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种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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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运输业；密度经济；幅员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236-01

在一般制造业中，范围经济是指多种产品共同生产时，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要素，会产生成本节约，从而使其相对于这些产品单独生产时具有更低生产成本。它是一个企业继规模经济之后，规模在纵向上达到饱和，从而转向横向，也就是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策略。而在运输业中，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与一般制造业的略有不同。这主要是由运输产品的特殊性引起的。运输产品是货物和人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是一种位移服务，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等质量维度。在受雇运输的情况下，运输业者从提供的运输产品中取得对应的市场收入。如果将制造业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直接引入运输业，将导致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互包含, 使得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几乎无法分开。也就是说，运输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 构成了运输网络经济[1]。

一、运输业中的范围经济。在运输业中，密度经济是指在固定设施和载运工具的能力不变时，运输网络上运量的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的情形；幅员经济是由于增加产品运输种类引起产量增加使单位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从而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三个概念可用如下的图示形象说明：

上图为A、B、C、D四个节点构成的确定的运输网络系统。其中，密度经济是由于运输线路上（以AB线路为例）运量增加，客货流量提高而引起的单位成本下降；幅员经济是通过增加运输产品种类（如在BD间、BC间使用不同档次车辆、开行更多服务内容的线路等）来使单位运输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则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到E节点处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2]。

二、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一）运输的两种主要方式。一个完整的运输系统是由站口为节点，以固定路线为连接，包括相关管理和服务组成的，具有运输服务功能的网络。直达运输和中转运输是其最基本的两种结构形式。直达运输就是从起点到讫点的运输。其成本主要是运行成本、管理成本、装卸费用等必需的固定成本。轴辐运输，也称中转运输，是指从起点出发，中途经过中转，然后到达终点的运输。采用轴辐式运输可以把不同站点处的货流量合并到同一条路线上，以增加密度经济效应，从而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同时，不同路线的货物可以分享中转处的设施和服务，也使得管理成本减少。但中转运输会增加中转货物的运输距离、装卸时间及费用，使其成本上升。这样一来，采用中转运输是否具有经济性，在于比较直达路线结构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与货物中转运输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增加[3]。前者大于后者，中转运输具有经济性；否则，不具有经济性。

（二）轴辐式路线结构经济性的模型分析。

如上图左，为直达运输结构示意图，这里面是三次直达运输的一个表述。A地到B地，A地到C地，B地到C地，以及它们各自的回向。上图右，为轴辐运输结构示意图，这里的路线理论上有N*n条，以及它们各自的回向。现假设：（1）各站之间的货物流动量相同；（2）各车辆成本及站口的相关费用相同；（3）轴辐式路线结构中航线的平均距离与直达路线结构中路线的平均距离相当。符号说明：（1）N为站口数量；（2）q为各站口间货流量，包括往返运输量；（3）qd为直达路线结构时每条路线上的货流量；qz为轴辐路线结构时每条路线上的货流量；（4） 为直达路线结构时各路线上的固定成本； 为轴辐路线结构时每条路线上的固定成本；（5）C（q）为各路线上的可变成本，C（q）=βqγ 其中，β>0，0

结束语：提高运营线路流量以获得密度经济，增加多样化运输内容以产生幅员经济都可以使运输的网络经济效益得到改善。但在运量和运输种类都已经饱和的前提下，更有效的措施是扩大运营区域取得范围经济。但随着运输网络扩张，网络节点增加使运输成本增加，一旦该成本增加的幅度高于客流密度提高使运输成本降低的幅度，则出现了网络不经济现象。这里的运输网络该扩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如何让用路线数量和客流量来表示，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量化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作者简介：孟静（1987― ），安徽蚌埠人，现为安徽大学2011级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周伟,姚志刚，王元庆.基于范围经济的运输网络扩张竞争优势分析[J].中国公路学报，2006，19(3)：92-95.

