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旅游开发的原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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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简述旅游开发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 邯郸 历史文物旅游 开发

一、邯郸市历史文化简述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期，邯郸作为赵都城长达158年之久，此后邯郸又作为汉代赵国都城400余年。绵绵7000多年的历史铸造成了邯郸历史文化层次――――磁山文化、赵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梦文化、磁州窑文化、成语典故文化。据多年考古调查，邯郸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厚，有文物古迹多达1500余处。其中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即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赵王陵、响堂山石窟寺、磁山窟（包括磁县漳河流域和矿区滏阳河流域），北朝墓群（128）邺城遗址、娲皇宫、129师司令部旧址。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7处：主要有丛台、黄粱梦吕仙祠、张庄桥墓群、清泉寺等。有市级文保单位近300位处，县保文物 150余处。这些文物涵盖古遗址（磁山）古墓葬（赵王陵）、古建筑（黄粱梦）、石窟寺（响堂山）、石刻、古文献、革命纪会旧址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邯郸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二、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资金紧张,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有限;2.宣传力度不够，文化遗产价值未充分体现;3.旅游开发层次较低,缺乏文化内涵;4.旅游资源开发为单向开发;5.开发主体单一，以政府主导型为主。

三、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针对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正确处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开发时应考虑到长远利益，明确历史文物旅游资源首先是“文化遗产资源”，然后才是“旅游资源”，在开发的同时要注重保护，必须制止破坏性的商业行为， 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利用。针对保护方面资金不足的最大难题，要从旅游收人中划出专项资金用于其维护工作。另外还要创造条件，争取将该历史文化遗产列人世界遗产备选名录，这样既能使该资源获得全面的保护，还提高了知名度，使地区性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2.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对外知名度。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邯郸历史文化。如政府与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密切协作，利用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期刊杂志、宣传画册等等传播手段，印发有关体现当地磁山文化、赵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梦文化、磁州窑文化、成语典故文化及民间文化传统，展现当地自然风光的旅游册；在国内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或代办点，积极参加国内各种旅游交易会，邀请国内外记者进行考察、拍摄专题片、进行专题报道；通过举办大型活动，如永年广府太极文化节、成语典故文化节、梦文化节、磁州窑文化节、响堂寺庙会等活动，不断扩大邯郸历史文化价值的影响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3.编制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把旅游地资源、客源市场、旅游服务与旅游设施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三者同步规划为其指导思想，对旅游业发展作出战略构思。在市场定位上，根据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周边地区为发展重点，着重面向晋冀鲁豫四省地区以内的游客，采取阶段性发展的步骤，逐步扩大影响;在景区规划上，应以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赵王陵、响堂山石窟寺、娲皇宫等国家重点文物资源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资源，形成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旅游专线，打造旅游品牌。在项目开发上，充分利用优越自然环境，挖掘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文化遗产游与自然风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相结合，针对过去历史文物古迹旅游知识性强而趣味性弱的情况，加强其参与性与娱乐性，把以观光为主的单向旅游开发逐步发展为观光、度假、疗养、娱乐等多种功能并存的双向旅游开发。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使旅游资源真正转化为旅游经济。

4.突出地区特色，加大开发力度。旅游的本质在于其吸引力因素，因此，应遵循特色原则,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突体现文化遗产一定时间和地城范围内的唯一性和垄断性价值,同周边的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如磁州窑文化旅游开发应收集磁州窑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建设磁州窑博物馆和陶瓷会展中心，利用手工制陶参与性、互动性强的特点,开展传统陶艺制作旅游项目等，为保护磁州窑文化遗产,弘扬磁州窑文化，发展陶瓷旅游提供了更好的载体；而响堂山石窟开发就应将其与周围的风月关、老爷山摩崖石刻、寺后坡、皇姑庵、水浴寺、小鬼道等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响堂山南北朝佛教文化旅游专线，并根据元宝山风景区与南响堂寺石窟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滏阳河水为媒介，结合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资源，建设成为集文化、山水、生态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提升其整体吸引力。

5.搞活发展机制，加大投资引资力度。积极争取上级文化遗产部门对历史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支持和旅游部门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鼓励旅游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租赁等多种形式开发旅游资源和经营旅游业，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调动民营资本、区外资金投资文化遗产旅游的积极性，并与驻区大企业、区外旅游企业联合开发的旅游资源。还要加强教育和引导，调动全民创业的积极性，支持景区附近的群众投身旅游产业。如鼓励赵王城景区附近左西村、引豹村、张庄桥村、小屯等村的群众在景区周围发展旅游商贸、服务、游乐等项目，为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活力和后劲。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人才的培养。旅游的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予以支持,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旅行社及导游素质等。

