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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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第2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第3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问题;其二是银行业的开放问题;其三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三方面的问题构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一、必须按市场化的趋向逐步建立利率与汇率的调整机制

    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在肆虐亚洲各国,甚至影响欧美金融市场时,中国能够不受太大的影响,主要是现行体制对金融冲击起到了保护作用。中国银行和证券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汇存款和离岸信贷,再加上严格的外汇管理使中国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出或称资本外逃。同样,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则有效地防止了挤兑风潮,在外汇流入流出方面没有对中央银行构成压力,使人民币不贬值问题成为可能。

    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如果国外需求和投资构成本国经济的重要来源时,利率和汇率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或脱节,将会对本国储蓄和外汇汇价带来误导。当国内利率与国际货币市场利率存在较大差距时,套利性的借贷必然出现。同样,当汇价高估或低估时,对本国进出口和币值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固定汇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钉住一国货币,而被钉住国家的货币汇价往往因其经济与金融状况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可能使钉住国家货币汇价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这就要求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也要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变化情况,及时对汇率进行调整,避免固定汇率走向僵化。

    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改革现有的利率管理体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从改革的方向上讲,将是逐步朝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亚洲金融风暴,这项改革的进程会快一些,现在看来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废食,停顿利率及汇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放开汇率过急,草率开放本国市场的倾向。因为两者都会酝酿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前者会使我们容易产生对人民币的高估,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及外汇储备方面矛盾不能真实反映出来,导致国际经济的失衡;后者则容易使中国经济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过早地融入国际货币市场体系,失去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与汇率的灵活调整机制,有步骤地放松对利率与汇率的管制,是正确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进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国金融业的开放问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并要求开设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尤其是中国希望加入WTO,西方国家会以中国必须允许跨国性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和开放本国银行业市场作为条件。因此,从长远发展需要看,中国必须认真研究银行业的开放问题,要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时机;要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妥善处理银行业存在的金融风险;要研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形式、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要研究银行业市场开放后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场开放过早而失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应担当的角色,而且应从战略的高度研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应对政策,这是确保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课题。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业的开放首先要研究银行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中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是由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委定项目、银行拿钱”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而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委挤财政、财政挤银行。这种信贷风险或者说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韩的政府主导贷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风险,这是因为经济过热,如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形成的泡沫经济,当资产价格下跌后,银行出现呆帐和死帐。化解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应该说是增强本国银行资本实力,步入良性循环和实施银行业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

    如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银行开放的另一重要条件,它包括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银行自身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讨论银行监管水平时往往强调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这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每一家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的监管制度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模式,应该说有一套比较接近市场经济运作的监管制度与法律体系,但金融机构还是普遍出现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因此,借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既要认真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框架、方法与内容;同时也要研究银行经营风险问题,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

    三、在培育本国市场的基础上稳妥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

    证券市场从新兴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成熟市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为一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到发展成熟阶段,必须将本国经济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系,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成熟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涉及本国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尤其在本国市场未充分发育前,要不要迈出国际化的进程,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题目,也贯穿着发展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中国从1990年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之初就迈出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进行B股市场的试点,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票。1993年又进行了发行H股的试点,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后来又扩展到美国、英国、新加坡进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种观点认为把好企业都拿到外国去上市,不利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应以发展本国市场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既要利用本国资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运用股票形式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与发展本国市场并不矛盾。因此,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战略上存在如何处理好本国市场(HomeMarket)与海外市场(OverseasMarket)的关系问题。