第2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扩张；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

一、我国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由于经济集中和行政割据垄断，造成不少企业在规模上得不到扩大，同时同一行业的小型企业过多并且过于集中，完全没有形成有很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的集中。在我国开始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以后，这种经济集中和行政割据垄断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企业，仍然没有形成合理的规模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一度出现过企业兼并与收购的浪潮，但是这一兼并与收购的浪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总体上来看，即使兼并与收购之后，中国企业仍然无法与国际同行业中的企业比规模，达剑最低经济规模的不多，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的更少，这一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二是中国的企业兼并显示出极强的政府干预的特征，大部分企业的兼并并不是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的某种优势，而是国家为了改造和减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通过政府撮合让效益好的企业兼并效益不好的企业。试图通过这种兼并实现企业规模经济，而且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是对规模经济片面误解，也让中国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许多企业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走向了毁灭。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曾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在管理上的缺陷等原因，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造成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周期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营企业选择了错误的规模扩张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还是就目前我国的企业发展现状而言，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都在一定影响和限制了我国企业尤其是较大企业的发展。

二、对企业规模经济及规模化扩张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

积累国外企业的大规模扩张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企业的规模发展的方向就是追求企业的巨大化，以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似乎也表现出这样的发展方向。但是企业在扩张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扩张战略，而有的企业则可能采取横向一体化的扩张方式。与这两种情况都不相同的是，有很多小企业通过在地理上的聚集和集中也可能形成很强的外在规模经济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和集团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加的激烈。而这些跨国企业和集团企业的发展也慢慢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部分。我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但要面临国内庞大的市场竞争，还要面对国外大型企业的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国际企业对我国市场的争夺，如果我国企业仍然存于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现状，很快就会被淘汰，因此，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客观需求，也要求我们对规模经济理论与企业规模化扩张关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规模经济与规模化扩张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战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而企业的发展同样也会使企业规模经济理论更加丰富，把企业规模经济理论向前推进。

三、规模经济理论与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相互关系

1　规模经济理论和企业规模化的相互关系

(1)信息流通程序的冗长，造成企业决策形成速度的下降。

(2)企业的规模过大，会造成组织管理成本的提高。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需要增设许多新的部门和管理人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合理边界。但是如何让在规模扩大和企业良好运作中达到一个平衡寻求这个合理的边界，1937年，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的合理边界是外部交易成本等于内部组织成本这一边界上。

根据这一理论，同一产业的企业规模应该是相等的，或者说至少部分企业的规模是相等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大小企业并存，不仅大企业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小企业也表现出很强的规模经济性。特别是后来出现的企业的兼并、并购和战略联盟，以及大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活动，以上理论又是无法解释的。此时，范围经济就应用而生了。范围经济，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内在规模经济强调的是通过增加产量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则是通过增加产品种类来获得规模经济。

20世纪90年代，电子技术的普及以及运用，网上商店、网上银行等新型经济组织己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这种新型经济组织更是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种企业既没有实体也没有边界，其规模经济更不可能通过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等计算。此时，各种虚拟组织理论应用而生。虚拟企业的规模经济只能用虚拟理论来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规模经济理论和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是相辅相成的，规模经济理论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而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又推动了规模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

2　内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企业的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种规模经济在现实中确实足存在的，但是由于两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因素不同，因此对企业的规模化扩张的影响也不同。

(1)内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内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的产量提高时，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即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因而又称为内部经济或内部规模经济。这个概念的形成具有自身的历史背景：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的发生和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工厂的出现为工厂规模经济和车间规模经济理论的诞生提供了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开始复杂化，企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能简单用产量提高，平均成本下降来解释，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

事实上传统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解释还是给了我们深入认识规模经济的机会，规模变动是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规模的扩大带来新技术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机器大生产的企业规模是大的经济效益好而小的差，事实上假如生产要素都是连续可分的话，生产规模结构一定，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报酬确定就毫无影响。可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比如厂房、机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半个厂房、半台机器运作的，对于人力资源一样，也不能只计算半个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企业总规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个下限，达到结构最优的规模。

