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及其来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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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

    对效率因素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何谓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及效率的具体来源。效率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实际生活中，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量，或劳动的效果与劳动量的比率。在经济学中，效率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通常指经济效率，即以最低的成本使用资源来生产消费者估价最高的众多商品和服务。效率是以帕累托最优原理为基准进行界定的，因而经济效率可以作为比较市场运行实际效果的一个标准①。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将效率分为生产效率、配置效率(二者合称为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②。横向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就是指并购可能带来的生产效率、配置效率或动态效率所导致的成本节约。生产效率是指商品和服务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或通过投入品最有效率的结合实现了产量最大化，这意味着以尽可能少的社会资源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配置效率是指要素使用达到了最优状态，即所有的商品和服务根据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在消费者之间进行配置，价格不超过生产该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配置非效率是指企业通过行使市场势力，降低产量，影响价格，从而使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动态效率是当生产者持续进行创新或开发新产品以吸引消费者或者扩大市场份额时所获得的成本节约。市场竞争被认为是能够通过提高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以及鼓励创新而获得经济效率。经济效率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并购评估审查中，三者之间可能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例如，并购可能通过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也可能因为市场势力上升，而使得并购企业有能力制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降低配置效率。

    一、生产效率的来源及其福利影响

    一起并购只有在能够带来成本节约或者产生其他形式的效率时，才有可能增进消费者福利或社会总福利。并购带来的效率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产生，对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进行分类，有利于清晰而又系统地理解并购对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我们首先对并购可能带来的生产效率进行分类，并分析其来源。

    1.生产合理化。生产合理化主要是指，在没有提高联合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通过生产过程的跨企业重新调整和重新布局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也就是说，并购企业的生产可能性前沿没有变化，只是将产量在具有不同效率的工厂之间进行转移(从效率低的工厂转移到效率高的工厂)和再分配而实现成本节约，它意味着现有生产能力的更好利用。参与并购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效率提升。因此，生产合理化意味着在生产层次上的跨工厂(车间)的资源最优配置。例如，参与并购的某家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方面具有十分成功的经验，而另一家企业在生产方面(例如生产设备、厂房等)具有明显优势，并购后的优势互补和产量重新分配将提高生产效率。并购前，参与并购的不同企业由于物质资本的差异、专利的差异、竞争优势的差异、产量的差异而导致生产边际成本具有差异。并购后，新企业成为多工厂企业，能够通过在具有不同边际成本的工厂之间的产量再分配，将产量从高边际成本工厂转移到低边际成本工厂，实现成本节约。当所有工厂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产量的再分配过程也就完成了。这样，由于初始边际成本的差异，不同的工厂生产不同产量的产品，以实现最终边际成本相等。极端的情况是，当某一企业的边际成本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并购后的所有产量都转移至这家企业，以实现生产的最优再配置。此时，并购后企业将关闭其他低效率的工厂，以节约维持这些工厂运营的固定成本。

    

    图1　生产合理化对福利的影响

    图1表示了生产合理化导致的边际成本下降对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这里假定了成本下降能够以价格降低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在图1中，边际成本从MC下降到MC’，价格从P下降到P’。成本下降导致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为三角形A加上梯形C，生产合理化导致的生产者利润变化为三角形B减去梯形C；利润的上升来自于成本下降和产量增加，利润的下降来自于价格的下降。因此，总福利的增加为三角形A与三角形B之和，梯形C表示了福利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移。因此，在成本下降能够以价格降低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的情况下，生产合理化能够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水平，具有“社会合意性”。

    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主要是指并购后因总产量提高而降低生产的平均成本，当涉及多产品企业的并购时可能出现范围经济性。规模经济性常常成为效率抗辩的主要证据之一，评估这一证据的有效性时需要考虑规模经济的来源和能否实现。规模经济拓展了企业的联合生产能力，可能使企业的生产可能性前沿曲线向外移动。规模经济可以分为短期规模经济和长期规模经济。

    短期规模经济。潜在的短期规模经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并购减少或消除企业内部不可分割任务所耗费的固定成本。所谓的不可分割任务是指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由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为了保证企业能够正常运营，所必须维持的最低规模的投入耗费，包括维持日常经营的管理和支持费用，最低规模的市场营销费用，人事服务费用等。这些不可分割任务所涉及的成本并不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上升，属于固定成本范畴。并购前，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投入这些固定费用；并购后，可以节省部分这些不可分割任务所涉及的固定成本而实现规模经济。二是通过跨工厂(车间)的生产重新配置来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是通过实现资源配置的 合理化节约生产成本。之所以将这类成本节约归入短期规模经济，而不是生产的合理化，是因为并购企业在边际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的区间内生产，随着产量的上升短期边际成本下降。Scherer and Ross(1991)将并购可能导致的规模经济分为四种类型：①资本筹集的规模经济性③；②工厂层次的规模经济性；③产品层次的规模经济性；④市场营销的规模经济性。

    长期规模经济。当某一企业的投入增加一倍，而产量的增加超过一倍时，我们称该企业实现了长期规模经济。产品层次的规模报酬与单个产品总产量的变化相关，工厂层次的规模报酬与该工厂内全部产品的总产量的变化相关，企业层次的规模报酬与该企业内管理多工厂而实现的经济性相关。实现长期规模经济的主要原因有：首先，当一家企业的产量较小时，它往往倾向于投入较少而使用较为低级的技术，因而边际成本较高。当企业产量上升时，增加在生产技术方面的投入是具有经济性的，这将导致边际成本下降。其次，长期规模经济可以通过生产专业化来实现。当每个工人将精力和努力专注于特定工艺和任务时能够提高效率。同样道理，使用大型机械设备生产的单位产品的平均能源消耗可能小于小型机械设备；并且根据某些物理规律，生产大型设备时，随着容积的上升单位容积所耗费的材料是下降的。通过并购实现长期规模经济，需要并购企业之间在物质资本投资上进行合作，进而实现资产融合和一体化④。从长期来看，并购企业通过在未来投资决策上的一体化来创建新企业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低。企业现有资本的折旧和旧工厂的更新都需要未来投资，并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新的投资机会将不断涌现。企业研发活动、市场营销活动也可以实现长期规模经济，并购后的单一品牌在广告费用方面也可以实现节约，销售努力和分销网络的并购可以节约销售成本。

    参与并购的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时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购前，同一个企业拥有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线；并购后，并购企业可以将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线集中到同一个工厂(企业)，可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减少转移生产的时间，实现流程经济性。当然，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可能导致产品多样性的减少，从而影响消费者消费选择的多样性。这一因素在并购评估审查过程中也需要考虑。

    范围经济。并购也可能产生范围经济，其来源包括：(1)联合生产。多产品生产需要相同的投入品或者互为投入品，并购后能够形成纵向产业链，使上游生产与下游生产形成循环经济，产生成本节约。(2)不可分割性。由于一些产品或任务具有不可分性，单一产品生产规模扩大时，由人力劳动控制的流水线生产会更加经济。由机器人和电脑控制的机械生产线会使小批量生产也能够保持低成本。机器人生产线能够使单一产品的类型多样化，从而可以充分利用与自动化相联系的经济性。(3)网络经济性。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大飞机上一个座位的成本低于小飞机，这就使得航空公司有动机通过提供与一站式服务相关的网络式安排组织航空服务。具有不同目的地的旅客登上一架更大的飞机，来自不同城市的飞机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停泊在中心机场，旅客重新组合，使得每架大客机可以继续尽可能多地载客航行。(4)知识分享。当不同产品需要相同的知识、技术和工艺时，多产品企业可能比单一企业更具有成本效率。

