社会中的各种机会，使社区和行业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中来。在这方面，需要实现一种范式的转型――这一体系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机构为中心，以确保整个体系都关注学生的成功，从根本上支撑他们从教育到就业的顺利过渡。

《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建设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加强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沟通，实现学生的无缝过渡是中国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您所在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国家政策应提供哪些支持，职业院校在具体办学中应作出哪些改革？

Denise Amyot：通过加拿大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提供不同教育体系间沟通的路径是实现成功的关键。有许多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错误是，强迫青年人过早地对教育路径进行选择，但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改变教育路径的机会。需要为青年人发展从中等学校到不同类型中等后教育机构过渡的清晰且容易转换的教育路径。加拿大学院体系90%以上的就业率吸引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到我们的体系学习。我们还看到很多学生特意到技术和专业教育体系进行学士学位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体系提供的学位是应用性的，并包含工作经验，很多老师和指导者也来自行业。一个令人满意的教育体系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一体系应有不同类型的学生、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图1是加拿大教育体系的示意图。

《职业技术教育》：近来，中国相关政策提出将一些大学转向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为主的职业教育机构，许多院校在这方面面临困惑，您对中国这些院校有什么建议？

Denise Amyot：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他们首先需要考察本国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技术学院，同时实地参观其他国家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学校。比如加拿大，在实现教育体系的多样化和为学生提供多元学习路径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此外，还可以参观巴西联邦学院，该学院计划派遣1000名教师到加拿大学习三个月，以提升他们学院的教学水平。首批50名教师已经在加拿大接受完培训，并返回巴西，他们在教学方式改革及与行业企业合作方面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同样，我们也已经与中国的一些职业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计划于2015年春天到加拿大参观考察，我们非常欢迎并期待他们到加拿大来！

《职业技术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在这方面，WFCP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WFCP未来在促进国际职业院校合作方面将采取哪些策略，重点目标是什么？

Denise Amyot：世界职教院校联盟（WFCP）是一个学院和学院协会间的国际网络。WFCP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一种引导性的作用。WFCP希望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分享前瞻性的教育策略和最好的教育实践，以提升世界各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WFCP希望能够通过全球统一的声音影响相关政策的发展，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国际水平上促进成员创新性教育项目的发展。这些跨国性的多元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全球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第2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环境工程概论；研究型教学；课题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2-0125-02

研究型课程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身边及生活中获取的各种课题为学习载体，利用已有的专业知识开展主动性研究，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不断构建及完善专业知识体系、掌握研究方法，完成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1，2]。研究型课程能够极大调动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在研究型课程中，教师的作用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3，4]。因此，研究型课程是一种强化学生主动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侧重于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目前高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内大多数高校中，对研究型课程的开设方式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或者只进行了小范围的探讨，或者未开设。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桂林理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的《环境工程概论课》为例，提出了一套基于研究型课程理念的课程设计方案及学生能力培养方法。

一、课程改革目标分析

《环境工程概论》课程既是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工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教学体系中，该课程通常作为针对非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主要介绍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环境现状，是当代大学生环境素质教育的基础课之一，使非环境专业学生能够对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等污染的治理方法和原理有所了解。近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精神的深入贯彻[5]，环境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的调整，《环境工程概论》成为环境类专业新生学习的第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

作为环境工程专业新生的入门课程，《环境工程概论》的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概论类课程的共同特点是涵盖内容多、知识更新速度快，基本内容既包含了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物理性污染的控制及治理原理与方法，也涵盖了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有关内容，同时还介绍了环境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每一章节的内容就是一门独立的课程。由于课程内容多，知识点零散，传统的单个教师主讲的“灌入式”全讲课模式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不仅让授课老师上课吃力，浅显且泛泛的内容对学生也缺乏说服力，导致学生兴趣下降，课堂气氛不活跃。

对于刚入校的大学新生来说，他们对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的理解还只局限在媒体报道的“雾霾”、“温室效应”、“富营养化”及各种污染事件上，迫切希望了解自己所选择的专业的具体方向及内容。在此情况下，为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环境工程概论》课程教学应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教师总体讲授，使学生对环境专业有总体认识。然后，学生在教师讲授的基础上，结合身边环境问题，成立课题小组，开展一些研究型课题的学习。这些研究型教学课题的开展，可以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查阅资料、社会实践调查等，对身边环境问题的发生根源、基本原理、解决措施等进行深入了解。这样，在完成课程任务的同时，既熟悉了环境工程专业的学习、研究方法，了解到环境工程专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激发了学生对环境工程专业的学习兴趣，建立起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责任心，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环境工程概论研究型教学的具体实践

根据环境工程概论课程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的要求，本课程的研究型教学由课题设计、课题实施、成果评价三部分组成。

（一）课题设计

课题设计是研究型教学的基础，是以课题为中心对学习内容进行的重新规划。根据学生人数，并考虑到学生的专业认知水平，结合桂林市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将《环境工程概论》教学内容课题设计为以学生调查实践为主题。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通过调查发现的问题所作的汇报作为各章内容的开题，进而引出各章理论主题内容。然后，教师结合学生研究内容进行总体讲授、指导，使得课程生动、课堂气氛热烈，进而带动学生学习的兴趣。课题设计的具体内容包括：桂林市水污染状况调查、桂林市大气污染状况调查、桂林市固体废物状况调查、桂林市声环境以及桂林市的生态之城建设五个部分。

（二）课题实施

1.成立课题小组。课程第一堂课为导论课，由教师对目前的环境问题及环境工程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总体讲授，布置研究型课题并对课题进行说明。课后学生根据个人兴趣报名，教师根据“组间同质、组内异质、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微调，保持各组同学水平相当，每组6名同学。

2.方案设计与实施。各小组成员首先根据课题题目，明确完成目标，讨论课题实施方案；然后进行组内分工，完成资料收集、查阅、现场调查、数据分析汇总、书面总结及口头汇报等工作。具体实施过程以课下业余时间完成为主，教师轮流跟组进行指导、答疑以及必要的理论知识补充，帮助学生解决在课题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经过分组讨论，各课题小组方案设计内容如下表1所示。

在完成过程中，数据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图书馆的图书、期刊、统计年鉴、环境公报等纸质资料，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如CNKI数据库等，以及环保局网站、环保局实时监测系统等网络数据资源。然后，再结合实地调查结果，完成课题的研究。

（三）课题成果评价

1.成果展示与评价。首先由组长作为代表对课题完成内容进行汇报，同时对课题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介绍，课题组成员共同对其他小组的提问进行解答。根据汇报结果和答疑情况对课题成果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由三部分组成：组间评价、组内互评和教师评价。课题小组根据评价内容对课题内容进行进一步修改，并形成书面报告上交。