这种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认识企业的规模经济的理论是一种静

态的规模经济理论，但是在现实中企业规模的变化不仅仅与技术设备这些生产要素有关，而且更多的是受到行业状况、市场容量、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有一些行业需要很大的规模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企业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扩张，如汽车制造业、化工产业等；而有一些行业在很小的规模就能实现规模经济，如餐饮业、贸易公司、咨询公司等，那么企业就会采取连锁经营等方式，而不是无限地扩张规模。企业如果市场的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企业就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企业生产的东西越多，盈利就越多。外部技术的变化对企业的规模扩张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经营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便利，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大企业，如美国的微软公司、波音公司等。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规模经济变动与企业扩张的关系，就会发现企业可以是无界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企业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内部规模经济。

(2)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同行业企业在同一地理范围内集中配置，随着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行业总产出规模的扩大，全行业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都将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就是“外部规模经济”，或者叫“行业规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在空间上表现出来就是聚集模式经济，而这种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即聚集效应既可能导致企业组织的分化，也可能导致一体化，这主要看这种效应对企业来说是正面的外部效应，还是负面的外部效应。

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面的外部效应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宋完成。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同一行业中的一个较大规模的企业将其生产的产品的某些部件或零件包给其他企业去加工。以机械制造加工业为例，如果机械设备生产厂家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生产场地或者环境保护等的限制，将设备上的耐磨部件，通常是铸造件外包给附近的铸造厂。有的甚至是采购除了核心技术的全部的零部件，然后自己进行组装，再以自己的品牌销售。汽车行业也较为常见。

反之，另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负面的外部效应时，由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较高，此时，聚集可能会诱使企业之间进行纵向一体化或横向联合，亦即产生组织整合的倾向，即企业规模将趋于扩大。还以机械加工为例，当同一市场上这种加工设备的厂家增多时，就会增加对同类铸造部件的需求，在这些铸造部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铸造厂家肯定会提高价格；也有可能是维持原来的价格，但是质量上却不能保证。当铸造件的价格超过了企业自己铸造的综合成本时，采购部件的企业肯定会考虑自己建造铸造厂；或者为了获得稳定的零件供给，保证设备的质量，也会把外包的铸件自己铸造或加工。

第3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

第4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本土化；文件中心；运作模式

Abstract:InEuropeandAmerica,thepeoplealreadywereaccustomedtoeachkindofservicewhichearlyprovidesthedocumentarycenter,whatatpresentpaysattentionisthedigitiza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aswellasthedocumentarycenterarchivesandsoonnewsituationthenewchallengewhichbringstotheexistingdocumentarycenter''''smanagementandthemanagementpattern;Butinourcountry,thedocumentarycenterhadstillnotobtainedthepromotionandthepopularization,thereasonliesinmanypeopletothinkthatthedocumentarycentermanysuperiorityareformintheoverseasspecificenvironment,becausetheChineseandforeignnationalconditionhastheverybigdifference,worriedsouththedocumentarycenterintransplantsinChina''''sprocesswillpresentnorththeorangezhitheresult.Theauthorbelievedthatthiskindofworryisnotunnecessary,butbeforehesitating,cannottake,thekeyismustfinishthedocumentarycenter“thelocalilzation”thework.

keyword:Localilzation;Documentarycenter;Operationpattern

前言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第5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企业并购；动因；理论

一、企业并购的概述

并购的内涵非常广泛，至今国内外学者对此仍未形成一个统一、权威的概念，不过总体看来，各种解释在本质上基本一致，区别在于阐释的角度和侧面不同。并购（M&A）是兼并（Merger）与收购的简称，兼并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按某种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企业的产权交易行为，而收购（Acquisition）是指一个企业以某种条件取得另一个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产权，从而居于控制地位的交易行为。这里，“以某种条件”常表现为现金、证券（股票、债券）或二者的结合。

