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愧不敢当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罗奇——奇月派掌门，乃我班的风云人物，因成绩不错等原因，老师对她格外偏心。老师要大家抓紧午间时段做作业，要不然就会惨遭臭骂，但是也有列外，罗奇中午常常很晚回教室，可老师从不舍得骂她。因此，她就成了在外面吃饭一会儿，等罗奇来，一起走，保证平安无事。久而久之，这些同学就成了她的死党。每个午的众多同学的救星。每次那些同学在外面贪玩了会儿，回去就怕老师骂，只要在外面多逗留后，一群人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围着罗奇回教室，在加上掌门人“罗奇”的鼎鼎大名，故而这群人被称为奇月派。
群众支持：30%
②峨嵋派
小女不才，班长之威出掌此派，真有些愧不敢当。左护法——语文课代表，右护法——学习委员，手下包括了班里绝大多数娘子军及部分男生。我们门派凯称“学院派”，我派弟子知识面甚广，求知识欲极强，有不惹事生非，所以实力很强，发展态度非常好，与其他⑵派关系处得较好。
群众支持：50%
③红豆派
自小喝着家中的汤水长大，久而久之多少有点概念，什么是清热、什么是补益、什么是调理等等的茶汤，只是随随便便地抖点出来，传来传去之后，竟然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煲汤能手，实在愧不敢当，那是误传，我只有两道三脚猫功夫，并非专家，在此以正视听，哈哈!
在横店待了几乎3个月，这里的闷热、潮湿，以及多变的天气，真的够受的。有时在艳阳高挂，烈日当空的拍摄环境下，少点敬业和毅力，真的很难支持。当然随身携带的冷饮，冰箱内解暑食物，都――不能或缺，可是冷冻的饮食吃喝多了，身体多少会发出警号，吃不消的，那时就要想想办法，平衡一下。
这次拍摄时间表排得紧凑，想有充足睡眠都几乎是奢侈想法时，怎还有时间煲汤呢!这时又如何可以汤水磁润身体呢?当然三脚猫师傅，还是有三两道板斧的，那就是避免长时间熬汤，用滚烫的开水饮的荼疗了。
天气炎热，以下介绍几款茶饮，希望和大家分享。首先食欲不振的茶疗：金橘三枚压榨开，放入保温杯中，^霍注大滚的开水，盖上杯盖子十多分钟，然后晾凉点饮用，可冲泡多次饮用，这茶能开胃消食。
晚上睡眠不好，或睡眠不足时，可以用绿茶1份(1份为1克，下同――编辑注)，迷迭香1份放杯中，注大滚开水，煽泡10分钟，放凉点代茶饮用，不独有提神醒脑作用，还有增强记忆和治疗头痛的作用呢!
常常饮冷饮，广东人就会认为冷饮会把湿气积聚身体中，容易湿气不散，使人精神不振，容易水肿，我就有这款去湿驱暑茶，作为最强后盾：绿茶8份，薄荷12份，荷叶一张切碎，放八保暖壶内，注入滚水5分钟，用作荼代饮用，可以消暑解湿，十分管用。
1974年年底，我九岁多，随父母下放到华容县东山公社黄合大队已经整整五个年头，在当地小学就读三年级。那年月，小学生也要务工务农，我手脚不算懒惰，但有个癖好，喜欢偷空看小人书。由于穷困和闭塞的缘故，小人书难得一遇，而它们的内容如同魔法空间一般，给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我着迷。
有一天，三年级学生去学校附近的生产队挖塘泥。出发前，一位姓黄的同学借给我一本小人书――《野火春风斗古城》，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劳动时，他们挖塘泥，抬塘泥，挑塘泥，忙得不亦乐乎，我借口去解手，躲到一个草木遮蔽的山坡下，掏出那本小人书，很快就像秤砣沉入了水中一样。也不知过了多久，何老师凶神恶煞一般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当即没收了我手中的小人书，还拎着我的耳朵将我拖到水塘边，要大家安静下来。何老师扬了扬手中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对大家说：“你们看啊！他逃避劳动，躲在山坡那边看连环画。这叫什么？这叫走白专道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孔老二的学生！”
“哈哈，孔老二的学生！孔老二的学生！”
有些同学开始起哄。我被揪着耳朵，戳在塘边示众，觉得丢人现眼，颜面无存，恨不得找个又宽又深的地缝钻下去。
至少有一年多时间，我仿佛置身在地狱的噩梦中，上学和放学时，身后总有人发出嘲笑声，大呼小叫地喊“孔老二的学生”。生闷气是没用的，我跑，他们就追，叫得更加起劲儿，还有人在身后扔又干又硬的泥巴坨，如果击中身子的话，轻则弄脏衣服，重则砸出淤青来。
“孔老二的学生”成了红字，成了我身上的耻辱标志，一个小孩子的自尊心被人公然践踏在脚底，为此我多次流下屈辱的眼泪，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
几年后，举国上下拨乱反正，教育很快恢复了生机，臭名昭著的“孔老二”也没人再骂再批了。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孔子强势反弹，经过一些新儒家的刮垢磨光，他又重新光复了那座沦陷已久的神坛。这真叫白云苍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1982年夏天，我考上北京大学，假期去华容故地为母亲扫墓，告慰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在砖桥镇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我居然巧遇当年的班主任何老师，他离开学校，做起了小生意。几年不见，何老师双眼枯涩，两鬓萧疏，当年的精气神已大打折扣。师生意外邂逅，握手相看，不胜唏嘘。何老师感叹道：“我教了十几年书，你最争气，考上北大不简单，我真为你高兴！”
“何老师，不知你记不记得，小学三年级时，你当众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做‘孔老二的学生’，我可是差点被唾沫淹死啊！”毕竟年少气盛，我心直口快，哪壶不开提哪壶。
何老师见我重提旧事，似乎大有兴师问罪的意思，他尴尬地笑了笑，所幸他并不缺乏机智和幽默感。
“当初，我可没说错啊！你看你吧，十七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么会读书，我叫你孔老二的学生，一点也没看走眼啊！”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十分吊诡的是：昔日我被人嘲骂为“孔老二的学生”，心中极感窝囊和恼怒，以为自己的人格遭到了侮辱，恨不得跟对方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时过境迁，一旦何老师为我“正名”，竖起大拇指，夸赞我光大了孔门，我却又愧不敢当。
