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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规模经济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2.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则意味着对多产品进行共同生产相对于单独生产的经济性,是指一个厂商由于生产多种产品而对有关生产要素共同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
3.小结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钱德勒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而由它们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性,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领域。但在现实中,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一般都比定义上的要复杂。
旅游经济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适度规模的经营,加之以科学的规划管理,同样也能为旅游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一)规模经济
1.内容
规模经济包括部门规模经济、城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在西方经济学里,规模经济主要用来研究企业经济。但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范畴,规模经济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它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各个层次的经济规模。
2.原因
专业化。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始,人们认识到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分工也必然是更详细的。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高效率;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等,提高运输、订购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加强价格谈判上的强势地位。
3.主要类型
规模内部经济。指一经济实体在规模变化时由自己内部所引起的收益增加;规模外部经济。指整个行业(生产部门)规模变化而使个别经济实体的收益增加。如行业规模扩大后,可降低整个行业内各公司、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之获得相应收益;规模结构经济。各种不同规模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和配比,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经济:企业规模结构、经济联合体规模结构、城乡规模结构等。
4.优势
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通过大量购入原材料,而使单位购入成本下降;有利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精简;有利于新产品开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5.制约因素
自然条件,比如,石油储量决定油田规模;物质技术装备,如化工设备和装置能力影响化工企业的规模;社会经济条件,如资金、市场、劳力、运输、专业化协作对企业规模有影响;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等。
6.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途径
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
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
企业的规模经济除了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以外,还受到企业的管理能力、财务实力、市场营销等能力的制约。很简单,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那么过大的规模只会造成管理混乱而降低效益;营销渠道不够多,过大的规模就会造成产品积压;研发能力差,再大的规模、再多的产品也提供不了更强的发展后劲,反而造成过高的退出成本;财务实力差,资金短缺,正如人会贫血一样,规模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企业的贫血;正像木桶中的水容量只取决于长度最短的那一根木板一样,企业的效率也取决于效率最差的那一环节。所以,企业在购并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谨慎地进行决策。
(二)范围经济
1.内容
由于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的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供应者,从而使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
与规模经济不同,它通常是企业或生产单位从生产或提供某种系列产品(与大量生产同一产品不同)的单位成本中获得节省。而这种节约来自分销、研究与开发和服务中心(像财会、公关)等部门。范围经济一般成为企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战略的理论依据。范围经济是研究经济组织的生产或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关系的一个基本范畴。
2.原因
投入要素具有多种使用价值;管理者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发挥;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
3.竞争优势
生产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差异化优势,指企业提品的多样性,包括产品的质量、功能、外观、品种、规格及提供的服务等,这种多样性能使消费者认同该产品并区别于其他企业提供的类似产品;市场营销优势,范围经济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体现了企业在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的竞争能力。同时又能在内部建立的营销平台上,利用原有的渠道销售多种产品,还能更好地利用企业已经形成的品牌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对跟进者形成巨大的进入障碍;技术创新优势,范围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导致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抵御风险的优势,在成本、差异化、市场营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应用
规模经济是与比较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范围经济是与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波特的发现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关注点在生产要素,在禀赋。也就是 “天生”的资源。竞争优势,除了取决于生产要素外,更取决于企业外部的需求、相关产业、战略等综合因素。比较优势强调的是企业向内部生产生素要效益的单打独斗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竞争优势强调的是向外借用资源的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方式。
尽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各自明确的定义,但实际上范围经济也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所不同的是范围经济中的产品是多样化,而规模经济较为单一,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则都是投资增加引起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结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之处,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理应用在不同的地方。