参考文献：

第2篇：简述旅游开发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庆城县 农家乐 休闲 旅游 业 发展 现状

1　现状

从2000年开始，毗邻周祖陵的几户村民利用自家的院落窑洞，以简单的农家特色饭菜办起了“农家乐”小院，周祖陵游客的吃饭休息问题得到了解决。2006年，在庆城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该村依托地处城郊和紧靠周祖陵风景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兴建了周祖农耕文化饮食一条街，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几年来手工臊子面、土暖锅、炖土鸡、炒土鸡蛋等清淡素雅、风味独特的乡村小馔已成为周祖陵“农家乐”的品牌。游客们在体验“住农家院、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学农家艺、享农家乐”的过程中放松身心，其乐融融。截止目前，周祖陵景区的“农家乐”已发展为13家，直接从事“农家乐”的农民已达150人，经营床位100多张，年收入达50多万元，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特色产业。

2　存在的问题

由于强烈的致富愿望，广大农民对发展“农家乐”旅游认识超前，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许多农民主动开办家庭“农家乐”。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周祖陵“农家乐”还存在着旅游资源整合不够，产品同质化的现象比较突出，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农家乐”建筑和周围环境不相协调，卫生条件较差，设施简陋，可供游客购买的商品比较少等许多问题。另外，特色不突出，参与性、体验性的活动还不多等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着周祖陵“农家乐”的健康快速发展。

2.1　经营理念上，业主只重视特色，忽视了人居环境、服务水平的重要性　部分业主在利用农家小院、治理美化环境、人员培训和服务质量上投入较少，在“农家乐”旅游开发建设上脱离了朴素、 自然 、协调的基本原则，使整个“农家乐”设施失去了原有农家生活的优势，严重地制约了“农家乐” 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2.2　旅游产品质量低，类型单一，低层次重复开发　“农家乐”旅游配套设施不全，卫生状况较差。一些农家接待点厨房设备简陋，基本消毒设施缺乏；没有水厕，排污排水通道不畅；生食熟食混放，从业人员也缺乏必要的健康保证等，整体卫生状况不容乐观。此外，“农家乐”仍停留在单纯的餐饮服务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还很少。

2.3　安全缺乏保障　在用电方面，由于开办“农家乐”旅游，导致农户家用电器增多，负荷加重，而一些 农村 电线电路长期得不到改造和检修，极易漏电走火；部分“农家乐”接待点房前屋后堆满各种杂物，消防设施缺乏，存在着极大的火灾隐患。农家接待点对如何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尚无必要的制度和规范。

2.4 规划布局不够合理　“农家乐”旅游的规划设计布局由于得到乡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总体情况良好，但由于“农家乐”旅游具有分散性、松散性等特点，很多规范管理是一种事后管理，事前较难控制，造成一些“农家乐”旅游在规划布局上缺乏必要的 科学 依据，乱建设、乱开发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2.5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农家乐”的业主大多环保意识淡漠，将大量残羹剩汤、纸袋酒瓶等生活垃圾随意到处倾倒。因此如何把脏、乱、差隔绝于农家乐之外，帮助“农家乐”走上健康环保的发展之路，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6　“农家乐”的内涵挖掘不够深入　周祖陵“农家乐”季节性较强，游客基本都集中在每年4～10月份，其他时间较少，主要原因是没有一年四季都有可玩赏的风景和可参与的节目。二是对周祖农耕文化、歧伯中医药文化、独特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黄土风情等旅游资源的培育开发不够。

3　规范的措施

为了促进庆城县“农家乐” 旅游 这个新兴事业更加快速、健康地 发展 ，根据发展现状和存在的困难、问题，提出以下措施：

3.1　理顺“农家乐”旅游的管理体制　尽快理顺农业旅游的管理体制，这是全面激活“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关键。从“农家乐”旅游现状来看，“农家乐”旅游一般为农民自发开发建设，对“农家乐”的审批立项和规划建设，旅游部门基本上没法插手，不能对“农家乐”旅游进行很好的行业管理和对外宣传。因此，建议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从旅游规划指导和规范管理方面参与备案审批，以真正形成行业对口管理，推动全县城郊乡村“农家乐”旅游的管理工作。

3.2　广开财路，加大资金投入　当前“农家乐”旅游开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主要还是农民自发投入， 经济 实力普遍较差。因此，要广开资金投入门路，加大旅游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力度，实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要政府投入、群众投入、社会投入相结合，以不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解决农业旅游发展面临的突出难题。同时，政府应针对“农家乐”这一现象专门出台真正具有操作性的优惠政策，扶持其快速发展。

