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识形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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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domestic metro guiding signs form design problems of cultural drawback and design convergence，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melting regional culture into product form design were proposed. Taking product semantics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design methods were put forward mainly from the color， text， graphic symbols， shape and other different factors of product form design， trying to improve the urban metro environment and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ity.
关键词： 产品形态语意；地域文化；地铁导向标识
Key words： product form semantics；regional culture；metro guiding signs
中图分类号：U231；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5-0011-03
0 引言
在当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因素减少，世界各地固有文化逐渐消失，加之现代主义设计标榜标准化、简单化的原则，大批量生产使得产品形态日益趋向同质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也普遍提升，人们对产品的要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物理性、生理性的使用价值，而且要进一步满足心理性、社会性、文化性和环境方面的象征价值。国际著名设计师乔治・亚罗曾经说过“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1]。因此，要想使产品形态具有深层内涵，承接地域的文化个性特色，营造出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设计师在进行产品形态设计时，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设计及其形态，将城市文化融入其中，设计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形态。文化与产品设计的交融，成为了现代产品设计的新趋势，将文化符号融入到产品形态设计中显得日益必要。
1 地铁导向标识的形态语意设计现状
随着我国对地铁运输投入的日益增加，各城市也加大了对地铁车站的建设力度，集公交、铁路、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现代化地铁车站成为各城市衔接内外交通的主要节点，并逐步成为代表城市形象的地标与展现城市文明程度的窗口[2]。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国内现有的地铁导向标识形态趋向统一化、标准化，具有很典型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特点，是“功能主义”的体现。其设计者仅仅是将目光聚焦在人们直接注意到的导向标识形态的外延意义上，即其物理的功能属性，却忽略了与使用者心理和社会文化相关的内涵意义，从而使地铁导向标识形态只具备基本的理，无法贴切地反映出时代的潮流，欠缺本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未能与使用者在情感上形成一种心理互动关系。对于地铁乘客来讲，在享受导向标识物理功能的同时，更加需要其提供精神文化层面的非理性意义，满足人们深层次的感性需求。这需要设计师更多地对地铁导向标识形态设计的内涵加以关注，追求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统一，而不是仅仅将目光停留在外延意义的层面[3]。如图1所示为目前广州地铁导向标识形态的设计，站内导向牌采用黑色矩形，站外标识柱和导向柱采用红柱身、黄箭头的造型，缺乏对当地文化特色的表达和传承。
2 产品形态语意概述
“产品语意学”这一概念正式出现于1983年，由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定义：产品语意是研究人造物的形态在使用情境中的象征特征，并将此应用于设计中[4]。即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明确意义的形态或形态符号，应用到产品的形态设计中。它拓宽了“为人而设计”的研究领域，由人机学范畴，扩展到“心理、精神需求”领域[5]。作为产品语意学的符号，产品形态在产品语意的表达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品形态的构成要素主要有色彩、文字、图形符号和造型，这些要素所包含的语意能传达给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并以人的感受方式体现产品的文化、性能、情感，赋予产品“人情味、亲切感”。因此，地铁导向标识的形态设计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入手。
3 广州地铁广佛线导向标识的形态语意设计
广佛线是全国第一条横跨两个城市的地下城际轨道交通线路，连接广州市和佛山市，线路呈东西走向，西起佛山市魁奇路，东达广州市沥颍总长约32.16公里，共设21座车站[6]。广佛线作为广佛都市圈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圈重要的交通枢纽，推进了广佛“同城化”，加速了两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融合，在设计方面也充分融入了岭南文化特色。如站点内墙材料摒弃传统建筑材料搪瓷钢，采用具佛山特色的轻质陶瓷砖铺贴；地铁出入口采用剪纸玻璃盒造型，以形态通透的玻璃材质为主，在外立面上嵌入剪纸、陶瓷元素，既有时代感又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但在导向标识形态设计方面继续沿用了广州地铁的设计规范，缺乏对广佛线周围环境、地理位置、地域文化等因素的考虑。如何将岭南文化元素融入地铁导向标识的色彩、文字、图形、造型等各个要素之中，是设计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3.1 色彩要素设计 在地铁导向标识系统设计中，色彩是形成可识别性和系统性的重要方法，它能够超越不同语言、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造成的障碍，传达文字、甚至图形无法传达的信息[7]。同时，色彩还是丰富视觉效果、渲染环境气氛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极具功能性又富含情感象征性的语言，色彩无疑是地铁导向标识设计中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
广佛线导向标识系统的色彩设计过程中，首先应通过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岭南艺术（建筑、绘画等）、城市风貌（地理特征、近现代建筑、人文历史等）及广佛线的空间环境进行色彩信息取样，进而对样色进行提炼、比对、归纳，经过综合考量，最后总结出广佛线导向标识系统的色彩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古代建筑的色彩。例如岭南建筑色彩有着明朗淡雅的特点，喜爱用浅色淡色，同时又使用青、蓝、绿等纯色作为色彩基调。二是当地人们所喜爱的民间工艺和民俗色彩。例如佛山的陶瓷、剪纸、粤绣、飘色、彩灯、舞狮等。如图2所示，通过对岭南特色建筑、广州市花、岭南画派、剪纸、飘色、茶艺、美食等色彩的提炼和分析，获得代表岭南特色文化的色彩体系，可从中选择出广佛线视觉导向标识系统的主色调。
