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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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SDR)；“定量宽松”政策；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57-05

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紧接着，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随即“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西方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波动进一步加剧。对西方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就其性质和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影响的论证不断深^。

一、“定量宽松”政策使用的实质

美国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行为，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学上的涵义是指：货币当局(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向市场注资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英等国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2009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它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这种货币政策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从某种意义上看，刺激经济的“定量宽松”政策与“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角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并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的政策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二、西方向“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斜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并非近期美联储出台的货币政策，早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就多次表示“需要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非传统手段”力度，暗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将发生变化。事实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在美国金融领域系统性危机进一步加剧，资本市场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联储就已经在考虑和推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在大规模向市场注资救市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悄然向“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斜。

尽管当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一出台，便遭到多方非议和经济学界的普遍质疑，但并没有阻止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不仅如此，美国的做法也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经济体所仿效，英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国货币当局也纷纷宣布开始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宣布出巨资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后，不久欧洲中央银行随即宣布将主导利率从1.5％下调至1.25％，并宣布在未来将“很有分寸”地进一步降息，同时还将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促进经济复苏。鉴于欧洲经济衰退的持续深化，我国自2008年10月以来已经第6次降息，降息的作用和空间越来越小。而欧洲央行的所谓“非常规的措施”讳莫如深，市场纷纷猜测。依照欧洲央行的解释，“非常规的措施”包括向银行提供长期贷款，或者通过增发货币购买欧元区公司债等。尽管受欧盟法律的限制和欧元区成员国的协调上的困难，欧洲央行通过增发货币直接购买各国国债的难度较大，但一旦成形，意味着欧洲继美国之后大量向市场投放欧元，欧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的风险也将随之而来。

虽然，当前西方货币政策的重心由“传统”的利率杠杆向“非传统”的“定量宽松”倾斜，但从“定量宽松”政策的本能看毕竟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带有“应急”和“救援”性质，是中短期行为，不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一旦经济与金融状况好转，市场流动性得到恢复，“非传统”的“定量宽松”政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货币政策的重心也会回归到“传统”的利率杠杆宏观调控上来。但另一方面，当前西方“定量宽松”政策到底会延续多长时间?其力度是否会进一步加深还是逐渐减弱?“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能否使西方国家从经济与金融困境中摆脱出来?目前难以定论，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同时取决于形势发展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首先，目前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依然处在战后最困难时期，金融危机导致西方金融系统捉襟见肘，经济衰退导致西方“元气”大伤，西方国家要从经济与金融困境中摆脱出来并不容易，由此“定量宽松”政策延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其次，西方各国“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尽管在表面上是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带来的是西方“货币贬值战”，可看到的潜在风险是“通胀”压力复出，但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否会带来更新、更多的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由此“定量宽松”使用的力度取决于产生效应的大小；其三，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各国出现的问题以及衰退和危机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上政策的协调存在着各种分歧，许多具体问题上的“患得患失”使西方各国在政策的使用上难以达成一致，“各行其是”是西方国家面对危机的“通病”，而“定量宽松”政策的使用无非是西方各国试图“转嫁”危机的体现，由此依靠“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来挽救西方整体经济是不可能的。

三、“定量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估，及其后续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经济学界议论纷纷，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扩张性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既有“转嫁”危机的性质，也有“释放”风险的性质，最终结果将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通胀。随着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融入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危机的“转嫁”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将缓慢加重，影响的层面也会扩大，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也是需要论证的新课题。

从全球层面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美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外汇“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外汇“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加大。当前，各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而且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

从中国国际储备现状看，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对拥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超过1.3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随着200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超过万亿国债的发行和通过发行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必然导致美元等西方货币的贬值，中国的外汇资产储备价值也将相应出现大幅度缩水。与此同时，美元等西方货币的贬值有可能再度引发全球性通胀，并将可能带动新一轮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中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另外，美元等西方货币的贬值将导致中国出口更加艰难，出口产品在结算中也将面临巨大损失，实际上近期中国在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变化中，已经出现了外汇价值的负增长。因此，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人手：首先，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次，由于流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 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再次，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

同时，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中国现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首先，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其次，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要有正确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的“拐点”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近期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开始减缓，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4月开始大幅度回调，为5918亿人民币，意味着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中国信贷增长规模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但也不能否认，中国“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出现了减弱的迹象，说明目前中国国内流动性不足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已经在考虑如何防范潜在的通胀预期风险。

四、“定量宽松”政策与特别提款权的改造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为改造IMF现有SDR做出的努力。

关于IMF现有SDR改造的相关议题由来已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改造SDR的构成成为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关注的问题。G20伦敦峰会后，IMF启动了机构内部的相关改革，除了推进机构成员国表决的改革，IMF将启动2500亿美元的新增SDR分配方案(约合1670亿SDR)。为了逐步使成员国持有的SDR趋于合理与均衡，新增的SDR将按照现有份额比例对185个成员国进行分配，其中按照中国现有份额比例中国将获得约62.8亿SDR(约合93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009年4月25日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上，IMF总裁卡恩表示，IMF将考虑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这将是IMF建立以来首次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虽然本轮增资将不涉及IMF各成员国份额及投票权的调整(将在2010年讨论份额调整问题，计划最早在2011年初执行新的份额)，但IMF的改革从新增SDR分配方案就此拉开了序幕，由此人民币国际化也迫在眉睫。

为避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汇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周小川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事出有因”，并非媒体渲染的“中国要终结美元时代”，也不能被视为“人民币挑战美元”。周小川的建议得到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IMF等的支持，但美国反应十分强烈，反对创造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取代美元，同时欧盟和各发达国家的基本态度也十分“暧昧”。尽管周小川的建议在国际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但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论证在金融界与媒体展开，其中也包括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思考。且不论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外汇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能一味地依赖于美欧的“信用”，而“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与IMF现有的SDR是否需要进行改造的论证也自然会浮出“水面”。