2.成绩评定。研究型教学课程的成绩评定方法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6]。其中课程总成绩由学生个人的平时表现（包括课题表现、对小组课题项目的贡献）、所在课题小组成绩（要求3～4名环境工程专业老师对小组作品进行评定，取平均分）、期末考试成绩（闭卷考试）三部分组成。

三、总结与反思

在研究型教学过程中发现以下两点需要进一步完善。

1.完善学生在课题完成过程中的过程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应记录下课题完成过程中的日记与心得，不断总结课题完成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安排是否合理，有无改进措施，如成员分工情况是否合理、时间安排是否得当等。

2.教师对课题完成过程的反思。如根据每个课题完成情况，评价课题设计是否合理、能否达到教学目标、研究开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以期在今后的研究型教学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陈浩，郭龙建.高等院校本科教学中开展研究型课堂教学的思考[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4）：192-193.

[2]冯湘，王雷，林亚平.研究型大学创新型课程教学模式探索[J].计算机教育，2010，（18）：69-74.

[3]钟秉林，董奇，葛岳静，等.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育，2009，（11）：22-24.

[4]赵洪.研究性教学与大学教学方法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6，27（2）：71-75.

第3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就国际社会来看，公共经济管理是把人民生活紧密结合国家发展，为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把二者有针对性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理论学者的大量研究认为，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进行分配，这其中的关键是其公正性。具体而言，作为各级政府，应当对全部的社会成员承担责任，通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合理地运用公共权力，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随着民生概念的提出，普通民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也从反面进一步推动了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国家高度重视民生问题，通过各种惠民政策，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部门要合理分配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对所有社会成员要承担责任，制定详细明确的实行方案。民生观念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利益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内涵。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公共经济管理。广义的公共经济管理包括社会人文学、金融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狭义的公共经济管理是一门学科。两者是一种不可分支的二元理论，他们对民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管理。公共经济管理拥有广阔的知识理论，具有非常广泛的涉及层面，能够满足人类对它的需求。狭义经济管理和广义经济管理具有不同点，对民生关系也具有不同的作用。

（二）民生关系的内涵。民生关系和公共经济管理一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主体是民生。狭义的民生就是平常说的民生关系和民生问题。由于人的生理需求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因此人的衣食住行是民生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广义的民生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是同民生有关的事情。在创造经济的时候，群众会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民生关系关乎每个人的生存利益和现实发展，是国家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之间的关系

民生是国本，公共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们对公共经济管理与民生之间存在的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对民生关系的改善

1、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为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百姓生活离不开国家的维护，民生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经济支持，通过在公共产品上的投入，使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随着我国最低保障制度的实施，收入低的人群也基本得到生活保障，这就是民生改善的一个方面，但目前这个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城乡存在差距等，但随着政府对农村社保工作的重视，更多的公共产品开始走进农村，参与分配与使用，这对民生的改善具有很大的意义。

2、公共经济管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协调民生关系。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化，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与此同时对民生问题更加关注，公共经济对于民生的投入部分增多，如在建立健全各类保障制度、增加对民生需求的财政投入等方面，且在此过程中，通过公共经济管理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这样有效地规避了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速度与效果的矛盾，将社会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尽量拉近，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做到改善民生，协调民生。

3、公共经济管理能够通过协调政府财政支出填补市场空缺。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在公共财政支出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随着公共经济管理的不断深化，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加强财政补助，解决问题，保障民生。从深层次的角度看，政府的调节有利于促进公共产品的产出，但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经济管理不仅仅是参与进来，更多的是作为决策，将财政预算用于刺激经济发展，鼓励百姓使用公共产品，实现高效市场配置。

4、公共经济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改善民生关系。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的改善主要通过政策指导和资金调配，通常用于民生方面的资金投入比较大，资金的流向需要明了清晰，要确保完全用于改善民生，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公共经济管理制度，对相关改善政策与改善资金进行监督，从根本上确保百姓得到实惠。

（二）改善民生对公共经济管理存在要求。公共经济管理对于民生关系的改善有很大作用，可以说他们之间紧密相连，在管理中，公共产品的产出增加，财政支出被优化，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都因此得到改善，再加上对公共经济管理逐渐形成制度与法律的制约，百姓的实惠得到进一步保障。

1、政府管理职能需要进一步转变。随着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公共产品有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实施经济管理生产公共产品，满足民众需求的同时，促进民生改善。可见政府在促进经济、监管市场的同时，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因此我们要更加确立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使之承担起相关责任，坚持不断地将更多公共资源提供给百姓，加强维护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2、深化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协调，这也是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公共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以确保社会分配公平进行。其中，政策的制定需要民众参与，让公共政策更透明、更民主，还要有相关制度对该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监督。

三、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的重要作用

（一）公共经济管理促进民生需求的快速实现。传统的概念中，民生主要指百姓的衣食住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的意义逐渐扩大，除了基本生存保障外，还包括基本的教育、医疗等方面，这也导致一些问题随之而来。我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一边在了解民生的需求，一边有方向地进行经济建设，通过公共经济管理手段满足百姓的各种需求，即实现民生需求，进而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保障，保证百姓利益，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公平的社会分配。改善民生是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出发点，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平衡分配。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财富总值越来越高，社会分配有偏差是难免的，为了避免问题扩大化，更好地平衡社会分配，我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惠民原则、政策，确定均等化目标，提升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如在财政方面，政府在有意识地降低支出比例，逐渐实现从政府支配向公共支配转型，做到平衡社会分配，改善百姓生活。

（三）公共经济管理平衡贫富差距。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况会存在着不平衡状态，这种心理反应会阻碍民生工程的实施，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具有贫富之差，一些人挣扎在生活线上，一些人依靠勤劳和勇敢快速地富了起来，因此一些人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社会上出现了仇富的现象。由此可见，过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造成了农村人口的锐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使民生关系受到不良影响。只有通过公共经济管理的适度干预，才能平衡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