要解决旅游企业小、散、乱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1.要在旅游企业外部运用规模经济,发挥企业比较优势。通过购买或合并来扩大旅游企业规模,在一定范围上使企业达到规模经济,降低一系列成本,比如购买设备的成本、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加大宣传力度的成本等,使企业在运营上更专业化,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规模经济 网络经济 范围经济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范围经济则意味着对多产品进行共同生产相对于单独生产的经济性,是指一个厂商由于生产多种产品而对有关生产要素共同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由它们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性与否,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领域。
1.问题产生
西方经济学家利用成本函数对运输企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进行过测算,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卡福斯等将运输成本函数应用于铁路企业规模的研究上,得出铁路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的结论对运输业规模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尚未弄清运输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特殊表现,以及未能在它们与运输业的各种网络经济特点之间建立起应有的联系,是导致有关研究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认真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微观经济学用来分析一般厂商或产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的方法,不能直接和简单地套用在运输领域。
2.道路运输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运输活动无疑存在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现象,但由于运输业网络特性和运输产品本身及其计量方式的复杂性,使得对运输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把握变得十分困难(对经济学来说,凡是描述和计量比较困难的商品,其分析的难度也往往大为增加)。作为运输产品的每一个客货位移都具有不同运输对象、不同运距和起迄点或不同运输时间等特征,而运输产品的计量单位是把重量和距离复合在一起的吨公里(或人公里),当对运输产品进行加总时,上述特征会被抽象掉,因此运输产品的总计中往往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运输产品。而运输生产过程又要分别体现在可移动的载运设备和作为运输基础设施的固定网络、线路及各个节点上面,故运输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1)运输是地理空间上的活动,运输网络在空间幅员上的规模越大,线路越长,网点越多,其服务覆盖的区域范围就越大,因此从运输网络的幅员大小看,可以考察运输企业是否具有管辖线路越长或网络覆盖区域越大,单位运输成本越低的效果。
(2)从运输线路的通过密度上看,可以考察具体运输线路上是否具有运输量越大就导致该线路的单位运输成本越低的效果。
(3)从单个运输设备的载运能力(如列车牵引重量、车厢容积、飞机客座数或轮船载重吨位等)上看,则可以考察是否具有载运能力越大,其单位运输成本就越低的效果。
(4)从运输企业拥有车(船、机)队中车辆数的多少,可以考察是否车队的规模越大,经营效率越高或单位运输成本越低。例如机队的规模既与在航线上所能提供的服务频率有关,又与保持合理的维修队伍及合理的零部件数量有关,有数据说在只有一架客机单独使用时所需储备的零部件数量相当机价值的50%,而当拥有10架相同客机时所需要储备的零部件数量仅相当机总价值的10%。我全国目前拥有500余架民用客机,分别属于数十家航空公司,飞机总数还不如国外一家大公司拥有的数量,因此每一家公司的机队都很难达到应有的合理规模。
(5)由于客货发送量越来越大,而且存在大量同种运输方式内部或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中转、换装、联运、编解和配载等问题,交通网络内港站或枢纽(包括车站、港口、机场、配载中心以及它们的结合体等)与相关线路或相关运输方式的能力协调变得十分重要;枢纽的能力必须与整个网络相协调,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枢纽决定或限制了网络系统的整体能力;反过来说,枢纽的规模和能力也是其所在运输网络发达水平的标志。
(6)还可以从运输距离角度考察是否具有单位运输成本会随着运距的不断延长而下降的效果。运输经济中一直有所谓“递远递减”的规律,特别是终点成本所占比例较高的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这一特点更为明显。
运输业范围经济的存在使得其规模经济概念的把握更加困难。前面已经提到运输产品及其计量上的复杂性,此外在通常情况下,运输基础设施特别是运行线路往往需要客货运混用,例如铁路客货运公司利用同一个铁路网络,同时提供客货运服务并生产出多种客运和货运产品,一般要比分别建立两个各自拥有客货运专线的铁路公司分别进行客货运的成本要低。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同一运输线路上被运送,甚至就在同一部载运工具上的旅客和货物,也会对应着很多不同的运输产品。因此运输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存在范围经济的,产生范围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设施和设备的共同使用可更充分地发挥效率,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如果不考虑运输服务质量上的差别,对运输产品可以根据客货运、货运中的不同货种、同类货物但起迄点不同以及不同的运送时间等进行分类,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个特定的位移都是一个特殊的运输产品。运输业就是这样一个提供极端多样化产品的特殊行业,同样的运输位移可以由不同的运输行业(即不同运输方式)分别提供,而每一个运输行业和运输企业往往又都面对着不同的运输市场。
3.运输业的网络经济
道路运输业是网络型基础产业。运输业(或运输活动)的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网络上运输总产出的扩大,平均运输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内容。运输业的范围经济,是指与分别生产每一种运输产品相比较,共同生产多种运输产品的平均成本可以更低,这可以是指某一运输企业的情况,也可以是指某一运输网络或网络某一部分(如线路、节点、车辆和车队等)的情况。
[关键词]房地产证券化;支撑原理;梳理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5―0066-04
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项复杂的金融创新活动,牵涉的面很广,涉及的理论也很多,一般认为,以下五种理论与房地产证券化的联系比较密切。
一、风险分散理论
风险分散是金融活动创新的原动力。最有代表性的风险分散理论是马科维茨(Harry・M・Markowitz)的MM理论和威廉・夏普(Willian・E・Sharpe)的CAPM理论,这种思想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之一。风险分散理论是从研究风险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开始的,该理论认为:(1)绝大部分资产是风险资产,其收益是不确定的,因而应该把风险资产的收益视作随机变量,并运用期望收益作为衡量某种风险资产收益的标准,并用方差来衡量获得收益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2)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应该分为两大部分: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仅与投资组合中的各种风险资产的方差项相关的风险,系统风险是指由投资组合中的各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关性所带来的风险。(3)在充分考虑各种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关性的前提下,运用概率知识可以得到,只要资产组合分散良好,资产组合的非系统风险趋于零,系统风险就趋于稳定。虽然风险分散理论的思想产生于研究投资组合与其风险关系的过程中,但这种思想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能够运用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某些方面。