3.2 文字要素设计 文字是最直接的信息传达方式，包括汉字、拉丁字母和数字，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文字，运用在地铁导向标识设计中，都应以信息传达的瞬间识别和准确判断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增加其艺术性和文化特色[8]。
如何在保证文字功能高效发挥的情况下，增加文字的艺术性和文化特性呢？以字体为切入点，根据需要对现有字体进行改良设计，以适应新的使用环境。例如从书法字体出发，总结字体结构，结合导向标识系统字体的功能性需要及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对其进行简化设计，使其既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设计标准。岭南书法源远流长，它吸收了中原深厚的书法艺术，又凸显岭南地方的特色，涌现出“白沙书派”、“竹本派”、“康（有为）体”等岭南书艺的流派和一批功底深厚的著名书法家。因此，将书法字体引入到地铁导向标识的设计中，会带给乘客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广州地铁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将书法字体运用在地铁站各站的站名上，为了弥补书法字体识别性弱的缺陷，将文字的尺寸放大，有效的增强了文字的识别强度，并形成了广州地铁特有的艺术风格（如图3所示）。
3.3 图形符号要素设计 图形符号具有简洁清晰、通俗易懂的特点，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字的障碍，通过构建视觉形象语言来传达给受众所需的各种信息，被广泛运用在地铁导向标识的设计之中[9]。随着时代的发展，图形标识的实用功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设计时，应在不影响乘客理解意义的最大尺度内，增强图形符号的地域文化性的表达。
在对广佛线导向标识的图形符号进行设计时，应该充分了解线路各个站点的周边环境、地理位置、特色文化等信息，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进行抽象、提炼、简化等处理获得可再设计的象征符号，将其融入到导向标识的图形设计中。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设计：一是借鉴城市中标志性建筑的图形符号，融入标志物形象的导向标识能够传播文化知识，引起乘客的情感共鸣。如佛山电视塔、世纪莲、岭南明珠、通济桥、百花广场等。二是寻找城市中的文物古迹，从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中提炼创意设计元素，来体现地域特色。如佛山的祖庙、南风古灶、东华里、康有为故居，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是从城市独特的自然景观出发，如佛山的南海西樵山、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千灯湖等自然景观，将其融入地铁导向标识的设计中，会给地铁乘客带来新的印象和感受。如图4a所示，通过对岭南建筑及其装饰构建的抽象、简化，提炼出了可以进行再设计的文化符号，并以广佛线的祖庙站与千灯湖站为例，将提炼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图形与中国印章元素相结合，在细节处对印章造型进行变换，塑造出两列火车交错行驶的场景，体现了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如图4b所示）。同时，这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站名图形符号，不仅增强了导向标识的识别性，还体现了岭南地区独特的气质与性格。
3.4 造型要素设计 地铁导向标识中的文字、图形、色彩等要素承载着引导乘客出行的大量信息，其功能的实现必须依附于某种载体才能介入到地铁空间环境中将信息有效的传达给乘客，这就涉及到了导向标识的造型设计。产品造型形态的生成不仅应具有基本使用功能，同时还应满足使用者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以地域文化为出发点的形态语意是造型设计的核心，将其核心精神融入造型设计之中重新加以整合，使造型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既可以提高乘客的情感体验，增强标识的识别性，还可以美化地铁的空间环境，反映城市的文明程度，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
广州、佛山是岭南文化的兴盛之地，形成了以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为特点的地域文化特色[10]。因此，在设计广佛地铁导向标识的造型时，可以通过运用抽象、简化、分解、重构、异化等方法，依照现代设计审美观念，找到恰当的、具有代表性的、能够为大多数人识别和理解的文化符号作为原型，将其再现于地铁导向标识的造型设计之中。如图5a所示，为广佛线导向标识形态设计方案一，其基本造型形态取材于广州市市花――木棉花，木棉象征蓬勃向上和生机勃勃，素有“英雄树”之美称，象征着英雄不屈服于邪恶的正义精神和高尚品质。通过将花瓣的造型进行提炼，并运用简化、升华等艺术处理手段，形成了广佛线导向标识的整体造型形态，色彩应用木棉花的本色――红色，给人以热情、温暖的感觉。如图5b所示，为广佛线导向标识形态设计方案二，其基本造型形态来源于岭南特色建筑――镬耳屋，镬耳屋是岭南传统民居的代表，因其山墙状似镬耳，故称“镬耳屋”，蕴含“富贵吉祥，丰衣足食”之意。柱子下方的曲线型装饰融合了包罗万象的太极图案，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色彩采用褐色，增强识别性，并给人一种古朴、可靠、简洁的心理体验。两种方案中导向牌和导向柱表面的符号设计主要应用了3.3节中所提炼的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图形符号要素，整个设计使得地铁导向标识的形态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韵味。
4 结语
作为城市地铁建设和运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铁导向标识系统的设计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一个好的地铁导向标识系统的设计不仅可以通过其形态语意传达出其实用的功能性、舒适性，还能满足人们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丰富地铁视觉导向系统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的文化形象。运用形态语意学的方法和技巧来有效地传达地铁导向标识系统的功能和目的，使其与所在的特定文化环境相协调并恰当地融合起来，弥补现今地铁导向标识系统在形态语意传达方面存在的缺失，已成为当代设计师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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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雅莉.地铁导向标识系统的产品形态设计[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11，31（5）：58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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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洁.城市轨道交通标识系统的形态设计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0.
[8]李咛.地域文化在地铁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中的应用[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4，46（2）：281-286.