（四）公共经济管理促进就业。就业是一个国家公民的权利保障，也是民生之根本，而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则是民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有权利要求劳动，也有义务进行劳动，因此就业证实了民生关系。公共经济管理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我国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处于上升状态，在公共经济管理中，一些城市并没有做好减少失业、增加就业这项民生工作。大学生是知识丰富的人群，如果他们不能把所学的知识发挥在工作中，不能好好地就业，那么就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公共经济管理中，如何安顿失业人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业包括失业再就业、初次就业等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迫于生活问题，一个人在失业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对于民生关系来说是一种挑战，威胁到了社会和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严重损害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公共经济管理在增强就业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公共经济管理在医疗、住房保障方面的作用。新时期，在医疗保障方面，我国民生关系没有得到很好地处理，公共经济管理还不够好，大病、重病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体制也不够健全。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医患关系的紧张与不健全的医疗保障脱离不了关系，如果想在公共经济管理中一次性地发展好，就要加强医疗保障民生关系的建设。而民生关系中容易爆发问题的另一个点就是住房保障。新时期中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多，城市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很多城市都存在住房保障民生关系问题，由于城市房价太高，租金太贵，一部分到城市务工的农民晚上睡在天桥底下，白天在工地干活，没有经济能力住在温暖的房子中。另外，由于没有住房保障，一些白领工作人员蜗居在小房子中，这充分地说明了公共经济管理造成了民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没有做好住房保障民生工作。

四、改善民生关系的建议

（一）缩小贫富差距，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为了改善民生关系，第一步就要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国家和政府要实行税收减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就农民而言，政府对粮食的收购价格要具有严格的标准和执行程序，给予农民合理的补贴，从而使农民逐渐富起来。同时，国家还可以利用财政支出大力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缩小城乡、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对所得工资进行税收调整，尽可能的减少贫富差距带来的民生问题。

（二）采取多种方法鼓励就业，改善民生关系。为了进一步改善民生关系，就要采取多种方法解决就业问题，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针对失业问题，公共经济管理要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政府要对失业人群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且要给予一定的拨款，联系工作单位，帮助他们再就业。为了使居民的个人收入增加，公共经济管理就要做好就业工作，从而改善民生关系，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第4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国公共经济学；政府；中国化

[DOI]10.13939/ki.zgsc.2016.03.214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重点关注政府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进经济发展防线做出的重要举措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广泛，涉及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全部经济活动，不仅包含基本的公共资源筹集和管理等工作，还涵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等，旨在对公共部门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和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

1 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外兴起时间相对较早，但是受到语言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英国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上兴起，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研究。[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并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开始受到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重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公共经济学论著逐渐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社会流传。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联书店在1992年翻译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经济学》、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刘庆旺等编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等。步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著述和教材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樊勇明、黄恒学、朱嗝等相继出版了《公共经济学》，齐守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著作了《中国公共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经济学论纲》，杨龙、王骚、樊勇明、朱嗝等人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2]此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推动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到当今社会，通过理论界、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多重传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词语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词语已经随处可见，成为经济新闻的高频词汇，对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和经济效应为主要线索建构相应的研究框架。经过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界针对研究问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围绕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公共预算和债务、政府税收和分权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为重视某种单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视税收对效率问题产生的影响，但是对税收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三，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绝大多数文章重点对应不应该增加某一项支出进行研究，但是对公共支出的预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较少。[3]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政府的预算编制、政府规划和公共产品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专题性研究阶段，系统性相对较差。第四，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著作或论述虽然冠有公共经济学的名称，但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财政经济学研究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当前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为主，数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匮乏，处于萌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启动了相应的数据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 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2.1 政府及市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转型工作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环境的调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而公共经济学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对公共经济的影响范围应该存在一个特定的有效边界，一旦超出特定边界，政府的宏观干预以及市场机制都会降低效率，政府调控的失败可能由于其干预太少，也可能由于其过度干预。[4]可以说，政府相关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制于基本活动领域、规模和职能等因素，所以，针对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需求，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任务，对政府的活动规模和领域进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够与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等国情相适应。同时，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事权和财权进行科学划分，并对政府公共行为、激励机制、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适当的研究，切实提升政府在公共经济方面的运作效率。

2.2 最佳税收理论研究与税制改革设计

在建构最佳税收理论前，我国公共经济学中针对税制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分析和细化方面，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以课税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运用数学模型语言对这些内容进行形式化处理，在各相关税收原则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其紧密的逻辑关系。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看，税收原则基本有三点：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和增长原则。[5]其中，能够真正对税制设计起到帮助，并且能够在最佳税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原则，而最佳税收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税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税收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更为关注税收的公平问题以及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等。所以现阶段，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适当引入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搭配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出最合适的商品税，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应和超额负担。

2.3 公共预算管理问题

政府公共部门的收支决策一般是通过预算编制来实现的，而政府的预算工作会与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长和进步。纵观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创新和探索，并在当代社会被“新绩效预算管理理论”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成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模式建构的新方向。[6]总的来说，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预算管理的开个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结果导向预算、使命感预算、公众参与预算、灵活性预算以及中长期预算等，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从其发展趋势上看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时代问题。对于中国公共经济预算来说，如果严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必须应该由所有人才进行批准”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距离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预算而言，在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政府计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具体探究如何建立一个由一般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共同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以及科学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而就公共预算而言，则应该重点进一步强化人大的预算控制和监督，全面推广参与式预算，进而反映社会公众的实际预算需求，增强预算的约束能力。

2.4 公共产品的选择和供给

公共产品研究理论作为公共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市场还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传统的研究理论指出，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方，但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膨胀的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实际提供能力相对较低[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人提供开始出现并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个人从事和组织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等。基于此，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具体研究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界定和供给方式的选择，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问题，促进中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5 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及教育问题

社会保证、环境卫生和教育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将其作为重点课题。[8]在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合理运用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产品、环境保护事业的公共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操作模式进行尝试性分析，发现改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环境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中国公共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2.6 收入再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被不断的拉大，并且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继续扩大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问题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标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体内容包含社会大众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的公平、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和人们收入的均等。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动为核心，社会资源再分配为辅助的科学收入再分配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国家财政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社会资源捐赠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机制的补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则为分配依据，后者以道德原则为分配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7 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问题

一般情况下国家对产权形式的选择受到物种因素的影响，即社会意识形态和秩序、国家建设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冲突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整体力量的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产权选择过程中路径依赖、财政的约束。[10]公共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体产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产权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微观的突变，但宏观层面的主体经济转型已经能够基本保持相应的平滑性。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体产权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大部分第一产业的覆盖，因此集体产权产生任何形式的变迁都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存在差异，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的协调问题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8 公共规制和定价问题

公共规制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一切公共规则和制度的总和，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标准和习惯意识，也可以是单方面或者经过相关协商而制定的能够让一部分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条款和法则等。自然垄断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因此，如何对自然垄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11]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果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出现不对称情况，就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尽量对被规制者进行激励，进而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公共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公共事业的服务价格往往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问题，促使成本不断提升，价格上调，侵害了社会公共福利。针对这一问题，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中对不同的激励强度进行合理划分，研究公共定价机制和基本模型，进而构建科学的公共定价体系，提升公共定价的实际水平。

