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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趋势的变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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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趋势的变化

第1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 变化趋势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为居民消费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居民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对了解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化乃至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以及消费变动趋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

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消费结构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实物形式是指人们在消费中,消费各类不同种类的消费资料的数量。价值形式是指以货币表示的人们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以价值形式为例,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604元,食品是第一大消费支出项目,消费额为1560元,占 36.1%;居住是第二大消费支出项目,消费额为847元,所占比重为19.6%;交通通讯是第三大消费支出项目,消费额428元,所占比重为9.9%;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居第四位,消费额为400元,所占比重为9.3%;衣着消费支出居第五位,消费额为363元,所占比重为8.4%;家庭设备消费支出居第六位,消费额为328元,所占比重为7.6%;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居第七位,消费额为278元,所占比重为6.4%;其他消费支出居最后,消费额为117元,所占比重为2.7%。

二、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

尽管食品支出占农村居民的消费总支出的最大比例,但从动态数据来看,这一比例是日趋下降的,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正日益得到改善。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2012》

首先,从总体来看,食品支出所占比例下降、衣着支出比重趋于稳定、住房消费支出比重呈现周期性波动但总体是上升的,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上升,教育文化消费但所占比重下降。从上表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河南省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变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恩格尔系数逐年走低,从2000 年的49.7%下降到2011年的36.1%;居住是食品消费之外的最大消费项目,过高的居住消费支出则会挤占其他消费支出;衣着消费额自2000年以来基本上逐年增加,但是其支出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稳步增长态势,该消费属于发展型消费,其高速增长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交通和和通讯项目是增长最快的消费项目之一;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其它商品和服务消费比重在考察期内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该项目所包含的消费内容大部分属于享受资料,其消费比重的不断提高正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又一体现。

其次,从消费支出的层次来看,消费结构由生存型逐步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按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的不同层次来分类,可以形成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结构。根据消费结构划分的定义,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吃、穿、住定义为生存型消费,将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支出定义为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数据显示,2000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的比例为72%,发展和享受型的比例为24.5%。到2011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4.1%和33.2%。可以看到,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结构逐渐升级,人们用于生存型消费的比重逐渐降低,用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最后,从消费支出的形态方面来看,消费结构由实物消费转向劳务消费。根据消费结构划分的定义,我们可以粗略地将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划分为实物消费,将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划分为劳务消费。总体来说,在消费之中实物消费的比重会呈下降趋势,劳务消费的比重会逐步呈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00年,河南省农村居民实物消费的比例为72%,劳务消费为19.2%,到2011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4.1%、25.6%。

三、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尽管如此,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相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消费水平依然偏低、消费结构的城乡差距继续拉大、“轻吃重住”现象较严重。

河南省城乡居民消费二元结构明显,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336元是农村居民的近3倍,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用于吃、穿、住的消费占生活消费的64.1%,用于服务型消费的比例为33.2%。而城市居民用于吃、穿、住的消费占生活消费的56.8%,用于服务型消费的比例为39.3%。城镇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耐用品拥有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总量和比例都明显超过农村居民。由此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主,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偏低,消费水平偏低。不论是实际消费支出额还是基本消费需求估计值,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样大的消费差距的存在不利于建设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2000 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2.91∶1;2010年则提高到2.94∶1,可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差距继续拉大。

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1%,全国为 40.4%,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居住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19.6%,高于全国18.4%的水平。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604元,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的水平。通常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生活水平越高,而河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值,却不能说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比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长期以来河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消费上相比较其他省份不太舍得花钱,也就是说轻吃重住房的观念在河南农村很多地方比较盛行。

四、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样的。从宏观角度上看,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包括:居民消费水平、国民经济水平、收入分配结构、人口结构、价格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制度供给、流动性约束等等。从微观角度上看,影响居民个体消费结构的因素包括:个人及家庭收入、生活消费习惯及观念,家庭消费的生命周期、预防性储蓄等等。

1.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是影响消费结构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收入水平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层次性方面。表2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高收入者在满足其基本消费支出后,有大量剩余资金在其他消费项目中消费,而且由于资金充足,高收入者在消费项目中更注重消费品及其服务的质量和品质,并追求享受。而低收入者的消费主要面向基本生活资料。因此在这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衣着、住房消费比重比高收入在这方面的消费比重高的多。

2.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

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习惯比较陈旧和单一,信贷消费意识不强。农村消费存在着“跨代消费”,绝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都发生在婚嫁和盖房上,使住房支出比重一直是居高不下。从而使消费支出过度集中,使农村居民整体消费结构趋同。与城镇相比,农村更加讲究人情往来,请客送礼之风十分盛行,造成有限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严重的影响了农民正常合理的消费支出,造成合理消费需求的弱化。此外,文化水平的高低也制约着居民的消费观念。

3.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的约束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养老保障制度以及市场环境方面。现有的基础设施在数量、规模、质量方面都不能满足农民的消费要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农村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条件下,年轻人口负担加重,储蓄意向趋高,消费意向趋低;同时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费用成倍增长,教育费用负担大,医药费居高不下等问题弱化了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品市场不成熟,农村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流通秩序不规范,农村商品市场少,规模小,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严重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五、优化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向好,消费结构日趋合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生存型消费比重过高、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偏低,说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使其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并逐步升级,需要采取多种途径。

1.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收入是扩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措施。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消费支出的大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大,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差距较大,而且也达不到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收入水平直接阻碍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因此,必须采取有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联产承包责任制“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居民根本的生存保障制度,降低农民失业风险;逐步完善对贫困人口和灾民的社会救济政策;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等等。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其经济安全感和消费信心,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从而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2.引导农民树立正确消费理念

通过消费的引导,使农村居民增长消费技能、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健康的消费意识。这种正确的消费观念和健康的消费意识就是要改变农村居民重物质消费,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却比较少的现状。要引导农村居民在满足适当的物质消费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精神文化的消费,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素质。此外,在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过度消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要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改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引导其正确消费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消费结构的差别化。要逐步引导农村居民中高收入者的消费观念的转变,增加其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消费。这样不但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

首先,完善基础设施,为农村文化环境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创造基础条件。其次,加强农村市场开拓,构建适合农村市场特点和农村居民购买习惯的新型流通体系;最后,净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农村地区低档甚至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的消费环境,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消费环境的好转将会解除农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改善消费的社会环境,通过构建行政执法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来监督失信、欺诈等行为,使农村居民放心消费、乐于消费。

参考文献:

[1]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11.

[2]河南省统计局.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2011.