按照并购双方的行业性质，并购可以划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借壳上市大多数都属于混合并购）。企业并购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协同效应理论（经营、财务和管理），委托理论，税负利益理论，战略发展理论（多元化），市场势力理论和资源稀缺理论等。

二、企业并购的动因与理论阐释

企业并购的根本动机在于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或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企业并购的另一重要动力在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寻求发展壮大的企业可通过内部扩张和对外并购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内部扩张需经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而对外并购可以比较迅速完成预期目标。追求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是企业并购的基本动因。支持企业并购的人常以并购会带来协同效应（Synergy）而作为赞同并购的理由。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主要包括经营协同效应（Operating Synergy）和财务协同效应（Financial Synergy）。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行业的企业的具体并购动因也各不相同。

（一）规模经济的动因与理论阐释（横向并购）

在经营领域，通过并购可以实现双方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优势，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在财务领域，可充分利用未使用的税收利益和债务能力；在人事领域，可吸收关键管理技能和优秀人才等。

规模经济指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收益不断增加。具体指企业规模增大时，单位投资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也可以是，企业规模达到某一水平后，单位成本的下降。规模经济又划分为工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从技术和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企业并购的动因。在工厂规模经济层面，企业可通过兼并对工厂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或有效解决由专业化引起的各生产流程的分离，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在企业规模经济层面，企业通过兼并壮大规模，采用新技术、更好控制生产成本、改进与政府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生存发展的能力。

规模经济并不是规模越大越经济，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降低管理效率，增加管理成本。新古典经济理论对规模经济的论述适用于企业横向并购的解释，企业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就有动力扩大企业的规模，而扩大企业规模较快的方法是企业并购。

（二）交易费用动因与理论阐释（纵向并购）

交易成本理论起始于科斯，而后在威廉姆森等人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在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具体说，并购是企业内的组织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其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该理论借助于“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概念，对纵向并购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当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越高，不确定性越强，交易频率越大，市场交易的潜在成本就越高，纵向并购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纵向并购就可能发生。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

根据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可认为纵向并购的动机在于降低交易费用，边界条件是降低的交易费用与增加的行政组织费用相等。此后，其他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不过，交易成本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动机。

（三）多元化动因与理论阐释（混合并购）

多元化经营战略是指企业采取在多个相关和不相关的领域中谋求扩大规模从而占取市场创造效益的长期经营方针。多元化又分为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对相关多元化的解释较多地用到范围经济的概念，非相关多元化一般出于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考虑。

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原因主要有：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资源和剩余生产能力，增加相关产品种类而形成的“广度经济”，降低风险实现多元投资组合的综合效益，寻求企业成长的新空间。该理论的解释多适用于混合并购。

（四）其他动因与理论阐释

除上述并购理论之外，西方学者试图从其它角度来揭示隐藏在大量并购活动之后的真正动因。

1、价值低估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的发生主要在于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通常采用两种比率来衡量公司价值是否被低估，一种是托宾比率（即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另一种是价值比率（即市场价值与资产的账面价值之比）。当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时，就会出现有竞争实力的企业采取并购手段，取得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

2、市场势力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通过并购可以有效降低进入新行业的障碍，通过利用目标企业的资产、销售渠道和人力资源等优势，实现企业低成本、低风险的扩张，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增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控制，提高市场占有率，保持长期的获利机会。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

3、资产组合理论

该理论借助资产组合假设，认为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企业通常采用混合并购的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