    3.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主要是指并购后不同企业的集成创新、知识和生产工艺的扩散，由于预期创新收益增加从而增强创新动机，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加快新产品研发等。技术进步包括生产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两个方面，生产过程创新(也称为工艺创新)可以是既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产品创新可以提高既有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两种创新都可以使生产可能性前沿外移。由于在专利、经验、管理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企业之间的并购可能使技术诀窍在参与并购的不同企业之间外溢扩散，从而使并购企业的不同工厂向其生产可能性前沿接近，也可以说并购前生产效率较低企业的生产可能性前沿曲线在并购后向外拓展。(1)技术的单向扩散。当一家并购企业在技术和工艺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并购可以使其他企业向其模仿和学习，接受相对高级的技术和工艺。举例来说，管理较差的企业可以向先进企业学习，好的管理方法可以取代差的管理方法。由于先进企业并没有向其他相对落后的企业学习，因而这种技术和工艺的扩散是单向的。(2)技术的双向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并购企业各有所长，拥有相互补充的技能或资产时，双向扩散就成为可能，并购后企业之间相互学习，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举例来说，并购企业可能拥有相互补充的专利技术，并购后共同使用可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同样道理，在管理方面，不同企业管理经验和管理特长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假设有一家技术密集型的新企业刚刚开发出一件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但是由于缺乏市场营销经验和市场分销渠道而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如果该企业与一家较为成熟的、拥有市场认可品牌和固定分销网络的同行企业并购，可以及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实现经济效益。技术的双向扩散也可以通过“干中学”得以实现，并购企业通过“干中学”和“干中学”的外溢，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实现“动态规模经济”⑤。

    并购能够对企业的研发激励产生影响，通过联合研发活动促进技术进步是很多企业参与并购的主要动机之一。生产过程或工艺上的创新能够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并购后的联合投资和研发活动能够产生明显的规模经济。进而言之，并购还能够改变研发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往往受到竞争对手的影响，研发决策带有一定的策略性。研发活动同时还带有一定的非专有性，模仿和研发成果的信息外露，使得过度竞争市场上企业的研发动机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并购能够使研发收益内部化，从而提升企业研发动机，增强研发激励。即使是在研发成果不外溢的情况下，竞争程度也会影响研发动机。在大型主导企业是否仍具有足够的动机投资于研发活动这一问题上，产业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研发的预期收益的大小。相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大型主导企业的研发投资所涉及的风险要小一些，因而研发活 动似乎成为了一项传统性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居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导企业的研发投资的动机要比小型企业强烈，因为它需要通过研发保持竞争优势和维持垄断租金。如果研发的风险很高，那么主导企业有可能满足于现状，研发投资不足⑥。

    4.要素成本节约，也称为购买的经济性。购买的经济性主要是指并购企业可能利用自身市场势力影响中间品市场，获取投入品价格的谈判优势，压低投入品价格，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有利于消费者。在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中小企业常需要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购买生产要素。企业通过并购可以增强在要素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向上游的要素供给厂商施加更大压力，以迫使他们降低要素价格，进而获得数量折扣。例如，并购企业在签订较大的广告合同时，可以获得广告费用的折扣。当然，在评估要素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是否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效果时，还需要考虑供应方的市场力量。如果要素供应商的市场势力很小，那么这种提升讨价还价能力的并购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害。反之，如果通过并购提升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是对要素市场上供应商较强的市场势力的一种抗衡，那么并购的私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就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并购不能提高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并购企业也能够获得要素价格的折扣。举例来说，如果要素市场上供应商实行两部价格制，即一个固定价格加上每单位产品价格(或者某种形式的非线性定价)⑦，那么企业通过并购可以成为大宗高端用户，从而以更大的购买量分摊固定成本而使平均成本下降。另外，并购可能降低资本的使用成本。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预期还款率的差异等原因，资本市场的功能是非完全的，企业很难总是以竞争性的利率获得资本。中小企业和正处成长期的企业，往往面临着偏紧的流动性约束；而大企业常常与外部资本市场有着较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一些衰退行业的大企业甚至会出现流动性过剩。如果中小企业通过并购加入大企业或内部业务扩展空间较小的企业，将会获得新的筹资机会，并降低筹资成本。

    二、管理松弛、X—非效率与横向并购的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衡量的是资源使用状况，即资源配置是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对于参与并购的企业而言，评估配置效率主要是分析与管理相关的要素使用效率和企业内部X—非效率，也就是通过分析并购对于管理松弛现象和X—非效率的影响评估并购的配置效率。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会导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不再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种管理松弛和管理失效会导致内部非效率，也称为X—非效率。虽然大型企业往往通过利润分享计划、股票期权计划等给予经营层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激励，但是，由于经营者希望实现个人抱负(获得更大的权力、成为更大的公司或成长型公司的领导者等)、不愿更改既定战略、不愿承认个人的错误、阻止裁减富余人员等原因，经营者往往偏离所有者目标，甚至与所有者目标产生冲突，出现所谓的“委托—问题”。股票所有者只能通过公司董事会影响或控制管理者的决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收集信息的成本较高，董事会影响管理层决策的能力是有限的。企业内部效率受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影响，也受到与并购相关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并购本身就是资本市场对管理层进行约束的一种重要力量，也是产品市场对管理层进行约束的一种重要力量。同时，并购能够提升对不同的参与并购的企业之间进行相对绩效评估的可能性，绩效相对较好的企业的经营者在并购后可能继续保留管理者地位。这些例子都说明并购有利于减少管理松弛，提高配置效率。

    1.横向并购、管理松弛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管理松弛导致企业价值低估和股票价格下降，这将诱导其他公司购买、重组或者兼并该企业，迫使该企业重新回到利润最大化的轨道。Marris(1964)和Manne(1965)认为，不需要考虑股票持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要存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接管威胁，就可以约束现有管理层的管理松弛行为。也就是说，公司接管的威胁可以成为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工具。然而，管理者并不是在接管以后立即受到惩罚，相反，有时他们甚至能够获得数额较大的补偿，也称为管理层的“金色降落伞”⑧。这种惩罚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既有管理租金的丧失，包括管理层的特权和在职消费(例如，私人飞机、超大的办公室、巨额的职务补贴等)。假定对管理松弛的经营者存在足够高的、充分的惩罚威胁，一个运行良好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保证管理非效率难以持久。然而，公司接管对于管理松弛的约束力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对管理层的约束存在搭便车问题。接管方需要花费成本收集被接管公司管理非效率的信息，只有当被接管公司的在被接管时的股票价格低于接管后的股票价格，接管方才能够获利。这样，每一个现有的被接管公司的股票持有者都不愿意卖出股票，以等待被接管后的股票价格上涨。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对股权进行稀释摊薄，即允许接管方(大股东)将被接管公司的一部分股权以不利于小股东的条款转卖给该接管公司所有的另一家企业。其次，被接管企业的现有管理层可能采取行动对接管标的产生影响。例如，有时候被接管企业的现有管理层可能实施“毒药丸计划”作为反接管的手段⑨。Scherer(1980)曾质疑接管对于管理层的约束力，他认为由于接管的成本高昂，因而只能在管理非效率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采用。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接管威胁对于管理层的约束力理论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理论很难进行实证检验。这是因为约束威胁很难量化测度，实际接管案例的研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接管威胁对管理层的约束理论在设计并购控制机制和政策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然而，截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如果竞争政策使得接管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将降低接管威胁的约束力。假定对某一家企业A的最熟悉的市场竞争者B，由于最有可能拥有企业A的管理非效率的信息，因而形成了对企业A最有效的接管威胁。企业B希望并购企业A，但是如果不允许效率抗辩，那么企业B就不能实施并购，这种接管威胁的约束也就不存在了，企业A的管理问题会一直存在下去 。作为一种折中，有人可能建议临时允许企业B接管企业A，在改进企业A的现有管理水平、消除管理松弛后，企业B应尽快将企业A售出，推向市场。这种折中方案的问题在于，接管者在认识到自己的接管行为是在培养一个较强大的竞争对手后，就不会在一开始实施接管行为，如果企业A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接管威胁的约束力仍然不存在。

