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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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法；市场经济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将中国的计划经济成功的转型为市场经济，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足和法律意识的增长，我国的经济法日益在经济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法的相关概念

首先，需要明确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法的相关概念。我国经济转型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关于经济转型主要有这么几种概念，一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由低级经济形态转向高级经济形态，学界一般比较赞同第一种概念。但是在今日经济转型有了新的提法，即更要利用现代科技进步，促进传统经济转变，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注重创新和高科技的发展。此时我国经济法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70年代以前被称之为传统经济法，70年代之后则被称为现代经济法。

二、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之处

中国经济法的特殊在于主要是由于中外不同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中国特殊的经济法规定。西方的现代经济所出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过度的自由竞争而造成的高度垄断，自身调节失灵不断循环爆发经济危机，从而严重干扰了经济正常的发展，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政府手段调节市场经济。此时的经济法是国家在面对市场问题使用强制政治手段来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西方的经济法可以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而中国在发展现代经济时所出现的问题却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中国经济转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前期出现的一些的行为破坏了经济活动中的竞争秩序。所以，中国的经济法在经济转型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简单参照西方经济法所能够解决的。中国由于改革时间比较短的原因，虽然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当中，当未达到一种成熟的高度阶段。但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是政府调节经济、弥补市场经济不足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经济法应该是更注重促进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去补充市场的调节的不足。经济法最主要的作用应是调整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注重培养经济法可以作为经济活动可依之法，纠正人民固有印象中的人治思想，使人民能够树立法治的观念，达到在经济活动中遵守法规的效果。西方现代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起作用的，而中国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其中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主导着经济的发展。虽然与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公有制的特征未曾改变。而现代经济法功能发挥的社会条件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只是起规范作用，而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只是干预经济，其本身往往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这就是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经济法的独特地位，这种独特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较为薄弱，机制相较不完善，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提前预防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以防伤害到我国市场经济继续的健康发展，以求建设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竞争、规范高效的市场经济。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法的作用

经济法是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民众的行为，弥补市场自身机制的缺陷，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经济法就是国家以法律手段强制规范经济行为。我国虽然一直注重依法治国的方针策略，但是因为时间过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是欠缺，我国经济的转型时期由最开始的经济法律不甚完备，到后来的对法律规制的重视、完善度不够，都导致了经济活动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不法行为，扫清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并且我国的经济法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起到一个法律的主要功能，很多时候都被经济政策所取代。经济法作为一种部门法，具有一般法的作用，经济法作为一种调整经济活动的特别法，其产生根本目的之一是为了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重要。坚持市场和政府两个杠杆的调节，来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进行，可以处于健康有序的状态，来指引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同时，经济法也矫正了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四、结束语

中国在确定了经济转型的方针政策之后，经济法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两者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法发展，其后，经济法的反战又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一些现实问题的关注来构建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我们需要明白，经济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经济法的创建、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对于现代化仅仅百年余的中国而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参考文献：

[1]徐秉晖.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法[D].西南政法大学,2009.

[2]朱律.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4.

[3]王伦刚.经济转型与中国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D].西南财经大学,2004.

第2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党的十一月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热妙下，企买行市场经济方针的指引下，我场经济迅速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企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挑战，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开始被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所代替，原有的管理体制正在迅速转换职能。在这一转变关头，作为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和认识市场经济的工具之一的企业统计，在这一历史大潮中，也同样存在着转变职能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统计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企业统计工作者迫切研究的课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谈点肤浅的看法。

