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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结构:市场结构的分类和特征,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不同市场结构的区别,行业进入壁垒的概念和分类,行业退出壁垒的概念和分类,市场结构的衡量,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交易费用的概念,博弈论基本概念,纳什均衡的含义。
二.市场行为:企业定价行为,企业促销行为,企业兼并与收购行为,企业技术进步的形式和影响因素,企业多样化经营行为,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
三.市场绩效:市场绩效目标的多元化,市场绩效的衡量方法,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的含义。
四.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和实施手段,政府管制与放松管制,反垄断政策。
第二部分产业结构
一.产业成长与演进:产业分类方法,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
二.产业关联:产业关联的实质与方式,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的概念,生产波及效果的分析。
三.产业结构政策:主导产业选择的原则,支柱产业支持政策,衰退产业援助政策,幼小产业保护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产业安全,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第三部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增长的模式,制度变迁的概念,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工业化过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二.经济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因素: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策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策略,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关税与贸易保护,汇率与外汇管理,外资利用与外国直接投资,国际发展援助,对外债务。
四.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的概念、类型和特征,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扩散,区域经济发展途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区划,区域分工,区域经济联系,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形象设计,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
第四部分城市经济与管理
一.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区域基础,城市职能与规模,城市经济区的结构与功能,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与基本形式,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道路,城镇体系的形成、特征与类型,中心城市的类别和作用。
二.城市经济管理问题;就业与失业,人口流动与增长,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地价评估,城市土地利用,住宅的流通与消费,城市住房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交通,城市环境经济,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
三.城市财政与城市金融;城市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城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商业银行的地位和职能,城市其他金融机构,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基本功能,证券市场的监管,城市金融市场的运作,国际收支的概念,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国际金融市场及其分类,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性质和作用。
第五部分管理学原理
一.管理组织设计:组织的概念和作用,组织设计的策略,组织结构的基本类型,组织中的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学习型组织,扁平化组织,管理幅度分析,职务设计,集权与分权,授权分析,组织变革,流程再造,现代企业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
二.计划与决策方法:战略计划与战术计划,计划流程,现代计划方法,目标管理,决策的定义与类型,确定型与非确定型决策,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决策树分析。
一、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对外开放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市场国际化过程。而市场国际化对决定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国际化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业只在国内市场上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1.国内资源可供量的限制。因为一国的资源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稀缺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因获取资源的代价太高反而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所需的资源,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目前上海“宝钢”所需的铁矿石9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
2.国内市场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对任何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业若一味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会造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迫使企业又不得不缩小其生产规模。而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突破了产品需求的制约。
3.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总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而一国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中,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这对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引进高效率的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就能较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总之,市场国际化突破了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具有多层次的特点。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大有继续发展之势,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区域一体化、集团化新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个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并设想在21世纪中期,把欧洲经济区扩展到东欧和南欧的周边国家,把欧洲建成“全欧洲经济联盟”;1992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89年11月,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部长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首次会议,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达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成员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两者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尚处于酝酿或筹建之中。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成员国之间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间的进入壁垒,加强经济合作,而对非成员国则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如欧洲共同体(欧盟)达成建立西欧统一市场协议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纺织品进口、保护西欧电子产品市场、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从70年代末开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在90年代将继续发展,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为摆脱经济“滞胀”、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局面,纷纷制定各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对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设置很高的进入壁垒,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便形成了“大区域进入壁垒小区域进入壁垒特定国家的进入壁垒”这样一种多层次、复杂的进入壁垒体系。
(三)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由于国际市场为企业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多层次的进入壁垒,这就使仅靠对外贸易很难开拓国际市场。因此,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纷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利用当地资源组织生产,并实行就地销售,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取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就市场集中度而言,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有关资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工业公司的销售额为5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占主体,仅占1%的大型跨国公司,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几百家跨国公司分布在各主要产业中,特定产业被少数几家寡头企业所垄断,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
二、中国市场结构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分析