目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金融机构——IMF仍被世界各国视为不可取代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其作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也有目共睹。IMF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作用的体现最重要的是SDR，是IMF拥有的内部储备资产，是IMF的计量单位，具备国际结算、储备和各国据此获得IMF贷款的多重功能。SDR是IMF1969年创立的，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构成，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别约占权重份额的44％、34％、11％和11％，通过这四种货币加权定值。SDR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在短期内用SDR来平衡国际收支，SDR除了具备国际结算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国际储备功能。SDR国际储备防范风险功能的核心也是SDR的构成并非单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一货币的风险，因此许多国家把特别SDR视为“超国家主权”的“纸黄金”，尤其是SDR的构成国不断向IMF注资，主要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加其在SDR的权重份额。虽然目前美元在SDR构成的权重份额仍占大头，但已经不足45％，与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比例相比相对偏低，特别是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七成的美元外汇储备相比低了近三成。由此可见，SDR的构成与单一美元国际储备的风险相比相对要低，而占其份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安全系数。

SDR创立40年来，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币种范围也没有扩大，其根本原因是SDR自创立以来主要份额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把持，其中主要原因不仅是美、欧、日注入资金的比例决定了其发言权，另一个不能否认的重要原因是SDR的构成。因此，尽管中国向SDR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可提高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考虑在IMF发行债券的情况下购买IMF发行的债券也可减少因美元资产过多带来的风险，但仅依靠提供资金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购买IMF发行的债券以此规避国际储备风险，并非万全之计。从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目前的财力来看，试想就是“倾囊”之力向IMF提供资金，所能够获得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也将十分有限(目前中国在IMF拥有的份额仅为3.72％，美国为16.78％)，何况成本之高不堪重负。考虑IMF发行债券来购买IMF债券，尽管国际储备风险得到分摊，但并不等于没有风险，且不仅这类债券的发行收益率将相对“低廉”(由于IMF是多边机构，如果在国际市场上发债票面利息将会较低)，而且IMF采用何种方式发行债券是一个问题，如果债券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技术上可能复杂一些，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要小。

另外，现有SDR构成的定值也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因此，推动IMF现有SDR的改造，扩大SDR构成货种的范围，使SDR的构成货种更加多元化，由更多的国家根据在SDR构成的权重份额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承担责任。而SDR构成的改造和范围的扩大，首先应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权重的比例，并考虑将相对稳定的币种融入其中，其中人民币在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自然也应是SDR构成的选择，使SDR构成的权重份额相对均衡与合理。由此，IMF现有SDR的构成是否需要改造的论证，不仅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国际储备安全，也是能否有效共同担负国际金融安全责任的重要方面。

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本国金融安全也相应降低，事实上国际储备资产的安危已经被美元所左右。而如果从美元储备的风险考虑，调整国际储备的构成，仅仅从换成了欧元、英镑或日元、澳元，以及购买原油期货、贵金属等方面减少风险并不可取，更不要说无条件地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从当前的国际货币市场和期货市场看，国际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化，随着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汇率的变化将更加反复无常；国际期货市场的变化，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以及投机性“热钱”的入市和撤离，中短期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从上述国际储备构成的调整，中国的选择余地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甚至有时会陷入无奈，承受来自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余地，而IMF现有的SDR构成的改造则更具有现实性，也是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考虑的选择。

第2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统筹城乡发展 政策体系 作用机理

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途径。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求人们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制定可行的方案、提出具体的途径，更要求政府要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理念为基础，制定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体系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是指城市和乡村统一安排规划，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根据城乡之间的客观联系与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将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有效联结起来，打破城乡界线，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不平衡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

农村的生活、生产、文化等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此，统筹城乡要消除的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形态上的城乡差别。具体而言，统筹城乡并不是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而是通过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村的生产条件、生活质量（包括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等）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从而使住在农村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

二、政策体系的内涵及对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

1、政策体系的内涵

政策是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部门根据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目标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方案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们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案和条例的总称。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三个方面：其一，政策集中反应和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其二，政策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进行政治统治、管理国家的工具或手段；其三，政策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政策体系是在一定范围内或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将各种政策组合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政策间相互作用，以便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政策体系是个系统，它由若干子系统构成，政策体系中的子系统，就是具体的不同政策。一个个独立的政策有其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各个单独的政策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政策体系。政策体系从整体的角度，协调涉及作用对象的各个方面，使各个子系统在范围内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2、政策体系对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机理

（1）政策体系从宏观角度全面合理地规划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利益。政策具有可以引导整个社会朝着政策制定方向发展的功能。在内容上，政策一是规定目标，确定方向；二是用所确立的目标和方向来教育公众，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是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证。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从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到经济、法律、资源、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政策和环境的影响。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是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才能形成一种生产、生活、教育、娱乐等结构合理、布局得当、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2）政策体系为城乡统筹发展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政策是国家管理的手段、工具和杠杆。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和社会都通过政策来开展各项活动，主要体现在国家发展计划、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处理和协调各种政治（如党派、各社会团体）、经济（如生产与消费、消费与积累、国家、集体和个人）以及民族等利益关系上。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首先应当在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总体方案的基础上，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促进城区与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备相应的促进农村发展的产业、就业、土地、税收、户籍、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用改革的办法吸引企业、个人及外资等以多种形式参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同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创新突破，形成总体层面的政策框架。及时总结已有成功经验，形成适应不同地域和村镇的具体政策指引，使影响民生各个方面的政策构成相互促进的城乡统筹发展政策框架体系。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努力营造良好的城镇社会环境。

（3）政策体系为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民的利益提供保护。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意义重大。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可能会因为城市建设项目、政府指定的专门绿化带、乡村两级的自行转让或租赁集体土地等方式而成为失地农民，且这种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征地补偿方面给予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偏低、征占地补偿款计算标准不明、相关补偿费用剥离不清以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不到位都会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因此，如何通过政策降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通过政策调整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保护失地农民的应有利益已经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政策难题。