3.3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　 农村 旅游管理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缺乏高水平专业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管理比较粗放、涣散，接待水平较低，这样继续下去势必会严重影响农业旅游的发展。各地要重视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与从业队伍，可采取集中培训和“走出去”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相结合等多种办法和方式，不断增强从业人员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并注意精心培育当地最佳窗口形象，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全面的提高。

3.4　强化特色意识，进一步突出“农家乐”旅游的“农’，家特色　“农家乐”旅游之所以在短期内快速兴起，其中很大一个方面就是得益于其原汁原味的农家特色，所以强化特色意识，进一步突出“农家乐”旅游的“农”家特色，对于促进今后“农家乐”旅游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3篇：简述旅游开发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概况；保护；发展；结语

黔东南苗族民居多依山修建，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环境，在半山坡地建造，以吊脚楼为代表，建造历史悠久、结构独特、工艺精巧、别具地域特色，受到了当地苗族人民的喜爱，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和认可。然而，伴随地方经济的发展，黔东南地区苗族建筑受到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巨大冲击，加之地理环境、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碰撞等因素，当地民族建筑的保护和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概况

1.1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特征

（1）自然环境。黔东南，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位于苗岭山区，是中国乃至世界苗族最为集中的地方。平均海拔约1000米，植被覆盖率高，气候湿润，空气清新，有“素八山一水一分田”“天然氧吧”等美誉。这里气候宜人，土地宽广，地势险峻，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是苗族这个世界著名的大迁徙民族最早发掘出来的宜居宝地。

（2）人文背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黔东南聚集了全世界一半的苗族人民。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古老民族，为了躲避战争，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苗族人民不断迁徙。他们丢失了自己的文字，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古歌传唱自己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独特的历史原因使得苗族人民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差异，语言、服饰、文化、生存生活方式及习惯都各有不同，文化艺术更是异彩纷呈。

（3）布局特点。黔东南苗族大多居住在大山深处，住宅就地取材，依山修建。苗族人民的住宅布局主要是立体构建，采用当地优良的木材，在山坡上空架悬楼，第一层前面空出，也可作为储存室、牲口圈等，后半部分则将坡地铲平，作为第一层，主要布置生火做饭的厨房、客厅等。住宅的第三层通常是最重要的一层，这里可以布置卧室、书房、客厅等，顶部采用小青瓦封盖，这种住宅通风良好，冬暖夏凉，很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1.2 建筑艺术

（1）生态文化内涵。苗族人民是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忠实代表和继承者。在黔东南，中国农耕文明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继承。苗族人民自古信奉自然神灵，崇拜自然，在住宅的选址上也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这就是风水。苗族住宅选址讲究通风、防水、采光。因为常年湿热多雨，空气潮湿，苗族人民非常智慧地利用天然气候、地理条件，把住宅建成开放的空间，建造亭台，形成独树一帜的休闲式建造。

（2）吊脚楼艺术。笔者小时候听一个同学说过一个笑话，问为什么苗族的猪槽要用绳子拴在柱子上。大家都回答怕被人偷了。答案是不拴好就滚下坡去了。一个小小笑话就表明了苗族民居――吊脚楼的平面布局特征。苗族民居基本上都是吊脚楼的样子，大多在一个坡面上布局，后半部分铲平，前半部分悬空，这就是所谓的吊脚楼。

2 黔东南苗族民居的保护

2.1 保护的必要性

作为中国民间木结构建筑的一门奇葩，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新方法的不断冲击，黔东南苗族民居建造技术受到极大影响。当有人高呼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时候，我们却伤感地看到，我们的建造、我们的民居、我们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建造技术正在一天天被忽略、被遗忘，在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洋房、是专楼、是移动板房，还有仿古的新建造。保护民居建筑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2.2 保护的措施

（1）制定相应的政府规范。笔者认为，首先政府部门要看到保护传统苗族民居的必要性，要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让这些民族瑰宝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发展下去。

（2）坚持整体保护原则。木结构建筑，时间久了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进行维护和修整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做到整体保护，不仅要对建筑本身进行保护，还要保护好周边生态环境。

（3）建立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不同，如果能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把一些有价值的文化产物收藏起来，把集中的民族村寨作为一个整体集中保护起来。

（4）谨慎开发旅游。近些年，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得如火如荼，在黔东南逐渐被世界瞩目的时候，回头却发现我们的原生态已经变质了，我们的许多原始村寨早已经商业化，失去了原有的宁静与神秘。