市场国际化把我国企业逐渐推向国际市场大舞台,而从国内市场竞争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转变,要求相应地调整我国的市场结构。但就企业自身而言,有一个相当时期的适应过程;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有一个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市场结构存在着与市场国际化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规模经济明显的重化工、电子等产业中,例如,根据目前的国际标准,汽车工业中单个整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为40万辆以上,而目前我国整车生产企业有120多家,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3家。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有钢铁企业1598家,约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而我国的钢产量只占世界钢产量的1/10。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企业分散、规模偏小的现实。不仅如此,我国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企业的总体平均规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国500家最大的外贸企业中,进出口额在1500万至1亿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这同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很明显,这些国家为了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视“企业规模效应”,其跨国公司的规模往往比国内其它企业的规模大得多。可见,我国企业的规模本来就较小,而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大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两重因素必然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企业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二)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过高,内部摩擦大,交易费用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这对加快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造成很大的内部摩擦。这在出口方面表现为,同类产品在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时,多头对外,为了抢夺生意而对外竞相削价;在进口方面,则多家进口企业竞相抬价,相互争夺货源,其结果是让外商从中渔利。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度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同时,由于我国许多刚开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过去同国际市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缺乏国际化经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企业单枪匹马进入国际市场,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去熟悉市场环境,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寻找顾客,签订并执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单个企业的贸易批量小,单位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购销费用就高,因而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很高。
三、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
基于对市场国际化给市场结构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市场结构现状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场国际化要求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并降低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度,形成协同竞争格局,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却规模偏小,企业间存在过度竞争,内部摩擦大,与有效竞争相差甚远。因此,在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作为跨国经营的主力,以充分发挥国际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潜力;适当提高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降低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减少内部摩擦与交易费用,以协同竞争力,冲破国际市场上的多重进入壁垒,增强与国际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能力。为此,需要研究以下两个具体战略问题:一是我国如何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在特定产业如何确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企业,以协调产业内各企业间的关系。
(一)形成我国大型企业的主要战略及其途径。借鉴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经验,我国可采取水平一体化、垂直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这三种一体化战略不仅存在各自的经济性,而且具有层次性。作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水平一体是垂直一体化的基础。通常,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从水平一体化开始的,由于企业可利用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原来的业务范围内扩大其规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企业通过水平一体化达到一定规模后,要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需要进而实行垂直一体化。如美国,大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就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流通过程结合于单一企业中的历史,到1917年,在资产额为2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企业中,将近90%的企业是经由垂直一体化而形成的。而在经济波动幅度和频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并持续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要求企业努力分散经营风险,稳定企业收入流量,这就迫使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同时,当今跨国经营的迅速发展,要求实行跨国产业经营的大型企业作为物质载体,这也刺激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以最终形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大型企业。
就实行各种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的基本途径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可供选择:一是通过企业自身积累以增强经济实力,逐步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各层次的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凭借其经济实力,通过兼并产业内横向、纵向企业以及不同产业的企业,以形成大型企业;三是突破部门、地区界限,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显然,前两种途径(特别是第一种途径)形成大型企业需要较长时期,而通过第三种途径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大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还受“条条”和“块块”限制,造成分散经营、多头对外的过度竞争局面,而通过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经营多个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有利于消除这种混乱现象。因此,这一途径体现了我国今后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物流园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无序到有序的大发展。截至2008年,我国物流园区已经发展到475个。出现了货运服务、生产服务、商贸服务和综合服务等多种类型,形成了不同物流需求与多种服务方式有机对接的平台。
目前我国物流园区的整体情况是数量规模比较大、分布比较广,但地域差别明显。东部、南部及北部三大沿海经济区的物流园区总量占全国物流园区总量的一半以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地区所构成的中国沿海经济带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到2008年,东部、南部以及北部三大沿海经济区的物流园区已占全国物流园区总量的54.7%。其中,运营的占全国运营物流园区的64.8%;在建的占全国在建物流园区46.1%;规划中的占全国规划中的物流园区59.7%。而且,运营效果相对较好的物流园区也主要集中在三大沿海经济区域。因此,如何利用沿海地区优势,进行合理规划,带动内陆地区物流水平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物流行业眼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2国外物流园区规划建设的基本概况
1日本
日本是最早提出和发展物流园区的国家,日本的物流园区一般位于大城市周边或靠近交通枢纽,以围绕城市物流的合理化为主要特色。
日本最早于1965年在东京建立了物流园区。当时建立物流园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东京与城市间各种产品大量进出城市而引起的物流商流混用、交通混杂拥堵、城市功能日趋低下的状况,由政府负责统一规划,将城市的流通功能从市中心分离开来,通过集资方式,在东京近郊的东南西北各自建设了葛西、和平岛、阪桥和足立4个现代化物流园区,在其中建立了商务交易大厦、大型仓库群和公路货物集散中心等物流设施。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配套并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扶植大型物流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由此改善了城市环境,并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日本物流园区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结合了日本具体的地理情况。
2德国
德国物流园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次性在全国规划建设40个所谓的“货运中心”即物流园区。目前已经有20个全国性的物流园区投入使用。德国模式即“货运村”(FreightVillage)的赢利模式,在物流园区的规划和建设上与日本有一定的区别。
德国在较大经济区建设联运站的基础上建设物流中心,并形成货运中心(物流园区),比较着名的是不来梅物流园区,于1985年开始建设,州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和土地置换的方式对物流园区投资。它最初由52家货运企业自发聚集而成,不来梅政府看到了这种整合需求,采取了优惠土地价格、扩建不来梅园区周边的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不来梅物流园区得到迅速发展。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德国的物流园区总数已经发展到了33个,基本形成规模化的全国物流园区网络。德国的物流园区有效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平衡发展做出了贡献。
德国越来越倾向子不把物流园区简单地看成园区内是否有综合运输换装中转站。根据德国物流园区协会的专家介绍,德国在物流园区的建设中,位置首选是建在人口密集地区附近,最好是交通枢纽,这样可降低运作成本,提升多式联运运输链的竞争力,这一选址的优先性原则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今后也不会改变。
3韩国