三、推进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建议

1、完善户籍改革和管理政策，促进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城乡二元结构始于户籍制度，由于城乡分离户籍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与城镇居民不同的待遇甚至是歧视。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打破不平等城乡二元体制下公民的权责关系，使人们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改革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剔除黏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使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拥有一致的社会身份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户籍改革，但这些改革大多只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触及实质性层面。形式上消除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差别，但在与户籍相关的政策福利上仍然区别对待。不过，这已经在户籍改革上迈出了第一步。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一个公平、有序、合理的环境。

2、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充分就业

加强劳动力市场改革，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所面临的体制、政策等限制因素，吸引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向城市。首先，大力发展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形成包括就业信息、职业介绍和培训等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转移成本、收益成本等方面的建议，减少盲目流动造成的损失。其次，完善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套完整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3、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政策，促进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流动

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全会提出还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改变过去不允许土地流转的政策，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首先，可以将分散的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一些龙头企业和经营能力强的农业大户手中，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推进农业产业化，更好地利用农业科技发展现代农业；其次，可以使更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的二、三产业，既促进城镇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也可以使他们的知识、技能等得到提升，增加农民收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持。

4、完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促进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由于财政政策长期向城市倾斜，导致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严重失衡：一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悬殊，二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三是城乡公共卫生医疗差距较大，四是城乡社会保障建设差异明显。针对上述问题，政府要优化财政资源的配置，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首先，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在一些重点水利工程项目上增加政府投入，包括一些大型水源工程、重点水域的堤防建设、重点地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大型灌溉区的河道清淤工程等。此外，还要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重点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土地整治，加大农村小型公益设施的建设。其次，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和农业科技投入。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逐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点选择支持一些具有开发潜力的农业科技项目，逐步提高农业发展中的科技贡献率。再次，完善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支持力度，公平分配城乡之间的卫生资源。最后，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统筹城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调整财政支出格局，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和失业人员提供最低收入支持。加大对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建立农村“大病统筹”医疗体系，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

5、完善农村金融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农村金融领域中，合作社处于主导地位，但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得到贷款。农村经济只储不贷，资金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要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使农村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与资本有效结合，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注：本文受唐山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王景新、李长江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 高松：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J].经济研究，2009（10）.

第3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项目的开放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本文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容易诱发的金融风险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为金融行业的工作者提供如下参考。

关键词 ：资本项目开放 金融风险 防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在保持经济独立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加大同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怎样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本文进行如下分析。

一、资本项目开放的概念

资本项目也名资本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资本项目指的是“国际收支中因资本输出和输入而产生负债的增减项目，包括直接投资、各类贷款等【1】。”资本开放具有如下几个特征：①居民可以通过经常项目获得外汇交易，并且不受到限制。②所得的外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给银行或个人持有。通过上述可以得知“资本项目的开放”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有一定的差异。资本项目是指解除资本项目中的流动管制，这种管制包含跨境资本交易和相关的外汇管制。由此可见，外汇交易包含以下几个意思，将资本交易完全放开，二是给予资本交易相关的资本汇兑的自由。从理论角度上来说，随着自由贸易的加大，会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也会造成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难度加大，但在实际的开放中，资本开放项目同可兑换依然存在一定的区别。不能单纯的认为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就可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二、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基础

在推行资本管制改革开放的同时，我国应该结合有关的国情，积极的创造有关的条件，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

(一)制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健康的财政政策对资本项目的开放有积极的意义，通过以往的经验表明资本管制措施一旦降低或减少，在我国存在高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会造成资金快速的流出或流入，对国家财政的稳定性造成很大影响【2】。同时因为补偿的方式不同，财政赤字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如果通过债券发行来缓解财政赤字，那么会引起市场上利率上调，并且很有可能超过国际水平，造成货币下降，这样会造成货币供应的加大，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并降低利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资本的放松管理则会引起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流出，造成货币贬值，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我国一定要防止资本出现过度的流动，否则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

(二)贸易自由化和经常项目的开放需要注意的问题

资本项目的开放也增加国际收支均衡管理的难度，对资本管制放松管制后，会在短期内出现资本大量的流入，会大量的积累国际收支顺差，从而造成汇率上升，造成出口竞争力下降从而形成项目恶化【3】。因此，国家首先实行贸易自由化及对经常项目线性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收支的平衡起到缓解作用。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开放经常性项目和贸易自由化后，在短时间内会增加贸易的逆差，要保持这种逆差不能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才能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

(三)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

要健康的进行资本项目的开放离不开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约束。因此，在实施全面的金融资本开放项目之前，要制定好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4】。要认识到金融监管同资本项目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资本开放市场需要有在一个稳定、积极的市场进行，缺乏金融监管的市场会增加金融风险和金融动荡的发生，这样必然会对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对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也难以避免的造成中断，可能会不得以再次进行严格管制。在金融自由化程度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十分重视，从这个方面也体现了金融自由化和监管方面的相互作用力。根据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有不少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虽然近年来我国实行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也不可避免的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在货币政策方面也缺乏间接的市场调控工具，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形成一定制约。在汇率的监管方面存在漏洞，造成违规操作事项时有发生，由此可见，我国尚不具备令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充分条件。

(四)合理的对汇率进行安排

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介绍，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对汇率进行合理的安排可以令本国货币具有独立性，并且可以有效降低外部市场动荡带来的不利影响【5】。在资本大量流动的情况下，汇率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节作用，对资本的流出起到抑制作用。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防止资本的非正常流动，也可降低利用利差套利的概率。因为在资本管制放开后，资本的流动需要依赖利率进行调节，如果继续实行环境的利率管制，则容易造成资金价格的信号缺乏真实性。若人为管制低于国际水平管制，则容易造成资本外逃，反之，则会造成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