第2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本研究将从“按照城镇水平消费食品”与“按照美国水平消费食品”两个维度探讨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情况,分析这种消费模式转变趋势是否会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威胁,进而判断中国是否需要进行消费模式调整。

二、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

为了判断并预测在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变化后的农产品供需情况,本研究假设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在未来某一时点,全体中国居民(城镇与农村)将以目前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消费食品。

1. 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各类食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城镇与农村居民的食品直接消费量仍存在较大差异。在粮食方面,由于部分粮食被用于加工其他食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量(口粮)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仍然为城镇居民的2倍左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都呈增长趋势,201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9.26公斤,而农村居民则为6.60公斤。肉禽及其制品的人均直接消费量也有较大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10年来的人均肉禽及其制品的消费量大约增加了30%~40%。蛋类方面,城镇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2011年该类农产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大约为农村居民的2倍。奶类直接消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的1.5倍,而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人均消费水平的5倍左右。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居民,大部分食品的直接消费都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只有粮食类食品(口粮)的直接消费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下降,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粮食类产品被用于加工生产或者转化成其他食品,随着其他食品消费量的上升,这部分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因而从总量而言,粮食需求量仍然是上升的。

2.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现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这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按照2011年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的话,除了粮食(口粮)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需求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源计算而得,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主要农产品人均直接消费量有较大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粮食-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11.87千克/人、蛋类4.72千克/人、奶类12.74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农村居民都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11.87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4.72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增量加12.74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农村居民完全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直接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5911.01万吨、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174.65万吨、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779.34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09.90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36.46万吨。

3. 城镇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上文的假设,将2011年的食品消费情况作为基准,当全国的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的农村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带来如下冲击。第一,粮食(口粮)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10.35%;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13.20%;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9.79%;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1.02%;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1.95%。

另外,如果从城镇化角度探讨此问题,则可假设10年或者20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5%。那么如果75%的城镇居民都以现有的城镇水平消费食品的话,也将给中国农产品供给带来一定的压力。如前文所述,我们假设人口总数不变,2011年中国总人口数为134 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 079万人),如果城镇化率为75%时,城镇人口则为101 051万人,这意味着有31 972万的中国人口由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将上述转变人口数分别乘以前文分析所得的城乡人均消费量差额值,则可得到75%城镇化率条件下,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城镇化率达到75%时,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将受到如下冲击。第一,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5.04%;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6.43%;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77%;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5.37%;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10.69%。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城镇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需求量。除了粮食产品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其实粮食类产品的需求并未减少,因为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粮食需求量大大增加了),食用植物油、肉类、蛋类及奶类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三、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

“按照美国水平消费”是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变化的第二种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为农产品供给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为了明确这种影响,本研究假设随着“按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不断发展,未来某一时点将出现极端情况:中国人将全部以目前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

1.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那么中国食品需求量将出现较大的变化。按照2009年美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除了谷物(口粮)和蛋类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由FAO数据库、USDA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中国居民的消费现状与美国居民稳定的食品消费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谷物-63.09千克/人、油类24.95千克/人、糖类52.61千克/人、肉类2.69千克/人、蛋类-4.04千克/人、奶类63.25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中国居民都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谷物直接消费量减少63.09千克/人、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4.95千克/人、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52.61千克/人、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69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4.04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63.25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中国居民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谷类直接消费量减少8 500.58万吨、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 361.29万吨、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7 088.33万吨、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62.10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543.74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 536.11万吨。

2. 美国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前文的假设,以2009年的食品消费作为基准,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2009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产出带来如下冲击。第一,谷物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谷物产量的16.37%;第二,油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油类产量的254.12%;第三,糖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糖类产量的471.93%;第四,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55%;第五,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9.34%;第六,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24%。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直接消费量。除了谷物(如同前文所述,尽管谷物的直接消费量有所减少,但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谷物需求却大量增加,因而谷物的总需求量仍然是增加的)和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油类、糖类、肉类及奶类产品的需求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四、 思考:消费模式改变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

1. 供需变化与农业产业安全。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正由“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种趋势。随着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中国人的农产品直接消费量将产生较大的变化,进而对农产品产出带来冲击。

当然,农业产业安全是指农业产业体系意义上的安全,应该既包括消费者安全,又包括生产者安全以及市场稳定。如果从中国社会繁荣、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多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消费者安全应放于第一位,毕竟每个中国居民都是食品的消费者,消费者安全涉及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因而如果消费者安全受到冲击,必将威胁到农业产业安全。而农业产业角度的消费者安全主要体现在能否保证每个消费者都有足够的食品进行消费,这无疑将受到国内农产品供需变化的影响。可见,当国内供需变化对消费者安全产生直接或者潜在威胁时,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2. 消费模式与农业产业安全。那么,消费模式变化是否已经构成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则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是否会对消费者安全存在威胁。

尽管前文的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是在不考虑农业生产率提高,产量上升的前提下分析而得到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析没有意义,相反这将给予我们一定的警戒与启示。一方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受限于土地、水资源等稀缺要素,即使不断增加农业技术投入,实现大部分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也较低。尤其是当中国居民都实现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时,油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5倍、糖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4.7倍、奶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2倍,这种大幅度的需求变化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内农业生产率提升来实现。因而消费模式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农产品的自给率,对中国居民食品消费产生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中国农业领域内能不断进行革命性技术创新,大大提升农业生产力,使得国内的农业产出能够满足这种因为消费模式变化而增加的农产品消费量,这是否就意味消费模式变化不会对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国内农业产出能通过变革性技术创新来应对这种消费的大量增加,也改变不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对国内农业产出带来压力的必然事实。换句话说,如果通过调整使得消费模式不发生这种趋势性转变,则将大大减缓国内农业生产的压力,降低消费者安全的潜在威胁。

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国内食品供需角度而言,消费模式将影响消费者安全,进而导致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能够随着消费模式转变和大部分食品需求上升而不断提高,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将是潜在,即如果能控制调整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将能大大减缓主要农产品的产出压力,为其他产品释放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够满足这种消费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增量,则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是直接的,部分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将大大降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做出了趋势性判断,并通过数据估计的方法简单测算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对国内农产品供需的影响作用,从而判断消费模式变化是否会威胁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尽管数据测算部分并未采用科学的预测方法,数据本身也存在统计口径差异等问题,但这仅会对数据精确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未影响趋势性判断。而本研究重点在于趋势与影响作用判断,而并非数据预测,因而上述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作用有限。

通过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个变化趋势。(2)中国人消费模式的变化趋势将使部分农产品需求大幅上升,进而给国内农产品供给带来压力,消费模式将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3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内蒙古;需求结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7;F224

一、内蒙古需求结构演进与特征分析

需求结构作为一个地方宏观层面结构变化的重要体现,它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变化都可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为了对内蒙古需求结构演进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规模与结构、投资消费比率两个方面,对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的演进进行统计描述。

(一)投资、消费的规模与结构变化

“八五”以来,内蒙古投资和消费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当年价看,资本形成总额由1990年的124.68 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3442.07 亿元,22年间增加了107.8倍,年均增长23.71%;最终消费由1990年的216.7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244.16亿元,22年间增加了28.8倍,年均增长16.51%。资本形成总额结构方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逐年快速增加,由1990年的70.7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954.33亿元,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56.8%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96.4%;存货年度间变动较大,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43.2%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3.6%。最终消费结构方面,居民消费总额由1990年的169.7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777.27亿元,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78.4%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60.5%,政府消费所占比重则由1990年的21.6%较快上升到2012年的39.5%。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内部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快速上升,由1990年的49.1%上升到2012年的80.2%,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快速下降,由1990年的50.9%下降到2012年的19.8%。

(二)投资消费比率分析

1990年以来,内蒙古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90-1993年间消费率较快下降,投资率较快上升阶段。投资率由1990年的39.05%上升到1993年的53.65%,消费率由1990年的67.87%下降到1993年的61.07%。二是1993-1995年间消费率缓慢上升,投资率较快下降阶段。消费率由1993年的61.07%上升到1995年的62.94%,投资率由1993年的53.65%下降到1995年的43.52%。三是1995-2001年间消费率与投资率相对稳定阶段。这一时期,消费率总体保持在60%上下,投资率保持在40%左右。四是2001年以来投资率快速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阶段。投资率由2001年的39.65%上升到2012年的84.6%,11年间提高了45.1个百分点;消费率由2001年56.9%下降到2012年的39.4%,11年间下降了17.5个百分点。从上述分析可知,内蒙古近年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下降所致,同时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也快速下降。投资消费比率是衡量需求结构中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统计指标,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投资率快速上升和消费率快速下降,内蒙古投资消费比率也快速上升,由2002年的75.8%上升到2012年的214.7%,10年间上升了138.9个百分点。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投资率快速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二、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需求结构变动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并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主要通过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来加以体现。为此,这里运用AMSZ准则来考察1990-2012年间内蒙古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变化情况。