韩国于1995~1996年分别在富谷和梁山建立了两个物流园区,占地规模都是33公顷。韩国在仁川机场建设的物流园区,由韩国邮政集团斥资4300万美元,该园区主要负责为韩国出口及转口家电、计算机部件、计算机制成品等电子产品提供加值、配送、仓储服务,并保持国际快递、仓储和货物处理中心的业务,希望提升货物处理量和进一步成为东北亚的货运枢纽。联邦快递与DHL两大航空快递公司均有意加入营运,其中DHL计划投资2100万美元在该园区兴建一个总面积22000m2的配送中心;而联邦快递有意设立物流中心以利于其主要客户戴尔计算机产品进行配送。韩国根据自身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实现以家电及电子产品为主的物流园区建设,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3我国物流园区建设建议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有物流园区情况的分析,结合其他国家建设物流园区的成熟经验,对今后我国物流园区规划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①充分利用城市特色及优势,展开互补。我国目前经济较发达地区大多位于东部、南部、以及北部沿海的几个大中型城市,如北京、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城市由于地处沿海,交通便利,是进行国际型物流贸易的极佳区域,因此,在这些城市也有不少大中型物流园区,如北京空港物流园区、大连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港集装箱物流中心、青岛前湾国际物流园区、上海国际航空物流园区、深圳平湖物流基地等。绝大多数进出口货物通过这些物流园区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然而,随着众多物流园区的建立,这些城市趋于饱和,无法容纳更多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物流服务水平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同样地处沿海但规模较小的城市或县城,却无法得到很好的经济发展。我国可以结合日本东京物流园区的规划思路,在沿海重要城市的附近选择合适的小型城市或县城,建立品种相对统一的中小型物流园区,将进出口贸易的货物按品种以及物流去向划分,分摊到小型城市的物流园区,减轻大型城市的物流压力,同时也带动了小型城市的经济发展。
此外,随着我国陆地交通线路的不断进步,政府应重点关注和大力发展内陆地区物流水平,利用各大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网络,以及长江等各大水系的资源条件,带动内陆城市物流园区建设。
②依附高新科技产业,建立电子产品物流园区。我国目前在高新科技产业方面的发展迅猛,由于价格低品质’好,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到国外,因此相关的物流配送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专门负责为出口及转口家电、计算机部件、计算机制成品等电子产品提供加值、配送、仓储服务的物流园区。电子产业物流园区在我国仍属新兴事物。从全国来看,我国的电子产品研发和生产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深圳两地,而这两个城市原本即为交通枢纽,物流活动频繁,因此,建立相关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园区显得更为可行。结合韩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我国还可以与大型国际快递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建立物流园区,实现共赢。
③形成全国物流园区联盟组织,实现合作与统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在许多城市兴建了大大小小的物流园区,但其中鱼龙混杂,并且存在许多管理运行上的问题,使物流配送无法实现最优,浪费资源也浪费资金。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欧洲国家在1991年建立的欧洲物流联合会,在全国成立一个协调管理全国物流园区的联盟组织,进行统筹调度和管理。通过全国联盟的作用影响,可大大提高我国物流园区服务的整体水平,并进行优势互补,以沿海城市带动内陆城市,共同提升物流园区效率及质量,拉动各地经济增长。
(一)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产物。据专家研究,人类社会的城市发展史已长达九千年左右[1]。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的发展历史不同于城市发展史,城市化发端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而城市始于人类世界第一座城市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包括某些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都走研究、涉及或关注城市化发展问题。伴随而来的涉及城市的相关热点研究,更是数不胜数。关于“城市化”这一概念最早由何时最先突出,目前比较一致的有两种。一种是1859年由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7]另一种是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8]。学术研究中,一般认同马克思的第一种用法,到现在涉及到城市化的研究将近一百五十年。城市化形态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农村的城镇化;二是大都市圈,比如大上海都市圈等;三是城市群。由于城市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景观、人口等各种问题的综合反映,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就必然会引起各界人士和相关学科领域的极大关注和广泛兴趣。
(二)城市群与城市综合体
法国地理学者戈德认为,城市群(UrbanAgglomeration)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凭借其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成为全国和区域性的经济核心地区和增长极,不仅经济结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且城市群内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和产业区,发展潜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出来[2]。“城市综合体”就是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三项以上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
二、城市群竞争力的缘起与评价标准
“黔本无驴”,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也是“舶来品”。在1990年5—6月的HBR杂志上,Prahalad和HaMel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此后,人们对这一概念有多方面的扩展、理解和界定,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力的混用现象。以至出现了国家(国际)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城市群竞争力不同于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但是,他们之间有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见下页图1)。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它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着一个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对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就目前而言,国际上对城市群竞争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经合组织(OECD)以城市间交流频繁程度和劳动力流动性这两项为标准,在经合组织的27个国家中选取了78个城市群,给出了各个城市群人口、人均GDP、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占国家GDP比重、劳动参与率等指标数据,并根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对其进行竞争力排名。在中国,倪鹏飞等选取十大体系、35个指标;规模指标体系、中心城市指标体系、城际联系指标体系、分工指标体系、产业发展指标体系、质量指标体系、效率指标体系、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首次对中国15个城市群竞争力进行了发展阶段和影响范围的评价[3]。为了更具有操作性和现实针对性,实际运用中,城市群综合竞争力是由其结构竞争力、功能竞争力、绩效竞争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用公式表述如下:城市群综合竞争力=F(城市群结构竞争力、城市群功能竞争力、城市群绩效竞争力)其中,城市群的结构水平、功能水平和绩效水平,分别代表城市群的发育状况、能力大小和运行效率。结构竞争力是城市群的根本性因素,城市群作为一个城市—区域系统,对结构竞争力的充分认识,往往决定了一个城市群竞争力的永久生命线,因此,在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中的权重也最重。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也往往由此展开[4]。
三、当前中原城市群发展中的突出影响因素
(一)发展规划一直在变化之中方向不对,努力白废。中原城市群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从昔日的中原城市群、郑汴一体化,再到时下的“中原经济区”,政策似乎缺少一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总是希望通过新方案寻找区域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战略出现定位模糊,方向出现偏差。不过,在2010年5月,焦作新区、新乡平原新区、许昌新区同时获得国家批复,加上去年获批的郑州新区、开封新区、洛阳新区,中原城市群中已经有六大城市新区规划蓝图获得国家批复,这些政策因素又为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和发展提供有利因素。于是,在2010年6月8日至9日,在“中原经济区发展高层论坛”上,又提出把原本由9个城市构成的中原城市群扩容,把18个省辖市全部纳入中原城市群整体规划布局,然后以“中原经济区”的名义申请“国家战略”。
(二)产业群和企业群的竞争力不强河南省目前是经济大省,但不是经济强省。从目前上市公司来说,包括国内外的上市公司,近3000家,市值大约是60万亿(高峰值)。虽然,目前的股票市场不景气,而且,在产业上有一流的企业不上市,比如华为等,二流的企业要上市,三流的企业上不了市。但是,上市公司毕竟代表着有潜力和前景的企业和产业方向,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晴雨表,而且,是一个企业,产业甚至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有效助推器。在河南省,截至2009年,境内外的上市公司数为62家,累计募集资金509亿元,资本市场已成为服务河南省经济发展、支持中原崛起的重要力量,但这与河南省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相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三)发展方向和定位模糊,造城“”日益重视国际形象,是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主政者的共识,也是中国城市不可逆的潮流。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5]。就中原城市群来说,远景可以,但是“罗马非一日所建成”,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点滴之功,几代人以上的努力和付出。
四、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思路与建议
(一)准确定位,一以贯之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中的后起之秀。必须起点准、方向对、步子稳、特色鲜明。在这一点上,中原城市群中,无论哪一个城市,也比不上京津冀城市群的首都北京,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也只有北京,可以向世界城市迈进,成为该城市群的首要发展极,何况,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
同时,应对国际范围内产业的调整和转移,在工业园区(开发区)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原来建设的工业园(开发区)不等同于产业集群,而新的大多数工业园区内的产业联系都不甚密切,甚至成为外来原料和出口产品“两头在外”的“飞地”。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特色工业园(开发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一、工业园(开发区)发展状况
(一)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战后第三次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变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为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及产业升级的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加工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环节进行全球战略调整。