第5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部门法价值；经济法价值；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法的价值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法学范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1]法律实证主义学派认为：法律价值“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加以回答的。”[2]而自然法学派则热衷于法律价值的研究。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乌尔比安、西塞罗，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洛克、卢梭、杰菲逊等以及当代的罗尔斯、德沃金等都曾对法律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表达了这些价值在法律体系的建构及现实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与功能。从形式上看，两派的态度截然相反，真理也好像非此即彼。笔者认为：两个学派都犯了一个错误，即认为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是一个永恒的、绝对的、超验的存在物。事实上，公平、正义等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范畴。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个人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这样，形而上学地研究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只能是两个结果：或者如法律实证主义学者凯尔森那样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1]或者如自然主义法学派，在公平、正义等问题上纷争不休，莫衷一是。因此，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公平、正义，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法律价值，我们对法律价值的研究才不至于自说自话。

一、法的价值概论

法的价值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法，一个是价值。要研究法的价值，首先必须理解价值一词。价值一词源于经济学，后来，价值一词被引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使用价值一词。因此，价值一词在不同的层次与含义上被使用着。美国学者培里归纳出价值的三层含义：（1）“价值”有时被用作抽象名词。在狭义上只包括可以用“善”、“可取”和“美德”等术语来恰当地表示的东西；在广义上则包括了各种正当、义务、美德、美真和神圣；（2）“价值”作为一个更具体的名词（譬如：当我们谈及一种价值或多种价值时）。往往是用来指被评价、判断为有价值的东西、或被认为是好的、可取的东西；也被用来指是有价值或是有价值、是好的东西，“各种价值”就意味着“有价值的各种东西”、“好的各种东西”或“各种善”；（3）“价值”一词还在“评价”、“作出评价”和“被评价”等词组中用作动词。[3]价值一词既然在多种含义上被应用，人们对法的价值也就有不同的理解与应用。归纳起来，学者们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大体上仍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指目标。[4]在应用上，法的价值在多种含义上被使用。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第一，它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第二，指称法律所包含价值评价标准；第三，指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5]法律价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义、效率等方面。[6]

笔者认为，一方面，法的价值是立法者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立法者的目标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因此，法也就有恶法、善法之分。另一方面，目的和手段是一对辩证的范畴。例如，舍身护法的人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法作为一种目的。此时法的价值就有了目的性，这样看来，有的学者仅看见法的手段价值，有的学者仅看见法的目的价值，都有失偏颇。

法的价值有如此多的含义，因此，我们在研究法的价值时就必须小心谨慎，明确区分自己是在哪种含义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为了不至于引起理解上的混乱，笔者所指法的价值是法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即在目的范畴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

二、经济法的价值诸说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经济法的其他范畴一样，学者们对经济法的价值的看法五花八门，不尽一致。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1）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7]（2）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要兼顾国际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8]（3）经济法价值主要指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9]（4）经济法的价值是“整体效益”。[10]（5）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11]（6）经济法的价值是“公平、效率”。[12]（7）经济法的价值是“发展、安全、公平”。[13]（8）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14]（9）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利益”。[15]（10）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理念是“社会公益”。[16]（11）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法）、法权价值（权力规制）、资源价值（发展公平）、社会价值（经济安全）”。[17]（12）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社会经济福利价值，二是经济民主价值。[18]（13）经济法价值目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包含结果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19]（14）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分为经济法价值和经济法使用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经济法的使用价值是经济法的功能，其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终极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和促进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二层次是主导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和促进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三层次是集合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有效实行的功能；第四层次是分类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政府经济管理主体及其职权、职权运行、运行方式等协调、稳定和发展的功能。[20]

三、确立部门法价值的准则

笔者认为，要确立一个部门法的价值，必须遵循以下五个准则：第一，必须反映该部门法总的价值，即不能将一个部门法的子部门法的价值作为整个部门法的价值。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是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是消费者利益，但不能将消费者利益作为整个经济法的价值；第二，该价值主要由该部门法体现，即法的一般性价值不能作为部门法的价值。例如公平、正义、秩序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每一个部门法、子部门法、孙部门法等都必须在自身的领域内反映和追求公平、正义、秩序。一个国家的全部的法律在各自领域的公平、正义、秩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在整个社会领域反映和追求整个法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但不能把公平、正义、秩序作为各部门法的价值；第三，必须明确界定是在手段属性还是在目的属性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例如，在法的手段属性使用法的价值，必然会看见法的背后是国家，从而得出经济法的价值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也就顺理成章。在法的目的属性上使用法的价值，则必然会看到经济法的各层次目的，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经济效率、经济秩序、正义等的观点也就天女散花、层出不穷；第四，必须体现出部门法的价值层次与体系。前文已指出，目的和手段是一个辩证的范畴，目的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总是各个子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此时，必须在部门法的各层次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和概括。即必须区分子价值与终极价值、次要价值与主导价值、手段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例如，经济秩序对于效率来说是手段性价值，利益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以此为标准，经济法主要保护与促进经济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与促进政治利益，社会法主要保护和促进社会利益。所以笼统地以社会整体利益来概括经济法的价值，就没有区分开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第五，必须鉴别部门法的价值竞合与互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社会价值目标往往由几个部门法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来实现。当然，各部门法的功能有主次之分。比如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由经济法实现，但民法也会体现这一点，即表现在民事法律行为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民法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当一个部门法的价值目标与另一部门法的价值目标相冲突时，必须有所取舍。例如，民法的所有权绝对体现了权利本位价值，但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相冲突。因此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就受到限制。但民法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改变。

四、经济法价值诸说之评价

根据上述标准，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认为：

观点（1）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的概括和抽象上有失简单。其没有将法的目的性价值分层次系统考虑，抽象出最根本的价值，而简单列举几个方面，失于凌乱和简陋。而且把实质正义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根本不能反映经济法的独特价值，难道民法追求的正义就不包括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只有通过各个部门法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追求和维护，实质正义才能够实现的。

观点（2）比较系统，有层次。不过本文认为，该观点也有所不足。以社会整体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整体经济公平更多地属于社会法的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障法）。

观点（3）把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混淆了法的一般性价值与部门法的价值。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把公平作为它们各自的基本原则，难道民法就不追求公平？

观点（4）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整体效益”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上位概念，所以把整体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的。

观点（5）把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则在价值的层次上低于利益的价值层次。因此该观点在理论的抽象与概括上还可以深入。