第4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协调　溢出效应　合作博彝　以邻为壑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1－0071－76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矛盾及各国宏观政策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后，经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危机治理，全球经济开始逐步企稳。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由2009年的-0.6％恢复到2010年的4.8％(预期值)，渡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导致此次危机的诸多因素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复苏，修复经济体系和重塑金融稳定依然任重道远，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危机已经结束，可以说，现阶段全球经济步入了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的阴霾虽然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消散，但与危机发生之初各经济体一致采取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应对普遍经济下滑的状况相比，世界经济和各国应对危机的治理之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矛盾，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策的冲突以及“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1、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的矛盾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之后，经济情况出现分化，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大相径庭，体现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两个方面。近期宏观指标显示美国的复苏前景仍不明朗，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长2.5％，失业率高达9.6％，10月份通胀率为1.2％，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历史低位，且于10月份再次下滑。欧元区2010年10月CPl年率上升1.9％，符合欧洲央行将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的目标，然而各国经济却呈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两极分化现象凸显。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长1.9％，其中德国一国就贡献了三份之二左右的增长份额，而南欧国家依然身陷债务危机的泥淖，信用等级遭遇频降，经济增速接近为零。就在欧美经济复苏依然堪忧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因为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较大的汇差而成为全球流动性逐利的战场。中国近期的宏观数据甚至表明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2010年第三季度GDP依然保持了9.6％的高增长率，与此同时，10月份CPI飙升至4.4％，创下近25个月以来的新高，通胀隐忧骤生。

2、各国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策的冲突

针对自身不同的经济状况，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面对疲弱的经济基本面。高企的失业率和通缩风险，美联储于2010年11月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决定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不变。这实际上就等于开动美国的印钞机，向经济体系输送新的流动性，通过天量流动性的注入，降低美元汇率，一方面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另一方面使得美国的商品与服务在海外更具价格竞争力，有利于改善贸易逆差；同时美元资产更加便宜，从而吸引海外资金流入，推高资产价格。弱势美元的代价是输入性通货膨胀，但如今美国面临的是通缩风险，暂无通胀隐患，量化宽松的政策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实在是极具诱惑力。欧盟当然也想通过“弱势欧元”改善贸易逆差，但当务之急仍是化解债务风险的隐患。平衡财政的迫切要求使欧盟暂时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坚挺的态度。美联储“再次注水”引发日本等国家采取跟随策略，也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新兴经济体。它们将不得不面对本币升值、外汇储备缩水、资本流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世界银行在2010年10月19日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复苏强劲，风险上升》中指出，东亚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已普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大量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压力增大可能对政府决策提出新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如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要退出刺激政策，那么就要允许货币升值；如果要维持货币稳定，那么就要以过度刺激经济为代价。面对日益高企的CPI，中国央行连续出台了适应性的货币政策以对冲流动性。2010年10月19日，在时隔近3年后重启加息工具，将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并在11月10日至19日的9天之内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考虑到之前的差别化调整因素，部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9％，已经突破历史新高。

由此，各国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冲突显而易见：美国、日本一意量化宽松。以刺激复苏为己任；欧盟暂时专注于紧缩赤字，平衡财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在应对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中艰难寻找平衡之道。面对当前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各国不能精诚合作，全球金融体系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不稳定，走上不可持续、最终趋于崩溃的道路。

3、冲突的源起：“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美国QE2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史上“以邻为壑”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把祸水引向邻居家的种种行为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为一场无人胜利的战争。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为了提振受危机影响的国内需求，1930年5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根据这项法令。约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关税提高，平均关税率达到了60％。此举随即引起多个国家的抗议和报复性行动，英国在1932年通过了《进口关税法案》，又和其附属国、殖民地签署了《渥太华协议》，宣布英联邦成员之间实行“帝国特惠制”，同时一致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贸易保护对抗贸易保护。随后，全球60多个国家卷入贸易战，陷入了贸易下滑和经济减缓的恶性循环，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了70％。而美国也引火烧身，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1933年失业率高达25％，GNP比1929年下降了三分之一。金融领域的货币战争同样激烈，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拒绝参与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坚持不承担稳定世界经济的义务，为了保护国内利益，甚至推行《黄金储备法案》和《购银法案》，加大美元的贬值力度。而美国的购金购银行为迫使多个金本位制、银本位制的国家如比利时、法国、中国等退出金、银本位制度，纷纷加入货币贬值的行列。这种“以