在产业有序更替过程中,各国产业结构之间逐步形成一定的联动效应。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模式,加之我国在劳动力、工业配套能力、国内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使我国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区位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已经接受来自我国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
(二)工业园(开发区)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力军。开发区由于具备政策优惠、投资环境相对完善等特性,已经成为当地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通过外引内联,开发区又成为带动周边城市、企业及整个地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开放的重要通道。2006年54个国家级开发区以不足全国千分之四的建设用地,共实现GDP10,137亿元,占全国GDP的4.8%;工业总产值达到30,219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7,414亿元,税收总收入达到1,57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4.2%。平均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实现工业增加值约13亿元,工业总产值53亿元,创造2.75亿元税收,吸纳近8,000人就业。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国家级开发区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仅占全国同期水平的25%,单位工业取水消耗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9%,走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级开发区对所在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地区生产总值占所在城市的比例达到10%~30%,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同时,国内工业园(开发区)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表现在:①各工业园(开发区)在政策优惠上的优势逐渐减弱,单纯依靠政策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下降;②工业园(开发区)是集中利用外资的外向型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取决于外资的引入。这种单一结构导致开发区既缺乏构筑产业资本的主动权,又缺乏实施产业升级的引导权,而外商的引入有很大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③工业园(开发区)的管理在旧有体制中,极大影响管理运营效率;④工业园(开发区)内大多企业生产的产品仍处在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一方面是我国劳动力数量资源禀赋的体现,另一方面说明引进高技术效果不明显。
(三)我国工业园区集群效应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大部分工业园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空间聚集,但这种集聚多停留在地理上的集中,尚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集群效应,这是导致我国大部分工业园区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工业园区存在着很多问题。
1、产业链不清晰。我国多数工业园区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入园的。这种集中仅仅只是一种地理上的集中,而未产生实质的集群效应。突出表现在工业园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存在不少重复性建设现象;园区内产业分工协作不明显,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与科研机构良好的合作机制;重视招商引资数量、产值、出口总额等数量指标,轻视竞争力的培育和可持续发展。
2、产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和交流机制。一是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机制尚未形成,各企业之间产品关联度低,企业呈孤立状,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供应配套的企业不多;二是工业园区中多数企业是通过政策优势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入园的,有的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创办的,这种企业的空间聚集不是以其内在机制和产业的关联为基础,所以缺乏强烈的根植性,企业之间缺少交流,尚未建立健全的信用体系。
3、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有待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中介服务,以便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它是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运作的剂,是产业集群正常运转的基础。而目前工业园区只重视硬件建设,不重视软件方面的服务,认为企业吸引进来之后就不管他们的事了。
二、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园――特色工业园将蓬勃发展
(一)特色工业园定义。特色工业园区是指以区域特色经济为基础,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新形势及城市化进程合理集聚的要求,以优势企业为主导,适当集中布局,促进现代产业分工协作的专业化产业区。
特色工业园区的发展基于当地的特色产业和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特色工业园区与传统工业区的不同在于:1、以产业链效率为核心,配置相关企业进入园区,形成完整产业链、产业环境,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优势,打造核心产业园区;2、入园企业的产业链配套上有很强的相关性及互补性,在市场上具有较明显的特色优势;3、园区有统一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及资源共享的方式;4、园区技术开发、管理中心等统一建设,实行共建共享;5、把支柱产业、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小企业向建制镇、中心镇或城市集聚,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6、通过合理布局,加强企业间的协作配合,促进产业分工、产业链的完善。
(二)特色工业园的特点。与八十年代初兴起的开发区有很大区别。特色工业园区是以区域特色经济为基础、以企业优势为主导、促进现代产业分工协作的专业化产区,而高新技术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指经国家或当地政府批准,由开发城市兴办,通过特殊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相对独立的经济技术区域。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工业园区内部的企业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如生产的关系、市场的关系或社会的关系等。生产者之间有着精细的分工协作机制,集聚企业之间的融合度、信息关系、创新关系也是它的主要特点。而开发区内部的企业普遍缺乏这样一种联系。由企业集群与特色工业园区的分析可以看出,建设特色工业园区就是依据地方已有经济特色,培养内生增长型的企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建设特色工业园区的核心是引导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并帮助企业强化自己的资源筹措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服务贸易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行业领域不断拓展,经济总量有所提高。面临国际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上海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为指导方针,在加快货物贸易发展的同时,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水平,不断提升上海的竞争力和辐射力。香港作为国际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不仅货物贸易发达,而且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量较大。CEPA的实施也将为上海发展服务贸易带来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趋势下,很多人提出要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其实比较分析沪港两地的发展模式之后,上海与香港在服务贸易的延展上各有千秋,产业布局上也是既有梯度,又能互补。本文通过比较沪港两地服务贸易发展的情况,以香港有益的经验为借鉴,提出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战略构思。
区位经济特征及城市定位比较
(一)港——对外依附,非独立的经济结构
香港土地总面积1098平方公里,总人口接近700万。香港位于太平洋地区海、空交通要冲,北依内地珠江三角洲,是个典型的港口城市。香港是亚太航运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香港交通发达,京九铁路、广九铁路直达九龙车站,将香港和内地直接连通;区内地铁、轻铁贯穿南北,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连成一片。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港构成香港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是我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枢纽。但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香港一直以来都以服务业作为经济的支柱。而良好的区位优势则使香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集聚地。
从近几年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来看,主要是离岸贸易发展增值商贸服务模式。在香港服务输出各主要服务组别当中,“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组别最为重要。2003年,该组别中的89.5%是与离岸贸易(即“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有关。香港这种以离岸买卖货品的形式对外输出服务的方式,将各类商贸支持服务进行整合,促使提供高增值服务的贸易商发展。基于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强大的服务业与低税率自由贸易政策,加上法律制度健全,熟悉内地和海外市场的香港贸易商可以在服务贸易中提供包括授权、、认证、设计、技术支持、融资等一系列商贸活动。这种转变单纯的以货物运输传统的港口服务贸易模式,为基于离岸贸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贸服务的服务贸易模式,使香港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采购中心。