1企业统计工作职能的转换企业统计工作的任务将从主要为宏观经济服务的同时必须转向主要为微观经济服务，企业统计的职能将从主要监督检查计划转向信息、咨询服务和监督等多种职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统计作为国家经济活动完成情况的一个基本报告单位，企业统计的任务也只局限于简单的为上级上报数据，反映国家计划的实施情况，为各级组织检查计划进度服务，自己开发的数据资源很少，统计的多种方法也不能得到很好运用，企业统计的管理经济和认识市场经济的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职工利益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好坏休戚相关，这充分决定了企业统计的任务必然是在为上级服务的同时，充分发挥信息功能，更多地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只有这样，才有统计的价值。目前企业统计管理职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统计指标体制内容不能系统地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貌，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下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企业内部各专业各部门的指标自成体系，既有交叉重复，又有不少空白，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企业统计指标体系，企业第三产业统计指标和科学技术统计指标更为落后;二是统计分类不完整，不配套，不统一，也没有统一的编码标准，有的连微机都没有，因此企业统计不能适应信息处理自动化，更谈不上信息共享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三是企业统计调查的计划性和协调管理很差，报表多而乱，报表几十年不变，调查方法简单陈旧，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四是统计整理基本上采取手工方式，企业大量宝贵的原始信息资料在逐级汇总中被漏失，数据利用率很低，不能及时满足企业决策者对统计信息的需求;五是企业统计组织机构不适应统计任务的要求，企业统计机构基本上是附属，不能独立行使职能。企业内部“条条块块”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企业统计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统计人员待遇欠公正，统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六是企业统计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现象屡见不鲜，企业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权、统计报告权、统计监督权常常受到干扰。针对当前企业统计管理职能中存在的间题，一是加速企业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综合管理型统计;二是建立完善企业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统计指示体系;三是加强伞业统计法制建设，严肃统计监督;四是开发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开发广泛灵活的统计信息服务方式和渠道。

2围绕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开展统计优质服务a.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要在市场竟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将成为新型企业生产经营的中心。作为管理经济的工具之一的企业统计，其服务方向也必然随之转变，转变到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的方面来，广开信息资源，做到两头兼，即一是坚持为领导、上级部门服务，二是坚持为基层、班组服务，企业推向市场以后，职工利益已与企业经营情况紧密相联，生产者也迫切需要了解本单位，本岗位产品的质量、数量及消耗情况，找出差距，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地推动企业的整体效益特别是市场效益的提高，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1994年以来，在统计优质服务方面，着重开展了几项工作:一是在完成上级的报表的同时，针对近两年来产品质量欠佳，消耗较高的间题，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及时向领导和基层班组提品质量控制信息。二是根据统计信息，协助有关部门及时分析和查找原因，使之做到:领导及时掌握情况，加强调控，改善质量;生产者及时了解本班组及兄弟班组情况，使之有所比较，及时改进操作方法，减少消耗，提高质量，达到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消耗的下降，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b.企业内部的统计调查，亦要随着企业的经济机制的转变向经营管理转变，改变传统的仅靠常规的全面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查方法上应采取全面报表的统计调查与抽样调查，重点调查等灵活多样的调查方法相结合应用，以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企业的生产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产品质量的好坏受人、机、料、法、环五大因素影响，要找出影响因素，仅靠全面报表是难以反映，难以找到其真正原因的，这就要求采用重点调查与抽样调查的方法，查找原因，从而达到提高操作水平，改进工艺，改善原材料质量，保证生产正常发展。

第3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在80年代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进入90年代年增长率达1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场繁荣、购买力旺盛便是明证。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工业却出现了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现象，企业亏损面达1/3左右，每年对亏损企业的补贴高达500亿元以上。何以会出现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有工业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反差现象呢?研究其中的规律将有助于改革的深化。

其实，这种反差现象的产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准确地说，国有工业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发生了转移，不然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业效益的转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个人分配三个方面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可能要持续到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稳定。

首先是效益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转移，包括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一趋势在80年代后期变得更为明显了。以上海为例，国有工业可比产品在80年代末因原料材料价格上涨多支出约80多亿元，而产品调价增加的收入约70多亿，即有10亿多元利润（约占总利润10.4%）转移出去了。此外，连同能源交通提价、征收能源交通基金、基础设施使用收费等，估计国有工业15～20%的利润转移到原材料和基础产业部门。这一转移的结果促进了原材料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较快发展。

其次是向第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转向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和中介服务部门。仍以上海国有工业为例，80年代中期每年支付银行的利息不足1亿元，到90年代则达20亿元以上。此外，广告宣传、土地有偿使用、房地产增值提价、教育附加费提高、对文化事业的资助等等都使企业效益转向第三产业，估计这部分转移占利润总额30%以上。这一转移的结果显然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去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达38%，而十年前为25%左右。