    2.产品市场竞争与X—非效率。当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较低时，管理层和企业雇员付出的努力就较低，产品成本较高。这种较低的努力程度和较高的产品成本会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损害。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因而放松规制、保护自由贸易等促进竞争的政策相继出台。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不足对于管理层和雇员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比较零碎，但研究结论的方向是相同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大时，X—非效率较低；企业能够独享市场或封闭市场时，X—非效率往往较高；X—非效率与资源配置不当一样，都将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并且二者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相当。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存在破产风险，并且破产企业在挽回所有未投资的企业基金后不给予管理者任何额外补偿，那么管理者将付出更大的努力，降低企业破产风险。这时候，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破产的风险，同时也会影响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将对管理层激励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它将提高企业停业清算的可能性，这种风险将提高企业管理层的努力程度；二是它将减少企业利润，这将降低管理层付出更高努力水平的吸引力。企业的有限责任可以成为约束企业内部效率的工具，并且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这种约束力就越强。然而，即使促进竞争的政策降低X—非效率，社会福利所得也可能低于风险的低效配置导致的福利损失。在签订聘用合同的谈判中，管理者通常具有较大讨价还价的能力，能够分得较大块的“蛋糕”。如果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不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将使委托者和者分割的“蛋糕”变小，因而自然减少了管理者的财富。为了保证自身财富不减少，管理者面对竞争程度的上升将付出更多的努力。因而，如果“懈怠”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么竞争程度上升将减少“懈怠”。一般而言，产品市场竞争能够增进企业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减少管理松弛和X—非效率。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企业并购能够通过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影响管理者努力程度。

    3.真实成本节约与再分配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横向并购将导致不同企业所拥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配置过程中出现的成本节约可以分为真实成本节约与再分配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再分配所获得的成本节约主要体现在财务上，例如并购后的税收下降，部分投入要素的购买经济性，即并购企业利用自身市场势力影响要素市场，获取投入品价格的谈判优势，压低投入品价格，也属于通过财富再分配所获得成本节约，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真实的成本节约主要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节约了生产资源而导致的成本下降，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管理松弛的减少和部分要素购买经济性，属于真实的成本节约。真实的成本节约以更少的资源生产了等量的社会财富，或者以等量的资源生产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因而真实的成本节约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创造了社会财富。在横向并购的反垄断评估审查中，反垄断当局往往只考虑真实的成本节约所带来的配置效率。

    三、动态效率及其测度与评估

    动态效率也叫创新效率，主要是指由技术创新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或收益增加，包括新产品的引入、已有产品的质量改进和应用新工艺而导致的单位成本下降等⑩。在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中，动态效率可能是潜在的、最可观的、与并购相关的经济性，也被认为是最难以评估的效率，因而往往被反垄断当局忽略。与并购相关的动态效率种类较多，常常被提到的有：互补的研发资源通过横向一体化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性；减少重复研发活动所节约的资源；知识产权的联合开发与应用；昂贵的研发活动所需的更大规模和更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研发活动在并购前单个企业难以独自完成)；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经济风险的降低；更快速度的产品创新以及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改进；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产品或工艺创新的更高回报，等等。在一个长时段内，动态效率可能明显增进消费者福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反垄断当局对动态效率持怀疑态度(11)，其所起的作用有限。

    实证测度动态效率的困难很多，主要包括：(1)相对于静态效率而言，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动态效率难以客观地预测、分析、测度和证实，“威廉姆森替换”分析框架也很难直接应用于分析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在时间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研发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风险，因而在并购分析中客观测度动态效率具有更大的障碍。(2)信息与取证问题。动态效率通常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对动态效率的评估需要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无论是对并购企业而言，还是对反垄断当局而言，都较难获得。这些信息要么不存在(取决于未来新技术发展等事件)，要么是并购企业的内部信息。因而也就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信息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反垄断当局没有充分的信息对并购可能带来的动态效率进行认定；其次，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在并购企业与反垄断当局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信息差距。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并购企业经常夸大并购可能带来的潜在动态效率。与信息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并购企业的举证问题，在效率抗辩中声称能够产生一项动态效率较为容易，但证明一项动态效率却很困难。在并购评估审查中，反垄断当局越是具有“同情心”，就越有可能犯Ⅰ类错误(12)。(3)动态效率实现的时间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项声称的效率预期实现所需的时间越长，其在效率分析中的权重就会越低。一般而言，动态效率是一个长期的概念，而非短期概念，因而用其来抵消短期的潜在反竞争效应较为困难。另外，静态效率很容易通过成本节约和价格下降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对容易预测和度量，而动态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以成本不变、质量改进或全新的质量—成本组合的形式出现，因而难以通过成本和价格效应进行预测和度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垄断当局会觉得动态效率好像不太容易传递给消费者，因而 往往不予以考虑。(4)动态效率的跨市场影响。并购导致的动态效率(例如，新产品开发)可能影响多个市场，一项并购可能在相关市场上产生反竞争效应，但可能同时在其他非相关市场上产生动态效率。例如，两家软件企业进行并购，反竞争效应可能发生在一个产品市场(文字处理软件)，而可认知效率发生在另一个产品市场(杀毒软件)。同样道理，一个并购企业的业务涉及多个区域市场，反竞争效应和效率效应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区域市场上。然而，跨市场动态效率获得和反竞争效应的权衡与替换分析，可能给反垄断当局带来更大的困难。这也涉及复杂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以及信息、证据和测度问题。(5)并购也有可能不利于创新。当一项并购能够避免企业重复进行研发项目时，该项并购通常能够给并购企业带来最大的动态效率。然而，当特定产品存在“创新的主要极点”时，企业创新的动机会明显下降。正因为如此，两条创新路径并购成一条创新路径可能意味着潜在消除了未来的产品多样化，因而潜在地减少了未来的竞争。更进一步，竞争的压力下降可能使得并购企业觉得没有必要更多地投资于研发获得更多的效率，或者将这些效率传递给消费者。因为动态效率较为复杂，难以客观评估和测度，因而很多国家的反垄断当局在司法实践中给其留下的空间很小，动态效率在效率抗辩中所起的作用往往不会很明显。

    四、简要结论

    横向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就是将并购可能带来的效率效应与反竞争效应进行权衡比较，效率因素分析是评估审查的重点内容之一。横向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主要包括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并购可能带来的生产效率主要来自于生产合理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技术进步；并购可能带来的配置效率主要来自于减少管理松弛现象和降低X—非效率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和要素使用效率提升；动态效率由技术创新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或收益增加，包括新产品的引入、已有产品的质量改进和应用新工艺而导致的单位成本下降等。在横向并购的反垄断审查中，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属于静态效率，易于测度、证实和检验，因而受到反垄断当局的更多关注；而动态效率的测度难度大、实现周期长并且难以证实，因而在效率抗辩中所起的作用不太明显。

    另外，根据评估审查的需要，反垄断当局还可以将并购可能带来的效率按照其他方式进行分类：(1)根据成本性质将效率分为固定成本节约和可变成本节约。这种方法的重要性体现在，当效率是来自于可变成本的节约，而不是固定成本的节约时，这种效率不仅能够增加并购企业的利润，而且能够增进消费者福利。换句话说，可变成本节约能够以降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而固定成本节约往往只转化为生产者利润。(2)根据主体范围将效率分为企业层次的成本节约与产业层次的成本节约。产业层次的效率主要来自于这种成本节约：通过生产过程的再分配，生产从并购企业转移到其竞争对手而导致整个产业的生产成本下降。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节约都可能发生在企业层次和产业层次。(3)根据市场范围将效率分为相关市场上的成本节约和其他市场上的成本节约。在并购评估审查的效率抗辩中，一般只考虑相关市场上的效率。

    注释：

    ①Magill and Vardiabasis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中文版)，吴易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449～451页。

    ②W. J. Kolasky and A. R. Dick, "The Merger Guidelin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fficiencies into Antitrust Review of Horizontal Mergers",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03(3).