观点（6）、（7）的缺陷与观点（3）的缺陷如出一辙。

观点（8）将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经济公平更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范畴（如社会保障法），而不应是经济法的价值；第二，经济民主也不是经济法的价值。恰恰相反，经济民主是民法的价值范畴。我们知道，民法以权利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与自由。而权利本位与自由是与民主一脉相承的。因此，将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南辕北辙的。

观点（9）、（10）与观点（4）有相同的缺陷。

观点（11）有三点缺陷。第一，“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过于抽象，难以反映经济法的价值。例如，难道民法价值就不包括“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第二，权力规制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没有很好的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第三，经济安全并不仅仅是经济法的价值，民法必须而且也能够以经济安全为其价值。很难想象，没有民法，经济法能够单独维护经济安全。

观点（12）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将经济民主看作经济法价值显得过于牵强。该观点把经济民主归纳为“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矫正经济过度集中以及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17]但我们知道，经济法的主要功能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市场机制本身才充分代表了民主与自由。例如垄断，只是经济民主的负面结果，而不能说是经济专制。这样，恰恰相反，经济法并不体现经济民主，反倒是体现经济集中。当然，本文作者并不由此得出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集中的结论。第二，社会福利价值也不能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而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的概括。

观点（13）的长处在于比较系统：把经济法价值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工具性价值，一个是目的性价值。但其也存在不足。第一，把经济法工具性价值归纳为经济安全、结果公平。以笔者的观点，结果公平应当是社会保障法的内容，不是经济法的价值。因为即使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只是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不是追求什么结果公平；第二，将经济安全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不能自圆其说。这与观点（11）的缺陷是相同的；第三，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也是片面的。理由是：首先，通说认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是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主要作用与克服市场失灵，也就是说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可持续发展。当然经济法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但这属于部门法的价值竞合问题，而不能说可持续是经济法价值；其次，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是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所以不能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例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价值与可持续发展冲突时，都必须定位于可持续发展价值，但可持续发展并不因此成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的独特价值；最后，可持续发展应当是环境法的价值，环境法也主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观点（14）视角独特，可谓独树一帜。其对经济法手段性价值———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法律形式的论述无疑是极富创见的。把经济法的使用价值归纳为四个层次也可成一家之言。但是该观点似乎偏重于法的形式和功能，忽略了法的背后内容（利益、正义等）。

五、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经济法的目的范畴意义上（至于经济法其它范畴意义的经济法价值，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既在理论有足够的抽象和概括，又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和重要功能。

第一，从经济法的功能来看，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无论学者们的关于经济法范畴的观点有多大的分歧，但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是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这一点，学者几乎空前的一致。我们知道，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主要就是作为市场失灵———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对策法而产生发展的。

第二，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来看，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主要是由经济法来保护、促进的。而这又是由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决定的。而其它部门法虽然也对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有保护和促进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例如，民商法以权利为本位，强调自治，主要保护和促进的是个人利益。行政法以政治统治为本位，主要保护和促进国家统治利益；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主要保护和促进社会利益。

第三，从价值范畴的抽象与概括来看，经济效率、社会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等范畴都不是经济法的独特的或者主要的价值。因此，虽然经济效率、经济安全、经济公平、经济民主是经济法所要追求与维护的，但它们并不是经济法的主要和根本的价值所在。例如，经济法的性质之一是经济集中，所以经济民主并不是经济法的主要目的，甚至相反。学者们的经济公平强调结果公平，则导致经济法的价值更加混乱。因为：首先，这就使经济法理念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其次，经济公平本应是社会法（主要是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即使学者们会辩解，那结果公平与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四，从部门法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民商法价值是权利本位，行政法价值是政治利益，社会法价值是社会利益，经济法价值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从而清楚地区分了经济法价值与其他各部门法的价值。

第五，从部门法价值的概念体系来看，利益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因此“社会公益”、“社会整体效益”、“整体效益”等概念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上位概念，因此，把这类概念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必然过于宽泛。

第六，从法的价值层次来看，“秩序”、“安全”、“发展”、“民主”、“公平”、“正义”等显然不是同一层次的法的价值，因此，把它们并列为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显然是犯了逻辑体系上的错误。

概而言之，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这样既突出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从而与其它部门法价值区别开来，又反映了经济法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将一些层次较低的价值和次要价值概括进来，避免了经济法价值概念的庞杂。

[参考文献]

[1]〔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奥〕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美〕培里。价值和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翁文刚，卢东陵。法理学论点要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教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王启富。法律辞海[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7]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9]莫俊。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J].济南：山东法学，1998，（4）。

[10]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武汉：法商研究，1997：（1）。

[11]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J].武汉：法商研究，1996，（5）。

[12]徐士英。经济法的价值问题[A].漆多俊。经济法论丛：第1卷[C].北京：方正出版社1999。

[13]程信和。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J].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

[14]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北京：法学研究，1996，（5）。

[15]颜运秋。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及其实现[J].武汉：法商研究，1999，（4）。

[16]尹小贝。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审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J].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17]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J].成都：现代法学，2000，（1）。

第6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第7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政府 绩效审计 内容 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社会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所承担的公共经济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大，导致政府支出数额的急剧增加，其形式也趋于多样化。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政府承担的公共经济责任的要求也日渐提高。人们十分关注政府在承担公共经济责任的过程中，是否节约地使用公共资金，其效率和效果如何，这就要求政府审计机关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能进行审查，以满足社会公众对此类信息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应运而生。

政府绩效审计是指独立的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和人们认知的共同标准，对政府履行公共责任，配制、管理、利用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合理性、有效性、科学性进行的审查、分析、考量和评价，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高效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方面。

一、经济性审计

经济性是指以最低的资源耗费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出。它主要关注的是投入和整个过程中的成本，强调的是资源的节约程度，追求成本最小化。简单地讲经济性就是指资源的节约或损失浪费的程度。与之相适应，经济性审计就是评价资源的占用和耗费是否节约和经济。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经济性主要包括：被审计单位是否以最低的价格购入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等资源；被审计单位实际花费是否与预算一致；被审计单位资源是否得到合理利用；被审计单位各种投入是否达到最佳配比。比如：对某医院大楼建设项目进行投资绩效审计，对其经济性审计，应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审计，根据招标文件、合同以及项目控制程序确定医院及其附属设施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照规定的时间并用最低的成本或在批准的费用范围内建成，有无损失浪费等。