第三是向个人分配转移。由于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改革以来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外，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局部实行了工效挂钩，如经营者按承包利润提成，推销员按销售额提成，设计员按设计费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个人倾斜。效益向个人分配转移的结果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导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并使产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如民营经济、股份制的发展等。

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经济效益较高的原因恰恰与当前发生的转移相反，那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业领域：原材料、农产品、能源交通的价格都压得很低；基础设施、土地、资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费；职工的工资也很低；从而保证国有工业有较高效益，使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经过30年后，基础产业的瓶颈、第三产业的衰退、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不高日益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要调整经济结构时，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就必然会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说，上述国有工业效益的转移是我国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第4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经济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而且存在着体制落后与人的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在我国的旧体制下，个人的价值观被极度扭曲，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极度否定和压抑，人们在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极强的依赖性，主要是依赖外界标准调节自身行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举进人，使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并且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当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实践主体尚未形成时，面对社会的多元状态，个人难免无所适从，容易做出多元选择，甚至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首先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在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使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向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个人转化。然而转型时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致使人们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则面前，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寻求自我价值，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从过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此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的主动性变成了随意性，积极性变成了破坏性，“一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目标设定更偏重于经济的合理性而非社会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伦理目标的审视、规范和修正，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可能会使其内在的社会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标的反面。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使人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

因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人们还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对人们潜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强烈激发已超越了现有体制文化建设对其中消极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状况在总体水平上不会超越对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对功利的过分迷恋，反而成为支配个体行为的一种强大异已力量，于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成熟，且欠

缺必要理论准备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就是有了其历史特殊性。由此导致唯利是图，欺诈、腐败等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良知，无情践踏他人、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变成为部分经济主体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的盲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并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结构和道德结构，道德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反映，而且是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和重要因素。中国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法治、提倡个体创造的同时，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能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道德体系。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二十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虽然并非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驱动，促使人们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种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运作，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在其所从事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都应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修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就是每个经济主体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在论述市场机制作用时，就曾经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至少反映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还必须是某种程度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外，还需要有能实现公平竞争的道德环境作支持，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正常健康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亦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趋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也正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利动机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不应当限制人们的趋利动机，相反，应鼓励人们趋利动机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则应该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规范。如果说法律的规范是在特定场合对规范个体行为发挥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话，道德的规范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而保证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道德理想统一起来的自律因素。两者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则作用于无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维护市场正常有序健康运行的无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用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决定了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了人们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规范可以保证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前提下的趋利动机和行为。这有助于减少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确保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交易行为中产生的各种契约关系，其履行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不仅要依靠外在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要依靠当事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去维护。当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合同或契约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而带来的损失，对法律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节约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由此可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就我国目前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而言，最尖锐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们市场每个角落的大量假冒伪劣、偷漏骗税、骗汇、走私、商业欺诈、逃废债务、财务失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等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是缺乏诚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灭的结果，这不仅直接危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这种符合集体、社会利益的逐利行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这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前提。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无论“失信”行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有法不依”、钻现行体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都与道德建设的某些胭如和失误有关系。对一些已出现的消极现象，仅仅依靠法律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尚且不说有的问题是现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因此，当前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受到多元化的挑战，人们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来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或途径，也即市场经济在鼓励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存在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第5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市场机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01-0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本质要求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就是要通过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和政府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体制安排｡显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必须科学认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笔者拟就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谈几点体会｡

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相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市场机制是以微观主体的自主能动为基础,通过市场上各种价格的变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等来推动经济运行､实现资源配置的｡其基本运行过程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灵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在竞争中实行优胜劣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价格机制又成为调节供求关系和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这表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的充分作用,就是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唯有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运行才是充满活力的,资源配置也才是富有效率的｡换言之,市场机制就是效率机制｡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区别是否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就在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包揽,其结果是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把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包括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至少有如下一些原因,使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成为必要:其一,由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引导或推动的复杂多变的微观经济活动,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持续健康运行;其二,受赢利动机驱使的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往往是无利可图而又为全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也难以对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一些损害他人利益与经济社会环境的行为或后果,如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实行自动的约束;其三,由于各种形式的垄断造成的整个社会层面的效益低下或规模不经济,而这些垄断要么是市场机制无法克服的如自然垄断,要么是市场机制造成的如经济垄断｡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失误”和“失灵”,以保障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而又健康运行｡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换言之,宏观调控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财政､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概括地说,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两者的作用,任何时候也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二､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