第2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菲律宾5。。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厂，生产16。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政府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市场，政府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工资的现代化部门，与非常贫穷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商品价格比农产品高几倍，工资比农民多10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很低。如果经济能够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工资差别论”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农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工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竞争的工业中工会垄断造成的，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业工资，提高农业工资。
第3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内容摘要：社会和企业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及信念是有效规避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因此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嵌入式合作互动是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以价值观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又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即国家垄断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征。
关键词：分工 合作 意识形态 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中的分工合作
市场是分工的直接结果。斯密在论述分工的原由时说“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相互交互这个倾向”。“他们(人类)彼此之间，哪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互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斯密一再提到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也就是合作的倾向。分工与合作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依存。没有合作，分工便毫无意义。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保罗・海恩提到“社会协作是对群体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不断变动的净利益之持续的互相调节过程”。市场正是通过这种特有自我调节方式，在人类日益复杂的合作中。既满足了不同主体的需要，又实现了各种稀缺要素的有效配置。而价格在市场机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价格就是一种信号，一种通过影响个人行为，而调节整个社会行为的信号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市场是作为一种无意识合作机制而存在的，是基于个人预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基础上的合作，因此并不总是产生合意的结果，需要其他合作机制的配合，共同实现合意的结果。“如果没有鼓励合作的制度，我们就不能享受文明的种种好处”。人类一直致力于探索有效地合作机制。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出版《利维坦》并在书中提出了运用利维坦(类似于国家的机构)来保证人类合作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了“商业社会”的构想，并“首次将其运用于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协作的综合分析”。其本质就是用市场机制来解释人类的合作，并认为它是一种维系合作的最具效率的机制。1904年，马克斯・韦伯以论文的形式首次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论证了在加尔文教“预定论”威慑下，新教徒们勤勉工作，杜绝享乐以至禁欲，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了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阐述了宗教对社会合作的促进和维护。在人类历史上，国家、宗教、市场、制度等合作机制，一直此消彼长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中。合作必将取代冲突和对立，成为主要的社会交往模式，维系社会和个体的良性发展。
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的功能互补
诺斯指出，没有意识形态约束的市场机制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市场微观的契约交易中塑造共同的信念并降低事前与事后的交易成本，最终保证合约的顺利实施。从宏观层面上，有助于降低社会公共权力行使的阻力并形成共同的价值预期，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同质性。意识形态作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方面，“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认同的社会实践”(陈成柏、张耀灿，2007)。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为了给人类合作提供一种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并采用教育的手段使这一外在的“游戏规则”内化，来帮助每个人形成习惯，促进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交往与合作。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维系市场有效运行的合作机制，包含四个层面的双向互动。一是价值观和行为的循环流，即国家提出一定的价值观(包括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要求，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使个人明确并内化，从而使个人在社会生活实践领域表现出合作与高效的制度契合。二是货币和制度层面的循环流。个人通过纳税的形式，支付给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活动的所需的货币，而国家以制度供给的方式，向个人提供理想的契约环境与集体认同等制度产品。三是价值观和货币的循环流。国家对个人提出的其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的价值观要求，个人以纳税的方式来支付接受这种服务的所需的货币成本。四是制度和行为的循环流即国家相应的制度供给，对经济交易中的个人与企业的行为起到激励和约束，通过个人与企业的行为也将对下一阶段的制度供给产生影响。意识形态作为市场机制的互补品，一方面反映出社会个体接受价值观的范围和程度，另～方面反映着国家对价值观的需求和供给弹性，以此来规范并促使每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不断趋向于一个共同的规范，为人类合作奠定基础。因此，意识形态机制是一种有意识的调节机制，是构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内在制度需求。
但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运行机制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因为以价值观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总是和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与激烈的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如果将视角扩大到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国家将不再是特定价值观的垄断生产者，而是一个同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其它国家不断竞争的生产者。从社会现实看，历史上各个封建社会国家的各种价值观，从秦汉到明清各朝各代所提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仍然存在；而且当今世界各国所提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也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逐渐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意识形态的公共产品属性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首次区分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并将公共物品定义为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的特殊产品。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非排他性，即物品和服务的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不能被某个消费者所专有，若要限制其他人享受这种物品带来的好处或消费这种物品是不可能的或者代价(成本)很大。简单说，就是一个人不管是否付费，都会得益于这种物品。二是非竞争性，即指在生产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或者说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物品。从政治学的视角，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的强制一，它具有政治性、阶级性。而从经济学的视角，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国家提供的一种为促进社会合作的公共产品。
意识形态的公共产品属性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供给主体的专一性。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作为非物质形态的公共产品，必须而且也只能由国家来供给，不能由其它团体或个人来提供。二是它具有非排他性。从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意义上讲，它是对全体