三、资本项目开放可能引发的风险

（一）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的风险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银行体系尚不完全，资本在短时间内频繁的流入或流出都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也容易造成过度借贷的问题。资本市场的开放会对市场造成如下影响：①容易增加市场的波动性，②会增强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使本国资产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传染，若缺乏健全的金融体系，在金融监管机制发展尚不成熟的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会对我国造成很大的冲击【6】。

（二）降低我国货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有关的文献表明，若资本市场在保持固定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的流通，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影响，如政府想要降低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通过提高利率来平抑市场需求，就容易造成资本大量的流入，为保证汇率的稳定性，从而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外汇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造成国际储备大量的吨积，这样造成本位币的投放也随之增加，造成利率降低到国际利率水平，因此对货币的有效性也会大大削弱。

（三）增加我国资本外逃发生的风险概率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①中国的物价政策一直属于稳中有升，名义上的利率较低，但国内资产拥有较高的估值，而通过开放资本项目造成资本过度流入的经济体特征通常有高膨胀，高利率及产品价格低廉的特征。②中国有大量的FDI，雄厚的外汇储备和超大的国际债权。由于中国经济体具有的特殊特征。在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应该是资本外逃。尤其是在项目开放后，逃避管制的成本也会降低、渠道也会多元化，在短期内容易造成资本大量的外逃。

（四）汇率升值容易引发的风险

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大量的资本流入市场，针对这一情况，我国为保持汇率的稳定性，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外资流入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引发本位币供应量加大和通货膨胀概率加大，令我国的资源从贸易部门转化为非贸易部门，给经常项目造成危机，令名义汇率得不到维持，从而造成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7】。

四、避免风险发生的对策

（一）要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容易造成资本出现大规模的流动性投机。为避免资本出现负面流动的概率，必须维持市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需要采用如下策略：①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避免财政过度扩张产生大量的赤字，从而造成利率上升，对经济的稳定造成影响。②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减少银行对货币市场的干预，减低资产价格波动性，给投资者提供更加理性的决策思想【8】。③保持经常项目之间存在顺差，因为经常项目同资本项目的关系密切，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较大，保持经营项目的顺差对可以提高我国增加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为资本项目开放提供宽松的环境。

（二）对国内的金融进行改革

全面的资本账户开放必需建立在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条件下。因为过于死板的利率体系对国际收支和资本的形成容易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减少债券的发行成本，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会形成一定影响，造成资本出现大量的波动。因此，在我国想要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必须要发展好各类货币市场的工具，建立高效健全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

（三）灵活的运用人民币汇率

恰当的汇率制度是货币安全兑换的保证，根据以往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汇率制度的僵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对市场汇率进行不合理的干预，对本币的错误判断都会造成市场机制作用失灵。因此，要在基本市场下进行本币的自由兑换，必需对市场的有关制度进行一定的改革，为了避免过度强调汇率的稳定性导致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有弹性的对汇率进行安排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四）增加国际上的合作

如今金融危机也逐渐表示出明显的国际性，也凸显金融合作的重要性。由在不少的国家因为具有类似的需求和目标，实行区域性合作能有效的实现各自的需求和目标。其次建立好防范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协调各地区的金融政策。如建立宏观信息交流、政策协调、货币互换等政策。

结束语

综上所述，开放资本项目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在开放之前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健全金融监管制度、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等，因此，我国在开放经常性项目的道路任重道远，还需要经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苏晓艳,范兆斌.金融开放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与风险机理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4,12(6):65-67.

[2]王俊方.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对策研究--一个基于金融脆弱性理论的分析[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3(2):34-37.

[3]曹勇.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J].海南金融,2013,23(12):28-32.

[4]陈创练.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研究新进展[J].金融管理研究,2014,63(2):55-68.

[5]张晓敏.中国如何开放资本项目[J].技术与市场,2010,101(12):52-54.

[6]吴成颂.试论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构建[J].金融经济（理论版）,2010,2(8):36-38.

[7]柏宝春.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传染相关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3):96-103.

第4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中国经济2003年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九点一。主要驱动力来自超乎寻常的投资增长。 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55118亿，于去年同比增长幅度高达26。7%，银行信贷是2003年投资大幅度的增长的主要动力。2003年中国货币的供应量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 全年投放的现金高达2468亿，较前一年增长879亿，增幅达55%。国内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而很少人注意为什么中国的投资和银行信贷2003年大幅度增长，以及认清银行信贷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对我们正确对待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有什么作用。

我认为中国经济去年超乎寻常地加速增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美元本位制在与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制造泡沫的实例。2003年的中国经济局部过热显示当弱势美元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然急剧增加时，中央银行为维持稳定的汇率被动地靠大量增加货币投放来吸收外汇储备，这新增的货币投放直接刺激了银行的信贷扩张，再加上政府仍然在担心通货紧缩未及时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经济的几个部门开始出现过热现象。去年的经验显示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时，他国的金融政策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全面正视国际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外汇储备大增 中国经济局部过热

作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美国2003年的汇率政策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弱势美元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急剧增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2003年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经济复苏使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 美国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同时，为给2004年的总统大选作准备，美国政府在2003年一直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美元在2003年与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一方面，经济的复苏刺激了进口，另一方面，弱势美元使美国进口时的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

其次，弱势美元使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受益。 第一， 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 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二， 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的美国购买力的增强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幅度。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中国2003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近40%。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长了40.8%，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出了一千九百多亿美元。

2003年新增出来的一千九百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导致了中国货币发放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为了兑换这一千九百多亿美元，如果按照大致一美元兑八点二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的银行就不得不增发一万五千多亿元的人民币的基础货币。 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发放信贷的资金。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 比2002年多出了12000亿元。 可见，2003年新增的外汇储备额大于新增的银行贷款额。

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国经济2003年非凡的增长与美元汇率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绝不是说中国经济去年发展的推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美国因素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去年与往年相比超常加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即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信贷急剧扩大。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美元汇率与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关系就引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当中国还没有在国际压力下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制”的时侯已经面临此等风险，如果中国真的使人民币升值，采用浮动汇率或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局面？