二、效率性审计

效率性是指投入资源与产出的因果关系，以一定数量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假若我们把投入看作成本，把产出看作是一种效益，那么效率性可以看作：成本既定条件下的效益最大化，或者效益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它强调的是产品、劳务或其他成果与消耗资源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讲，效率性是指资源的投入产出的比值。效率性审计就是指对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查，以确定有无达到成本效益最大化。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效率性主要包括：被审计单位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用其他方式实施该项目所需要的成本是否会更低一些；被审计单位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合理；被审计单位职责分工是否存在不必要重叠；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本可避免的障碍；被审计单位内部的不同部门是否能够相互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促使员工节约费用和及时完成自己工作的激励机制。比如：评价政府机关的经济活动是否经济有效，查明低效率的原因。包括人、财、物和信息资源等是否得到有效应用，政府服务是否及时提供，政府目标的实现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等等。进而评价政府机关或项目管理控制是否有效，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是否较高，是否耗用较少的时间和资金完成较多的任务目标，寻求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办法和措施。

三、效果性审计

效果性主要是与实现程度相关的概念。它是指政策、项目实施多大程度上达到政策目标、经营目标和其他预期结果，强调的是预期目标与实现程度之间的关系，通常以实际产出比计划产出，即实际资产所得比计划所得，借以表达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可以说是少花钱、多办事、更要办好事。简单地讲效果性就是指完成预算目标或实现计划目标的程度。它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预期目标是否得到了实现；其二，所发生的结果是否全部可以归属于政策或项目的实施。效果性审计是指分析项目、计划或其他活动的预期效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对比关系，评价政府经济活动是否符合预期要求，利用资源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是否有效，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评价组织、计划、项目或其他活动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经济目标以及其他预期目标。仍以对某医院大楼建设项目进行投资绩效审计为例，对其效果性进行审计，要审查以下内容：病人排队候诊现象是否减少；手术实施的次数是否增加；诊断和治愈的比例提高多少；死亡率降低了多少等等。

为了全面评价政府绩效的总体水平，需要权衡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关系，特别是这五个内容中存在水平不一，好坏不均的情况时，正确把握五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会形成片面孤立分析，导致评价结论有失偏颇。总体来说，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效率性包括了经济性，经济性和效率性是效果性的前提条件。概言之，经济性是成本减至最低，效率性是达到最佳的投入产出比，效果性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比例关系。因此，为了确保总体政府绩效评价的合理、准确、科学，需要充分把握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之间的关系，根据评价的需要综合权衡。

参考文献：

第8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农业财政补贴；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国际贸易学

一、农业补贴的含义和内容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一般意义上的补贴，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向某种产品的生产、流通、贸易活动或某些居民提供的转移支付，农业补贴主要是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贸易支持与保护措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农业资源环境、对农村科技教育、市场信息等服务支持、对农村低收入者的扶助等等。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另一种是狭义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对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

“一要巩固、完善和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和产粮大县的支持力度。二要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切实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今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总结一下，目前财政对“三农”的支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对农民的生存保障支出，如农村五保户支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农民医疗保险支出等。（2）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如乡村公路、乡村环保、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等。（3）对农业的补贴，如农业科技投入、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产品出口补贴等。很显然，财政对"三农"支出的三个方面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农业补贴，也即WTO框架下的广义的农业补贴。

二、公共经济学理论依据分析

在公共经济学的视野里，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领域和其他的市场失灵的领域，就农民的最低生存保障支出和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言，财政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在理论上没有异议，因此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狭义的农业补贴该不该进行方面，鉴于此，这里探讨的仅仅是狭义的农业补贴。

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是一种逆市场行为。那么政府要不要给农业补贴，一是看农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在完全市场条件下能否独立存在，即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是否存在着市场失灵，因为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看农业所提供的产品是否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负有责任。

首先看农业本身的产业属性。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或者说没有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农业生产要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并且农业生产过程具有“生命”特质，这就决定了其经营的巨大风险；第二中国农业的经营规模、经营成本、科技转化水平以及商品化程度等诸多限制使其不仅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国内市场也很难实现平均的利润率。一个经营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的农业，却不能获得平均的利润水平，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肯定是要被淘汰的。但问题是，这个产业还必须存在，因为其存在的福利损失远远小于其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收益。这恐怕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失灵问题了。既然在农业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农业本身又具有公共性特征，政府出面给农业以补贴并提供其他的政策保护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看农产品的情况。虽说农产品是公共物品，但可以说某些农业产品具有某些公共产品的属性。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问题很复杂，强调粮食生产势必牺牲农业的比较优势，影响农民的收入；强调农业的比较优势，则无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这种很符合公共需要（社会安定和粮食安全），私人又不愿单独提供(没有经营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减少提供者的预期收益)的产品，应当说同样具有了公共产品的某些属性。从这个角度说，政府也应该对农业提供补贴。“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农业补贴的本质是政府向农民购买公共农产品的行为。”

三、福利经济学理论依据分析

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提出了两个社会福利最大的基本命题：第一，国民收入越大，社会福利就越大。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就必须是社会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必须是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第二，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同样的货币量对穷人的效用要大于对富人的效用。因此国家应采用收入转移的方式，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低收入者，直到他们的边际效用相等为止。

庇古的第一个基本命题，要求国民收入是不断增长的。西方学者罗斯托和马斯格雷夫曾提出了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模型。20世纪50年代罗斯托就提出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理论，他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五个阶段。而马斯格雷夫把经济发展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传统阶段和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相当于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罗斯托的经济起飞阶段相当于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相当于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阶段。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应占主导地位，主要用于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如交通、法律秩序、健康、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等，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而直接影响到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效益，从而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这类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数量大、周期长、收益小的特点，且这些投资又具有较大的外在性（外部经济效益），私人部门无力投资或者不愿投资。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必要的，并将对经济的起飞起重要作用。

庇古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目前由于农村的贫穷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造成的农村消费能力下降使得本来就被分割的国内消费市场更加支离破碎，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投资、消费和国际贸易）因消费不足而变得动力不足。更直接的严重后果是，由于城乡收入急剧扩大，农民增收困难，再加上农民的医疗、教育等方面无法享受到一个公民应当享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得社会矛盾变得非常突出，公共风险的积聚已影响到改革的前景。国家应采用收入转移的方式，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低收入者，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

四、制度经济学理论依据分析

抛开农业补贴理论上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农业补贴实质上是由于农民作为个人的偏好(利益取向)和国家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公共偏好发生冲突时，双方通过妥协谈判签订的给农民经济上补偿的协议。