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风险分散是其原动力。无论是抵押债权证券化还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其成功运行都需要比较稳定的收益流基础。但在当前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资产收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抵押债权证券化来说,对于单个贷款而言,其现金流量是不确定的,因此,单个贷款的风险比较大。但是从银行抵押贷款的现金收入流来考虑,其本息偿还分摊于整个贷款存活期,根据大数定律,如果将大批量、标准化、流动性差的资产进行组合,只要同质的抵押债权资产数目达到足够大,便可以预测出本息的违约率与本金的提前偿还率等风险,从而可以根据组合资产的运动规律预测其现金流。对于一组抵押贷款而言,尽管整个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合中每一贷款现金流量的特征,但由于大数定律的作用,整个组合的现金流量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尽管预测单个贷款的可能结果是不现实的,但人们能够基于历史数据对整个组合的现金流量的平均数有一个可信的估计。投资权益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也是一样,要形成一个稳定的收益流,风险分散是选择投资组合的一个基本目的。所以说,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而出现,是基于风险分散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分工理论
经济学界对分工理论的研究源自于亚当・斯密(Yadang・Simy),后来经过马歇尔(Marshal)、杨小凯等学者的补充已基本成熟。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的演进、生产率进步和分工演进有密切的关系,分工经济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专业化的发展和交易效率的水平是社会发展中互相制约的两难约束。
斯密的分工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促进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进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2)分工有利于促进社会普遍富裕。从整体上来看,分工越发展,就业容量就越大,因此分工在根本上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普遍富裕。(3)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认为,尽管分工是发展劳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分工程度绝不是人的主观随意选择的结果,要受到市场范围即市场购买力大小的限制。(4)货币起源于分工的发展。一旦有了分工,一个人只能解决自己需要的少部分,而绝大部分的需要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满足。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货币正是一种减少交易困难、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5)资本是实现分工所创造的新生产力的物质条件。斯密认为,当分工进步时,即使雇工人数不变,由于工人劳动生产力因分工而提高,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更大,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生产资料会按更大比例增加,这时,必须预先储备的生产资料就要比没有分工进步时多得多。另一方面,一个行业分工越进步,就业人数就越多,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就业人数增加同样也需要增加储备的生产资料。
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他以代表性企业为对象,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上,分析了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1)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马歇尔把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等不同生产要素在报酬递减或递增中的作用分解,认为土地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的作用即劳动、资本和组织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只要人类的作用强于自然的作用,生产者就可获得报酬递增;否则,只能得到报酬递减;若两者相等,则呈现报酬不变倾向。(2)组织与报酬递增。在人类的作用中,马歇尔特别重视组织对报酬递增的积极意义,也就是分工的作用。因为分工总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他认为,组织的改进,通过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两条途径,可使生产获得报酬递增。
以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的“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人手,导出需求和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分析不但包括资源分配问题,也包括经济织织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如下特点:每个决策者既可以成为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消费者;每个决策者既可以进入要素市场,也可以进入产品市场;厂商或企业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在一定专业化和分工格局的条件下内生决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基于以“角点解”为基础的“超边际分析”,在角点之间进行的总效益费用分析,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专业化决策问题必须求角点解,不仅可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更能解决分工组织结构问题。@
实际上,在斯密的分工思想及其之后的经济学家对分工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可以捕捉到分工尤其是金融分工对金融发展的关系和作用,如斯密关于货币出现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关系的猜想,马歇尔对于组织与报酬递增以及杨小凯等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等等。尽管古典发展经济学所提到的分工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我们仍然可以把古典发展经
济学及其之后的理论中涉及货币、资本与金融的研究归纳到金融分工中来。因此,斯密关于分工的思想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对于金融领域同样适用,他所揭示的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斯密分工思想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机制,他认为分工(社会分工)演进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各种市场和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得以产生和演进。
三、不对称信息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产生于20K纪70年代,以1 970年阿克洛夫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逆向选择问题的开创性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为标志。阿克洛夫在旧车市场模型(LemonsModel)中对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开创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先河。在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有关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只知道车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车的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结果是,市场出售的旧车的平均质量下降,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下降,更多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如此下去,在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在极端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交易的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信息不对称可以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和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看,不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通常将研究事前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按照梅耶森(Myersom,1991)的定义,道德风险为“由参与人选择错误行动而引起的问题”,也就是指由于经营者或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在得到来自第三方的保障的条件下,其所作出的决策及行为即使引起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激励其倾向于作出风险较大的决策,以博取更大的收益;而逆向选择为“由参与人错误报告信息引起的问题”,它是指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不真实或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倾向于作出的错误选择。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既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知识。研究不可观测行动的模型称为隐藏行动(hidden action)模型,研究不可观测知识的模型称为隐藏知识(hidden knowledge)模型。