三、小结

企业并购的最根本动因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企业并购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平衡过程，既有有利因素影响，也有不利因素影响。因此，在做出实际并购决策时，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明确并购动因，对并购绩效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第6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一、 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人的能力、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3)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4)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第7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新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贸易的产生，克鲁格曼指出：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同只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而规模报酬递增则是另一个基本原因。不同于传统的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前提，能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比较优势有明显差别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工资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克鲁格曼之前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过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俄林理论（1933年）中的一个重要分课题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作用，巴拉萨（1967年）和克拉维斯（1971年）也曾提到规模经济理论在解释战后工业国家间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现象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克鲁格曼在前人的分析和研究上，创新的将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贸易产生的一个原因并结合均衡贸易理论和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系统的做出理论分析。

一、克鲁格曼论文中主要使用的模型和推导脉络

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有诸多的假设并引用了多个模型，它们对理解克鲁格曼经典论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中的推导和结论很有帮助。在这四篇克鲁格曼的经典论文中有许多相似的假设，其分析和推导方式也很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假设规模经济是企业内生的，并且假定市场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同时，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对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这些理论加以变化并进行推导和分析：他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简化。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产品以相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其中和分别为劳动投入量和产量。并且假定，产量等于消费量，其中，成本函数表明：每件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则保持不变。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成本函数。而后，克鲁格曼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全部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中，所以有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对称的。克鲁格曼根据上述假设和模型，从效用函数开始，结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需求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求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均衡利润为0的假设（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得出生产产品的种类。在分析完封闭经济之后，克鲁格曼在各篇论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推广和引申，或是考虑要素流动，或是加入运输成本，或是考虑要素比例，或是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使得理论推导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说明现实的问题。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来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的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且在其生产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选择来获得比较优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偏好生产更少的产品种类。而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论西方国际贸易发展的里程碑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入了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一是大量的厂商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厂商的进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产品集团内厂商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预期它自身的行动不为其竞争对手所注意；三是同一产品集团内所有厂商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权，同时规模收益是递增的，企业生产差别化产品（产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间互相争夺市场，而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利润消失，各个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即均衡利润为0。

二、克鲁格曼论文分析

在发表于1979年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来论证在一个各国间不存在自然差异的世界中，贸易完全可以由报酬递增而产生。

克鲁格曼在这篇论文中建立的是一个单要素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劳动分工是由市场的规模来决定的。随后克鲁格曼分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三种途径,即劳动力增长、贸易及移民。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则有，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项产品的产量与产品的数量都将上升。在讨论贸易的作用时，克鲁格曼假定运输成本为0。由于对称假设，则两国的工资率和产品价格必定相等。在此种情况下，劳动力增长对两国所起的作用相同，都会使生产规模扩大，可供消费的产品品种增加。这样，由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可供选择的产品的增加，两国的福利都将增加。克鲁格曼在分析中指出这时贸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仅仅是贸易量。其后，克鲁格曼对要素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现了贸易障碍，则劳动力将向已经有较大劳动力数量的地区移动。假设无法进行货物贸易但是劳动力可以自有流动。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实际工资及产品的种类都高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均衡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哪个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方向则是由这个地区的最初条件决定的，其关键在于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表现为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贸易模式》中：克鲁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其他条件与假设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加入使得情况改变了——此时，较大的国家将会具有较高的工资。克鲁格曼从个人行为研究起，将运输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运输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能到达，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确定。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和分析，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在较大的国家里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因为较大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则能从较好的贸易条件中获益。克鲁格曼同时推导出，如果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同，则产品的生产地距离较大市场的国家将更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为使两国的劳动力继续在本地就业，则这种优势必须用工资差别来抵消。文中分析与推导对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高投资（例如对中国和印度）和国家间实际工资的差距等现实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解释。