由于技术、要素禀赋的差异，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农业的比较优势必然会下降，资源会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资本、土地都要非农化。但问题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下，粮食仍然是一种战略物资，无粮不稳不仅是几千年来中国统治阶层的口头禅，也成为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遵守的一条戒律。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发达，一定要有土地用于农业，尤其是用于粮食生产，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公民滞留于土地。很显然，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是利益的受损者，会强烈要求政府做出一种制度安排，保障经营农业能获得社会平均的利润率，保障自己获得和城里人相同的收入水平，这就需要谈判，需要妥协。此时，关于农业补贴的三点表述已十分明晰：第一，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并非仅仅因为农业有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政府限制了农业要素的流动。第二，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必须放开农村要素市场；政府若考虑粮食安全而限制要素流动，那么就得给农业予以补贴。第三，补贴农业不是政府的单向支出，而是一种互利的交换。既然是交换，补多补少就不可全由政府说了算，应该和农民商量着定。“不然，有钱多补，没钱少补或者不补，就算不上是公平的交换了。”

五、新国际贸易学理论依据分析

新国际贸易理论美国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利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中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如果政府能够识别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地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例如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一定补贴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即畜牧业、水产业、花卉、蔬菜等，可以获得部分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战略性效应，由于成本补贴使竞争对手相信国内生产者将扩大生产，因而竞争对手的直接反应是削减产量，使国内生产者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生产者剩余大于纳税者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而且不论其他国家是否使用战略性补贴政策，本国经济的受益完全是以竞争对手的损失为代价的，因此极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特别是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的滥用，严重扭曲了国际贸易，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乌拉圭回合多变贸易谈判中，多数国家要求约束农业补贴政策的应用。但在实践中这种理论的运用屡见不鲜。

参考文献：

1、（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2、姚明霞.福利经济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3、（美）斯蒂格利茨著,郭庆旺等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三版）――经济科学译丛[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英)A.C.庇古.福利经济学[J].商务印书馆，2006.

5、（美）斯密德著,刘璨,吴水荣.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冰岛）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制度经济学译丛[J].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7、（美）亚蒂什・N.巴格瓦蒂・阿温德.潘纳加里亚著，王根蓓译.高级国际贸易学（第二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8、.国务院关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07.

9、胡靖.非对称核算理论与农户属性[J].开放时代，2005(2).

第9篇：公共经济的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正在成为研究区域教育合作的一个新视角。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优势在于，能更直接反映某区域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机制和制度更切合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本文研究了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一般理论，并以过去几十年来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或主导的区域教育项目为例，分析了区域教育合作的主要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区域合作正在成为新的国际潮流。21世纪将是区域合作的世纪，区域合作的理念正在成为众多国家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在国际教育的发展中得到反映。本文从教育学、公共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视角，以美洲开发银行为例，研究了当代区域f生教育公共产品发展的一般理论和趋势。

一、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界定与分类

对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公共产品的概念已在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经济学家常常从分析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大特征来界定公共产品。这两大特征一个是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与排他性(exclusive)相对；另一个是消费的非竞争性(non-irva1)，与竞争性(irva1)相对。所谓公共产品就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国防和灯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与此同时，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同样来源于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的概念。在公共经济学中，通常将一国的国内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受益面覆盖全国；地区性的公共产品由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只满足某一特定地区居民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回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效弥补了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供给不足和缺乏针对性，更加能够得到地方居民的认同，同时在运作和管理上也显得更有效率。将这一理论延伸至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便衍生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

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者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共同的需求和共同的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出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并为之分摊成本。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只服务于本地区、只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是由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圈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涉及两个以上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如果该利害关系涉及所有主权国家和地区则是全球性公共产品。

一般来说，区域陛国际公共产品是具有地域限制的，其成本是有关成员通过协商来分摊的，因而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该产品被“私物化”的可能。从目前各区域合作的现状来看，除特定区域外，一般不存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

以产品属性为分析对象的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指的是地区性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育服务。这种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其消费效用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直接消费效用是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后知识、能力的增长，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等，在教育经济学中叫做教育的内部产出或内部效益。教育的内部产出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和文明程度，使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人和地位，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增进了社会和谐，这种效应在教育经济学中叫做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教育外部效益的存在，使人们将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看成是区域机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区域合作进行理论解释的一种新的尝试。从直接消费看，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也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增加一个学生，边际成本不为零，会降低原有学生得到的教育服务水平，如人均受教师关注的程度会降低，人均校舍面积、图书、仪器等教育资源会减少。在技术上学校完全有能力将教育的消费者(如不付费者)排除在学校或教室之外。因此，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直接消费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公共经济学权威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正是从教育的直接消费特点出发，把它看成是“公共供应的私人产品”的。旧从间接消费看，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具有部分的非竞争『生和非排他性。区域教育公共产品使受教育者个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是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他人不可分享，因而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能促进区域内经济更快增长，国家问关系更加和谐，这种社会经济利益由全体区域内成员都可受益，对区域整体而言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也无法排除其他成员得到这种利益，因而没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间接消费具有混合产品的性质。

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产生的基本原因，区域教育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别：一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依附于服务贸易行为的教育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多边教育服务体系以及以维持这些体系为责任的国际组织。二是协调利益冲突的教育类国际组织以及被普遍认同的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主要包括一些仲裁机构和项目维持机构。一些国际法及其准则如果被普遍所认同而成为协调区域内教育产品提供中发生的利益冲突的一致依据，也被视为能够在区域范围内运用的教育公共产品。三是以区域内教育发展为基础的集体行为。区域内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个国家有参与改善教育的集体行动的动机。这一类国际公共产品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问的协调行为；一类是民间通过国际捐赠而发展起来的教育产品的提供机制。四是全球化使得地区性教育问题的外溢性提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间的有效合作。而主权国家如果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政策最终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这种现实会加强主权国家谋求国际合作的动机。例如，随着知识流动性的增强，公共资助的教育培训和研发可以通过技术转移使其他国家受益。虽然这些公共产品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国际外溢性特征，即虽然是由国内供应，但可以“出口”国外并被众多国外消费者使用，国际消费者并不要为消费付出相应代价。因此，对于这类公共产品会存在国际上所谓的“搭便车”行为。可以将这种具有国际外溢性特征的教育公共产品也定义为“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

二、拉丁美洲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合作

教育产品的溢出效用扩散到国际区域，但因其具有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缺乏对提供者的激励，因而存在着供给不足的问题。美洲开发银行(IDB)有着长期支持教育领域区域合作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行向一些有贷款关系的国家提供教育项目资金。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或主导的区域教育项目中的三个案例，它们分别代表了教育公共产品产生溢出效用的三种类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领域区域技术合作发展历程中的主要趋势。