在现代资金融通活动中,交易主体面临着许多由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房地产融资也是一样。就投资者而言,对投资项目掌握的信息比较少,而融资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即融资人的私人信息),会导致道德风险;在资金借贷过程中,银行掌握的信息就比借款者掌握的信息少,容易产生逆向选择。房地产证券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由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也可以说房地产证券化是基于不对称信息而产生的。在房地产证券化过程中,每一个交易步骤都是由专业的机构来完成,这些专业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对信息的掌握是私人无法比拟的。如在抵押债权证券化中,经过资产组合、破产剥离和信用升级以后,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风险性质的信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逆向选择。
四、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科斯教授创造性并典范性地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是分不开的。所谓交易成本,广义地说,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是相对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成本而言的,为了得到交易所提供的服务,人们需要投入各种稀缺的资源。交易成本概念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在契约签订好后付诸实践所需要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
从交易费用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交易者认为交易对象给其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交易价格和交易费用之和时,这笔交易就会发生,否则,这笔交易就不会发生。在价格是恒量的时候,那么交易是否会发生就取决于交易费用。房地产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权的流转和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
在进行房地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证券化业务收益会在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分摊。以抵押债权证券化为例,具体成本项目包括:SPV的设立和发行证券缴纳的费用,发起人向SPV转移基础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等,需要支付的各种承销费、律师费、评估费和审计费,以及证券化的开办费、维护费,其他一系列的无形成本如“审批成本”等。此外,银行在实现真实销售并回收贷款以后,还可以进行再投资,这也会产生部分收益。因此,判断证券化是否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证券化业务收益与回收贷款本息进行再投资所获收益之和大于支付给各个参与主体的费用;二是不进行房地产证券化时所获得的利率应当大于流动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与没有再投资机会所造成的机会损失之和。从国外房地产抵押债权证券化的现实来看,证券化的收益一般大于证券化的成本。另外就房地产投资信托而言,由专门的基金公司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这也是现在房地产信托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五、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不仅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经济生活各领域中的实践中,规模经济也是人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关于规模经济的含义,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文献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是从微观角度来阐述生产成本与其规模报酬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简单地说,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降低带来的经济节约性,即规模的经济性。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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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案例浩如繁星,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也是一门学问。我想教学案例是和实践结合紧密的题材,不仅要紧扣理论主题,而且要有一定的吸引力,才能使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对于西方经济学案例,要在教学中产生好的效果,一般应有如下特征:1.案例题材新颖西方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择应当联系现实经济生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选择近期发生的重大题材,学生对此关注度极高,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分析,更吸引注意力,学生参与思考讨论的热情倍增,教学效果也会立竿见影。例如,我给学生上课时讲到规模经济这个知识点,恰好在此前一天,全球首架波音787客机交付使用。对于航空史上的重大新闻,各电台报纸争相报道,学生对此也有了初步了解。历经约8年的研发试验,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梦幻飞机,其设计及材料等成本之高可想而知。我和同学们讨论,如果波音公司分别生产一架,十架,百架和千架飞机的总成本和平均成本可能的变化规律,规模经济效应一目了然;然后,我再和同学们讨论波音787客机各重要部件生产的分工问题,在此之前的波音777客机的33主部件中仅有13部件在美国生产,其它部件生产主要分布在日本、英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国,而波音787梦幻客机的主部件将更多地在美国以外生产,美国的波音787飞机生产部件,在全球分布更广。中国航空企业参与了该客机的制造,并因技术先进而建造成本较低等优势,成为了波音客机部分组件的唯一供应商。中国航空工业所参与的787方向舵、翼身整流罩、垂直尾翼前缘工作的总价值可达数亿美元。中国的三大飞机生产企业成飞、哈飞及沈飞首次在波音先进飞机生产中分一杯羹,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我们继续趁热打铁探讨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中的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由此而产生成本优势,同学们领会和掌握知识的效果良好。2.案例题材经典有一种题材经久不衰,常在各论述中被人引用探讨且深入人心,这就是经典案例。例如我们在学习经济周期知识点时,其中讨论衰退阶段时,如果把1929年起源自美国波及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大萧条作为教学案例分析探讨的话,效果会相应突出,因为它是世界经济史上发生的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讲解大萧条的典故时,可联系2008年全面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同时可继续引导学生探讨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3.案例题材准确西方经济学的案例题材很多,涉及同一知识点的案例数不胜数,一定要选择更为贴切的案例。例如在讲解生产可能性边界及机会成本时,许多教材上都讲大炮与黄油的故事,很多同学难以理解。如果选择另外一个案例:用有限的资源生产两种物品,例如有限的土地、人力资源等在技术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两种和人们生活结合更为紧密的物品棉花和粮食,题材更贴近生活也可能更准确一些。