但是,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看,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不断得到加强,但对某些领域和环节特别是某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调节仍然有限,例如土地､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的程度还不高,某些宜于市场调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垄断行业的相关价格仍然处于严格的行政管制下｡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例如,调控的方式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在一些时期,行政手段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经济手段的运用还不够经常和自觉;调控的时机与重点的把握还不够精准,及时性､针对性､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增强｡总体看,灵敏､规范､有效的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调控效果难以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运行仍没有走出“一控就少､一放就多”或者“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进一步看,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对市场整体或某个方面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因此,是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否健康地运行,从根本上说,都同政府宏观调控直接相关｡这表明,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要着眼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总体稳定运行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并且要把加强寓于改善之中｡

三､改善宏观调控要在目标､重点､方式､时机､力度五个方面下工夫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宏观调控,必须切实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立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特别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目标｡这是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前提｡明确的目标,既是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标准,也是正确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运行的实践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增加就业｡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稳定物价｡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长期以来,政府包揽一切,宏微不分,政企不分,不仅使宏观调控的任务特别是阶段性､紧急性任务难以及时完成,而且破坏了顺利实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要通过推进政资分开等有力措施实现政企､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解决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规范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把政府工作重心和调控重点切实转变到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目标上来｡

第二,正确选定宏观调控的重点｡每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不同,因此,宏观调控在把握总目标､总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准确把握每一个时期的重点,这是使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关键｡每一时期宏观调控重点的选择既要立足于当前的需要,又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既要考虑整体的统一,又要体现区域的差别;既要突出发展任务的要求,又要凸显体制保障的内容｡要特别指出的是,调控重点的选择切忌泛化､随意化,也要克服被动性和盲目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第三,合理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是确保宏观调控科学有效的保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方式的运用从总体上说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二是经济调节从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调节转向计划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有机结合､协调运用,而计划手段主要是指导性计划､预测性计划､方向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这些年,通过对计划､财政､金融､税收､投资､价格与政府审批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不断深入的改革,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已在宏观调控中广泛应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已初步形成｡要从形成能动性､自律性的微观主体和建立有利于政府公正履行职能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构架两方面深化改革,牢固确立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有效抓住宏观调控的时机｡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避免调控对象上的模糊,也要防止调控时机上的错误｡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大大增强,要加大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力度,增强宏观调控时机把握的准确性,从而增强调控的主动性｡

第五,科学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经济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地区､行业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应力求避免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不同阶段一个样,在不同地区､行业“一刀切”｡调控措施的选择既要立足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有利于促进下一步的发展,避免调控之“药”下的过重过猛;要根据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要区别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应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着眼于上述五个方面改善宏观调控,有赖于实施宏观调控者的素质和能力,这包括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等,但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因此,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体制基础,否则凭调控者主观意志或自我感觉实施的宏观调控,其效果往往是短期的,其成本也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and Recognized Correctly

FAN Heng-sha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 Beijing 277160 ,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theoretically , and have to deal with it correctly. The basal effect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towards to the resources deploy and the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is supplement each other , and promotes mutually , it acts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key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both of them is that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actualized correctly. We should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the target ,keystone ,mode ,opportunity and strength to improve the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第6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1)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相对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小。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多在百分之30%以上,而我国则长期处于10%以内。按照世界交易所联盟公布的总市值数据,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排名连续下滑。虽然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不断增长,但我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与GDP的比例仍相对偏低。

(2)我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融资效率低下。企业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手段实现。这种局面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利于调整经济和经济的增长方式,不利于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利于防范金融风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存在巨量的闲散资金,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中只有少数大企业获得融资,而许多中小企业由于达不到上市门槛还不能大规模地在证券市场融资。企业贷款经营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担,这不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发展。

