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茗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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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草堂茗香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茶文化；美
中国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5-229-1
《红楼梦》中关于茶文化的描绘主要集中在前八十回，这些生动的记叙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茶文化的内容，篇中人物喝茶品茶覆盖全篇，深得中华茶文化之精妙。
一、好水
水，“茶之司命者也”。（《十六汤品》）
在明代茶文化复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茶疏》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明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茶性必发于水。有十分之水，方可得十分之茶。”古人论水的代表作田艺蘅的《煮泉小品》论水尤详。曹雪芹通过先贤之论，在小说中作了极为丰富而生动的艺术描写。
第41回妙玉煎茶用水的情节是这么说的：
贾母接了，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陆羽《茶经》中尚未论及雨水，明人尤精此道，文震亨在《长物志》分别论述了四季雨水之优劣。而紧接着贾母饮茶之后的着力描写：“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我们注意到妙玉此时用的水已然不是“旧年蠲的雨水”，而是“珍藏了五年的玄墓蟠香寺前，梅花上的雪水”，确实有充分的茶道依据。白居易《晚起》等诗中已有“融雪煎香茗”“闲尝雪水茶”之句，可见晚唐人已知雪水煎茶之妙。辛弃疾也有“细写茶经煮香雪”句，陶毂还有命姬掬雪烹茶的故事流传下来，发展至明清，雪水身价愈高。文震亨《长物志》称：“雪为五谷之精，取之烹茶，是为幽况。”熊明遇更有：“雪水，天地之精也。”贾宝玉有“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便不足为奇。
二、名茶
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秉清灵、玄幽之秉性。中国茶类繁多，品种千姿百态，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有：贾母不爱吃的“六安茶”，妙玉为贾母特备的“老君眉”，宝玉所钟爱的“枫露茶”“普洱茶”，黛玉房中的“龙井茶”等。
六安茶为安徽名茶。《援鹑堂随笔》载：“六安茶产自霍山，旧例于四月初八进贡以后，始得发售。茶山周围八百里，而以仙人街、黄溪涧、乌梅尖、佛寺等处尤佳。茶叶有蕊尖、贡尖、皇尖等名目，分白茶与明茶，有毛者不论粗细皆曰白茶，无毛者曰明茶，皆老叶也。”毛尖、银针等都为六安茶著名白茶，香气高爽，其叶甘醇，比一般茶略淡，也难怪刘姥姥嫌其味淡。此茶针长如眉，故曰老君眉，为六安所产，故而贾母又误以为是一般六安茶。
三、良器
公欲善茶道，必先精茶具。受“美食不如美器”思想的影响，我国自古无论是饮还是食，都极看重器具美。在传统茶文化中，器与道是相通的，因此历代的茶人对茶具都有很高的要求。第41回“品茶栊翠庵”对茶具的描写尤为详细，妙玉一口气拿出数种并不常见的珍贵茶具，有“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绿玉斗”、“蟠虬整雕竹根的大海”，以及“宋元丰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的“晋王恺珍玩”的“”和镌着三个垂珠篆字的“点犀”。翻遍古今中外茶具谱，我们还找不到一件茶具可与妙玉所用的茶具媲美。
四、烹茶
名茶好水良器之外，烹茶的艺术也是必需的。《红楼梦》对此多有详述。
如贾宝玉为茗烟改名为焙茗，便是红楼茶艺精神适例。据茗烟说：“我们宝二爷嫌烟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烟”字为什么不好？其实并非因茗烟与锄药、引泉等众小厮的命名方法不一，而是因为茶极忌烟。宋人在《十六汤品魔汤》、《北苑别录过黄》等中已指出：“而汤最恶烟。”故称烟为“大魔”。苏轼在《汲江煎茶》中写道：“活水仍需活火煎。”活火者，无烟之火也。清代无名氏《乐水清话》还具体谈到煎茶水以三年陈樟树炭或橄榄果核做燃料最佳。据说这些燃料点燃后“只有蓝色火焰，绝无一点火气”。此便为贾宝玉为茗烟改名的原因。
五、品茶
古人讲品茗，总是把饮茶提高到一种典雅清和的意境中，展现出生活的享受、情趣和艺术化。冯正卿在《芥茶笺・茶宜》中有提到适宜品茶的十三条件，如：无事，俗务去身，悠闲自得；嘉客，志趣相投，主客两洽；幽坐，心地安逸，环境幽雅等。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松涛般的声音，香茗入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云光缥缈之仙境。一如妙玉所言：“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品茶人先灌漱口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满口生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
六、结语
曹雪芹的描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人茶文化的主要特征，文人茶虽说在审美上达到了极致，但也正因此，中国传统茶文化发展到清代，已现颓势。茶文化只有走向民间，才是其发展的新路。
参考文献：
[1]何哲群.从“妙玉论茶”看清代文人茶文化[J].时代文学，2008，（02）.
[2]周健.红楼茶文化小识[J].华夏文化，2001，（04）.
第2篇：草堂茗香范文
夜读不宜在书房，太正襟危坐。选择客厅沙发，或阳台的一隅，甚至卧室的床头，或靠或躺，让身体得到最大限度的放松。书也不一定是刻意找来的，而是顺手在茶几或枕边拾得的，可以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可以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或者梭罗的《瓦尔登湖》，打开书卷，闻着书香，进入文字构筑的奇妙世界：或是短小精悍的狐鬼神怪故事，或是精致闲淡的美文，或是气势恢宏的宏大叙事，或是娓娓道来，或是崎岖险峻，或于平淡中暗藏风光无限。
四季变幻，不同季节的夜读，各有各的滋味。春有花香作伴，夏有蛙鼓虫鸣，秋季静谧空寂，冬季风雪声急。
最喜春夜读书，花香融进月色，溶溶月色在房间里洇开，打开书卷，脉脉书香又浸染着月光。春风沉醉的晚上，闲来无事，信手拈来闲书一本，落花簌簌，月色空茫，花落的声音与翻动书页的沙沙声相交织，如同天籁。
冬季的风雪夜也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天寒地冻，不宜出门，不如早早洗漱，烫暖手脚，靠在床头，拥着厚厚的棉被，细细品读那些平常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这样的夜晚，少不了红泥火炉，青梅煮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火光温暖亮堂，炉上煮着酒，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四溢的酒香浸染着书香，窗外寒风凛冽，雨雪纷飞，独守着这方静谧温暖的小天地，全然忘了今夕何夕。
夜读若辅之以茶，或者酒，更使读书平添了许多滋味。
清茶一盏，适宜春日夜读，月色花香书香已经醉人，一盏香茗用以清心醒脑。茶汤淡绿清亮，适合梁实秋、周作人那样闲适散淡的文字，或者汪曾祺宁静恬淡的杂记偶感。上一口热茶，茶香弥漫在齿颊间，涤荡了心魂，所有杂念皆沉淀，正好翻到周作人写喝茶的散文：“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不禁会心一笑。喝茶，不必二三人同饮，伴着好书一本，一人独饮，那滋味也是妙哉！
美酒一杯，则适宜冬日夜读。《红楼梦》中有一段写到贾宝玉去薛姨妈家做客，薛姨妈命丫鬟将酒温过，再拿给宝玉吃，怕宝玉的胃受寒。冬日夜读之酒，自然也是温过或者煮过，热热的，涤荡肺腑，热气在身体里升腾，慢慢转为豪气。此时宜读气势恢宏的宏大叙事，或者英雄侠客的人生传奇。比如金庸小说，或者《水浒传》，看武松酒后徒手打死猛虎，鲁提辖三拳打死恶霸郑关西。英雄豪杰，行侠仗义，文字浓烈，情节陡峭，酒壮英雄胆，善解愁闷肠，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场。温一壶绝美的文字下酒，好一个扣人心弦，酣畅淋漓。
第3篇：草堂茗香范文
现在人们泡普洱茶，不必像古人那样大费周章“其江水，取去人远者。”各水厂商提供的水经过人工净化、消毒处理过，这到我国卫生部制订的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如瓶(桶)装纯净水、矿泉水均适宜用来泡普洱茶。平时，可以从水质：清、活、轻，水味：甘、洌这五个标准来选择水。
纯净水：采用现代多层过滤和超滤、反渗透技术等多道工序提出纯净水，并使水的酸碱度达到中性。用纯净水泡茶，净度好、透明度高，沏出的茶汤晶莹透澈，而且香气滋味纯正，无异杂味，甘醇可口。
矿泉水：含有适量矿物质和负离子易于饮用，但市面上矿泉水的品牌各异，水中含有的其所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成分也不同，口感的差别会影响茶汤的醇正。因此需谨慎选择。
家中自来水：安装自来水过滤器则适宜泡茶。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选择自来水泡茶。自来水中有氯化物气味，需经过煮沸去味等工序，可将自来水煮沸贮存在干净的容器中，静置一昼夜，待氯气自然挥发后，再煮沸泡茶，这样则不会影响普洱茶的口感。
另外，在选择泡茶用水时，还需关注水的硬度与茶汤品质。天然水可分硬水和软水两种：含有较多量的钙、镁离子的水称为硬水；不溶或只含少量钙、镁离子的水称为软水。如果水的硬性是由含有碳酸氢钙或碳酸氢镁引起的，这种水称暂时硬水；如果水的硬性是由含有钙和镁的硫酸盐或氯化物引起的，这种水叫永久硬水。暂时硬水通过煮沸，所含碳酸氢盐分解，生成不溶性的碳酸盐而沉淀。这样硬水就变为软水了。
水的硬度影响水的pH值(酸碱度)，而pH值又影响普洱茶汤色泽。当pH大于S时，汤色加深；PH达到7时，茶黄素就倾向于自动氧化而损失。另外，水的硬度还影响茶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软水中含其他溶质少，茶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高，茶味浓；而硬水含有较多的钙、镁离子和矿物质，茶叶有效成分的溶解度低，故茶味淡。如水中铁离子含量过高，茶汤就会变成黑褐色，甚至浮起一层“锈油”，这是茶叶中多酚类物质与铁作用的结果。如水中铅的含量达0.2ppm时，茶味变苦；镁的含量大于2ppm时，茶味变淡，钙的含量大于2ppm时，茶味变涩，若达到4ppm，则茶味变苦。由此可见，泡茶用水以选择软水或暂时硬水为宜。
总而言之，泡茶用水应以悬浮物含量低、不含有肉眼所能见到的悬浮微粒、总硬度不超过25°、PH值小于5，以及非盐碱地区的地表水为好。泡普洱茶用水，生活中，就是以桶装纯净水、桶装矿泉水为首选。综合坊间意见，本刊认为最适宜泡普洱茶的水目前有四种：
1、寒玉秋泉：源自云南玉溪
2、巴马山泉：源自广西巴马
第4篇：草堂茗香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茶；制作过程；精致化；雅化
在《红楼梦》[1]第十七回《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中，贾宝玉曾作了一副对联，即“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在这里，宝玉是将茶与名列秀才四艺之一的棋相提并论的。可见，在雅士文人的笔下心中，茶与琴棋书画一样，是“雅”的一种，其文化内涵早已超脱于日常功用，具备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寓意，以至于从制作到入口，每一个环节都浸染上了文化的色彩。这在它制作过程的精致化与雅化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点茶之物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中有这么一段话：“单只说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还有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单这没要紧的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将花卖到药铺去，很显然是提炼作药材的。那么，卖到茶叶铺子去干什么呢？这就牵涉到了茶的一种泡制方法，即“以花点茶”。
什么叫以花点茶？《清稗类钞》中有相当详细的说明：“花点茶之法，以锡瓶置茗，杂花其中，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令干。将此点茶，则皆作花香。梅、兰、桂、菊、莲、茉莉、玫瑰、蔷薇、木樨、橘诸花皆可。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之态，其香气全者，量茶叶之多少以加之。花多，则太香而分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其美，必三分茶叶一分花而始称也。”[2]P6308还有具体讲述玫瑰花入茶的：“玫瑰花点茶者，取未化之燥石灰，研碎铺底，隔以两层竹纸，置花于纸，封固，候花间湿气尽收，极燥，取出花，置之净坛，以点茶，香色绝美。”[2]P6309
以花入茶，其原意是将花香融入茶香之中，使茶更可口，更沁心，即增加感官上的享受，又增加茶水本身的美感。然而，对此种泡茶方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的，蔡君谟就深以其为弊病，他认为“莲花、木樨、茉莉、玫瑰、蔷薇、惠兰、梅花，种种皆可拌茶。且云重汤煮焙收用，似于茶理不甚晓畅。至倪云林点茶用糖，则犹为可笑。”[3]P194田艺蘅显然也是同意此观点的，他说：“人有以梅花、、茉莉花荐茶者，虽风韵可赏，亦损茶味。如有佳茶，亦无事此。”[3]P223
至于以花点茶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是增茶之味还是损茶之味，显然是件见仁见智的事，不在本文所探讨范围之内。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就是，这种争执恰恰反映了茶制作过程中对“精致”与“雅”的追求。
二、沏茶之水
茶作为饮料，包含了“茶叶”与“水”两个基本要素，故“水”之如何便成了断言茶之优劣所必不可少的一环，所谓“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3]P138制茶时“尤贵择水，”[3]P182关于此，古书上有很多有趣的记载。据传，坡曾与蔡君谟斗茶，坡的茶原不如蔡君谟，蔡君谟用上品好茶配惠山泉水，而坡深谙“若不得佳茗即中品而得好水亦能发香”之茶理，选用竹沥水，胜于惠山泉水一筹，终于赢了蔡君谟，且不说这则轶闻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水对茶的重要性则是不容忽视的，明代张大夏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茶性必发于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诚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4]P79
《红楼梦》中有许多对沏茶之水讲究的例子。此点在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在妙玉将茶捧与贾母时，“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说：‘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当妙玉拉宝钗黛玉吃“体已茶”时，宝玉亦跟了过去，其间有这么一段话：“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淳，如何吃得！’”黛玉未能品辨出烹茶之水为雪水即被妙玉嘲为“大俗人”，可见“水”之于对“茶”的重要性。
《红楼梦》所言及的泡茶之水，以雨水雪水为多，除了在栊翠庵外，第一一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欺天招伙盗》中有“惜春欣幸异常，便命彩屏去开上年蠲的雨水，”之句，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贾宝玉的“四时即事诗”之《冬夜即事》末联云：“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这两处的“开上年蠲的雨水”用以“预备好茶”和“扫”“新雪”用以“烹”茶所反映的都是对泡茶之水的讲究。
《红楼梦》中所提及的烹茶之水除了雨水和雪水外，尚有露水和泉水。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宝玉自觉清香异味，纯美非常，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红一窟”。’宝玉听了，点头称赏。”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宝玉祭文《芙蓉女儿诔》中的“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即是以泉水泡茶。关于泉水和露水泡茶，前人也有不少相关记述。乾隆有诗云：“秋荷叶上露珠流，柄柄倾来盎盎收。白帝精灵青女气，惠山竹鼎越窑瓯。”泉水泡茶，则由来亦久，白居易曾作有《山泉煎茶有怀》诗，云：“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寄与爱茶人。”这里的“泠泠水”，即是指山泉。
三、用茶之器
茶在入口之前，除了讲究制法、用水、火候之外，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即用茶之器。让我们重新回到《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一回，看一看妙玉对“用茶之器”的讲究。贾母一行到了栊翠庵，“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窖五彩小盖钟，捧于贾母。……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这里就写到了对“用茶之器”的讲究。但是更讲究的还是以下这段：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分瓜’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乔皿’。妙玉斟了一乔皿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妙玉）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
由上述描写可以看到，有好茶好水还是不够的，就连用以饮茶之器具，都是要有讲究的。品茶时要用好器具，制茶过程中同样也要用到。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提到的元春赏赐之物中，便有茶筅。茶筅是古时烹茶时的一种调茶工具，“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必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去拂虽过而泡沫不生。”[5]P317
茶具之考究，亦是自陆羽起成为习尚的。唐之前，茶具与食具并无什么分别，到了陆羽，既是品茗，那么除了要求好茶好水，还得有不串味、能煮出最佳茶汤的茶具，而且既是高雅致情的事，茶具自然也应赏心悦目，正所谓“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3]P205
由上文分析可见，茶的制作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非常讲究的、充溢着文化韵味的过程，单单从《红楼梦》中所涉及的点茶之物、沏茶之水、用茶之器这三个方面，我们即可以窥斑见豹，从中略见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之一斑。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清）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龚建华.中国茶典[M].南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明）张大夏.梅花草堂笔谈[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1.