(二)沪——对外辐射,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我国最大的经贸中心,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我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是我国的工业重镇,门类最齐全,工业总产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上海,目前,上海正处在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只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区位优势仍是明显的,具体体现在:地理位置优越,上海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位于长江入海口、我国海岸线中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龙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支撑腹地广阔,上海拥有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广阔支撑腹地,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也可视作其腹地,这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国际区位优势突出,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太地区正在形成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经济长廊,上海正好位于其中心部位,而且在该经济长廊的诸大城市之中,上海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教育,市场容量最大,商业机会最多。
产业结构形成轨迹比较
(一)港——顺势而为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香港产业结构的演进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不但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不明确,各个时期各类产业各个行业调整的主线也不清晰,处于自发的变动状态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的浪潮,但香港却显得“漫不经心”或“力不从心”。香港政府仍然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无论对于主导产业或发展产业,还是衰退产业,都一律实行平等的财税政策,对那些急需扶植的高技术行业,也仍然以“量入为出”的原则行事,乃至于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甚至从没有动用财政拨款去支持科技开发。
(二)沪——政府作用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比重像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提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实践之后,上海发觉自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于是,上海决定将产业重心向第二产业回归。过去“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已转变为目前的“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
2004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公布《2004年上海产业发展报告》,将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战略观点、战略重点、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公布于众,目的为引导投资和企业决策。其中“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以电气行业和船舶行业重组为突破口,形成一批投资主体多元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装备集团”的发展思路赫然列在其中。上海的十一五规划中,社会投资总量为1.5万亿至2万亿,而投资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制造业基地。“先进制造业”被定位为上海新经济增长点。
进入2005年以来,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变化:上半年服务业增长率上升到9.6%;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制造业利用外资,说明经济驱动发生变化,服务业迎来发展机遇;上海经济亮点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可归入生产者服务业;从服务业产业结构来看,出现了多个新亮点,如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也开始形成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服务业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产业聚集区、聚集带,一些市郊的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变;服务贸易势头不错,上海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8.2%。这些变化清晰地表明上海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产业架构、新增长点和发展趋势,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选择。
从一系列上海政府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在不断调整发展方向,从一开始的“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一度转变为“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再转变为目前的“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政府实施政策导向,而非企业自主、自发的要求推进
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以上海在发展了一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来拉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因此,上海在对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上,还有一个认识、摸索和调整的过程。
服务贸易发展制约因素比较
(一)港——基础薄弱
香港服务业相对膨胀,其它产业相对萎缩,使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了某些失衡状态。1997年金融危机后,香港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的衰退,使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滑,由1998年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全球第3位下降为2004年的14位。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陷入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可归结为: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内地南部以降低成本和开拓国内市场,在香港重点发展服务业,结果使当时在香港的制造业工人,由90万人减少到25万人,而香港企业在内地雇用人员则多达500万。
制造业的北移,虽然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却造成两种负面结果:一是使香港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不仅损害了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和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因香港产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缺乏根基而危害了服务业本身。二是内地制造业丰厚的经营利润使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同时香港又奉行对经济的“不干涉”政策以及不重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使香港制造业升级和经济调整缓慢,整个经济更加依赖服务业,尤其是地产业和金融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应以第
一、二产业为基础和前提,一旦服务业失去了服务对象,就会变成无本之末,表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而以提供境外服务为主的服务业更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和影响。
(二)沪——体制、人才制约
上海部分服务贸易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虽有一定浮动但基本在国家行政管理控制之下。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较多,通信、铁路和航空运输等,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提升自身竞争力。另外,相对制造业而言,上海服务贸易的开放时间较晚,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不足。但随着我国相继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的实施,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服务贸易部门逐渐开放,将有助于我国的服务贸易企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打破部分行业垄断局面,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潜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法律法规不尽完善也制约上海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中国大陆没有制定涉及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规章和文件来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规范。这些规章和文件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影响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制约了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在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有所改观,但总体来看仍有待完善,需做进一步的努力。
专业人才缺乏是上海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近年来,沪上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快,但会计师、精算师、律师等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仍然比较缺乏,这也直接导致上海在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这些行业是当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领域。上海要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首先要加快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比较
对于一个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比较优势都具有相当的外部性,而产业驱动机制则具有内生性,这其实也是沪港两个城市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动力。研究表明,如果要寻求上海和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最根本的不同点,研究驱动机制的不同点是最主要的。
(一)港——知识驱动
知识型服务业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知识型服务业是指主要依赖于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公司和组织,为社会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由生产型知识服务业和消费型知识服务业所构成。其中生产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会计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研发服务、通信服务、建筑设计服务、技术工程服务、物流服务等;消费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房地产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出版和媒体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环境服务等。