(3)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运作不规范。作为证券市场主力军的证券公司实力参差不齐。目前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虽然有一些较优秀的上市公司,但所占比例不多,而且新上市公司的问题仍然严重。另外部分上市公司融资后项目突然变更的现象也比较突出,这是目前证券市场中较为敏感的执法不严的具体表现。我国证券公司与国际大证券公司的巨大差距显然构成了我国证券公司在未来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和潜在风险,使我国证券公司不足以与国外大证券公司相抗衡,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4)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政策市是政府干预程度较深,市场经济发展处于较低的阶段,倾向于采取政府行政干预的手段直接调控股市走向来为政府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和解决“看不见的手”失效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主要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我国的政府政策还过多地干预了证券市场的运行,导致波动频繁。政府的全面介入,深入的行政干预,给市场打上了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挫伤了市场的效率与活力。

2我国证券市场的优化运行策略研究

2.1对我国证券市场现状的原因探析

第一,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证券市场在建立的初期,由于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片面理解而设置了上市公司中较大比重的国有股,形成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从而造成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不平等现象。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的只是大批投机客而不是投资者。使得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其波动幅度却是世界之最。

第二,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格,造成了政府对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监管不力,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运作不规范,从而引发市场风险。种种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的行为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埋下了重重隐患。

第三,在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以行政性分配为特点的上市额度造就了一批先天不足的上市公司,再加上后续监管不力、市场体制不健全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水平不高。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水平和证券市场改革开放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证券市场的改革开放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经营运作的规范和核心竞争的提升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国上市公司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挑战。

这诸多原因的结合,造就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健康性。而在不健康的市场中锻炼出来的投资者的不成熟性表现得也就尤为明显,从而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变幻无常,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可预期性。

2.2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的优化调整模式

(1)由着眼于融资和倚重粗放型的数量扩张的基本策略,转向着眼于投资回报、倚重质量提升、效率提高、结构完善和制度发展的基本策略,改变结构改革和制度发展长期滞后于市场扩张的局面。一是政府的政策必须由过去的基于资金驱动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推进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的企业制度改革,重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整个市场的质量,刺激效率,促进与保障资本和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保证证券的有效供给。二是建立合理的证券市场定价机制,使价值投资和价值发现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驱动因素,保证市场健全、有效地运行。

(2)市场的运作与发展,由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由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和法治机制。政府的功能集中于提供并保证实施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健康发展的制度规则,集中于培育和创造良好的市场运作与发展的制度环境;依靠市场调节、微观机制完善和法治秩序保证市场的规范运行。

(3)保持短期行动与战略目标之间一致性和协调性,保持恰当的行动次序、时机、方向、路径和配套性。在制定短期政策和采取短期行动时,注意既避免与长期战略目标相冲突,也避免为以后的行动制造障碍,即在解决旧的发展障碍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避免制造新的发展障碍和历史遗留问题。

(4)在证券市场宏观稳定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注重发展证券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通过市场质量提升、结构改善和微观机制的合理化来控制、降低和化解市场风险,避免高度依赖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行政稳定措施;注重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相一致,避免短期稳定措施加大长期风险,损害长期稳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3我国证券市场优化策略分析

(1)加强证券市场机构体系建设。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的关键。①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严格行政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国家可以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上市标准,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②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对于那些业绩长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保证了上市公司的质量,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扩容才会有保障。

(2)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与业务发展。加快产品创新和拓展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建立基于市场的金融创新机制,发展多层次、多品种、多渠道的完整市场,实现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引入股份回购方式,加快国有股减持。完善债券品种结构,积极发展企业债券,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大力发展开放式基金和中外合作投资基金,促进股市债市以及基金市场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二板市场,大力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3)加强政策配套,规范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场,只有建立起严密的法律体系,各交易环节严格按法规操作,才能保证交易活动的安全和可靠,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降低证券交易风险,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存在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问题,而且法律制度也缺乏配套性和时效性。因此加强政策配套,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成为当务之急。政府采取的各项监管应该以法律和制度为出发点,不断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健康运行所需要的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同时也要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规行为。

3结语

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整体运行状况的研究分析,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我国证券市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让我们能从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中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以提出更多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坚信,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我国证券市场一定能够摆脱困境、逐渐成熟,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发挥证券市场的真正的、本质的功能,更好地调节资本分配、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Treynor.Howtoratemanagementinvestmentfunds[J].HarvardBusinessReview,1965,(43):63-75.