第5篇：草堂茗香范文
关键词:《花间集》;词学;寄托
词学中“寄托”理论在 什 么时代真正形成，学界存在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成熟于“清代”，以朱自清为代表，其《诗 言 志辨》云:“宋人已有‘比兴’论词的｡到了张(惠言)氏，才更发扬光大，词体于是乎‘尊 ’起来了｡”①(P82)因清代出现的常州词派直接以 “寄托”言词，但将清人的观点遥接宋人，宋､清之间这么长的历史时段，词学观念难道真 的 静如止水?恐怕难以认可｡其二认为成熟于宋代，以张惠民为代表，其《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中说:“宋代词学自北宋起即有寄托观念产生，而至南宋，自觉的寄托说已基本成型，虽 尚欠周全，但规模已具，且已经相当深刻｡”②(P234)这种观点的说服力也不是很大，詹安泰先生说:“《词源》不著寄托之条，殆亦讳莫如深 者”③(P234)，张炎不著寄托之条，恐非讳莫如深， 倒可能是理论意识未达之故，因此南宋有自觉的寄托说实属可疑｡对宋代比兴寄托有过全面 考察的段学俭，在其文《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认为:“在绝大多数词 人和相当多的词评家的头脑里，比兴寄托的观念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④其评价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其略于考察元明二 代，将问题遥接清代，其思维模式和结论仍旧逃不出朱自清的宿命｡
上述代表性的词学“寄托”理论，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如下问题:其一，忽视对成熟形态特 别是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具体而辩证地分析，从而认为宋代所产生的“寄托”意识与后来 的“寄托”理论具有相同的生成机制;其二，专以前人论述为是，疏于考察明代词学的发展 ;其三，专从诗学背景下的寄托观念审视词学的“寄托”理论，忽视对词学中“寄托”理论 独特构型的关注，因而造成对词学别是张惠言“寄托”理论的重大误解｡本文从历史角 度具体考察宋､清二代“寄托”产生机制的不同，认为宋是“以诗为词”的诗位观念的产物 ，而清则是建立在以《花间集》为经典词学范本基础上的诗词文体互融的结果，正是后者建 立了完美的理论形式｡因此本文以《花间集》何时参与建构“寄托”理念为标本，认为词学 的“寄托”理论建构开始于明代中后期，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人完整的“寄托”理论｡
宋､清“寄托”形成机制比较
宋､清两代“寄托”理论的形成机制具有显著不同，前者直接将词与 诗骚相连，是宋代“以诗为词”思维的产物;后者则是通过建立《花间集》与《诗经》特别 是屈骚的关系，以词学经典的确立来建构理论｡从产生的效果看，前者鉴赏性多于理论的体 系性，呈散漫无依状态;后者则企望建立一套严密理论，有创作导向之用｡
宋代的“寄托”意识与《花间集》无涉｡《花间集》在宋代是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但未用 以参与“寄托”理论建构｡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唐末诗 格 卑鄙，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世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 之宗｡”⑤《花间集》实为奇绝，可堪学习｡但参与 “寄托”理论建构是需要合法性的，宋人眼里的《花间集》是“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 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也?”⑥，而“寄托”理论作为中国以来一以贯之的诗学传统，“无聊”之作的《花间 集》当然不具备“寄托”的神圣资格｡宋代确有以“比兴”言词，也有以“寄托”赏词，但 此时的“寄托”意识与《花间集》无涉，只与苏轼诗化的词学理念相关｡苏轼提出:“微词 宛转，盖诗之裔”⑦，倡导诗词同源的观念｡其后出 现的以诗解词的趋向，无不与苏轼有牵连｡“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晏几道词作序说 :“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 桃 叶､团扇哉!”⑧，认为晏几道词中寓有诗人的句法 ，为此高者可入“高唐､洛神之流”｡南宋的“寄托”意识仍旧沿着苏轼的道路发展，代表 者如鎢阳居士将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进行了类《诗经》的解释，并得出结论:“ 此词与考?诗极相似”｡⑨ 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由此观之，二公(指王安石､苏轼)乐府，根性情而作者， 初不异诗也｡……观其乐府，诗之法度在焉｡……所谓乐而不，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礼 义之正｡然则先王遗泽，其独寄于变风者，独诗也哉!” [10] 曾丰《知稼翁词集序》云:“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余耳，犹有与道德合 者｡‘缺月’‘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情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 [11]他们解词的方式以及“寄托”意识的形成 ，无非是以诗位解读词，把词当作诗，词于是具备了诗所具备的寄托功能｡
言比兴､言寄托是诗学传统，以诗为词无疑改变了词学发展路径｡从大的历史视域看，词最 终走向诗，言比兴､寄托是必然趋势｡但中国词学发展的实际时时提醒人们，词要如诗，但 词终究不是诗，因此直接运用诗学理论建构词学注定是有问题的｡对此，宋人已有警觉，如 李清照就直接批评为“句读不葺之计｡” [12]虽然刘克庄提出“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 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 [13]之特别符合“寄托”的言论，仔细考察其 里仍然是诗学语言的套话，没有专属词学理论建构的独特性｡
表面上，清代的词学理论建构似乎继承宋人，其实不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人敏锐地预 期到词最终会被诗化，其由此产生的一些意识与清代以来的词学发展要求相一致，清人面对 词学发展实际不得不将宋人提出的一些话题重新提起｡如果仅仅从话题入手，不考究其中的 实质，就很容易掩盖二者之间的理论鸿沟｡清人在建构其词学“寄托”理论的时候，有两条 线索交织，其一是中国古老的诗学理论，其二则贯穿着对《花间集》的观照，正是第二点形 成了宋､清“寄托”理论的差别｡“强调词的比兴寄托，这可以说是清初词论家一种普遍认 识”[14]，不仅清初甚至可以说是有清一代多 数词论家的普遍认识｡清代的主要词派如浙西､阳羡､常州，不仅浙西､阳羡也讲“寄托” ，常州更是“寄托”理论的集大成者｡清初朱彝尊认为:“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 雅，斥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5] “必崇尔雅”“斥哇”，态度如此分明的朱彝尊似乎对宋人斥为“无聊”之《花间集 》却青眼有加，对造成明代香弱词风的《花间集》､《草堂诗余》，只反《草堂》､不反《 花间》｡他称赞陈纬云的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且其词“假闺房儿女 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16]无疑在朱彝尊看来，《花间集》是“宣昭 六义，鼓吹元音”､“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的经典作品｡ 同 时代的阳羡词派代表陈维崧也不例外，认为《乐府补题》:“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 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17]《乐府补题》是宋末遗民的咏物词集，历 来认为其中寄托了宋末沉重的遗民心理;而《花间集》多写“”，将以咏物来寄托的《 乐府补题》与写“”的《花间集》相比附，无非是说明《花间集》在“寄托”中的显要 地 位｡其后常州词派建构“寄托”理论沿袭同样思路，张惠言《词选序》开头提出了一大套词 近“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的理论，如果仅就此而言，张惠言与宋人相比没 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其突出点在于从诗歌理论回归到词学传统，提出唐宋词的源流正变，其 中“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8](P1617)，特别具有意味地是，张惠言在词 史上第一次明确地用温庭筠词建构词学的“寄托”理论，其解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 金明灭”:“‘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19](P1609)，即以骚体精神释“花间”词｡张 惠言《词选》非常苛严，选词116首，范围从晚唐五代到南宋末期，“具体地说，是多采唐 五代词，而南宋词少｡……从作家上看，唐温庭筠的作品是十八首(全体的15%)，最多｡”[20](P388)从选录范围以及选录数量来看，不 难推断出张惠言认为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集》与其所持“意内而言外，变人之遗”[21](P1637) 的主旨相契｡其后的常州词家如“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周济虽然在学词途径上 没有给“花间词人”一席，但在具体的评述中仍可以看出“花间”词体现其“浑化无迹”“ 寄 托”理论的极致，如:“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 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 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22](P1631)发展到陈廷焯，将“寄托”说演化 为“沉郁顿挫”，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 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 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 ｡”[23](P3777)又说:“飞卿短古，深得屈子 之妙;词亦从《楚辞》中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24](P3903)历史线索考察证明，清代在构 建词学“寄托”理论的进程中，《花间集》始终是一条不能被忽视的红线｡
本文原文
明代中后期的“花间”词统与词学之“寄托”然而，以《花间集》构建词学“寄托”理论是清人的首创吗?考察词 学发展史，结论是创自于明代中后期｡之所以如此，当得益于其时词坛形成的“花间”词统 ｡明代词坛上劲吹《花》､《草》香风，明末词人徐士俊曾非常形象地说:“《草堂》之草 ，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25] 这句形象的描述如果理解为明代词学资源的大较，非常准确｡但明代中后期由于受到当时盛 行六朝文风的影响，类如六朝文风的《花间集》进入了词人以及词学家的视野，一方面虽则 《草堂诗余》依旧于世流传，但一方面反思《草堂诗余》的声音已经出现，如吴承恩《花草 新编序》:“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惑而含思难谐乎?”[26]还有如顾梧芳《尊前集引》:“余素爱《花 间集》胜《草堂诗余》”[27]等等｡同时在创作 领域也出现仿《花间集》现象，如《古今词话词品上卷》:“沈际飞曰:‘张杞和《花间 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韵……字字求新……’”[28];《词苑丛谈品藻三》:“范文光《续花 间集》皆画船歌席题赠之作｡” [29]无论从理论意识还是创作实践，明代中后期 俨然已经形成“花间”词统，正如清人谢章铤所谓:“升庵､? 州 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30](P3433) 即使是影响清代词学甚巨的云间词派，无一不是宗“花间”的，如郑方坤《论词绝句》 曰:“云间设色学花间，汴宋余波着意删｡和者国中二三子，笙趝未 觉寂尘寰｡”绝句下有 小注:“明季陈大樽偕同里李舍人､宋征士唱倚声之学于江左，一以 《花间》为宗，不涉宋人一笔｡”[31]正因为宗“花间”，词学“寄托”理论借机 发展｡
现代词学家詹安泰有文《论寄托》，说到寄托必须问途于比兴，“比兴途径，亦各不同:或 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如韦端己《菩萨蛮》之类)｡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 家国之怀亦寓焉(如姜尧章《暗香》《疏影》之类)｡寓诸闺帏羁旅之中者，欲人即小以见大 也;寓诸风景物类中者，欲人触类以引伸也｡……北宋有寄托之词，多属抒写私情，南宋有 寄托之词，多属描摹物类，非无故也｡”[32](P226)詹氏通过寄托象体的不同，将寄托分为两类，甚符合词学发展的实际｡明代中后期以“ 花间”为词统，在词学“寄托”建构过程中偏取第一种途径:“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 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在效果上趋向“ 多抒写私情”的寄托之词｡宋代是传统雅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私情在社会中是得不到正 面承认的，而《花间集》多写､闺情，因而《花间集》不可能进入到雅文化的大殿｡明 代中后期重“情”的社会思潮选择了“花间”词统，为《花间集》建构词学“寄托”理论扫 清障碍｡在词学理论表述中，明人公然兜售着“情”字，论证着词中写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明周永年《艳雪集原序》:“盖举乐府方俗之词､玉壶(按: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 论著选》页261以为:“玉壶”，疑为“玉台”之误｡指《玉台新咏》｡今从之｡)工艳之语 ，香蔹纤媚之调，一一寄之于词｡”[33] 难能可贵的是，周永年紧接着提出:“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 ，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34]，将私情 与比兴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词的寄托功能｡如果说以艳词寄托情怀诗歌中古已有之，那么周 永 年的序中加入词特别是以温词为代表的考量要素，如“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 诗者也”[35]，将李白的《清平乐》与飞卿的《金荃》， 视为以词的体裁传诗歌精神的典范｡为了明晰明代中后期“花间”词统与词学“寄托”理论 的关系，再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证明之:
予初读诗至小词，尝废卷叹曰:嗟哉，靡靡乎，岂风会之使然耶?即师涓所弗道者｡已而， 睹范希文《苏幕遮》､司马君实《西江月》､朱晦翁《水调歌头》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废 ｡何者?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托也｡[36]
王介人曰:吾老于诗，思索情竭，多作绮思以发之｡闻此十五年久矣｡因思屈子江潭幽 放，托词于香草美人｡ [37]
每当春日骀宕，秋气明瑟，则寄情于思士怨女，以陶咏物色，祛遣伊郁｡示予 词一编，婉弱倩艳，俊辞络绎，缠绵氵奇娜，逸态横生，真宋人之流亚也｡或曰:“是无伤大 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 不，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则元亮闲情不能 与总持赓和于岭春结绮之间矣｡[38]
所举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清彭孙?《金粟词话》)，司 马光､朱熹的词作同样是柔情丽语｡温博认为:“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 托也”，虽然所引用的词来自非“花间”，其实是以端正大儒为类如“花间”之词张本｡温 博的感慨系由编辑《花间集补》而发，不难推测，温博一方面为类如“花间”的词找到大儒 的例子，另一方面将其并入骚人寄托之列，同时引用茅贞叔氏告诉他的一段话:“昔人称长 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者，莫过《花间》”，认为《花间集》最具寄托之意，因此《 花间集》成为构筑词之寄托理论的经典范本｡陈子龙是受到《花间集》影响的典型词人，而 王介人是陈子龙好友，可算作云间词派中人，因此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受到“花间”词统 的影响｡他们认为“绮思”等同于屈原的“香草美人”，将“真心”“挚念”隐托于“ 妍貌”“佻言”，从此类如“花间”的词获得了“寄托”情怀｡以《花间集》的主要艺术特 征为本，进而阐述词的寄托精神，并将其与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意趣相连是明人的创见｡ 它是明代的产物，相比较宋代，其更具有理论自觉性｡正是在此影响之下，清代人继续以《 花间集》构建寄托理论｡于此王国维有一段话:“虽止庵(周济)词颇浅薄，潘(潘德舆)､刘 (刘熙载)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39] 如果认为他们仅仅“推尊北宋”则值得商榷，但王氏实道出了常州词派词学理论与明代 中后期词学之间的精神意脉｡
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与词体文学清谢章铤对张惠言词的“意内言外”说提出了异议:“夫‘意内言外 ’，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40](P3569)的确，“意内言外”是一非常大而 化之的概念形式，可用之语言､诗歌､文章等等，因此将此概念形式用于词这种文学文体的 解释，恐怕是小头顶大帽子，宽绰过余｡谢章铤的质疑值得深思:“意内言外”不专属长短 句，属于传统诗学的理念难道可以专属于长短句吗?这里必须面对词学“寄托”理论的独特 性问题｡
其实，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寄托”理论已经对专属于词的“寄托”理论作出了回答｡明代周 永年《艳雪集原序》:
文赋有之曰:诗缘情而绮靡｡夫情则上溯风雅，下沿词曲｡莫 不缘以为准｡若绮 靡两字，用以为诗法，则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为诗余法，则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诗余 之为物，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者也｡从来诗与诗余，亦时离时合，供奉之清平､助教之 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大都唐 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唐诗主情兴，故词与诗合;宋诗主事理，故词与诗离｡ 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41]