(一)相关说明

遵循AMSZ准则、国内现有研究文献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总资本收益=GDP-间接税-劳动者报酬+企业补贴(1)

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2)

净收益=总资本收益-总投资(3)

其中,公式⑴中的间接税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之和代表;劳动者报酬来自于《中 国统计年鉴》(1991-2013)收入法中地区生产总值里的劳动者报酬;间接税用《内蒙古统计年鉴》(1991-2013)中财政分项里的财政收入中的工商税来替代;企业补贴数据2007年后不再,其数额逐年大幅度减少且规模较小,所以本文用2006年的数据来替代2007-2012年间的数据,这样做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显著影响。

(二)内蒙古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0-2012年间内蒙古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净收益项目中23个样本数据只有4个数据为正,占年份数据比重为17.39%。按算术平均值计算,1990-2012年间内蒙古总资本收益和总投资的平均值分别为2059.44亿元和2889.55亿元,净收益为-830.11亿元,平均净收益为负且2002年以后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说明这一期间内蒙古的经济在整体上是动态无效率的。二是从总资本收益、总投资、净收益占GDP比重看,总资本收益和净收益占GDP比重总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总资本收益占GDP比重先由1990年的-1.64%上升到2007年的60.51%,再由2007年的60.51%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49.82%;净收益占GDP比重先由1990年的-40.69%上升到2001年的8.96%,再由2001年的8.96%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34.83%。总投资占GDP比重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39.05%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84.64%。上述变化反映出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动态无效率有加重恶化的特征,投资低效率有可能是经济动态无效率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应用 AMSZ 准则考察内蒙古经济动态效率变化时,需要考虑我国税制结构的特殊性,从我国税制结构看,间接税项目没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相对明确,同时企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而言的,计算公式中将企业补贴项减去的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稳健性。这里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结论,我们通过GDP增长率、投资率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来分析内蒙古经济动态效率的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一是1990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的高投资依赖特征十分明显,23年间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达到4.2。二是增长率与投资率变化上,明显呈现出两个阶段,2005年以前GDP 增长率与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05年以后 GDP 增长率与投资率开始反方向变动,GDP 增长率由2005年的23.8%快速回落到2012年的11.5%,而投资率则由2005年的72.9%跃升到 2012年的84.6%的高位,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也由2005年的3.06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7.36。这一变化趋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动态无效率的事实。

三、内蒙古需求结构合理性判断

在经济动态效率分析基础上,这里我们对内蒙古需求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讨论。事实上,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合理并没有一个所谓公认的“标准模式”,这需要通过比较分析并结合这个经济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为此,我们从省际比较和区域比较两个方面,对内蒙古近年来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一)需求结构变化的省际比较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需求结构变化的“标准模式”。但是,这并不表明需求结构变化没有规律,经验事实是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同时也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这里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思路,试图通过省际之间的数据比较来分析需求结构在省域经济中变化的一些共同趋势。

1.2012年31个省区市需求结构变化的总体判断

图1和图2体现了2012年不同地区生产总值下人口多的省份和人口较少省份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总体趋势。从中看出,居民消费率总体上随人均GDP提高呈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相对于居民消费率,投资率波动很大,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除此之外,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界限十分清晰,投资率显著高于居民消费率,大部分都在处在50%以上,而居民消费率主要位于30%~40%的区间之内。可见,上述趋势与人口规模变化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因此,如果按照这个演进特征,2012年内蒙古的居民消费率已经下降到30%以下,只有23.8%,这超出了收入转换效应可以解释的范围。也就是说,截面数据分析表明,我国31个省区市的居民消费率变化具有明显的收入转换效应,但不具有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

2.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省区市的需求结构比较

2012年,内蒙古人均GDP按照平均汇率计算达到10189.15美元。我们将2012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6个省区市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它们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探讨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性。图3、图4、图5 描述了内蒙古和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省区市1993-2012年间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从三个图中可以看出,与上述截面数据反映的特征不同,六个省区市的投资率从时间序列看呈三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是内蒙古和天津的投资率呈“先缓慢下降、后快速上升”趋势;二是北京和上海的投资率呈现“先缓慢下降、后趋于稳定”的态势;三是江苏和浙江的投资率呈现总体稳定的趋势,保持在40%~50%之间。居民消费率变化方面,进入新世纪后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消费率开始趋于稳定并保持在30%以上,而内蒙古、江苏和天津的居民消费率总体处于缓慢下降态势,近年来一直低于30%。与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变化不同,六个省区市的政府消费虽然规模有所不同,但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

总而言之,除政府消费以外,内蒙古的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与六个省份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相比较,一直处于较为严重的偏离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一投资率由原来的最低水平快速上升到现在的最高水平,2005年以来基本上都在70%以上,2012年更是达到了84.6%。二是居民消费率由原来的较高水平快速下降到现在的最低水平,2008年以来已经在25%以下,2012年更是降到历史最低位的23.79%。从中可以看到,在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的六个省区市中,内蒙古需求结构中除政府消费具有同样趋势外,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无论与哪种变化趋势相比,其偏离程度都是非常明显的。

(二)需求结构变化的区域比较

前述分析中,虽然得出了内蒙古的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偏离”或“失衡”现象,但是省际之间的比较没有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特殊性,为此这里我们按照国家四大战略区域划分标准,分析四大战略区域的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带有某种规律性,并以此为依据对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性作进一步的判断。

图6体现了1993年以来四大战略区域需求结构变化一般特征,纵轴表示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率,横轴表示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区域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需求结构中都具有居民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在不同区域表现出的程度是不同的。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小于投资,而且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幅度最小,因而需求结构变化相对稳定。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虽然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率都下降较快,但是都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变化阶段,一是新世纪以前三个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虽然处于下降状态,但都大于投资率;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投资率的快速上升,三个地区居民消费率开始较快下降。这一趋势西部地区出现在1999年以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出现在2003年以后,这与同时期国家分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倔起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基本吻合,从政策结果看国家战略的实施在推动三个地区投资率快速提高的同时,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看,东北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从四大战略区域需求结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内蒙古近年来需求结构的变化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2003年以后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率的下降幅度远远超出三个地区的平均水平,需求结构“偏离”更为明显。

(三)需求结构的产出贡献率比较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新世纪以来内蒙古需求结构的过度投资型特征,这里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在计算各省区市2000-2012年间地区生产总值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产出贡献率后进行省际比较分析。2000-2012年间,内蒙古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贡献率平均为83.54%,2000年只有19.7%,2003年开始上升到111.5%,之后虽然有一定回落,但是2008年以后又开始较快上升,2009年快速上升到147%,2012年仍然保持在139%以上。相比较而言,这种变化趋势在西部12个省区市较为普遍,这也进一步说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内蒙古特有的,而是在欠发达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这一时期内蒙古在2002―2005年和2011年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个时期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贡献率都超出了四大战略区域各自的平均水平(见图7和图8)。

2000-201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大体上经历了“先较快下降、后缓慢上升”的变动,但是内蒙古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的变化幅度变动的更大,这一期间内蒙古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的平均水平为24.4%,大多数年份都位于31个省区市的后列,同时大多数年份也低于四大战略区域的平均水平,除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四年以外,其它年份都低于同期四大战略区域的平均水平并总体处于30%以下。