邻为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世界金融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分裂，世界经济秩序也进一步恶化，而美国也未能依靠“损人利己”的政策在二战前走出30年代的大萧条。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同样可见“以邻为壑”的政策大行其道。危机之初，美国“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限制境外投资”、“增设贸易壁垒”的系列政策无一不彰显美同意欲转嫁危机的企图，而如今在后危机时代，又肆意抛出“量化宽松”的政策，其本质仍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保全自身的利益。

以史为鉴，“以邻为壑”的政策并不能帮助一国走出困境，反而会激化全球矛盾，引发更恶劣的情况。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矛盾和各国的危机治理冲突，更好的选择是：各国强化危机治理政策的国际协调，共同地采取行动，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

二、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体之间由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汇率渠道的存在使得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宏观政策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效果。在封闭经济中，一同只需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制定政策以达到其想要的经济目标；而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一国的政策将对他国产生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同样，他国的政策影响也将“溢入”本国，干扰本国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种“溢出”和“溢入”的外部性，这就要求各国进行政策协调以增加经济福利，“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开放条件下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

事实上，在危机爆发的前期，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遭遇重创，主要经济体以及各种国际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推出一揽子的应对策略，其治理方案在内容涵盖上不可谓不全，在力度决心上不可谓不大，在针砭积弊上不可谓不深，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使得全球经济和会融系统的稳定性得以改善，危机环境下国际协调所发挥的作用也得以体现。而如今，各国经济政策目标的差异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显现，为调整这种不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就愈发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是在封闭经济下，各国采取“各自为政”的措施也并无大碍，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同于本同的经济状况制定政策，而无视政策的外部效应，或者仅仅以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他国的利益。那么最终的政策效果难以形成集体福祉，更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2、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既然在制定宏观政策中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那么国际协调是否能够帮助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呢?博弈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帮助解释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博弈思想源远流长，而博弈论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但自1928年冯・诺依曼首次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后，博弈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并为现实中的决策提供了许多启迪。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提出了博弈论的两个经典框架：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和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随后，约翰・纳什在1950年凭借两篇论文确定了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在经济学的应用方向。

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各博弈方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并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contracts)。如果不能，就是非合作博弈；反之，则是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例，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却最终造成了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与之相反，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效率、公正和公平，博弈过程中，各方的利益都能够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使得整体的利益有所增加。可以这样说，非合作博弈偏重于对竞争的研究，而合作博弈则更倾向于对合作的研究。

1976年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Hamada)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建立了Hamada模型，从理论上对国际经济协调的可行性及效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Hamada模型揭示出当两国不进行政策协调时的两种非合作均衡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而经过协调后的合作均衡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瓦什(Carl E.Walsh)对Hamada框架进行了改进，研究了两国在对称性冲击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协调的合作政策和非合作政策，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指出合作政策比非合作政策产生更多的收益。Hamada的两国模型结论可以扩展到多国，多国之间如不进行宏观政策的协调则是无效率的，通过国际协调可以实现各国的帕累托最优，协调后的整体福利也高于不协调的状态，因此多国间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可行性。

三、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有效路径

面对前景不明的全球经济，各经济体应选择自保还是协作?在政策上是同舟共济还是以邻为壑?答案不言自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增加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难度，保证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保证有效的政策协调，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1、寻找利益共同点

国际协调的前提是各方必须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如没有利益共同点或者一致的目标，那么国际协调就没有必要。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就等于各方在某一方面达成了共识，具备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基础，从而保证各方能够朝着一致的目标共同努力。

2、达成政策均衡

在一致目标和共同原则的指导下，各方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磋商，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达到政策均衡，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在协调的过程中，从短期看，部分国家的现实力量可能使其在协调的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各方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长期的利益平衡点。