1、支持学习成果和教育研究的比较评估——第一个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项目

这类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由美洲开发银行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开展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区域教育办公室主持的“教育质量实验室计划”(theEducationalQualityLaboratoryInitiative)提供的重要支持。该计划是全面评估该区域大多数国家教育成果的一个成功的尝试。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办事处寻求银行支持，希望建立一个试验室来设计一种评估体系，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小学的语言和数学教学质量进行评估。以几个国家为样本进行实验，并把结果用于对其他国家相似问题的分析可以大大减少相关资金的投入，而这样的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作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求的回应，美洲开发银行提供了75万美元的技术合作资源。1997年，13个国家参与了第一次国际比较研究，对三、四年级学生的数学和语言学习能力进行了测验。5万多名学生接受了测验，很多家长、老师和校长也都支持这些信息调查。尽管对区域内教育政策研究结果的系统评价至今尚未完成，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公众而言，该计划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研究结果将可以作为适用于拉丁美洲的教育评估资源，并使教育资金拥有者有权要求教育改革，以改善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

美洲开发银行在支持该项目时，其政策标准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1)注意跨国利益存在的特点。例如，测验工具虽然受到了来自技术层面的一些批评，还是被广泛运用于这个由国际组织发起的研究评估项目。各国(特别是各国的教育部)成为支持当地项目的关键合作者，它们确保计划得以在学校层面得到落实，并准许大众使用和所收集的信息。在多数情况下，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努力和那些正在建立教育评估体系的国家的努力是一致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加强了国家在教育评价上的能力。但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一度表现出对将研究结果交付公众使用的抵触睛绪，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政治上的激烈反应。这些担心最终得以化解，是因为这些国家考虑了所有参与国和整个区域的利益。(2)在国际协调以及在特定活动领域中需要主动的领导角色。美洲开发银行对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办事处开展的比较评价试验的支持，为那些有稳定区域性公共产品需求的地区通过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来获得供给提供了良好范例。但是，当这两个国际机构的领导地位缺失时，就不会继续提供类似产品。这种结果也是一种连续状态的体现。特别是在首次资助完成后，美洲开发银行通过了第二批有更多限制条件的技术合作项目，旨在通过对积累信息的分析使研究成果的影响最大化，特别是提高参与国根据这些成果制定本国政策的能力。

2、支持远程科技教育和基础科技教育的进展——国际虚拟教育网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革命使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关注教育系统和新经济的关联，并力图将信息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教育发展中。为了普及计算机知识，各国政府开始向教室大量提供计算机和其他数码技术，并制订相关教师培训计划。在1998年初圣地亚哥美洲首脑峰会上，各国教育部部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组织直接涉足科技和教育的创新计划。1999年，美洲开发银行对此做出积极回应，起草了一份价值50万美元的技术合作项目，即著名的“国际虚拟教育网络”(IVEN)。该项目是建立在与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教育当局的合作基础上的。这个试点项目通过整合计算机、视频和科技等有效学习资源来发展初中高年级的多媒体教学，并为此提供教学材料的设计指导和网络上的多媒体课件，以及为员工培训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网络平台。这是一个中学科学和数学学习的整体项目，在改善数学和科学学习以及在教育进程中引入科技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洲开发银行的资助超越了“国家公共产品”而带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欢迎。这一项目具有以下特点：(1)美洲开发银行为此项目提供了聚集资金的优势。银行资金主要用来致力于发展组织之间的协议、以通行的方式培训成员国、为产品制定新标准以及开发方便国际合作与协调的网络工具。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不可能在单一国家里找到财政支持。美洲开发银行的资助方式是具体到每个参与国的资金项目，致力于对负责生产具体公共产品的技术团队进行资金支持，或者资助在一个学校的小样本范围内进行测验的组织。在参与该项目的5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资金安排都超过了美洲开发银行对一般教育或科技借款业务项目中子项目的资金资助。在试点测验完成的时候，资金数额有望达到1000万美元。(2)在国际协调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美洲开发银行利用外部管理和国际虚拟教育网络技术支持建立了一个更加专业化的组织。即便在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该项目也克服了种种困难，表现良好。在项目运行的两年时间里，经济的严重回落和政策的过度延迟，造成项目的5个参与国中至少1个(有时更多)不能与项目发展保持一致。全新的管理机构不止一次取代项目的原有机构，使培训新的队伍不可避免。

3、支持区域教育合作——西印度群岛大学发展计划美洲开发银行已经支持、协调并资助了几个计划。

一些国家已通过教育公共产品联合生产的方式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便利。而此前，各国的类似活动往往缺乏资金资助及国际协调。美洲开发银行在该领域开展活动的最直接例子是对西印度群岛大学的投资。

加勒比海地区高中入学率一直偏低，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遭遇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而该地区国家经济的逐步发展要求培养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并使其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流动，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被认为至少是一种半公共产品，应该充足地提供给加勒比海各国。而西印度群岛大学能够提供给加勒比海国家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教育服务。该校作为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1948年在牙买加建立。1991年，它成为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政府首脑会}义建立的永久性区域机构。与此同时，加勒比地Lx二对提高入学率和增强自然科学研究能力的需求日渐清晰。1992年，美洲开发银行批准了i笔借款业务给予支持，并扩大了西印度群岛大学的资金使用权。考虑到西印度群岛大学的主校区横跨三个独立的借贷同，美洲开发银行要求每个国家负责和本国校同直接相关的租金部分。整个投资项目总计8500万美元，以加强相当数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教授的研修培训等。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该计划终于付诸实施，并实现了最初的目标，甚至超过了预期。连续的国家资助、不同圉家之间的有效协调、团队合作以及项目管理人员能力突出等等，都是这个项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西印度群岛大学案例具有特殊性，它使人们注意到针对教育产品提供的国际协调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需求增长的时代里，这种类型的融资体系是否可以广泛适用?因为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人们很容易把加勒比海国家当作一个独特区域。在提供区域教育公共产品的行动中，要促进域国家的合作并调动相关区域f生教育机构的积极陛，同时还要依赖于国际机构在教育政策分析和应用研究上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和借款国教育部门之问保持开放的交流渠道。

三、结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密切，同家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更加暴露了诸如环境、卫生防疫、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等许多全球性问题和危机。这些跨国界的问题和危机具有公共产品的典型特征，它们的迅速扩散使得单个国家已无法应对自如。欧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区域内合作的办法，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提供维持本地区和平与繁荣所需的各种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样不仅能有效地克服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而且能有效地防止国际公共产品被大国“私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