总之,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知,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截面数据表明2012年内蒙古居民消费率虽然与总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程度超出了收入转换效应的解释范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省份的比较分析表明,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与总体趋势明显偏离,表现为投资率快速上升,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的特征。从区域比较看,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虽然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其变化程度远远超出这三个地区平均水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离”。从需求结构的产出贡献率看,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贡献率方面,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带有普遍性,但内蒙古多数年份的贡献率过大;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方面,内蒙古大多数年份都处于31个省区市的后列,且低于四大战略区域的平均水平并长期低于30%。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投资与居民消费关系中投资率增长过快、比重过高,居民消费率不升反降,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四、内蒙古需求结构失衡的体制性因素分析

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中出现的“偏离”甚至是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所处发展阶段的合理性一面,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其中,现行财政体制、地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与任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因素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方面,现行财税分权体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倾向给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实施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提供了有效激励,而这种激励在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地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与任用制度、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内蒙古的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充分结合后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过度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在降低劳动者报酬比重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同时,还会通过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机制对居民消费形成进一步的抑制。

(一)体制障碍抑制了居民长期与短期的消费需求

为改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中比例过低、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局面,国家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省级政府又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地市级和县级政府间也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从结果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中,突出存在着中央、省、地市、县市之间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对等及财权分配框架不明晰等问题,这造成了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累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等现象的出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给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及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在当前以GDP为核心内容的干部考核评价与任用制度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通过“短、平、快”的工业项目加快推进工业化必然受到青睐,而地方公共物品支出等民生项目往往被放置于次要地位,这形成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造成居民个人和社会承担了更多的支出义务,这既增强了居民长期的谨慎性消费动机,也抑制了居民当期消费需求的扩张。

下文通过分析内蒙古城乡居民“吃、穿、用”和“住、行、学”两大类消费内容的变化,来讨论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此处采用王国刚(2010)的划分方法,将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两大类。1990年以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内蒙古城乡居民家庭在“吃、穿、用”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开始呈现下降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映“吃”在总支出中比重的恩格尔系数,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牧区都出现了较快下降。从图9中可以发现,内蒙古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48.3%和53.8%,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30.8%和34.7%,分别下降17.5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图10反映了1990年以来,内蒙古居民用于“穿”和“用”方面支出比重的变化,“穿”方面的支出比重已经基本稳定在22%左右,“用”方面的支出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已经由1990年的14.67%,下降到2012年的9.14%。“吃”、“穿”和“用”所占比重的变化表明,内蒙古城乡居民总体上已经处于吃穿不愁的水平,在现有水平想进一步通过增加这三个方面的消费来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其空间和潜力已经十分有限。

图11反映了1990―2012年间内蒙古城镇居民用于“住”、“行”、“学”方面支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交通通信比重一直保持较快上升外,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三方面的消费比重明显呈现两个变化阶段:一是新世纪以前的快速上升阶段。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消费比重由1990年的2.04%、5.26%、6.01%,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7.31%、12.42%和8.63%,这是居民消费结构水平和层次提高的重要表现。二是新世纪以来的相对平稳或缓慢下降阶段。其中,用于医疗保健和居住的比重基本平稳,总体保持在7%~8%和左右;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则开始出先缓慢上升又开始缓慢下降的态势,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比重由2003年最高的14.21%下降到2012年的11.13%,居住消费比重则由2002年的最高点13.74%下降到2012年的8.94%。新世纪以来,“住”、“行”、“学”消费比重的变化趋势违背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并与我国整体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相背离。

可见,近年来内蒙古居民消费率下降既有“吃”、“穿”、“用”比重趋于稳定或下降的符合规律变化的因素,也有与“住”、“行”、“学”比重开始下降这样不符合基本规律因素的客观存在。造成“住”、“行”、“学”比重下降的原因可能有许多方面,但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物品供给短缺是一个关键性原因。这种现象的存在,抑制了内蒙古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长期以来,在重工业优先战略指导下,我们更加关注生产性投资,而相对忽视基于公共物品投入的消费性投资,这使得消费性投资的增长长期低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需要。

(二)现有发展战略既降低了劳动报酬比重也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现行财税体制让资源型地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得到不断强化

国家1994年以来实行的财税体制在有效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实施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提供了有效激励。一是分税制中的收入分成体系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交纳的流转税。从结果看,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多出政绩的考虑,必然会强化经济建设型政府职能,为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提供各类“服务”,实施工业化取向的“跨越式”和“追赶式”的投资驱型增长战略。二是分税制确定的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转移体系进一步强化了欠发达资源型地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现行财税体制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税收返还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税收返还是以增值税返还为主的激励政策,这就使得欠发达的资源型地区通过扩张资源型工业来扩大税收返还规模成为理性选择,这是一种既能加快地方工业化进程,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快出政绩的多赢选择。因此,欠发达资源型地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就被不断地强化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投资依赖必然会挤压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

2.过度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使得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

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1993-2012年间 ,内蒙古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先升后降,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3年的54.7%提高到1998年的历史最高点65.7%,然后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43.83%,下降了21.8个百分点,24年间大体上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而且有继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当然,这一期间统计口径变化②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内蒙古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下降过快等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从相关数据比较看,劳动者报酬占比快速下降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快速上升,政府税收收入占比也较快上升。1998-2012年间,代表企业收入的营业盈余占比由1998年的11.8%上升到2012年的31.8%,提高了20个百分点,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由1998年的8.5%上升到2012年的13.5%,提高了5个百分点。

从工业化阶段和劳动者报酬比重关系看,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劳动者报酬占比会相对偏低,并伴有少数年份下降,但像内蒙古这样持续较大幅度下降的现象比较少见。与此同时,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是各类要素中占比最高的,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这个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工业化完成后趋于稳定。内蒙古的情况与之是相背离的。

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内蒙古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一定程度上是特定工业化阶段的体现,但2003年以来的持续快速下降现象是过度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的资本偏向投入结构的必然结果。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年均速低于GDP年均增速,并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23150.26元和7611.31元,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4.46元和305.27元,这与内蒙古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并位居全国第5位是极不相称的。可见,在地方发展战略不实现转变的前提下,单纯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蒙古劳动者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能力。

五、需求结构失衡对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利影响

需求结构失衡会给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这里,从需求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力、可持续力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需要持续健康的发展环境。近年来,内蒙古重化工业取向的过度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的脆弱性、不可持续性不断显现,“三高、三低”问题十分突出,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不断下降,这十分不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稳步推进。

1.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矛盾十分突出

1978年以来,内蒙古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4%,远高于全国9.9%的平均水平,但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也十分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单位GDP能耗较高。2012年,内蒙古单位GDP能源消耗为1.33吨标准煤,比1990年的7.59吨/标准煤下降了6.26吨,单位GDP能耗下降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差距依然很大。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7吨/标准煤,内蒙古单位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3吨,可见内蒙古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费代价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近年来,内蒙古主要能源消费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率,这说明内蒙古经济增长模式中“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十分明显。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费用支出逐年加大。这既体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也反映出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统计数据表明,内蒙古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总额已经由2004年的61764万元快速增加到2012年的516367万元,年均增长90%以上③ 。

2.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内蒙古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大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稳步推进,需要经济的稳定性作为基础和条件。“八五”规划以来,内蒙古经济波动系数变化趋势与投资率变化趋势密切相关,投资率的剧烈波动造成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

(二)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弱化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牵引力和推动力