（5）加强火灾防范。苗族民居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建筑，由于苗族喜欢聚族而居，建筑物连成一片，一旦失火，很容易造成同归于尽的后果。因此，增强苗寨民居的火灾防范意识，提高防火技能，有效防范火灾，是一项重要而急迫的工作任务。

3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的发展

3.1 做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是苗族人民文化、和生产生活技能和民族艺术的综合结晶。发展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文化和技艺，不能一味地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要继承和发扬黔东南苗族民居建造优良传统技艺，应当在遵循当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民间民俗文化、劳动生产生活习惯等因素循序渐进地顺其自然地发展。

3.2 在民族特色建筑风格基础上发展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形成独特的风格，富含的是当地民族地区及传统民族文化，是人民生产生活活动及精神灵魂的真实再现。这里的建筑不仅独具特色，还有特殊的建筑文化符号、建造色彩和装饰体系。发展是必然的，保护是必须的，只有在有效地保存传统民居建筑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才能谈发展。这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

3.3 在立足功能基础上发展

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合理应用自然的通风、采光功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名副其实的生态建筑、休息建造。黔东南苗族民居在建筑功能上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防火。考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在不破坏传统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有效地结合实用性、艺术性、抗震能力以及使用者的心理需等因素，改善苗族人民的生活质量，或让其他民族感受到苗族同胞的建筑功能之美。

4 结语

伴随着国家西部开发的脚步和进程，黔东南城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是交通越来越方便，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通电。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交融使原生态民族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决策。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以独特的建造风格被世人赞誉。然而，这种赞誉却更加无视并在无形中加快了文化艺术的消亡。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严肃而严峻的课题。由于个人才疏学浅，本课题研究只能是从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的概括、保护和发展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肤浅认识。但笔者深深地认识到，这是一项重大的课题，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希望通过本文能唤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能保持完整，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李智伟.贵州凯里地区苗族民居考察[J].民族论坛，2011（02）.

[2] 周鸣鸣.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文化表达[J]..南方建筑，2013（02）.

第4篇：简述旅游开发的原则范文

关键词：元代邮驿史；区域性；通史性；邮驿驿路；邮驿专项职能；牌符；出土文书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6004908

邮驿是封建统治者控制的一种交通机构，历朝都十分重视。元代作为第一个非汉族大一统的政权，其邮驿有自己独特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与元代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法律以及交通密不可分，一直作为蒙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关注。其研究涉及元代通史性邮驿、元代区域性邮驿、元代邮驿驿路、元代邮驿专项职能、元代牌符、黑城出土文书等方面。为了使研究者更好地合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本文对相关邮驿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归纳总结， 希望能促进元代邮驿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元代邮驿史研究状况回顾

（一）元代通史性邮驿研究

元代邮驿不仅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且其兴衰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联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元代邮驿的研究首推日本的羽田亨，他在1907年发表了《蒙古驿传考》（《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1册补正版），1937年由何健民翻译后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的3期和4期刊出，连载发表了其中《元代驿传杂考》抽印本。该文对永乐大典收录的站赤资料、元代驿站的管理以及站官、递铺和海青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一直是研究元代邮驿必备的资料。

我国关于元代驿站设立与管理的研究和介绍性文章，较早的是李梦瑛《元站及站赤考释》，发表于1944年5月《东方杂志》第40卷第9号，对站及站赤的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建国后研究元代邮驿较早的有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1]、黄才庚《元朝驿传初探》[2]和陈高华《元代的驿站（站赤）》[3]，这几篇文章主要是对元代的驿站和急递铺作了全面的介绍。陈得芝、施一揆《“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4]，则针对潘念慈的文章在引用资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孙志平《规模宏大的元代邮驿》[5]，通过对成吉思汗与蒙古站赤、元代驿站的规模、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介绍，描述了元代邮驿的宏大规模。

默书民博士论文《蒙元邮驿研究》[6]，上篇对于元代驿站的职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重点论及驿站的使用和管理，对急递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下篇则对一些驿站路线进行了具体的考释，较为清晰。沈乾芳硕士论文《元代站赤研究》[7]，通过对蒙元时期站赤的概况、分布，中央政府对站赤及站户的职能管理、对站户的影响及站户的最终消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探讨了元代站赤的整个发展历程。

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8]，认为成吉思汗时期的驿传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到了窝阔台时期，才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并对这一时期驿站使用牌符、驿马以及饮食饲料的规定作了具体的论述。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9]，对大蒙古国驿传在成吉思汗时期的建立进行了推测和研究，指出大蒙古国驿传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窝阔台时期得到规范。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10]，从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使用情况入手，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并以乘驿公文为中心，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党宝海《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古代草原制度传播的个案研究》[11]，对钦察汗国驿站的建立、建设、饮食、住宿等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与钦察汗国有比较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研究二题》[12]，则研究了其驿传制度的建立和使用，指出蒙元站赤建立中蒙古游牧民族生活传统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对大蒙古国时期新汗即位后对驿站的整饬和商人乘驿问题作了讨论。