二、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课堂运用方法及技巧
案例教学应用普遍并且通俗易懂,在实际运用中的方法各异,产生的效果也有一些差别。我们通过对多个班进行实验发现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不满足于做一个倾听者,他们希望自己在一定时段内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角。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经常选择一个小组的同学,要求他们按照要求完成教学案例的准备及课堂讲解工作。在实践中同学们踊跃参加,表现出了十分的热情,同学们制作的PPT课件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学生代表在五到十分钟的发言中,充分锻炼了表达能力,在讨论阶段,教师作为旁听者或最后的评述者,整个教室的气氛更加融洽,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提出的问题也更有启发性。例如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在学习国民收入计算的知识点时,我给两组同学布置任务,一组选择我国GDP被低估的观点,而另一组我国选择GDP被高估的观点,要求两组同学分别提前准备资料和课件,在课堂展开讨论。在实际的课堂讨论中,场面火爆,双方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其中部分学生指出我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的前后矛盾,错漏重重,我作为仲裁人和教师,对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发觉,倍感汗颜。俗话说教学相长,这是我的深刻体会。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学生作为主角积极参与其效果不言而喻。
三、、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效果的检验
关键词:市场结构;造纸业;产业结构
SCP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经典分析框架,通过结构、行为、绩效对特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市场结构是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决定因素,本文对于新疆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市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在国家《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新疆造纸业的转型升级首先要从行业的市场结构入手。
1 市场结构的基本形态
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的市场或行业内,企业之间在数量、份额、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或垄断的形式。在早期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对市场结构的认识只有两种即:垄断和竞争,在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提出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后,贝恩在SCP范式进一步中指出,企业之间不是完全同质的,存在规模差异和产品差别化。产业内不同企业在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必然会推动技术进步并扩大规模效应,从而在产业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一旦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垄断,就会充分利用其垄断地位与其他垄断者共谋限制产出和提高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必须要认识到,垄断的企业在现代经济中产生巨大有利影响,其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实力,更能够抵御外部风险,并且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中拥有话语权,这对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2 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退出壁垒、规模经济状况、纵向一体化、多元化经营、企业制度、政府介入强度、市场需求的增长率和价格弹性、短期成本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当一个因素改变时,会导致其他因素的改变,从而使整个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一般而言,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状况和进入退出壁垒是影响一个产业市场结构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其中,前两个因素以及退出壁垒主要刻画特定市场中在位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特定市场的规模、数量分布特征,而进入壁垒则主要刻画特定市场中的在位企业与市场外潜在竞争企业的关系。本文对新疆造纸及纸制品加工业市场结构的分析主要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3 新疆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市场结构存在的问题
造纸及纸制品业是新疆传统的轻工行业,也是新疆重要的农产品加工行业之一,2010 年,全疆造纸及纸制品业规模以上企业52 家,全年工业产值达195070.1万元,行业内从业人员人数6782人,主要造纸企业有博湖苇业、沙驼股份、天宏纸业和南湖纸业等。
3.1 市场集中度低
3.1.1 市场集中度的含义
市场集中度是表示特定的产业或市场中,卖者或买者具有怎样的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它反映了特定市场的集中程度,与市场中垄断力量的形成密切相关。
3.1.2 集中度的衡量
集中度比率是指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X(销售额、增加值、职工人数、资产额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
计算公式:
新疆造纸及纸制品业的集中度总产值(40.88%)和资产总额(38.57%)两个角度来衡量都非常低(2010年按销售产值排名前四位企业),两个CR4值均介于35%--50%之间,按贝恩划分标准,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其基本特征是企业数量较多,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现象,主要表现为博湖苇业有限责任公司、沙驼股份、天宏纸业和南湖纸业在行业中的实力较强,其产值规模与资产规模显著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
3.2 规模经济水平低
规模经济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N倍的投入产生了大于N倍的产出。在特定的限度内,企业规模扩大后,产量的增加幅度会大于生产规模扩大的幅度。随着产出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逐步降低。
规模经济分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指厂商的平均成本随自身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外部规模经济指平均成本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无关,与整个行业的生产规模有关。
下面是将新疆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大中型企业与江苏的造纸业作比较,以更好地反映出新疆造纸行业规模经济与内地发达省份之间的差距:
2009年新疆与江苏造纸及纸制品业大中型企业反映的
规模经济水平比较(单位:个/万元)
从上表中造纸及纸制品业大中型企业反映的整体规模水平可以看出,2009年新疆造纸及纸制品业的规模显著落后于江苏省。从企业数量来看,2009年新疆造纸及纸制品业有大中型企业39家,而2009年江苏省有896家,是新疆的23倍;从产值来看,2009年新疆造纸及纸制品业大中型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共144535.6万元,而2009年江苏省达到9584000万元。在造纸及纸制品业大中型企业中,新疆企业的平均产值为3706万元,而2009年江苏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平均产值则达到10696万元。以上分析表明,总体上讲,新疆造纸及纸制品业大中型企业不仅数量少,而且平均规模也大大低于江苏省的发展水平,说明新疆造纸及纸制品加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没有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水平低。
