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字：跨国银行　并购

一、银行并购理论比较

(一)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当企业能以低成本得到高产出的时候，企业就拥有规模经济。从本质上说，规模经济理论是描述企业规模变动与企业平均成本变动之间关系的理论。规模经济的核心是适度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时的企业规模。如果企业规模小于适度规模，表明规模继续扩大仍然可以使平均成本下降，收益率上升；反之则表明企业的现有规模不利于企业，此时只有缩小规模，才能使平均成本下降。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银行规模经济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单个银行由于通过银行并购和跨国并购，提高银行规模，增加新金融品种，扩大金融服务领域，获得更多的利润，在银行内部引起收益的增加。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整个银行产业规模扩大而使得单个银行得到了良好的人才、信息、资金融通、联行清算等服务而引起的收益递增现象。银行规模经济的目的是通过控制经营规模，达到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平衡，最终达到赢利的目的。

(二)范围经济理论

范围经济主要研究经济组织的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范围经济与一般厂商的范围经济在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是指银行经营品种的增减或业务领域的扩张或收缩所引起的边际收益提高或者边际费用降低的现象。如果银行业务范围扩大或收缩后，边际收益增加或者边际成本下降，则表明银行实现了范围经济；反之，边际收益下降或边际成本上升。则表明银行范围不经济。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银行可以通过经营不同领域的业务以取得范围经济。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而且可以经营证券和保险等投资银行业务，甚至还可以经营房地产和贸易服务等非金融业务。同时，随着银行国际化发展，银行实施范围经济的地域也得到了扩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银行已经认识到范围经济在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通过并购和跨国并购等方式来追求范围经济。

(三)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银行并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增强对银行经营环境的控制，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份额，并取得长期获利的机会。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是：增大公司规模将会增强公司实力。市场势力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国际银行并购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一般银行而言，以下三种情况下通过并购活动可以增强市场势力：首先，在需求下降、服务供给过剩的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银行合并，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其次，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资银行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大规模联合，对抗外来竞争；最后，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银行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的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虽然作用机理不同，但都能达到扩大市场势力的目的。横向并购通过行业集中，减少了银行数量，使并购后的银行对市场控制力得以增强，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纵向并购使银行业务范围扩大，利润来源增加，市场影响增强；混合并购则扩大了银行的绝对规模，使其拥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达到独占或垄断基本业务领域的目的。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又称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的重要特征是通过企业家而不是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和组织经济活动。并购是银行这种企业组织以企业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过程。也就是说，当交易费用很高时，就可以通过企业家将交易内部化――将原来较小规模的银行与外部市场的交易转变为合并后的大银行的内部交易来节约成本。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是银行并购的动因之一，银行内部的协调管理费用越低，银行并购的规模就越大，并购的最佳点应在降低交易费用与由于扩大规模而增加内部监督管理成本相等之处。

由于人的因素和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企业只有用内部机制来代替市场机制，即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企业组织中较强的合作意识加上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决策，使得并购比市场机制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交易费用理论用于解释银行纵向并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业务相近的银行合并往往伴随着大量分支机构和人员的裁减，银行组织机构更精干合理，既减少了硬件设施的耗费，又降低了各项管理费用，使合并后的银行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扩大业务范围，提高盈利水平。

二、银行跨国并购因素分析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银行跨国并购的在动力

银行通过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从而使得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银行首先在内部由单个银行通过银行本土并购和跨国并购，扩大银行规模，增加新金融品种，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其次在银行外部招收良好的人才、收集相关经济信息、进行资金融通等服务而引起的收益递增现象。在范围经济理论下，银行通过业务范围扩大或收缩寻求边际收益增加或者边际成本下降，在这个动态的模型下，保持银行利润持续增长。

(二)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是银行并购的外在动力

从目前现状来看，那些高效的、常处于竞争环境中、富有经验、已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拥有经常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内用户的银行更容易成为并购者。研究通过衡量效率和利润水平，发现大银行并购中小银行的优势在于前者的资本更有效率、利润更多、资本金更充足。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可以使一个银行更富有经验(从而效率更高)，这些经验将促使银行把产品、技术创新和管理技巧运用到新的市场，而并购是迅速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一方面，在新市场的经济结构的脆弱对比下能体现跨国银行的成熟、高效；另一方面，若新市场的竞争程度远高于此跨国银行的本国竞争程度，那么此跨国银行可以在激烈竞争中得到充分完善，并更高效地运作。

(三)主营业务的吸引力下降是银行并购的直接驱动力

在招商引资的大环境以及建造开放、一体、便利的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各国通过放松银行金融管理政策，使得传统的银行信用中介业务受到极大的挑战。融资手段的多样化、金融信息快捷的传达速度，使得银行作为传统的信用中介地位发生了动摇。银行通过并购相关金融衍生公司，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些不熟悉的领域，扩大自己的新利润增长点。

(四)东道国的社会构成是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时必需考

虑的因素

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呈现的特点是人口多而集中、消费能力低、主要业务还集中在传统的储蓄与贷款的业务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并购已经在国内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的东道国银行。这样的银行已经拥有完善的经营渠道，缺少的是先进的管理技术、更适合市场的金融产品，所以收购这样的本土银行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实现跨国银行的规模效益。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银行跨国并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快，并形成了对当代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欧盟以及NA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扩大区域性市场容量，促进贸易发展，解决区域性贸易纠纷，加快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对银行跨国并购有一定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区域经济的政治稳定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对银行的并购监管法律规定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或重新立法。

三、国际银行跨国并购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一)明确发展战略，走特色国际化路径

走出去是好的，但不是每一个走出去的银行都能成功地盈利。其本质区别就是银行如果选择自己的跨国之路。路线选择错误，做出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工夫。选择相应的风险运行模式、金融服务工具、金融衍生下具、银行企业本土策略是成败的关键。

(二)走海外新建与跨国并购相结合的道路

单单依靠海外新建不足以使银行业真正迈入国际银行业的行列。海外新建纵然设立方便，但若是真正融入当地经济，在当地经济建立品牌效应、快速适应当地的市场，还是需要通过并购这一手段实现本土化。海外新建事实上就是规模经济中的内部扩张经济，它通过在海外复制国内银行的运营模式来扩大规模经济效益；跨国并购则是规模经济的外部扩张经济，它不通过自身复制而是通过直接将外国银行业转变为本国经营模式扩张效益。

(三)跨国并购以提升银行管理与风险操控水平，实现金融　手段创新为目的

对收购对象的网点分布、业务能力、风险操控等因素的综合考察是跨国并购考虑的核心因素。并购还需要考虑收购对象的市场地位、品牌价值、产品优势以及服务经验等内容。事实上，对于那些业务能力低、品牌价值不高的银行进行收购也具有很大的利润提升潜力。以我国银行独有的管理经验和金融服务手段对当地银行业进行改造，会产生跨区域效应。

(四)尽快出台银行跨国并购法

目前我国的银行业对外并购还没有可依据的具体法规，这就使得当我国银行对外进行投资并购时，一旦受到当地政府不合理或非法的征收、与当地银行在并购过程中发生纠纷，就会让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没有可依据的准据法，使得我方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当地政府的法律管辖，因而，尽快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跨国银行并购法规势在必行。

第2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产业集群；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比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1-0094-05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在国外发达国家，金融产业集群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并且成功推动形成了若干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关于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丰富起来，但是有的文献把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导致相关研究偏重于金融中心的建设方面。金融产业集群是将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与金融地理学相结合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经过程，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比较，以指导目前世界许多国家正繁荣发展的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

二、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展

经济学家Powell（1915）Ⅲ在其著作《货币市场的演进》中研究了金融业的空间演化现象，并描述了银行集聚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演进过程，这可以看作对金融产业集群最早的研究。之后学术界对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不断繁荣起来，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

作为一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金融产业集群必然有其形成的原因和机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Krugman，1991）首先提出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现象比制造业更为明显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例子是最突出的，比如在东京和伦敦，技术外溢导致的外部性是使得伦敦的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原因。Leyshon（1995、1997、1998）通过连续发表的三篇同主题论文，全面总结了金融业的地理分布状况，并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分析金融业地理集聚的形成原因。Taylor等（2003）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集聚发展。Zhao等（2004、2005）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起金融企业地理集聚的重要原因，并以中国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为实证进行了分析。连建辉等（2005）认为金融产业集群本身具有的区域金融创新优势、经营效率优势和风险缓解优势，能够为区域内金融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司月芳等（2008）对上海陆家嘴金融产业集群进行了实地调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型政府、良好的金融政策以及靠近金融中心市场是导致其形成的主要动因。李大垒（2010）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地区GDP、金融业从业人员和工业总产值对推动城市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Leyshon、Taylor等；司月芳等）认为社会、政策和制度等外在因素是主要原因，有的学者（李大垒、连建辉等）认为效率、成本和创新等内在优势是主要动因，有的学者（Krugman、Zhao等）则认为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是主要原因。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分成了三类，但是综合来看涉及了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和市场失灵等不同方面，这对于解释为何金融业采用产业集群形式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二）金融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

金融产业集群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集群区，有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了金融中心，而有的地区金融产业集群现象还不明显。针对现实中的这种差距，学者们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Porteous（1995）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为什么金融活动会集聚在某个特定的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信息流动（包括信息流畅和信息可靠性）是影响金融活动区域集聚的关键因素。Leyshon（1995、1997、1998）认为，银行机构的溢出效应、居民的经济收入和居民的金融素养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在空间上的集聚。Gehrig（1998）将影响金融集聚的因素分为正向因素和负向因素，正向因素包括信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和市场流动性，负向因素则包括市场进入限制、政府直接干预和企业垄断。Taylor等（2003）也从正反两方面对伦敦的金融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高素质的金融人才、良好的企业声誉、与顾客联系密切这些因素推动了伦敦金融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而地方和拥堵的交通则非常不利于伦敦金融集群的发展。Pandit和Cook（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供给方面的专业化投入和知识溢出、需求方面的集群声誉和满足不同顾客是影响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Cook等（2007）也对伦敦金融产业集群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集聚因素明显地提高了金融企业的竞争力，高效的生产率、知识创造和知识扩散是影响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因素。司月芳等（2008）以上海陆家嘴为实证，从反的方面分析了其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偏低的金融产业发展水平、偏小的金融市场规模、较低的金融开放度以及缺乏社会中介机构这些不利因素阻碍了陆家嘴金融集群的发展。任英华等（2010）对我国28个省份金融集群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金融集群在省域之间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实力和区域创新活动对金融集群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外开放对金融集群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发展会逐渐变小。

以上大多数学者（Porteous、Leyshon、Gehrig、Pandit和Cook、任英华等）认为溢出效应影响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Porteous、Gehrig、Cook等，任英华等）认为信息和市场的流动性是关键影响因素，有的学者（Leyshon）认为居民的经济能力及素质是主要影响因素，有的学者（Pandit和Cook、Taylor等）认为良好的声誉和接近顾客是重要影响因素，有的学者（司月芳等）则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化水平是主要影响因素。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对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三）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

金融产业集群在现实中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Pandit等（2002）对英国金融服务业利用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集群效应影响金融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影响其他金融企业进入的规模，各种金融企业之间在金融服务方面具有相互的影响。Clarke等（2003）认为由于金融服务业也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网上电子支付面对这一问题无能为力，因此金融企业在空间位置上的临近以及当面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Hendersona等（2001）指出，金融产业集群使得面对面的沟通更加便利，金融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促进客户关系的发展和密切，从而有利于金融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刘红（2008）实证检验了上海金融集聚对本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不明显。张晓燕（2012）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企业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银行的集聚和保险公司的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是有利于企业、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学者们对于集聚效应的具体表现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Pandit等、Hendersona等）认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有利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有的学者（Clarke等）认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必须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而国内的学者（刘红、张晓燕）则认为金融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既然金融产业集群和经济发展具有正的相关性，因此金融产业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在现实中是可行的。

三、金融中心的研究进展

金融服务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Pandit等，2001），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存在密切的联系。国外学者已经对金融中心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中心，我国学者对于金融中心的研究还不成熟。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

金融中心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哪些基础条件呢？金融产业集群对于形成金融中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研究。Park和Essayyad（1989）认为随着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和规模增大，能够促进国际银行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Pryke和Lee（1995）通过不动产贷款证券发行的例子，研究表明金融中心因集聚而产生外部经济，生产活动的外部经济又会反过来促进金融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潘英丽（2003）运用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来解释金融机构为何愿意集中设立在某些大城市或从其他地区迁移到大城市，得出结论认为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吴念鲁和杨海平（2008）指出在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众多影响因素中，有利于金融资源集聚的优良金融生态的所有元素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因此金融要素的集聚直接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上，以上学者（Park和Essayyad、Pryke和Lee、潘英丽、吴念鲁和杨海平）一致认为金融要素的微观集聚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具备了基础条件之后，具体是什么原因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呢？下面就对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已有研究进行述评。