这段话提出“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承认唐词继承了诗的精神，宋词则排 出在外，所以说“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 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李白的《清平乐》与温庭筠的《金荃》既得词之绮靡，又 传诗歌的比兴之义;而苏轼､柳永的词则淹没了诗｡其在序言中提出了词的源流正变，将唐 词作为正，宋词视为变，只有唐词才是诗之苗裔，这是中国词学史中较早地以词作为本位探 讨词学寄托理论的文字，姑且称之为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云间词派的蒋平阶也持相 同观念:“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 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42]认为词如诗，五代时词才保持着诗的风采｡ 张惠言同样继承了这种思维，其《词选序》 :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 谣里巷男 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则近之矣｡[43]
这段常见的诗学语言，若果单单就此而言词之“寄托”，的确显得理由不 充足｡一 般只是注意张惠言关于“意内言外谓之词”，而不注意该序开头的一句话:“词者，盖出于 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词出于唐之诗人，唐之诗人写词， 将诗的精神入词中，所以他在该序中也梳理了词发展的源流正变，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 罖､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 ､司空图､韩翭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 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 ，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王言，依托魏晋，近古 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 沂孙､张炎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之伦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 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44]
认为温庭筠词是最上品:既有词之韵味，又有诗之精神，在张惠言看来，五代之后的词学发 展渐渐进入迷途:要么失去词的文体特征，要么忘却词应具有诗的旨意，正所谓“安蔽乖方 ，迷不知门户｡”透过上面分析:明清人关于词之“寄托”理论的建构均是以源流正变为基 础树立唐词特别是温庭筠词的地位，将词之“寄托”理论从先前的以诗建构的外在模式回到 以词为本位的建构模式｡
词之“寄托”理论相当重要，决定着什么是词体文学的重大问题｡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 论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词从抒情的本质讲，词是诗;如果从文体美学风格看，词不是诗 ｡明代中后期，关于词应具备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带来诗词曲体式之辨，因此回归到以词为本 位的“寄托”理论当是必然结果｡早在宋代已经存在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和苏轼“词自 是一家”的言说，前者以词为本位，后者以诗为本位，虽然在创作中存在越位的情况，但在 理论意识上，两派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元明以来的词学实践，无疑强化了词如诗的理念，互 相分离的理论意识开始互融，如明朱承爵所言:“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向与诗略有不 同｡”[45]但词从此成为诗，会不会从此取消词 的独立性呢?明人在此问题上论述颇多且几乎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即“大约词体以婉约 为正”[46]､“词须宛转帛系丽，浅至儇俏，挟春 月烟花于闺辤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 乃为贵耳｡”[47](P385)在此种词体风格指导之下展开了和诗之间的辨 析，如“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48](P385)，到清代李东琪仍总结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49 ](P606)如此执著地辨析，无非是说明诗词有相通之地，且应有相别之 处，相通在于词应有诗的寄托精神，相别在于词具有不同于诗的美学风格，所以李冬琪认为 写词“不得因媚写入一路｡媚中仍存庄意，风雅庶几不坠｡”[50 ](P606)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集》，在反复的诗词之辨中得到张扬 成为了词学正典，成为诗词二者中途的理想地带:既得诗之菁华，又存词之美媚｡
以寄托言词本非首开于清代常州词派，但由此引发的得失无不集矢于此｡宋代已有用诗学观 念言词的先例，但其言说方式无不是就事论事，自发的诗词比附并未引起后人多大争议｡清 代常州词派引发后人争议的无非是其将温庭筠的词解释为“离骚初服”，而史书记载温庭筠 “士行尘杂”“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辞”[51] ，如此人品怎可产生如此词品?后人的争议其实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以词学为本位的“ 寄托”何以可能｡其实张惠言的词论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是言词，其二是作词，二者实为 二而一的关系，言词是为了指导作词，而这正是今文经学典型的做法｡张惠言说:“以其文 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难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 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52](P1617) 提醒作词者:词虽文小却有至者存焉，不可因其小而“苟为雕琢曼辞｡” 此点常州后学周济领会最深，张惠言编辑《茗柯词选》，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 周､ 秦之面目｡”[53]一“铸”字大可考究｡道光时 潘曾玮也说张惠言《词选》:“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周济《词 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无不是在说明他们的词学理 论以说词来指导作词，那就是所作之词“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其中当有至大至刚的诗魂 存焉，言下之意则是词既有词本有的雕琢曼辞，又存诗的寄托理想｡
总之，明代中后期开始的以温庭筠词为代表的《花间集》介入词之“寄托”理论建构，改变 了先前诗词比附方式，回归到词的本位，理论效果是建立了词体文学的认识，并由此指导新 一轮的创作实践，正如周济所言:“诗有史，词亦有史”，影响之下，清代后期词创作回应 了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理论呼声，自觉地创作了既有诗魂､又有词心的词学作品｡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③[32]詹安泰《论寄托》，《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段学俭《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
⑤[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陆游《花间集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苏轼《祭张子野文》，苏轼《苏轼文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黄庭坚《小山词序》，转引自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页194，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⑨[宋]鎢阳居士《复雅歌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页60， 中华书局1986年
[10][宋]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见其撰《霁山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宋]曾丰《知稼翁词序》，见其撰《缘督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李清照《词论》，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页1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版
[13][宋]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后村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1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页691，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年
[15][清]朱彝尊《静惕堂词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543，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6][清]朱彝尊《陈纬云序》，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17]陈维崧《乐府补题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89，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4年
[18][19][43][44][52]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年
[20]伊藤虎丸《张惠言的以“雅俗”观念为中心的词论》，王水照､保佳昭编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1年版
[21][2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 86年版
[23][2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5]引自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八，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6]吴承恩《花草新编序》，转引自蔡景康编《明代文论选》，录自刘修业辑校本《 吴承恩诗文集》卷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顾梧芳《尊前集引》，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43，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年
[28]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词苑丛谈品藻三》，[清]徐?编著，王百里校笺《 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30][40]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1]《蔗尾诗集》卷五，转引自孙克强《清代词学》页1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3][34][35][41]周永年《艳雪集原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6]明温博《花间集补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34，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年
[37][明]朱一是《梅里词自序》，朱一是撰《梅里词》，清远堂刻本，《续修四 库全书》1734册
[38][明]陈子龙《三子诗余序》，陈子龙撰《安雅堂稿》卷三，明末刻本
[39]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42]蒋平阶《支机集凡例》，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5]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7册
[46][明]张謌《诗余图谱凡例》，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 》1735册
[47][48][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 86版
[49][50][清]王又华辑《古今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 1986版
第6篇：草堂茗香范文
明代茶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讲茶与水的关系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茶与水亲密难分，更是互助互长的。红楼梦中妙玉的“看人奉茶，选人择水”的举动可能与这槛外人的身份不那么相称，但是也叫人对那份讲究惊叹，对那杯香茗神往……一盏由茶至水都经过细细斟酌的茶汤又会使多少爱茶之人醉忘时光。
卦卦：欢迎三位光临，本期还有来自东岸的茶友，真是荣幸之至。三位都是好茶之人，在多年的饮茶之中一定积累了不少心得，特别是泡茶的水一定尝试过不少，那么泡茶用的水真有那么多讲究吗?
天上客：这所谓的“讲究”，要看这位品茶之人的心境了，如果他只是觉得饮茶似喝水，一切自然就好。那当然会觉得这么做未免矫情。但是如果真的喜欢一道茶，自然会用很多方法去体验这道茶，选择最适合它的水和冲泡手法。最大程度地展现茶的魅力。
莉森：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古人一般“道法自然”应该才是茶道的境界之一，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是很难的，都市里的快节奏，日常生活中的化学“侵入”。我们很难体会他们那种闲适的感觉。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茶的原因，那把喜欢发挥到极致也是一种享受啊。
流韵：“龙井茶，虎跑水”被称为杭州的“双绝”。可见用什么水泡茶。对茶的冲泡及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历代茶人对煮茶、泡茶用水十分讲究。陆羽在《茶经》中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提出宜茶水品“以清轻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历代文人骚客对茶赞誉不绝的时候，都不忘提到水，茶、水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茶有那么多道道，水又怎么会简单?
自然之水都好吗?
卦卦：刚刚流韵、莉森都提到了，尊古尚茶，那么效法古人选用自然环境里的水来泡茶，是不是能体会到不一样的茶韵，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好茶配好水了呢?
流的：天然水包括江、河、湖、泉、井及雨水。用这些天然水泡茶应注意水源、环境、气候等因素，判断其洁净程度。对取自天然的水经过滤、臭氧化或其它消毒过程的简单净化处理，既保持了天然又达到洁净，也属天然水之列。
在天然水中，泉水是泡茶最理想的水，泉水杂质少、透明度高、污染少，虽属暂时硬水，加热后，呈酸性碳酸盐状态的矿物质被分解，释放出碳酸气，口感特别微妙，泉水煮茶，甘洌清芬俱备。然而，由于各种泉水的含盐量及硬度有较大的差异，也并不是所有泉水都是优质的，有些泉水含有硫磺，不能饮用。至于深井水泡茶，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水的硬度，不少深井水为永久性硬水，用于泡茶，茶汤品质、口味很不理想。
天上客：自然界中存在的水，由于其形成的方式不同、产出的方式不同，水中所含的物质也不同。我们先从水在自然界中蒸发之后形成水蒸汽。然后形成的降水说起。降水，主要有两种形式，南方地暖为雨，北地天寒为雪。在过去没有工业化污染的年代，自然降水就与现在瓶装桶装蒸馏水类似。但是现代社会，效法古人去收集一些“无根之水”来泡茶当然是不明智的，搞不好收来一桶“酸雨”怎么配好茶?
莉森：所以在自然郊外收集“山泉”、“清流”的水也是要有所讲究的。一来是要熟悉环境，尽管周围没有工业污染源，也要观察它是不是和人的生活圈相近，有没有果园、农地，以免收集到一些已经被化肥、农药污染过的水；二来确定了水源的安全，并对水的PH值等做了简单的检测后，要尽可能在源头采集，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水的纯净。回家后也别忘了将采集的水做静置沉淀处理。
卦卦：看来，要想从自然界采集一些纯净甘甜的好水很不容易呢!不过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次旅程也一定非常有趣，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和大自然有亲密的接触，在寻水、采集、运输、沉淀的过程中，心灵也能得到一次净化之旅。
自家也能DIY好水来吗?
卦卦：那么除了在自然界采集无污染的纯净水源，我们平时在家里要怎么选择水来泡茶呢?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流韵：从泡茶角度来说，影响茶汤品质的主要因素是水的硬度。含有较多量的钙、镁离子的水称为硬水：反之。含有少量的钙、镁离子的水称为软水。具体标准以钙、镁离子含量超过8mg/L的水为硬水，少于8mg/L的水为软水。水的硬度和pH值关系密切，而pH值又影响茶汤色泽及口味。当pH值大于5时，汤色加深，pH值达到7时茶黄素就倾向自动氧化而损失。其次，水的硬度还影响茶叶中有效成分的溶解，软水中含有其它溶质少，茶叶中有效成分的溶解度就高，口味较浓，而硬水中含有较多的钙镁离子和矿物质，茶叶中有效成分的溶解度就低。故茶味较淡。泡茶用水。选择软水或暂时软水为宜。
天上客：人造水中，应该以蒸馏水和高度过滤净化的纯净水为好。经过家庭净水器净化并且晾晒的自来水次之。家用净水器以多种过滤介质多重过滤的为好。其中至少要有一种是活性炭过滤(竹炭也可以)，并且活性炭要定期更换。矿泉水(富含矿物质的矿泉水，不包括俗称为矿泉水的纯净水和蒸馏水)不适合泡茶。推荐使用竹炭产品。方便简单，因为在水中放入竹炭，它的超强吸附能力可以吸附水中残余的氯，从而净化水质。同时，竹炭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又能够缩小水分子集团，进一步地优化水质。以及竹炭本身具有的导电性，还可以对人体发挥保健作用。但是要注意购买专业滤水的产品，而不是随意的使用同类产品替代。
第7篇：草堂茗香范文
关键词：曾燠幕府；扬州；戏曲活动
作者简介： 杨飞，男，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副教授，从事戏曲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清代扬州剧坛研究”，项目编号：07CB58；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项目“清代幕府与戏曲”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104-08 收稿日期：2010-11-12