“孔老二的学生”，这个称呼由高不可攀到臭不可闻，再由臭不可闻到高不可攀，在荣耀和耻辱之间，仿佛赌台上的骰子一样翻覆，谁能预先猜准它们的点数？谁能提前猜中它们的大小？
挤出的奶”捧着一颗心来，吃进去的草。不带半根草去”任何形容我教师的工作的语言都不为过。说过：小学教师的责任比大总统还大些。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说特殊，因为小学教师教授的对象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们低年级的教师更是这样，要将那些刚从幼儿园中走出的孩子教育成为明白懂事的人”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常年在忙忙碌碌中生活，不论八小时内外，下了班还在工作，甚至有时连做梦都是操着孩子们心，实在辛苦！作为一个小学教师，深深体验到其中的艰辛，要祝福我同仁们和我自己，祝我幸福！祝我快乐！
孩子也爱你付出一个微笑，爱孩子。孩子会回报几十个微笑；付出一片爱，会收获层层的爱。常常为此而感动。今年元旦，收到几十张贺卡，有的折了纸鹤，有的用布做了一些小挂件等等，用稚嫩语言倾诉着对老师的爱，其中有四位同学联名写道：沈老师，您的样子确实有些像江爷爷，摘下眼镜又像一只小黄兔。真诚的希望您可以留下来，陪我渡过小学，祝您身体健康！还有很多学生把他最喜欢的照片贴在贺卡上送给我留作永远纪念。把所有的贺卡拍成照片挂在博客上，时时回味，时时感动。
其实都是感情的碰撞与交融。让这碰撞与交融在现在学生身上更猛烈些吧！学生身上的付出。
二、爱”行动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学生是自由的轻松的活泼的个性是张扬的人格是健全的追求真正的素质教育。
正在行动。为实践我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我的英文名字叫EuniceMoeBrock,翻译成中文是牧琳爱。1917年,我在中国河北北戴河出生。我的父母是从美国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所以我从出生后一直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后来随父母的工作辗转来到山东。
我的爸爸是个“中国通”。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给我灌输很多中国的价值观念。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那是一段单纯美好的岁月,中国由此在我心中扎根。以至于当我离开山东、离开了中国后,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仍是这里。
13岁时,我随父母回到了美国。那时,正值中国处在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但作为一个小孩子,我根本没有能力去帮他们,只能带着这份同情离开了中国。
回国后,我像其他美国女性一样开始了普通人的生活:入学读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这期间,我还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并担任美国一家儿童医院的院长和当地护士学会主席。我当时在美国的生活很安逸,但是我却忘不了和我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中国人。我一直想回去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我对中国的感情,别人无法体会,我的丈夫也不能理解。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要回到中国”。
1999年,我从丈夫去世的悲痛中逐渐恢复过来,当时已经82岁了。如果有生之年还是不能回到中国一偿夙愿,那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所以,我不顾儿女反对,卖掉了在美国的40英亩山林和别墅、花园、汽车等家产,一个人到中国寻梦。来到中国后,我还是回到故土。我选择了一个山东的村子长期居住。
这里的居民非常善良。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不熟悉,不好意思和我说话,有的小孩一见到我还会哭。不过,现在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当地政府把村里位置最好的一套院落腾给我居住。
这个农家院落是我在中国的家。我在院子里开辟花园,在院墙上喷绘壁画,在墙根堆假山⋯⋯不过我到现在还是不习惯旱厕,所以对它进行了改造,把一只木凳锯成简易的坐便器架在旱厕的蹲坑上。这个小创新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
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中国农村的朴实生活。我跟四邻八舍的老太太们聊家常、赶大集办置年货、到村里的小学教教英语、到镇上给中学老师培训英语,和市里医院的同行们交流医术心得⋯⋯这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的生活充满色彩,我的精神世界很富有。
每年的圣诞节,我还会穿上大红色的圣诞服,载上一车的礼物到村里的小学去给孩子们讲故事,送给孩子们圣诞礼物。我这个“圣诞老人”的形象非常受孩子们欢迎。虽然大家并不特别了解圣诞节,但已经把圣诞节作为必过的节日。
我喜欢帮助有困难的中国人,这也是我回到中国的初衷。我给小学、医院、村民捐款捐物,从美国引进优质果树帮助农民致富,给村里的老人治疗白内障、配眼镜⋯⋯对年轻人,我更多的是鼓励。我看到他们,仿佛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我很喜欢给年轻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当遇到挫折或难题时,年轻的朋友们也喜欢找我倾诉。