（二）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

Park和Essayyad（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认为跨国银行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来降低成本，因此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总行的经营成本分散到全世界的分支银行，随着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加以及经营规模的增大，最终会促进该地区发展成为金融中心。Pryke和Lee（1995）通过不动产贷款证券发行的例子，研究表明金融中心因集聚产生的外部经济是社会导致的，金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社会的互动会创造利润，金融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创造人际关系网络和企业之间的某种联盟，以及不断重新评价潜在的合作企业，因此社会生产的外部经济促进了金融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同时金融中心在产品和服务上的差异以及与社会空间相关的盈利能力的差异不仅会给予金融企业一些实践方面的信息，也会直接影响其经营的成败。Gehrig（1998）认为由于当今世界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会最终使得金融活动产生非地方化，金融中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是否能够为其他地区带来外部性，对信息敏感的金融活动和对信息不太敏感的金融活动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两种情况都会把自由的金融活动吸引到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成因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有的学者（Park和Essayyad）认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是最主要的，有的学者（Pryke和Lee、Gehrig）则认为外部经济是最主要的。与前文金融产业集群成因的已有研究相比，学者们对于金融中心成因的研究偏少一些，而且他们仅从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对现实中城市金融中心如何形成的指导意义不大。

（三）金融中心的影响因素

金融中心形成以后，哪些因素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呢？学者们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Lee和Schmidt-Marwede（1993）认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来自提供金融资本供需双方能获得较高利润的环境，这包括市场流动性、高效的运作与服务传送条件，因此竞争力来自其内部金融机构总的生产能力。根据一些学者的金融地理学理论（Corbridge等，1994；Porteous，1995；Martin，1999），金融中心的发展几乎完全依靠信息流动和信息技术创新。Zhao等（2002）认为，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影响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等级水平，他们通过一系列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调查，根据对经济和制度变量的分析，认为香港和北京是位于信息走廊两端的信息中心地，这两个城市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则成为中国的第二级金融中心。赵晓斌等（2002）以中国为例，分析不对称信息在总部选址决定中的重要性和区域效应，说明了信息流和不对称信息是影响现代金融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冯德连和葛文静（2004）构建了“轮式模型”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该模型认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两种拉力（地区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三种推力（历史方面、供给方面和城市方面），另外还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

可以看出，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有的学者（Lee和Schmidt-Marwede）认为金融企业生产能力和生产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有的学者（cor-bridge等、Porteous、Martin、Zhao等、赵晓斌等）认为信息流动和不对称信息是主要决定因素，有的学者（冯德连和葛文静）则认为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是主要影响因素。与前文金融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相比，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样包括了信息流动和经济发展，不同的是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更强调居民的需求因素，而金融中心的发展更强调金融企业的供给因素。

（四）金融中心的区域研究

金融中心作为一种区域经济现象，学者们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其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关于金融中心的区域案例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AugustLosch，1940）最早发现了金融景观异质性并进行了地理差异研究，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贴现率、利率和债权利息等在景观内外具有地理上的明显差异。法国学者Labasse（1955）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联系，银行所在的市场区，以及银行对地区经济的依赖与支持等。之后，地理学家Kerr（1965）对加拿大金融中心的兴衰进行了实证研究。胡坚（1994）认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模式应是远东地区的筹资型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第一步是先将上海建成全国金融中心，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向周边地区和国家辐射，成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并列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潘英丽（2003）通过对香港和上海的比较分析，认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范围将侧重东南亚地区，而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范围将侧重东北亚地区，上海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和分工将是中国在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胜出的重要条件。Zhao等（2002）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们通过统计数据以及跨国金融公司区域总部选择的实地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北京比上海更具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的优势条件，香港和北京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则成为中国的第二级金融中心。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要素集聚的特征、动因、运行机制和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Mark Yeandle等（2009）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中，针对全球62个金融中心，通过57个包括专业人员、经商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竞争力、资金取得、E化准备进度等项目进行调查，分项评分后加计总分，得出排前三名的是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分别排名第4、35和51，可以看出，伦敦与纽约依然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我国的金融中心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大多数学者（胡坚、潘英丽、黄解宇和杨再斌、Mark Yeandle等）认为上海比北京更具有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也有学者（Zhao等）认为北京比上海更具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的优势。

四、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中心的联系与区别

通过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产业集群和金融中心的研究进展述评及理论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体表现在：

（一）两者的联系

第一，两者都是金融要素集聚的结果。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观点已经达成一致，包括金融企业、金融工具、金融人才以及金融交易活动在内的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聚，通过“集聚效应”实现区域内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才能形成金融产业集群，最终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实现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二，金融产业集群是金融中心的微观基础。金融产业集群是一个城市实现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经途径，只有大量的国内与跨国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集聚，通过距离近的区位优势节省经营、管理和合作的成本，一个城市的金融业才会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实力与辐射影响力，这样金融中心便诞生了。

（二）两者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地域范围不同。金融产业集群是大量的金融企业集中在特定城市内的某个区域所形成的一种集聚群落，像纽约华尔街金融投资集群、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而金融中心特指某个城市，也可以称为金融中心城市，它的地域范围要比金融产业集群大一些，像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中国香港，我国国内金融中心上海等。

第二，两者的影响力不同。由于金融中心代表了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而金融产业集群仅反映城市的某一小块区域，因此金融中心的影响力要大于金融产业集群，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影响力更是全世界范围的。提起伦敦，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形象，而很少有人知道伦敦城内的金融产业集群具体是什么。

五、结论与展望

第3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一、行业专门化下会计师事务所竞争优势

(一)规模经济优势　有研究表明，以市场份额度量的审计行业专门化水平随时间而增加，审计师获得了更大的规模经济，审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经济有效降低了单位审计成本。随着行业审计规模的扩大，行业审计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同时在同一行业审计次数的逐步增加和审计经济的逐步积累，审计业务中存在的交易成本和启动成本将会不断降低。在通常情况下，审计市场的竞争使得审计师事务所和委托公司可以共同分享这种成本降低带来的好处。“四大”由于其规模经济效应，拥有比非“四大”更多的客户，大量的客户使“四大”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单位客户的审计成本，因此，可以比不存在规模经济的非“四大”审计师，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

(二)产品差异化　审计行业专门化使得审计服务成为一种有差异的产品。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审计市场上，审计师为了获得较好的竞争优势，就会争取一定的策略使自己能与竞争对手有所区别。通常地，审计市场从需求方角度被细分为大客户市场和小客户市场。对于大客户而言，它们通常有复杂的经营业务，只有那些拥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才能为其提供符合成本效益、定制化的审计与非审计服务。因此，大客户通常有着更高的对审计师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为了吸引潜在客户和留住现有客户，事务所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客户对其产品歧异特性的感知能力。行业市场份额作为一种客观的外在市场表现，容易获得客户的认同。行业市场份额越高，客户对事务所行业专长的感知能力越强，对其专门化水平的评价也越高，越愿意支付较多的审计费用。这也意味着拥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事务所，能获得更稳定的市场份额增长和更多的审计收费溢价，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对其委托人提供专门化的服务，既满足了审计师事务所的需要，也扩大了自身的客户群。

(三)专用性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是会计师事务所最核心的资源，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如行业审计专家)更是直接关系到事务所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专门化的事务所，为了培育行业专长，需要不断增加对信息系统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同时还要持续投入资源对审计人员进行与行业相关的会计知识、审计知识的培训。与此同时，专门化的审计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中也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积累相关的行业知识和经验。专门化审计人员连续的专长依赖于每年在同一行业工作很多小时才获得的经验，如果这些专门化的员工跳槽到一个只有较少客户、没有实施行业专门化的事务所，要保持其专门化技能会更加困难，因为其与专门化行业打交道的时间大大降低。由此可见。行业专门化能使事务所更好地应对来自劳动力供给方的压力。这种压力的缓解以及专用性人力资本稳定性的增强，为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必将对事务所的长远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经营状况

(一)市场占有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地各行业的行业专门化审计师进行识别，共分21个行业(金融业除外，制造业按二级划分，非制造业按一级划分)。通过数据整理后发现，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期间客户资源的行业市场占有率均在25％以下，只在采掘业、木材家具、医药生物制品、其他制造业这4个行业中排名第一的会计师事务所客户资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0％以上。采掘业类企业，审计该行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达17家，其中有11家都只拥有一家该行业的客户，每个事务所平均只占有1.6家客户资源。在该行业客户资源排名第一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只拥有其中的6家客户资源，市场占有率为21.43％。在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制造业，共有154家上市公司，而参与该行业年报审计业务的事务所有50家，平均只有客户3.1户左右，行业客户资源排名第一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其中的8家，客户资源的市场占有率仅为5.19％。在综合类，上市公司8l家，而参与该行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达34家，平均每家不到2.4家客户资源，市场排名第一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拥有其中的15家，客户资源占有率只有18.52％左右，其他行业的客户资源拥有量也较低。因此，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资源在特定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普遍不高，这意味着以行业细分的审计市场的市场结构依然是高度分散竞争的，市场集中度很低。客户资源在特定行业审计市场的占有率低，其直接后果是行业审计从业经验不高，行业审计专长难以培育，因而会计师事务所也不敢在特定行业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

(二)审计服务跨越行业情况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特定行业中会计师事务所客户资源的市场占有率进行的，对于特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某行业的客户分布是否对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会对特定行业加大行业专用性投入，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笔者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所跨越的行业数量多少来考察事务所的经营状况。一般而言，审计服务跨越的行业数越多、规模越小、CPA人数越少，则专业化经营程度越低，事务所越难积累行

业审计专长并形成审计品牌，而事务所的竞争优势也难以获取。按2007年具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客户资源排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客户资源最多，为102家，跨越的审计行业达19个；其次是浙江天健，该所在拥有的66家证券客户资源中横跨17大行业。其他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跨越的审计行业也从9个至16个不等，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客户资源相当分散，行业专业化水平未普遍形成，行业专业化经营这一经营策略尚未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度重视。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服务于同一行业或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特征的大量客户，无法在单个领域积累足够多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因此，会计师事务所不具有行业审计资源的规模效应而导致了经验曲线的缺乏，会计师事务所在不同行业从事审计业务，其初始专用性投资成本不能合理进行分摊，在边际成本不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竞争优势难以形成。

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经营策略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与兼并　Meikle(德勤前合伙人之一)认为，因为客户正在要求更多的行业专门知识，事务所也日益追求专门化战略，使之成为可能的途径主要是实现规模经济。联合、兼并是实现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主要途径，而具有相同或相近业务范围、执业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若能实现兼并与联合，能迅速扩大新的联合体在某一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实现经营战略的目标集聚，以及注册会计师在特定行业领域的人才集聚，行业专门化才能做大做强，同时降低审计风险。自1998年以来我国已了一系列推动事务所扩大规模的政策规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大大推动了事务所的合并进程，通过强强联合或组建集团以使较大规模的事务所参与国际竞争。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化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4月联合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更新了2000年的《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中对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资格要求。与旧“规定”相比，新“规定”明显地将证券、期货审计市场的进入门槛再次提高。中注协于2007年5月了《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要求各会计师事务所积极探索并总结合并、联合等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积极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在自愿、协商、依法基础上进行的跨地区合并。这些政策上的引导促进了专业化经营的会计师事务所走上规模化的道路。

第4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中国医院 品牌 经营管理 战略 必要性

2006年11月，由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主办、拜耳中国医院发展基金协办的“中国医院品牌营销论坛”在上海举办。会议的中心议题围绕着医院的品牌经营展开，很多与会院长和专家都认为“中国医院的品牌经营时代已经来临”，由此可见中国医院已经将目光聚焦到医院的品牌战略上。事实上，21世纪的医院将是品牌竞天下的时代，有品牌就有未来。

一、医院品牌的内涵的界定

国内研究医院品牌的学者在论及品牌时往往爱引用世界著名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博士的定义，“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设计，或是它们的相互组合和运用，其目的是使客户借此辨认某个或某群产品供应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这一传统的定义从经营标志的角度出发，仅仅描述了品牌作为经营标识的区别功能。但将品牌仅仅限定为医院的商标、商号和名称等经营标识显然是有局限性的，一个强势医院的品牌还应包涵各种信息：“良好的医院形象、精湛的医疗技术、良好的公正形象、完善的卫生服务和深厚的人文内涵”。由此看来菲利普・科特勒博士关于品牌的定义并不能揭示现代品牌的完整内涵，医院品牌的内涵比起商标和牌子等经营标记更为宽泛。

从知识产权最基本的理论来讲，作为经营主体的这类经营标示功能财产属于一种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财产。然而当代知识产权界正在突破知识财产的传统界限，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吴汉东先生就提出:“在民法学的研究中，要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财产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财产的非物质形态（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生的权利。[4]相对于医院而言，知识经验形态的财产就是指传统的智力创造成果，包括如作品、专利、非专利技术、特色经营模式和商业秘密（如配方、病案资料、诊疗工作统计、医教科研管理数据等各类医院信息）等；而经营标记类财产就是指医院的各类经营标志，如商标、商号、医院名称、院徽院标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标记；而商业资信类财产则是指医院的商誉、声誉、信用、荣誉称号、特许项目经营许可以及整体形象（如医院文化、医疗服务质量水平）等财产化的商业形象利益。