3、确保各方保持均衡

在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在不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各方应共同保持均衡，但因为各方都存在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打破均衡的冲动。为限制这种冲动，维持国际协调的均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保证，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分别是：(1)他律的方式。如果一方在违背均衡时，有一个来自外部的机构来惩罚这个不合作者，那么不合作者畏于惩罚，就不会选择背叛，当所有的协调参与方都信任这个外部机构并畏于惩罚时，就会抑制违背均衡的冲动，维持现有均衡。(2)互律的方式。他律的方式尽管简单、有效，但是会面临执行成本过高或操作容易出现分歧的问题，而参与协调的各方如果能在一个互律的框架下进行协调，相互之间进行评估和约束，也可以达到维持均衡的效果，同时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但缺点是互律的强制程度也随之降低。(3)自律的方式。自律是最困难的一种方式，要求参与协调的各方不仅具有短期的理性，而且必须具有长期的智慧，要以长远的视域、动态的角度来预测国际协调所产生的合作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结果，从而抑制打破均衡的冲动。

四、后危机时代各国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建议

后危机时代，各主要经济体因经济周期错位而产生的政策分歧，使全球经济陷入极度复杂的局面，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势在必行。比“以邻为壑”更加理性的做法是：各国放弃一味的指责和报复，通过积极的参与和坦诚的谈判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广泛的共识。每个国家都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1、各国均应慎用量化宽松政策，避免货币竞相贬值

量化宽松的政策，从一方面讲，是一剂猛药，但频繁使用也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结果。使扩张效果明显减弱。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在2009年及2010年初通过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总计约1.7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机构债券，使其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从危机前的约8800亿美元升至目前约2.3万亿美元。而与此相伴的是却是M1货币乘数的持续收缩。金融危机前该乘数长期维持在1.5～1.8倍的水平，2010年2月一路下探至0.79，虽然后来有所回升，但截至2010年11月3日美国M1货币乘数为0.899，仍然低于1，且仅为危机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其原因在于面对美联储注入的庞大资金，保守的银行宁愿将这部分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美联储，也不愿把资金贷给千疮百孔的企业。可见，不断“注水”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恢复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这剂猛药的依赖性很强，副作用很大。一国频繁使用，容易引起各国竞相使用，从而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的战争，其结果则是所有参与者都将遭受重创。因此，各国一定要尽量避免过度使用量化宽松政策。

2、在G20框架下继续推进全球合作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以G20峰会为框架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在G20峰会的框架下，主要经济体加大了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力度，拓宽了国际协调范围。并达成了较多的广泛共识，稳定了遭遇重创后的全球金融体系。相比其他的国际协调机制而言，G20峰会是更为有效的、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在后危机时代，仍然需要在G20这个良好的协调平台下，寻找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继续推进各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3、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协调中的“他律”功能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一度饱受诟病，被视为缺乏监管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体系的能力，对IMF进行投票权改革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IMF的投票权机制以及其自身的确存在不少的缺陷，亟待改进，但是在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大规模的国际协调方面，IMF凭借其专业性和经验，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说各国能够在G20的框架下描绘出一幅国际协作的宏伟蓝图的话，那么IMF能够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扮演外部机构的角色，承担起“他律”的责任。IMF在国际协调的体系设计和执行实施上应该发挥关键的作用，如果缺少这种关键作用，参与国际协调的各方可能就会空有美好愿望而缺乏手段和力度去实现。

4、发挥相互评估机制的“互律”作用

为开拓经济协调合作的新途径，G20推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相互评估程序。在该框架协议下，各国将进行互相评估，以衡量各自所采取的政策是否能实现共同商定的目标。各经济体首先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制定出本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及预期；而后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督促和指导下对政策进行相互评估，以确定各经济体的政策是否适合于共同商定的可持续目标；最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一程序就像一个“互律”的过程，一方可以评估他方的战略，同时自身的战略也被他方所评估，这就形成了各方之间的相互识别、评估，如有不符合集体利益的地方就必须加以修正，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在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中，应进一步发挥相互评估的积极作用。

第5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宏观政策；经济环境；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23-02

引言

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约占GDP60%，上缴税收约占总额50%，提供了75%以上就业，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然而中小企业因规模小、资源有限等原因，易受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发展面临约束。