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居民消费的生产牵引力,可以说,居民消费层次和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能否真正转变的最终力量。近年来,内蒙古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水平提升较慢,不仅不符合国家提出的“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落脚点和根本出发点”的要求,而且弱化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推动动力。

(三)过度重化工业投资取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需求结构角度分析,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良性互动关系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动态地表现为需求总量与结构的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推动需求总量扩张和需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而需求总量扩张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又会引导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方向演进。近年来,内蒙古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引发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投资不足和工业领域中相关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是投资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新世纪以来内蒙古三次产业投资额比重呈现一产较快下降、三产快速下降、二产快速上升趋势。第一产业投资额比重由2002年的11.30%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5.52%;第三产业投资额比重由2000年的63.81%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44.71%;第二产业投资额比重则由2000年的27.36%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49.77%。这种投资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加快内蒙古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得农牧业和服务业投资长期明显不足,客观上造成了农牧业基础十分薄弱、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长期存在。

总之,需求结构是特定阶段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表征”,能够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视角更为直观地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与水平。从需求结构变化看,内蒙古是全国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净出口率多年份为负的省区市之一,需求结构十分独特,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由于内蒙古统计年鉴中没有收入法GDP统计数据,而中国统计年鉴只有1993年以来的分地区收入法GDP,而且缺失1995年、2004年和2008年的统计数据。

②2004年之前“个体经济业主收入”计入“劳动者报酬”,2004年以后“个体经济业主收入”开始被计入“营业盈余”之中。

③数据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2005)和《内蒙古统计年鉴》(2013)。

参考文献:

[1] 姜国强.动力结构失衡、制度扭曲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管理现代化,2011(3).

[2] 史晋川,黄良浩.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

[3] 汤跃跃,张毓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于1978-2010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J] .财经科学.2011(9).

[4] 董志凯.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 (1950-2010) [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1).

第4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关键字:服装消费系数 恩格尔系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

服装是人类生活基本消费品,国外关于服装消费支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实证研究主要包括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模型,在两种模型研究中都将家庭总收入和总消费支中作为重要自变量,此外恩格尔曲线分析法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关于服装消费支出的研究相对较多,却较少有专门针对服装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研究。本文参照恩格尔系数的定义,定义各地区城镇服装消费系数(以下简称CIN)为各地区城镇居民每年服装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本文第三部分实证部分研究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一、我国各省市服装消费系数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城镇服装消费系数总体偏高

与恩格尔系数类似,服装消费系数(CIN)有其内在变化趋势和规律,通过研究发达国家服装消费系数的变化系数大致可以推测我国服装消费系数的发展规律。根据美国劳动局的相关数据资料计算,1901~2006年美国CIN从0.14逐步下降到0.038,基本上每隔10年下降1%,前文提到Winakor(1962)表明1929~1958年CIN每年下降1%~3%,说明随着时间推移,CIN下降速度趋于缩小,据此可以推测我国城镇CIN未来总体变化趋势也会是减速下降。但与美国历史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阶段相比,我国城镇服装消费系数相对偏高,如2005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03元,CIN为0.1008,而美国198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时汇率换算为10356.51元,CIN为0.06,其他时期也有相同情况。CIN可以分解为服装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率)的商,根据曾令华研究证明我国居民消费率太低。因此,我国城镇CIN未来总体变化趋势是下降,但数值比美国历史同期水平要高。

(二)东、中、西部城镇服装消费系数分化明显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我国1999~2005年31个省市城镇服装消费系数,并分析其历年变化趋势,发现东部地区(除河北、辽宁和山东外)城镇服装消费系数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除江西、广西、四川、重庆和山西外)则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东部地区一般是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反之,可见居民服装消费系数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此外,服装生产和销售水平、消费结构、居民年龄结构等也是影响因素,江西、广西、四川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居民消费率较低,且住房、医疗、教育消费占据了大部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衣食等基本消费。

(三)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服装消费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

从纵向来看,东部地区除广东经历了下降、小幅上升至基本稳定的变化趋势,浙江经历了下降至稳定又小幅上升的趋势外,其他地区均是经历了由下降到基本稳定的变化趋势。中部地区除安徽和江西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变化趋势外,其他地区也经历了下降至基本稳定的变化趋势。西部地区除广西、内蒙古、贵州、处于无规则变化外,其他地区也经历了下降至基本稳定的变化趋势。CIN由下降开始转变成基本稳定说明服装消费性质及内部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和升级,由生存型开始向享受型转变,但由于东、中、西部生活成本不同,三大地带服装消费升级时所对应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同。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CIN:1999~2005各地区城镇服装消费系数,由于篇幅关系具体数值省略。

EIN:1999~2005年各地区城镇恩格尔系数,利用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计算得到。

YD:1999~2005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模型设计

设CIN=α+βEIN+γDY+μ 式2-1

(三)模型估计

1 总体效应检验

利用Eviews对式3-1进行混合加权最小二乘估计,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自变量EIN、YD系数的t值都比较显著,方程总体拟合程度为0.9491。恩格尔系数EIN上升1单位,服装消费系数CIN下降0.3059单位,因为对于不发达地区来说,衣食是最基本生活支出,由于收入有限,用于食物支出多了,势必用于衣服支出少了。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反应了一个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恩格尔系数降低,代表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于较发达地区来说,服装消费已经一定程度上转型为享受型,因而随生活水平提高CIN出现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一个地区人民消费能力,YD每增加1单位,CIN下降0,0529%个单位,这说明我国总体来看目前服装消费依然处于生存型消费阶段。

2 个体效应检验

对式2-1进行随机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2所示,随机效应的结果证实了前述的理论分析,东部地区随机效应的常数项系数是负的,中西部地区则大多是正的。这一随机效应说明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无关的因素对全国各省市的CIN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陕西、山东、吉林、安徽、辽宁、广西、河南、河北、宁夏、贵州(以上系数都为正)、青海、云南、重庆、浙江、湖南、江西、四川、北京、江苏、福建、山西、上海、天津、广西、广东、海南(以上系数为负)。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样增加1元使各省市CIN减小的影响依次减弱,恩格尔系数每上升1单位使各省市CIN减小的影响依次减弱。而上述所列省市基本上也是目前CIN从大到小顺序,因此我国各省市CIN存在接近趋势。

3 动态效应检验

由于2002年开始部分省市CIN出现基本稳定或小幅上升趋势,因此将模型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1年和2002~2005年,再次回归后如表3所示。可见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后一个时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作用在减弱,而恩格尔系数的作用在增大,这是因为2002年我国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0.37,按照国际上标准已经达到富裕型社会,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下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因此恩格尔系数每下降1单位使服装消费系数上升的幅度更大。另一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使服装消费系数下降的幅度变小,进一步证实了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服装消费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过渡的假设。

三、结论和建议

(一)我国目前城镇服装消费系数偏高,且与地区消费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呈负相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导致服装消费系数总体偏高。恩格尔系数可以反应一个地区(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反应一个地区(国家)消费水平,总体效应检验结果显示CIN与YD、EIN呈负相关,

(二)我国各省市CIN分化明显,但存在接近趋势

个体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同样1单位,目前CIN大的省市,CIN下降的幅度也大,恩格尔系数增加同样1单位,目前CIN大的省市,CIN下降的幅度也大;反之亦然。则我国各省市城镇服装消费系数存在接近趋势。

(三)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服装消费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过渡

第5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10年还是100年:品牌长青如何把握消费趋势?