美元本位制和美元危机的可能性

自2003年夏季以来，美元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国际上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两方面的指标显示美元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 第一，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每小时一百万美元的速度增长。 仅2002年一年， 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达零点五兆美元或相当于百分之五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已达三兆美元或相当于百分之三十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并仍然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 2003年一年 不仅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而且美元对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的汇率都在大幅度下跌。

面临日益增加的美元贬值的风险，各国纷纷开始采取措施。日本在2003年花掉一千八百八十八亿美元，在2004年的头两个月里就花了一千多亿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日元以更快的速度升值。而俄国人在2003年十月一个月就换掉价值五十五亿美元的外汇， 其中对欧元的需求增长百分之四十二。 据国际决算银行报道，中国的银行也在大幅度减少其海外资产。 美国财政部也报道中国在2003年九月一个月就卖掉价值二十八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 欧盟甚至从法律上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实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 一位欧盟官员指出， 一旦到达一欧元可以兑换一点三五美元，欧盟就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 欧盟于2003年十一月发表的题为欧盟经济2003年的回顾的文件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限制资本流动的法律基础。到了2004年2月，美国政府的负债已高达七万亿美元，创历史纪录。 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于2004年2月24日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国会不迅速对房屋贷款二手市场上的两个最大的公共机构，freddie mac 和 fannie mae, 的信用创造设上限，这两个已经发放高达四万亿美元贷款占全国私人住房贷款总额四分之三的机构迟早要把美国整个的金融系统引向严重的危机。据BBC2004年3月17日报道， 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将采用欧元为石油标价。一旦石油输出国都采用欧元为石油标价将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这不仅将大大地削弱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而且将大大地削弱美国吸引外资的能力。 由于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一旦无法有效吸引外资，难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将对全球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严重倚赖美国市场的中国出口将受到沉重的打击。

“美元本位制”是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 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却可以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特点就成了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

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前边说过，由于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或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 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美元继续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也由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不用储备黄金就可以增发美元，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颁发的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理查德。邓肯指出，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三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三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 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邓肯预言，由于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要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坍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做为保值的最佳手段。

我曾经指出，中国至今为止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 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并且 从1994年起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稳定。这为中国的出口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中国经济历经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严格限制资本账户上的资金流动。近来，国际上有人主张人民币升值，有人主张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 有人主张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这些主张的实质是要求中国取消这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模式一直是一个经济奇迹的代表。日本经济在1956-1973期间保持了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六的增长速度。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长普遍放慢的1975-1991，它仍然保持了年均四点一的增长。 在1955-1973期间， 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500美元增加到13500美元。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这二十几年来的高速增长与日本在1973年以前的情形十分相似。

我曾经指出，日本经济战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与限定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美国与其冷战中的盟国在贸易关税总协定的框架下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 ，不仅允许日本政府运用扩张型的金融政策与紧缩型的财政政策的搭配来追求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而且为日本产品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市场。在这种环境中，日本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企业治理模式推动了日本的企业和银行在投资与借贷两个方面过度竞争（excessive competition)。 过度竞争的结果导致日本的投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种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支撑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2003年几个过热的部门在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与日本的情形十分相似。

避免中国经济泡沫的出现

参照日本八十年代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模拟不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运将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中即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加。 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人民币的汇率必然成为各主要贸易对象国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随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进一步深化，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加。 随着中美之间经济摩擦的增加，在未来两国的互动中，经济因素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可能不仅会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还会要求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作为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生产大国，中国不仅会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激增时丧失了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而且直接进入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互动。 当一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时，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进行政策性调整时的自主性将严重下降。与经济学家讨论蒙代尔-弗雷明三维悖论时很少涉及国际政治的因素不同，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与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可以像日本那样受到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而被迫在蒙代尔-弗雷明三维悖论的三项政策目标中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假设“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被取消，与日本相比，从现在算起的未来十年里有哪些潜在因素可能使中国经济产生泡沫呢？

第一，在财政方面，受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大的投资项目影响，中国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规模以及它们的影响可能要比日本当年要大的多。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别。但是，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即使是发展阶段较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在盲目扩大投资之后仍然无法避免金融危机。

第二，在金融方面，如果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将会维持在高水平上， 人民币面临的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强。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可以想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近一步扩大。除非大幅度增加进口，中央银行将面临巨大的增发基础货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

同时，与日本十分恐惧外资相反，中国大力鼓励外资的流入。各国资本向中国流动的趋势恐怕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与速度将决定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各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大笔短期投资撤出所造成的风险。

第三，与日本的1986年相比，中国政府对通货紧缩的忧虑和就业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当时日本对于广场协议后。这很容易使得决策部门在把握为经济降温的时机时犹豫不决从而提高出现泡沫的几率。

前边说过，扩张型的金融政策必须要靠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来平衡，反之亦然。否则当金融和财政政策都变成扩张或紧缩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第四，尽管在具体的制度和机制上与日本不同，中国的企业治理模式在重视协调轻视监控这个基本原则上却与日本一样。产权关系不清，行政干预银行的融资决定，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地方主义驱动的发展项目，银行现有的不良贷款，以及腐败都严重妨碍监控职能的行使。一旦有象2003年信贷扩张的机会，这种企业治理模式必然加速经济泡沫的出现。

与8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缺少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却远远没有在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上建立国际竞争力。在这点上，中国可能更像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而不像日本。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别是在同样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后，日本仍然能靠在高附加价值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保持经常账户上的巨额黑字，而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却要差的多。 换言之，中国在经济的家底儿方面远不如日本，因为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直接与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受一个大的经济倒退相关。第二，至今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始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两方面的条件使中国在处理关于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时处于比日本更为不利的状态。