目前，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研究较少。孙永正（2007）通过对五市企业调查，得出中小企业对发展环境的满意度总体一般，部分偏低的结论。Nelson、Winter（1982）揭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战略、资源与环境的互动演化与匹配规律。已有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环境范畴没有包含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市场等因素；二是没有细分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对环境的评价。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对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据此提出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

一、样本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

通过随机抽样法，本研究选择江苏省，于2012年7月对345家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中型企业占28.6%，其余为小型企业。

样本企业的成立时间、规模、性质、组织形式及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1. 2000年以后，中小企业数目增长很快。87.8%的中小企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

2.中小企业规模减小。9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平均注册资本、职工人数减少。在发展过程中，对产品技术、质量等日益重视，高管人数占比下降，小企业致力于打造精干有效的组织制度。

3.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以有限责任制为主。国有企业2家；集体企业5家；私营企业占85.1%；“三资”企业24家，占10.5%；还有4家联营企业。组织形式上，85.1%企业为有限责任制，股份制企业占7.2%，股份合作制占2.2%，合伙制占0.5%。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大多是传统制造业，发展稳定。

4.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样本企业中，产销率达99.49%，盈利能力较强。总资产利润率为6.14%，净资产利润率达20.04%。大多数企业认为其产品在市场中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占有率小，只有少数几家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高端水平。

二、中小企业对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的评价

为了解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问卷中设计了相应问题，其中，政策环境包括法律法规、税收、金融和劳动用工政策等，宏观经济环境包括物价、汇率和竞争程度等。

回答“对企业影响最大的政策”的230家企业中，66家认为税收，65家认为金融，46家认为劳动用工，38家认为产业，6家认为法律政策，两家认为所有政策都有影响。

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纺织类企业影响较大。机械、建材等行业普遍认为政策环境较宽松；纺织类企业受国家产业、出口退税、劳动用工、环保等影响较大。不少企业表示税负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价格难以上涨，利润空间缩小，税收占利润比例上升。劳动用工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熟练技术工走向卖方市场，新的劳动用工政策使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两方面引起工资水平上涨、企业为职工办理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评价中，163家企业对此作出了回答。两家认为非常有利，16家认为有利，83家认为一般，56家认为不利，6家认为非常不利。当问到“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时，有230家企业做出了回答，其中有113家企业认为物价水平，16家认为汇率，67家认为竞争程度，28家认为影响利率，6家企业认为没有影响。物价上涨触动了不少企业，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使出口企业感到压力较大。利率方面，大多数企业认为能接受现在的利率水平。

三、中小企业对发展要素的评价

资金、人才、技术、市场、政府支持和产权保护等要素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对样本企业“影响企业发展的要素”的调查结果看，资金被认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和人才，再次是技术、政府支持和产权保护。同时，大多数企业对技术和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调查显示，关于“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投资占总投入的比例”，55.8%企业在5%以下，以致大多数企业产品处于国内中端市场。另外，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认为，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很少，这显示了当地政府的政策意图之一。

为进一步考察中小企业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本文将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因素和要素列表（略），将以上影响程度为很大、有影响、影响很小和没有影响，分别记分为5、3、1、0；对其分别计分，计算均值和标准差。从统计指标看，人才、市场、技术和政府支持对企业成长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市场环境的均值超过5，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严重影响；此外，企业规模、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资金利息成本的均值在4.0以上，表示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较大，而企业的所有制和企业组织形式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很小。

四、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综上，宏观政策方面，税收和劳动用工政策近年来对企业影响较大，其次是国家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宏观环境方面，物价上涨已对企业产生了一定影响，人民币升值和利率上调对出口企业和竞争充分行业影响较大；资金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扶持有发展前途的高新技术小企业已成为政策重点。目前，这类政策越来越重视扶持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高新技术小企业，努力挖掘这类企业的发展潜力。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等手段来推动新型科技企业的创业和成长，具体主要涉及资金支持、管理支持和经营环境支持三个方面。管理支持则主要集中在培训和咨询服务方面。还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供税收优惠和在全球市场范围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参考文献：

[1] 欧新黔.就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答记者问[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09-23.