可以看出，上述无形财产都应纳入医院品牌内涵的范畴，但能否认为医院品牌就是医院全部无形财产（从经济学的角度又称为无形资产）的总和或组合呢？事实上这种认识也是不完全的，医院品牌的完整内涵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品牌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其内在因素是医院自身的能力、形象、信誉等，其外在因素或来自有关组织授予的资格（如医院所拥有的新技术新药剂开发运用的特许证及政府荣誉称号所享有的特殊优惠政策），或来自社会或相关公众的评价或信赖，如消费者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等。第二、品牌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品牌既表现为医院所有的无形财产，又表现为这些无形财产的创造、管理、传播和开发的行为过程和行为能力。因此，品牌是医院内在和外在、静态和动态的无形财产的有机体，是医院的自身综合素质和外在积极评价的有机统一。总之，品牌是医院全部无形财产的凝聚，是医院在长期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并积淀而来的，是医院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二、我国医院实施品牌经营管理战略的必要性分析

1.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公立医院都不同程度地为服务效率低下和质量低劣的问题所困扰，因此进行卫生体制的改革是全球性的议题，而公立医院的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国医院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公立医院，医院往往仅冠以第一、第二等顺序以便于计划管理。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公立的、民营的以及中外合资、独资经营的医疗机构不断涌现，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随着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前的行政排序或成绩不一定为市场长期认可，那些大型的、著名的公立医院并不等于经营业绩优异的“品牌医院”。虽然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大型公立医院拥挤不堪，而大多数私营医院和中、小型公立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相当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由于传统的大型公立医院无论是人才、资金和技术方面都过多地占用了医疗资源，它们在“享受”着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优惠的同时却积极地利用技术和规模优势追逐市场效益，导致了私立医院和中、小型公立医院根本无法与其抗衡。这也就刺激了大型公立医院不断扩张，同时造成私立医院和中、小型公立医院闲置状态不断加剧的趋势。事实上，医疗行业存在严重的垄断问题，无论从政府资金投入、技术引进，还是从优惠政策、科研机构配置等方面来看，这种垄断严重阻碍了医疗体制下的市场竞争，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腐败风气。

然而这种状况不可能继续长久，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医疗市场也基本以公立医院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私有资本才开始大举进入医疗市场。私有资本在医疗市场获得巩固地位之前，美国的公立医院并未明显感觉到竞争的压力，因此其管理重点依然是内部管理。随着上世纪80年代竞争的加剧以及上世纪90年代医院兼并狂潮的出现，医院管理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内部管理，医院营销和营运等品牌经营手段日益受到管理者的重视。医院管理人员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医疗专业或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开始逐步进入医院管理层，原先在企业广泛采用的品牌经营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措施也开始在医院得到了应用。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财政投入明显逐年减少，而我国却拥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有限的政府投入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公立医院来说将会是杯水车薪。如何解决这一状况，形成各种医疗经营主体的卫生资源合理配制和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医疗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明确公立医院的定位并实施调整规划。目前，公立医院应该实施分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政资金能够有针对性地投入，针对部分医院政府仍应继续出资举办，这部分医院将发展为集临床医疗、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区域性公益医疗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大类。其他的医院就要面临改制的局面，根据他们的自愿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发展成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将公立医院分为两类发展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卫生发展战略，而允许社会资本参与一部分医院的产权改制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这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这些改制医院积累下来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财政投入，逐步切断新增财政资金与这些医院的联系，最后形成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医疗市场竞争格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使中国医院不得不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医院必须主动地实施品牌经营管理战略。

2.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时代要求

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表现为经营者追求规模经济，经济增长由资本多少及其运行优劣决定；相对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作用非常有限。而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知识经济的作用下，当代经济的竞争正在从有形的竞争转向无形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财产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将构成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财产类型，以技术和信息为主导的无形资产经营将逐渐取代有形资产的规模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医院作为科技密集型行业，其以医疗技术和医疗信息为代表的无形资产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医院的经营管理偏重于有形的物质财产的管理，相对忽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特别当医院陷于经济困难时，往往从增加先进医疗设备和用药上入手，以造成过度的社会医疗消费来增加利润。如果医院单纯依赖增加先进医疗设备和药品销售来进行有形资产的规模竞争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造成医疗成本和费用的不断攀升，非但不能提高医院的市场综合竞争能力，反而催生了整个医疗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现象。在医院产权制度和经营模式改革日趋深入的今天，认识和重视医院无形资产的存在和价值；运用产业经济的思路，对医院的无形资产进行科学管理和开发经营，对提升医院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至关重要。事实上实施品牌战略，借助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正日益成为诸多医院优化资产重组，实现资源整合，谋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机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医院应当迅速跨过只追求规模扩大的工业经济时代，直接进入以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知识经济时代，即医院将进入以无形资产经营为核心的竞争时代。无形资产的经营和竞争就是品牌的经营和竞争，从资本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的知识经济模式的转变决定了现代医院必将进入以无形资产经营为核心的品牌经营时代。

3.加强无形资产管理、防止无形资产流失的需要

事实上，中国医院并未意识到品牌无形资产的巨大价值，对品牌的管理和保护意识淡薄，这直接体现在医院的无形资产的管理和保护现状上。湘雅医学院在国内较早具有品牌保护意识，在1998年湘雅医学院注册了“湘雅”医疗服务类商标。2002年底有人申报注册“湘雅”医疗服务类商标，幸运的是湘雅医学院早已申报在先。2000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同仁”为国家驰名商标，迄今为止，全国卫生系统注册驰名商标的也仅此一家。相比之下，同济、协和、华西等著名的医疗服务名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以这些名称命名的公司、企业和社会组织不计其数，所涉及的行业门类齐全，甚至还包括医疗服务行业，事实这些医疗服务名称已进入公共领域而沦为流失的无形资产。

医院的无形资产是医疗服务活劳动的产物，其价值不具有实物商品的相对稳定性而具有公共产品的可复制性、共用性和易利用性等特征，因此不仅容易在人员流动、科技协作和经营活动中流失，而且极易被他人不法使用和侵犯。近10年来，仅从国有企业开办中外合资企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评估方法，造成流失的国有无形资产至少达2000亿元，而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流失的国有无形资产则更难推算。事实上无形资产的经营和竞争就是品牌的经营和竞争，医院品牌战略的重点正是无形资产的管理、保护和经营、开发；只有实施品牌战略才能有效地防止医院无形资产的流失并实现医院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因而加强无形资产的经营和管理是品牌战略的必然要求。

4.彻底改变以药养医模式，杜绝医疗商业贿赂的需要

从医疗制度层面上看，长期存在的“医药不分家”的经营模式是医疗领域商业贿赂存在的经济诱因。由于国家对医院的财政投入不足，这就导致我国医院目前的运营模式就是以药养医，即通过依靠药品的利润来维持医院运行和发展，医院对各业务科室的业绩考核也以用药量的多少所产生的利润为标准。“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医院的用药量在整个药品市场上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这就为医生滥用诊疗过程中的处方权收取各类商业贿赂提供了条件。

医疗商业贿赂的存在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完善法制建设以加强监控和打击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消灭医疗商业贿赂的经济诱因才是根本途径。知识经济的来临将越来越突显无形资产的意义和价值，医院只有把竞争转移到以技术和信息为核心的无形资产上，把医院的经济增长点转移到技术、服务提供上，通过无形资产的经营来创造医院的利润。依赖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销售来进行有形资产的规模竞争是没有出路的，医院品牌经营管理战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强化技术品牌和服务品牌，把医院的经济增长点转移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通过提升技术和服务的价值来创造医院的利润，从而走出了依靠行业和技术垄断来实施“以药养医”这种低端而有害于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比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建院8年来，在领导体制、人事管理、医疗模式、服务理念的改革中，探索出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医院品牌运作机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医院平均住院日由1995年开院初的15天下降至2000年的9.5天，依靠仅有的400张床位，2000年的出院病人达15000人次，手术达7700例；药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比例仅35.6%,比全国“百佳医院”的达标标准还低14.4个百分点。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低廉、便捷和高效的医疗服务，又使医院在不主要依靠药品利润的基础上在短期内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提倡增值服务和技术创新，不靠滞留病人来多销售药品是可以办到的。总之，强化医院通过无形资产的经营来增加新的盈利途径并最终摆脱对昂贵医疗设备和药品利润的依赖是解决医疗商业贿赂的根本市场手段。

三、结语

医院的品牌经营管理战略是医院面对日益激烈的经营环境和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模式所带来严峻挑战，为求得医院的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这种谋划注重从全局的视野创造医院的未来，是现代医院必须具备的经营策略。在以无形资产为主要价值创造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外医院的发展已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以输出管理体系、技术支撑、核心团队等知识型资源，通过托管、联盟、集团连锁、技术参股等品牌经营形式来实现增值。现代医院的竞争已上升为战略竞争，不仅仅是人才、技术、设备和资金的竞争，而是以医院的无形资产经营管理模式为核心的品牌战略竞争。中国医院实施品牌经营管理战略不仅是解决中国当前的医患矛盾、适应时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医院立足长远、追求可持续性发展以应对国际化医院竞争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唐风:现代医院发展战略[J].中国卫生政策,2006，9：19-21、26

[2]张澄宇:现代医院品牌建设的策略研究.中国医院管理,2006，5：33-35./李九大.医院品牌经营初探[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5，9：538-539

[3]张丹阳傅蓉郭英:国有医院无形资产的效应[J].中国卫生经济，2003,5：31

[4]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

[5]郭风华:浅议论医院无形资产的管理[J].会计之友，2006，5S:47

[6]袁占国苏宝锋:反医疗领域商业贿赂之我见[J].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2006，6：660-661、665

[7]杜慧毕晗:加强医院无形资产管理的重要性[J].中国医院管理，2005，10：64

[8]钱矛锐:知识产权客体问题的澄清[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4：112-115

[9]苏家春:浅析医院无形资产的经营管理[J].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05，35:10-14

第5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由于贸易政策范围的扩大，“传统”贸易政策的戒律也就成了问题。对贸易政策（和其它政策，诸如产业补贴和研究与开发政策）的分析与实施一直是以产品原产地或厂商的原国籍是可以精确地确定为假设前提的。由于在世界许多地区拥有工厂和业务，全球性公司的兴起表明我们对国民收支帐户中投资规模和其它相关项目现行惯例的经济重要性的理解是多么不完整。同样明显的是，对产品原产地和厂商的原国籍必须重新考虑，对不同国家经济的多重联系也必须更详尽筹划。

在传统贸易政策考虑政府应怎样消除扭曲的同时，“战略性”贸易理论寻求鉴别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政府能够通过与厂商有意合作来引起对本国优势的扭曲。除了所有其它的批评之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面临着同样基本的异议是阻碍国家使用关税和／或补贴去窜改其贸易项目，它还会因其它国家试着追随类似的政策而招致报复。

现实世界的竞争仅能接近“完全竞争”理论上的水准，在完全竞争中，任何单个厂商活动都不能对价格产生影响。事实上，竞争政策并不在于分析每一个可能的市场结构的效应，而是寻求开发那些能获得和改进经济活动的竞争过程的规则。

竞争当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怎样区别健康竞争和厂商破坏竞争过程的努力。处理这一问题需要注意厂商行为和市场结构。在定价方面有一个好的例子，强有力的价格竞争和相应的生产者市场份额的重大变化通常出现在高竞争产业——如汽车和计算机产业。但在某些情况下，厂商可能为了将某些或全部竞争对手逐出市场而降低价格，然后，将价格提高到比足以补偿原来放弃的利润更高的水平上。

为了确定这种“掠夺性定价”是否正在出现，竞争当局通常调查这种战略是否能够成功，而这又取决于该市场的可竞争性的大小，即新厂商易于进入该产业，易于为竞销而削减已占市场者的高价，并易于在价格急剧下降时退出市场。同样地，在“垂直制约”（生产者和销售商之间签订协定）的情况下，竞争当局要分析可能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使用一揽子禁令。此外，这种潜在的影响将部分地依赖于诸如销售中的可竞争性程度、对手生产者的规模和数量等市场结构因素。

竞争政策的实施，要求判断许多成功与失败机会相若的情况，这可提高经济效率。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鼓励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当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收益时，更少数量的厂商表现得宽容大度。市场对国际贸易越开放，它们造成的竞争问题就可能越少。更自由的贸易实际上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实际的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增加，每个竞争者都争相求得消费者惠顾。