    ③当一家大型企业并购一家小企业时，可能产生资本筹集的规模经济性，因为并购后小企业可以获得大企业的资本成本较低的好处。但是，如果并购产生商业风险，那么这种资本筹集的规模经济性会被抵消。如果并购带来的商业风险很高，那么并购后的资本筹集成本可能上升。

    ④短期内，由于工厂已经建立，重建的成本较高，可以通过重新配置资本实现规模经济，所以短期规模经济的获取不需要对资产进行重构。

    ⑤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效率归入并购带来的动态效率。

    ⑥关于垄断市场和大型企业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论。熊彼特提出了所谓的“熊彼特假说”，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能够增加创新的预期收益，并且能够减少技术外溢，大型企业具有更强的承担风险的能力和雄厚的资金，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技术创新。具体的争论情况，参见余东华《转型期中国产业组织优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5页。

    ⑦由于无论购买量的大小，都必须支付等额的固定价格，这种定价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在高端用户和低端用户之间的价格歧视，购买量较大的高端用户购买要素的实际价格要低于购买量较小的低端用户。

    ⑧“金色降落伞”是指目标公司为高层管理者制定的特殊制度，如果目标公司被并购，管理者将得到数量可观的一笔钱作为离职的补偿。

    ⑨公司接管中的“毒药丸计划”是指给并购行为设置高价格障碍的各种手段，最常见的是目标公司给股东的一种分红权，规定公司一旦被接管或吞并，公司就要向所有股东派发一定金额的红利。或者规定一旦并购发生，该公司就赋予本公司现有股东购买优先股的权利。

    ⑩J. F. Brodley, "The Economic Goals of Antitrust.. Efficiency, Consumer Welfar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7(62).

    (11)欧盟竞争委员会前主席Monti(2002)就曾经强调“对效率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是很重要的”，参见M. Monti, "Review of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Roadmap to the Reform Project, Conference on Reform of European Merger Control",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Brussels,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Speech 02-252, 2002.

第2篇：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

关键词：宁夏城镇化水平；农民收入；经济增长

一、导言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传统农村，这种转型表现为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最明显的便是土地非农化、农村人口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一切，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转型时期宁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最主要来自非农业方面的增收，而不是农业。因此，现阶段宁夏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是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即把大量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和城镇。这样一来，农业便可以进行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农业本身就可以发挥机械化和现代化种植，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增加的城镇人口就会扩大对农产品的消费，从而扩大了对农副产品的需求，这样便可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了。

二、理论假设

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而要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促使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有步骤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目前，宁夏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虽然缓解了农村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但加深了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因此，应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在城镇中加速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吸纳宁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之一。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镇企业的建设也有助于解决宁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为了更全面考察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在宁夏，农民收入的增加的途径是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也就表明：宁夏城镇化的水平的提高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样，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2：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成同方向变动。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设定

在以下分析中，构造了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分别对以上两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及其来源

有关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市镇人口总数、全区总人口指标数均来自宁夏统计年鉴，其中城镇化水平用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故此，建立了1990至2006年共17年的样本观测值。如表1。

（二）变量

表2给出了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名称、标识及含义。

（三）基本模型设定

假定它们具有线性关系，则模型可表示为：

Y=a+bX+U ①

将①改写成自然对数形式：

LnY=Lna+bLnX+LnU ②

对②式两边取微分，得：

dY/Y=b*(dX/X)

故有：b=（dY*X）/（dX*Y）③

这样，就得到了弹性的表达式③。

在检验假设1时，可用线性模型①；检验假设2时，为了更好的说明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成同方向变动及变动的程度，可用自然对数模型②。

四、计量结果

采用最小二乘法，运用spss13.0对样本观测值进行计算分析，分别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一）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

Y=-4265.375+112.693X

R2=0.875，F=84.084

（-6.987）（9.170）

从以上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系数R2的值是：0.875，表明样本回归对数据拟合得非常好，而且表示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两个变量是高度线性正相关；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F检验值是：84.084，说明宁夏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显著，由此假设1成立，即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二）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成同方向变动

采用自然对数模型②，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LnY=-11.585+4.875LnX

R2=0.916，F=130.287

（-7.081） （11.414）

从以上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模型拟合很好，他的系数为4.789，是一个大于1的正值，也就表明：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成同方向变动，且城镇化水平提高1%，农民收入增长4.789%。

五、总结及启示

以上运用宁夏1990至2006年的数据，对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线性正相关及宁夏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成同方向变动。通过计量分析，看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解决宁夏的“三农”问题，由此得到如下启示：

（一）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

小城镇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和纽带，是有效转移宁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为了更好的吸引宁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小城镇生活和工作，使农民收入又稳定的增长，必须发展小城镇，提高城镇化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农村基础建设，选择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宁夏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工业化程度低。要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小城镇，就必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环境，有助于其他产业的选择和建设。可以选择具有宁夏特色资源的农业（枸杞、大米、水果、羊肉）产业为主导产业，努力开发新产品，积极发展名牌产品，形成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产业化体系。本着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村产业，对农民增收有重大作用。在选择优势农业的基础上，对这些农业产品进行深度研究和开发，促进农产品深加工，从而推动农产业升级。

2、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带动第二、三产业发展。近年来，宁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二种途径：对于那些资源贫乏、枯竭地区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南部山区，采取异地转移模式，即这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它虽然解决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但长期来看，它不利于南部山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一种途径是就地转移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就地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乡镇企业是农民在村镇兴办的非农产业企业，是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很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力很高的非农业部门，应加快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为农民创收。乡镇企业是以城镇化为基础的，在宁夏小城镇中可以集中选择一些基础好、实力强、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组织他们联合经营、规模经营、建立企业集团；集中资源、人才和地理优势，连片发展，使之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发挥聚集效应，支援农村和农业，促进农业商品化和现代化。除此之外，可以为乡镇企业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发掘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宁夏不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具有塞外风情的旅游优势，可以发掘这些优势，带动第三产业的兴盛，从而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宁夏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和农业产业化及推动城镇化结合起来。首先宁夏乡镇企业要与农业产业化良好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是通过一些乡镇企业来实现的，且乡镇企业中的龙头企业生产引导和科学技术上的支持也推进了农业产业化，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宁夏乡镇企业在不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农业产业化经营也促进了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的支持。其次乡镇企业要与城镇化良好结合。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小城镇是乡镇企业的基础，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发展的经济条件，乡镇企业依托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集中于小城镇的乡镇企业可发挥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一方面促进小城镇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并且，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的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反过来又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要以农民收入增长为基础，二者协调发展

第3篇：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经济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角度出发,揭示了经济租的定义;接着通过分析经济租与垄断利润的异同,引入“经济租”的合理性问题;最后将经济租这一概念带入经济生活,从实际中探求需要规制的“经济租”和正在稀释、消逝的“经济租”。

关键词:经济租 垄断利润 稀缺资源

对于经济租的理解,一直存在一些误解,例如有些人把经济租和垄断利润混为一谈,或是将经济租视为一种不好的存在,把其与腐败问题混在一起。因此,笔者尝试将“经济租”这一经济学概念做一通俗化的阐释,以明确“经济租”的来龙去脉。

经济租概念的产生

租金(简称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到近代,它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如果认为地租来自于土地,而土地的最大特点是假定它不能被毁灭(即供给不为价格所左右),那么对于那些供给同样不会减少(不需要任何成本来维持恒定的供给)也不能增加,即不会随价格而变化的资源,从逻辑上说就必然也会带来租金收入。但这种租金显然不能简单地也称为“地租”,于是就在“租金”之前加上了“经济”两字,经济租就成为了一个用于经济分析的泛化理论概念。李嘉图从地租的产生原理中,发展性地提出资源的稀缺性将会产生经济租的结论;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租是通过垄断来实现的,从市场方面回应了租金的来源;而后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租是可以通过创新创造的;随着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彭罗斯从企业内部的透视化,提出差异性能力也具有产生经济租的实质。