（二）元代区域性邮驿研究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关注程度、地区自然环境、人口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以及元代行省制度的划分，决定了元代邮驿有自己独特的区域特点，也决定了元代邮驿史区域性研究的必然。目前所见研究区域主要以西部各省多见，其他地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贾洲杰《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义》[13]，对元代站赤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河南省在元代时所设的驿站驿路进行了描述，对其兴衰变化和路线进行了研究。白晓清《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14]，对元代黑龙江地区站赤的设置及五条驿道和沿途驿站进行了研究，并对站户及其作用、乘驿的牌符也作了介绍。吴小红《元代江西驿站及站户考》[15]，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对元代江西驿站的设立、分布以及站户的数量等情况进行了论述。瞿大风《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16]，对河东山西的元代站赤设置、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对漠北及西北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对后世的交通影响进行了探讨；该文也被作者作为一个章节，收入2004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中。李之勤《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17]，由于《析津志・天下站名》一书，站道次序紊乱、前后不连接、或缺首少尾，又因传抄中诸多文字讹误和积时日久、地名更迭，因此特将该书中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进行考订，以备《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入图使用。

李之勤《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18]，介绍了元代陕西行省驿道的分布和发展情况，指出除东通中原和北通河套的路线外，西南联系四川、云南的主要驿道，不取以往褒斜、子午、傥路的故道，而选用连云栈道；向西北联系河西、青海的主要驿道不取南北两道，而选用宋金以来新兴的长安、平凉、兰州一线，为现今西兰、川陕公路所沿用。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释》[19]，在作者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对《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书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对外交通驿道上的沿途驿站做了考证，以补史志之不明。

涉及西北驿站交通的有田卫疆《元代新疆“站赤”研究》[20]，该文对元代新疆地区驿站的设置背景、职责和作用以及其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了概述，并作为一个章节收入作者1995年出版的《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地区在元代设置的站赤，有多位学者撰文考述，洛桑群英、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21]，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略述》[22]，均认为元代在吐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和设置驿站，对于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以及在政治、军事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良好的作用。祝启源、陈庆英《元代地方驿站考释》[23]，通过元代在设置驿站的政治背景、驿站的方位和特点，说明元代中央政府总是把加强对的地方管理与治理地方驿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云南地区的邮驿，方铁作了系列的研究，《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试探》、《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作用》[24]，对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在云南设置驿传的作用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的社会情况。《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25]，则根据《析津志》、《经世大典》古籍，对云南行省八条重要驿道及沿途驿站进行了考证。

（三）元代邮驿驿路研究

虽然邮驿驿路研究与交通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但是本文只选取专门的驿路研究进行分析。

关于元代邮驿驿路的研究，国内学者较早的研究成果是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发表于194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并对元代的邮驿驿路考释，有了数量可观的成果问世。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26]，对联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道进行了考述，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27]，根据现有资料，对该时期驿站的设立，特别是中西陆路交往的几条主要通道及其发展变化作了概括性分析和论述。

80年代以后对元代驿站交通路线的研究考释更加深入具体。叶新民《元上都的驿站》[28]，考察了大都至上都，上都至辽阳行省，上都至岭北行省的驿路并论及驿站的管理和站户的情况。台湾学者袁冀《元王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29]，对王恽赴上都的行程进行了考释。此外，很多元代研究书籍也都涉及到了元上都驿站这一内容，如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30]，书中的第二章，就两京之间的三条交通路线考察和路线的维护作了研究。

王、祝培坤《元湖广行省站道考略》[31]，对元代湖广行省的陆路和水路驿道驿站作了考释。李之勤《元代川陕间的驿道和驿馆》[32]，根据《经世大典》《析津志》等古籍，对元代川陕间的驿站名称和驿路里程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胡小鹏《元代甘肃行省诸驿道考》[33]，对于元代在甘肃行省设置而史料记载又较模糊的驿道，进行了考释，该文在2004年被作者胡小鹏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一书中。庞琳《元代入藏驿道考述》[34]，就元代在地区设置驿站的起点及驿站的设置、管理以及入藏驿路的走向作了阐释和考订。邵星《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站赤交通概述》[35]，对蒙元时期内蒙古阴山地区的站赤交通进行了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阴山地区站赤的分布及驿路交通进行了分析研究。