[2] 宝贡敏.转型时期企业生存发展环境进化与企业成长战略演变[J].中国软科学，2004，（12）.

[3] 孙永正.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满意度实证分析――以上海、苏州、温州、无锡、常州五市为例[J].学术交流，2007，（12）.

[4] Nelson RR，Winter S.1982.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周月书，褚保金.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吴江和常熟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2）.

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ade on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SMEs in the County Level in Jiangsu

ZHOU Yue-shua，b，XU Cheng-wena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College of Finance；

b.Jiangsu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Nanjing 210095，China）

第6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世界银行近日的《中国经济季报》将对2007年中国GDP增长预测上调至10.4％。报告同时指出，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宏观问题。

中国经济未现过热迹象

报告指出，今年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均看好。尽管存在粮价进一步上涨的风险，国际环境大体上仍然有利。由于中国出口前景改善，以及政策态势的紧缩程度低于预期，因此世界银行将对2007年中国GDP增长预测由此前的9.6％上调至10.4％。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被对外贸易和投资这两个传统的增长动力推动。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过热的迹象，需求和供给总量增长大体上相互保持一致。

关键问题仍是贸易顺差

展望未来，世行认为中国宏观政策的最佳聚焦点应放在金融流动性和重新平衡经济上面。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季报》主要作者高路易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包括财政、劳动力市场、价格政策以及时机汇率升值在内的内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这意味着没有明显的必要采取宏观政策来紧缩需求。应让财政政策着眼于支出及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短期的需求管理。因此收缩需求总量的宏观政策效果不明显，虽然仍有必要对冲银行系统多余的流动性。

报告指出，目前需求和供给基本同步协调增长，排除食品涨价影响的消费价格通胀率仍保持在1％左右。主要的宏观问题是，主要来自于海外而不是国内需求所导致的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减少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包括财政、劳动力市场、价格政策、以及实际汇率升值在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

结构调整时机已到

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挑战关键是重新平衡经济，而当前是进行结构调整的好时机。这就要求生产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更多地依靠内需，进一步实现公平分享和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第7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72-03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际经验

四十多年来，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逐步根据各国不同的状况，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但在取消具体的资本管制内容方面又有所区别的做法。尽管一些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英国和乌拉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大部分资本管制措施，但大多数国家仍是采取渐进式，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一般步骤为首先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限制，然后放开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中期，国际上采用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主要有印尼、泰国、印度等，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些国家中有的取得了明显成效，有的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有的则是在特定阶段达到预定目标。采用激进模式的主要国家以原国家俄罗斯、捷克为代表，其中还有委内瑞拉、毛里求斯等。捷克的激进式的进程比较平稳，效果十分明显，然而俄罗斯采用的激进式不仅没有取得预定效果，而且由此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

除此之外，一些工业化国家主要采用了配套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存在比较强烈的倾向和趋势。二次大战结束后，除了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对资本项目实行较自由的管制体制外，联邦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1958年就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直至9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才基本完成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西方工业国家配套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模式，往往强调将国内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相关领域的开放相结合，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效应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及时动态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这种模式在推进次序方面类似渐进式，但在某些市场化因素较为丰富的领域则快速推进，类似激进式，时渐时激，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看，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整合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既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1.资本项目可兑换能够为企业实现海外业务的多元化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例如，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的资本流动有利于国内企业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技能，尤其是运用新金融工具来管理投资风险。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助于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降低财务成本。

2.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稀缺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以金融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改革。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替代原先因管制而匮乏的发展资金。在许多国家，外国私人资本充当了这一角色，而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资本的可兑换性是一个首要因素。

3.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加快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一些国家的政府决定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其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消除加入国际组织的障碍，以获得开放的收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东欧国家在尚未完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的情况下，便作出了迅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抉择，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快地成为欧盟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以便从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市场化改革。