如果我们去看20年前中国消费者的品牌的生活,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但是今天这些品牌已经不存在了,比如活力28、旭日升冰茶、小霸王、秦池酒等,今天消费者消费的品牌有很多本土品牌也有很多国际品牌。这需要引起品牌的思考,那就是到底是什么变了?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最具竞争力品牌的榜单上,我们发现,有很多强势品牌更强了,有很多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了,比如说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手机、洗衣机、洗发水等等领域是强者更强,而在果汁饮料、沐浴露、运动鞋等等领域还是充满很多的变数。而解析品牌竞争力变化的原因,这些在历年竞争力中表现比较好的品牌,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并适应了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消费者需求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对于功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而且永无止境。比如在洗发水领域,几十年前中国消费者一个星期才洗一次头,但是今天,中国消费者几乎每天都要洗头,而且消费者对于洗发水的功能需求也在变化,去头屑的、柔顺的、控油的等等,这是宝洁公司教我们的。消费者需求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消费受到场景的影响从而引发出新的消费需求。品牌如果发现这些消费的场景,可以获得更多的拓展机会,比如,一些消费者喜欢喝鲜奶,一些消费者喜欢喝酸奶,还有的消费者喜欢喝乳酸菌饮料,而且他们喝的场合是不一样的。所以,牛奶的品牌可以有纯牛奶、高钙奶、早餐奶甚至面对中高收入群体的牛奶。品牌通过品类的拓展可以稳固市场地位,提升品牌竞争力,而蒙牛、伊利这样的品牌也通过不断挖掘消费者的消费场景和行为,创新品类从而赢得了竞争力。消费者需求的第三个变化是,当消费者产品的选择范围不太多,没有品牌意识的时候,消费者更多地看重性价比,当有品牌的时候,消费者看重性价品牌比,当所有的产品同质化的时候,人们看重的是品牌比。例如,数码相机、手机、台式电脑的技术成熟度越来越高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驱动是在于品牌,而不仅仅是性价比,佳能、诺基亚、联想等品牌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就在于他们不仅在产品上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具备差异化的品牌价值。

消费需求的第四个变化是,品牌对于很多消费者是一种符号、一种流行、一种文化。同样的一辆摩托车,哈雷摩托可以卖到汽车一样贵,原因就是它抓住了一个消费族群对于一种符号的追求,一项对哈雷摩托消费者的研究发现,他们最喜欢的偶像是、斯大林,因此,哈雷就成为了英雄主义情结的品牌符号。很多品牌都因为制造了流行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很多国际品牌对消费者而言,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种品牌文化。

所以,品牌要做100年,更重要的是要把握未来的消费趋势,要以培养消费者的忠诚为目标,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保持活力。

全球化还是本土化:国际化品牌标签的新含义

很多中国本土品牌讨论最热的话题就是国际化。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为什么今天很多领域都是国际品牌占据很大的消费者份额呢?研究发现,消费者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他们更愿意买国内的品牌,但是面对国际品牌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表示,价钱贵一点,还是倾向于国际品牌。因为,在这些消费者的心里他们总是觉得使用国际品牌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在欧典地板成为高端地板符号之后,姓“欧”的地板越来越多了,因为消费者认为姓欧的地板就是欧洲的地板。例如,红星美凯龙以前的名字叫红星家具厂,很多消费者都觉得太土了,后来加上美凯龙,消费者就认为这是一个国际品牌;浙江的贝因美奶粉也常常被消费者认知为一个国际品牌,实际上却不是。这说明消费者希望自己的消费是国际化的,要能够跟国际潮流接轨,因此中国本土品牌的国际化,很多时候还可以反哺国内的消费市场。例如,联想国际化之后,不管它国际市场做得好不好,很多中国消费者都认为联想已经具有国际化品牌的内涵,反过来驱动更多的消费者去消费联想的产品,而且通过体育营销,联想也在逐渐增强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反过来影响到了中国消费者的认知。海尔,也是一样的道理,它的国际化形象和国际化动作,刺激了消费者在国内市场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品牌。所以,未来要探讨的不再是本土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标签,国际化对于消费者来讲意味着是一种需求的变化,是一种品质的测量,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对品牌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低成还是高就:中国品牌之道求索

回头来看中国品牌的道路,品牌可能要思考的是:到底是要“低成”还是要“高就”?还是最后低也不成,高也不就?研究发现,在手机、IT数码、化妆品、汽车、手表这些技术含量要求高的领域,消费者现在的选择更多的是国际品牌,而在快速消费品和日用品领域,消费者占有率最大的是我们的本土品牌。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品牌,一方面需要守住家门口的大众市场,包括奶制品、食用油、酒等等市场,守住这些市场,不仅需要拓展更多的品类,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影响力,另外还需要不断进行创新。

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有所准备,要逐渐打赢家门口的高端市场之战。再有,中国的符号和品牌如何影响国际的流行趋势?从全球来看,流行趋势之间是有联动关系的,从时装开始,很多消费者会认为伦敦、巴黎、米兰、纽约这些地方是时尚的发源地,是流行趋势的发源地,那么凡是来自于这些地方的品牌或者潮流都会很快得到认可。那么反过来思考,中国企业在各个产品领域,有哪些产品的时尚趋势,流行的趋势来自中国呢?中国元素、中国符号怎样影响全球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如何加入国际化的趋势,中国的品牌还有很多路需要去走。

第6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云南 能源强度经济结构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问题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后,云南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然而,云南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目前全省经济发展仍处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阶段,能源消费居高不下,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也较低。因此,降低能源消耗,便成了亟待解决的能源问题之一。本文将在现有关于中国能源强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云南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行研究,主要运用魏一鸣等 提出的能源强度结构分解分析法,分析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旨在为今后云南省降低能耗提出一些建议。

二、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的能源强度分析

结构分解分析方法(SDA)的基本思路,是把一个目标变量的变化分解成若干个组成要素的变化,从而可以辨别各个要素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出影响作用比较大的因素。继而可以根据需要把这种分解逐层进行下去,最终把各种影响因素对目标变量的影响区分开来。常用的结构分解方法有Laspeyres指数分解法和Paasche指数方法。它们的共同问题在于总是有分解残差的存在。本文将采用由Sun提出的另一种能够完全分解的结构分解方法(Sun,1998),可以避免残差的出现,从而提高分解结果的解释效果。

魏一鸣等将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能源强度e指的是:生产单位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投入量,即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因此,总体能源强度一方面取决于反映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高低的各产业能源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反映各产业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产业结构。鉴于此,本文将着眼于对产业结构,以及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变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分析。

依照能源强度结构分解分析法公式,可对云南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份额进行计算,其公式如下:

令:e0表示基期的能源强度,en (n=1,2,……N) 表示第n期的能源强度,则能源强度变化可以分解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其中结构份额为:

, (i=1,2,3;n=1,2,…,N)

效率份额为:, (i=1,2,3;n=1,2,…,N)

其中,ei表示第i产业的能源强度,y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

为计算当年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取第n-1期为基期,则当年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为:

效率份额为:

其中,e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的能源强度,y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式和效率份额式分别表示了从基期以来能源强度变化总量中,经济结构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分别提供的贡献率。当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为正值时,说明其推动力与能源强度的变化是同相的;如果是负值,则表示其影响方向和能源强度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

三、云南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1. 云南能源经济基本趋势

(1)云南三次产业GDP及其结构的基本趋势

1978年~2007年间,云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按照1978年人民币不变价计算,GDP增长了13.8倍。尤其在1993年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后,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长有所减缓,但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年增长率。图1反映了按照1978年人民币不变价计算的1992

年~2007年云南生产总值及各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

在产业结构上,如图2所示,第一产业基本呈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93年的41.97%开始上升至1998年的46.18%,此后出现下降,2001年后有所上升,但2005年又出现下滑,此后的两年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在1992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但1993年便由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而出现了波动。