方铁《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36]，通过有关资料，对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和不缅国、安南、占城、老挝、八百媳妇国的道路及所设置的驿站情况，做了初步的探讨。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37]，对云南行省的驿道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38]，对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较大变迁进行了介绍，当时乌蒙道、建安道、普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加强云南与中央政府及内地的联系与交流。

对于东北地区的驿站和驿路的考述，有郭毅生《元代辽阳省驿道考略》[39]，对部分驿站的遗址进行了实际的踏勘，并采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其考述详尽，另参考明代通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的驿路，对于元代没有留下确切地点记载的“狗站”进行了复原。

颜广文的《元代粤西驿站驿道考略》[40]，对元代广东西部的驿道、驿站加以详细考证，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驿路开辟的图景，并对元代各任官员修补粤西驿道、驿站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做了总结梳理，分析了其开辟的历史背景。《元代隆兴至潮州新驿道的开辟及对赣闽粤三省省界开发的影响》[41]，在详细考证了新驿道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驿道开辟的原因以及开辟后对潮州区域中心形成的影响，并评价了新元代网络的地位。而陈泽芳《南宋蒙元时期潮州古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42]，除回顾宋代以前和宋代潮州古驿道外，还介绍了蒙元时期中央政府通过潮州古驿道的建设，加强了对偏处岭东一隅的潮州的统治，也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这一历史事件。

（四）元代邮驿专项职能研究

元代驿站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对其在传递公文、提供驿马驿船以及供应首思和相关的邮驿法律都有研究涉及，对于站户生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43]，对元代驿站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陈朝云、淮检利《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44]，对驿站在乘驿官员提供食宿条件、提供驿马驿船等交通工具、乘驿符牌，通过严明的纪律加以约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亚东・达瓦次仁《浅论元代藏区的茶马互市与驿站》[45]，探讨了元代藏区的驿站制度及其对中外文明通道――茶马古道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包桂芹《元朝文书驿传机构简述》[46]，对驿传组织从性质上分为三类的普通驿站、急递铺、海青站等分别加以介绍叙述。丁忱《元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47]，对元朝文书驿传机构站赤、急递铺进行了介绍，研究了其公文封装形式、使用、牌符标记、收况等。邱树森、默书民《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48]，考察了元代急递铺设置的目的、过程，揭示了它与宋、金国旧制的关系，指出道路的选择以方便文书传递为依据，与驿路并不统一，在不通驿的州县也有传输公文的急递铺这一设置。

关于站户的研究有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49]，作者对作为亓代诸色户计之一的站户，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该文论及站户设立的时间、站户的签发、应役，站户、站官的封建义务以及驿站泛滥造成的严重后果等诸多方面，指出站户的管理和站赤的管理有所不同。另外还有叶新民的《元代统治者对站户的剥削和压迫》[50]，通过介绍站户的一般情况、封建义务――供应首思、提供和补买铺马，繁重的站役和杂泛的差役而日渐贫困的社会现实，探讨了对站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五）元代牌符研究

对元代牌符研究较早的文章应该是日本箭内亘的《元朝牌符考》[51]，洋洋洒洒对元朝以前的牌符和元朝的牌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引经据典，尤其对元朝牌符的种类、牌面文字、牌符的佩用以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元朝牌符与以前各朝牌符的异同也进行了分析总结，成为研究元朝牌符必读之作。

我国论及牌符问题的论文较早的应该是丁毅博《元代牌符考》（《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郝苏民《对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52]，对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废旧铜器中发现的一枚元代八思巴蒙古字圆牌进行了介绍、译释，并将前人对此类牌符的记述与研究进行了比较观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考释》[53]，对于60年代扬州、兰州发现的二枚圆牌种类、形制、文字、行用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并将做为官底的牌子和遣使的牌子做了区分，同时还根据《元典章》的记载指出遣使的海青牌在至元七年以后，已改为蒙古字虎头圆牌。郝苏民、刘文性《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54]，在蔡美彪一文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从语言和古文字本身对扬州出土元代圆牌进行再释读。