士人游幕在清代极为盛行，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幕府团体，他们或以学术为长，或以文事为盛。据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的考察，清代士人游幕出现了三次，其中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道光三年（1823）间是清代士人游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1］（P6），亦是文人幕府发展的最盛时期，其中尤以扬州地区的曾燠幕府最具代表性。乾嘉时期的扬州是南方戏曲活动的中心之一，戏曲班社林立，昆乱艺人荟萃，曲家文人蜂拥而至。素有风雅之称的曾燠周围积聚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公事余暇唱酬宴饮中往往伴有戏曲活动。目前学界对曾燠幕府的关注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特别是对骈体文中兴的影响来分析讨论，鲜有学者关注曾燠幕府在戏曲领域的贡献和影响。由此，对曾燠幕府戏曲活动的深入考察，可以弥补对这一重要幕府团体研究的不足，亦可为扬州剧坛的兴盛提供史料支撑。
曾燠（1760―1831），字庶蕃，号宾谷，晚号西溪渔隐。江西南城人。清代著名诗人、骈文名家、书画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补军机章京，升员外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朝廷考核其为官政绩，名列一等，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使江南一带，后升两淮都转盐运使。嘉庆十二年（1807），曾燠由两淮盐运使升湖南按察使，后任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兼署学政，道光二年复至扬州任两淮盐政。曾燠喜好雅集交游，为官之所多招募宾客，甚而专辟题襟馆，“公余之暇与宾从琴歌酒宴，无间寒暑”［2］（P248），“投辖题襟宾从极一时之选，海内人士交推为艺林坛坫”［3］（《跋》），与卢见曾运使后先辉映邗上，其风流余韵令人仰慕。曾燠一生宦迹以扬州为最久，其幕府规模和盛大也以扬州为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任两淮盐运使的十余年，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十一年（1806），是其幕府最盛时期；后期则是指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再次来扬州后的四年间，即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1826），这个时期的曾燠幕府已经没有昔日之盛，扬州“以鹾务积疲，非曩日殷赈可比”，曾燠“幕中仅三五旧雨”［4］（卷8），不复有昔日盛况。我们这里讨论的曾燠幕府的戏曲活动主要发生在前期。
曾燠幕府虽有一些论者称其为诗人幕府，但诗酒唱酬往往伴以戏曲活动，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与曾燠曾先后辉映邗上的卢见曾曾主持红桥修禊，文人除赋诗之外，还赏戏听曲，“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冶春旧调歌残后，独立诗坛试一更”［5］（P120）。文人吟诗作赋、切磋时艺之余，听曲观剧是其重要的娱乐方式。“嘉、道之际，海内宴安，士绅燕会，非音不樽。而郡邑城乡，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6］（P5014）“官府公事张筵陈列方丈，山海珍错之味罗致远方，伶优杂剧、歌舞、吹弹，各献伎于堂庑之下。事属偶数，犹嫌太盛。若士庶寻常聚会，亦必征歌演剧，卜夜烧灯。”［7］（卷60）就目前资料而言，曾燠幕府的戏曲活动异常丰富和频繁，是浓缩了的扬州剧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评点、题词：文人幕僚赏鉴戏曲的诗性表述
无论是诗文还是戏曲小说，评点和题词是古代文人表达见解、进行批评的重要形式，也是后世研究者的重要材料。戏曲中的评点和题词，又与诗文有所差异。诗文的评点更多的是就诗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创作风格的评价，相对而言，内容比较单一；而戏曲剧本的评点和题词承载的信息更为广泛：有对关目、结构、人物形象的评点，有对题材流变的梳理，还有对剧曲的演出、艺人的表现，甚而是观众的情感都有所关注和涉猎。因而，戏曲的评点题词对于戏曲史的研究及戏曲理论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乾嘉时期的扬州是新剧不断创作、不断上演的地域，汇聚大量幕宾的曾燠幕府对于新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积极进行品评和题词，这以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和潘的《乌阑誓》传奇为最集中。
仲振奎（1749―1811），字春龙，号云涧，又号花史氏，别署红豆村樵。江苏泰州人。撰有传奇十六种，现仅存《怜春阁传奇》、《红楼梦传奇》二种。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寓迹北京，得阅《红楼梦》，据此而撰《葬花》折，这也是将红楼梦故事谱为戏曲的最早作品。此后，仲振奎又撰写《红楼梦传奇》。《红楼梦传奇•自序》称：“丙辰客扬州司马李春舟先生幕中，更得《后红楼梦》而读之，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因有合两书度曲之意，亦未暇为也。丁巳秋病，百余日始能扶杖而起，珠编玉籍，概封尘网，而又孤闷无聊，遂以歌曲自娱，凡四十日而成此。成之日，挑灯漉洒，呼短童吹玉笛调之，幽怨鸣咽，座客有潸然沾襟者。”［8］由此见出，仲振奎于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即寓居扬州李春舟幕府，并于嘉庆二年年底始撰《红楼梦传奇》，“凡四十日而成”。《红楼梦传奇》产生之后即顾曲当筵，奏之歌场，受到文人的普遍关注，出现了众多题词。
在现存的嘉庆己未年（四年，1799）绿云红雨山房初刻本《红楼梦传奇》中附有多首题词，作者大多寓居扬州，为曾燠幕府的幕宾。如铅山蒋知让藕船、清江黄郁章贲生、丹徒郭厚庵、仪征詹肇堂石琴、吴州俞国鉴夫、吴州陈燮澧塘、甘泉张彭年涵斋等均对于《红楼梦传奇》的出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评价和艺术欣赏。如铅山蒋知让:“传奇演义竞排场，琐碎荒唐两不妨。十斛珠穿丝一缕，难将此事付高王”。曾受知于曾燠的俞国鉴题词曰：“读罢新编已惘然，那堪顾曲更当筵。愿将结习消除尽，复解《南华》第二篇。”清江黄郁章贲生曰：“歌喉一串泪珠成，关马清辞此继声。唱出相思满南国，故应红豆擅村名。”将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比之于关汉卿、马致远剧作的清辞本色，评价甚高。
曾燠亦撰有题词，云：
梦中死去梦中生，生固茫然死不醒。试看还魂人样子，古今何独《牡丹亭》？
不解冥冥主者谁，好为儿女注相思。许多离恨何尝补，姑听文人强托辞。
底事仙山有放春，争妍逐艳最伤神。真灵亦怕情颠倒，人世蛾眉不让人。
栊翠怡红得几时，葬花心事果然痴。一园尽作埋香冢，不独芙蓉竖小碑。
有情争欲吊潇湘，说梦人都堕梦乡。与奏《玉圆》辞一阕，免教辛苦续《西厢》。［8］（卷首）
《红楼梦传奇》后二十四出安排黛玉与晴雯复活，重与宝玉喜结良缘，超越了生死界限，是至情的实现。而对这样的安排，曾燠发出“古今何独《牡丹亭》”的感叹。《牡丹亭》因杜丽娘的一往情深，死而复生，成为后世至情的典范之作。而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正是沿用了这样的范式，“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此众多的曾燠幕宾品题《红楼梦传奇》，兼之“读罢新编已惘然，那堪顾曲更当筵”的记述，《红楼梦传奇》很可能在曾燠幕府演出，仲振奎亦有可能为曾燠的座上宾客。
潘的《乌阑誓》传奇亦成为曾燠幕宾品题的对象。潘号鸾坡，别号桃源渔者，江苏吴江人。少负才名，然蹭蹬场屋几三十年，遍游海内，与名大夫交。著有《鸾坡居士红楼梦词》、《小百尺楼小品》。除传奇《乌阑誓》外，尚撰有杂剧《梦花影》、《阳关折柳》（已佚）。
《乌阑誓》传奇，凡二卷三十六出，本事见蒋防《霍小玉传》，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两年后的嘉庆丙辰，潘侨寓广陵，亦有可能寄寓于曾燠幕府，与“畏友”袁枚相逢。［9］（P1973-1974）袁枚《乌阑誓》题词云：
彩毫夫擅作非难，红豆妻拈课且宽。料得曲终双叫绝，乌丝阑下并肩看。
醉月骚人能慕色，簪花美女会怜才。若非割爱成长梦，那得传情到劫灰。
诗下小注云：“嘉庆丙辰夏五，随园老人袁枚于广陵鹾署，借读一过并题，为诗友鸾坡主人翻曲弁首也。”［9］（P1973）嘉庆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广陵鹾署即两淮盐运使府署，当时为曾燠所执掌。随园老人于广陵鹾署“借读一过并题”，可见该剧作是在曾燠幕府中保存和传阅，甚而是排练演出。曾燠对此亦有题词：“钧天乐岂伶人奏？午梦新回玉茗堂。只道曲中来顾误，那知曲外有宫商”［9］（P1977）。
曾燠的幕宾吴也对《乌阑誓》传奇进行了品题。吴（1755―1781），字山尊、及之，号抑庵，安徽全椒人。嘉庆二年（1797）至嘉庆三年（1798）假馆于曾燠幕府，《西园十一咏并序》称：“往者嘉庆丁巳、戊午间，余奉母从南城曾大夫于扬州，大夫为假馆于西园，有湖山之美，亭台之胜，老母乐之。”［10］（卷1）在吴诗集《吴学士诗集》中有多首与曾燠的唱酬诗，如《寄呈都转宾谷先生十三用前韵》、《客扬州以素册十幅写宾谷先生集中诗意自跋一首》、《题宾谷先生西溪渔隐图》、《题宾谷先生赏雨茅屋图》等。唱酬之余，吴也很有可能观看了曾燠幕府的戏曲演出，只是未见文献记述。但吴在这期间阅读了潘《乌阑誓》传奇，作跋并题词，其题词云：“阳关柳色近如何？记折临岐岁屡过。不是青青当日眼，春风羌笛怨空多。”［9］（P1977）
（二）叙事诗词：考察幕府戏曲活动的直接史料
幕宾们还直接用诗词的形式记录下曾燠幕府中的戏曲演出活动，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戏曲演出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其价值不言而喻。
乾隆六十年（1795），王文治在扬州曾燠幕府观看了戏曲演出，作有记事诗《宾谷都转招，同袁简斋前辈、张警堂同年、谢芗泉漕使清燕堂观剧，归途大雪，有作》：
自古文章号有神，一时宾主尽才人。已酬东野云龙愿，况有南皮丝管陈。雪与梅花鏖白战，灯连酒海照红春。夜深扶醉群仙散，万道瑶光引路尘。［11］（卷24）
清燕堂为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内建筑。一同观剧的有袁简斋、张警堂、谢芗泉。谢芗泉，即谢振定（1753―1809），字一之，号芗泉，湖南湘乡人，有“烧车御史”之称，时任漕使，亦有和诗《清燕堂雪夜观剧和梦楼前辈韵》，云：“客来不速会如神，婪尾分陪一酒人。每向骚坛矜翦牧，恰占星气聚荀陈。书传蓝本翻新曲（是日演剧即简斋《子不语》中事），句乞红儿隔座春。正好雪飞惭赋手，玉山高朗仰前尘。”［12］（卷1）
嘉庆三年（戊午，1798）八月，吴崇梁撰诗《戊午八月度扬子江望金山、焦山寄宾谷运使》，记述对曾燠的欣羡与相互间的交往，云：“……题襟主人抱幽赏，渡江履约寻焦仙。名山有愿久始偿，别后寄我诗六篇。……明日卸帆广陵驿，公应失喜招梅颠。早晚挥手谢公事，俊游再办双行缠。银槎不辞尽日醉，冰镜更比今宵圆。晋卿家乐甲天下（为王梦楼太守），请携小部双峰颠。公倚铁箫我能和，江山妙绝同千年。”［13］（卷3）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晚号澈翁，别号莲花博士、石溪老渔，江西东乡新田（今属红光垦殖场）人，为曾燠扬州幕府的座上客。这里记述其与曾燠一同观看王文治家乐演剧的情形，亦可见二人交谊之深，“我与使君交十年，文字骨肉心缠绵”。［13］（卷5，《书曾宾谷都转赏雨茅屋诗后》）
嘉庆九年（1804），曾燠幕府的演剧在文人的诗文中记述较多。
彭兆荪（1769―1821），字湘涵，一字甘亭，晚号忏摩居士，江苏镇洋（今太仓）人。1804年至1807年客于曾燠幕府［1］（P148），协助曾燠编选《国朝骈体正宗》，“风行海内”,与他一同在曾燠幕府的尚有吴照和乐钧，《邗上即事柬赠曾宾谷都转燠》二首，其中第二首注曰：“予初至邗上，以病懒未遑修谒，而吴白庵广文照、乐莲裳孝廉钧数道公延之雅，予滋愧也！”［14］（卷8）嘉庆九年（1804），彭兆荪在曾燠幕府观看金德辉演出《牡丹亭》，作有《扬州郡斋杂诗》二十五首，其中之一便是“临川曲子金生擅，绝调何戡嗣响难。也抵贞元朝士看，班行耆旧渐阑珊”。诗下注曰：“都转廨中观剧，时吴伶金德辉演《牡丹亭》，为南部绝调，年已老矣。”［14］（卷8）
郭（1763―1808），字厚庵，江苏丹徒人。1793年后居两淮盐运使曾燠幕五载，1802年前后复居两淮盐运使曾燠幕数载［1］（P136）。《种蕉馆诗集》卷一有诗《宾谷先生莅扬州以来，一时名流倡和成帙，先生择其尤者镂板以行，题曰〈邗上题襟集〉。兹复于衙斋西北隅筑题襟馆，爰赋诗纪事》记述曾燠新辟题襟馆的雅韵，其一便云：“文燕偶然集，朋来尽盍簪。新成数椽屋，官阁似山林。廊曲依修竹，墙低见远岑。丹黄纷满案，闲与客题襟。”［15］当然在曾燠的文人雅集中，文必有酒，筵必有戏，所谓“西江传乐府（时演玉茗堂剧），东阁肆宾筵”［15］（卷1）是也。
幕宾詹肇堂的《曾宾谷先生座上观剧小乐府》则更详细地记录了曾燠幕府戏曲演出规模和花雅兼备的演出盛况。詹肇堂，江苏仪征人。据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三《人物•文苑》载：“詹肇堂，字南有，号石琴。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早岁博洽经史诗学，晚唐词，以玉田、白石为宗。运使曾燠闻其名延入幕，与题襟馆诸诗人共树旗鼓诗，载《邗上题襟集》。著有《心安隐室诗》十一卷，词四卷。”詹肇堂约于嘉庆九年（1804）前后在曾燠署中观剧，作有《曾宾谷先生座上观剧小乐府》组诗九首［16］（卷四）。这些诗作描述了曾燠署中宴会演出的热闹场面，“麒麟之脯云霞浆，厌厌夜饮莲漏长”，丝竹奏乐，排列两厢，演出了“会真之记传其神”的《西厢记》，“妻不下机嫂不炊，人间岂独朱翁子”的《烂柯山》以及“西游戏”等常见剧目，同时还演出了以一位少数民族女英雄奢香夫人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宫宴三百年宣慰，也有奢香一妇人”。在曾燠幕府中演出“奢香夫人”这样的剧作，所唱为何种声腔，是当时在扬州仍还盛行的雅部昆曲，还是风起云涌的花部戏曲，我们已难以确定，但无疑是我们认识乾嘉时期扬州戏曲演出的最为可靠的史料。
（三）戏曲经历：推测幕僚参与戏曲活动的参照系
曾燠幕府的幕宾众多，除了上述有直接的材料记述了他们在曾燠幕府期间参与观演戏剧活动的过程和感受，也有一些幕宾没有见到在曾燠幕府从事戏曲活动的明确文献记载，但他们对于戏曲的热衷，甚或参与戏曲的赏鉴和品评，他们对于戏曲参与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曾燠幕府期间一定有参与戏曲活动的经历，兹列举数人。
黄文（1736―？），字时若，号秋平、焕亭，贡生，江苏甘泉人。素通声律之学，“善词曲，入东篱、汉卿之室”［17］（卷首）。黄文曾游历齐鲁吴越，嘉庆十年（1805）还扬州后两淮盐运使曾燠招入题襟馆［1］（P110），与时流相唱和，所作益多，著有《扫垢山房诗钞》十二卷。黄文曾参与扬州校曲馆事宜，并编撰曲海，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载：“黄文著有《曲海》二十卷，今录其序云：乾隆辛丑间，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修改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阅一年事竣。”［5］（P59）
吴锡麒（1746―1818），字圣徵，号谷人，别署东皋生。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曾主讲扬州东仪、梅花、安定、乐仪书院讲席，时时注意提拔有才之士，亦为曾燠幕宾。《藤花曲话》记吴锡麒所作南北曲，“亦复妙墨淋漓”。吴锡麒著有《渔家傲》传奇，演汉代严子陵故事，已佚。另据陆继辂《自题〈洞庭缘〉院本，即呈味庄先生》诗中记述，吴锡麒还与李廷敬、许宝善等撰写《海上谣》乐府，流播一时。其诗云：“豪丝激竹动春潮，乐府新传海上谣（味庄观察及谷人祭酒、穆堂侍御所作）。我亦歌声出金石，樽前吹裂小红箫。”［9］（P2099）
刘嗣绾（1762―1820），字醇甫，又字简之，号芙初，江苏阳湖人。少颖异，识量过人。早游京师，知名于时。所著《尚堂集》行于世。1803年至1805年客两淮盐运使曾燠题襟馆［1］（P136）。《尚堂集•竹西集上（癸亥）》其下小注云：“是年，宾谷曾都转招寓邗上之题襟馆，琴尊繁会，歌吹迭兴。”［18］（卷34）是年，即嘉庆八年（1803）。《尚堂集》中存有多首咏剧诗作：《简李味庄观察上洋时将报最入都即以赠别》（“著书齐祭酒［谓谷人先生］，协律汉中郎［时演廉山所著剧］。”［18］（卷34））、《洞庭龙女曲题祁生传奇》、《水龙吟•题亦斋丈环影祠乐府》等。这些诗作或以赠别，记述当时的演剧状况；或评论剧作内容，对剧中人物的浮沉感慨，尽管不是刘嗣绾在曾燠幕府期间所作，但无疑说明，他是一位乐于参与戏曲活动的文人，由此亦可推测刘嗣绾参与了曾燠幕府中的观演剧活动。
陆继辂（1772―1834，一作1835）［19］（P176），字祁生，号霍庄，别署小元池居士、修平居士。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嘉庆五年（1800）至嘉庆六年（1801）客两淮盐运使曾燠幕［1］（P152），《崇百药斋文集》卷二十载：“六年辛酉，赴礼部试下第归，仍客宾谷先生题襟馆，日与主人及刘嗣绾芙初、吴嵩梁兰雪、乐钧莲裳、彭兆荪甘亭、郭麟迦、金学莲手山、郭琦龙辅读书属文，所业颇进。”［20］（卷20）按：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十四有《与方少君书》，其中记述他为生活所迫，四处游幕，其中在两淮盐运使曾燠幕中最久，“二十六岁始出游，依阮芸台宫保于浙江学署者二年，依李宁圃兵备于松太道署者三年。中间曾宾谷抚部转运两淮，客扬州最久”。陆继辂依附曾燠幕府的时间，似又不止此两年。另据陆继辂《万刺史丈（廷兰）林下二髯图》尾注中所云：“八月中，偕公及宾谷先生、借庵上人、鲁思献之子厚元淑游焦山，余至焦仙洞即止。”［20］（卷4）这里的“八月”指离开李廷敬幕府后，又回到扬州。可见，陆继辂依附曾燠幕府的时间并不完全连续，而是有所间隔。
陆继辂自幼喜好戏曲，因私阅元人曲，曾为其太孺人怒责［21］。戏剧作品有《洞庭缘》、《碧桃记》，另有与庄逵吉合作之《秣陵秋》传奇，为吴阶续成之《护花幡》传奇，后二种未见传本。据车锡伦先生的考察，《洞庭缘》传奇是应松太道署李廷敬之请而作，并在李入觐送别的宴会上演出了，当作于嘉庆八年（1803）初［21］。陆继辂与庄逵吉合作之《秣陵秋》传奇的创作要早于《洞庭缘》传奇，陆继辂《自题〈洞庭缘〉院本，即呈味庄先生》其一：“重翻旧曲触闲愁（向偕庄君伯鸿谱《秣陵秋》三十六折，味庄观察命家伶习之），同把青樽话昔游。恨我识公迟十载，一帘秋影独登楼。”［9］（P2099）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系年为嘉庆七年。尽管这些传奇作品并不是在曾燠幕府中完成的，但曾燠幕府的生活无疑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滋养和优游的空间。何兆瀛《洞庭缘叙》传奇的创作是：“当幕府优游之日，文余慧业，诗杂仙心，缀《聊斋》志怪之书，翻湖上传奇之谱，为《洞庭缘》院本十六折。”［9］（P2098）无论是《洞庭缘》传奇，还是与庄逵吉合作之《秣陵秋》，都曾为李廷敬的家伶所搬演。此外，姚燮《今乐考证》“国朝院本”内著录陆继辂作传奇尚有《碧桃记》一种，题下注云：“《碧桃记》为吴兰雪姬人岳绿春作。”［22］（P307）据车锡伦先生的推测，陆继辂与吴崇梁在曾宾谷幕中的幕僚，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属文”，或者陆曾为岳绿春所作《碧桃记》订正润色，因讹为陆作［21］。按：此处车锡伦先生理解有误，《香苏山馆全集》卷二收有《雨画》一折，可见《碧桃记》是以吴崇梁和姬人岳绿春的经历撰写的，而非岳绿春曾撰有《碧桃记》。吴嵩梁曾撰有《绿春词》，有序云：“筠姬姓岳氏，字曰绿春，山西文水人，随母侨寓京师，姿性慧丽，能左手书。授以诗，辄倚声诵之，妙合音节。余初诣姬居，值晓妆，贻碧桃一枝，姬受而簪于髻。俄有夺以重聘者，姬恚甚，谓其母曰：儿已簪吴氏花矣。遂于嘉庆十一年四月八日归余，年甫十五。余得惠风阁书，因持示姬，姬曰：妾年小不能持家，累君有内顾忧，愿宜人早来，妾亦有所恃也。余嘉其意，遂宠以诗。”［13］（卷5）可见其经历的传奇性，也正是《碧桃记》所阐发的。然绿春依附吴崇梁仅五年，即一病而逝。“冷暖相依仅五年，不应草草赋游仙。早知一病无医法，何苦三生种夙缘。嫁日欢娱如梦里，殓时明丽倍生前。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姬来归，余为赋绿春词十五首书扇，今以为殉）”［13］（卷7，《听香馆悼亡诗为岳姬绿春作》）
上述曾燠幕府中的宾客的戏曲活动，虽不见载于他们寓居曾燠幕府期间，但众多的戏曲活动的经历，透视出他们对于戏曲活动的娱乐性的认可。他们极有可能参与了曾燠幕府的戏曲活动，丰富了幕府的戏曲演出。
曾燠幕府戏曲活动的丰富性、频繁性以及文人品评新剧的集中性，离不开如下的几方面因素。