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与国际上出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起向中国敲响了警钟。美元本位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之所以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对美国贸易顺差，还是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元金融资产， 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情形已经有本质性的变化。去年的经验显示，即使在中国不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条件下，中国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也会导致国内基础货币的增发从而增加引发经济泡沫的压力。中国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了巨额的美元资产。 如果美元一旦大幅度贬值，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要蒙受巨大的损失，中国的出口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中国的经济成长将遭受重大挫折。根据理查德。邓肯的分析，中国在2001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致等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而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要大为下降，甚至变成零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美元简单的贬值，而是美元大幅贬值导致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以及这种混乱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第5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农;税收;农村社会保障

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这已被大家所共识。但是,现行的支农政策以及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化、长期化的支农政策体系。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但是,这一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并积极创建新的政策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整合这些政策,区分其主次和先后顺序,统筹安排这些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政策框架的整体目标。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元~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HTtP//: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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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琳.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J].四川财政,2002(6).

第6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一、财政：由“稳健”转为“积极”

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是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2009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以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这样既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最后，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的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再次，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最后，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采取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三、投资：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政策主基调，同时还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在中央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促进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设便民流通设施。

最后，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境建设等其他政府鼓励领域。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投向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资源节约、民生工程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四、消费：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当成为内需扩大的重点，因为投资需求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支撑和拉动的。扩大消费一方面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钱消费”，另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使居民“有处消费”。

首先，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增加农村低保补助，扩大“家电下乡”服务范围，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要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提高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同时，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国内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因此，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再次，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费安全的商品和服务领域重点整治，建立生产经营者责任制，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机构。取消各种违反规定的增容费、管理费、建设费等政府性收费，规范收费行为，尤其要努力减轻居民购房、购车环节的各种税费负担。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降低电讯资费标准，降低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制止公路逾期收费，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最后，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引导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的特点，丰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服务以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

五、外贸：促进出口平稳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国还是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避免下滑势头过快。

首先，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以及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的中国优势企业，政府将予以重点支持。

最后，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扩大进口信贷规模、设立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

六、价格：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

对于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我国目前仍然实行政府定价制度，如部分资源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产品等。未来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价格管理体制。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并要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和公益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对现行涉农价格和收费政策，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减轻农民负担。

七、农村：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持久地扩大内需。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这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将对扩大内需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就业矛盾如果进一步恶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创业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就业，它不仅能解决劳动者的自身就业，还能通过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适应市场、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最后，进一步整合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提高创业实训质量。多方吸纳社会资本，为缺乏经验和资本的创业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降低创业风险。继续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的引领作用，在创业资金、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政策法规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支持和服务。

九、区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体现区域差异性。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的规划，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按照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

我国经济改革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以“增收、减负、调结构”为主线，清理投资、消费、外贸、民生等领域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障碍，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从制度上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第一，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第四，进一步推进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健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保险公司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第7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摘要：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农村民间金融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本文界定了农村民间金融的内涵，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提出健全农村民间金融政策法规等若干对策。

关键词 ：农村民间金融；正规化；民间借贷；风险管理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民间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受国家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影响，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在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市场资金紧张，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生存艰难，民间借贷发展愈演愈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金融体系能否稳健运行事关重大。民间金融发展不仅影响我国金融运行，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农村民间金融的内涵

在当前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并存发展。非正规金融市场，是在我国农村经济正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分散、经营规模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条件下形成的。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的一部分。非正规金融是指不通过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和用超出现有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的总和。农村民间金融是指农村资金的融通。它以资金为实体，信用为手段，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农村资金运动、信用活动和货币流通三者的统一。农村的货币投放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支取、贷款的发放与收回、汇兑、转账结算、保险、信托、租赁、债券的发行、票据贴现、证券交易等都属于农村金融活动。整个农村金融活动都是信用活动、资金运动和货币流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在经济活动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合法地位

农村民间金融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和结果，当前，由于国家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没有做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竞争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同时，政府所采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对农村民间金融也是鞭长莫及。因而，农村民间金融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该标准的可以定性为高利贷行为。”但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规定一方面没有明确高利贷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尚未清晰地指出非法筹集公众存款与合法民间借贷之间的根本区别。加上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规亦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在现实具体操作过程中，认定某一农村民间借贷行为就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就具有很大的弹性和模糊性。如严格界定民间金融行为，则许多民间金融行为将被定性非法金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现有行政机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存在错位。众所周知，小额贷款公司是农村民间金融的主体。在现实监管过程中，政府往往将小额贷款公司认定为一般的企业，按照非金融机构进行管理。而小额贷款公司又从事金融业务，因而其准入和退出又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管理。在此情形下，多头的行政主体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容易造成监管错位的现象，最终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往往流于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运作的随意性，放大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风险。

（二）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借贷利率失控，风险日益加大

当前，我国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大多在“半地下”运作。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农村居民对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认识肤浅。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高额利息借贷，但是现实中农村的民间借贷的利率并没有得到有效地约束。农村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是借贷双方之间协商而定，部分借贷利率大大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已异化为高利贷的违法事件，这潜在地给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随着农村民间借贷规模不断膨胀，民间借贷利率持续攀升，农村民间金融形势更为严峻，面临的风险更是复杂多样。农村民间借贷利率的不可控性和自发性，严重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给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部分脱离中央人民银行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由于由于经营业务不规范，资金量不雄厚，仍实行高息揽存，盲目贷款的行为。同时，一些受限的行业由于不能从正规金融结构获取贷款，便转向民间金融，这给国家的产业调整政策带来负面影响。最后，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大多来自于亲朋好友和乡村邻里，不仅资金规模小，而且信用基础不牢靠，难以防范市场风险。