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而不是对某个人的个别要求，不可能为谁所专有。国家对特定价值观的要求力求覆盖到每一个人，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从部队到学校、社区，甚至监狱，总是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每一个人进行教育和感染，使他们能接受这种“信念”和理念，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自享有国家提出的价值观、准则和信念。三是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接受了国家提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既不会减少国家对他人价值观的要求，也不会增加其他人对价值观需求的成本。相反，特定价值观的受众层面越广泛，则其所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越明显。正是具有以上特征，作为公共产品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需求，在降低市场交易主体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同时，会使市场交易主体产生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因此，只有国家才能担当意识形态供给的角色。一方面，只有国家拥有合法的征税权，从而能支付此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这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更是利益所在。因为运行良好的意识形态机制可以极大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减少总量交易费用，既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在国家控制力下，获悉特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并能使他们在国家强制力下践行这一要求，使整个社会按照一个共同的信念和规范进行协作。
从合作的视角来看，市场机制是一种无意识的调节，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目标。而意识形态机制是一种有意识的调节，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机制将社会目标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目标。因此，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和意识形态的供给者，应该最大程度地实现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从而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整合、合作共赢与和谐共生。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要想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必须要具备竞争意识，优化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激发个人和企业培养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同时抵御其它国家各种不良的价值观思想的侵扰。
思想政治教育是双向嵌入式合作互动的有效途径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外在的思想要求，很难直接为个体所掌握和内化。它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市场机制与意识形态嵌入式合作互动的有效途径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从动态机制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给人类合作提供一种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并采用教育的手段使这一外在的“游戏规则”内化。来帮助每个人形成习惯，促进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交往与合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就是利用国家和个体的行为作为信号，一方面揭示出个体接受思想品德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调节着国家的制度供给与思想品德要求，以此来规范并促使每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不断趋向于一个共同的规范，为人类合作奠定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一种有意识的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及行为信号的指引下，国家和个体随之做出相应地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国家为主导，致使人们总认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只看到它的政治性、阶级性，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反感和抗拒。其实，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市场机制与意识形态嵌入式合作互动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将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从而增强市场主体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生态意识等，最大限度的降低负外部性的产生，构建和谐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这一视角出发，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接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顺应历史发展变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是，“关于和谐社会的美好描绘，只能把人们引入幻想。所以，关键是应找到通向和谐社会的路径，发现和谐社会存在的基础，确立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原则。如果这样考虑问题的话，就会显示出关于合作问题的探讨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何等重要”。
结论
综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新世纪的重大战略举措。构建和谐社会要两手抓，一手抓市场机制建设，一手抓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建设，二者相互补充不能偏废。而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是其内涵所在。目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作用，全社会形成合力，才能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2 保罗・海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第4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项目编号：201401A388
摘要：新兴的文化艺术业态是区别于传统与常规的文化艺术业态，它是利用现代高新科技手段和数字技术为载体，将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等内容进行整合，发展出具有跨领域、综合性发展、创新型等特征的艺术文化业态。目前，秦皇岛市新兴文化艺术业态的发展正处于探索、培育阶段。因此，重视新兴的文化艺术业态格局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高新科技支撑下的艺术创意新业态、文化产品新形态，将其打造成文化产业中的“拳头产品”，是助推秦皇岛市文化艺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新兴业态；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格局形态
一、文化艺术新兴业态的核心概念与分类
关于文化艺术新兴业态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新媒体和新行业的出现；二是新兴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行业进行改造；三是文化产业化过程中，传统产业加入文化内容后产生新盈利模式，这三个层面的集中，形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核心内容。由此得知，新兴业态是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是网络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推动下不断衍生的新兴文化行业。因此，明确区分新兴文化业态和传统文化产业的具体范畴是我们界定概念的第一步，其概念的定义在文化要素集约、区域产业集优等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整合重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链改造、产业链延伸，创造出无尽的文化艺术新业态。如此，在有了明确的产业界定和规划，才能客观反映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分类体系。
由于新兴文化业态是近几年产生并且依然层出不穷的新兴文化产业，其核心要素是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所以对它们进行分类只能是一种努力和尝试。一些本质上是传统媒体数字化的形态，依据其不同的功能与新技术手段的融合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新兴行业形态，创造了当前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兴艺术文化业态，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新兴文化业态如：综合类、视听类、文本类及功能类等又可细分出多个产业，形成与原有行业状态既有客观形态上的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新兴行业形态。如下表所示：
新兴文化业态分类及分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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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文化艺术业态从范畴上应该界定为网络数字化文化产业，由于生产环节或技术手段不同，其文化产品呈现出不同的业态，并且形成了多个不同的产业族群。在文化产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传播技术、传播介质和传播内容形态的不断更新，新的文化艺术业态格局也是层出不穷的，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在随着产业实践的不断丰富而逐步展开并不断完善。
二、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背景下秦皇岛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
新文化业态是数字传媒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产物，是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催生的产业。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赵玉海在“全国科技与文化融合座谈会”上强调科技部、文化部将按照：“面向需求、系统推进、加强创新、促进融合”的原则，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进科技与文化融合，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传播力，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提升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