帮助别人使我自己获得了很大的快乐,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善良的中国人授予我“慈善之星”称号,说我是“中华慈善大使”。这些赞誉让我愧不敢当,毕竟我是以回馈的角度来做这些事情的。我的童年同时也是我人生的开端在这里度过,可以说中国和中国人对我的帮助是从我出生就开始的。我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爱心和友爱,我内心深处很感动。
2009年7月24日,我获得了由山东省公安厅发放的“中国绿卡”,终于了却了我永久留在中国的夙愿。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有一颗中国心。我一直笃信佛教关于人有来生的说法。如果有来生,我想尽快投胎转世,快点长大,然后找到我的丈夫,说服他跟我一起来中国生活。我将以我有限的生命为中国人民服务。
Eunice Moe Brock is an American born in Beidaihe, China. In the 1930s, she spent a memorable childhood in Shandong with her parents and then went back to America. After more than 60 years, she came back to China and settled in Shandong. She won the “Chinese Green Card” for her contribution to public welfare. Now, she still lives in Shandong.
My name is Eunice Moe Brock, and Chinese name is Mu Lin'ai. In 1917, I was born in Beidaihe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My parents were Americans and they did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So, after I was born, I lived in China with my parents and later moved to Shandong because of their work.
My father was an expert on China. Since I was very young, he instilled in me many Chinese values. In China, I spent my memorable childhood. That was a pure and beautiful period of time. From then on, China was deeply rooted in my mind. After I left Shandong, and left China, the place that I missed most was still here.
When I was 13 years old, I went back to America with my parents. At that time, China was convulsed with wars. Life was miserable for the citizens of China. However, as a little child, I was incapable of helping them. So I had to leave China with my sympathy.
After I went back to America, like other American women, I started my normal life: studied in schools, had a job, got married and had children.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I got two doctor’s degrees and acted as president of a children’s hospital and chairman of a local nursing college in America. I had an easy life at that time. But I always remembered the Chinese people who lived with me for over 13 years. I always wanted to come back to China and do someth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ther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my emotion for China including my husband. But there was always a voice in my head: “I must go back to China.”
In 1999, I gradually recovered from the sorrow at the loss of my husband. I was already 82 years old that year. If I couldn’t realize my dream of coming back to China, that would be a lifelong regret. So, despite the opposition of my children, I sold my 40-acre forest, my villa, my garden, and my car, and came to China to pursue my dream by myself. Then I chose to live in a village in Shandong.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are very kind. At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not familiar with me and were shy to talk to me. A child would even look at me and then cry. However, now I am one of them. The local government gave me the courtyard with the best position.