（三）农村民间金融资金大量外流，涉及资金更多地流向投机领域

民间金融组织融资渠道并不透明。由于资金具有逐利性，在利益最大的驱动下，民间金融资金由于监管不完善，难免被一些非法的经济组织利用，危及正常的金融和社会秩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截止2008 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余额为117785.18 亿元，而在农村地区发放的贷款余额为63094.96亿元，共从农村转移资金54690.22 亿元。这表明农村资金外流现象比较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保障。目前，农村民间资金大多流向投机性较强的领域，如房地产、能源等行业，而流向实体经营的民间资本比例较低。以温州民间借贷资本为例，近一半的资金流入房地产项目，用于实体投资的仅有10%，而20%的资金转入投机领域。这也折射出民间融资的尴尬境地，受到金融管制，民间融资难以进入电力、通信等垄断行业。

（四）政府缺乏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有效监管

区域性是农村民间金融最显著的特征。这具体表现在不同地区的民间金融在资金供求、借贷链条等相差悬殊，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难于对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监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民间金融的区域性。首先，不同地区的农村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多元，部分借贷合同是“口头协议”，这种协议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所以，这些资金就流于监管之外。同时，盲目性和投机性也是农村民间金融的重要特征。农村民间金融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进一步加大了农村民间借贷的风险。当前。针对农村民间借贷，我国相关行政机构只堵不疏，尚未构建起相应的民间借贷管理组织。现有的行政主体在实际过程中又存在监管错位，监管职责不清晰，监管力度弱化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导致违法、违规的民间金融事件接二连三出现，侵害了民众的权利，不利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正规化的若干对策

（一)规范和完善农村民间金融法规制度体系，尽快健全有关农村民间金融政策法规

首先，确立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保障制度。扭转现行“压制性管理”方式，实行扶持性管理的方式。具体而言，通过制定民间融资法，充分确立民间融资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功能，逐步实现农村金融的透明化，将其纳入有效监管范围，实现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和正规化。再次，合理界定民间融资与社会集资的明确界限。社会集资涉及面广，资金规模大，为实现规范管理，可从融资对象，融资规模的特定性等方面将社会集资和民间融资进行区分，这具体可通过出台社会资金募集管理条例进行具体规定，如具体规定民间融资的条件、范围和运作流程和融资者的行为规范。最后，对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进行分类引导和以法规范。明确颁布区别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高利贷的标准，允许合法的民间借贷存在，并加以有效的引导；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高利贷及金融诈骗活动。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农业部共同起草《农村民间信用借贷管理暂行条例》，使民间借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注册登记，引导其逐步走向正规化

建议要求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持有一定的资本，但不能强求一致，可按地区做出不同的规定，欠发达地区低一些，发达地区适当要求高一些。规定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格，对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历做出限定。限定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允许其经营风险大的黄金交易、股票交易、外汇交易等金融业务。从上述各方面加以严格监管，健全市场契约制度，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规范运作。此外，政府及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测，建立监测系统，掌握资金来源、去向、利率水平、运行情况等等。随时监测风险，随时警报，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非正规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小型机构的试点实践说明，大力鼓励和发展民营小金融机构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三）建立监测体系，防范借贷风险，规范借贷行为一方面，政府要建立起有效的监测体系。为及时、准确把握农村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利率水平与交易对象，需要相关金融监管组织或监管组织委托统计局定期收集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这既能国家制定和完善货币政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还能对农村民间金融的风险进行合理预测和预防。另一方面，政府还要完善对农村民间借贷的监督和管理方式。在对民间借贷活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积极对农村民间金融管理方式进行探索，譬如采取核发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方式，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发展。

首先，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准入机制。当前，我国对农村民间金融实行压制性管理，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较高，为实现对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应降低农村民间机构融入金融市场的门槛，适度放宽进入金融市场的条件，将农村部分具有信誉较好，资金管理业务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其次，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有效地监管是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的，外部人很难把握某一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一旦缺乏有效地监管，部分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出现“捞一把就撤”的恶性事件，因而，应在调查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切合农村金融实际的监管制度。最后，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因而，农村金融市场必须能进能出。必要的推出机制对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和保护投资人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应确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破产机制，充分结合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资金的周转率，行政监管部门应不定期对相关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查账，一旦金融机构因资金周转、不良贷款率出现问题时，应冷冻该金融机构资金，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的。

(四)构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其实一直担当着隐性担保人的功能。在完善民间金融监管方面，需要探索的工作可以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比如加强立法方面的完善，可探索建立一个允许非正规金融机构运作的规则框架，以使民间金融的风险最小化。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来看，农村民间金融资源极有可能成为社会游资，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流动性，从而影响国家金融的安全，对国家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消极影响。构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旨在为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和维护储户利益提供保障。为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可在先期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实行试点。另外，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充分肯定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作用和鼓励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同时，要坚决打击洗钱、高利贷等非法金融行为。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资金充足率与准备金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的要求，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参考文献：

[1]贺刚.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与对策[J].山东纺织经济，2010(3)．

[2]王娜玉.论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监管体制[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1)．

第8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区域效应 综列协整

货币政策是以调节总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不同区域间在宏观经济指标上表现出不同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正是Scott开启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颇丰。巴曙松(1998)认为,我国东西部地区存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中央银行实行高度统一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与目标不一致,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焦瑾璞等(2006)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两个方面深入、全面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丁文丽(2006)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90年以来货币政策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各区域信贷供给量和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张晶(2006)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出发,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曾康霖(1995)指出,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引起银行信贷借存差的问题。王维强(2005)认为,区域差异的存在可能扭曲统一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耿识博等(2005)通过建立货币政策区间不对称效应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差异影响。刘玄等(2006)利用VAR模型和冲击响应函数方法对1997年1月至2004年8月货币政策传导的地区差异问题作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敏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宋旺等(2006)基于VAR模拟货币供给量M2冲击对东中西部实际产出的影响,证实我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常海滨和徐成贤(2007)将全国划分为区域,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协整关系分析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各区域内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之间的关系,认为部分地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畅,部分地区传导机制不通畅。杨晓和杨开忠(2007)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分析M1和人均GDP之间关系,认为货币政策对东中西各地区影响依次减弱。曹永琴(2007)基于Panel Data和SVAR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广义货币冲击对区域真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上,微观主体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货币冲击,减少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陈安平(2007)通过建立一个包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价格指数和东中西部人均产出等变量的SVAR模型,分析认为自1978年以来,货币政策对中西部,尤其是对西部的影响明显增加。江群等(2008)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中国综合经济区实际产出对信贷冲击的敏感系数,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郭评生、吴伟军(2009)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证实我国货币政策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