在发表于1981年的《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中：克鲁格曼从国际贸易的三个“悖论”2入手，进一步将规模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中，指出这两者都可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对这三个“悖论”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论解释。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两个产业，且两个产业相互独立，并且是对称的；在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对要素比例及贸易模式的推导和分析过程中，克鲁格曼假定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从而得出结论：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相等，但不会改变生产模式。而产业内贸易指数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数，即。在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损失这一节中，克鲁格曼着重分析了在国家之间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存在两种福利效应：一是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产生的分配效应，此时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并没有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有可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场扩大使得可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多，而这对每个个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过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分配效应为负（比之没有贸易的状态），将出现分配损失，而工人福利将由于市场扩大而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在产品的种类很多的情况下，较丰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当资源禀赋相似，两个要素也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克鲁格曼使用库尔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在既不存在比较优势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的“相互倾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企业生产商品。这两个国家互相出口产品并存在运输成本。在模型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场，并且每个国家分别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政策。每个企业都具有库尔诺双寡头垄断的特征，即每个企业都假定另一个企业供应给每个国家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克鲁格曼通过理论推导解释了相互倾销出现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次佳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贸易导致的无谓的运输使得福利减少；一种是国际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垄断扭曲。而当垄断所提高的价格超过在不存在垄断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时，就会出现相互倾销。在运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若企业获利，则贸易的发生会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运输成本很高，贸易也许会造成福利损失。

这几篇文章的分析与推导层层深入，不断完善了对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释，并形成了对产业内贸易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理论，成为理解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文献。

第8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第9篇：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

简单地说，企业规模就是指企业的大小，可以从企业投入或企业产出两个方面来把握。从企业投入方面来看，企业规模是指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企业集中的程度。从企业产出方面来看，企业规模是指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空间广度。企业规模正是这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两者的统一。

规模经济指的是企业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出投入增加的比例，即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企业的规模超过一定程度后，则会形成规模不经济。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生产的规模经济，二是交易的规模经济，三是储藏的规模经济，四是专业化分工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是规模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因素。

经济规模是指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产品生产单位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规模生产。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实际上就是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生产规模以达到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的经济规模，从而获取最大限额的规模效益。

2 影响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

从宏观上讲，在一定时期，企业的规模大小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的整体技术发展状况这一经济力量。从微观上讲，企业的规模大小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力量。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技术发展状况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规模会随着企业资本积累的增加、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

行业特性。不同的行业，生产工艺特点也不同。有的行业需要巨额投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或生产大型及成套设备，或均匀而大量的生产的行业。更适合于进行大规模生产，如采掘业、化工等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第三产业及产品由大量零部件组成的产业(如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这类产业企业的规模大小与效益关系不大，一般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小企业的主战场。

市场规模和需求状况。在某一工业中，能以最低效率规模经营的工厂数目，是受市场需要该工业产品的规模限制的，只有当产品的数量达到值得设置相当庞大的生产组织时，这些经济效果才能完全体现。市场需求变化快、品种多样的产品，以及主要是满足地方需要的产品，其生产规模应以中小型为主。市场需求大、品种较单一、需求变化较小且面向全国的产品，条件可能的话应把规模搞大些。

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规模是决定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供应充足才可以建立大企业。对采掘工业来说，资源情况是制约企业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资源多而集中，可形成大企业；资源少而分散，则只能建立小企业。对加工业来说，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状况对企业规模有较大影响。

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理论上的最佳经济规模，由于受到现有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制约往往不能实现，或者在别国能实现，在我国却不能实现。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技术因素对企业规模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

此外，政府的产业政策倾向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规模结构的状况，是倾向于反垄断还是鼓励企业规模经营，企业规模结构显然也会有差别。

3 规模的生存技术法

在确定企业的经济规模有许多方法，成本比较法、利润比较法、工程法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它们的应用条件和对数据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这里运用的是生存技术法(又叫适者生存法)。

适者生存法是由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一般地说，在激烈竞争中能够生存并且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公司或企业的规模就是最优的，因此，判断企业最佳规模经济，就是考察企业在以往全部时间内规模分布状况。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竞争将趋向于清除那些规模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只留下那些具有较低的平均成本从而在一定时间内生存下来的那类规模的企业。