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拥有关于竞争的复杂规则和相关的完备法律制度。这些规则有几个共同特征，它们隐含在那些涉及厂商间一致行动和单个厂商获得垄断地位图谋的基本条款的法律框架之中。一般说来，国内竞争政策中最常见特征是禁止大厂商的完全固定价格、分割市场协定以及反竞争行为，而最大的分歧则是在排除和豁免的性质和数量以及行政和政治处理自由的程度方面。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明显的政治集中性，部分地是由于广泛地转向更加市场导向的政策，部分地是由于国民经济日益开放。这种集中性明显地表现在国家垄断的解体和面对全球性竞争而放松了对合作投资和合并的限制两个方面。

政策目标的摩擦

虽然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具有相同的总目标，但从理论上说，它们在导向上却有两个主要区别。首先，更广泛的目标在贸易理论中更为流行。结果，在实践中竞争，政策更多注重消费者之所想，而贸易政策则更偏重于生产者利益。其次，贸易政策在制衡其它国家的政策时有更显著的抵销作用，例如，贸易限制措施可以用来作为从其它国家获得让步的谈判筹码，或用作对它们不尊重国际义务的惩罚。

为什么贸易政策似乎比竞争政策追求更多样化的目标？一种主要解释是干预主义者／保护主义者措施是一种支持国内集团的政治上便利的方式，但它们转移调整负担给外国人，而对国内经济的成本却是分散的，几乎是看不见的且不能在公共预算上反映出来。怀有特殊利益的院外游说集团在那些没有有约束力国际规则的领域更加有效，因此偏好“自愿”出口限制措施；相反，赞同多边规则的一个论点是它们使政府免受国内的游说。此外，由于贸易措施对其它国家产生直接（但最终不一定必然有效）的影响，它还偶尔用作对外政策的工具。因此，为实现某种非经济目标，贸易措施比竞争措施更加便利和有利。

政府单纯为了完全自由贸易的理由而采取贸易措施的情况并不存在，没有保护贸易完全自由的多边规则，因此，常常出现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以取代那些在以前贸易谈判中取消了的贸易限制措施。并且，一些国家会偶然用其影响去帮助自己的厂商获得市场份额——即使要付出效率代价——因为它们希望从更多的出口中获益。但一些国家也相信它们不得不采取单边行动以抵销其它国家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或迫使它们清除这些壁垒。因此，由于现实世界中的商业交易不是在力量相等的国家之间进行，小国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还因为小国关注外国限制措施对本国厂商竞争力的影响，贸易政策比竞争政策有更广泛的议程。简单地说，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制度上看，由于世界经济并不是完全一体化的，贸易政策承担着这些额外角色的压力。

但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贸易当局经常求助具有反竞争效应的措施。从理论上说，在特殊情况下，某些措施即使是反竞争的，它们对单个政府可能是最优的政策。例如，可能引起争议的是，针对占优势的外国厂商的“最优”政策是建立相应的国内企业作其对手。但在实践中令人困惑的是，扭曲竞争的流行措施却被用来提高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或尽可能使生产者盈余和消费者得利数额最大化。这些措施会因为屈于生产者的协同压力而比作为提高社会福利适当步骤而更可能被采用。总之，这些措施对竞争的影响会因为贸易政策所关心的是国内厂商的状况而不是市场的状况而被忽视。

冲突的深层根源

竞争政策的社会、政治和其它非竞争目标不在于它做什么，而在于它不做什么。受管制产业（如公用事业）、运输、金融和专业服务常常免受竞争政策的约束，也不受政府贸易协定的约束。当各国间的管制规则和所给的豁免不同时，贸易、投资和其它跨越国界的交易就会产生商业冲突。例如，拥有特殊税收特权的国有厂商的存在，可能会使来自其它国家的私营厂商难以与之平等竞争。此外，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程度地允许管理当局抵制不受欢迎的投资的规则，从而引导着跨国界投资的数量和方向。

这类例子常常在贸易官员解释他们对市场准入的关注时被引用。跨国界交易（包括直接投资）可能比对外国厂商或产品没有法令限制和在市场进入方面没有违背竞争政策的私人障碍更费力和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贸易官员要对市场准入和市场进入作出区别之所在。

当市场准入存在问题时，商业冲突也会由于产业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它们免受所觉察到的，或声称的不公平竞争而产生。当保护在法律上行不通（或不能由国内法律或国际条约所提供）时，受到压力的政府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对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政策。

深层摩擦还会由于竞争当局只考虑外国竞争对本国市场的影响，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决策对外国市场的影响而产生。实际上，这些外在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出口或进口卡特尔可能不受水平协议的正常约束，其它影响市场的反竞争的水平协议可能被忽视或被排除在竞争政策的范围之外，国内厂商可能不允许同那些来自有大量贸易壁垒的市场的外国厂商进行合作。

暗中的惯例和边界贸易壁垒不是唯一的竞争扭曲。歧视有优势的国内厂商的国内政策也扭曲竞争，如果不是在国内，至少在国家之间是这样。这里又有不同的政策分割，管制产业的许多领域和多种形式的政府援助都在竞争政策的范围之外。

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诸如补贴、技术壁垒和欧共体开放管制产业新措施的复杂性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表明，当产业是由少数厂商所操纵，当这些产业的一部分是国有或国家控制的，当市场进入和市场行为是被管制的，以及当一些国内厂商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时，消除对贸易和竞争的扭曲是困难的。对贸易和竞争扭曲的最终消除需要：

·撤销所有的贸易壁垒

·通过审查贸易活动的经济影响来减少对高效生产者的偏见

·强化范围和豁免相当类似的适宜竞争规则

·规范有关产业、技术、技术标准的国内政策和政府行为规则（如公共采购规则）

·建立范规当一国经济状况需要时部分废除正常竞争规则授权的程序

在缺乏全球竞争权威的情况下，取消贸易障碍的努力应相应建立磋商和协调机制以消除竞争规则间相互矛盾解释的差异。竞争和贸易中的磋商和合作已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取得进展，由于没有有约束力的多边竞争规则，这种机制最初仅能充当更系统和有组织地讨论争端和理解国家间差异的论坛。如果它产生有约束力的后果，它将会逐渐地建立在共同规则的基础之上。

走向协调步骤

这里有三个步骤能够消除贸易和竞争政策冲突的影响。从概念上（但不一定是政治上）说，最容易实施的解决措施是改革现存的贸易管制，以使其反竞争效应最小化。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将现存的贸易限制措施转换成关税。贸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承诺不采取贸易管理措施（即使是“自愿的”管理措施）。另一个途径是使对贸易措施的经济总体影响的定期审查制度化。贸易措施的改革应相应取消进出口卡特尔从竞争法律和其它相关条款的调整获得的豁免。

第二个步骤是相当困难的，它要求取消现存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如补贴，优惠的公共采购，实行不一致的技术标准）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和坚持强化反对合谋和垄断性行为的竞争规则——以及这些强化措施应尽可能透明并不受当时的政治问题的影响。

第三个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措施是处理结构性／制度性差异和扭曲贸易与投资的竞争规则相互冲突的解释。结构性和制度性差异的例子是在合伙兼并和接管、产业的国家所有、合法垄断和管制产业等方面不一致的国内规则和政策。竞争规则相互冲突的解释和应用的例子是对合营厂商、跨国合并的审查以及对谋求效率的合谋事件或限制国际贸易的垄断化行为给予豁免。因此，这第三个措施可能是从逐步统一（比如相同的解释和应用）与多边磋商与合作相联系的关键条款（如在合谋方面）开始，然后逐步演变为采用共同规则和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解决争端的机制。

＊ ＊ ＊

贸易理论表明——贸易自由化的经验也证明，贸易扭曲最终完全消除仅能通过多边合作来实现。一种国际协定会产生权利、义务以及对潜在收益、成本和对手行为的预期。由于预期决不会完全相同，关于规则解释的分歧必然产生。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首先是解决相互冲突的解释和建立对这一制度的信心。不能解决其内在争端的制度不仅可能遗留不受约束力的扭曲问题，还会最终使其成员将它看得无足轻重。

第6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分工产业链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它影响着国际贸易地区分布、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国际贸易利益。研究国际分工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对于制定国家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分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万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2002年）认为“信息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影响才刚刚被人们感觉到。而激起或助长这一影响的不是‘信息’，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计算机或数据处理对决策、政策或战略所发生的作用。它是电子商务，即互联网作为推销渠道的出现。这是10年前或15年前人们实际上始料不及的事情，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改变着消费才细分、消费者价值和消费者行为，岗位和劳动市场。”德鲁克指出，电子商务对信息革命的意义与铁路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相似。徐正华和马智胜(2004年)认为电子商务是影响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廖玉麟(2000年)认为电子商务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流。本文拟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特点和我国的对策。

一、国际分工理论

分工产生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的好处在于获得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得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他的“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部分原因，也首次论证了分工能给贸易双方带来好处。

分工的外在动力是科技进步。科技革命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工业发达国家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和建立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扩大了国际分工。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分工提供了物质条件。

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大小。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观点（即斯密定理），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扬格进一步深化了斯密定理，提出了“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水平”，即扬格定理。这不是同义反复，因为首先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即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中间产品才可能被分离出来，这是斯密定理的内容。但同时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因为一方面市场很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又依赖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使生产链条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企业，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生产链条的环节之间也在相互促进，从而使市场规模扩大。在这种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最终导致经济进步。

劳动分工的水平还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一方面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产品价值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分工越发达，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越高。人们必须比较交易费用与分工的好处。如果交易费用超出分工的好处，人们不如自己生产而不分工。交易费用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交易的效率越高，费用越低，反之，交易费用就高。因此，交易效率越高，分工的水平也越高。

二、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电子商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企业所讲电子商务是狭义的，一般是指人们利用电子化手段进行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各种商务活动，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主要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各类商务活动。从整个社会讲的电子商务是广义的，它是指各行各业种业务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分析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般从广义来分析。电子商务具有虚拟化、低成本、效率高和透明的特点。电子商务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深入到生产、交换、消费中，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经济。所谓电子商务经济，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生产方式。从经济特征和技术背景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网络经济”；从国民经济构成和主导产业的意义上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从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的知识的作用上来说，电子商务就是“知识经济”；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特征来看，电子商务经济就是“数字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形态。

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因为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范围扩大了，交易效率提高了。

首先，电子商务推动“无国界”全球大市场的形成。电子商务地出现，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格局，在全球形成了一个以信息网络为纽带、以Internet为载体的“无国界”全球化大市场。这种市场被称为虚拟市场。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客商可以汇集在这个虚拟市场中，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各国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得到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虚拟市场的形成使得商品与服务等有关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充分、自由的流动。其次，电子商务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费用。一笔交易包括三种流，即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流和资金流都可以通过网络瞬间完成。首先是文件处理成本的节约。通过调查表明，在传统的辅导贸易业务中，一笔进出口业务需要处理相关单据约200份～350份，业务流程可长达数月，而纸张打印及差错的总费用约用货值的7%。如果应用电子商务，不仅可以简化数据处理程序、缩短文件处理周期，而且可以消除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对称，大大降低成本。新加坡贸易网在运用之前每次报关需要3天，花费12新元～25新元，应用EDI以后，每次报关只需15分钟、1新元～2新元，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新加坡节省6亿美元文件处理费用。其次可节省传统业务中往返、住宿等许多交易中的人员费用。再次，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科技进步速度更快。企业为了降低投资风险，规避市场不确定性，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纷纷开始通过外包和全球采购等方式剥离加工制造等非核心价值环节，甚至直接出售国内外的生产性分支机构，形成价值链模块化。所谓价值链模块化，即某一行业一体化的价值链结构逐渐裂变成若干独立的价值节点，通过各节点间的横向集中、整合以及功能的增强，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模块制造者以及若干规则设计与集成者的产业动态分化、整合过程。价值链模块化的过程也是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

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分工的精细化和水平化。国际分工的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所谓垂直型国际分工就是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分工体系。水平型国际分工就是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协作，而且是有层次的。产品内分工的特征是某个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供应过程的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区段、不同的环节在不同的空间区位完成，它是区别于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整个工序流程的一种生产方式。国际的产品内分工是把不同的工序、区段和环节展开到不同的国家，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础要素。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产业内分工提供了条件。

三、结论和启示

电子商务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这种发民表现在产业内分工和水平型分工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演进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也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在生产环节，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这就意味着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如果我国继续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外贸条件会不断恶化，外贸利益会不断减少。要争取有利的外贸条件就要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和装备制造能力。

参考文献:

第7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市；品牌；城市品牌；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279.14 文献标识码：A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是影响 21 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经历了城市建设阶段、城市管理阶段和正在进入的城市品牌阶段。中国城市化是城市品牌化的加速器，中国城市已经走进品牌时代［2］。