This farmhouse is my home in China. I cultivated a garden in the yard, painted pictures on the walls, and put rockeries at the foot of the wall…Nevertheless, up to now I am still unaccustomed to the dry latrine. I sawed a wooden bench, made it as a frame for the toilet, and put it over the pit. This innovation makes my life more comfortable.
最初任职一家小民营红酒公司，后来辗转进入可口可乐、顶新集团等公司，在消费品营销行业从跑街先生、直销司机、一步一步做到销售经理、品牌经理、销售总监。期间几起几伏，也曾动摇过——尤其是当自己在马路上汗流浃背地贴POP，而同班同学却衣着光鲜坐在电脑公司里、享受冷气时。一直鼓励我的只有一个想法：我喜欢营销，我相信自己在这个行业里一定可以“学得进去”，“做得出来”。
很偶然的机会进入顾问行业，把自己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总结讲给同行们听，不经意发现，营销人员非常渴望这些源于一线的“原创音乐”。他们迫切需要的也正是这些可以迅速学以致用的，动作分解式的培训。
于是我成为一名专业营销培训顾问。
走上讲台一年多时间，做了一百零几场培训之后，我告诉自己，这次的职业选择可能要延续不止十年。
从IT精英到司机、业务员再到销售经理、销售经理，最后又成为一个“教书先生”，这样的轨迹，实在是有些“无常”。可是事情就这样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第一次给企业培训是源于自己在《销售与市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企业内几个同行看完后觉得比较实际，有共鸣，就托编辑部找我去讲课，在济南佳宝乳业，平生第一次给一百多个所不相识的同行做培训，面对台下黑压压一片，刚开始还真的略有紧张，培训后学员的热烈掌声和评价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原来我在培训的行业能有这样的竞争力。之后口碑相传，课程渐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次给企业做咨询更戏剧性，同样也是源于媒体。2001年我曾出版了一本小书，后来被娃哈哈拿去印刷做内训教材，此“书”被华龙集团的一个业务员看到，复印了了一本拿回公司“献宝”，正值华龙集团在尝试终端渠道改革，对“书”中一些终端渠道管理的内容甚有感触，几个管理层传阅之际，华龙销售公司总经理陈君女士突然想起眼前这本“娃哈哈培训资料”的内容好像在一本书上看过……就这样因缘际会，促成我和华龙的第一次接触，在针对华龙全体销售人员做了两次培训之后，敲定2002年华龙集团的营销管理系统改革、城市渠道建立、内训教材建立系列咨询项目由我主刀，接下来2002-2003年我带着四个助手，从市调、诊断报告到方案初稿递交乃至样板市场亲自执行、最后方案出台、辅导跟踪，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几乎成了华龙的全职员工。
今天我在营销顾问行业发展相对顺利，相比较不少同辈师兄弟，自己的工作环境、发展空间、学习机会等都优越许多。庆幸之余，有时也会自诘——在中国有十几年营销经历的人不少，为什么自己会那么走运？
回头看，其实偶然的背后有必然。
其一，大型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从基层做起的十几年工作经历给我打下了专业基础。尤其在进入营销行业初期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波折，在民营企业做大区经理后又进入外企从基层业代做起，如今回想：这四年最基层的一线业务操作经验非常宝贵，对我后来做销售管理的务实风格塑造，以及做营销顾问编写销售人员的培训教材时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有莫大的帮助；
其二，我有非常顽固地记录、总结习惯，十年来，读书笔记、工作日记从不间断，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现在写书、写教材都比较轻松。实际上我的创作源泉不是在康师傅、可口可乐接受的系统培训，也没有依托于哪个营销大师的理论，更多的源于我的几十本工作日记，源于自己这些年的心得体会、总结积累。现在每一次培训课结束时，我都会告诉学员“日经一事，必长一智，善于总结的人才会快速成长”，“勤于纪录，勤于总结，会使你的经历更有含金量，让你避免遗忘，更迅速的积累经验”
其三，受益于自己的动笔能力和媒体的支持，在做基层工作中时就经常不断作些总结和思考，落成文字在各种营销媒体发表，与《销售与市场》的合作从98年起到现在几乎从来未断过。一路走来积少成多到如今已有近百万字。也就是这个原因，在行业逐渐积累了些影响力，在无知无觉的被动状态下，接到顾问行业最重要的第一张订单。
2003年初，幸被《销售与市场》杂志聘为高级研究员，当时社长李颖生先生讲了一句话：“现在在营销上找个好的合作伙伴真难，专家们要么太理论，要么干脆是企业的一线经理，虽然贴近市场，但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眼界太窄”。听罢，心中怦然一动：对了，我想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这些年我既在低头拉车，又在抬头看路。
“教书先生”的生涯里，也有不少同行对我的选择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在此一并作答：
问：你以前在哪些企业的培训部任职？你有多少年的培训经验？
答：我在企业里一直在做销售，在培训部一天也没有呆过。专职的培训是从2002年开始，但培训经验至少有七八年——做为一名出色的销售经理，我几乎天天要给下属做培训。销售行业里常常有些人自我标榜“我这个人是会干不会说”，其实这是借口。做销售首先要做人的工作，对上要争取领导支持，对下要带好团队，对外要“摆平”客户，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强的沟通能力。销售经理“能干不能说”充其量是一个班组长的水平，销售经理首先必须是一名出色讲师。
问：你的培训是否带有更多的个人经验色彩？您觉得这些年的市场销售游戏规则有没有在改变，你现在脱离一线做培训，会不会感到以前的经验是否会有过时的风险？