[2]Jensen.Theperformanceofmutualfundintheperiod:1945-1964[J].JournalofFinance,1968,(23):389-416.

[3]MichacelStutzer,APortfolioPerformanceIndex[J].FinancialAnalysisJournal,May/June,2000.

[4]Modigliani,F.andModigliani,L.Risk-adjustedPerformance[J].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1997,23(2)winter,45-54.

[5][英]詹姆斯•皮克福德.精通投资[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6][美]维克多•斯波朗迪.专业投机原理[M].北京:宇航出版社,2002.

[7][美]彼德林奇.彼德林奇的成功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第7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关于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和讨论，一直以来最流行的说法和意见，是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应匹配或统一。但中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定了财权与事权匹配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中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匹配关系的基本制度，应以寻求“公共支出管理责任与财力相匹配”为目标。

事实上，事权与财权的概念为中国财政理论所特有，国际财政分权理论基本上不使用这样的表述。这一理论和概念的形成，与中国计划经济历史密切相关。

事权与财权及两者的统一，比较权威的表述，是财权和政权总是联系在一起，有政权就必须有财权，否则无法实现其政治经济任务。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有中央、省、县、乡四级政权，各级政权都有审查批准执行预算的权力。财权和事权也是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国营企业与事业，国营企业和事业归哪一级管理，即事权放在哪一级，财权也相应放在哪一级，地方财权的大小和中央划给地方的事权一致。

上述理论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基本论点是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应该统一。现在许多人依然在使用这样的表述和理论。

但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始，改革的实践已经背离了这个理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拥有了更大财权，省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其支出（事权）相比要小。这种改革后的事实成为现在争论的背景。

问题在于，究竟是改革错了，还是原有的理论滞后了？更重要的是，应该遵循原有的理论，还是应该创新体制和理论？

建国以来至1994年前，中国财政体制历经了十几次调整，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财政收支的依据始终具有“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统一”这一特点，在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后，收入划分实行直接匹配，财力实行“先下后上”。即根据各级政府的支出事权，收入与支出规模相联系进行财政资源配置，实行收支挂钩。

1994年分税制改革，直接目的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在财政的支出划分上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也没有进行明显调整。改革重点是对收入划分进行了大的变革，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实质上改变了以地方收支挂钩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形成了现行的财政体制。

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收入首先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财政收支脱钩，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使下级财政的收入财力与支出需要相匹配。因此，现行体制的特点，是地方财政收支脱钩下的间接匹配、“先上后下”的体制，这是目前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模式。

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要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重大改革？

表象原因，是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削弱。更深刻的原因，是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旧的财政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冲突。市场经济要求形成全国统一、资源自由流动的大市场，而旧的财政包干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激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经济资源，封锁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政府职能由直接配置经济资源为主，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政府间的职责划分，不可能按原来事权划分的概念进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财政收入以利润上缴为主，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使政府间的财源配置与企业的隶属关系之间的联系已经十分微弱。

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协调地区间因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公共服务差别，中央财政需集中一部分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将影响市场机制按照全国统一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相关税种，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进出口税收等集中作为中央财政收入，尽可能弱化税收环境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分税制改革正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不过，由于分税制改革的渐进性、阶段性，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许多人误以为实现事权与财权统一可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但这可能导致体制的倒退，甚至回归旧体制。

既然事权划分及与财权相匹配的理论是一种“回归”原体制的想法和理念，与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现实有较大差距，这就需要更新理论。

首先，应将事权改变为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特定含义，是各级政府对所管理的国营企业与事业的行政管理权，它反映的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突出的是行政隶属关系。在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中，仍保留着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支出责任的做法，但随着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国企关系的变化，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尤其是收入划分的分税制体制的形成，“事权”概念与新体制发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和理念上的碰撞。