香港近期以来走的就是知识经济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香港的主要功能已开始转到“知识引进”和“知识传播”上来,而知识型服务业正是实现这些功能的载体。香港早就明确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建立“知识型城市”城市发展战略。截止2002年,香港服务业已占GDP的86%,并同时提出了要把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的构想。可以说,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是当前衡量香港经济活力和竞争力高低的主要指标。
(二)沪——生产驱动
上海具备生产业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上海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发展生产业的要求。上海确立的建设国际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其中金融、贸易、航运三个中心均属于生产业的领域,主体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的。与香港相比,上海发展生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以生产业为主的驱动模式,是由上海特有的产业基础所决定的,国际产业的全球转移又为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优势和机遇在前文所述整合效应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上海区别于香港服务贸易战略发展模式。
沪港服务贸易合作的动力和意义
通过对沪港各自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地在服务贸易发展上各具特点、优劣并存。总体而言,香港服务贸易更发达、服务水平更高、市场制度更健全、更符合国际标准,在金融、银行、保险、法律、会展、影视、广告、物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但是香港目前却面临着服务市场窄小、发展空间有限、且营运成本高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上海经济已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具有区域性金融、贸易、制造中心的功能,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这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乘数效应将带动现代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为香港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可带动香港经济发展。上海服务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已达到50.95%,但其服务层次、服务范围以及服务品种都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上海可借助香港在现代金融、商业、物流以及服务中心的优势,加快整体软件建设,以促进发展。
[关键词]“孵化-加速”体系;技术创新;新兴海洋产业;创新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1—0123—04
纵观世界近代史,大国之崛起无不从陆地走向海洋。我国现代化进程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突破资源要素限制、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开发蓝色国土等多重战略作用。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进入高速大发展轨道;同时,也意味着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结构优化、品质提升的现实使命。
目前,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主要涵盖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海洋装备业、深海产业等领域。实践中,我国新兴海洋产业占整个海洋经济的比例尚小,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小、产业化水平低等问题非常突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尤其是迅速规模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成为海洋新兴产业加速成长与成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海洋科技创新是新兴海洋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海洋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构建和完善海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提高创新资源利用率,加速新兴海洋产业成长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孵化-加速”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技术创新效率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要素,促进技术创新、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实现经济发展转型成为政府的重要行动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最终要着力于技术创新活动。因此,为技术创新活动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孵化”和“加速”服务便包涵着内在的现实需求。具体而言,为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孵化-加速”体系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支撑。
(一)当代技术创新的内在属性需要“孵化-加速”体系
全球技术创新图景的新变化要求更具效率和竞争力的创新服务体系。跨区域、跨行业聚集创新要素,提高创新资源的匹配度、集聚效率和利用效率成为获得技术创新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随着技术创新活动的深入发展,创新复杂性大幅增长,创新难度和创新风险日益攀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技术创新的新格局下,切萨布鲁夫提出开放式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可以且应当利用外在资源进行创新活动。这为创新服务体系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为契合的理论支持,也成为创新实践中探索“孵化-加速”体系的理论渊源之一。
(二)新兴产业竞争的本质特征要求“孵化-加速”服务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产业发展的竞争尤为激烈,因为通过技术创新率先推动新兴产业成熟的区域经济主体能够借此占据产业高地、把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从而获得超额创新利润。技术创新竞争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依赖技术创新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其竞争格局具有浓重的产业爆发力和产业成长速度的特征。从区域发展主体的视角观察,新兴产业具有典型的速度经济特征,即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产业化并走向成熟,优先取得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即可获得产业发展的各种优势。因此,区域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活动参与者都需要加快孵化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以此加速新兴产业成熟。鉴于此,一种致力于提供孵化和加速服务的创新服务体系成为现实需求,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三)企业成长理论及其相关研究为“孵化-加速”体系搜寻适合的服务对象与合理的作用周期提供了理论指导
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彭罗斯认为,企业成长主要取决于能否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而且这些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不仅指企业内部资源,更重要的是企业外部资源。已有研究文献表明,具有较好社会网络、能够利用外在资源的中小企业具有较好的发展绩效。进一步来看,彭罗斯认为管理型资源的积累与扩张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限制因素。管理学大师爱迪斯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等10个周期,并针对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提出发展对策,这些研究为“孵化-加速”体系的作用周期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正是基于企业成长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和现代企业发展实践,“孵化-加速”体系可以瞄准特定的企业群体和生命周期进行各种有益的增值和助推服务。
(四)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理论演化与实践发展表明,技术创新领域的“孵化-加速”体系具有理论自洽性和现实可行性
孵化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时值美国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尽快摆脱经济低迷格局,极具创造性的商界催生出企业孵化器这种商业服务模式,培育和帮助新创企业发展。此后,孵化器呈现出燎原之势,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展,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利器。此后,孵化器理论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逐渐演化出更深层次的理论脉络;其企业孵化实践也逐步向更高层次的企业加速服务发展。20世纪末,企业加速器又在美国率先诞生,成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重要新成员;与之相关的理论探索紧随而至。Price认为,企业加速器与企业孵化器服务于不同的企业类型和成长阶段,企业加速器为具有良好业务前景和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加速服务,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此后,Hannon从理论上提出孵化器的三种功能角色,即萌芽器、孵化器和加速器。这种划分方法传承和发展了企业孵化器理论,为将企业孵化服务向纵深扩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如果说企业孵化器是在经济衰败时期为了促进新创企业诞生并提高其存活率,那么企业加速器则是在技术创新竞争加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速的时代背景下加快产业成长。沿着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理论思路,结合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经验,构建更高级别“孵化-加速”创新服务体系的理念便成为水到渠成的逻辑结果。
二、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内涵与目标功能
新兴海洋产业发展依赖海洋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与技术创新服务密不可分,需要完善、高效的创新服务体系支撑。实践中,面临我国新兴海洋经济比重偏低、海洋产业结构亟待提升的局面,打造专门化的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创新服务体系,借此提高技术创新绩效、加速新兴海洋产业成熟成为必要的现实选择,也理应成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为了确保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发挥应有作用,需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和目标功能,并据此设计相应的体系架构。这里根据技术创新及其服务体系理论,结合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特征,试图从理论上厘清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内涵与目标功能,为构建该体系确定合理边界和行动指引。
(一)内涵透视
分析和阐释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内涵,有助于清晰把握其核心属性。