答：我的教材全是自己“原创编写”，课程框架脱胎于可口可乐、康师傅的营销系统，课程内容主要得益于自己十年来的个人摸索以及在各个企业培训时吸收学员的众家之长。坦率讲我的课程很难抹煞个人经验色彩，但同行相较，我并不觉得这是个缺憾，反而正是竞争力所在。
有没有过时的风险？当然有。十年间，中国的营销行业先后经历了“供销”、“大客户”、“赊销成灾”、“密集分销”、“坐商变行商”、“终端销售”，直到现在在逐渐形成“厂方执行预售制掌控销售网络，经销商开始向物流商发展”七个不同阶段。赊销、恶性冲货已从厂家共同头痛的营销“癌症”到现在成为正规企业的“历史故事”，大家面临新一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物流效率，如何改进既有的销售队伍和经销通路更有效的跟国际大卖场打交道。
市场天天都在变，在变化的市场中，每一个人都是“新兵”，固守以往的经验一定会过时，如果我真的脱离市场站在讲台上讲三五年，也会沦为毫无价值的“理论家”，这一点是我培训顾问生涯里最大的压力和恐惧，我能做到的是以下几件事情，期望能够使自己长期“保鲜”：
1、 每一次培训后教材就修改、升级一次。教学相长，学员们的提问、小组讨论时的答案不断给我新的给养；
2、 及时充电，研习最新的营销书刊、参加同行优秀者的培训课程；
3、 定位于培训顾问，同时兼作企业的营销顾问，在亲自动手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同时让自己有机会重回市场一线。
4、 抵制诱惑，每个月给自己限制最高的培训天数，每个月最少读两本专业书刊，每一个培训企业都要经过详细的访谈、备课、再访谈修改、最后执行。培训师最大的误区就是“走红”之后天天讲课，没时间充电最后落个“伤仲永”的下场。
问：为什么你会更关注培训而非咨询项目？
答：作为营销顾问，仅从销售额和利润角度看，咨询项目一定比培训项目更有利。但笔者自己在企业的十几年体会是，管理是很难咨询出来的，一个企业的管理体系是有水土的，一定要熟知企业的土壤和气候，撒下合适的种子，浇水、施肥、矫形、渐渐的由表及里，慢慢生根长出来才行。
咨询方要真的对企业有所帮助，一定要全职投入企业半年以上，深入各个岗位和市场一线做调研，最好能亲自执行样板市场，用实践验证自己的方案优劣，之后才有可能对企业发生一些好的或者坏的影响。而以这种方法作咨询，耗时往往会在一年左右，时间和运营成本极高。除非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积累了很高的品牌价值，同时拥有相对低价的人力资源，否则咨询其实是一个在高道德成本高利润和高运作成本微利经营两种模式中作取舍的行业。
培训目前是一个正在快速膨胀的市场，需求大，真正能让企业满意的培训产品少，而且现在培训行业非常现实，不管你头上的光环有多大，学员在半小时之内就能辨认一个培训产品的优劣，品牌在这里的影响力未必很大。在这个浮躁的商业社会里，培训界的游戏规则尤其对新入行者而言，更简单直接、更彰显实力、也最公平！
问：你对今天的培训市场怎么看？
答：中国目前的培训市场还属于供不应求的阶段。讲师多，产品多，但消费者的抱怨和不满也很突出。培训行业的两大症结：一为实用性；二为安全性。
何谓实用性症结？——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强调培训课程要实战，也曾听过太多游戏为主、互动成风、理论宣导、案例成堆的课程，结果是上课激动，下课冲动，上市场之后不知道怎么动。其实销售人员不想听理论，也不想听太多商战故事，更不喜欢从早到晚互动做游戏，他们要的东西很简单：超市不让进店怎么办？冲货怎么打？员工填假报表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
何谓安全性症结？——不少学员一听要培训就很反感？为什么？现在在广州、北京、上海开的公开课大多数一个班都在30人以下，为什么？——大家经历了太多次的失望。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已经让他们厌倦。
如何把培训产品从理念宣导落实到动作分解，这对中国企业界和培训界而言是机会也是难题。推行培训零风险质量承诺（客户不满意就全额退费）的行业标准，这个行业才能更加成熟理性，才能真正激浊扬清。
《销售与市场》十年大庆之际，受邀讲讲自己十年营销生涯的感受，落笔成文之时，与当年走出校门踏入营销行业同样是炎热的仲夏，其间相隔整整一十二年，一路走来与《销售与市场》多多结缘，借此机会向老朋友道声谢问声好。
杂志社张老师约稿时提到让我在文章结尾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仍在企业一线奋战的朋友讲几句“勉励之词”。这个题目着实让我愧不敢当，而且有些黯然——一直以为自己正值当年，怎么忽的变成“过来人”了？
惶恐之中，权做以下答卷：
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30年。
曾任全国教育软件评审委员、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参与修订《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
曾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机器人学组负责人。
曾任《信息技术教育》和《网络科技时代》杂志主编。
前不久，按旧例过70岁生日，老友送来贺联。联曰：宏论数百篇确有真知灼见；教学三十载分明非梦非烟！横批：敢为天下先。
“真知灼见”，愧不敢当！“非梦非烟”，令我感慨良多：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二三十年前的物件，不说是甲骨文，也是老古董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彼时我们讨论过，而且自信已经给出答案的问题，今天照样被重新提出来，且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的是并未“云消雾散”，真的是“非梦非烟”！
因此，应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社编辑之约，摘录旧作，再次就正于各位。但愿温故可以知新，能有助于年轻教师了解我国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来龙去脉，以便理清头绪，做好教学和教研工作。
拙作发表于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其中大部分文章网上可以查到）。为了尊重历史，以下摘录不对原文进行改动。