一、城市品牌概述

（一） 城市

城市是指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学上的城市，是指地处交通方便、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经济学家眼中城市是具有相当面积、经济活动和住户集中，以致在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产生规模经济的连片地理区域，是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可见，城市是有一定市场要素构成，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区域网状系统。社会学看到的是社会组织，他们认为城市是具有某些特征的、在地理上有界的社会组织形式。综上所述，城市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完成着市场功能与社会功能。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3］。这也印证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城市即人”。那么，城市主体是什么呢?由人及组织构成，主要包括：城市政府；企事业单位；专业机构；专家团；城市传媒；市民。他们承担着城市品牌建设的任务，谋求公共价值，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4］。

（二） 品牌

张锐、张、周敏（2010）在《论品牌的内涵与外延》可以说对品牌内涵研究是相当深刻的。他们认为凡是需要沟通并且可以沟通的事物都可以被品牌化，人们对品牌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品牌物格化、人格化和人物复合化构成的此消彼长的辩证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不同人，从不同的视角逐渐反映了一些不同的本质特征［5］。美国市场营销协会的定义:“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是它们的相互组合,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广告专家J.P.琼斯(J.P.Jones)认为品牌是指能为顾客提供其认为值得购买的功能利益及附加价的产品［6］。我国策划界人士陈放在他的著作《品牌学》一书中这样解释:“品牌”是企业或品牌主体(包括城市、个人等)一切无形资产总和的全部浓缩，而这一浓缩又可以以特定的形象及个性化符号来识别:它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社会、企业与消费者相互作用的产物［7］。可见，品牌通过功能的、理性的或有形的性能，创造差异化的效果，来积淀无形的资产。

（三） 城市品牌

什么是城市品牌呢？著名的美国学者凯文・莱恩・凯勒认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即城市可以被品牌化”。他认为：“城市品牌化就是让人们了解和知晓某一城市并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座城市的存在自然联系在一起，让其精神融入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之中,让竞争和生命与这座城市共存”。城市可以通过广告、邮件和其他传播方式积极地向外界推销自己，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塑造积极的品牌形象，从而吸引个人或商业机构来此地短期参观或长期移居。这些品牌的名称通常是当地的地名［8］。可见，城市可以被品牌化，城市品牌的名称就是地名，塑造品牌的手段主要是传播，目的是提高知名度，让人们知道城市的某种特色，并对城市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国内研究者杜青龙（2004）认为，城市品牌是指城市管理者利用所属城市具有的独特的要素禀赋、历史文化沉淀、产业优势等差别化品牌要素，向目标受众提供持续的、值得信赖的、有关联的特别承诺，以提高受众对城市的反应效用，增强城市的聚积效益、规模效益和辐射效应。城市品牌必须由众多的普通品牌支撑，城市品牌与普通品牌一样，也具有识别、获得附加价值等基本品牌属性。但城市品牌决不是城市所属众多普通品牌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众多普通品牌进行抽象化处理后，形成具有包容性、独特性的城市品牌。与普通品牌相比，城市品牌更具有象征性、更情感化和更不可见”［9］。郝胜宇（2009）认为，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品牌的理解可以从资源视角、产品品牌、文化视角、产业视角、营销视角、形象视角进行归类。今后的研究要着重从城市顾客的感知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和测评并处理好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10］。他强调以城市顾客为本，进行科学管理，这是值得肯定的。

（四） 城市品牌起源

研究城市品牌的起源须从商品品牌说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占有市场和防止别人假冒自己的产品，建立了商品品牌。一个或一批名牌企业、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的名牌企业长期在一个地区经营，必然会影响社会公众对这一地区的印象和评价，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地区品牌。某些地区成为了名牌地区以后，这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就成了著名城市，这些城市也希望自己有个品牌。城市一旦有了自己的品牌就身价百倍，拥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于是城市品牌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11］。其实，商品的品牌，企业的品牌与城市品牌的形成，未必像李成勋认为那样，一定存在有时间的继起性，其实，他们的产生与形成应该有空间上的并存性，因为商品品牌没有形成时，这个商品的生产商所在的城市应该早就存在，因为从地理学角度看，“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就是城市，当然没有强调密集的人群一定要从事商品经济。况且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也一定有城市，也一定有农业文明符号差异显著地“城市品牌”。不过，从城市品牌形成的视角看，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更利于城市品牌的形成，他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从品牌产生的根源上看，她是社会历史的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客观推动力是生产力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有强力推进着品牌的产生与发展的因素，为城市品牌化营造了客观的环境。人与组织追求利益的内在驱动，与外在生存发展的压力，又是城市品牌化原由的基本要素。

（五）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辨析

王玫（1998）从品牌的内涵出发，指出创建城市品牌的目的是开发品牌的无形资产。一个城市的形象建设，就是一个城市的品牌建设，确立城市形象定位；设计城市形象标志；立体展现城市形象；建设精神文明等是城市品牌的保证［12］。其实，城市品牌建设不能等同于品牌形象建设，城市品牌建设包含的内容比较宽泛，即使是一个产品的品牌建设也不是塑造形象那么简单，不过，城市形象塑造是打造城市品牌的重要内容。

范方志（2004）认为城市形象是对城市外在和内涵的总体性认识，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就其外在特征而言,城市形象首先体现为城市所处的区位、地貌等第一自然特征；其次体现为城市规划及空间扩展所形成的第二自然特征。就城市形象的内在特征可抽象地体现城市精神和文化气质，城市的经济及就业结构特征是整个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城市品牌化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和知道城市的某种特色或特定形象,并对城市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城市品牌并不像城市形象一样包罗万象，使人们产生一种面面俱到的认识，相反它更像一种贴标签化的过程，选择突出何种城市形象是城市品牌化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城市形象建设的核心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其侧重是城市内部的居民。从更良好的建筑风格、更多的绿地和基础设施、更美丽的市容市貌、更便捷顺畅的交通中得到最大效用的是城市内部的居民，而不是短暂的观光客。而城市品牌的经营则主要是外部指向的，其目的是吸引外部的人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城市的汇集,并通过这种汇集实现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城市品牌化的策略则主要是结合城市的发展战略,选取城市形象中最具有特殊性的部分，然后对之进行适当的包装，并采用宣传、推广等多种不同的营销手段使这一“品牌”深入人心［13］。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方志认为城市形象的范畴比城市品牌大，前者包括自然形象，人造形象，经济结构等外在特征，还有城市精神的内在形象，而城市品牌化就是在城市形象中选择部分，然后加以推广，这样城市品牌可以打造出来，其实这样理解是值得探究的，营销学认为品牌就是顾客心中的认识与地位，需要长期积淀，尤其是一个城市品牌的形成与提升，更是一个系统过程，这样对品牌理解过于简单，不利于城市品牌的建设，反之，品牌形象的塑造是品牌建设的一个部分。况且，把城市形象建设服务于“内部顾客”，而城市品牌是外向的，服务于“外部顾客”，这样的理解也不够全面，不是自己家的室内装潢，受益多的是自己家人。城市品牌建设不仅要惠及市民，还要恩泽四海，否则，城市品牌建设的意义就不大。

二、城市品牌研究述评

我国城市品牌创建的理论渊源是：品牌概念的合理延伸；城市功能理论；城市“企业”理论［14］。借助这些理论的分析，早期的中国城市品牌研究比较浮浅，表现为工具理性分析比较多，而理应以公共性价值为取向的价值理性分析显得不足［15］。价值理性分析将是城市品牌研究的一个趋势。

从具体策略研究看，走差异化之路，创造独特的城市品牌个性是城市品牌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城市知名度，可以产生城市品牌噪声，提高决策能力，进而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16］。从操作流程看，我国城市品牌塑造基本过程包括：调研策划；准确定位；确定目标；选择途径；有效传播；品牌维护［17］。这个过程符合品牌建设的一般步骤，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为了使得文献综述的逻辑思路更加清晰，笔者以凯文・莱恩・凯勒的《战略品牌管理》中品牌构建的思路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整合梳理。具体来看，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品牌定位

凯勒教授认为，品牌定位就是确定本品牌在顾客印象中的最佳位置，以实现公司潜在利益的最大化［8］。品牌定位是整个品牌战略的核心和灵魂。城市品牌定位，就是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使其具有区别于其他城市品牌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和特色，它是建立整个城市品牌的基础。城市品牌定位的最终目标是获取品牌溢价。基本流程如下(见图1)［18］。

李成勋（2003）认为城市品牌定位要遵守真实性、专属性、导向性、美誉性和认同性等五性原则［19］。吴永长（2002）以实证的形式说明厦门定位“艺术之城”符合营销学定位的独特性、明确性、效应性的三个特点［20］。

以上对于城市品牌定位的分析与一般品牌定位的差异性不大，城市城市品牌定位除了独特性与实用性，还要注意延展性，即城市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群，带动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21］。这一点值得肯定，城市品牌应该形成一个品牌伞，要对产业品牌、企业品牌形成一定的辐射性与延展性。

城市品牌定位从方法上讲，可以从定量的角度，采用两种方法选取定位因子：一是基于资源的品牌属性强度选取，另一种则基于目标受众的偏好选取。可以分为4种类型：人居型；旅游型；资本聚积型；产品(服务)市场型［9］。

城市品牌定位从类别上可以分为：档次定位；利益定位；消费者定位；感情定位；文化定位；个性定位［22］。

国外城市品牌定位的主要模式有：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思想和原则；科特勒的差异定位模式；洛夫洛克和维尔茨的服务定位模式；阿克和仙斯拜的战略定位模式；赖克的定位模式。对我国品牌建设的启示是：要加强实证研究方面与定量研究［23］。

（二）品牌元素

凯勒教授认为，品牌元素是那些用以识别和区分品牌的商标设计［8］。打造城市品牌，尤其设计品牌传播时，这样考虑是可以，不过，城市品牌的载体或者品牌支撑的要素分析，会更有价值，否则，城市品牌建设将是无源之水。为此，我们需要这样来界定品牌元素的含义，也符合城市品牌建设的实际，在相关文献中也得到印证。

“如果一个城市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并非像塑造产品品牌那样容易，因为，建立城市品牌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不仅仅要是有一套名称、标志象征和口号，更重要的是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找到自己城市的核心价值和品牌定位，而且这是一个综合平衡的过程”。从内容上看，非常丰富，从过程看，需要综合平衡。“城市品牌的形成与作用一个城市的品牌战略与管理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21］。与此类似，尹启华（2003）将城市品牌分为以下主要类型：政治型城市品牌；经济型城市品牌；交通型城市品牌；文化型城市品牌；旅游型城市品牌［24］。李成勋（2003）认为城市品牌构建要综合考虑：历史角色，文化底蕴，人文风情，地理特征，产业优势，经济实力，发展前景等方面［19］。 于宁（2007）城市品牌需要一定的基础因子, 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政治因子；经济因子；人文因子；历史因子；区位因子；环境因子；制度因子；潜力因子［25］。丁芸（2003）认为城市品牌的形成要素主要有：历史角色与文化底蕴；地理特征以及区位特点；产业优势；经济实力；发展前景［26］。

从以上几篇文献看，城市品牌的构成元素比较复杂，内涵丰富，但是，有的分类不够严谨，逻辑学常识告诉我们，概念的划分要注意完备性与纯粹性，子项之间不能有交叉，而以上，有的是违背的，可见，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探究。

方丽（2005）从新的角度――品牌系统来分析，认为城市品牌要素包括理念系统；印象系统；传播系统；管理系统［27］。

姜智彬（2007）认为城市品牌是城市地理名称在城市品牌战略规划下的品牌识别系统、内部体验系统和外部营销系统等方面所传递信息的总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品牌利益相关者的感觉、认知与联想。对城市品牌系统结构包括城市品牌识别系统，由城市理念、城市制度和城市物质三个层次构成；城市内部体验系统，由城市经济建设、城市社会建设、城市生态建设构成，城市外部营销系统，从营销主体、营销客体和营销策略三个方面构成。这种分析为打造城市品牌提供了由内而外的建设思路［28］。

张，张锐（2007）认为影响城市品牌形成的因素划分为“主、客体”两个方面。这种划分就比较清楚。他们认为，其中,“主体”因素包括城市的经济环境、科教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城市规划与自然环境等；而“客体”因素则是指城市品牌塑造的受众因素，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观者。城市品牌塑造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间的互动关系［29］。

分析城市品牌元素的本身不是目的，需要提炼品牌的核心价值。可以考虑从历史与现状出发提炼城市的核心功能，从核心功能与区域文化中提炼城市的核心价值［30］。

（三）营销方案

凯勒教授认为，21世纪新的营销环境，使营销者从根本上改变了营销方案。整合和个性化已逐渐成为创建、维持强势品牌的关键因素［8］。任寿根（2003）从战略的层面来探讨打造城市品牌，从长期看，城市经营也应采取品牌战略，提高城市品牌价值有助于增强城市竞争力［16］。李成勋（2006）从“顾客”的视角提出了城市品牌建设的对策：向市民灌输城市品牌的内涵和理念；要建立吸纳市民对本市建设和发展的意见与建议的机制；要建立征询外地公众对本市建设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的机制；以各种方式持续宣传自己的城市品牌；城市品牌的更新［11］。