第一，盐业经济的支持。扬州的发展依赖于盐业经济的发展，盐商们的生活带动了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促进了扬州城市文化的繁盛。谈蓉舫《梦仙游》云：“扬州好，盐荚甲寰区。金穴铜山夸敌国，富商大贾集成都。奢靡世间无。”［23］（P450）两淮盐业的突出发展，使得整个国家获得了极大的财政支持，两淮盐商的驻地扬州及其周围区域也获益良多。当时的扬州盐商“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下焉者，则但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24］（卷1）。自然掌管两淮盐政的盐运使，同样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收益，他们有能力招募更多的宾客，同时也为戏曲活动的翻身奠定了基础。对于扬州盐业经济对于曾燠幕府的影响，同样也可以从曾燠后期幕府的衰落中得到印证。当然，盐业经济的发展也积累了一些弊端，道光年间盐政制度的改革，盐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当曾燠于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1826），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再次来扬，此时的扬州“以鹾务积疲，非曩日殷赈可比”，曾燠“幕中仅三五旧雨”［4］（卷8，《王井传》），不复有昔日盛况。李兆洛《跋储玉琴遗诗后》曰：“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鹾者大抵操奇赢，拥厚资，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至嘉庆时，而鹾贾亟亟自顾不暇，无复能留意翰墨。”［25］（卷7）
第二，与扬州为南方戏曲活动的中心、花雅争胜的前沿阵地有关。扬州在乾嘉时期成为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一是赖以昆曲在扬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仍然保持了其繁盛的演出景象；二是扬州荟萃了全国各地较为优秀的声腔剧种，其中以“安庆色艺为最优”。花部戏曲在乾隆后期不再是行走四乡的“赶火班”，已经成为扬州城内的重要演出团体。随着魏长生由京师而南下扬州，城内尽唱魏三之句，原先驰名的安庆艺人郝天秀也开始吸收魏长生所唱秦腔，合京秦二腔，剧目上则进一步融合了京腔、秦腔的剧目，出现了一些比较受时人欢迎的花部戏目，花部演出一时成为时尚。著名学者焦循曾由衷地发出赞叹：“世尚吴音，而余独好花部。”《扬州画舫录》所记剧目中，花部戏目虽然甚少，但《缀白裘》第六集和第十二集收有花部剧本七十出，《纳书楹曲谱》“外集”和“补遗”中也收录了“时剧”十四出，这些剧目大多是当时剧坛盛演的剧目，由此也不难看出扬州花部演出的盛况。扬州花雅两部演出的盛况，为曾燠幕府戏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资演出的内容和丰富的声腔选择。
第三，曾燠本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扬州自古为文人渊薮之地，其地居水陆之冲，四方名流所积聚，“自赵宋时，韩欧刘苏相继守土，宾宴之盛，辉映古今阅数百年。至国初周园侍郎监督钞关，远绍逸响。而王阮亭尚书继以司理扬州，诚心求士，士归之如流水之赴壑，二公皆履卿贰立治绩，而世人之艳称者乃在钞关司理时，诚哉，其难之也。后又百年，卢雅雨、朱子颖为都转，稍续前绪”［26］。这种之传统，在曾燠时期更为大盛，甚而被扬州士人认为曾燠对风雅的推崇和倡导可媲美于王渔洋。
曾燠喜好雅集交游，为官之所多招募幕宾，其一生宦迹以扬州为最久，其幕府规模和盛大也以扬州为最。“惟当日任鹾政时，投辖题襟宾从极一时之选，海内人士交推为艺林坛坫，与卢雅雨后先辉映邗上，风流余韵尚令人景慕。”（李之鼎《赏雨茅屋集•跋》）［3］钱泳《履园丛话》卷八亦云：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楚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裴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唱，殆有过之。［27］（P215-216）
宾客记录了在题襟馆内风雅唱和的情形，据王芑孙《题襟馆记》曰：“君为人敏达而聪强，沛然无所不辨，然故自喜文字之间。其于诗尤性能而好之；于凡客之以来者，莫不延问迓劳，论其同异，指画是非，因以其间，选辰命酒，脱履高谈。春秋佳日，杯觞流行，纸墨横飞，人人满其意以去。而君之学亦由是大进。”［28］（卷6）吴《题襟馆销寒联句诗后序》曰：“宾客之盛，不减聚星之堂；湖海之士，并有登龙之愿。”［29］（卷3）正是曾燠本人的这种凝聚力与向心力，系联了扬州的众多文人和曲家，也包括一些演出艺人，才出现了曾燠幕府的济济人才和戏曲活动的繁盛。
通过对史料的钩稽和爬梳，曾燠幕 府呈现出一幅异彩纷呈的戏曲活动图 卷，具备了一些独有的特征，这对清代戏曲，包括声腔剧目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曾燠幕府幕宾众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有观演戏曲、甚至有创作或评点的经历。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附表所记，当时曾燠幕府的幕宾有47位［30］（P279-283）。按：曾燠因其宦迹较多，故其幕府幕宾也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中既有曾燠在两淮盐运使期间的幕宾，也有在广东任上的幕宾，如何元是嘉庆十九年（1814）在其广东的幕府。因此除去其在其他地区任上的少数新结识的幕宾，大部分还是扬州幕府的幕宾。且除少数汉学家外，大部分为诗人，且有为数不少的喜好戏曲者。从事戏曲创作，或有品评戏曲经历的至少18位之多，如黄文、吴锡麒、吴、刘嗣绾、吴嵩梁、乐钧、郭、彭兆荪、陆继辂、蒋知让、蒋征蔚、黄郁章、詹肇堂、陈燮、张彭年、俞宗泰、俞国鉴、郭等，占幕宾总数将近一半。如此众多的幕宾参与戏曲活动，在清代幕府中独具一格，这为戏曲的发展、交流、衍变提供了平台。同时，通过他们品评戏曲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幕府中戏曲活动的一些特性。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四十一“曾燠”条引《有正味斋文集》，云：“宾谷都转处淮扬靡丽之区，而澹于嗜欲，公事余闲时与宾从赋诗为乐，辟题襟馆于署后，周植花木为唱和之所。屈指官斯土者，国朝以来无虑数十辈，而若风吹网，所过无闻。独宾谷挟其纵横跌宕之才，以雄视乎当世，令人爱慕，比于香山、六一、玉局诸老，不其伟与？”［31］（卷41）嘉庆学者郭在其《灵芬馆诗话》卷六中亦云其幕府振兴风雅，宾客如云：“扬州自雅雨以后数十年来，金银气多，风雅道废，曾宾谷都转起而振之，筑题襟馆于署中，四方宾客，其从如云。今所传《邗上题襟集》是已。”
其次，曾燠幕府的戏曲演出活动频繁，剧目既有传统剧目，又有新戏的上演；就其演出声腔而言，由昆腔独擅而变为花雅兼备。由前文所述，曾燠幕府的演出剧目也是丰富多彩的，传统剧目如《烂柯山》、“临川四梦”、《西厢记》等，亦有新剧《红楼梦传奇》和《乌阑誓》。新剧的演出是清代扬州戏曲活动兴盛的重要表征之一，新剧亦是清代文人品评的对象。乾嘉剧坛的一个变化，是由剧本创作为中心让位于以表演为中心。在全国新剧创作萎缩的时代，扬州的新剧创作和演出，仍然有一定的规模和市场。陆萼庭称“乾隆年间，文人创作的新剧仍在不断涌现。新剧实践的机会，扬州多于苏州。四方戏曲家流寓扬州，往往靠编写新戏以糊口。新戏获得成功后，也以扬州为中心传播出去”［32］（P238）。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是在扬州写就之后流行于大江南北剧坛的，道光时期更流传到北京。杨掌生在《长安看花记》中记述：“眉仙尝演《红楼梦•葬花》为潇湘妃子……尝论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盛传于世……歌楼惟仲云涧本传习最多。”［33］（P311）
此外，曾燠幕府幕宾的诗文中还为我们记述了在其他戏曲目录文献中难以见到的剧目。清燕堂演出袁枚《子不语》故事的剧作，这一作品在后世的文献中未见著录，而以奢香夫人为演出对象的剧作，亦成为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系（四川蔺州）宣抚使、彝族恒部扯勒君长奢氏之女。明洪武八年（1375），年方十四，嫁与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奢香自幼聪明能干，好学深思，婚后成为霭翠的内助，经常辅佐丈夫处理宣慰司的许多政事。洪武十四年（1381），霭翠病逝，奢香代袭贵州省宣慰使职。奢香袭职摄政后，以国家统一为重。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年仅38岁的奢香不幸病逝。明太祖朱元璋特派使臣到水西参加奢香的葬礼，加谥奢香为“大明顺德夫人”。以奢香夫人的故事为题材的剧作在现存的剧目中未见记载。
曾燠虽以文雅见称，然而盐运署中演剧已不单单是演出“玉茗堂剧”一类的“文部”昆曲，更有以歌舞表演擅场的“武部”乱弹，以及热闹的百戏表演。随着花部戏曲的蓬勃发展，雅部昆曲在这种竞胜中逐渐让出了地盘，官署演剧由昆曲独擅的局面变成了花雅并奏的场面。前引王文治诗“已酬东野云龙愿，况有南皮丝管陈”，其“南皮丝管”当是指今河北沧州的南皮戏曲，与昆曲的演出风格迥异，当属风起云涌的地方戏之一。
第三，演出团体既有新人，也有驰骋剧坛多年的老艺人。金德辉是乾隆时期的著名艺人，演《牡丹亭•寻梦》、《疗妒羹•题曲》，表演精湛，如春蚕欲死。曾为供奉乾隆南巡，组织集秀班。嘉庆九年（1804），彭兆荪在曾燠幕府观看金德辉演出《牡丹亭》，作有《扬州郡斋杂诗》二十五首，其中之一便是“临川曲子金生擅，绝调何戡嗣响难。也抵贞元朝士看，班行耆旧渐阑珊”。诗下注曰：“都转廨中观剧，时吴伶金德辉演《牡丹亭》，为南部绝调，年已老矣。”［14］（卷8）
除了金德辉这样的老艺人而外，当时曾燠幕府中演出的还有一些新人，甚至是家伎。梦楼居士王文治，蓄有家乐，尝“买僮教之度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34］。如前文所述，乾隆六十年在曾燠盐署清燕堂观剧，其家乐亦有可能在曾燠署中演剧。
此外，在盐署演出的团体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当时的内班演出。扬州内班规模庞大，往往是由当时的著名盐商组建，脚色齐全，名优荟萃，人才济济。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迎驾，备演大戏。但由于皇帝南巡的偶然性和短暂性特点，使得内班在间歇期除了满足商人自娱和娱宾的需求，还需要承应两淮盐务的征召演出。［5］（卷5）
绾结而论，曾燠扬州幕府的戏曲活动乃嘉庆时期文人观剧活动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扬州剧坛中昆曲演出在兴盛之后的逐渐乏力。同时曾燠幕府的戏曲活动与此前盐商江春康山草堂戏曲活动相比逊色许多［35］，尽管两者相隔的时间不久。这固然与大盐商江春的雄厚财力有关，同时也与康山草堂的戏曲演出活动是清代扬州剧坛的鼎盛时期相关，无论是文人对于戏曲的关注，还是当时帝王的历次南巡、盐商对戏曲的准备活动，以及戏曲艺人们的表演技艺都是曾燠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但曾燠幕府的戏曲活动却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对于新剧的品题演出而具有了重要戏曲史价值，是我们深入认识嘉庆时期文人视野中的扬州戏曲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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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ctivity of Opera in ZENG Yu Mufu in Yangzhou
YANG Fei
（Institute of Opera and Historical Relic,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4, China）
第8篇：草堂茗香范文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今人不少人认定在云南，有一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载。
其实到底在哪里现在对我们饮茶者来说并不重要。也许具有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学术界的一些说法：
饮茶的发源时间：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并且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了。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
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之流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饮茶发源的地点考证：
对这一点的探求往往集中在茶树的发源地的研究上来。关于茶树的发源地，有这么几种说法：
1．西南说：“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发源地。”这一说法所指的范围很大，所以正确性就较高了。
2．四川说：清·顾炎武《日知录》：“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言下之意，秦人入蜀前，今四川一带已知饮茶。其实四川就在西南，四川说成立，那么西南说就成立了。四川说要比西南说“精密”一些，但是正确的风险性会大些。
3．云南说：认为云南的西双版纳一代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人文”方面的风险，因为茶树是可以原生的，而茶则是活化劳动的成果。
4．川东鄂西说：陆羽《茶经》：“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该地有如此出众的茶树，是否就有人将其利用成为了茶叶，没有见到证据。
5．江浙说：最近有人提出始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江浙一带目前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历史若能够在此生根，倒是很有意义的话题。其实我认为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自然起源的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够发展出饮茶的习俗来。前面说到茶是神农发明的，那么它在哪一带活动？如果我们求得“茶树原生地”与“神农活动地”的交集，也许就有答案了，至少是缩小了答案的“值域”。
发明饮茶的方式：
人类是怎样发明饮茶习惯的？或者说茶是怎样起源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是茶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做为任何一个茶学学者或茶学工作者，如果连“茶是怎样来的”都不能解释的话，那就太不够了。 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多种答案：
1．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做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偿食之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
2．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百草经》中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3．食物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
4．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这几种方式的比较和积累最终就发展成为“饮茶”是最好的方式。
以上这几种说法中最无用的就是第四种，它把前面的三种说法加在一起，就成为了自己“万无一失”的解释了。也许这种解释就是最恰当的了。
现在我们可以论证茶在中国被很早就有认识和利用，也很早就有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采制。但是也可以考证，茶在社会中各阶层被广泛普及品饮，大致还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传世以后。所以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也就是说，茶发明以后，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茶树的起源：
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被称为茶的祖国，文字记载表明，我们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经开始栽培和利用茶树。然而，同任何物种的起源一样，茶的起源和存在，必然是在人类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之前，直到相隔很久很久以后，才为人们发现和利用。人类的用茶经验，也是经过代代相传，从局部地区慢慢扩大开了，又隔了很久很久，才逐渐见诸文字记载。
茶树的起源问题，历来争论较多，随着考证技术的发展和新发现，才逐渐达成共识，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并确认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由于地质变迁及人为栽培，茶树开始由此普及全国，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
（一）起源及原产地
茶树起源于何时？必是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前。历史学家无从考证的问题，最后由植物学家解决了。他们按植物分类学方法来追根溯源，经一系列分析研究，认为茶树起源至今已有6000万年至7000万年历史了。
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只是在1824年之后，印度发现有野生茶树，国外学者中有人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异议，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争论。这些持异议者，均以印度野生茶树为依据，同时认为中国没有野生茶树。其实中国在公元200年左右，《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且现今的资料表明，全国有10个省区198处发现野生大茶树，其中云南的一株，树龄已达1700年左右，仅是云南省内树干直径在一米以上的就有10多株。有的地区，甚至野生茶树群落大至数千亩。所以自古至今，我国已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时间之早，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此外，又经考证，印度发现的野生茶树与从中国引入印度的茶树同属中国茶树之变种。由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遂成定论。
近几十年来，茶学和植物学研究相结合，从树种及地质变迁气候变化等不同角度出发，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主要论据，简单地讲，有三个方面：
1.从茶树的自然分布来看
目前所发现的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而我国就有15属，260余种，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已发现的山茶属有100多种，云贵高原就有60多种，其中以茶树种占最重要的地位。从植物学的角度，许多属的起源中心在某一个地区集中，即表明该地区是这一植物区系的发源中心。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高度集中，说明了我国西南地区就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中心，当属茶的发源地。
2.从地质变迁来看