21年前，我发表了《关于计算机与基础教育相结合的几点思考》（《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1期。以下标注①），指出：“计算机与基础教育相结合有三条途径：一是开设计算机课程；二是计算机辅助教育；三是计算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三条途径应该并行不悖，因为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独立的意义。各国、各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对这三条途径有所侧重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必须用某一途径取代另一途径的结论。”
信息技术课程建设
以下摘自《正确认识和处理计算机学科教学中的十个关系》（《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8期。以下标注②）和《计算机与创造教育》（《课程·教材·教法》1999年第5期。以下标注③）。
1. 为什么中小学学生要学习现代信息技术
“从素质教育的目标和实际操作的需要出发，人的素质从宏观上可分为道德伦理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文化科技素质、信息素质和创造素质五类。”
“创造教育是培养创造型、开拓型人才的教育。这类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素质和创造素质。”（③第46页）
“信息素质教育实质上是要教会学生学习，而且是学会使用现代信息技术高效率地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并树立起终身教育的观念。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就是让学生们‘学会学习’。当学习成为第一需要、知识成为生命价值、创造成为人生最大乐趣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会成为‘地球村’的合格公民，他们就拥有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生存的真正资本。”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应是各科教学共同承担的任务。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小学计算机教育应该责无旁贷地和更多地承担起教会学生学习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任务。我们应该明确地提出，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和创造素质，只有从这样的高度看待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才能促使它健康蓬勃发展。”（③第47页）
2. 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内容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促进着人类智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人类智力的发展也必将促进计算机科学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存在着需要全体公民了解或掌握的基本原理、概念、法则及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这些构成了计算机文化的内涵或部分内涵，同时也成为我们制订基础教育阶段计算机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主要考虑的对象。
基础教育有别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不能片面地和机械地执行‘学以致用’的原则，而是必须具有文化和素质养成的意义。 ”（②第45页）
“实际上，越是基础的越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学生今后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在中小学学到的知识和能力都应该是有意义的。中小学的教学应使所有学生终生受益。我们不敢苟同的是，那种试图把现在的教学内容同若干年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的实际需要简单地和直接地一一对应起来的主张。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模式曾在‘’期间实施过，例如，‘三机一泵’、制取‘三酸二碱’、种麦、种棉加养猪等实用技术，曾经替代了理、化、生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教学，那时的做法已经成了教育史上的笑柄。作为一门新兴的计算机课程，不应再犯这种错误。”（②第46页）
“计算机程序设计以动态数据处理形式反映客观世界数量变化及运动过程。变动性、发散性、时序性和创造性是计算机程序设计中动态思维的重要特点。计算机程序设计可以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动态思维训练。动态思维方法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循时序不断变化的问题）的重要方法。动态思维训练是与传统数学、物理等学科运用公理系统进行的演绎思维训练相平行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思维训练。同时，计算机程序设计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一个极好手段。”（《郭善渡先生谈程序设计教学》，《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07年第6期。）