欧洲的学者Ashworth和Voogd认为应该从供需双方和市场三个层面考虑问题，强调对城市实施“产品化”思考，通过规划手段设计符合市场需要的“城市产品”。 城市产品可分为价值层面的城市产品和载体层面的城市产品，其生产主体是多元的(见图2)［31］。

（四）营销传播

凯勒教授认为，营销传播是品牌的“声音”，是与消费者对话和建立关系的手段［8］。李漪（2004）认为西博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会展，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这场活动的目的不仅是宣传传统的特色，更是对城市品牌形象的提升。他强调运用公关活动来提升品牌的形象［32］。正如凯勒教授所言：“就创建品牌资产而言，广告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元素。”为此，需要整合传播工具，使之达到“1+1>2”的效应。“首先，要以增加城市品牌价值为前提，对传播内容和传播工具进行整合，包括广告、公共关系、节事、会展等要成为一个连续一致的、统一的整体并达到最大的影响力。第二，要考虑并科学计算各种传播手段的覆盖率、贡献率、共通性、互补性、通用性和成本等因素，既要使信息传播效果最大化，又要节约企业的传播成本。第三，在借助传统媒体、权威媒体进行城市品牌营销的同时，不能忽视网络口碑营销的重要性”［33］。城市品牌是经年累月、透过不同媒体的宣传方式，传递一致的信息［34］。这个一致的信息就是整合传媒所强调的同一个声音。

对城市品牌传播对策研究来看，刘彦平（2006）提出，要善于找准受众，就城市品牌展开定向传播，做到组合策略，整合沟通，长程规划，逐步推进［35］。黄志贵（2009）以塑造重庆城市品牌为例，强调整合传播要对各种传播资源实行优化配置和系列整合，强调各传播要素集中核心，传递一致的营销信息，树立一致的品牌形象［36］。在整合营销传播视角下，苏永华（2011）认为进行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时，要对传播工具及相关人员进行整合，实施有效管理［37］。

（五）次级品牌

凯勒教授认为，创建品牌资产的间接方法是为品牌进行次级品牌知识的杠杆化。将品牌和其他一些实体相关联――来源要素或者相关的人物、地点或者事件――通过建立联想，进而对现有的品牌产生影响［8］。

杜青龙（2004）认为可以对城市品牌进行层次划分，把最有发展潜力，差异化程度最高，并能带动其他要素品牌发展的品牌定义为核心品牌；比核心品牌稍次的品牌定义为次核心品牌；支持核心品牌、次核心品牌发展的城市品牌资源定义为要素品牌(见图3)［9］。

曹洪东（2010）认为城市品牌的层级构成是：城市总体品牌（也称母品牌，主品牌，核心品牌，整体品牌）；城市次级品牌（也称子品牌，副品牌，亚品牌，个性品牌）；城市品牌要素三个层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38］。

杜漪、张小梅（2006）指出，品牌企业推广企业品牌，可以建立产品的“原产地”效应，企业品牌与城市品牌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和谐发展［39］。黄彬（2011）从产业经济对城市品牌建设影响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会展经济是展现城市形象和品牌的重要手段，给城市带来潜移默化的变化［40］。

（六）品牌评估

凯勒教授认为开发品牌资产评估系统的目标是，全面理解品牌资产的来源和结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8］。从城市品牌资产来源看，定量研究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且付诸实践。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国内首份《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并首创“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指数”，以“宜居、宜业、宜学、宜商、宜游”这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对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品牌价值进行了系统分析，推出2007年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排行榜［41］。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南京市、杭州市、青岛市、成都市、宁波市和苏州市位列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指数排名前十位。北京市成为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的城市（见表1）［42］。

钱明辉、李军（2010）认为品牌资产评估包括城市品牌资产监测指标（包括城市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和联想度的测量）、城市品牌法律权益及安全性监测指标、城市品牌外部市场环境监测指标、城市品牌内部管理环境监测指标等［43］。

国外对城市品牌评估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Anholt(2005)构建的测量城市品牌的六边形模型，该模型是 Anholt 将其 2002 年构建的国家品牌六边形模型运用到城市层面而得出的。Anholt 认为，国家品牌是全世界对某国国家资产、个性和能力等六个方面情况的总体看法，具体而言，影响国家品牌的六个因素包括旅游业、出口、政府、投资和人口迁移、文化遗产及国民。而城市的情况与国家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国家品牌模型。与国家相比,城市通常没有特别的产品和服务；旅游业也更多地依赖休闲游客的喜好；政府的政策手段更多是战术上的；城市的文化也很难从国家的整体文化中单独分离出来。人们在评价城市时想法会更具体，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气候、污染、交通运输、居住成本、休闲体育设施、法规和城市文化生活等方面。因此，测量城市品牌的指标主要包括城市的地位、地理状况、发展潜力、韵律、居民和基本生活条件。此外，Brenda 和John(2005)将伯明翰和英格兰两座城市作为案例，用两个一般品牌模型(Keller 的品牌报告卡以及 Chernatony 和 Riley 的双旋涡模型和旅游业分解模型(Jafari 模型)对城市品牌进行了分析。Laaksonen 等(2006)则采用焦点小组座谈法对城市形象进行访谈研究，探索人们心目中对城市形象的主观描述，并提出了一个‘四维(自然、产业、文化、建设环境)三层(观测层、价值层和环境层)’概念模型”［44］。

从城市品牌建设的结果看，可以评估城市品牌效应，它是指城市品牌对城市和社会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城市品牌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对于城市发展会产生强有力的综合效应，主要效应：磁场效应；扩散效应；乘数效应；能级效应［45］。

（七）品牌维护

凯勒教授认为品牌危机很难管理，因为危机中有太多的变数［8］。正如斯蒂芬・金指出，品牌的周期性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约翰・菲利普・琼斯认为，品牌像动物和植物一样，也会经历一个出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导致品牌化城市发生周期性衰退或发生贬值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品牌化城市缺乏动力，未通过不断创新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二是新的品牌化城市出现。在一个经济体内，存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新的品牌化城市必然出现，新的品牌化城市的出现意味着新的商机或投资机会，从而产生新的品牌噪声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16］。

可见，城市品牌建设要有风险意识，重视品牌维护，加强城市品牌风险管理，就是要求城市品牌管理者(或管理机构)对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处置风险，以最低成本实现对城市品牌最大安全保障的一整套的科学管理方法。既要重视城市品牌正面宣传，也要建立健全城市品牌风险机制：加强城市品牌风险管理就是要从城市品牌风险管理的全过程来加以管理［46］。刘彦平（2006）认为品牌管理要居安思危，重视危机管理，要有制度保障，应规范监督，实时监测评估，进行持续改进［47］。

于宁（2007）从城市品牌资产的角度，论述城市品牌资产的开发、评估及维护。应该从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三个层面对城市品牌资产进行维护［48］。政府层面的维护策略主要是：建设制度环境；提升政府形象；建立监控系统；设立危机处理机构；构建法律保护。行业协会层面的维护策略：行业协会监管；制定产业标准；注册城市的产业品牌。企业层面的维护策略：提高企业产品品牌价值；加强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壮大产业集群的规模。

参考文献：

［1］ 庄鹏涛．北京城市品牌构建的镜鉴与策略分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4-78.

［2］ 仲苏．中国城市走进品牌时代［J］．文化月刊，2007(11)：18-21.

［3］ baike.省略/view/17820.htm 百度百科［EB/OL］．

［4］ 胡晓云，郑玲玲，章．城市品牌化建设主体的组织形态研究［J］．广告大观(理论版)， 2008(5)：50-58.

［5］ 张锐，张，周敏．论品牌的内涵与外延［J］．管理学报，2010(1):147-158.

［6］ 黄蔚．论城市品牌［J］．城市发展研究，2005(3)：76-79.

［7］ 黄志华．论城市品牌与商品品牌的联系和区别［J］．包装工程，2005(4)：209-216.

［8］ ［美］凯文・莱恩・凯勒（美国）.战略品牌管理（第三版）［M］．卢泰宏，吴水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28,93,131,169,208,251-253,285-286,434-435.

［9］ 杜青龙．城市品牌定位理论与实证分析［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105-108.

［10］郝胜宇．国内城市品牌研究综述［J］．城市问题，2009(1)：23-27.

［11］李成勋．城市品牌的起源、选择和培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2)：24-27.

［12］王玫．城市品牌的创立和展现［J］．公关世界，1998(6)：8-10.

［13］范方志．城市品牌化经营初探［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5)：35-37.

［14］孙丽辉，史晓飞．我国城市品牌产生背景及理论溯源［J］．中国行政管理，2005(8)：52-54.

［15］于涛．转型期我国城市营销的企业化倾向及其影响［J］．经济地理，2009(4)：608-612.

［16］任寿根．品牌化城市经营研究：基于行为区位理论框架［J］．管理世界，2003(5)：52-59.

［17］刘湖北．我国城市品牌塑造的误区及对策［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5)：59-63.

［18］马瑞华．城市品牌定位与品牌溢价［J］．商业研究，2006(8)：161-163.

［19］李成勋．关于城市品牌的初步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3(4)：71-76.

［20］吴永长．明确城市独特品牌定位，精心打造厦门“艺术之城” ［J］． 厦门科技，2002(3)：31-33.

［21］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的城市品牌之路［J］．领导决策信息，2002(8)：17-21.

［22］王晖．城市品牌战略的规划方法刍议――以包头市为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45-48.

［23］吴伟，代琦．国外城市品牌定位方法述要［J］．城市问题，2010(4)：89-94.

［24］尹启华．城市品牌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6-8.

［25］于宁．城市品牌定位研究［J］．市场营销导刊，2007(Z1)：49-53.

［26］丁芸．首都经济与城市品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31-33.

［27］方丽．城市品牌要素指标体系［J］．技术与市场，2005(5)：54-56.

［28］姜智彬．城市品牌的系统结构及其构成要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8)：52-56.

［29］张，张锐．城市品牌塑造的影响因素及互动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3)：38-41.

［30］江根源．刍议城市品牌建设［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4)：17-19.

［31］姜智彬．城市品牌建设中的政企激励设计及信度分析［J］．经济问题，2007(1)：58-60.

［32］李漪．从“西博会”看会展公关对城市品牌形象的提升［J］．公关世界，2004(1)：24.

［33］王颖聪．城市品牌整合营销必要性及对策探讨［J］．企业经济，2009(7) ：46-48.

［34］黄金霞．苏州城市品牌营造刍议［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 2004(6)：71-74.

［35］刘彦平．城市品牌建设之一：品牌传播［J］．国际公关，2006(3)：75-76.

［36］黄志贵．整合传播的策略创新――以塑造重庆城市品牌为例［J］．当代传播 ，2009(1)：77-79.

［37］苏永华．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J］．东南传播， 2011(4)：92-94.

［38］曹洪东．“十二五”期间无锡城市品牌创建的思考［J］．江南论坛，2010(11)：7-9.

［39］杜漪,张小梅．浅论城市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协同效应［J］．经济问题，2006(6)：25-26.

［40］黄彬．会展经济与城市品牌联动效应研究［J］．现代城市，2011(1)：30-33.

［41］2007年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排行榜［J］．领导决策信息，2007(35)：6-8.

［42］首部《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 排名“宜居・宜业・宜学・宜商・宜游十大城市” ［J］．建设科技，2007(19)：56.

［43］钱明辉，李军．城市品牌化成功要素研究：ISE概念模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4)：69-73.

［44］孙丽辉．国外区域品牌化理论研究进展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2)：43-44.

［45］誉林青容，李江虹．城市品牌对城市发展的综合效应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6(7)：68-69.

［46］吕振奎．当前城市品牌塑造与提升的六个突出问题［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5)：42-45.

［47］刘彦平．城市品牌建设之二：品牌管理［J］．国际公关，2006(4)：68-69.

［48］于宁．城市品牌资产的开发、评估及维护［J］．中国资产评估，2007(6)：28-29.

Research Commentary on City Brand

WANG Yong

(Economics and Finance College of Zhejiang Va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

Hangzhou 310053,China)

第8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技术进步;阈值;研发效率;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3—0048—05

Discussingthethresholdin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

XUYoumin

（HunanUniversitySchoolofEconomyandTrade,Changsha410079）

Abstract:Thethresholdin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istheminimumvaluethatenterprise’sR﹠Defficiencyandthemarketdemandscaleneededtoachieve.Thereisathresholdofmarketdemandscaleinthe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duetotheenterprise’sR﹠Dinvestmenthasthecharacteristicofscaleeconomy.Thereisathresholdofenterprise’sR﹠Defficiencywhenthemarketdemandscaleofenterpriseisestablished,anditisinverselyproportionaltothemarketdemandscale.Oligopolyorcompletemonopolycanreducethethresholdofenterprise’sR﹠Defficiency.Itishelpfultoenhancetheenterprise’sR﹠Defficiencyandexpandtheincomescaleoftechnicalprogressbecauseoftheimprovementoftechnologyandmanagementlevelandtheappropriateenterpriseexternalenvironmentsuchas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systemandtaxsystem,whichisusefulforenterprisetoovercomethethresholdobstaclesoftechnicalprogress.