生存技术与研究规模经济的其他方法相比，应用此方法更直接、更简单，它避开了许多统计与会计方面的困难，对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得出了有价值的经验研究结论。应该说这种方法包含了比工艺设备所决定的经济规模更多的因素，在实践中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斯蒂格勒指出，“由于各厂商使用种类不同、质量不同的资源，最佳厂商规模必有多个，呈现某种频率分布，生存技术能对这一分布做出估计。”但采用此方法研究时应注意的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且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原因肯定不止是规模经济这一条。生存技术法的计算过程如下：1.用销售收入指标把某一产业的企业按其规模分作不同的层次。2. 选择两个时点，不能间隔太短，至少有5年以上，这样，才能使采集的有关数据能体现出某种趋向性。然后对每一类规模的企业所占行业产量的份额进行计算，如果某类规模的产出份额在一定时间内下降，那么就认为该规模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一般地说，效率越低，则份额下降得越快。通过长期的统计分析某一行业中生产某种产品不同生产规模的变化趋势，就可能看出该行业的规模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4 运用生存技术法分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经济

电子信息产业包括微电子、光电子、电子元器件、软件、计算机、通讯、网络、消费电子以及信息服务等众多行业， 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领域，分为投资、消费和元器件三类。信息经济时代， 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信息化建设的推广、新一轮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 为电子信息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创造了绝好的市场环境， 电子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不断突显。

根据统计资料，采用上述生存技术法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1991～2006年间的最佳规模范围进行测度。根据生存技术法的思想，时间间隔要5年以上，需要25年左右的统计数据资料，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较晚，但规模变化较大，所以时间间隔取为3年，以体现变化情况。

用于规模生存技术法研究的企业，一般取有相当规模的，这里取前100强，根据各个企业的销售额占该年总销售额的比重的分布情况，划分为6个等级。并按照规模等级合计企业数量和该等级占100强的销售额比重。结果如下(见表1)：

我们可以发现2%-3%与3%-4%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所以将两者归为一类，并绘成图表如下(见图1)。

由图1我们可以发现，4%以上的规模等级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最佳规模范围（要说明理由），0.5%以下规模等级的销售额比重比较稳

定。

4%以上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由1991年的0上升到2006年的6个，而占年百强销售总额比重也是由1991年的0%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42.48%，上升幅度非常大，并且稳定。电子产品适用于均匀而大量的生产，资本技术密度较高，规模比较显著。而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来看，不受限于原材料、劳动力等，大的企业也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规模扩张。并且进入的企业相对较稳定，很多由2%-4%规模等级的企业发展而来，说明大规模和企业容易做强做大，发展较快。

2%-4%规模等级以及0.5%-1%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和销售额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两个规模等级的公司规模有很大的不经济性。

而1%-2%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和销售额比重除1994有较大的上升外，其余年份的在12左右波动，销售额比重在14%-19%之间波动，呈不稳定的无趋势状态。总的来说，除少数外，大部分中型企业排位在上下波动，没有很大的变化，说明中型企业还是在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0.5%以下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上升较大，由1991年的37个上升到2006年的60个，增加了23个，而销售额比重仅由1991年的14.88%到了2006年的15.62%，增加不到1%，绩效并不高。并且我们对比电子百强目录可以发现，0.5%以下的企业数目增长虽多，但变化很大，几乎是重新洗牌，重新进入一批新的企业。说明我国电子信息行业处于成长阶段，进入壁垒较低，新的公司容易进入，中小企业仍有生存空间，但同理进入公司多，市场竞争激烈，如经营不慎，则易被淘汰。 

5 结论

总的说来，电子信息产业中大企业容易做大，该行业容易进入，但竞争激烈，也容易被淘汰，尤其是不具规模效益的小企业。中型企业在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近年来大企业数目较稳定，但规模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当然，我国电子百强与国外的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上还有巨大的差距，2003年的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之和尚未超过ibm一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以上分析说明我国电子产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尚未达到经济规模。但要注意做大不等于做强，扩大规模外还要注意加强合作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