4.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政府期望利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经济效应，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促进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比如，1993年，由于连续几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泰国的资本项目积累了巨额的顺差，这些顺差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并进而导致其经常项目的逆差。正是面对这一压力，泰国政府大幅度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措施。1994年，智利也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下减少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1]

5.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为一国的金融部门带来动态经济利益。因为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压力将迫使国内的金融服务不断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从而变得更加讲究效率。特别是这种竞争鼓励金融创新活动，从而大大提高金融业的生产率。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路径选择

从1996年我国宣布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算起，至今已有11个年头。从引进外资，放行对外直接投资，引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到最近开通的“港股直通车”，通过基金投资全球证券市场等，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不断推进中，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时机日趋成熟。据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44个交易项目中，我国完全可兑换或者基本可兑换的已经有12项，有限制兑换的17项，完全禁止的15项。[3]可见，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在朝着可自由兑换迈进。

在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路径的选择对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应简单地拘泥于所谓渐进式还是激进式，也不应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应当根据资本项目不同领域的开放程度配套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充分估计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同时，积极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措施，使国内经济运行具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在推进特定领域资本项目可兑换时，如果国内的基本市场条件和经济条件相配套，就要果断地采用激进方式，反之，应夯实配套政策的基础，采用渐进式。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资本项目可采取以下路径实现可兑换。[4]

1.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虽然我国在开放改革初期，就迈上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国就应该先放开资本流入，后开放资本流出。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只是资本流入的一个构成部分。多年来，由于我国采取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限制间接资本流入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在外资流入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如果采取激进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那么可以预计，间接投资将取代直接投资而占主要地位。二是间接投资流入由于缺乏实物交易背景，因而比直接投资难于引导和控制。尤其是如果大量的间接投资涌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则容易引起泡沫经济。

2.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短期资本交易。一是长期资本中具有实物交易背景的比例较高，而短期资本流入中，只有贸易投资一项有实物交易背景。因此，由于有实物交易比例较高的背景，长期资本交易相对于短期资本有较高的稳定性。一般说来，长期资本流动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不利情况时，长期资本流动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二是短期资本流动投机成分大。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游资在各国间移动成为增加各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出将引起该国的流动性危机和清偿能力的危机。泰国、韩国、印尼以及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3.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开放非居民国内交易。一是由于居民完全受国内法规法令的约束，国家可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调节居民的国外投资交易行为。二是居民即使产生投机动机的行为，也是在国外市场上，对国内经济影响较小。三是非居民在我国的投资行为虽然受国内法律约束，但其资金来源等不受国内的制约，国家宏观调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非居民如果针对国内出现的不利形势进行大规模投机，而国内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则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4.先放开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指直接投资、贸易融资等。外商作为设备物品进行的投资在海关统计中体现为贸易进口，作为资金流入的投资也将用于进口或在国内市场上形成购买力，贸易融资为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因此这些交易行为事实上与经常项目密切相关，有着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会形成自我膨胀、大量投机的机制。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包括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由于缺乏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这种资本投机性的大量流入存在诱发泡沫经济的因素，种下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祸根，而其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流出又会使汇市、股市等一片萧条，直接使危机变成现实。

四、我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对策建议

不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选择任何时间，任何模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从理论上说，总是存在一些可能风险，如可能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出现国际收支失衡、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导致国内出现持续的高利率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规避风险，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1.建立开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宏观调控提供市场条件，为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提供分流渠道。一要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二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三要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四要建立外币同业拆借市场（缓和市场汇率水平的波动）。[5]

2.客观把握我国宏观政策中介目标的演变趋势。目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是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金融创新受到限制、国际流动资本受到外汇管制等。因而，货币总量指标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保持了较高的相关度。随着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重视M0、强调M1、监控M2等货币指标的同时，还要重视利率等价格性指标的作用，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并注重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协调。