“必须从有利于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其创造力的角度选择计算机课程的教学内容。那种‘中小学计算机教学只需教会学生使用一些应用软件’的主张，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始终主张，应让我们的青少年学一点计算机高级语言和程序设计。这是信息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创造教育的需要，更是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需要。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电脑是天才的设计，傻瓜的应用’。我们不能允许‘天才的设计’属于外国，‘傻瓜的应用’属于我们自己的现象永远存在。”（③第47页）
近日，北京景山学校等单位的一批青年才俊将Scratch编程语言引入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并初步取得成效。我为此感到鼓舞和欣慰。
3. “黑箱”与任务驱动教学法
1992年，我在《课程·教材·教法》第2期发表《黑箱方法与中小学计算机教学》（以下标注④），《中国教育报》在1993年分两期转载。以下是该文的摘要。
“控制论的创立为科学方法论和哲学认识论引出了一个新概念——黑箱。黑箱就是只知其输入和输出，不知其内部结构的系统。或者说黑箱是内部结构一时无法直接观测，只能从外部去认识的系统。”（④第35页）
“就某一具体的认识者而言，对某一事物往往只能或只需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我们的教学中，应该允许（实际上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学生只能‘知其然’的内容。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中小学计算机教学内容的思路就会大大拓宽。”（④第36页）
“可以考虑以黑箱的观点向小组同学介绍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或技术上的基础知识，以及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如逻辑代数、图论、门电路、形式语言、图象识别、自然语言理解、专家系统、智能机器人，等等。总之，黑箱方法使我们敢于并且能够把那些高深的知识或概念介绍给青少年。我相信，今天这些孜孜不倦地探索计算机科学‘黑箱’奥秘的学生，明日必将是占领计算机科学最高峰的勇士。”（④第37页）
以黑箱方法作为理论基础，我提出并介绍了“任务驱动”教学法。（详见《探究式教学模式与现代教育技术》，《人民教育》2000年第2期。）
计算机辅助教育（CBE）
我在《中小学计算机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国家教委人事司组织编写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教材中的第三篇，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以下标注⑤）中指出，应全面认识CBE，不要将其窄化为CAI（⑤第144-178页）。“CBE是一个‘大概念’，绝不仅局限于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一部分计算机软件，而是‘以计算机为工具，以网络为资源’，让计算机和网络全面进入教师的备课，辅助授课，辅助练习、测试，辅助教学分析、管理等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同时，‘计算机是学具’，计算机和网络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学习的诸环节发挥应有的作用。”（《浅议计算机辅助教育的定位》，《课程·教材·教法》2003年第3期，以下标注⑥。）
正确认识CBE与教师的定位。“CBE促进教育信息优化。教育信息优化的过程是人与技术融合的过程，必将带来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削弱更不能取代教师的工作。CBE的‘辅助’含义没有消失，在可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CBE仍然只能辅助教师的工作，而不能取代教师的所有职责。”（⑥第62页）
计算机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课程整合
“基础教育与计算机相结合的第三条途径，美、日等国做过一些尝试。由于关系到对传统学科内容的改造，实行起来困难较多。但必须看到在这一领域是应该大有作为的。例如，小学自然课本己有计算机及信息与编码方面的知识介绍。语文教学能否考虑增加介绍人工语言、汉字编码等方面知识的内容。物理课不仅可以指导学生用计算机处理实验数据，也可以考虑在讲授电路时适当渗透逻辑电路的有关知识。数学课是否应该讲点布尔代数以及程序设计中用到的一些算法。英语教材中最好选编一些含有计算机常用单词的课文。将计算机知识渗透到其他学科中去，不仅可以促进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而且对于这些学科教学内容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①第36页）
1979年，我在北京景山学校主持“一至九年级综合理科教改试验”，我在试验报告中指出：“人类的个体精神发展也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缩影。人类早期文明是不分科的，在孔夫子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一名学者既是物理学家、哲学家，又是诗人。近代才出现分科，而且越分越细。到了现代，又开始综合。这样看来，人类的个体精神发展也应该有一个合—分—合的过程。”（《课程整合是否还要开设信息技术课——请听郭善渡先生一席谈》，《网络科技时代》2001年第10期。以下标注⑦。）因此，学校的课程设置亦应有一个“合—分—合”的安排：小学、初中宜适当综合，高中和大学应分科，研究生、博士则应再次强调某种层次上的综合。
“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教育概念，即‘generaleducation’。由于它是针对学科壁垒分明和日趋专门化的所谓‘专才教育’提出来的，在我国一般译为‘通才教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兴起，要求学生必须拥有较为广博丰厚的知识基础，才能融会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因此，实施创造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出路之一是‘淡化’学科界限，适当开设综合课。”（③第46页）