西南地区群山起伏，河谷纵横交错，地形变化多端，以致形成许许多多的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在低纬度和海拔高低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导致气候差异大，使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树，慢慢分置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不同的气候中，从而导致茶树种内变异，发展成了热带型和亚热带型的大叶种和中叶种茶树，以及温带的中叶种及小叶种茶树。植物学家认为，某种物种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该物种起源的中心地。我国西南三省，是我国茶树变异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是茶树起源的中心地。 3.从茶树的进化类型来看
茶树在其系统发育的历史长河中，总是趋于不断进化之中。因此，凡是原始型茶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属茶树的原产地。我国西南三省及其毗邻地区的野生大茶树，具有原始茶树的形态特征和生化特性，也证明了我国的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二、茶的发展 随着茶叶的传播，目前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几乎遍及全国和世界五大洲的国家和地区。
我国是茶叶的故乡，加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因此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居世界之首。我国地跨六个气候带，地理区域东起台湾基隆，南沿海南琼崖，西至藏南察隅河谷，北达山东半岛，绝大部分地区均可生产茶叶，全国大致可分为四大茶区，包括江南茶区、江北茶区、华南茶区、西南茶区。全国茶叶产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以浙江和湖南产量最多，其次为四川和安徽。甘肃、西藏和山东是新发展的茶区，年产量还不太多。近年来，我国茶园面积已达1600多万亩，年产茶叶40万吨左右，茶叶出口量达13.5万吨左右。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全国茶叶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已建立健全了科研和教育网络，大量的研究成果已推广应用，科学种茶、科学制茶和茶业管理的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为我国茶叶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茶叶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并成为三大饮料之一，所以世界茶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目前，世界五大洲中已有50个国家种植茶叶，茶区主要集中在亚洲，茶叶产量约占世界茶叶产量的80％以上。
茶叶生产和饮用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人们对茶叶的需求也出现新的要求。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中，一旦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就特别注重保健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茶，这种天然保健饮料必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与此同时，由于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防病的成分，更会吸引大量消费者去饮用它。茶叶，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
中国古代重要茶事进程录：
原始社会神农时代传说茶叶被人类发现是在公元前28世纪的神农时代，《神农百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说，当为茶叶药用之始。
西周
据《华阳国志》载：约公元前一千年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已用所产的茶叶作为“纳贡”珍品，是茶作为贡品得最早记述。
东周
春秋时期婴相齐竟公时（公元前547---公园前490年）“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表明茶叶已作为菜肴汤料，供人食用。（据《晏子春秋》）
西汉（公元前206--24年）
公元前59年，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这表明四川一带已有茶叶作为商品出现，是茶叶进行商贸的最早记载。《僮约》
东汉（公元25--220年）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医学家华佗《食论》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理功效的第一次记述。
三国（公园220 265）
史书《三国志》述吴国君主孙皓（孙权的后代）有“密赐茶荼以代酒”，是“以茶代酒”最早的记载。
隋（公元581--618年）茶的饮用逐渐开始普及，隋文帝患病，遇俗人告以烹茗草服之，果然见效。于是人们竞相采之，并逐渐由药用演变成社交饮料，但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层。
唐（公元618--907年）
唐代是茶作为饮料扩大普及的时期，并从社会的上层走向全民。
唐太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在顾渚山（今浙江长兴）建贡茶院，每年清明前兴师动众督制“顾渚紫笋”饼茶，进贡皇朝。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纳赵赞议，开始征收茶税。
公元8世纪后陆羽《茶经》问世。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大师从中国带茶籽茶树回国。是茶叶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
唐懿宗咸通15年（公元874年）出现专用的茶具。
宋（公元960--1279年）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开始在建安（今福建建瓯）设宫焙，专造北苑贡茶，从此龙凤团茶有了很大发展。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元年间（公元1107年）亲着《大观茶开》一书，以帝王之尊，倡导茶学，弘扬茶文化。
明（公元1368--1644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设茶司马，专门司茶贸易事。
明太祖朱元璋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9月诏令，废团茶，兴叶茶。从此贡茶由团饼茶改为芽茶（散叶茶），对炒青叶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610年荷兰人自澳门贩茶，并转运入欧。1916年，中国茶叶运销丹麦。1618年，皇朝派钦差大臣入俄，并向俄皇馈赠茶叶。
清（公元1644--1911年）
1657年中国茶叶在法国市场销售。
康熙8年（1669年）印数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从万丹运华茶入英。
康熙28年（1689年）福建厦门出口茶叶150担，开中国内地茶叶直接销往英国市场之先声。
1690年中国茶叶获得美国波士顿出售特许执照。光绪31年（1905年）中国首次组织茶叶考察团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考察茶叶产制，并购得部分制茶机械，宣传茶叶机械制作技术和方法。
1896年福州市成立机械制茶公司，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制茶业。 三、茶的传播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所以，茶的传播史，分为国内及国外两条线路。
1.茶在国内的传播
茶树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嘉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孕育、发生和发展于南方。
（1）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先秦两汉）
顾炎武曾经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即认为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
巴蜀产茶，据文字记载和考证，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此时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之一。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2）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成为茶业中心（三国西晋）
秦汉统一中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而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分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已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
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3）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茶业的发展（东晋南朝）
西晋南渡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着名起来。
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4）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唐代）
如前所言，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发展。
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种高水准的结果，就是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正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
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七八。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
由《茶经》和唐代其它文献记载来看，这时期茶叶产区已遍及今之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几乎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5）茶业重心由东向南移（宋代）
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宋朝茶业的重心。主要表现在贡茶从顾渚紫笋改为福建建安茶，唐时还不曾形成气候的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宋朝茶业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江南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福建气候较暖，如欧阳修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作为贡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带动了闵南和岭南茶区的崛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到了宋代，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宋朝的茶区，基本上已与现代茶区范围相符。明清以后，只是茶叶制法和各茶类兴衰的演变问题了。
2.茶在国外的传播
由于我国茶叶生产及人们饮茶风尚的发展，还对外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朝廷在沿海的一些港口专门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包括茶叶贸易，准许外商购买茶叶，运回自己的国土。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种种在近江（滋贺县）。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寺僧便献上香喷喷的茶水。天皇饮后非常高兴，遂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不仅带回茶籽播种，并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自己的饮茶仪式。他晚年着的《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称茶是“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宋、元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这时的陶瓷和茶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尤其明代，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他游遍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东岸，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与贸易，使茶叶输出量大量增加。 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的商人先后东来，从这些地区转运中国茶叶，并在本国上层社会推广饮茶。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海船自爪哇来我国澳门贩茶转运欧洲，这是我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最早纪录。以后，茶叶成为荷兰人最时髦的饮料。由于荷兰人的宣传与影响，饮茶之风迅速波及英、法等国。
1631年，英国一个名叫威忒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大量茶叶。
清朝之后，饮茶之风逐渐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当茶叶最初传到欧洲时，价格昂贵，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将其视为“贡品”和奢侈品。后来，随着茶叶输入量的不断增加，价格逐渐降下来，成为民间的日常饮料。此后，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
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印度虽也有野生茶树，但是印度人不知种茶和饮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后发明了切茶机，红碎茶才开始出现，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到了19世纪，我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1886年，茶叶出口量达268万担。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我国勤劳智慧的人民给世界人民创造了茶叶这一香美的饮料，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自豪的。 四、制茶史 中国制茶历史悠久，自发现野生茶树，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绿茶到多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各种茶类的品质特征形成，除了茶树品种和鲜叶原料的影响外，加工条件和制造方法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就制茶历史做简单介绍。
（一）从生煮羹饮到晒干收藏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生煮者，类似现代的煮菜汤。如云南基诺族至今仍有吃“凉拌茶”习俗，鲜叶揉碎放碗中，加入少许黄果叶，大蒜，辣椒和盐等作配料，再加入泉水拌匀；茶作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
三国时，魏朝已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采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二）从蒸青造形到龙团凤饼
初步加工的饼茶仍有很浓的青草味，经反复实践，发明了蒸青制茶。即将茶的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去其青气。但仍苦涩味，于是又通过洗涤鲜叶，蒸青压榨，去汁制饼，使茶叶苦涩味大大降低。
自唐至宋，贡茶兴起，成立了贡茶院，即制茶厂，组织官员研究制茶技术，从而促使茶叶生产不断改革。
唐代蒸青作饼已经逐渐完善，陆羽《茶经.之造》记述：“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即此时完整的蒸青茶饼制作工序为：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
宋代，制茶技术发展很快。新品不断涌现。北宋年间，做成团片状的龙凤团茶盛行。宋代《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述“宋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
龙凤团茶的制造工艺，据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记述，有六道工序：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茶芽采回后，先浸泡水中，挑选匀整芽叶进行蒸青，蒸后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置瓦盆内兑水研细，再入龙凤模压饼、烘干。
龙凤团茶的工序中，冷水快冲可保持绿色，提高了茶叶质量，而水浸和榨汁的做法，由于夺走真味，使茶香极大损失，且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这些均促使了蒸青散茶的出现。
（三）从团饼茶到散叶茶
在蒸青团茶的生产中，为了改善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的缺点，逐渐采取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的做法，将蒸青团茶改造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同时还出现了对散茶的鉴赏方法和品质要求。
这种改革出现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饼茶。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对当时制蒸青散茶工序有详细记载“采讫，一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
由宋至元，饼茶、龙凤团茶和散茶同时并存，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于1391年下诏，废龙团兴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
（四）从蒸青到炒青
相比于饼茶和团茶，茶叶的香味在蒸青散茶得到了更好的保留，然而，使用蒸青方法，依然存在香味不够浓郁的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