当前，秦皇岛市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正处在信息经济和文化经济交织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空下，文化艺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艺术产业结构也日趋合理，衍生出的众多新兴文化艺术行业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崛起。其中，以数据服务、3D数字打印、广告营销、影视制作、表演艺术为重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新型文化业态，正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物联网技术中心、数据产业基地、动漫基地、数字出版和商务会展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已初露端倪，极大地带动了秦皇岛市文化艺术产业结构、布局和发展趋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目前，秦皇岛市文化企业达到2400多家，从业人员15万人左右，资产规模达到200亿以上，年上缴税收1.5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36%，文化艺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正逐年增高。
基于秦皇岛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立足于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基础，着眼于全球科技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势，秦皇岛在未来五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产业体系可按623915的框架建设，即重点发展六大文化产业领域，打造两大文化产业带，深度开发三条龙形产业链条，打造九个产业聚集园区，大力弘扬一个代表性主题文化品牌，着力做强五个特色文化品牌。秦皇岛市政府还十分注重以计算机服务、动漫游戏、数据产业、影视剧制作等为重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新型文化业态发展。2011年中国动漫集团（秦皇岛）动漫游戏产业基地项目在秦皇岛的开发与建设，为动漫产业集群向高技术、高集约化演化，提供了拓展深度与发展空间。并且依托燕山大学出版社，发展动漫图书、教材、动漫视听读物等衍生产品，把本土的《中华小岳云》、《孟姜女》等电视动画片的品牌向图书、玩具、文具、服装、电影等领域延伸；依托劝业场、顶新电子城、秦新数码城等电子和软件流通市场以及一大批专业化的电子信息产品供应商，继续发展专业化的流通与技术服务业；依托秦皇岛广播电视中心和广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一批致力于动漫影视开发制作的单位，进一步发掘本土文化题材，打造动漫市场的秦皇岛板块。目前，IBM、北京大学、惠普、中科院计算所等国际国内知名学府和企业相继落户，以IT信息技术为基础，集合数据的采集、开发、加工、传播、服务等内容，为动漫游戏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创意、制作、出版、发行以及动漫主题会展、娱乐体验、商贸等新兴内容产业格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撑，对秦皇岛乃至河北省的文化和数据产业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
随着传播媒介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固定传播载体的传播媒介向网络媒体的传播媒介的转化，秦皇岛在“十二五”期间，率先在国内提出建设“中国数谷”的构想，倾力打造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竞争力强大的数据产业集群基地。建设以数据服务、呼叫中心、数字技术、数字网络、新媒体、创意动漫等为主要内容的相关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现代新兴数据产业园区，以发展战略性新兴数据产业作为文化艺术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龙头，这其中涉及到电脑动画、网络游戏、数字创作、数字馆藏、数字广告、互联网信息服务咨询、移动内容、远程教育、内容软件等多个领域。使数据采集、传播、服务业成为秦皇岛新兴数字化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引擎，帮助业界厂商、投资者、产业人士更精确地把握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规律，更深入的梳理应用价值迁移轨迹。
三、秦皇岛市新兴文化艺术业态产业新价值
从新技术给文化艺术业转型所带来的角度看，新兴文化艺术业态通过专业化分工与互动协作，结成的产业协作、流通和服务网络，是新兴业态更强调的价值链环节，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将产业空间重组，对传统经济产业链进行拆分，推动产业链上下各环节实现有机衔接，产生不同的新经济价值。譬如，以秦皇岛市图书印刷出版产业为例，该产业链核心具有出版、印刷、物流、推广销售四大环节。其中，出版是产业链的龙头环节，由图书、报纸、期刊出版单位构成，目前秦皇岛市有报社1个、期刊杂志16家、较有影响的内部资料编辑单位31家。据调研，一家出版社往下游可以带动数十家印刷、装订企业的业务开展，往上游还可以催生出版工作室、出版公司、文化公司等内容创意提供商的诞生和加盟，同时一批出版印刷物资提供商也会加入这一产业运行过程，横向也会对造纸业构成市场需求。
在印刷环节，出版物印刷厂、资料印刷厂和包装物印刷厂是产业的主体。除书报刊出版印刷外，印刷包装业的另一重要领域是服务于生产资料产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包装的塑料和纸质包装印刷品。目前秦皇岛市有各类印刷企业467家。在本着“做强大企业，做精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引导部分印刷包装企业组建企业集团，以提升整体竞争力，鼓励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各自优势。同时，鼓励印刷包装企业瞄准京津几千家出版单位主动出击，争取成为业务合作伙伴，借力发展。
在物流环节，当前主要是为印刷企业提供所需的纸张、装订、印刷耗材、印刷机械及配件、复印机、打印机、编辑排版软件和印刷物资仓储等各种物资的流通企业。首先是要重视资源整合，建立服务于印刷包装企业便于沟通产需的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产业链中各行业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
在推广销售环节，建设数字图书零售商业服务信息平台，开发网上阅读、语音导购、电子索引目录等内容的网络信息平台。构建电子图书交流平台，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的集中度，建立集电子监控、网络预订、网上支付、图书、信息查询、宣传促销等为一体的网络文化服务系统，为大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文化服务，实现互惠共利，有助于秦皇岛图书印刷出版产业的新经济价值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型支柱行业。
作为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核心层”的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近年来在改革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目前已实现经济增加值5.5亿元，占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19%。文化艺术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8%提高到2010年的3.1%，随着文化艺术产业的新兴业态数量的不断增加，文化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领域的拓宽，在财政税收和社会经济价值上均显著增加。
四、结语
伴随着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态势，凸显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文化艺术的发展格局既是新经济价值提升的催化剂，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当下，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已成为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文化艺术产业的异军突起，已成为秦皇岛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产业融合发展和新兴业态为秦皇岛市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秦皇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纲要（2011-2015年）》，2011（11）
[2]杜丽芬.新兴文化业态：核心概念及其初步分类[J].商场现代化，2010（06）
[3]赵志立.文化产业发展要重视新兴文化业态[J].成都大学学报，2007（04）
作者简介：
杨旭光，1969-，男，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副教授 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美术学
第5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下面是再论《物质与意识浅谈》，即《物质与意识浅谈B》分物质与物质；物质与意识；意识与物质；意识与意识四个方面论述：第一、物质与物质的关系。在宇宙、世界无动物、无人类、无意识之前，包括有人类还未意识到的地方，宇宙、世界是纯物质无意识的。物质与物质的关系是自然的，并在按自然规律，即自然物理、自然化学、自然数学……自由自在、自然规律存在、运动、变化、发展，这是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被有人类、有意识之初，视为上帝、神、妖、宗教意识……物质的存在形式可见的有气态、液态、固态，还有不可见的电流、磁场、吸引力，听不到的超声波等。在宇宙中各类物质有着根据自己的性质，自然生成、分化、腐蚀、败灭的时间属性。在空间中排他，我占据的空间将它物排斥，叫排他性。在时空中表现有静、动之分，这时的动都是按自然规律运动、被动，如自然风力、水流、吸引力等自然外力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物质是标志客体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存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特性是无意识、守恒、自然规律。我云守光说“宇宙在没有意识之前，物质、物质与物质是按自然规律活着、变化着的有系统的一个自然大生命。”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1. 物质直接生成意识 。物质直接生成意识是有条件的，一般、普通、非生物物质不能产生意识，只有动物的脑、灵性物质产生意识。植物是生物，但没有脑，没有灵性物，但它有非意识特定性能、自然规律属性：即随着季节性发芽、生根、向上、向阳、开花、繁殖、结果、借物自然媒介传播种子的特性。能产生意识的物质是高级物质、灵性物质，这就是动物的脑。但非人类、动物的脑，只能产生低级意识，如前所说“一出生就会吃奶、生存、觅食、玩耍、格斗、自卫、逃命等”。动物的脑物质是产生意识的条件、本源。