经济租概念的界定

在现今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平狄克将经济租金定义为厂商对某生产要素的支付超过该生产要素目前所得报酬的部分;迈克尔•帕金提出经济租是指在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取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范里安则将经济租金定义为支付给生产要素的报酬超出为获得该要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报酬的部分。笔者认为经济租是为维持某种生产要素的当前供应所必需的最小收益之上的额外收益。当厂商占有某种稀缺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品牌、权力)时,就具有了寻租能力。因为这种资源能带给企业利润而其他企业却无法学到这种能力,也不拥有这种资源,其他企业为了获得这种能力和拥有这种资源而愿意支付一笔报酬给它,其值超过获得资源时的价格。

经济租与垄断利润

租与垄断利润是非常不同的,笔者认为垄断利润必然是有租的存在,但经济租却不必然会是垄断所带来的。比如,一个做着电池生意的创业者“张三”,他拥有着一个比当时市场价更为便宜的进货渠道,于是就获得了一种经济租。但这种更加便宜的货源无法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即其在电池市场上只占一定份额,因此他由此所获得的只能称为经济租而不是垄断利润。具体地说,在竞争性电池市场中的X型号电池价格是每个100元,而张三找到了一个较好的进货渠道,进货成本只需要每个20元;这样,张三就可获得每个X型号电池80元的租。在此只能将张三所获得的利润看作是一种租,因为他的进货渠道是有限的,且不能将其扩大到足以供应整个电池市场的水准,该进货渠道的旧电池在一段时期内是有限的。因此,除了张三之外的所有企业每卖一个X型电池都是100元,并且购买者也愿意支付100元,则购买者对张三的电池也会出价到最高100元。

与垄断利润不同,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无效率”或者“配置浪费”。应当明确的是,租在所有经济领域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既存在于竞争性行业,也存在于非竞争性行业。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找到了一种效率更高的生产程序,或获得了异常便宜的供货来源,或购买了时价较低的机器,或拥有特别高效的经理人才――但却无法将其生产扩大到可以其较低成本的价格满足行业内的大部分需求的程度――可赚取一种经济租而不是垄断利润。阻止企业获得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损害企业对效率的追求。在许多情况下,由通过才华或技能获得租的企业来享有租极为公平。

关于租是否合时宜、公平、合理就需要考虑到腐败的问题。腐败来源于权力,而权力是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正是因为权力的这种特殊性和稀缺性,让它具有某种“经济租”。而一旦一个人拥有权力,他就拥有了这种“经济租”,可以利用其来寻租。他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将这个权力让渡给需要的某企业,企业只要觉得贿赂的成本小于获得“经济租”所带来的收益,腐败问题由此而产生。这样的寻租是有社会成本的,带来的是极为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样的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值得质疑,更可能会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极大浪费。

经济租的规制

除了上文说的权力产生的经济租需要控制以外,还有一些经济租的产生也值得关注,需要政府控制。比如,有些产品在某些突然发生的情形,需求剧增而供给不足时,相对少的生产者会获得巨大的经济租金,由于产品价格攀升会造成收入由消费者向生产者转移,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可取的,有可能不失效率却有失公平。因此,当某种对消费者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产品的生产者突然获得了数量庞大的租,而他们自己对此却并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只是因为运气或者整体经济形势的改变)时,政府出台相关规制条款来控制租就成为必须和必然了。这种对租的规制,不在于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而在于更加公平地分配收入。因为首先,生产者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并非理所当然;其次,这些利润所代表的从消费者向生产者或其股东的收入转移被认为是一种逆向的转移;再次,所涉及的数额是巨大的――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以保证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来享有这种“意外之财”式的租所带来的利益。例如房地产,我国的房价上涨快,不是房地产商的努力工作的结果,也不是房子造得比以前更结实更抗震。而是因为,一方面国情导致土地的供给是非竞争性的,另一方面房子的需求却由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畸形人口红利和当前的经济形势而不断上涨,这种不正常的经济租为房地产生产者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政府为了“经济公平”有必要出台相应的规制手段,通过税收以及其他方式的配合,将这种逆向转移的收入重新转移回消费者,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拉动消费和拉动内需。除了房价,还有许多社会上突然价格上涨的生活必需品也可能是短期“经济租”带来的结果,同样需要政府来规制。

经济租的演化

经济租的潜在吸引力使资源所有者和把资源用于生产的企业家产生了动力。企业家的行动必然推动市场向前发展,寻求利润的企业家始终力图找到新的机会赚取经济租和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机会,从而造成连续不断地进行资源再分配的充满生机的过程,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通过一定时间的调整,所有经济租势必会逐渐减少或者消灭。

经济租的消散主要靠两条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竞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吸引该要素由其他产业流入有租的产业,增加该产业的产出,压低产品价格。在规模经济效益不递增的前提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使要素在该产业中的收入和在其他产业中的收入一致起来,从而达到均衡。所以,按照经典的总体均衡理论,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不受阻碍,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经济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存在。第二种途径是社会再分配。自由竞争也不是万能的,尤其当经济租的分配在长期内保持不平衡时,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行为对于市场的干预大大超出由最低限度的或保护性的状态所规定的限度(主要指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人身和财产及实施自愿签定的私人合同),逐渐干预市场调节过程,那么,租金下降或消失的趋势就会被抵消,并且有可能完全停止。

接下来,文章以大学生的“经济租”来讨论其演化过程。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接受教育就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投资,投资必然应有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得到一种“经济租”,就是大学四年毕业获得两个证书―学士学位证和本科学历证。1999年扩招之前,能享有此证书不光是荣誉,更是得到了能带来未来收入的“经济租”凭证。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普遍的稀缺性,也因此拥有美好的未来和憧憬。但是1999年教育改革扩招之后,这个群体不再特殊,更加不稀缺。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租,98级本科选择了考研,随着硕士和博士的扩招,他们的“经济租”稀释得更快(因为要考虑时间带来的机会成本)。反观现在体力劳动者获得的“经济租”,近日沿海的民工荒,建筑工人在广东某些地方月工资已经上涨到3000以上,但这个“经济租”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随着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的改变必然会消失。

参考文献:

1.平狄克等著,张军等译.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6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加拿大]罗宾•巴德,迈克尔•帕金著.王秋石,李胜兰等译.微观经济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贺卫.寻租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5.Barney,J.B.Strategic Factor Markets:Expectations,Luck,and Business Strategy[J]. Management Science,1986

第4篇：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企业能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F4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8-0074-05

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谋取控制权收益的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顽疾。因此,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成为讨论的热点。多数文献都将控制权收益看作是控股股东依靠其控制权而谋取的收益,是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然而,以控制和被控制为基础、以母子公司为形态的企业集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种经济组织,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集团内的母公司通过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具有获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诸多优势。如果控制必然导致控股股东侵害,那么切断其中的控制关系是根本的解决途径,但这显然与中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的目标背道而驰。那么,是否可以在保持控股股东对集团战略和业务的有效控制的同时,仍然能够遏制控股股东侵害的意图和行动呢?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控制权收益。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文献回顾

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是在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广义的控制权收益包括控制权共享收益与控制权私人收益。控制权共享收益被认为是由于控股股东治理作用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升,中小股东也应该分享该部分收益。控股股东同样有动力使用投票权消耗公司资源,独占中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收益,这就是控制权的私人收益(Shleifer & Vishny,1986)。Bebchuk & Kahan(1990)将控制权私人收益定义为“任何为控制性股东所占有的并且不能为其他股东所分享的收益”[1]。多数学者在提到控制权收益时,一般指的是其狭义的概念,即控制权私人收益。王鹏、周黎安(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在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有强烈的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原本在于提高资本配置而存在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部分地被异化成了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2]。