(2)云南各产业能源消费基本趋势

在云南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开始持续稳定增加,平均年增长率为5.75%,到2007年达到最高点 7173.26万吨标准煤。从三次产业能源消费趋势(见图3)可以看出,2003年后,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呈快速增长趋势,而第一、三产业的能源消费量与其他能源消费量、生活能源消费量则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3)云南能源强度变化趋势

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费的趋势决定了能源强度的趋势和波动,从图4可以看出,云南能源强度于2002年后下降趋势总体趋于平稳,这是由GDP数值稳步上升,能源消费量亦有所增长引起的。

与此同时,图4还反映了第三产业能源强度受能源消费量波动的影响很小,基本保持稳定的小幅下降,这显示出了能源强度变化外在性的特征。

从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来看,云南的能源强度从2000年的1.77下降到了2007年的1.51,平均每年下降0.037。从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的数据中(见图5)可以看出,能源强度的变化幅度基本在-0.15~0.05之间波动。在云南控制能源供给,促使能源消费者加强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的情况下,云南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出现较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

2.云南能源强度的结构分解分析

(1)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的比较

依照前面提到的能源强度结构分解方法,根据历年云南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年鉴数据中的可获得数据,对云南2001年~2007年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能源效率提高对整体能源强度下降的影响份额进行计算。表1 和图6分别表示了计算的结果。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去2002年及2004年,结构份额均为负值,也就是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反而促使了能源强度的上升。2001年~2007年间,效率份额均为正值,即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共同促进了能源强度的降低,但后者的作用效果明显高于前者,云南能源强度下降完全来自于效率份额,其中结构份额累计为-23.08%,效率份额累计达到了123.08%,即2001年~2007年期间,云南能源效率的提高全部是由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推动的。

(2)三次产业效率份额的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云南能源强度下降完全来自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因此有必要对各产业的效率份额进行分析。依照当年效率份额公式,可得各产业的效率份额计算公式:

其中,e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的能源强度,yin-1表示第i产业第n-1期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由此可计算出三次产业各自的效率份额。图7是三次产业各自效率份额的计算结果。从图7中可以看出:三大产业结构变动的效果差异显著。2002年后的六年间,第二产业的效率份额平均值已超过100%,因而可以进一步把云南能源强度下降的动力归结到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他产业能源消费波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导致能源强度上升的影响,而且推动了能源强度持续快速的下降。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对云南能源强度的结构分解分析的结果来看,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在2001年~2007年间总体上推动云南能源强度上升了23.08%,从这个结果来看,结构变动在产业层次上对能源强度变化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分析结果表明,云南能源强度下降的动力,主要来自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中云南整体能源强度变化中的效率份额占到了123.08%。

在产业层次,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下降是整体能源强度下降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因素。2002年后的六年间,第二产业的效率份额平均值已超过100%,该结果说明,云南能源强度持续快速下降的原因基本上来自于第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第二产业能效的提高还抵消了其他产业能源强度波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能源强度上升。

五、政策分析与建议

1.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降低能源强度已取得一定成效,然尚存潜力可挖

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了云南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能源强度的下降。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降低能源强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在云南未来降低能源强度,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中,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代替效率提高,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

2.经济结构升级应继续以工业化为主要方向,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从目前云南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第一产业的比重除1999年之外,一直呈下降态势;第三产业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在第三产业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波动。这充分说明云南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在以工业化为主要方向的同时,第三产业已经开始受到重视。此外,由于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大大高于其他产业,其快速发展必须以大量能源消费为基础,在未来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很难保证。因此,云南的发展战略必须进行调整,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从而以更低的能源消费强度来支撑云南的经济增长。

3.仍需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引进来促进能源效率提高,从而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引进使得云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能源消费的低速增长。虽然这些制度创新和技术引进的潜力正在逐渐减少,但现阶段能源效率的提高依然是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途径。因此对于目前的云南经济来说,必须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税收、法律等为辅助手段,继续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控制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

4.加快推广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清洁化

要结合云南的自身优势,提高太阳能、沼气等清洁无污染能源的使用度,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积极开发和推广使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清洁化,大力发展清洁、优质能源。

参考文献:

[1]魏一鸣等:中国能源报告(2006):战略与政策研究[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韩智勇,魏一鸣,范英:中国能源强度与经济结构变化特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23(1):1-6

[3]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 [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2008

[4]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 [R]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1

第7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居民消费结构;消费与生产关系;产业转型;方向

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的。我们研究消费,分析消费趋势,其目的是为了从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指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向,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生产、消费、产业转型关系探究

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求基本平衡是对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这种平衡除了生产、消费总量平衡外,结构平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因此消费结构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全部消费中,各种物质产品消费与劳务消费所占的比例构成称为消费结构。这个比例构成,一方面受制于生产,生产结构从总量上决定了可供消费产品结构,生产结构的质态变化决定了消费结构的质态变化;另一方面又牵制影响着生产结构,因为没有得到消费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徒劳的。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的演变

从1985-2009年27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历史看,这一时期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1985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89元,2011年达到10319元,增长16.5倍,每年的人均消费额以13.4%的速度递增。由此带来的是农村居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不同的阶段,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消费环境、消费欲望、消费心理有不同的表现,体现在消费结构有一定的阶段性。具体有:

(一)改善型消费阶段(1985-1990年)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已经六年多了,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果,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消费的主要特征是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吃要营养,穿要漂亮,住要宽敞,用要舒畅”是这一阶段的消费主流。

表1是当时“吃”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五年中表示吃饱的代表性食物粮食的消费量逐年下降,总体消费水平减少近10%;而代表吃得营养的肉、禽、鱼、蛋、油等的消费量直线上升,最高的增量达68.41%。

在穿方面,人均支出由1985年的49元,增加到1990年的88元。

住的支出是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增长点,5年增加204元,占到这一时期生活消费支出增量的1/3。农村居民的居住得到大幅度改善,人均居住面积从21.1平方米到35.9平方米,房屋质量发生重大变化,砖木结构的房屋面积由1985年的89%提高到1990年的97%。

用方面,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样”取代“老三样(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开始逐步进入农民家庭,消费品等级向千元级迈进。

(二)享受型消费阶段(1991-2000年)

在生活基本小康以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继续优化,主食用粮下降,油脂、蔬菜、蛋类的消费基本稳定,肉、禽、水产、奶及奶制品、酒、饮料、瓜果的消费明显上升。

衣着成衣化趋势越发明显,衣着消费支出比10年前增长2.13倍,成衣消费大幅增长4.24倍。

这一时期体现享受型消费的最明显特征是大件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快速提高。

(三)发展型消费阶段(2001至今)

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满足以后,一方面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舒适、时尚、个性为消费的主要特征。

在消费品方面,数码电子产品、汽车是新的一轮消费的热点。

非商品性消费即服务消费大量增加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除了衣食住用等购买商品为主要方式的消费形式之外,交通、通讯、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以购买服务为主要方式的非商品性消费大量增加,比重提升。而非商品性消费更多地用在非生活紧迫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上,表明消费倾向出现大的转折。

那么,未来该县的农村消费会如何走呢?文章认为,从趋势看大致如下:

第一,衣食住用等商品性消费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比重会逐渐下降,消费的商品更多样化、个性化。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商品性消费比重逐渐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反复,可能仍然会有上升,但总的趋势不会轻易改变。