3.3 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分析
3.3.1 进入壁垒
施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成本,它是准备进入某一产业的新企业必须承担,而已在该产业内的企业无需承担的成本;进入壁垒的主要有下列几个种类:
【关键词】空间关联效应;世界经济;模式;城市
目前,关于空间关联效应的研究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领域,但还不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传统国际经济学中,国家通常被抽象为具有稳定要素禀赋或政治权限的空间一点,忽视了国家在空间角度的关联效应。城市经济学模型化城市内部结构,但缺乏城市间关联效应的研究。在学术界提出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距离的消亡”观点之后,不少学者不仅尝试把空间以经济地理的形式引入主流经济学中,更加意识到对空间关联效应的研究是理解世界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空间关联效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梯阶转移,对理解当代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空间关联效应的两个基本原则
传统经济学理论,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经济活动最终将空间均匀分配。然而,现实世界却长期存在人口、繁荣和贫穷的空间聚集。在此基础上,空间经济或经济地理学提出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以及经济要素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的研究空间关联效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给定经济活动中心的位置,城市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与跟这些中心位置的空间距离之间有什么关系,比如,租金由城市中心向边缘依次降低;二是什么力量推动了经济活动中心的形成,以及经济活动中心的位置的决定因素,如城市中的贫民窟和工业区、国家内的城市系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中长期存在国际收入不平等现象。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空间规模加以解释,但需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空间距离成本,二是要素聚集机制。
1.空间距离成本
空间距离增加经济行为的直接交易成本,抑制经济行为发生。研究表明,随着两地距离的扩大,两地问的经济活动的发生率逐渐降低。第一,两地距离扩大降低贸易量。重力模型估算表明,当两地间的空间距离从1000公里扩大到2000公里,贸易量减少50%;两地间的距离从1000公里扩大到4000公里,贸易量降低82%;当两地问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到8000公里,贸易量降低93%。第二,两地空间距离扩大降低跨国资本流动。portes和rey(1999)对跨国资本进行研究发现:两地间的距离为8000公里时,两国的跨国资本流动还不足距离为1000公里时的1/5di mauro(2000)研究了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发现随着国家间距离从1000公里扩大到8000公里,跨国直接投资下降的比率相对少一些,尽管下降的比率已经超过一半。第三,在跨国境经济行为中,国家间政策、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构成间接的空间距离成本,提高了国家间的贸易成本,阻碍经济相互作用。研究表明,即使在关系密切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量,也比加拿大国家内部各州之间的贸易量下降10~20倍。
2.要素集聚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以规模经济递减原理为基础,暗含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扩散和传播是均匀的,任何东西都自给自足。但“自给自足资本主义”与现实世界不相符合,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规模经济的认识问题。只有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才会有在生产所有产品(低贸易成本,但是规模小)和生产部分产品(高的贸易成本,低的生产成本)之间的平衡。从本质上来看,效率(从劳动分工来看)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市场范围的形成受地理位置的限定。在规模经济递增前提下,空间集群和集聚将沿市场规模、劳动力流动性和生产效率三条路径形成。
第一条空间集聚路径依赖于市场规模。规模经济递增前提下,市场规模使得厂商选择某区位聚集生产。在其他同等条件下,较大的市场规模拥有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容易产生较高的收益。例如,假设有两区位(国家或者城市),较大区位由于市场规模大,拥有更多的消费者,降低市场进入成本,市场准入较好,很容易吸引厂商进入。随着区位厂商聚集,工资不断提高(和其他投入要素,如土地的价格),直到两个区位的获利性达到一致,但大区位的工资水平比较高。大区位市场准入的优势在于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
第二条空间集聚路径依赖于劳动力流动性。人口比较多的区位有好的市场准入,因此,提供高的工资。如果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那么高的工资水平将会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反过来又使这个地方的人口更多,市场准入更好。正如克鲁格曼的“核心——外围”模型显示,两个区位一开始是一样的,但在均衡状态下,所有的活动将聚集成他们当中的一个。良性循环(从人口到市场规模、到厂商选址、到工资、到人口)创造了这个集聚力量。向相反方向作用的是扩散力量,如不可流动生产要素(如土地)的价格差异和要给所有的分散的消费者提品的需求。结果是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和演变依赖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作用结果。
第三条空间集聚路径依赖于生产效率。尽管人口迁移可以产生集聚机制,但是,马歇尔研究表明生产效率提高是集聚产生的重要因素。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条件下,厂商之间易于产生联合,并产生积极的集聚效应。venables(1996)认为后向关联(下游产业对供应商的需求)和前向关联(中间产品生产商对下游产业的供应)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正的反馈作用,导致经济活动的集聚。如果这些关联最初是一个部门内部的,则会出现相关产业的厂商的集聚;如果这些关联是跨部门的,可以促使整个制造业成为一个整体。
二、世界产业梯阶转移与空间关联效应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梯阶转移。全球化降低了贸易成本,促使全球产业向工资低的地方转移,并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这种全球产业转移的“工业传播”方式最终取得怎样效果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议题。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以稳定的收敛的比率发展,即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趋同假说,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注意到一些国家以高的速度发展,而其他国家落后的发展状况,认为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不一定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puga和venables(1999)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制造业的国家,另一类是非制造业的国家。伴随技术进步,世界经济一直