有关控制权收益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

1. 控制权收益的计量。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Barclay和Holderness(1989)为代表的基于大宗股权转让的交易溢价来估计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另一种是以Zingales(1995)、Nenova(2003)为代表的基于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价值计算的投票权溢价来估计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中国的上市公司没有投票权和非投票权股票之分,测度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方式是大额交易溢价。有关实证研究都证实了控制权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

2. 影响控制权收益水平的因素。研究发现,包括法律环境、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等在内的公司治理环境因素是影响控制权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La Porta et al,1998,2000;Nenova,2003;Dyck和Zingales,2004;Shleifer和Vishny,1997)。而股权转让比重、企业规模、负债比率、股权集中度等交易因素和公司特征因素也会对控制权收益的水平产生影响(Filatotchev和Mickiewicz,2003;Dyck和Zingales,2004;唐宗明和蒋位,2002;姚先国和汪炜,2003),不过他们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此外,Pagpno和Volpin(2000)、Dyck和Zingales(2004)从雇员的视角,Coffee(2001)、Dyck和Zingales(2004)从道德约束的视角,Stulz和Williamson(2001)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了它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关系。

3. 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后果。相关研究者普遍认为,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对公司融资方式产生影响,降低了企业价值和资本市场的效率。

获得控制性股东地位意味着控股股东无法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来分散风险(Dyck & Zingales,2004)[3],因此有学者提出,控股股东作为其他股东的委托人应该获得控制权收益作为其监督经理人的报酬,而其他股东需要为其“搭便车”行为让渡一定的收益。

刘少波(2007)[4]进一步指出,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一种掏空公司的行为,可能是不当或错误的,并提出了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补偿理论。他认为,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控制权成本包括控制权的取得成本和控制权的维护成本。由于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因而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性,它是对控制性股东监督行为的激励性制度安排。由于中小股东不能分享这一收益,因而也具有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曾林阳(2008)[5]在此基础上将涉及大股东的成本分成大股东的私人成本和公司成本。因为大股东为获得公司的现金流权比小股东多支付了私人成本,这些私人成本无法从公司的现金流权中得到补偿,大股东就有动力去寻找公司现金流权之外的途径来补偿其私人成本并获得回报。

在论证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刘少波(2007)明确指出,“作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侵害的,依托控制权的行为能力与控制权成本补偿无关而为大股东强制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收益以上的收益,是一种超控制权收益”[4]。不过刘少波仅仅提出了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形式,没有就超控制权收益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进一步分析,也没有尝试对超控制权收益进行度量和实证研究。游达明、沈屹东(2008)首先尝试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超控制权收益问题进行了计量和实证研究,他们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等微观治理视角对它们与超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却忽略了可能更为重要的制度环境方面的因素,比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及其与之相关的法律保护等。

(二)对文献的评述

控制权收益成本补偿论和超控制权收益概念的提出,清晰表明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为我们全面认识控制权收益问题带来了启示。这也意味着,控制并不必然导致对控股股东的侵害,对控股股东侵害行为的规制,应在保护控股股东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遏制超控制权收益。如果对此不加以澄清和修正,既会导致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不利于中国现实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并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监管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刘少波,2007)[4]。不仅如此,对控制权收益的片面解读还可能使作为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在集团发展政策的制定上束手束脚,无所适从,从而阻碍企业集团竞争优势的发挥。

Dyck、Zingales(2004)、刘少波(2007)等学者也都认识到,合理的控制权收益也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不过他们都认为其来自于控制性股东集中而非分散的投资。在笔者看来,如果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则意味着控股股东的收益可能为负,因为公司经营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收益,还可能因为控股股东的能力不足而经营不善产生损失,由此控股股东为实施控制而付出的成本则无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导致控制权风险的另一个原因是控股股东的组织管理能力,控制权越大,控股股东的风险也越大,对控股股东能力的要求越高,从而来自战略管理领域的企业能力理论为我们解释控制权收益的合理性以及超控制权收益打开了一扇窗户。

二、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

股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股东从一开始就不是同质的,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风险以及自身能力的考虑,不愿或难以承担经营责任,因而成为股东而非合伙人或企业主;一部分则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成为股东。不同目的以及能力的差异,导致股东在公司中居于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那些有能力的主要股东[6]。Barclay和Holdemess(1991)也指出,是大股东的特殊技能和动机而不仅仅是股权集中度影响了公司价值。这表明依托于控制权的管理能力是控制权收益的最终来源。

笔者认为,控制权收益不仅来源于对控制权的成本补偿,对企业集团而言还来源于对控股股东卓越组织能力的回报。

(一)企业能力理论回顾

企业能力理论是在企业资源基础论上演变而来的。资源基础论的奠基者――Penrose(1959)[8]指出,企业是“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体”,每种“生产性资源”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并产生不同的“生产”,资源的不可分割使每个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生产”必然是独特的,并不能为其它企业所模仿,它们产生了准租金,其中的一部分会被企业主独占。此后,Wanerfelt(1984)、Barney(1991)等进一步对引发竞争优势的“资源”进行分析,指出其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完全模仿和无法替代等特征。而在Barney(1991)的定义中,则明确提出诸如“组织过程、企业特征、信息、知识”等这些软资产也是带给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9]。

Richardson(1972)首先提出了“企业能力”的概念,指出能力反映了企业积累的知识、经历和技能,是企业活动的基础[10]。资源是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本身没有生产能力,是生产活动要求资源进行组合和协调,资源是企业能力的基础,企业通过组织过程配置资源以实现预期目的的能力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Grant,1991;Amit和Schoemaker,1993)。1990年Prahalad和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公司核心能力》一文中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11]。20世纪末,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企业面临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价值转移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竞争规则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企业自身不能更新核心能力的话,那么核心能力最终变成核心刚性”(Leonard-Barton,1992)[12]。在此背景下,Teece、Pisano和Shuen(1994)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被定义为“企业整合(Integrate)、建立(Build)以及重构(Reconfigure)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13]。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企业内部资源中组织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逐步成为能力理论的核心。相关研究把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看作企业动态能力的源泉,关注知识的分享与传播、个人能力向组织能力的转换过程,揭示如何推动组织学习的进程和效率,形成了以组织特定知识或隐性知识为主体的“组织资本”理论。

(二)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

企业能力理论解释了企业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无差别的市场主体,企业具有相同的技术和成本结构,面对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企业能力理论则认为企业间是有差别的,差异的本质不是它所从事的活动,也不是构成企业的各种物质要素,而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

上述研究都强调了一个重要主题,即组织资本也是企业租金的重要来源。不过,这些研究都是将企业作为整体来看待,强调作为一个企业整体所享有的组织资源,而没有考虑行使这种组织能力的主体,或者说谁来决定“整合、重构、获取和放弃”哪些资源,以及以什么方式“整合、重构、获取和放弃”资源。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企业各类资源的提供者都应该享有参与这种决策的权力,并且在相互博弈的基础上作出最终的决策,但在存在控制性股东的条件下,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决定了这种决策往往取决于单一的控制性股东或几个控制性股东之间的博弈。

梁磊等(2003)在解释母子公司的形成时认为,企业在积累独特资源和能力的过程中,成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主体。这种自主且相互依赖使多法人联合体形态的企业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集团的下属企业让渡了部分所有权和相应的控制权给母公司,同时也得到了母公司在战略规划、信息、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如果把企业视为一种“间接定价”机制,将市场上难以直接定价的要素如企业家才能转移到企业内部并通过剩余索取权来“定价”,那么企业集团则是将难以定价的企业异质化的资源和组织能力以股权的形式加以“定价”,并成为交易完成后母公司对下属公司进行企业协调和控制的依据。Madhok(199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企业设立母子公司考虑更多的是发展企业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交易费用的节约,他指出,企业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在发展外部关系时必须在交易成本和能力之间进行平衡,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能力理论也解释了企业的存在和企业的边界。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是隐含的、独特的、不可测量的,不是所有的能力都可以用契约的形式表示。因此“企业为什么存在”不是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导致的高昂交易成本,而是由于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的完全市场不存在(Hodgson,1997),才会建立企业以内部管理的方式组织这些不可交易的资源。