3.根据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的客观要求，协调对内、对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首先，应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周期与国际经济发展周期的差异，适时进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孰主孰辅或者两相并重的政策调控；其次，货币政策应兼顾内外均衡目标；第三，施行汇率政策应立足于国际收支平衡。

4.改进现行资本项目管理手段。可以研究将外汇管理部门现在所做的一些合规性审核，如外债登记、外债还本付息核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等，下放给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以简化手续，提高效益；进一步淡化在资本项目管理中的行政审批，引进价格调节等间接调节手段如无息外币存款准备金、托宾税等；取消对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的限制，以提高资本项目管理的效率。

5.分步骤地放松现有的一些资本管制。通过给居民个人设定投资限额的方法，全面放开对个人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此外，可以研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加大力度对外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并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证券市场的有序开放。

6.加强和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一是甄别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尽可能减少资本交易混入经常项目的数量，增强对资本交易的可控性。二是按国际通行规则，明确区别资本账户下的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从范围、概念上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条件。三是加强外债规模的调控，使其既能有效地为我国提供资金，又能保证我国有充足的偿还能力。四是针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其在我国的子公司的资金往来，研究、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既不影响其在我国正常投资，又能限制其进行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的资金调拨。五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

7.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缓解国内宏观政策与国际市场政策走向的冲突。一方面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对我国宏观政策及其搭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我国的宏观政策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影响，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同时，充分关注汇率、外债、外汇储备等外向性经济变量，注重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差异及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5] 邢毓静.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约瑟夫.P.丹尼尔斯、戴维.D.范户斯.国际金融货币与金融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第8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若睁大眼睛看看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那些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宰地位的大经济体的物价，显然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知道，“后冷战”以来全球经济的主宰者，首推三大工业化经济实体，即美国、欧盟和日本。虽然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折腾”，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相对增加了，但就综合实力尤其是产业创新能力而言，三大工业化经济体在全球中的主宰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就三大工业化经济体目前的价格水平及其走势来看，还得不出通胀威胁上升的结论。具体而言，直到最近的月份，三大工业化经济实体的物价，依然在极低的位置徘徊，并未有明显的上升。其中占全球经济总量四分之・强的美国，2010年11月份的CPI仅上升了0.2％，换算成年度通胀率，只有1.1％。其中能源之外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截至2010年11月份的一年内，仅上升了0.8％，食品价格也仅上升了1.8％。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亦即由16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经济，11月份的年度通胀率也仅为1.8％。欧盟大国中，唯有英国通胀率略高于3.5％，但显然是个例外，带有“历史遗留”特征，因为此前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衰退期间，英国的物价一直不低。至于工业化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原本就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威胁。2010年11月份通胀率仅为0.1％，几乎等于零，依然处在过去十多年反反复复显现的通货紧缩区间。

由于物价走低，目前三大工业化经济实体的宏观政策基调，主要是货币政策，反通货紧缩意向明显盖过防通货膨胀意向。其中日本自不待说，央行多年维持的零基础利率，目前尚无丝毫松动的迹象。美联储不仅依然维持着近乎零水平的基础利率，而且还在变本加厉地宽松下去，以“量化宽松”名义向经济系统注入货币。至于欧盟和欧元区，虽然成员国情形不一，货币政策也以宽松为主基调。反映货币政策基调的基础利率，依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其中欧元区利率为1％，英国基础利率则低达0.5％。防通缩意向明显压过防通胀。

撇开日本和欧元区不谈，单就美国来看，目前无论其价格走势还是宏观政策基调，都与中国恰成对照：美国担心通缩甚于通胀，各方似乎有个共识：一旦陷入通缩，便有罹患“日本病”的危险。中国则须直面实实在在的通胀。必须看到，一旦通胀不能在短期内给压下去，势必迫使宏观政策继续抽紧，而紧的宏观政策则可能引出“滞涨”。不仅如此，两国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也有些“错位”的特征：美国财政政策倾向稳健，而货币政策继续宽松。中国则相反，财政政策继续宽松，货币政策趋向稳健。

第9篇：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