“现代教育技术引入了多媒体教学手段，提出了以超文本方式组织教学信息、以任务驱动组织教学过程的思想，这为实施‘通才教育’，开设综合课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③第46页）
“创造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我们发现很多创造性人才都不是单打一而是跨学科的。传统的学科教育往往片面强调线性思维，缺乏培养发散式思维和‘跳跃式’思维的教学模式和手段。这样就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应该看到，利用现有的计算机师资和软硬件设备，适当开一些计算机作文课、计算机算术课等，是完全可能的。但囿于学科界限，计算机教师不肯或不便于开这样的课，而其他教师由于对计算机操作尚不熟悉等原因，也难以开这种综合课。这使得不少学校的设备没有被充分利用，造成了浪费。”（③第47页）
“‘课程≠学科’。我在多次讲话中谈到基础教育中的‘学科本位’是与素质教育不相适应的甚至是相对立的一大弊端；从‘学科本位’向‘学生发展本位’转轨，就是向素质教育转轨，而这一‘转轨’难度颇大，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教师几乎都是在学科本位的传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摘自《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名师访谈》。（《中小学教材教学》，2002年第34期。）
2011年，我还听到一位知名专家在评课时说：“你这是什么课呀？怎么在计算机课上讲美术（语文）呀？可不要种了别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可见“学科本位”真是根深蒂固。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如何应对这一机遇和挑战，是每位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问题。从宏观层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很简单，不外乎两个字：一个是“学”，一个是“用”。CBE谈的是“用”，而信息技术课程和课程整合这二者谈的都是“学”。这是由于“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越来越多地具有综合实践课程和研究型课程的特点。”（⑦第32页）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应改革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将信息技术教育纳入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实行三级课程管理，以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基于上述原则和我国国情，我建议：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继续执行“一纲多本”的政策，即：教育部组织专家制定《纲要》（注意：不是《课程标准》！）。各地区（或学校）根据自身设备、师资等条件，既可以将《纲要》规定的知识与技能分散到各相关课程（例如，语文：汉字编码和键盘输入、文字处理软件应用、网页制作、计算机科普文章等；数学：二进制数、数制转换、表处理、算法与程序设计；物理：传感器、数字电路，等等），也可以相对集中地在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教学。需强调指出的是，“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应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基础性教学内容，即它还有一些教学内容不可能被其他课程整合过去。例如，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计算机语言和程序设计以及智能机器人等。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将来，中小学都应把信息技术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单独设置。”（⑦第33页）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如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法研究、教学模式转变等）投入精力较少，而热衷于把宏观层面的简单答案复杂化，不时引入一些大而无当的口号和所谓的时髦术语，且在那里不断地进行“阐释”和争论。这非但不能给一线的具体工作指明途径，反倒徒增混乱，让人无所适从。1996年7月，我在《评Allen博士访华考察报告》（参见北京景山学校纪念刊《计算机教育二十周年》）一文中指出：“如果概念不清，胡子眉毛一把抓，将无法把问题讨论清楚……类似的逻辑混乱根源于Allen博士和某些专家的如下一种武断，即计算机或者是教育目标，或者是教育工具，二者只能择其一。Allen博士认为‘把计算机看做教育的目标还是教育的工具，这是当前中国的计算机教育政策和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计算机教育政策的根本区别所在’。”
Allen博士的访华报告未在我国媒体上发表，但有专家以全盘肯定的语气，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评介了这篇报告。由此，引发了“两种模式”说和是否以“课程整合”取代信息技术课程的论争。
实际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有歧义的。它既试图代替CBE，将信息技术“看做是教育的工具”，又似乎指将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渗透到其他课程中去，将信息技术“看做是教育的目标”。同一词组中，“信息技术”既指教学内容，又指辅助教学的工具，显然容易造成混乱。
遵守语法和逻辑，是教育和科研的底线。突破这一底线，就是“言语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