食品消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表明人们的富裕程度,收入水平越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越低,该县的历史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定律。1985年我们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9.2%,2003年降到39.8%,其后一直处于40%以下,并持续保持下降趋势,2011年为38.9%,对照标准的分类方法我们已经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在食品消费总量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消费的质量上升,品种更加丰富(见前述)。

食品消费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外饮食快速增长。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农村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创

造了巨大市场需求。

第8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 公共产品 消费结构 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农村、农民、农业的大问题(胡拓坪,2001),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由于生产供给受消费需求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影响,因此从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作用。凯恩斯提出在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并不按同比例增加,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因此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制约因素。

一、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结构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消费结构的界定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是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按照消费客体的形式可以将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划分成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化教育娱乐等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农村公共产品,其他五类定义为私人产品。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既定的,因此,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

2.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消费结构分析

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04年以前辽宁省农村居民对以上三项公共产品的消费总额均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农民对以上三种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在2005和2006两年出现了较大波动:从2004年的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人均支出分别是145.19元和186.77元而2005年这两项支出猛增到了287.6元和339.4元;而文教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却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217.95元下降到了2005年的198.5元。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是因为2005年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这两种公共产品的价格与2004年相比有所下降,农村居民增加了对这两种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人均消费总额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2005年文教娱乐及其服务价格与2004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农村居民缩小了对其需求,人均消费总额也有所下降。而2006年情况正好相反,文教娱乐及其服务的价格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价格相比,涨幅较小,因此其人均消费总额增加较多;同时从2006年开始辽宁省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农村居民从这项政策中受益,其人均消费总额呈现下降趋势。

图1 1992年~2006年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公共产品

二、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水平变动分析

1.消费倾向变动分析

消费倾向包括平均消费倾向(英文简称APC)和边际消费倾向(英文简称MPC)。APC是指某一时期内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MPC 是指某一时期内增加的消费支出占同一时期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1)平均消费倾向分析

从总体来看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APC在最近的十年间,保持在0.6~0.8之间,相对比较稳定,各年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2年以前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以及文教娱乐的APC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是从2003年开始文教娱乐的APC的变化趋势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APC变化趋势相反。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随着国家对于农村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农村居民自己负担教育附加部分逐渐减少,最后取消,这导致了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的APC的降低;第二,农村居民娱乐设施不断改善,在辽宁省很多的乡村拥有图书室,篮球场等健身场所,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居民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第三,从2006年起辽宁省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提高,在提高衣着、居住等方面的支出之外,农村居民加大了对娱乐及其服务的支出来提高生活质量。

从1997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医疗保健与交通通讯的APC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是医疗保健的APC的变化速度要低于交通通讯的APC的变化速度,1997年医疗保健的APC大于交通通讯的APC,而2006年情况正好相反。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患病的几率降低,而且从2006年开始,辽宁省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政府负担了农民的一部分医疗费用;而同时由于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半径不断增大,与外界的联系增多,因此交通通讯的支出不断增加。

图2 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APC变动趋势

图3 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MPC变动趋势

(2)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从总体来看辽宁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的MPC变化较大,但升降有规律,基本是一年升,一年降,从2000年开始呈阶梯状上升。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4年以前8年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MPC基本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其中1999年和2000年,三项公共产品的MPC均出现了最小值,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年辽宁省农村的人均收入持续下滑,农村居民在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食品、衣着等)同时,降低了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缩小了这方面的开支。2005年和2006年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MPC变化趋势相同,而文教娱乐的变化趋势和前两项相反。主要是因为由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居民公共产品的负担减轻,支出也减少。

(3)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分析

按照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说来,APC应该大于MPC。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APC在过去的10年间有7年大于MPC,这说明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还未达到饱和,新增可支配收入中全部用来增加消费还不能够满足消费需求。在公共产品的消费方面,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的APC在过去的十年中的大部分年份均小于MPC,而交通通讯的APC也有一半的年份大于MPC。这说明辽宁省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对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的潜力较大,各级政府应加强以上三类公共产品的供给。

2.辽宁省农村居民公共产品的消费水平分析

衡量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程度的具体指标为Q 值,Q值的计算公式为:Q=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国民收入指数。Q=1表明居民消费为同步性消费;Q1表明居民消费为早熟性消费。

自从1997年以来,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水平Q均小于1,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以及文教娱乐等公共产品的消费水平Q也小于1,这表明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属于滞后性消费,即有效供给无法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居民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消费支出不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下结论:(1)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的消费总额不断扩大,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等方面,人们的生活的舒适程度不断提高;(2)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尤其是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的消费潜力巨大;(3)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水平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属于滞后性消费;(4)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与前提,各级政府应根据各地的自然状况,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供给农民适合小农经营的技术,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强培训农村居民的农技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科学农业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距;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群体形成具有不同收入、不同基础环境的多个消费层次;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水平。(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时刻困扰辽宁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为农村居民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改变农村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增强其经济安全感和消费信心,解决农村居民后顾之忧。(4)改变农民的消费习惯,使他们从收入增长,还要节衣缩食,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提高农村居民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水平,改善其消费结构,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凌:我国农村公共品供求均衡路径分析及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7):59-65

[2]张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需求变动分析.农村经济,2007(3):57-59

第9篇:消费趋势的变化范文

A=Dionisio Archiutti

厨房在家居空间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功能性场所。消费者对厨房空间的设计感和装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品牌方带来了新课题。什么样的厨房是舒适的?显然,仅仅提供审美意义上的好产品是远远不够的。意大利橱柜品牌Veneta Cucine的首席执行官Dionisio Archiutti认为,厨房设计的意义不在于提供装修方案,而是塑造一种生活方式。这就要求品牌方不仅要展示自己的产品,还要学会讲故事,才能将自己的品牌理念融入到消费者的生活当中。

C:在你看来,现代家居中舒适的厨房设计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A:过去的厨房设计都是从厨房出发,让家居空间去适应厨房,现在则更多是让厨房去适应家居空间。在设计厨房的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厨房空间的表面,更重要的是考虑人在厨房空间中的生活状态。舒适的厨房应该有属于主人的私密空间。私密不代表空间上的封闭,而是一种与生活紧密联系的状态。有的人会在白天烹饪,所以厨房是一个白天会使用的场所。到了晚上也有人会使用厨房,但晚上的使用情景会比较私密。客户下班回到家,可能想泡一杯茶,喝一杯酒,这个时间段是属于他自己的私密的时间段。所以对于厨房的设计,我们关注得更多的不是审美、功能上的概念,而是跟个体生活相连的生活方案。

C:传统的中国厨房是封闭式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开放式厨房,这是否是一种趋势?除此之外你还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哪些变化?

A:现在看来,潮流趋势是很复杂的一个词。潮流趋势的产生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些品牌商在市场上创造出的潮流趋势,它们有引导消费者的能力。另外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积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千禧一代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是品牌或者生产商决定趋势,消费者被动接受这种趋势。但如今更多是消费者参与到这种决策中来,成为潮流趋势诞生过程中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商家会更多考虑消费者的诉求。

现在的消费者需要更具个性的产品。厨房渐渐开放之后,引入了开放架,这是很好的从厨房空间过渡到客厅的方案。开放架既不影响视线,又能分割家庭空间。个性化体现在包装材料、设计风格上。现在装修一个厨房至少会用到5种以上的材料,不同材料的碰撞会体现出独特的风格。以前买一套厨柜,侧重点在厂商提供的一套功能解决方案,现在则是设计。这个设计是关于生活的设计,是一个让你觉得你的厨房与众不同,能满足你对厨房所有设想的设计。

C:厨柜公司如何应对中国市场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