在向前发展,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工业化地区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直到高出某一临界点时,厂商重新选择区位投资。这种情况中,高工资所带来的损失已经超过了集聚的成本优势。那么,厂商会选择区位重新投资,并将聚集到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是因为如果厂商在全球不同区位投资不能够享受聚集效应,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能够提供发展的必要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规模收益递增和累积原因,就会出现工业化的“起飞”。另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量廉价制成品的供应,将限制其他地方的发展。以至于其他的地区将会出现工业化的失败或者工业产品只供应国内市场,还不足以能和国际市场竞争。这样形成不断循环过程,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加入到这个聚群就能快速发展,并且其他的国家会跟随其发展。但是,各个国家加入的顺序由一系列的因素决定,如禀赋、制度和地理区位。其中,和已经存在的聚集区位相临近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因素,如东欧的发展和墨西哥地区的发展,东亚和中国的发展。可以注意到,增长是有先后次序的,而不是平行的,正如制造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播一样。
三、城市结构与空间关联效应
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体系中最为显著的变化特征之一是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70%,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也非常迅猛,城市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系统和国际经济系统的基本单位。
现代城市的发展主要源于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集聚效果,即自我增殖的优势,其自身产生的区位空间“锁定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生产力也不断提高,城市规模提高一倍,可以使生产力提高3%~8%。从历史研究来看,马歇尔认为,集聚效应在英国的一些城市的成功中起核心作用,david(1989)通过对芝加哥的研究,认为城市显著的增长是基于集聚作用的。
与城市集聚功能相反的观点是运费学说。城市之间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运费降低了城市的市场准入度,增加大城市的食品供应成本。城市间的交易费用过高,造成了巨大的中心——边缘率倾斜。另外,城市运输系统通常是拥挤的,因此,城市的进一步增长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外部拥挤状况。
均衡的城市规模由上述因素的平衡决定,即当居民在不同的地方无差异居住则达到平衡。一般来说,集聚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之间的私人贸易不能产生社会效率。比如,移民者移到一个城市生活、工作或者厂商区位选择都基于私人的收益,而不考虑社会外部效益。一个城市的新进入者不能内部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外部性,也不能内部化拥挤所带来的负面的外部性。如果一个城市给定拥挤程度,外部性就会增加运输安排和土地运用的政策问题。另外,外部性的存在(每一个居民的活动都对其他人有影响)能够导致共同失败?缺乏足够的动力,使单个较小的经济移到一个租金比较低的地方,很难形成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城市区域。
这些问题对城市再生、郊区蔓延和运输系统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在未来的30年中将增加20亿。这些人口是都流入现存的大城市还是要形成一些新的城市呢?上述关联效应所产生的外在性意味着建立新的城市可能很困难:原来的居民在短期内不能获得规模收益,并且对这个新城市的长期发展前景并不确定。这样,大城市将快速发展,很快超出社会效率的规模。这些问题应该值得注意。
四、几点结论
第一,空间关联效应表明经济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匀是正常经济演进结果,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显示出来。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收入不均就会消失,但是,人们会集中到城市,经济活动会形成块状分布;如果劳动力是不可以流动的,经济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匀主要体现在空间收入的不平等。因此,空间关联效应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和“外围”概念提供了一个严格的分析基础。
关键词:企业成长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企业而不是国家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组织,企业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最终依靠。因此,企业的成长问题理应备受经济学家关注。然而,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却长时间徘徊于主流经济学之外。尽管在经济理论史中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关于企业成长理论有价值的观点,并且EdithPenrose女士在1959年发表的专著——《企业成长理论》(英文名《TheTheoryoftheGrowthOftheFirm》)——为企业成长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于企业成长的系统研究仍然是十分匮乏,这一点在经济学文献中表露无疑。本文尝试对企业成长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做以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的分析——从亚当•斯密、小穆勒到马歇尔
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企业存在与扩张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是企业成长的主要诱因——企业中生产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这又进一步深化了企业的分工协作,如此循环往复,最后通过企业规模经济的获得实现了企业的成长。
(一)亚当•斯密和小穆勒的企业成长观
最早在著述中涉及到企业成长思想的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在他的传世巨著《国富论》中,斯密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协作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1972,p5)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具体地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是因为有了分工,才使得每个人不是各自为营地生产和交易,而是将生产过程分割成若干的工序和工种,由工人在企业中“集中地”分工作业,这样既“提高了每个工人的灵巧性”“发明了许多方便和节省劳动的机器”同时也“节约了更换活计时通常会损失的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最终实现企业的成长。
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小穆勒,作为斯密思想的继承者,也对企业成长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小穆勒的企业成长理论主要集中于对于企业的规模和成长的探讨。他首先认为企业是劳动联合和分工的结果,劳动者的联合需要足够的资本来供养,分工的专业化也会因为“采用需要配备昂贵机器的生产工艺”而需要大笔的资本,故企业资本量的大小决定着企业规模的大小。同时他还指出,企业规模的扩大在细化专业分工、提高工人熟练程度的同时,还能保证“每个适宜从事专门工作的人工作饱满”(约翰•穆勒,1900)并且通过机器大生产固定资本的增加代替流动资本的增加,从而从比例上节约完成全部业务活动所需的劳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在小穆勒看来,正是由于规模经济对资本的需要和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作用,才出现了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企业成长趋势,其企业成长理论就是企业的规模经济理论。
(二)马歇尔关于古典企业成长思想的集大成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成长问题研究最全面的当属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他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一部集古典企业成长思想之精华的巨著。马歇尔的企业成长理论是由企业规模经济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企业的市场结构论和企业家理论等三部分构成。
1、企业规模经济论