炒青绿茶自唐代已始而有之。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言道：“山僧后檐茶数丛……斯须炒成满室香”，又有“自摘至煎俄顷余”之句，说明嫩叶经过炒制而满室生香，有炒制时间不常，这是至今发现的关于炒青绿茶最早的文字记载。
经唐、宋、元代的进一步发展，炒青茶逐渐增多，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在《茶录》、《茶疏》、《茶解》中均有详细记载。其制法大体为：高温杀青、揉捻、复炒、烘焙至干，这种工艺与现代炒青绿茶制法非常相似，参看附录中绿茶制造工艺。
（五）从绿茶发展至其它茶类
在制茶的过程中，由于注重确保茶叶香气和滋味的探讨，通过不同加工方法，从不发酵、半发酵到全发酵一系列不同发酵程序所引起茶叶内质的变化，探索到了一些规律，从而使茶叶从鲜叶到原料，通过不同的制造工艺，制成各类色、香、味、形品质特征不同的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1）黄茶的产生
绿茶的基本工艺是杀青、揉捻、干燥，当绿茶炒制工艺掌握不当，如炒青杀青温度低，蒸青杀青时间长，或杀青后未及时摊凉及时揉捻，或揉捻后未及时烘干炒干，堆积过久，使叶子变黄，产生黄叶黄汤，类似后来出现的黄茶。因此，黄茶的产生可能是从绿茶制法不当演变而来。明代许次纾《茶疏》（1597年）记载了这种演变历史。
（2）黑茶的出现
绿茶杀青时叶量过多火温低，使叶色变为近似黑色的深褐绿色，或以绿毛茶堆积后发酵，渥成黑色，这是产生黑茶的过程。黑茶的制造始于明代中叶。明御史陈讲疏记载了黑茶的生产（1524年）：“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
（3）白茶的由来和演变
唐、宋时所谓的白茶，是指偶然发现的白叶茶树采摘而成的茶，与后来发展起来的不炒不揉而成的白茶不同。而到了明代，出现了类似现在的白茶。田艺蘅《煮泉小品》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清翠鲜明，尤为可爱”。现代白茶是从宋代绿茶三色细芽、银丝水芽开始逐渐演变而来的。最初是指干茶表面密布白色茸毫、色泽银白的“白毫银针”，后来经发展又产生了白牡丹、贡眉、寿眉等其它花色。
（4）红茶的产生和发展
红茶起源于十六世纪。在茶叶制造发展过程中，发现日晒代替杀青，揉捻后叶色红变而产生了红茶。最早的红茶生产从福建崇安的小种红茶开始。清代刘靖《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自星村小种红茶出现后，逐渐演变产生了工夫红茶。后20世纪20年代，印度发展将茶叶切碎加工的红碎茶，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试制红碎茶。
（5）青茶的起源
青茶介于绿茶、红茶之间，先绿茶制法，再红茶制法，从而悟出了青茶制法。青茶的起源，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推论出现在北宋，有的推定于清咸丰年间，但都认为最早在福建创制。清初王草堂《茶说》：“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现福建武夷岩茶的制法仍保留了这种传统工艺的特点。
（六）从素茶到花香茶
茶加香料或香花的做法已有很久的历史。宋代蔡襄《茶录》提到加香料茶“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南宋已有茉莉花焙茶的记载，施岳《步月.茉莉》词注：“茉莉岭表所产……古人用此花焙茶”。
到了明代，窨花制茶技术日益完善，且可用于制茶的花品种繁多，据《茶谱》记载，有桂花、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九种之多。现代窨制花茶，除了上述花种外，还有白兰、玳瑁、珠兰等。
由于制茶技术不断改革，各类制茶机械相继出现，先是小规模手工作业，接着出现各道工序机械化。除了少数名贵茶仍由手工加工外，绝大多数茶叶的加工均采用了机械化生产。 五、饮茶史 中国饮茶历史最早，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农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和品茶技艺。本文旨在简单叙述饮茶方式和习俗的发展和演变，其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见《三国志.吴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烹茶器具，论茶之专着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品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而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随茶类的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出现两大特点：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讲究。茶壶茶杯要用开水先洗涤，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二，出现了六大茶类，品饮方式也随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由于不同风俗，开始选用不同茶类。如两广喜好红茶，福建多饮乌龙，江浙则好绿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绿茶，边疆少数民族多用黑茶、茶砖。纵观饮茶风习的演变，尽管千姿百态，但是若以茶与佐料、饮茶环境等为基点，则当今茶之饮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讲究清雅怡和的饮茶习俗：茶叶冲以煮沸的水（或沸水稍凉后），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与我国古老的“清净”传统思想相吻，这是茶的清饮之特点。
我国江南的绿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闽粤一带的乌龙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属此列。
二是讲求兼有佐料风味的饮茶习俗：其特点是烹茶时添加各种佐料。如边陲的酥油茶、盐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欧美的牛乳红茶、柠檬红茶、多味茶、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风味。
三是讲求多种享受的饮茶风俗：即指饮茶者除品茶外，还备以美点，伴以歌舞、音乐、书画、戏曲等。如北京的“老舍茶馆”。
第9篇：草堂茗香范文
关键词：宋代；田园诗；田园词；破体
中图分类号：i20722；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17509
作者简介：刘 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 （江苏 南京 210013）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破体”现象屡见不鲜，“凡是打破各种文体的疆界，超越比较材料的局限，移花接木，相资为用，造成渗透交融，蔚为新奇鲜活之美学效果者，皆谓之‘破体’”①。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在宋代格外突出，王水照先生就曾经指出：“在两宋文坛上，‘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如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古入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风气日益炽盛”②。而各种文体的互动中，诗和词的沟通又是最显著的，“诗与词是关系最密切、沟通渠道最多的两种文体。诗词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生发，是中国韵文文体关系中的最突出现象”③。宋代文学创作中诗体和词体相互借鉴、渗透、融通的现象已引起不少关注，既有着眼于一代词作的“以诗为词”或诗作的“以词为诗”，也有注目于个别作者的诗词破体或互渗④，但诗与词这两类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同一题材时，是如何移花接木，相资为用的，迄今却鲜有人论及。应该说相同题材的诗和词更值得我们具体地比勘和对照，本文即以田园题材为例，考察宋代田园诗词创作中的“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期深化宋代诗词破体现象的研究。
一
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破体主要出现在词的创作中。田园本是诗歌的传统题材，其滥觞于《诗经》，到东晋陶渊明正式开宗立派，经盛唐王维、储光羲等踵事增华，至中晚唐田家诗又别具一格，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艺术传统，北宋的田园诗创作正是承历代余绪而有所发展。而词作为一种娱宾遣兴、助酒佐欢的游戏笔墨，本为艳科，在唐五代时很少涉猎田园题材，现存仅有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偶尔写到一些南粤风土和女子的劳动生活，但未脱妍丽风调，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一首稍清新自然，被赞为：“《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采”《栩庄漫记》，载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但全唐五代词中也仅此一首。应该说宋词开始正式引入田园题材，计有约四十位作者，近百首田园词作。这种对诗歌传统题材的借鉴，本身就是一种破体的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早期的田园词也表现出鲜明的“以诗为词”的特色。
第一，北宋出现的田园词多檃栝诗句而成，或受诗歌的感发而作，在某种程度上堪称诗之苗裔和附庸。
北宋人创作的田园词有完全集诗句而成。如黄庭坚曾戏效王安石创作一首《菩萨蛮》：
王荆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为集句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戏效荆公作。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王安石的《菩萨蛮》描写退居半山的闲逸生活，词中各句分别集自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殷益《看牡丹》：“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王维《游春曲》：“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 韩愈《南溪始泛》：“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方棫《失题》：“午醉醒来晚，
无人梦自惊。”（一作陈叔宝诗）李白《杨叛儿歌》：“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杨升庵外集》记载：“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蔵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参见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郭祥正《题人山居》：“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宋彭乘撰《墨客挥犀》卷十：“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诗多新意。又曾题人山居一联云：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公（按：王安石）乃命工绘为图，自题其上，云此是功甫题山居诗处。即遣人以金酒钟并图遗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偶有一二字不同。黄庭坚的词则分别集自郑谷《柳》：“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韩偓《醉着》：“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杜甫《西郊》：“无人觉来往，踈懒意何长。”杜甫《绝句二首》：“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杜甫《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杜甫《可惜》：“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孟郊《怨别》：“君问去何之，贱身难自保。”其中也仅数字略有不同。王安石的另外一首描写闲居环境的《浣溪沙》“百亩庭中半是苔，门前古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黄昇《花庵词选》也标明为“集句”。可以看出，前人和时人的诗句是北宋人写作田园词的重要资源。
北宋的田园词还有受诗意感发而作。如苏轼《江神子》，其序云：“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戍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词云： 中醒 。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 。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
词中以渊明自比抒发了归隐之志，情愫淡泊，景致清丽，与陶渊明众多田园诗意趣相通。
第二，北宋田园词在词牌的选择上，比较侧重齐言体式，接近于五七言律绝和六言绝句，在体制形式上保留着较为浓重的诗体特点罗漫在《词体出现与发展的词史意义》（《中华词学》第二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指出中晚唐、五代与北宋初期的词，在体制上接近诗体，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早期田园词。。
如王安石有5首田园词，分别采用《菩萨蛮》、《渔家傲》、《浣溪沙》和《清平乐》4种词牌。上文所引的《菩萨蛮》上阕前两句为七言，后两句为五言，下阕四句均为五言，分别从五七言律绝诗中集句而成；被黄昇《花庵词选》誉为“极能道闲居之趣”的《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揉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清风扫”，上下阕句式相同，若各去掉其中的3个字，俨然是两首七绝；《清平乐》的下阕为四句六言，“丈夫运用堂堂 。且莫五角六张。若有一卮芳酒， 逍遥自在无妨”，和王维《田园乐》“出入千门万户，经过北里南邻。蹀躞鸣珂有底，崆峒散发何人”形式上几乎无异；《浣溪沙》则上下阕均为三句整齐的七言，更接近于诗体。苏轼11首田园词中《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也采用的是《浣溪沙》词牌，上下阕均为七言三句；他在贬谪黄州期间则用《鹧鸪天》的词牌写了一首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体式比较接近于七律。
二
毫无疑问，北宋田园词的发展得到了诗歌的助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是宋代田园诗词创作从“以诗为词”向“以词为诗”转换的关键人物。他的《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以及《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等田园词，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脱胎换骨，点铁成金，成功地开创了新的经典，被其后的田园诗词共同追摹，既促进了宋代田园诗词的初度融合，又拉开了田园词对田园诗发生影响的序幕。
一、经典词汇的锻造
俞成元《萤雪丛说》卷上曰：“诗随景物下语……于渔父则曰一蓑烟雨，于农夫则曰一犁春雨，于舟子则曰一篙春水，皆曲尽形容之妙也。”《说郛》卷十五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一犁春雨”这个语汇贴切地状出春耕时节最典型的景物——春雨和犁，使人联想到细雨蒙蒙
中或雨后初晴农人扶犁耕作于春野的情境，既有春意萌动的美感，又蕴含着恬淡质朴的农耕意趣，的确堪称“曲尽形容之妙”。这个形容农夫生涯的经典语汇最早出自苏轼《如梦令?有寄》词：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但是“一犁春雨”并非苏词凭空创造，而是借鉴了众多诗句而成。《如梦令》的末句就有从诗歌中衍化的痕迹，“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实则糅合了晚唐薛能《伏牛山》“不为时危耕不得，一犁风雨便归休”和五代蜀徐光溥《留侯受南唐节度使知郡事辟予为属以诗谢之》：“晋江江畔趁春风，耕破云山几万重。雨足一犁无外事，使君何啻五侯封”的诗意，在上两首诗中，“归”、“江”、“一犁”和“雨”的字眼均具备。而宋初诗人王禹偁《寄郓城萧处士》“夜踏月华三径小，晓耕秋色一犁深”，以及林逋《杂兴四首》：“拂水远天孤榜晚，夹村微雨一犁春”。成为“一犁春雨”更直接的语汇源头。显然，苏轼借鉴了若干诗歌语汇的精髓，经过锤炼锻造，定型为一个经典语汇，用于词的写作中。这个词汇以其新奇优美的艺术效果，受到其后词人们的拥趸，在田园词中反复地被采用。如毛滂《浣溪沙》：“本是青门学灌园。生涯浑在乱山前。一犁春雨种瓜田。”王炎《清平乐》：“儿曹耳语。借问何处去。家在翠微深处住。生计一犁春雨。”
同时，这一语汇又跨越了诗词的界限，受到诗人们的青睐，被借入田园诗的创作中。最早是苏辙《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诗云：“雪覆西山三顷麦，一犁春雨祝天工。”南宋田园诗也多翻之入诗，如范成大《致一斋述事》：“今朝麦粒黄堪麫，几日秧田绿似针。除却一犁春雨足，眼前无物可关心”。卢俦《石照劝农晚归有雨》：“十里好山供客醉，一犁春雨劝农归。”蔡戡《春郊即事》：“一犁春雨欲平塍，预卜今年穑事成。”赵葵《丰年》：“一犁春雨足生涯，黍稷桑麻已满略。”方岳《闻罢》：“一犁春雨平生事，莫与诸公作话头。”等等，直至宋末元初，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命题征诗，第一名罗公福诗中有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也是“一犁春雨”语汇的简单变体。
二、经典句法的定型
苏词《浣溪沙》中有“村南村北响缫车”一句，曾被《高斋诗话》誉为“奇句”《高斋诗话》：“东坡长短句云‘村南村北响缫车。’参差诗云‘隔林仿髴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云‘菇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三诗大同小异，皆也奇句也。”载（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45页。。它从听觉的角度侧面渲染出家家户户缫丝时的忙碌热烈气氛，以声写景，构思新警奇拔；“村南村北”即满村、遍村之意，以一个坐标性的名词“村”重复出现，用两个相反的方位词“南”、“北”连贯起来，句式简单而不失奇趣，节奏感和音律感很强，具有一种民歌的风味。
纵览文学史，应该说苏词“村南村北”之句式是受杜甫和白居易田园诗的影响。杜甫《客至》一诗中有“舍南舍北皆春水”一句，描写了村居周围春水上涨的盎然景象，明陆时雍《唐诗镜》卷二十六评曰：“村朴趣，村朴语”陆时雍：《唐诗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它的句法独特，《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七注曰：“又是一体”。白居易的田园诗也借用这种句式，将字眼改换成“村南村北”，如《村夜》一诗：“霜草苍苍情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这个句式引起了一向讲究句法的宋代诗人的关注和效仿，王安石《临河道中》诗即有：“村南村北禾黍黄，穿林入坞岐路长”。黄庭坚《从人求花》诗中有：“舍南舍北勃姑啼。”《山谷外集诗注》注此句时即列出两句唐诗，“柳子厚《闻黄鹂诗》‘此时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杜诗‘舍南舍北皆春水’”《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五，《四部丛刊续编》本。。显然已经点出黄庭坚诗句和杜诗、柳诗的渊源关系。而苏轼首次将“村南村北”的句法阑入词中，用于描写乡村的声响，这一句法和立意由此而定型，对宋代的田园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苏轼以后的田园诗中有24首采用了“村南村北”句式，多数用来表现乡村的鸟鸣声、劳作声等。如范浚《春雪晚晴出西村》：“歩屐寻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鹁鸠啼。”陆游《小园四首》：“村南村北鹁鸪声，水刺新秧漫漫平。”《冬晴与子垣子聿游湖