相对于独立企业而言,企业集团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隶属于不同法人主体的经济资源整合并利用起来,以实现集团的整体目标。而从更长的时间段上来看,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集团应重构已有资源、发掘和获取新的有价值的资源并整合至集团麾下,以实现集团的持续竞争优势。无数并购实例提示我们,即使是强强联合也未必能够造就一个更为强大的企业,联合后企业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整合成功与否。资源成功整合的集团,集团竞争力提升;而整合不利的集团,则辉煌不再,甚至走入衰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集团竞争力的来源取决于集团母公司的“组织资本”或“组织能力”,即整合母子公司资源,重塑竞争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整体能力。在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作为控制性股东,是集团管理控制职能实施的主体,其与子公司控制权安排的协调过程和控制职能在集团内的有效传导和渗透决定了集团资源整合和作用的效力,决定了集团短期和长期的竞争优势。由此,控制权收益不仅来源于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也来源于对控制性股东卓越组织能力的回报。控制性股东基于其能力实现的控制权收益,其载体体现在企业集团内部交易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的提升和协同能力的增强,因而是一种合理收益。

从企业能力理论来看,超控制权收益的来源不是基于控股股东的组织能力,而是来源于控股股东组织能力之外的滥用权力和钻法律的漏洞所获得的一种非生产性回报,它的发生不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是“对公司存量利益的再分配,表现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缺乏合理的载体和保障”(刘少波,2007)[4]。

在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过程中,控股股东关注的重点通常不在于如何整合、重构已有资源以获取协同效应,而在于怎样通过各种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资源转移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他们往往需要打着出于集团整体利益的旗帜,利用控制权的行为能力进行不公允关联交易,或是为交易而特意设立看似不相关而实质为其所控制的新机构以遮人耳目,达到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目的。

三、超控制权收益特征

与合理的控制权收益相比较,超控制权收益具有以下特征:

(一)不公平性

超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性股东滥用控制权,依托各种不公允的关联交易而实现的。无论是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源的隧道行为,抑或是转移资源给上市公司的支撑行为,即使号称是站在企业集团整体利益的角度,都必然存在着对交易一方的少数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公平;而所谓出于集团整体利益,利用不公允关联交易以达到避税目的,则是以牺牲社会整体福利为代价的,因而这种收益必然是一种不合理的收益。而合理控制权收益的获得是公平的,即所有交易对集团内所有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是公平的,这种公平首先体现在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上。事实上,集团协同效应的实现不是依赖于内部市场的不公允交易价格,而是在价格公允的前提下,由于缔结长期契约而节约的交易成本、减少的交易不确定性以及所获取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经济。

(二)不可持续性

由于超控制权收益不是一种生产性收益,而是一种交易性收益,并且必然造成对交易一方的少数股东的不公平,因而必将招致少数股东的抵制,因而是不可持续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些超控制权收益的获得是利用法律的不完备来获得的,因而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其存在的空间也不断缩小。甚至还有一些超控制权收益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因而必然招致法律的制裁。而合理控制权收益来自于控股股东围绕核心能力的稳健发展,是一种生产性收益。控股股东的有效控制通过提高少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投入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所有股东带来增量收益,因而必然受到包括少数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欢迎,具有可持续性。

(三)隐蔽性

由于超控制权收益是一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收益,因此任何超控制权收益的追逐者往往通过刻意构造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利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试图掩人耳目。这种追逐超控制权收益的过程,不仅放大了集团的管理成本,也抑制了控制性股东实施有效控制、获取合理控制权收益的能力。

企业能力理论意味着控股股东要想持续获得合理的控制权收益,就应将其业务集中到其资源和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从机会驱动型转向能力驱动型的发展,即采取归核化发展战略。在短缺经济时代,企业只要找到市场机会,就可采取行动,即使没有足够的内部资源,也可通过借贷或其他途径获得资源后去实施自己的战略并获取利润,与之相伴的是企业纷纷寻求多元化发展,形成了结构复杂、层级众多的企业集团。随着短缺经济被过剩经济所取代,科技快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竞争日益加剧,机构臃肿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既难以适应复杂的竞争环境,也大大增加了成本,甚至使控股股东通过侵害谋求超控制权收益而偏离其发展要义。企业能力理论提示我们,公司的发展战略应建立在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上,业务向核心能力靠拢,资源向核心业务集中。与归核化战略相伴随,企业集团需要简化臃肿复杂的控制结构,缩短控制链条,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而这个过程,也是让隐蔽的超控制权收益无所遁形的过程。

四、结束语

企业能力理论本身更倾向于从战略的角度来指导企业的行动,但是在理解企业集团母公司控制权收益时,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控制权收益合理性的另一种视角。从企业能力理论来看,控股股东是基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获取控制权收益,这种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性,它既是对控制性股东卓越组织能力的回报,又是对组织过程中的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是控股股东组织能力之外的滥用权力和钻法律漏洞所获得的一种非生产性回报,它的发生不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表现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对控股股东侵害的规制,应在保护其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遏制其获取超控制权收益的动机和途径。而通过有关政策激励促使其采取归核化发展战略是可行的一步,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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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Control and Excessive Benefits of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Capabilities

Liu Liyan1, Xiong Shengxu2

(1. Business School,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64, China)

第5篇：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

Abstract：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studi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on strategy，and established diversification regression model，set up plurality variable， financial leverage variable， state subsidies and income variables，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ata from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platform， used the method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not significantly carrelated between diversified operation and asset liability ratio index in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financial leverag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ets； state financial subsidies support to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are remarkable effect.

关键词： 中小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资本结构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diversification strategy；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1-0113-04

0 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构成比例关系（即自有资本和债务资本及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企业规模、经营的性质、外部动态的经济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复杂性，给构建一个有效的、可供参考的企业资本结构模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图尔特·梅耶斯（S. Myers，1984）曾将资本结构问题称之为“资本结构之谜（The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可见，资本结构研究不能仅仅从理论上进行定性说明，还需要针对不同的经济体和政策环境进行量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创新性地着眼于中国中小企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资本结构效应，找出影响企业长期发展的因素以及其动态机理，构建了一个有效的资本结构分析模型。这对中小的企业的长期持续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资本结构方面实证研究也已不少，基本上都是针对主板上市的大公司，对创业板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少，对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学者们将市场均衡理论用于研究企业资本结构，提出了MM理论（Franco Modigliani 1958；Mertor Miller 1958），为资本结构的研究开辟了先河，构建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体系。不考虑企业所得税，认为企业无论以负债融资还是权益资本融资，都只改变企业总价值在股权与债权人之间的分割比率、而不会影响企业的市场总价值。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成功地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但假设条件比较苛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导致其对经济实践的偏离，缺乏现实的意义。在现实财务实践中，各种负债成本随负债比率的增大而上升。为了解析这一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瓦勒（Warner，1977）、梅耶斯和海吉拉夫（Myers and Majluf，1984）针对MM理论的缺陷提出了“税负利益一破产成本”的权衡理论。他们放宽MM理论的各种假定，考虑了税收、财务拮据成本、成本等因素，认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税赋节约，减去与其财务拮据成本的现值和成本的现值，从而得出最优资本结构在税赋成本节约与财务拮据成本和成本相互平衡点上的结论。权衡理论将研究视野建立在“人的行为”，开辟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新的研究方向，但这一理论没有作出本源性的解释，而且以静态或局部均衡角度来展开分析研究，没有考虑外界经济环境与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条件变换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资本结构不仅决定着企业收入的分配，而且决定着企业控制权的分配。股本和债务比例的变化主要与融资方式的选择有关系，选择什么样的融资方式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股本与债务比例，从而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控制和治理结构（Willamson，1988）。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对项目融资方式的选择要取决于项目资产的本质特性。Stulz研究了企业表决权对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表决权的分布状况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价值。他假设管理者所能掌握的表决权比例为a，当a值较低时，债务的增加提高了a值，进而提高企业发行在外股票的价值，表明企业的价值与a成正相关关系；反之，则相反（Stulz 1988）。但Stulz的研究忽略了公司控制权市场所产生的积极的激励作用。哈里斯和雷维吾则对Stulz研究模型进行了改进，认为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中债券、优先股和认股权证这类无投票权的融资工具越多，那么管理者的控制权就越大。企业的价值取决于股权收购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反过来是由管理者所有权份额决定的（Harris & Raviv，1988）。Israel从现金流的视角研究了资本结构问题，较高的债务