“公共服务职责”则是指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责任，与“事权”概念不同。其特点是政府职责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划分，不仅仅是依据行政隶属关系。

其次，应将支出责任细分为“公共服务职责”与“支出管理责任”，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往往决定相应的支出管理责任，此时两者的关系相一致。但有时会不一致：有些公共服务职责是由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如转移支付的资金支出，上级政府承担资金的分配，具体的支出管理责任全部由下级政府负责。因此，笼统地使用支出责任的概念，很难区分上述两者的区别。

第三，要区别财权与财力的概念。财权是指在法律允许下，各级政府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财政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财力是指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以货币表示的财政资源，来源于本级政府税收、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非税收入及各种政府债务等。

财权与财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有财权的政府，一般拥有相应的财力，但政府拥有财力不一定有财权。上级政府的财权常大于其最终支配的财力，一部分财力要转移给下级政府使用，结果是下级政府的财力往往大于其财权。这种财权与财力关系的框架，是目前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通常使用的制度框架。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应该与财权统一。中央政府具有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职责，地方政府只有负责本地区公共服务的职责，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具有比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权。

第8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文章首先对产业政策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介绍。其次，本文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施的产业政策、实施产业政策的背景及其原因，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历史对产业政策必要性进行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又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原因，并在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背景下，参考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我国今后制定产业政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产业政策；必要性；政策制定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日本产业政策》一书中，将产业政策定义为“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扶持和促进某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缩小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重大发展，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回过头看，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要制定产业政策，应该制定怎样的产业政策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杨思正[1]研究了日本、西欧、美国产业政策的内容、作用及其政府在经济作用中的地位，强调我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能够顺应国际市场的变化的产业政策。陈韵华[2]通过研究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规律，比较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变化，从而为我国未来如何制定产业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郑代良[3]通过研究国际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为我国如何制定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提出建议。

二、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实施产业政策的事实及其原因

从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各国政府都积极采用了制定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做出战略性的安排。德国通过关税保护来扶持本国工业。美国通过反托拉斯法来鼓励竞争、消除垄断，从而使本国工业得到充分发展。日本以实施殖产兴业政策开始本国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从而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从德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在战争中遭到了重大创伤，德国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电力、煤炭、道路、造船、医院和房屋建设的产业政策，目的是保证工业正常运转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在基础工业得到恢复后，政府对制造企业提供大量的科研资助，以提高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第三阶段，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使得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德国政府开始将产业政策转向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三、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一）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

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再到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府手段干预经济是否是必要的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然而，从二战后至今的历史来看，产业政策无疑在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产业政策实施最为成功的日本为例，在战后恢复阶段，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增加生产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以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平稳发展阶段，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着重在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改进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在第三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着重于鼓励优质企业合并，产生规模效益，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

严格的产业政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行的，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国际环境相适应的。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产业政策可以扶植幼稚期的经济发展壮大，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有必要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将变得复杂，产业政策应作为宏观层面的指导建议，注意与市场的关系。

四、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原因

（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1978-1993年）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忽略了市场的功能。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强调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配置资源。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产业政策（1993年至今）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积极振兴支柱产业，努力发展支柱产业；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2005年，国务院颁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它的目标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促进一、二、三产业健康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2103年，发改委颁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有关条款的决定》，规定了各产业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的项目。

五、对我国产业政策发展的建议

总体来讲，二十世纪末至今，我国产业政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我国产业政策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过于频繁的制定产业政策使政策缺乏稳定性，不利于企业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其次，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最多、最频繁的是行政手段，许多产业政策依然具有计划性的色彩。

面对我国以往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的建议有：

第一，确定市场化与公平竞争作为制定、推进与实施产业政策的原则，奠定发挥产业政策推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的产业政策应既能符合我国发展现状，又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相适应。

第三，制定符合产业发展一般规律并具有预见性的产业政策，我国的产业政策的目标应从量的要求转为质的要求，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限制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产业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思正.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日本、西欧、美国的产业政策[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4）.