》：“村南村北纺车鸣，打豆家家趁快晴。”《秋思》：“村南村北鹁鸪鸣，小雨霏霏又作晴。”戴复古《乌盐角行》：“村南村北声相续，青郊雨后耕黄犊。”戴昺《五禽言》：“麦熟锻磨，麦熟锻磨，村南村北声相和。”方岳《农谣》：“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等等。另有27首将南、北二字调换位置，形成了“村北村南”的句式，始自南宋，如吴可《荒陂》：“荒陂终日水车鸣，村北村南共一声。”范成大《上沙舍舟》：“村北村南打稻声，竹舆随处款柴荆。”陆游《秋词》：“村北村南喧地碓，大牲如阜酒如江。”何子举《桐畈犁耕》：“村北村南布谷声，豳风歌罢足关情。”等等。由此可见，宋代田园诗对“村南村北”句法颇为偏爱，应当说，苏词对这种句法的定型以及在田园诗中的推广和运用功莫大焉。
三、经典主题的缔造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是苏轼最出色的田园词。这组词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以诗为词”，既汲取了中晚唐王建《雨过山村》、王驾《社日》等田园诗的传统，着力刻画田园清丽的风光和欢乐的生活；同时也沿用了韦应物《观田家》、白居易《观刈麦》等田园诗的写作视角，抒发官员深入农村的观感。但这组词超越同期作品之处在于，它们并没有拘泥于对诗歌一味的模仿，字句上没有明显沿袭诗歌的痕迹，艺术构思也不纯粹受到诗歌的影响或启发，最为重要的是，这组词的主题富有原创的意义和价值。在唐代的田园诗中，诗人以官员身份深入乡间者，往往怀有惭愧的心理和悯农的情怀，如韦诗末云“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白诗末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与之不同的是，苏词确立的是全新的主题。其一是与民同乐的主题。目睹农村雨后种种欢乐场景，词人也完全陶醉其中，“旋抹红妆看使君”、“敲门试问野人家”等情节反映出官与民的融洽关系，“使君元是此中人”更是点明了官员生长于斯故能与农家心脉相通的基础。其二是经历宦海沉浮后思归田园故里的主题，这在末词中有所表现，“何时收拾耦耕身”的喟叹是其最直白的表达。莫砺锋先生曾经评论苏轼《浣溪沙》：“这组词最着力之处是在于抒写自己作为地方长官下乡劝农的所见所感，从而以充满泥土气息而在词苑别开生面。”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第11页。莫先生点出“地方长官下乡劝农”的写作背景可谓独具慧眼，苏轼这组田园词不仅因此在词苑别开生面，更是对南宋时期大量涌现的围绕劝农而作的田园诗产生重要影响。
自北宋后期始，朝廷命州县各级地方长官均兼一地劝农官，除岁时以劝课农桑为考课内容外，还特别要求守令在春耕时节必须深入乡间进行劝课。出郊劝农不仅加强了宋代州县长官对农业生产的实质性关注，也为他们创作田园诗提供了契机，围绕着劝农而作的田园诗数量激增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政治因缘》，《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综观这些作品，往往有一些固定的套数，即从官员的视角观察田园风物和农家生活，或抒发与民同乐的感受，或抒发思归之情，其中往往能看出苏词的影子。如张嵲《劝农》：“皇恩力本劝农耕，老稚争随刺史行。杨柳垂村麯尘色，殊乡时节近清明。”因篇幅的限制，这首绝句无法像苏词那样缓缓展开农村生活的一副副画卷，但是其中所描写的老幼争随刺史的场景，以及杨柳成荫、村酒渐熟等风物，仿佛是苏词的微缩，官民的和谐同乐之情更是与苏词一脉相承。再如楼钥《劝农》：“一番好雨润桑麻，和气欢声十万家。太守劝农才出郭，老农含哺竞随车。”徐鹿卿《护法寺劝农呈秘丞》：“犬吠柴门晓，牛肥草径鲜。殷勤觞父老，和气酿丰年。”都是一派官民同乐，欢洽融和的景象。此外王炎《劝农出郊三绝》其二、陈着《嵊县劝农途中示同寮二首》其一、江万里《劝农》、孟点《劝农即事》等作品都在描写桃红柳绿、桑麻沃若、人欢犬吠的田园景色后，不忘抒写仁政爱民、与民同乐的心意，如江万里诗“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孟点诗“长官元是扶犁手，乐与耕夫笑语同”，俨然是苏词“使君元是此中人”的翻版。而苏词中“何时收拾耦耕身”的感慨也总在南宋田园诗中回荡。如虞俦《石照劝农晚归有雨》、王十朋《芝山劝农》、范成大《四月十日出郊》、留硕《阳江劝农》、曾丰《假守晋康出郊劝农》、方岳《劝耕》其二等均表达了类似的思归主题
，尤其是诗末的叹归之情，分明是肇自苏词。如范成大诗云：“吏卒远时闲信马，田园佳处忽思乡。邻翁万里应相念，春晚不归同插秧。”方岳诗云：“归欤我亦耦耕人，麦陇桑畦意自亲。”因此，苏轼《浣溪沙》虽然在南宋词坛鲜有继响，但是却影响了田园诗的一种新的类型，尤其是主题堪称宋代劝农类田园诗的鼻祖。
苏词为宋代田园诗的破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元素，除上文所述的从语汇、句法到主题的广泛影响之外，还有诗人甚至直接翻词句入诗，如南宋时期王之道《夏日雨霁郊行次韵刘春卿》描写初夏久旱逢雨后的田园风光和耕作场景，其中“桑麻光似泼”、“簌簌花褪枣”等句很明显从苏词中《浣溪沙》化用。《按麦行和魏定父韵》中“问言豆叶何时黄”也是从苏词化出。利登《田家》：“小雨初晴岁事新，一犂江上趁初春。豆畦种罢无人守，缚得黄茅更似人。”前两句即是“江上一犁春雨”的扩版，足见苏轼词对田园诗的影响之大。
三
南宋时期，在“诗词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王兆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田园诗词的互动也有了更为积极和多元的表现，一方面田园词仍然受着诗的影响，延续着北宋以来以诗为词的传统；另一方面田园诗也开始破体，以词为诗成为一种必然的创作趋势。 田园词的以诗为词在辛弃疾的创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辛弃疾是南宋最杰出的词人，他有十余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这些作品也代表了南宋田园词的最高成就。仔细考察，其中渗透着不少诗歌的因子。辛词曾受陶渊明诗歌的影响，夏承焘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他说：“他（辛弃疾）的农村词无疑受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和启发”夏承焘：《辛稼轩的农村词》，《光明日报》1958年5月18日。。袁行霈先生在总结辛词与陶诗的关系时则更明确地指出：“（辛词）有的是全词隐括陶的某一作品；有的是明引陶的诗句、文句；有的诗暗用陶的典故；有的是借用陶的意境”袁行霈：《陶渊明与辛弃疾》，载《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并列举出《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阁）等数词，兹不赘述。 辛弃疾的田园词还受到了从汉乐府至北宋时期众多诗歌的影响。例如其颇富盛名的《清平乐》（茅檐低小），首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引杜甫《绝句漫兴》“熟知茅檐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页。，实已点出了与杜诗的渊源关系。下阕“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我们认为是参照了汉乐府诗的句式。乐府古辞《长安有狭斜行》中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五“相和曲辞?清调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成为同题乐府的一个固定格式，如荀昶同题诗写到“大兄珥金珰，中兄振缨緌，伏腊一来归，邻里生光辉。小弟无所为，斗鸡东陌逵”，梁武帝同题诗写到“大息组絪缊，中息佩陆离，小息尚青绮，总角游南皮”。 杜诗也部分继承了这种句式，如《 最能行》“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较之杜诗，辛词句式模仿得更为接近，并把农家三子动作情态刻画得活灵活现，故张侃《拙轩集》卷五《跋拣词》曾评：“古乐府有三息诗，杜工部用于诗，辛待制用于词，各臻其妙”。辛弃疾另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首句“明月别枝惊鹊”，即化用苏轼《次韵蒋景叔》诗“月明惊鹊未安枝”，下阕“七八个”两句化用唐卢延让《松寺》“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更富妙趣。《检校山园书所见》下阕“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也是演绎杜甫《秋野五首》“枣熟从人打”、《暂往白帝复还东屯》“拾穗许村童”等诗意。
关注家庭生活是晋唐以来田园诗的一个传统。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和郭主簿二首》“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具体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家庭的天伦之乐。到了唐代，王维《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描写了傍晚时分老人盼着放牧的孩子早点回家的细节，家人间互相关爱的亲情真切感人。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其三“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使妇提蚕筐，呼儿傍渔船”，也以家庭为单位，写到了一家人的劳动分工。《田家杂兴八首》其一“不能自力作，黾勉娶邻
女。既念生子孙，方思广田圃”，则涉及农村家庭的婚嫁生活。杜甫《进艇》“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等都兴趣盎然地描写村居期间家人自在的生活。这一脉传统一直延伸到宋代田园诗的写作中。如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旨在表现每个家庭成员的勤劳。陆游《丰岁》“羊腔酒担争迎妇，鼍鼓龙船共赛神”、《杂咏》“陵边人家丛竹里，灯火喧呼迎妇归”则反映出农村家庭娶亲的热闹场景。但是在田园词的写作中，很少有人承续此一传统，即便苏轼也没有对之深入发掘，辛弃疾首次把它引入田园词的创作中，成为其作品的重要题材。如《清平乐》（茅檐低小）中重点刻画了一家五口的劳动生活画面，其乐融融，富有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写到乡间女子开开心心回娘家的情景，桑间小路上洒满了欢声笑语。《游鹅湖醉书酒家壁》“青裙编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则写到农家女趁农闲时去外婆家走亲戚的情形。《鹊桥仙?山行书所见》“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鹧鸪天?戏题村舍》“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金家即聘周”也是描写了农村家庭的婚嫁、省亲之事，这些侧重家庭生活、天伦之乐的内容都是辛弃疾以前田园词中所未见的，应当说是借鉴了诗歌的艺术传统。
南宋田园词的以诗为词还体现在诗词兼善者的创作中。南宋出现不少既写有田园诗也写有田园词的作者，如刘子翚、冯时行、王炎、范成大、陆游、杨万里、韩淲、刘克庄、吴潜等。但是，应当看到，他们田园诗的数量远超过田园词，也就是说他们主要的精力多是写诗，偶尔作些词，因此诗的内容、风格、意象、表现手法等不自觉地蔓延到词的创作中来，所作之词“与其诗不甚相远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载《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23页。。如著名的田园诗人范成大有《蝶恋花》和《浣溪沙》两首田园词。《蝶恋花》描写春日田园景象，“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与其田园诗《自阊门骑马入越城》“雪白鹅儿绿杨柳”、“村前村后东风满”，《四时田园杂兴》“五月江吴麦秀寒”、“谷雨如丝复似尘”等取景、措辞如出一辙。《浣溪沙?江村道中》描写秋日田园景象：“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我们对照其田园诗，可以发现饱满的稻穗、槿花、篱落、青黄的果实等意象与《竹下》诗中“稻穗黄欲卧，槿花红未落”，《 清江道中橘园甚伙》诗中“秋日篱落明青黄”高度重合，而首句句式与《髙景庵泉亭》诗中“万里西风熟秔稻”也颇为接近。
我们再以陆游的田园诗词为例说明。陆游晚年退居三山，创作过近千首田园诗，也写了《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破阵子》（看破空花尘世）、《太平时》（竹里房栊一径深）、《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采桑子》（三山山下闲居士）等7首反映田园生活的词。这些词俨然是诗歌的翻版。比如《鹧鸪天》上阕：“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不独诗意和其它多首表现淡泊情志的诗歌雷同，字句上也颇多相似。首句与卷三六《水村》首句“家住烟波似画图”诗意相近，末两句更是将卷八二《 夏日》“行穿密竹卧看山”中的两个动作拆开而成。《太平时》下阕：“临罢兰亭无一事，自修琴。铜炉袅袅海南沉，洗尘襟。”描写闲居清静无为的生活和心境，临帖、燃香的情景与卷十三《北窗》诗末：“破羌临罢榰颐久，又破铜匜半篆香”完全一致，“自修琴”和“洗尘襟”则截取自卷二一《到家旬余意味甚适戱书》“玉徽零落自修琴”和卷四四《开东园路北至山脚因治路傍隙地杂植花草》“金沙泉冷洗尘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陆游笔下，其诗词在句法思想上都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连齐言体与长短句的形式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诗句与词句已完全趋于一致，表现出‘诗人作词，往往不能脱尽诗腔的创作现象’。”许芳红：《宋代诗词互渗现象鸟瞰》，载《唐圭璋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词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717页。 的是，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经过了两百余年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它的艺术特质，逐步自立于诗歌，并反过来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者
张春义指出：“宋诗中确存在着一种不为人所注意的普泛现象，即在题材接近的领域内，宋诗往往凸露出某种‘词化’的痕迹。”张春义：《从“诗似小词”看词对宋诗的影响》，《宜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这比较符合田园题材创作的实际情况，至南宋时期，田园诗也开始破体，出现了以词为诗的现象。
南宋劝农类田园诗大量借鉴了苏轼词的艺术元素，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也是以词为诗的一个特例，上文已有所述，兹不重复。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词的一些特质如写景细腻、设色妍丽、情致婉转、风调柔弱、境界纤巧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渗入南宋田园诗的创作中。相对而言，宋以前的田园诗一般写景疏朗、设色清淡、抒情直白、风格古朴自然，境界浑成，如清人杨雍建评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曰：“‘暧暧’四语极村朴，是田家野老景色”杨雍建评选《诗镜》十《晋第三》，载《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页。。日本近藤元粹评之曰：“直吐露真情来，无一修饰语，而其间有无穷妙味。”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载《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页。明人王鏊评王维《辋川集》曰：“摩诘以淳古淡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王鏊：《震泽长语》卷下，载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63页。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评孟浩然《过故人庄》：“此诗句句自然，无刻画之迹。”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5页。但宋代的田园诗尤其是南宋的作品，随着诗词之间的互渗，逐渐沾染上一些词的风味。如范成大，清人潘德舆就指出他有些诗作“生情婉转，微嫌近于词耳”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九，载《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8页。。试看其《春晚即事》：“屋头清樾暗荆扉，紫葚斓斑翠荚肥。春晚轩窗人独困，日长篱落燕双飞。”这首诗描写村居的晚春景致和人的闲适感受，柴门、桑葚、皂荚、篱笆、燕子等都是田园中普通景物，但是刻画细腻精巧，设色妍丽；后两句所写人之情绪慵懒，意趣清雅，也分明富有词的韵味。陈造《村居二首》其二：“卷书揩目小披襟，睡起初便茗椀深。一缕碧檀无与语，坐窗闲看竹移阴。”这首诗旨在描摹出村居时百无聊赖的心绪，蕴含着些许惆怅苦闷的深意，但诗中始终未点透一字，而是通过一系列消磨光阴的动作，曲折回环地表达出来，文心细腻，笔力纤弱，有如易安闺阁笔墨。陆游的田园诗风格颇为多样，既有古淡、平远、自然之作，也不乏婉曲、秾丽、精工之作。如《自诒》“高枕时时闻解箨，卷帘片片数飞花”，《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昼暖，鹊声穿树喜新晴”，《西村劳农》“片片飞花随步远，离离芳草上墙生”，《夏初湖村杂题》“嫩日轻风夏未深，曲廊倚杖得闲吟”等。贺裳《载酒园诗话》评陆游诗“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一诗中必有一联致语，如雨中草色，葱翠欲滴。间出新脆之句，犹十月海棠，枯条特发数蕊，娇艳撩人”贺裳：《载酒园诗话》，载《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1页。。我们看“音节琅然可听”、“新脆之句”、“娇艳撩人”等评语多是用来评价词作的，贺裳用其评陆游诗，可见其诗所具有的词之要素。至于一些词人的田园诗更是明显带有词的痕迹，如姜夔《次韵德久》：“篱落青青花倒垂，避人黄鸟雨中飞。西郊寂寞无车马，时有溪童卖菜归”。篱笆、草花本是田园诗常见意象，但姜夔独用词人手法写出“花倒垂”，凭添了几分柔弱之气；第三句化用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寂寞”二字改变了平淡直白的风味，意境益显幽深静谧。张宏生先生曾评价姜夔“有意识地将词法引入诗中，使他的某些作品显得风姿秀逸，颇为别致”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2页。，我们从这首田园诗的写作中的确可见一斑。再如高翥《首夏》：“漾漾池塘碧染衣，阴阴草树绿成围。江村寂寞春归后，一点杨花不见飞。”诗歌写江村初夏的景色，首句即有词意，将池塘碧波贻荡之态刻画得细腻入微；诗中字里行间透露的淡淡伤春情怀，也为词中所常见，而非田园诗的传统格调。
余 论
综观宋代田园诗词创作的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其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但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