1.专门化的服务体系。技术创新及其服务活动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沿着提高专业分工效率的主线加速演化,分化出专门化的技术创新行为和日益专业化的技术创新服务行为。海洋新兴产业“孵化-加速”体系作为技术创新服务的参与主体,自身就裹挟着专业分工效率的内在动因,这是准确把握该体系属性的首要因素。
“孵化-加速”体系作为专门化的创新服务主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体系的服务对象具有特定性,即致力于加快海洋高新技术转化、推动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凸显这种专门目标,是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区别于其他经济服务体系的标志,也是该体系借助专业化分工效率获得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二是“孵化-加速”体系服务内容的专门化。作为高端生产业,应该提供其他技术、经济服务体系所未能供给或供给不足、不优的服务内容,从而实现差异化服务供给,进一步释放和发挥专业分工效率。据此,紧扣海洋新兴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专门性,既能凸显优势,又能提升专业效率。
2.鲜明的有机集成创新特征。新兴海洋产业“孵化一加速”体系应注重集聚和利用现有技术创新服务资源,具有鲜明的集成创新特征。“孵化-加速”体系的集成创新具有两层涵义:一方面,该体系要集聚各种资源要素;另一方面,要集聚各类主体要素。在资源要素方面,“孵化-加速”体系应当涵盖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关键需求,如高新技术开发、金融资本、科技人才、管理咨询等等。在主体要素方面,“孵化-加速”体系应致力于囊括或联络广泛的技术创新活动参与主体,形成规模庞大的合作共生技术经济体系。从本质上看,资源要素集聚和主体集聚具有同构性,因为资源要素最终要通过组织主体来承载和转移。
简单、机械的资源积累,并不能直接创造出高效率的技术经济服务体系。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人为打造的创新基地往往经历漫长的成长期,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外力干预下的资源积累在形成有机共生系统之前需要一个较长的演化周期。在自然界,人造林生态系统的生存能力总是不如自然演化生长而成的原始林生态系统,究其原因在于人造系统内各主体间的有机共生联系有待加强。自然界的原理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维路径,实践中,人为打造的科技创新基地在综合创新绩效上很难达到美国硅谷的水平即是很好的例证。所谓道法自然,人为打造的技术创新系统应致力于提升和加强内部的有机联系。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海洋新兴“孵化-加速”体系是一个有机的集成创新系统,这是构建该体系成败之要点。
(二)目标功能分析
在技术创新日趋复杂、新兴产业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倚重和依赖创新服务体系,并与之形成相互渗透的螺旋式进化系统。单个的创新服务组织难以承载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服务需求,体系化的创新服务主体将能释放出更强的驱动力和竞争力。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创新服务体系具有多层次的目标功能,有助于加快海洋产业的创新发展。
1.高效整合与开发创新资源,升级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多方面的资源要素,创新资源整合效率成为决定区域技术创新竞争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资源整合有助于盘活存量资源要素,开发新型资源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将充分挖掘区域内、行业内的存量创新资源,促进资源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打造创新共生系统,最终实现高效率的创新资源整合效果,提高区域创新资源效率。当既有的技术创新资源难以满足创新需求和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时,开发新型资源和资源主体就成为“孵化-加速”体系的目标功能。技术、经济服务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种资源的短缺与不足都将导致整体功能的孱弱,引起技术、经济资源的流转产生阻滞。构建“孵化-加速”体系将主动识别和弥补资源、服务的短缺,及时夯实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短板”,使创新服务链条更加完善与健康,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
2.快速搜寻与供给核心资源,加快创新进程与新兴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涉及资源搜寻、供给与交易问题。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导致珍贵的技术创新资源闲置或不合理配置、创新活力不足。首先,海洋产业升级迫切需要高新海洋技术及其商品化、社会化。“孵化-加速”体系通过高效率整合与开发技术创新资源,将大幅度解决技术与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降低技术与服务的交易成本,从而繁荣新兴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其次,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为创新主体快速提供核心资源,有助于加快创新进程,促进新型海洋科技企业成长。最后,“孵化-加速”体系为新兴海洋产业提供规模化的创新服务资源,加速新兴产业成熟,助力海洋经济区域抢占新兴产业高地,谋求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三、构建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对策
当前,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加剧,成为新一轮国际分工的主要竞争阵地,其中包括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领域与新兴海洋产业紧密相关。加快构建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契合时展需要,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紧迫性。实践中,已有地区尝试实践类似的“孵化-加速”体系。例如,成都市从2013年起将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中试基地)”企业孵化培育网络体系。基于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理论基础,把握“孵化-加速”体系专门化服务体系和有机集成创新的内涵特征,围绕体系的目标功能,结合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提出构建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4条对策建议:
(一)确立重点发展和扶持的新兴海洋产业领域,围绕这些领域构建“孵化-加速”体系
明确海洋新兴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的专业化服务系统属性,瞄准专门的行业进行加速服务。新兴海洋产业涵盖面广泛,行业之间技术差异、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差异巨大,“孵化-加速”体系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贯彻专业分工效率原则,围绕特定行业展开服务。建议海洋经济发展区应根据资源禀赋、自然地理条件、科教优势领域和产业基础等要素,确立本地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发展方向,并据此构建“孵化-加速”体系。
(二)围绕技术创新活动关键环节与核心创新服务组织构建“孵化-加速”体系
技术创新活动包括系列行动环节,不同阶段和环节需要不同的创新服务。“孵化-加速”体系应涵盖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行动环节,并特别关注技术创新主体的瓶颈环节和区域创新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创新服务组织是“孵化-加速”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该体系应囊括当前技术创新服务市场上的核心创新服务组织,并及时吸纳新型创新服务组织。科技园区是综合性创新服务主体,具有功能强大、影响力广、集聚力强的特点。建议以海洋科技园为核心节点,吸收其他既存的创新服务组织,建设必需且短缺的创新服务主体。在海洋科技园区内建设海洋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并实现企业孵化器与企业加速器的耦合对接,提供“孵化-加速”一体化服务。
(三)完善并强化创新服务合作网络
“孵化-加速”体系是加快海洋科技创新、助推新兴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服务系统,但绝非是唯一的服务体系。期望“孵化-加速”体系提供全部的创新服务,既不符合学理,也无法实现。因此,“孵化-加速”体系应当保持开放性,注重与其他服务主体、服务网络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完善创新服务网络。如关于海洋科技情报信息系统的建设,就有助于完善创新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孵化-加速”体系要加强与创新驿站、风险投资机构、科研院所等其他创新服务系统和组织的合作。
(四)制定“孵化-加速”体系建设规划,出台金融、财税和人才等方面的区域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创新资源集聚
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需要多主体、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共同参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鼓励社会主体参与、给参与者以合理的发展预期,建议海洋经济区地方政府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建设规划。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创新服务主体参与;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吸引海洋产业投资者和建设者,有利于形成优良的新兴海洋产业资源集聚区。新兴海洋产业“孵化-加速”体系离不开公共政策的支持和保障,尤其处于建设阶段、尚不成熟的“孵化-加速”体系,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和引导来集聚优质技术创新资源。因此,海洋经济区应制定合宜的金融、财税和人才等方面的区域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技术创新要素汇集。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品牌战略整合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企业集群与企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企业集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代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它可以有效地促进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通过企业间频繁的交往合作、政府对共同技术研究的支持、中介机构对科技信息的及时传递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参与,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解决由产业同构化所带来的恶性竞争,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1]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而一个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产业链经过长期发展,竞争力强的企业通常采取集群的方式组织生产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从近几年企业发展状况和经营模式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企业集群方式的地区,竞争力显著强于其他地区,并且出现了其他地区企业向企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而没有形成企业集群的地方,或者缺乏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又迅速衰落下来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企业集群与企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2]