[2] 陈韵华.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2011.

[3] 霍焱.韩国产业政策研究[D].延边大学，2003.

第9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范文

政府频繁干预市场。由于国有企业比重在要素市场中的绝对优势，使得我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很大，我们称这种行为是强势政府行为。不管是在资源的有效性配置，价格的形成还是利益的分配等经济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政府的影子。其实，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也会干预经济只是程度很小，我们可以称为弱势政府行为。在强势政府行为下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会被扭曲，人们会产生一种误判就是政府会为市场买单。在这种经济意识下，道德风险会加速蔓延。道德风险会加剧信用危机，特别在金融市场，一旦失控会造成经济的动荡，泰国金融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经济发展模式滞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要不断进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水平低下，所以只能依托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进行初加工贸易。08年美国次贷危机已经使得中国清醒地认识到，由粗放型加工业向集约型创新产业过度是当务之急。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使得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另一方面，过分依赖出口贸易在西方双反政策下，贸易额波动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贯奉行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见效快、可操作性强，但是会造成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而且这些问题又往往会被高速经济增长所掩盖。09年以来中国钢铁和煤炭等行业大量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是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就是长久以来高货币发行和高投资造成的。

市场缺乏活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就像人体里的器官，维持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由于我们的市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这就注定其公有制部分具有相当大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极其缺乏竞争性的。我们讲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讲创新，其实归根结底是企业的创造力。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为什么转型是这么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张维迎老师多次提到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滋生创新的土壤。国有比重过大，政府垄断资源往往将企业家精神扼杀掉，谈创新只是一纸空话。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中国，也面临这方面的抉择。

二、关于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

1.转变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

其实，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是政府干预多一点，主要表现是市场中国有成分偏大，特别是要素市场。政府过度干预会造成价格扭曲和市场发育不足。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9期2014年第0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政府过度干预金融市场，往往会削弱了市场本身识别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市场经济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合理的价格导向是核心，自由平等的交换和明晰的私人产权是前提条件。政府的频繁干预会打破市场的正常运行，而且产权经济与职权经济的并存诱发很多寻租现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我的理解是进一步缩小职权经济的范围，扩大产权经济。市场能做的应当由市场来做，政府作为守夜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护私人产权和保证公平自由的交换，维持市场的秩序。市场则以合理的价格为导向，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

2.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多目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过去我们一味的强调经济发展是首要目标，忽视经济结构的转型，造成了很多“短视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投资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很多隐患，一旦经济放缓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自09年以来，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高货币发行催生楼市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它需要方方面面的改革。如果我们不能顺利过渡又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就会重蹈泰国的老路。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决不能只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这个单一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拓宽经济维度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度。在这一点，上包括张维迎吴敬琏老师在内的多名经济学家都达成共识，认为适度放缓经济增长，理顺市场体系更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主导。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及时转变，导致经济动力增长不足，最终经济长期停滞的现象。长久以来，中国奉行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以最小的成本带来最快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成本只考虑了生产成本而忽略了外部成本，所以造成了很多短视问题。09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问题的突显使得很多学者开始担心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避免我国经济陷入到这个阶段的关键，就是把经济发展的模式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主导。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内涵来看，消费是深化市场经济的趋势。这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理念的转变。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供给会使得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首先是思想上要有这种转变，然后采取渐进式的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和调整产业结构。合理的定价是消费主导经济的根本保障，这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其次，我国应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加快发展服务业。许小年老师曾提到，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制造业的相对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

3.增强市场活力

打破国有垄断的市场格局。转轨时期的中国滋生了更大的腐败案件，其根本原因不是监管的缺失，而是两种产权的并存，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产权和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产权[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07-14.]。现阶段的中国应该说是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比重，政府垄断大量的资源，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解决，市场会失去创造力，而价格在资源配置中会失真。道理很简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不一定是通过创造财富而是想办法通过收买有职权的人获得资源。企业家会把开拓市场的精力转移到分析政策上来。所以下一步要通过市场主导经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用价格机制合理的配置资源，市场能做的让市场来说做，政府主要从事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