2. 是物质的形象、映象产生了人的意识。如空气给人映象、意识是气体；水给人映象、意识是液体；土石给人映象、意识是固体；电流、磁场、吸引力、超声波给人映象、意识是无形的。这两点都是物质对意识的派生作用，没有空气或稀薄会使人觉得窒息、以至死亡；人肚内无食会有饥饿感的意识，人体内水分少了会有渴的意识、天旱对庄稼等有受旱的意识；水多了会产生洪涝、成灾的意识；使人产生防旱、防涝、包括其他方面的防范意识……颜色则给人视觉以刺激意识……物质还会给人以虚幻意识，如：“望梅上渴”“画饼充饥”“坐井观天”“镜中花”“水中捞月”“海视蜇楼”等。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意识产生于物质，但又反作用于物质。意识有指向的属性：如一种意识由谁创见、产生的指向；或是对什么意识引发出创新意识的指向；对什么物质或意识在作用、反作用、并怎样在作用或反作用的指向。如创造、创新、改革开放、科学技术发明、建筑、医生医疗治病……意识作用于物质时又会产生人造物和新意识的连锁反应。意识对物质作用、映象会产生对的或错的新意识，对的、正确的意识叫感觉、同感、体会等，错的意识叫错觉、失误、失败。人的意识来源有先天性的、后天性的。基因遗传是先天性的，如人的低级意识、潜意识、性别意识，男性有男性的意识，女性有女性的意识……人的后天意识是人体的器官对外在物质感觉、体会形成的意识，如这物是你的、那物是我的，以至于有“物权法”；再如中、日之争，是意识对领土之争。不管是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还是从历史二战等事实上，是中国固有领土……
人类意识又分个人个性意识 、人类共性意识 ，民族意识，一个单位、地区会有本位、本土意识。意识是有社会性的，有了国家以后，就有国家意识。意识的社会性，一种社会、国家形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系统的看法或见解，叫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所涉及的范畴包括有阶级意识、阶层意识、政治意识、经济意识、文化意识、军事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私有意识、公有意识、爱党爱国爱家爱人类的意识、罪恶意识、审美意识、科学意识、非科学意识、责任意识、防范意识、爱与恨的意识、利与害的意识、安全意识……自古以来意识形态的别称有学、道、理、精神、主义、思想、思维、宗教……一个国家会形成一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常说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国家形成之初，意识形态较为先驱成熟、完善：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我认为“还应增加古希腊、罗马、雅典地区，合为五个古代文明。”
第6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一、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1.坚持人的主体性。文化观区别于以往文化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从“人类生存的前提”即人的劳动实践出发来阐发自己的文化观的，真正做到了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把现实的个人当作他们文化观的现实出发点，而且明确地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确定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并认为这是首先应当确立的前提。人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只有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够理解整个历史的基础。
2.贯穿意识形态性。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认为：“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主要表现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的这一分析洞穿了文化意识形态性的阶级本质。
3.倡导文化科学性。文化科学的作用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和革命力量。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发现“成千的定理带来的金色果实，这些定理在专科大学的高墙深院里是长期不结果实的”，这是马克思引用英国学者尤尔十分形象的话，这说明马克思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精神生产力，它必须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物化的科学力量，因而认为文化科学的本质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如果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就会力大无穷。
二、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核心价值观整合多样文化的能力不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等，它融于民族性格，渗透在国家意志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分、分配方式、就业形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各种腐朽、低俗和落后的思想纷纷涌现。加上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带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思潮与意识也不断涌入。这对我国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使思想文化在社会中的基础被削弱。
2.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引领多样文化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方面的能力不强。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尊重、包容和引领多样文化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方面的能力不强，这是影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国际方面来说，全球化发展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发达国家正在凭借其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不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文化渗透等不平等的侵略，面对这些挑战，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引领文化思潮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3.文化市场潜力开发不够，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当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举措。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忽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化产业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够，不仅表现在文化产业还未形成规模，还表现在文化产品缺乏创新，产品形式单调等。
三、坚持文化观，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线，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风格与品质，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风格。因此，要通过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通过生产新的文化产品等举措，来增强全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
第7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要想研究道德结构是如何构成，首先必须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是道德？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道德”含义很广，运用也极为广泛。通常用来表示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规则。提出了道德科学定义为：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总和。“道德”这一概念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主观意识，又是一种客观要求，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因此，从道德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道德的结构离不开意识、规范和实践活动，归纳起来道德的完整结构是由道德意识、道德活动、道德规范这三者所构成。从伦理学道德结构论角度出发将他们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框架，这个有机框架将反映出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性和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
（一）道德意识
道德原则和规范将个体道德意识和群体道德意识两者统一起来的桥梁，通过人们共同接受和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和原则。道德意识属于认识的一种,按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即道德意识的第一个阶段,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接触客观外界，引起许多感觉，在头脑中有了许多印象，对各种事物的表面有了初步认识，这就是感性认识。同时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是在日常生活经验影响之下人们反映的切身经验。处于感性阶段的道德认识，通过道德活动反映出来的是直观认识,所以它对道德生活的指导作用是局限的。对于超出经验范围内的一些事情，处理起来也就无从下手了；理性认识即道德意识的第二个阶段,是认识的较高层次，它的认识对象是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前提，认识过程是对内在联系的事物，它是对道德理解、判断、行为建立在自觉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阶段这些便决定了它的认识特点具有间接性、规律性、抽象性。它是对道德关系的理性反映,是对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自觉理解与把握,是对道德的本质、起源、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的自觉理解与掌握,是道德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是理性因素与悟性因素的综合。因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理性认识才是道德认识。当然道德意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1]。
（二）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实现道德职能的关键。研究道德结构，我们不能不研究道德规范。规范性是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主要标志,是道德的本质特征。道德的这种深刻的本质寓于它的结构之中, 而道德的结构恰恰是道德本质的内在表现形式。道德作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主要是靠它的规范体系来调节人的行为, 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道德的规范体系包括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三个部分[2]。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同时它又是社会一定阶级的人们自觉去行动的产物。任何先进阶级的道德规范总是要继承和发展先前社会中的有积极和进步作用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一种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道德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既是许多个人道德品质现象的集中表现,又是每一个人衡量道德水准的普遍尺度,它既是反映人们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普遍规律, 又是一定阶级或社会对人们行为要求的普遍行为准则。