Keywords:technicalprogress;threshold;R﹠Defficiency;marketstructure

阈值是令研究对象发生某种变化时其原因或其变化的条件所必需达到的最小值，亦可称为临界值。如果引发变化的原因或其变化的条件未达到阈值，则变化不会产生。阈值现象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常常出现，经济活动中亦存在阈值现象。本文拟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阈值问题，研究决定阈值大小的因素，利用阈值现象来解释某些经济状态持续存在的原因，探讨降低阈值的措施。一技术进步中的阈值现象及其经济学意义

阈值现象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早已为人们所熟识，最小规模经济就是投资或生产活动的规模阈值即临界值，如果不能达到这一阈值则其效率低下而在理论上不应该产生。机会成本这一概念也具有阈值的内涵，因为一项经济活动不能够获得超过机会成本的收益，则该项经济活动不应当发生。

技术进步的阈值（Thethresholdoftechnologicalprogress）亦被人们所注意或有所研究，技术进步的研发投入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形成新的、有经济价值的技术，这表明研发投资存在阈值现象。研发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也必须达到一定的进步程度才能够使得研发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足以弥补研发投资的成本，这对研发效率提出了阈值要求。

笔者在指导研究生研究熊彼特猜想［1］（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组织结构既非完全竞争也非完全垄断）过程中研究了阈值现象。在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和改进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存在导致研发投入是否具有效率的临界值即阈值［2］。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研发效率阈值是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成本所能够降低平均成本的最小程度，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研发效率阈值是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的成本所能够通过提高质量提高单位商品收益的最小程度。只有当研发效率高于阈值时，研发投资才可能获得净利润，否则研发投资行为将不能获利。

通过对技术进步中的阈值现象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熊彼特猜想，这一猜想是众多学者Arrow［3］、Scherer［4］、Kamien,M.I.andSchwartz［5］、Loury［6］、Dasgupta,P.andStiglitz［7］、LeeChangYang［8］研究后未得到一致结果的难题。

技术进步的过程存在阈值现象，表明经济过程的技术进步现象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从发生条件来看，如果技术进步的条件满足阈值要求，则技术进步能够发生，否则技术进步不能发生。阈值现象表明技术进步的条件有不连续的特点。从技术进步的程度来看，技术进步一旦发生，其技术有不连续的变化，这也表明技术进步的程度具有不连续的特点。技术进步的不连续特征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既定技术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置时所具有的连续变化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技术进步的阈值特征及其不连续特点必然对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经济问题。

二企业技术进步的阈值与

企业需求规模的关系企业为技术进步进行研究而产生的投资具有一次性投资的特点，即研发投资产生新技术之后，并不需要新的投资就能够保有新的技术即新技术一旦产生就可以永续使用，保有新技术本身并不需要新的成本支出。研发投资产生的新技术在使用规模上可以不受限制，使用范围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研发成本的提高，因此研发投资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即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所分摊的研发成本变小。

经济活动中的研发投资主要达到两个目的：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的投资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企业产品的盈利能力，我们可以以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来反映企业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研发投资所带来的产品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以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来反映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如果一企业有一次性投入RD，则单位商品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是RD值的函数：即有p＝f（RD）。以下称p为技术进步的单位收益，f（RD）为技术进步函数。

显然，技术进步函数具有以下特性：当RD＝0时，p＝0；且f’＞O即是RD的单调递增函数。

一个生产者研发投资所带来的总收益取决于技术进步之后销售量与单位收益的乘积，而技术进步之后销售量又取决于技术进步之前的销售量Q和因技术的变化所带来的销售变化量Q，因此总收益应该为p×Q＋p×Q，研发投资形成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纯收益或利润有：

Л＝p×Q＋p×Q－RD

＝p×（Q＋Q）－RD

令p/RD为研发效率，研发效率即为新技术的单位产品收益与总研发成本之比。

显然，研发效率的阈值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纯收益为0时的研发效率。

令Л＝0，有p/RD＝1/（Q＋Q），这是研发效率的阈值。显然，当（Q＋Q）足够大时，即便研发效率很低，也存在某一销售量（Q＋Q）使得p/RD＝1/（Q＋Q），即理论上存在研发效率的阈值。值得注意是如果（Q＋Q）不是足够大，则p＝f（RD）可能无法满足p/RD＝1/（Q＋Q）条件，即任一规模的研发投入均无法达到研发效率的阈值，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的研发无法产生。因此存在一个导致技术进步产生的最小销售规模，这是需求规模阈值。

当然，如果当（Q＋Q）＝1时即有p≥RD，即技术进步中只需要一单位商品的收益即可弥补研究成本，但这种情况是特殊情况，也许只存在于公共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或者研发效率特别高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对于一般商品的技术进步我们一般要求Q＋Q＞1，即存在导致研发得以产生的最小需求规模。

依据p＝f（RD）和p/RD＝1/（Q＋Q）条件我们可以确定使得研发效率达到阈值的RD的最小值。即需求规模既定且大于需求规模阈值情况下，存在一个研发投资规模RD的阈值。只有当研发投资规模不小于这一阈值时，其研发效率才能够不少于研发效率的阈值。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

第一，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由其需求规模所决定的研发效率的阈值，阈值与需求规模成反比。企业的需求规模由技术进步前的原需求规模Q与技术进步所改变的需求规模Q之和决定。

第二，研发效率既定的情况下，存在一个需求规模阈值。需求规模阈值是导致研发效率能够达到研发效率的阈值所需要的最小需求规模。

第三，当研发效率既定、需求规模不小于阈值的情况下，存在一个研发投入规模的阈值，这一阈值是使研发效率等于研发效率阈值所需求的最小研发投入规模。三、市场竞争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

对需求规模的影响及对企业技术

进步效率阈值的影响由于需求规模作为技术进步企业的外在因素对企业的研发效率阈值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从市场竞争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角度研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进而研究这两类条件对企业技术进步阈值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前市场需求状况和市场竞争条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

单个企业的需求规模取决于整个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市场竞争条件，因此市场需求状况、市场竞争条件将通过影响单个生产者的需求规模来影响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的阈值大小。

设产品市场的需求函数为TQ＝F（P），对于这一需求函数有dF（P）/dP＜0，即均衡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导致市场需求TQ的减少。

某一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为r（0＜r≤1），即这一企业的需求规模Q＝r×TQ＝r×F（P），显然r值的大小与这一企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产品质量、生产成本及市场竞争状况有密切关系，其中的市场价格P与市场的竞争状况相关，一般有dp/dr＞O，即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增加会导致市场均衡价格的上升。

dQ/dr＝TQ＋r×dTQ/dr＝TQ＋r×dp/dr×dF（P）/dP

由于dp/dr＞O且dF（P）/dP＜0，因此r×dQ/dr的大小取决于TQ与r×dp/dr×dF（P）/dP的比较，当r×dp/dr×dF（P）/dP的绝对值足够大即大于TQ时，dQ／dr＜0，这要求r、dp/dr与dF（P）/dP绝对值均比较大，即dTQ/dr的绝对值大于TQ，一企业市场份额的改变将导致市场需求规模的变化量大于原有市场规模，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并且由于当r0时，dTQ/dr0，因此，如果存在r值使得dQ／dr＞0，这时r应为接近于1的有限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一般将导致其需求规模的扩大。因此，导致一企业需求规模最大的市场竞争状况应当是完全垄断或需求弹性（即因市场价格的相对改变所能够相对改变的市场需求规模）很大的情况下由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的寡头垄断状况。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对市场需求的改变，仅从市场竞争条件来看，一企业市场份额越大，其产出规模越大，由此所决定的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越小。当市场竞争状况处于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状况时，垄断企业的市场需求规模达到最大，技术进步所要求的阈值最小。这一结果与熊彼特猜想：垄断的市场竞争状况更有利于技术进步是一致的。

（二）技术进步后市场需求状况和市场竞争条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

技术进步改变了市场需求状况，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所能够改变的市场需求的大小，那么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的变化就不仅仅只受到原有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

设一企业的技术进步将改变整个市场的需求，设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需求函数为TQt＝F（Pt），一企业在技术进步之后所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为rt，相应的需求规模为Qt＝rt×TQt，这里我们用t来反映技术进步的程度，一般应当有：dTQt/dt＞0，drt/dt＞0，即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强度越高其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和提高市场份额的能力越高。

这时dQt/dt＝TQt×drt/dt＋rt×dTQt/dt＞O

如果r＝l，则drt/dt＝0，即完全垄断条件下dQt/dt＝dTQt/dt即完全垄断时技术进步后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就是其需求规模，记为TQ1。

在非完全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后的企业需求规模为Qt＝rt×TQt，只要技术进步能够保证rt×TQt＞TQ1，则技术进步企业的需求规模大于完全垄断企业的需求规模，从而使得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得以下降。由于rt＜1，这要求TQt＞TQ1，即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大于完全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规模，这是竞争有利于降低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的必要条件。

如果TQt＞TQ1，还需要rt＞TQ1/TQt，才能使得rt×TQt＞TQ1，即技术进步的企业在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必须足够大，才能使其技术进步之后的需求规模大于垄断条件下的市场需求规模。因为如果企业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rt＝1则又回到了完全垄断状况，这时其市场需求规模可能反而变小。因此，如果TQt＞＞TQ1，则存在一个适度的市场份额，在这一份额下，技术进步企业的需求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其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最小。

如果虽有TQt＞TQ1，但TQ1/TQt接近于1，则rt接近于1，由此可以推断出企业技术进步之后形成的寡头垄断可以导致其研发效率阈值最小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既便技术进步能够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使得研发效率阈值最小的市场竞争结构并非完全垄断，但考虑到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即这一比值TQ1/TQt并不能够接近于0，因此，使需求规模rt×TQt最大的rt值是0与1之间的有限值，即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阈值最小的市场竞争结构应该由有限个企业参与的寡头竞争。显然，随着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越大，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市场竞争的企业个数会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影响企业技术进步效率阈值大小是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市场需求规模，技术进步之前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市场需求规模并不会直接决定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

依据以上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在市场需求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缓慢时，垄断程度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产出规模，进而降低企业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如果市场需求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很快时，适度的竞争可以使企业产出规模达到最大，进而使企业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2.如果技术进步能够使市场需求规模扩张迅速，且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大于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则存在一个可以使技术进步企业的产出规模达到最大化市均份额的寡头竞争格局，在这一寡头竞争市场下其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3.如果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十分有限，并且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虽然大于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但增加的比率小，则技术进步企业所形成的市场垄断格局将使其研发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四影响研发效率的因素，决定了研发

投入规模阈值和需求规模阈值影响研发效率的因素可以区分为由企业自身决定的内部因素和不能由企业决定的外部因素。

显然，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内部因素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则技术进步所需要的新增投资相对较少，所能够获得的单位产品的收益较大。企业拥有从事技术开发的一流人才和丰富的经验是企业一流技术水平的保证。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表现为能够有效地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降低技术创新过程所耗费的成本。由于技术创新依赖于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因此，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外部因素是制度和经济政策，并且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对此我们应当作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分析。

第一，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技术创新产品的单位收益，进而提高研发效率。

专利制度有效实施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实施可以排斥侵权企业对技术进步企业的成果的侵犯，这不仅仅可以提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单位产品收益，还可以扩大技术创新企业的市场规模，使这技术创新的总收益得以提高。

第二，在所得税前可抵扣一定比例的企业研发成本，降低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的比例，使得企业实际承担的研发成本降低，因此可以提高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比重较高的技术型企业，制定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第三，对企业的研发项目直接提供财政支持，可以减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对研发成果进行财政补贴和奖励等方式为企业研发提供资本方面的支持，显然可以降低企业的实际承担的研发成本，进而提高该企业自有投资效率。

第四，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可以使企业获得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人才，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可以使企业的研发人员达到进行研发所需要的尽可能高的知识水平，否则企业将需要为提高研发人员的知识水平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会降低企业研发效率。

第五，高水平的国家科学研究体制所产生的科学技术可以改善企业技术进步研发的基础条件，进而提高研发效率。

如果由财政承担研发成本的国家科研体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只需要通过适当的转移和改进，就可以成为企业继续研发的基础或直接为企业所采用，这显然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规模、持续的时间和研发的风险，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第六，开放的竞争政策有利于使得具有更高研发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要素进入具有技术创新潜力的领域，从而可以提高研发效率。

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和生产要素的增加，可以使得具有较高技术进步能力的生产要素更容易进入具有技术进步潜力的市场中，使有技术进步的研发效率得以提高，这可以大幅度降低技术进步的投入规模阈值。因此，适度的竞争有利于技术进步。相反，在行政垄断的情况下，由于限制了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进入和参与竞争，同时行政垄断时改变市场份额的可能性降低。因此行政垄断所形成的竞争格局将因有对参与竞争的生产要素的约束和市场需求份额的约束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阈值，降低市场中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五结论

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由于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因此，当企业的研发效率一定时，存在市场需求规模阈值，只有当市场需求规模大于这一阈值时，企业技术进步的研发才是有利可图的。而当企业市场需求规模既定时，也存在企业研发效率的阀值，企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则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效率的阈值。

第二，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需求规模、降低企业研发效率阈值的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市场或完全垄断市场，这与熊彼特猜想一致。

第三，企业研发效率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知识产权制度、税收制度、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2］徐幼民,支娜.决定中国产品质量改进的三大因素［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3):86-90.