Scott(1955)用自由储备率的变动与各地银行储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影响。Garrison等(1979)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对美国8个经济区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制造业收入影响差异较大。Carlino等(1998)研究发现各州金融发展程度和产业构成等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Aksoy等(2002)、Huchet(2003)、Belke等(2005)、Clausen等(2006)证实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下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性是存在的。David(2006)建立VAR模型分析南非1的M1和各省物价指数关系,发现各地对货币政策冲击敏感度不一致。Bias(1992)通过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率与美国12个州的州内M1等指标建立地区货币供应模型,认为美国国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及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与说明

(1)货币政策中介变量。国外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多基于利率,然而我国货币市场不成熟,人民币利率缺乏弹性、市场化程度较低,全国一致的利率水平是无法显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故此以广义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当前阶段缺乏各自治区的货币供给量统计数据,鉴于此,本文使用各自治区贷款来替代货币供应量。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如文献综述所阐述,大多数对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都是以人均GDP或以经过价格水平调整的GDP或人均GDP来测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考虑到打工经济非常突出,打工者生活、工作的大多数时间是远离户籍地的,不适宜用人均总量水平来测度经济发展。况且货币政策影响的是宏观经济变量,货币政策中介变量本身也是宏观经济变量,无需进行平均化处理。此外,价格水平影响了GDP的核算,也影响了货币的实际投放量的核算,故而实证分析也无需进行价格水平的调整。本文是基于月度数据分析,而当前阶段缺乏各自治区的月度GDP统计数据,故此,本文使用各自治区月度工业增加值来代替。

本文是从月度数据收集的现实困境以及整个经济运行态势的转换角度来确定数据样本期的。2004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泡沫、能源价格带动整个物价水平持续显著上升,央行持续采取了适度紧缩货币政策,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作为应对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完全转向了,受数据不足所限本文不能捕捉紧缩和积极货币政策的差别效应,所以本文选择的样本期间为2004年1月至2008年6月。本文所有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11月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月度工业增加值数据,故此本文使用该公式计算出后续数据:月度工业增加值=上年同期月度工业增加值×(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增长%+1)×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年同期=100)/100。利用估计算的各自治区2006年11月之前月度工业增加值与公布的数据进行两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斜率系数,经WALD检验与“1”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估算的数据替代效果良好。

2、面板数据结构模型

本文以Yit、Xit分别表示第i个自治区t期月度工业增加值与工业贷款,建立五个自治区的综列模型为:

其中?茁i度量i自治区工业增加值的工业信贷弹性,?琢i度量了i自治区工业增加值对工业信贷的静态依赖,?滋it综合反映了所有其他因素在t期对i自治区工业增加值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为避免缪误回归,在进行协整检验前,需要对综列变量进行综列单位根检验来证实变量是由综列单位根过程生成。

1、综列单位根检验

所谓综列单位根检验是指将综列变量各横截面序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应用Im、Persaran和Shin的统计量实现综列单位根检验。

对各自治区的工业增加值y和工业总产值x综列变量分别进行IPS检验。由检验结果(如表1)可知,模型的2个变量的综列数据水平值的t检验的下尾单侧p值均大于99%,不能拒绝存在综列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数据t检验的下尾单侧p值均为0,高度显著地拒绝原假设。故此可认为,2个变量的综列数据均为I(1)过程所生成。

2、综列数据协整分析

基于(2)式估计?琢i,?茁i,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估计的结果,在10%的显著水平上,?茁i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从长期看货币政策显著影响各自治区的发展。并且除新疆外,其他四个自治区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同向增长,其中宁夏贷款弹性达到1.335,而广西、内蒙古贷款弹性更是都超过2.000,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超过贷款的增长率,表明在这些区域贷款对经济发展能提供更大的推动作用。

3、短期动态调整分析

综列模型揭示了五个自治区工业增加值与工业贷款的长期均衡关系,为决策部门提供了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还可以利用如下误差校正模型分析两经济变量的短期动态调整,即:

为模型估计的残差,为短期调整效应,该效应反映上一期对平衡关系的偏离在本期所得到的修正。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内蒙古和宁夏自治区短期调整系数具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尽管其他三个地区调整系数是正的,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估计的结果印证了前述综列协整关系的存在。与反映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向量不同,反映各自治区工业贷款短期变化对工业增加值的短期影响。估计结果显示,除外各自治区贷款的短期变化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不过在统计上除内蒙古外都不显著。五个自治区中三个的短期效应系数为正,两个为负,绝对值最大的为内蒙古0.168,这意味着其均衡偏差在下一期约有16.8%得到调整,这些表明各自治区信贷的影响具有发散性,并且对各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

四、结论

基于综列数据协整模型以及短期动态调整分析,对2004年1月至2008年6月五个自治区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民族地区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货币供应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度有显著差异,且短期上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发散性。

鉴于分析的结论,本文建议:第一,考虑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充分反映区域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体系,实施差别化的货币调控政策,例如在贷款额度,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给予区别对待。第二,培育发展区域金融市场,增强区域融资能力。民族地区货币市场发展滞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低下。对民族地区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本地化经营的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使货币政策能更有效的发挥作用。第三,强化金融监管政策,避免民族地区信贷违规流向其他地区而影响政策效果以及政策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常海滨、徐成贤: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7(5).

[2] 杨晓、杨开忠:中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财经研究,2007(2).

[3] 曹永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9).

第9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