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3]在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里,集群内的企业通过资源互补、相互交流与合作,产生聚集效应,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从而实现区域乃至全省、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在环鄱阳湖相关的城市企业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集群,企业竞争力偏弱,因而,培育企业集群,通过这一现代工业组织模式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其实现现代工业化的必然选择;而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对任何企业来说树立品牌意识打造强势品牌,已成为企业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相对于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企业集群而言,企业集群的影响力和品牌的知名度都不够高,缺乏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为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长效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打造品牌、进行品牌战略整合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品牌引导消费,为企业集群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圈的发展进而带动江西经济的全面发展。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及策略
1.1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包括了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等周边城市,有着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工业基础发展较好,是江西省产业、人才最为密集的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形成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具有极好的自然和生态优势,有很好的产业发展潜力。目前,经济圈依托大企业,构筑有机硅、铜、钢铁、光学、电子等支柱产业基地,形成区域“工业脊梁”:以南昌为中心建立了光电产业基地,以新余为中心重点发展高性能且资源高效利用的高纯硅材料、太阳能电池组件与发电系统、兆瓦级以上风电设备和螺杆膨胀发电机组等项目的新能源产业基地,以樟树为中心依托南昌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樟树自身的中药产业传统优势发展生物产业基地,以鹰潭为中心、以江铜集团为龙头大力发展铜冶炼及精深加工产业基地,以九江为中心实施九江石化油品质量升级工程适时实施炼油及化工产业基地,以景德镇为中心重点建设南昌航空工业城等等。总体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圈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为一体,逐步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产业优势,可以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圈的提出,为环鄱阳湖城市地域经济的发展、文化精神的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然而,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处在发展初期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存在着中心城市经济薄弱影响力小、产业层次低、劳动力资源缺失、缺乏大企业支撑、缺少名牌优势企业群、产业链延伸缓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缺乏完善、系统的企业集群,企业间相互孤立,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相互沟通的内部聚集,难以发挥企业各自的优势。笔者认为,对该地区的企业及企业集群展开全面的市场调研,进行翔实的品牌战略整合与规划,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品牌引导将是改变目前存在问题现状的重要手段和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区域品牌的优势力量。
1.2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策略
就企业发展之根本而言,品牌建设落后就意味着营销落后,就意味着企业毫无竞争力可言,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区域品牌的建设,将对经济圈经济的全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将全面提升品牌内涵、品牌文化和品牌知名度,从而有效提高集群内各产业链的收益。本文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品牌战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强化品牌意识,提升企业集群的整体形象。一方面,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企业集群内企业家的品牌意识,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战略眼光,使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品牌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让每个员工了解品牌,品牌的内容不应只局限高层等核心团队,企业的每个环节部门都应该深入了解其品牌的核心内容精神,加强内部团队的品牌意识,这些是企业品牌建设的根基,也是品牌整合的重要目标所在;再次,全面导入CIS战略,对企业管理系统、生产系统、办公系统及营销、广告、包装等品牌形象形成统一规范和系统设计,形成企业识别的个性化、标准化,通过一体化的符号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归属性,强化企业在公众消费群体心目中的口碑。真正做到以品牌效应促进企业集群的长效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全面提高企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
(2)确定品牌目标,建立主品牌与子品牌之间的关联。在企业的品牌系统中,首先要明确每个品牌的角色定位,这就需要对品牌系统中的品牌进行有效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创建和优化企业主品牌。企业的主品牌是品牌系统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的体现,企业主品牌的确立应根据品牌的市场前景和消费者认知度以及品牌的涵盖性对所有品牌进行科学评价确定。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主品牌与子品牌之间的关系,主品牌和子品牌保持密切的关联有助于发挥品牌的协同效应,并提高推广的成功率。
(3)注重把握品牌的差异化特征。将产品的核心优势或个性差异转化为品牌,以满足不同目标消费者的需求。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差异化特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形象,然后以一种始终如一的形式将品牌的差异与消费者的心理需要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将品牌定位信息准确传达给消费者,并能够在潜在消费者心中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
2 企业集群引入品牌战略的意义
面对日益更新的市场营销环境和不断调整的战略模式,中国企业要想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舞台上获得长足的发展,只有将品牌战略与各种营销、传播模式进行整合,才能够赢得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集群是鄱阳湖经济圈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而有效进行资源调整和创造出高额利润的品牌战略整合是其实现现代工业集群的关键和核心力量。[4]尤其是国际品牌的进驻,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建立区域产品品牌的到来,笔者认为,把鄱阳湖经济圈企业集群和品牌战略整合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提高资源效用,提升企业集群的竞争力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初期,由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企业组织分散,市场力量薄弱,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培育企业集群,采用辐射发展的模式、开展现有的资源整合是带动整个鄱阳湖经济圈发展的关键。发挥自身优势,使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产品形象,在市场上形成良好的品牌印象和口碑,打造九江区域品牌,提升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通过有效地品牌整合,使品牌形象能够在品牌传递的各个环节中最大化得到统一展现,品牌价值得到最大化传递,能更好地使品牌的创造活动以及传播活动以一种系统化、标准化、统一化方式协调运作,最大程度上节省品牌资源,最终有利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战略。
2.2 持续品牌效应,促进企业集群的品牌国际化
品牌文化是品牌的灵魂,它是塑造品牌个性、展示品牌内涵的体现,在战略整合中,我们要善于把握鄱阳湖自身的深厚文化积淀,它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湖,仅次于青海湖,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整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包括38个县市区相关企业各个层面的资源,打造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国际化民族品牌,使其品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研究满足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品牌优势,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塑造鲜明、良好的企业形象,强化企业的存在价值、增进内部团结和凝聚力,达到使社会公众明确企业的主体个性和同一性的目的,增强市场竞争,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同时也有利于打造全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圈企业联盟的品牌。
在实践中,通过对鄱阳湖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合,准确把握主体信息,塑造出独特的视觉品牌个性,是现阶段经济圈建设的主要任务,需要全面策划、整合品牌资源,实现品牌诉求、品牌目标、品牌战略、品牌形象、品牌理念等的全面统一和协调,通过品牌的整体传播、视觉形象的全面统一,快速实现品牌传播效应的最大化和有效性,促进品牌的持续发展。
3 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品牌战略整合一方面有助于发挥企业集群的优势效应,实现企业的高度集聚,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打破区域观念,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品牌战略的地实施,有助于传播与传递品牌价值,提高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提升企业集群的品牌知名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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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崔仑.辽宁中部城市群发挥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效应提升产业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研究[EB/OL].http:∥,2009.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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