［3］Arrow,k.j.,1962,conomicWelfareandtheAllocationofResourcesforInvention［M］.inNelson,R.R.(ED.),TheRateandDirectionofInventiveActivity,609-25,NBER,Princeton.

［4］Scherer,F.M.MarketStructureandtheEmploymentofScientistsandEngineer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3),524-531.

［5］Kamien,M.I.andSchwartz,N.L.MarketStructureandInnovation:ASurvey［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75,13(1),1-37.

［6］Loury,G.C.MarketStructureandInnovation,Quarterly［J］.JournalofEconomics,1979,93,395-410.

第9篇：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字：中国烟草行业 政府规制 垄断

一、文献综述

烟草是一种嗜好品，具有成瘾性，其市场行为不同于一般商品，呈现出独特的运行规律。烟草产业是合法存在的有害产业，对于这类产业的政府规制，显然不同于其他产业。近年来由于烟草行业发展的社会成本日趋超过社会收益，所以国内对于烟草行业规制的研究越来越多，陈勇（2006）从需求面研究烟草产业的规制，并提出中国烟草消费模式和市场结构自身的三点特殊性：（1）由于品级差悬殊，烟草产品具有了区别地位身份的社会属性；（2）高端产品的购买和消费主体分离,呈现出极弱的价格弹性；（3）低端产品的多样替代性和生产者自消费现象造成市场形态变异。籍涛（2008）基于市场结构与绩效分析了烟草产业的政府管制。烟草产业具有有别于其他产业的特殊性，中国的烟草产业更是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烟草产业的特殊性，对我国的烟草行业进行规制，首先要弄清楚其特殊性，因此本文着眼于我国烟草行政垄断的特性，着重探讨为什么要对烟草行业进行规制，这对于解决好怎样进行规制有关键作用。

1.国内外对于规制的研究

日本的著名学者植草益对规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从不同层次上对公共规制（政府规制）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种“市场失灵”的现象，无法达到理论上最高水平的市场资源配置，因此有必要“由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规则对企业进行干预”，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广义的公共规制就包含了这所有的法律和政策，“既包括宏观的财政金融政策，也包括微观的公共性物品的提供政策、禁止垄断政策、直接规制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劳动政策等等政策”，其中又可分为禁止垄断政策和直接规制政策;而狭义的公共规制则仅包括直接规制政策(含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两类)。

我国很多学者也对政府规制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陈富良认为，规制“是指政府部门，有时也包括一般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组织，依据有关的法规，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活动施加直接影响的行为。”余晖认为，“规制是指政府的许多行政机构，以治理市场失灵为己任，以法律为根据，以大量颁布法律、法规、规章、命令及裁决为手段，以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的不完全是公正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或干预。”谢地和景玉琴把规制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看，规制包括了规制主体(获得法律授权的政府机构或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规制机构)对规制客体(各类微观市场主体)所进行的一切限制和监督”。总之，规制就是获得法律授权的政府机构或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规制机构对微观市场主体所进行的一切限制和监督。

2.市场失灵是政府规制的主要原因

日本学者植草益在他的代表作《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对政府规制的必要性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市场机制虽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它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市场机制只有满足科斯定理的所要求的交易费用为零的完全竞争条件下，才能在不存在实现调整机能的社会公共机构的情况下，达到其有效状态，即：“（l）所有物品、服务的供求平衡（或者稳定在竞争均衡的水平），实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2）资源的配置己经处于上述社会性无改善余地的有效状态，即‘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这样，所有经济主体都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指引下，通过价格这个行为信号，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由于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使得这种理想的最优境界的实现在仅由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常常难以顺利达成。市场失灵主要包括：公共性物品、外部性、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性等等。“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问题，那么，市场机制非但其自身无法有效地发挥职能，而且会给整体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在以市场机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对分配的公平、经济的稳定和非价值物品采取政策上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市场失灵有些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将外部性“内部化”，比如征收过路费、过桥费，按照“受益人负担”的原则，对所有享受外部经济的市场主体收费；或产生外部不经济时，由当事人直接交涉解决，等等。但是，由于（l）通过这些方式所能解决的情况有限，（2）“正如科斯自己所分析的，当交易成本不等于零时，这种当事人的交涉并不能形成帕累托效率。”因此其有效性和适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此，制度的设置和政府的干预――也即政府规制――便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事实上，西方学者，无论是植草益，还是Utton，Breyer，Weidenbaum，都把政府规制看作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正是由于市场失灵导致资源误置，政府应通过实施规制政策而采取行动以矫正这些失灵。因此，从校正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可以概括为三条：对卖方垄断权力的回应、对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和对不充分信息的补偿。

二、我国烟草行业的垄断性分析 我国的自然垄断是指并非由于人为的限制进入，而是由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资源稀缺性、沉淀成本等“自然”的技术和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垄断。在现实的经济中，自然垄断行业主要存在于第三产业各部门中，如电信、邮政、供水(电、气)、铁路、航空、电视、广播等。这类行业一般都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往往一个行业中只需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就满足全部市场需求，并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不断下降；二是有大量的“沉淀成本”。这类行业一般投资量大，投资回收期长，固定资产沉淀性大，若引入竞争，容易造成两败俱伤，严重浪费社会资源，因此国家一般给予这类行业以垄断权，企业相对于消费者处于支配地位，容易以质低价高的产品和服务谋取垄断利润，甚至对消费者附加种种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三是大多是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部门。自然垄断行业一般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企业经营带有公益性，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从而容易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发生冲突。

我国自然垄断的形成除了上述一般原因外，还有如下特殊原因：一是有些自然垄断行业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其实质是权力寻租；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人们观念、法制法规、政府职能转变、产权和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滞后的原因，一些本属非自然垄断的行业或业务暂时无法形成竞争格局，因此继续维持垄断地位；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低水平。市场经济越不发达，人、才、物、技术在各部门间越是难以流动，从而形成自由进出各部门的市场障碍，产生垄断；四是国家垄断经营的原因，即国家利用立法等国家权力禁止其他经济主体进入某些行业或经营某些业务，从而直接造成这些行业或业务的垄断，这类垄断的实质其实是法定垄断而不是自然垄断，它和行政性垄断一样，都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国家在这些行业或业务中身兼所有者和经营者二职，经营效率往往低下。五是虚假规模经济因素，即国家有关部门借口规模经济效益，授予某些行业或业务以垄断权，人为建立进入壁垒，破坏市场竞争:六是对技术变革的反应迟滞。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和新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使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国家因此竞相在这些行业引入了竞争，但我国对此反应迟滞，仍维持这些行业的自然垄断地位。

由于上述特殊原因，使我国自然垄断行业除了具有自然垄断的一般特点外，还有以下一些特殊表现：一是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混生，政企不分，官商一体，自然垄断行业中渗透地方和部门利益，行政部门往往利用手中权力制定垄断高价，提供劣质服务甚至强制提供服务，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二是自然垄断行业中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混生，自然垄断的合理性掩盖了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垄断经营的低效率;三是经营效率低下，创新乏力，管理体制缺乏激励机制和约束力，市场绩效差，这都源于没有外在的竞争压力；四是投资严重不足。因为自然垄断行业大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缺乏激励性的市场投融资机制，因此投资渠道单一。五是寻租、腐败现象滋生。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地位的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以及寻租行为，并由此造成了巨大的间接损失。

行政性垄断是与经济性垄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和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凭借其经济管理权力对经济活动排他性控制、排斥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它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只有凭借政府权力才能形成的垄断，其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关。因此，王晓哗等学者也称之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通过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理论和行政性垄断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烟草业本身并不具备自然垄断的特点，而是由于国家进行垄断经营，即国家利用立法等权利禁止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烟草业，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从而直接造成烟草业的垄断。烟草业的专卖所造成的垄断的实质其实是法定垄断而不是自然垄断，由于烟草行业特殊性质必须通过国家垄断经营而维持其垄断价格。

三、我国烟草行业的规制依据

1.烟草行业的特征

1）烟草行业本质上不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行业，卷烟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卷烟产品在一定时期对于消费者来说具有吸食的嗜好性，不消费也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部分群体的“消费必需品”，同时，卷烟产品对消费者的人体健康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国家在政策上限制它的自身盲目发展又是必然的。

2）卷烟产品由于它的吸食嗜好性决定了它的“高附加值性“。由于政府对烟草行业的规制，特别是对其价格的严厉规制，造成烟草价格远远背离它的价值。

3）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

由于直接禁止吸烟的成本过于高昂，我国包括国外对于烟草采取的是“寓禁于征”的政策，即向国家交纳高额税收限制生产与销售，以此政策达到“禁烟”的目的，所以烟草是高税商品，因此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

上述特点决定了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烟草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将烟草业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管理之下，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是政策性(法定)垄断行业，排斥行业外的经营与竞争。不同于其他行业所谓的“垄断”：在经济形态上仍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仍然实行计划生产、计划销售，禁止行业外其他任何人、任何单位的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只能来自行业内部。其他垄断行业如电信、铁路、电力等都不是政策性垄断，而是技术上、经营上的垄断，而且国家正采取措施打破这种行业“垄断”，鼓励行业间互相投资、互相经营、互相竞争。从这个角度看，烟草行业因为有专卖制度，作为“垄断”行业确实“特殊”。因此，专卖体制下的烟草行业既要实行市场经济，也要在生产经营的管理上与“烟草体制”相适应。任何“一刀切”不作具体分析的做法都会给行业乃至于国家带来损失。

2.政府对烟草业规制的依据 这种行政垄断的特性决定了烟草产业存在市场失灵，它来自于消费者对这种产品消费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性。烟草制成品的消费有明显的外部性。外部性涉及到生产或消费一种商品对第三方所带来的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仅仅反映了市场中参与者(消费者、厂商、经销商)的成本和收益，在做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时，并未考虑对第三方带来的影响。外部性使个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不相等，从而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因为第三方不会为外部收益而付费，不会去补偿外部成本;这时，市场机制就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外部性会引起商品的过多或过低的消费/供给。政府可以通过抑制带来外部成本商品的需求，或者刺激创造了外部收益商品的需求来增加社会福利。

烟草产品信息供给不足，即消费者对产品缺乏完全信息，所以造成烟草消费的第一个矛盾，对吸烟者个人的即期效用与其自身长期利益的矛盾。吸烟可以给吸烟者带来暂时的感官满足和神经放松，但长期吸烟又会损害吸烟者的健康。吸烟者往往因缺乏足够的信息而低估未来的健康风险，难以做出理性选择，政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信息的不完全性。烟草消费的负外部性，造成的第二个矛盾，即吸烟者的个体效用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吸烟的负外部性包括，对被动吸烟者的健康损害、造成的火灾等事故损失，这些都不是市场机制能够 弥补的。第三个矛盾是烟草产业本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成本(社会代价)之间的矛盾。烟草产业的经济利益和它造成的社会成本相比较，其净社会收益为负数。据程郁等人的研究，中国1998年烟草的经济收益与社会成本基本持平并略有赢余，但从1999年开始出现赤字，数额为24.854亿元，到2001年扩大为51.919亿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618.45亿元。烟草产业创造的各种经济利益远远不够弥补由吸烟造成的社会成本。

四、总结 我国烟草行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不是自然垄断而是国家利用立法等权利禁止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烟草业，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从而直接造成的烟草业的垄断。垄断性造成行业市场失灵，主要来自于消费者对这种产品消费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性，市场失灵构成了政府规制的主要原因。另外，烟草产品具有有害性，但又消费必需品的特征决定了它的“高附加值”性，成为高税商品。这些构成了政府对烟草行业进行规制的主要依据，在国际上控烟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的背景下，我国的烟草行业该何去何从，政府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做好价格规制、质量标准规制、技术标准规制，是使我国烟草业经受的住国外烟草巨头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杜，1992

[2]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3]谢地，景玉琴.我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及政策选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3. 3

[4]林晓东.论我国垄断价格的政府规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2003.4

[5]陈富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规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6]王晓哗.依法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J].法学研究，1998(3)

[7]籍涛.论烟草产业的政府管制――基于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分析框架[J].社科纵横，2008.23(1)

[8]陈勇.烟草产业规制――基于需求面的分析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2006(12)

[9]程郁，张小林.我国烟一草的社会成本和效益综合评估及政策建议[J].经济科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