史树青《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考》[55]，对1999年12月河北廊坊发现的一枚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包祥《新近在内蒙古发现的元代八思巴蒙古语金质圣牌》[56]，对已发现的元代牌符进行了回顾说明，并对新发现的索伦金牌，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对其牌面文字进行了蒙古文转写并作了汉译，同时将其与此前发现的元代牌符进行了比较。李晓菲《元代牌符文献探微》[57]，论述了因为牌符的使用涉及了元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语言文字资料等诸多层面，所以牌符文献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史料。李晓菲《新发现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献研究》[58]，对2000年4月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发现的元代八思巴金牌及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对元代的牌符制度、功用、管理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59]，对目前国内外发现的17枚牌符的行使职权范围、管理机构、牌符渊源及牌符上的文字等进行了具体研究，指出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构成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牌符――以实物为中心》[60]，介绍了在中国、俄国、乌克兰等国境内陆续发现的13至14世纪蒙古牌符共20面。根据文献资料，对这些牌符的制作年代和实际用途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牌符分属乘驿牌、职官牌、夜禁牌和民间私造牌。照那斯图《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61]，对1985年内蒙古科盟右旗发现的一枚元代夜巡牌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将其与同类的几个牌子进行比较，探讨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照那斯图《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62]，对已发现的四面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三面八思巴蒙古语银质长牌、两面八思巴蒙古语金质长牌上的文字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看法。

门岿《论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论“圣旨金牌”上的汉字之谜》[63]，对符牌系列――长形牌、圆形牌以及牌面上的文字、符牌的功能做了具体介绍，并对发现的元代牌符做了总结，同时还对符牌上汉字编号的来源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蔡美彪《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64]，对1846年俄国叶尼塞州发现的蒙古字长牌考察源流，对其使用和佩戴进行了探讨，并对牌面蒙古字重加译释。齐木德道尔吉《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释读及其他》[65]，在介绍首次发现的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文长牌及圆牌的同时， 对所载八思巴了全面细致的语文学解读， 重点对元代语词aldaqu 提出了新的解释， 进而对元代刑罚专有名词“按答奚”的音义发表了新的看法， 最后对西南大学八思巴文铜质长牌和圆牌谈了自己的认识。

（六）黑城出土文书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3年和1984年在黑城进行了两次发掘， 所得文书3 000余件， 其中汉文文书数量达到2 200件， 经过初步整理， 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其中收录汉文文书760余件，涉及军政、农政、驿站等事务，详尽地勾勒出了元代及北元初期亦集乃路的历史概貌， 具体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亦集乃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 也成为研究元代站赤必备的参考书之一。

李逸友《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66]，利用黑城出土的当时有关驿站使用和供应等记载的文书碎片，对经过该地的纳怜道站赤作了考释。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67]，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元代两件文书进行研讨，从而探讨元代站赤应情况及河西蒙古宗王的史料，并考证其产生于元代后期。宁夏大学王亚莉先后《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68]和《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69]，前者通过对黑水城发掘的《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中的F116：W578和F116：W570两件文书进行释读，对官员在落卜站整点时采取的措施、背景和文书中存在的很多疑问，作了初步的研究；后者根据黑城出土文书，对元代纳怜道上亦集乃路八个蒙古站赤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设置状况及构成和地理分布进行了探讨。王亚莉在宁夏大学毕业的硕士论文为《黑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研究》[70]针对亦集乃路提调站赤、签补站户和整点站赤三大问题进行研究，肯定了该路未设急递铺这一事实，对站赤反映的民族问题等也有所论及。

杜立晖《黑水城F116：W434元末签补站户文书释疑》[71]，对《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F116：W434文书进行了研讨，研究了元末站赤管理机关的运行、站户签补和替下站户、复业站户的处理等内容。许伟伟《黑城所出收付契文书Y1：W201考释》[72]，对收付契文书Y1：W201中的铺马制度、铺马出借行为进行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甘肃行省站赤消乏状况及相关社会面貌。

（七）其他元代邮驿研究文章

上述文字主要是探讨邮驿与文化之间研究的联系，相对来说，这些研究要弱于唐宋和明清时期。后代对唐宋诗词与邮驿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值得元代邮驿研究者探索学习。

关春明硕士论文《蒙元驿站信息传播研究》[73]，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蒙古汗国时期驿站的基本建设和信息传播情况，剖析了驿站系统的传播要素、属性和特点及社会控制，论述了驿站信息传播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张俊硕士论文《蒙元驿站与信息传播》[74]，研讨了蒙元驿站信息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分布、信息职能及其管理强化和影响因素，以及信息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并对信息网络的补充――急递铺也有所论及。闫俊丽《漫谈元代戏曲中的邮驿》[75]，指出元代戏曲反映了元代邮驿的种类、建制、功能以及驿吏的生活等种种状况，反之驿站对于元代戏曲的创作，尤其是情节的开展、矛盾的激化、内心世界的展示也有重要的作用。王永梅硕士论文《蒙元时期驿站习俗研究》[76]，由导论、蒙元时期驿站概况、驿站习俗与规则、驿站社会功能、结论构成，其中驿站组织、驿站信息传达、骑用驿马等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习俗；可惜本文由蒙文写成，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只能是望文兴叹了。 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77]， 指出由于元代皇帝多次往返上都和大都之间，而塞外蒙元驿道又地处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自然风光雄奇秀美，同时又处于政治中心地带，因而具有历史遗迹众多，名胜古迹遍布，文人墨客题咏丰富等优势，并就如何把这些优势和旅游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值得关注。