水平也导致大部分协同利益为目标公司债权人所攫取，从而产生负债的价值减少效应，导致收购利润下降，降低了收购概率。因此，管理者要对价值增加效应与价值减少效应的相互权衡中选择最优公司资本结构（Israel 1991）。Novaes从接管威胁的角度研究了杠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接管的威胁情况下，杠杆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因为管理者在提高杠杆以抵御接管后，也提高了被股东更换的可能性（Novaes 2003）。

除此之外，很多学者站在产业的理论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结构。Titman考虑债务水平与企业客户、供货商、雇员等利益相关者以及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一个利益相关者都会关注公司的财务状况结论。Brander & Lewis提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作用，可以诱使股东追求更具风险的投资战略，企业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因此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产品市场策略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企业的举债能力随产品需求弹性增加而增加，随折现率提高而减小（Brander 1986，Lewis）。Glazer研究了负债的期限结构因素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认为与仅拥有短期债务或无负债的企业相比，拥有长期负债降低了企业的进攻性（Glazer 1994）。可见，企业资本结构与竞争战略有一定关系。Istaitieh & Rodriguez研究了债务与竞争战略的关系发现：高的债务水平使企业选择消极竞争战略，采取消极竞争战略的企业通常会选择高的负债水平。资本结构和企业的竞争战略的影响是双向的（Istaitieh2003，Rodriguez，2003）。谭元戎、孙剑平等人研究财务杠杆与竞争战略的关系，认为财务杠杆与竞争战略有较强互动关系。（谭元戎2007，孙剑平2007）

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特殊性，利用中国上市中小企业数据研究多元化经营战略与其资本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相信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假设1：多元化经营战略与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关性不明显。

多元化战略（Diversification Strategy）是指企业采取在多个相关或不相关产业领域中同时生产或提供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的发展思路。中小企业在成长的阶段处于市场竞争中脆弱群体，主业还不是很强大，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差，实行多元化的竞争战略造成资金分散，削减了核心产业的研发和市场营销投资支出抵消了其充分挖掘社会资源的优势，核心竞争力不足，因此，多元化经营战略对中小企业资本结构改善不明显。

假设2：在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影响下，中小企业的财务杠杆对其资产负债率呈显著正相关。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制度方面不足，造成江苏和浙江两省民间集资盛行。处于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比较高，高昂的融资成本可能会抵消负债经营带来税盾收益和资金经营的收益，造成中小企业财务杠杆系数与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

2 研究模型设计与变量界定

2.1 多元化衡量指标 本研究采用DO作为测量企业经营多元化程度的指标。

DO=N N表示企业所经营产品总数，DO越大，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进行中小企业产品分类，并据此对所收集的经营性质相近的产品的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合并。

2.2 企业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效应具有放大企业息前税前利润的变化对每股收益的变动程度，这种影响程度是财务风险的一种测量，财务杠杆的大小一般用财务杠杆系数来表示。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表明财务杠杆作用就越大，财务风险就越大；反之，则相反。因此，本文选取这个财务杠杆系数来测量资本结构指标。

DFL=■其中，DFL表示财务杠杆系数，？驻EPS表示每股收益变动额，EPS表示表动前每股收益率， ？驻EBIT表示息税前利润变动额，EBIT表示息税前利润。

2.3 宏观环境指标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会响企业融资能力以及财务结构和经营的外部环境，因而本文用国家对企业的补贴额来表示中小企业在政策方面得到支持的力度。

Si=■

2.4 资本结构指标 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负债筹集的，该指标是评价公司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同时也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的指标，也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因此本文选取其来表示资本结构的指标。

DAR=■

本文设计的研究模型如下：

DAR=？茁+？茁1DFL+？茁2DO+？茁3Si+？茁4ROA+？茁5ROE+？自

其中DAR是资本结构的衡量指标，DFL表示公司财务杠杆系数，DO表示多元化指标，Si表示国家补贴指标，ROA和ROE表示收益率指标，？茁i表示回归方程参数，？自表示残差项。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数据来源与处理：为了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作者进行了深交所所有中小板上市企业数据的采集、分析工作。为研究中小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资本结构效应，从样本数据中遴选出具有两年以上市经历的中小企业。根据国家2011年8月颁发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进行选择数据样本。由于中小板上市企业发展时间不是很长，能持续经营的企业不多，本文选取了108生产型的企业财务报表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下面就以2011年的财务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①相关性分析：

表1表明：财务杠杆系数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显著高度正相关，多元化经营指标DO对其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国家补贴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总资产收益率对资产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国家的补贴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的升级提升带来一定影响。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产品的研发、优化和服务销售网络扩大和升级。同时，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限制较大，融资成本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补贴能改善资本结构，提高信誉，提升产业升级，增强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中小企业的长期的发展。

②回归分析：

表2可知，在多元化经营战略交互作用下，财务杠杆与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相关。这说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抵押与担保受到限制，融资渠道狭窄，这就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很难通过正规的金融系统融到投资的资金，造成其融资成本较高，同时中小企业的在规模经济方面较弱，生产经营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国有企业垄断竞争的外部环境，因此，过多负债经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不利。多元化的指标DO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中小企业在成长的阶段实行多元化的竞争战略造成资金分散，削减了核心产业的研发和市场营销投资支出。虽然中小企业实行多元化的竞争战略在短期内有利其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改善企业财务结构，但其处于市场竞争中脆弱群体，主业还不是很强大，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经营战略不是挽救了企业，而是分散了企业的资源，企业绩效很难提高。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从多元化竞争战略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中小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拥有的资源有限，很难通过规模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成本的优势很难体现出来。同时产品跟一些大型企业相比，在知名度和美誉度方面竞争也显得不足，市场竞争价格不强。国家财政补贴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有一定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国家财政补贴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中小企业财务杠杆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4.1 中小企业本身拥有的资源有限，如果长期进行多元化经营战略，会造成资金过度分散，造成核心产业投入不足，核心竞争力不明显。同时，随着企业发展壮大，会产生更多和高层管理者与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抵消多元化战略分散经营风险的优势。因此，中小企业在发展的阶段，不宜过度多元化经营。

4.2 财务杠杆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对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在高速发展中的财务杠杆的发大中小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比较高。因此有必要改善一下中国金融体系，加大中小企业在政策体制方面的扶持力度，尤其是短期小额贷款方面规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成本高问题，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4.3 财政补贴与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率显著呈负相关，表明国家的补贴扶持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是比较明显，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的财务结构状况。中小企业虽然规模没有国有大企业大，但也涉及到了基本需要的生产，且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激活整个市场活力，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了全国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中小企业是比较粗放型经济主体，国家有必要在培训服务、咨询服务和创业服务加大扶持力度，使之能良好发展。

本文研究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中国中小版上市企业的历史不是很长，研究数据的样本容量稍有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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