（三）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活动三者的关系
道德就其完整性而言,是由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相对独立、各成体系，又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首先，道德意识是道德原则和规范形成的思想前提，道德规范体系又是道德意识的集中体现。道德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中地体现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一般本质，因而具有社会意识的一般特征。然而道德意识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是社会意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次，道德原则和规范既反映客观存在的道德规律，又体现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要求，既调整引导人们的道德心理活动，又指导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活动；道德活动是道德意识形成和深化的现实基础，又是道德原则和规范实现的方法和途径[4]。
道德的深层结构
（一）道德权利
当然，“权利”有法定权利、道德权利和约定权利之分。这里主要研究的是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什么呢？它是道德规范的主体行使者在道德生活中所享有的一些特定的权利。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知道，道德权利就是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或者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而应具有的尊严、人格以及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或者权力等。“道德的本质就在于关心或顾及他人的利益”[5]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首先认识的是有关社会主义道德的观念、规范等，人们才会在这些观念下自觉地去遵守，然后享有相应的权利。例如：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大事情，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生活将发生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都离不开道德权利，道德权利观念的凸现，继续对道德结构关系和道德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道德义务道德义务
所表现的是个人对社会或对他人所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一定社会或者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要求。笔者认为，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都是在遵循着道德规范，并且延伸出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是道德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规定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社会利益关系，共同构成一定的道德类型，通过行为规范的形式，为人们所认可和践履，从而实现道德基本的社会功能———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6]。从这个角度看，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最充分最直接地通过道德规范表达出社会道德体系的存在理由，是任何类型的道德体系必不可少的规定。二者对行为的规范和约束的方向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见，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彼此依存。
第8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反本质主义，主体意识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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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道德意识形态范文
关键词：现代；道德人格；文化实践；文化养成。
所谓道德人格，即作为具体个人人格的道德性规定，是由某个个体特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的有机结合。道德人格不是先天的，而是人们进入社会道德生活以后，在不断地处理围绕着他本人而发生的种种道德关系，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被逐渐塑造而成的。其中，社会文化对道德的生成、调适具有重要作用。
一、文化实践是道德人格的来源。
文化实践是人适应自然、满足自身、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全部活动，包括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和个人的生活实践。
道德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生活实践、知识的熏陶、个人自觉修养逐步形成的。
（一）文化实践是道德认知的来源。
道德认知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生活的理性反映和经验积累，是道德人格形成的起点。道德认知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调整其行为动机和现实行为的支持系统。
首先，道德认知是知识与美德的桥梁和中介。在对道德的论述中，苏格拉底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提出“美德就是知识”。他认为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一般说来，灵魂所企图或承受的一切，如果在知识的指导之下，结局就是幸福，如果在无知的指导之下，则结局就相反。”[1]（p102）无知的人不会真正有美德。从这一论断出发，苏格拉底对人的善恶进行了分析“，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学和做，就是有益的。如若没有理性地学和做，它们就是有害的。”[1]（p102）要使人为善，就必须使人有知识，美德必须伴随着知识。知识以反映、规律为内容，属于认识范畴；美德以善意、正义为内容，属于价值范畴，二者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角度的揭示，其中，道德认知处于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交界处，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美德，因而成为知识与美德的桥梁和中介。
其次，道德认知离不开人们的文化实践。人只有在进入家庭、社会生活以后，面对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由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经过一定的生活实践后，才逐步形成一定的道德认知。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p202）在实践中，上升到意识领域的道德认知作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引导着人们把以观念形态存在的道德人格表现出来，变为现实的道德人格，从而实现道德人格的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的结合，具体表现为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而道德概念的掌握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又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相结合，形成对现实道德关系的一种爱憎和好恶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经形成，就会具有强大动力，影响人的道德行为。
（二）文化实践是道德意志的来源。
道德意志是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克服困难和障碍、作出决择的力量和坚持进取的精神。
首先，道德意志作为一种人格力量，在使人摆脱动物性的文化实践中起了重要作用。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正是在寻求意义的文化创造的过程中，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只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3]（p53-54）人的生产集中表现为对于对象世界的改造，通过改造对象世界，实现对于自己自然存在的超越。而正是意志支配着人的生产，使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其次，文化实践锻造道德意志。人的文化实践活动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受到自然规律和文化规律的制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p53-54）在这一文化实践中，人把握两个尺度：一是自然尺度，人能够按照不同事物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进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二是内在尺度，人按照美的规律或文化的规律来塑造世界，将自身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具体的能够令人愉悦和观赏的形象。这种二重性境遇磨炼着人们把握世界的道德意志。
（三）文化实践是道德理想的来源。
道德理想是指人们在高尚的道德追求中所向往的终极目标。
首先，道德理想是道德人格的终极价值系统。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指出“：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有宗教倾向，都有自己最终的假定前提。”这些前提“对属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产生了创造性的压力。”[4]（p206）这里的“最终的假定前提”即是终极信仰。人有了某种最高理想，或宗教，或政治，或人生，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动机，而且还会使这一动机经过增强内化为人的使命感和庄严感。特定的信仰系统可以支撑相应的理想人格。
其次，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人的文化需求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现实的文化实践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要。