二、元代邮驿研究之不足与展望

以上分析介绍了元代邮驿史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研究不仅涵盖了邮驿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有学者对元代邮驿的个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钻研，甚至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些都是元代邮驿研究值得肯定的。

成果固然令人欣喜，但是受到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与唐宋、明清邮驿史研究而言，相对滞后，有些研究领域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

其一，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并不平衡。从时间上来说，虽然有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党宝海《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等专家对于早期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以及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研究，但聊聊几篇，相对应洋洋大观的元代邮驿研究来说，实在有点杯水车薪，这与史料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仍然需要大家多做探讨。从空间上来说，无论是对驿站进行研究，还是对各地区之间的驿路交通进行探讨，都偏重于西部各省以及新疆、蒙古等地，而河北、海南、安徽、福建等省份的研究文章很少，这都需要有志于元代邮驿史研究的同好进行不断的努力。

其二，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缺乏统一性。具体而言就是各地区邮驿史研究缺乏有效的链接，导致了区域性和时间上的割裂，人们很难在阅读时，从整体上认知到元代各地区驿站的继承、发展和各自的特点。如白晓清《浅谈元代黑龙江地区的站赤》，对元代黑龙江地区站赤的设置及五条驿道和沿途驿站进行了研究，并对站户及其作用、乘驿的牌符也作了介绍，虽然系统全面，但相对而言，每一项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也是值得学者注意的。

其三，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与所有古代邮驿史研究一样，着重于叙述，以古籍中的史料或者某些原始资料堆砌，而缺乏对这些资料的考证、整理和分析，因此难以通过引述的资料线索来归纳总结，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知。而李之勤《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对《析津志・天下站名》一书中，江西、江浙行省因为站道次序紊乱、前后不连接、缺首少尾，以及传抄中诸多文字讹误和地名更迭等原因造成的站名错漏进行了具体的考订，十分难得。

其四，对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一些细节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证和斟酌。元代邮驿研究应以真实为原则，征引的史料必须真实可信，行文的逻辑要严谨，得出的结论要科学。综观整个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研究，地域观念和乡土情节等主观色彩比较浓厚，对于史料理解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释》，作者在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对《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书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对外交通驿道上的沿途驿站做了考证，以补史志之不明。

其五，在元代邮驿的研究中，一些邮驿研究的领域始终没有或者较少涉及，亟待开拓。比如：元代邮驿物资的运送、驿馆的建设等问题还没有专门的论述；在对区域通路线和驿站的研究中，多注重对驿路和驿站的考释，而对驿站路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作用论述较少，对于驿路交通的变迁也较少论及；对于元代的邮驿制度也没有充分利用史料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对于元代的急递铺制度，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

针对以上不足，笔者作为一个古代邮驿史研究的爱好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求有助于元代邮驿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展。不当之处，也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同好批评指正。

第一， 研究内容需要继续深入和扩展。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强、系统性高的学术工程， 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 蒙元各时期以及各区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未触及的领域，或者可进行更深一层的开拓，即便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有值得继续深入的空间。只有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联系并深入扩展， 才能在元代邮驿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和谐统一。如研究较为深入的四川，可以进行探讨的内容仍然有很多，比如当地驿馆的建设、接待以及和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等。

第二， 研究资料需要继续追寻和剖析。邮驿史的研究不应只是史实的陈述和罗列以及现象的简单描述， 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纷杂的现象中发现线索和规律，从而向高层次的史论发展。诸如前述的“黑城出土文书”的相关邮驿研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体系，其实这样可供研究的古籍史料还有很多，需要各位学者进行相关挖掘，使其成为研究的“臂膀”。

第三， 研究思维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元代邮驿史研究要打破单一型的思维模式， 应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重关系进行创新，以虔诚的史学态度和创新的史学思维，从多个角度提出设想， 继而通过科学论证得出新结论、产生新成果，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如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就将古代邮驿与当前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视角独特。

三、结语

对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由于各地、各人的研究视角、侧重点不尽相同，其研究成果也各有所异，甚至有时还会有相悖之处，但只要不断进行阅读、比较、借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合理运用古籍图书、文牍史料，元代邮驿史的研究一定会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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