道德的发展源于人的文化生活的现实性与人的精神的超越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总要生活在社会中，人的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永远是自由的，总想超越现实。要求过高、扼杀人性的道德理想是虚无的，但是现实化的粗俗形态就可能导致道德理想的世俗化。而一旦出现对理想人格和终极理想的真正否定，道德人格的修养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道德人格修养总要在现实的稳定和精神的追求中获得平衡。人围绕道德理想不断展开文化实践、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是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
二、文化矛盾是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
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是指为实现道德价值目标，不断驱使道德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以实现自我完善和完善社会的动因，主要表现为道德需要与道德情感。
（一）文化超越产生道德需要。
道德需要是指人们自觉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在要求。需要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p22）道德需要是个体的一种高级需要，它是个人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价值，使人超越平庸琐碎的生活走向崇高。文化
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的超越性促成人的超越性。人成为真正的超越性的存在，在人的真正的超越性的活动中，道德需要得以产生。
（二）文化冲突孕育着道德情感。
首先，当代的文化转向引发了文化冲突。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本体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呼声日渐高涨，拒斥现代主义文化渐成潮流，文化领域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费瑟斯通指出“：如果‘现代’与‘后现代’是两个生成词汇，那么，很显然，前缀‘post’指的是继‘现代’而来，或是与现代的断裂和折裂，这个概念是通过反向区分的方法来定义的。不过，随着明确两者之间的前后关联，‘后现代’一词，更多的是强调对现代的否定，是一种认知的扬弃，它肢解和消除了现代的一些确凿无疑的特征。”[6]（p3-4）这种后现代的决定性断裂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
其次，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冲突而变得活跃。在现实的文化冲突中，文化本身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异延性等属性与后现代的思维方式相契合，文化域的外延不断扩大，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的繁盛与不可捉摸而变得活跃而灵动，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道德思维的延伸和道德心灵的拷问。人们陷入多维的感知和深深的思索：眼下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正在遭遇着的是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期、此时此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面，人们似乎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实质上，这种困惑与自省正在酝酿着丰富的道德情感。
（三）文化革命促进道德解放。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p456）可见文化的进步是通向自由和美的过程。
首先，现代人摆脱了物质贫乏的同时，却陷入了道德困境。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通过内在的文化维度的发展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它以一种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微观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挤压着人们的心灵，挑战人们的精神自由。种种“物质第一”的特点，明明白白摆在现代人面前。一切“价值”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价值。这使得人们普遍讲求效率，追求成功，其衡量尺度变得非常物质化和金钱化。
其次，文化革命是实现道德解放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新批评派和右翼势力竭力否认当今社会文化的价值属性。詹姆逊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8]（p26）这种以实践否定信仰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信仰并未消失。
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所昭示的文化领域的革命却终将来临。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走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道德的彻底解放。这是马克思道德解放学说的重要内容。因此，新时代的文化革命不必否定物质的重要，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历史的进步。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人类的道德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实现人类道德的彻底解放。
三、文化理性是道德人格的评价准则。
文化理性形成于历史传承过程，它将隐含在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权威榜样中的道德规范归纳升华，通过社会赏罚、社会道德评价和道德教育进行传播，激发人们的荣誉感和耻辱心，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道德准则。合理的道德评价准则离不开文化理性的支撑。
（一）文化理性引导文化人性。
首先，以理性引导人性，是当代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的当展蕴涵着理性与人性重新结盟的要求。在尼采看来，伟大的哲学应当具有艺术的功能，它解放人的灵魂，给思想插上翅膀，让人变得完整。[9]（p20-210）罗蒂认为，哲学不再是一种文化奠基活动，而是一种对人的教化活动。在文化的诠释中，人性被理解为人的一般本性，人只是一个抽象物。因此，不能揭示人的真实本质。而且，文化主题的更新换代经常使自身陷于矛盾而不得不自我，这使文化对人性的要求日益迫切。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表明，理解人、说服人、关注人的生活世界，是文化理性力图开辟的前进道路。
其次，以理性引导人性，这不仅是文化本身的诉求，也是道德发展的需要。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技术理性对此束手无策，人们迫切要求文化理性对人类怎样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作出负责任的回答。文化理性应当指明生活的方向，使人们在高度物质化的生活中感受到幸福和安宁，这是时展对文化提出的要求。在文化与人的相互接纳中，人提炼理性，理性唤醒人性的自觉，理性与人性相携走向共生。在文化理性和人性之间创造道德人格的新生命。
（二）文化理性评判道德人格。
首先，文化理性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审视。文化理性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对自身道德生活的自觉认识与把握。它形成人们的一种道德信念，并主动地将之付诸社会实践，从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文化理性具体表现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现实状况、未来趋势有“自知之明”；对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优势和缺陷“心中有数”。雷吉斯·德布莱指出“，20世纪是一个重视自己在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的时代。在21世纪，至关重要的将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文化中、信奉什么样的宗教、说什么样的语言。”
实际上，这就是指一种文化理性。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审视，道德人格体现了文化反省和文化存在的有机统一。
其次，道德人格的文化性，来自于文化传统的限定。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生存的应对方式，文化的限定就是生活方式的限定。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背后，都隐蔽着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在这种独特的生活基础上，就会产生独特的道德人格；同样，任何一种道德人格也都将面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向这一现实世界给出自己的提问，进而回应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道德人格是从文化和生活实践中得到的文化性格，失去这一文化性格，道德人格就脱离了生活世界的支撑。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背景文化具有隐性的规范作用，他称之为“无意识的选择标准”，它用隐含的文化价值表达自己的文化意志，支配在这一背景文化中的教育精神及其发展模式。文化具有理性的规范作用，传统正是这种文化理性的代表。认识传统的文化理性，才能理解道德人格的文化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完善它，确证其文化合理性。
再次，道德人格的完善，取决于文化理性的评判。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并不必然具有高尚的人格。
这就是知识与人格的分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人并不因有了知识才有德性，而是因有了德性的智慧才使得知识的运用造福于人类。科学如果没有德性的智慧、没有终极价值的存在，将是盲目的，难以成为人类服务的真正力量，甚至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当代社会，进行知识、精神与伦理的价值整合，正需要文化理性和整体观念的人性的进一步结合。以文化理性保持主体的道德同一性。使道德主体克服因社会地位和生活变化而导致的处理利益关系的标准和方式的变化，预防因各种因素所引起的道德价值取向的波动，在各种诱惑下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
置身于文化时代，现代人对文化具有旺盛的需求，深受文化影响，其道德人格塑造应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化方式，深入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这就要从理性出发，为道德人格选择本土化的文化立场。文化传统规定了道德人格的文化起点，给出了道德人格可能发展的文化轨迹；它不仅限定了道德人格的文化内涵，而且决定了道德人格只有契合文化传统的内在精神，才能以一个合理的身份进行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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