在企业成长这个问题上,马歇尔是规模经济决定论的积极倡导者。他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个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个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他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在马歇尔看来,企业要想成长为大规模的经济,需要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具备,这才是企业成长的源泉。之后,马歇尔颇具先见性地指出,销售能力是制约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他分析道,企业能不能享受到外部经济,取决于企业是否有强大的销售能力。然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所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业中,没有能够保持它自己的地位”,(马歇尔,1965,p323)未能实现企业持续成长。他进而明确指出,“极有组织的采购和销售的经济,是实现在同一工业或行业中许多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组织的倾向的主要原因”。(马歇尔,1965,p323)马歇尔的这一思想为后来专门分析大批量销售于大批量生产结合导致企业快速成长为大公司集团的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2、企业的市场结构论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增长会导致垄断市场结构的出现,这将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社会效率和福利水平,然而马歇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企业完全有可能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甚至可以持续成长以至形成行业垄断地位,但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企业将会随着成长后的规模越来越大,失去灵活性和进步的力量,从而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丧失成长的势头,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的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甚至打破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这里,马歇尔对企业垄断的看法与在其之后并得到普遍认可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马歇尔是最早认识到垄断的社会效应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先于芝加哥学派指出,企业成长到巨大的规模,可能形成垄断地位,却不一定使公众受损,也有可能使公众收益。他认为,企业的垄断最多是“有限的垄断”,“很高的价格会引起竞争者的出现”(马歇尔,1965,p228),从而打破垄断的市场结构。因此,他得出结论,企业的成长道路是艰难曲折且难以持续的,企业的成长不会造成持久的垄断市场结构。
3、企业家理论
马歇尔关于企业家作用的看法可谓卓越独到。在马歇尔眼中,企业家是进行组织管理并承担风险的人,但不一定是雇主,他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系统地论述了企业家的作用。马歇尔认为,一般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买卖双方都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供求情况,因而造成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而企业家则是消除这种不均衡性、透过迷雾解决种种难题的特殊力量,因此企业家是企业“车轮”的轴心,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和根本动力,无论是实现内部经济、还是突破销售障碍都需要有赖于“能干、辛勤、富于进取心的、创造性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担负着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的特殊使命,企业成长的越大,风险就越大,企业家也就越重要。他分析道:“能力薄弱而掌握大资本的人,很快地损失资本;他也许是一个能够和会要很好地经营一个小企业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处理重大问题的才能,则企业愈大,他搞糟企业就愈快……从迅速成交的很大营业额中所得的微薄利润,对于能干的商人却可产生丰富的收入……一个乡村中的商人,能比他的较为能干的竞争者从他的营业中少赚5%的利润,但仍能维持,不会破产。但是,在获得利润很快、而纯然是例行工作的大工厂或大商店中,营业的全部利润,往往是如此之少,以致一个人如比他的竞争者即使少赚一点,在每次营业上就有很大损失;而那些经营困难和不是依靠例行工作的大企业,对于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可提供很大的营业利润,但只有普通能力的人,要想经营这种企业,绝不会获得利润的”。(马歇尔,1965,p323)
然而马歇尔不无遗憾地发现,“天才”的企业家并不多见,企业家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很稀缺的,如何才能使得有天才的人承担企业经营管理的职责更是一个现实且关键性的问题。这里马歇尔天才地指出,实施新的治理结构——股份公司,使得有资本无能力的人做股东,有能力无资本的人成为职业经理人,从而在很多程度上享有对企业剩余的控制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见解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依然是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可以说马歇尔对企业家和管理作用的先锐认识为人们日后的企业成长研究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的分析——最优规模经济理论
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成长理论,企业在“厂商理论”中,不过是个被高度抽象化的黑箱,是一般均衡分析的最基本逻辑单位,只需表达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而不涉及结构、产权、规模之类的讨论。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的成长及规模不影响企业的效率,而所谓的企业成长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尽管如此,Penrose等人还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最优规模的企业成长理论。新古典理论将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一切基本因素都是外生的,企业随着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规模,它从总成本曲线出发推导出规模报酬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的成长可分为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企业的投入产出有一个最优规模问题,在这个范围内,企业才能更好地利用一些先进设备、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提高投入——产出率,降低成本,获得规模收益,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可以说,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过程。
三、熊彼特的企业成长理论——企业成长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可谓颇丰,对于这一点我们仅从《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就可以略见一斑。然而,其最为著名成果的莫过于他的企业家理论。可以说,熊彼特差不多是最早探讨企业成长的理论家了,虽然企业家的概念并不是熊彼特首先提出的,然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熊彼特的名字已经企业家一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于熊彼特自身而言,他的所有的经济理论之火,也无不发源于其企业家理论之火花。
早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就提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这样的著名思想。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根源,并且经济周期也与创新活动的特点有重大关系。他尖锐地指出,传统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仅限于抓住经济体系对外界条件变化的连续性适应过程,把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这些单纯的经济领域外的情况变化所带来的。熊彼特深信经济体系内部必然存在一种由它自己打乱均衡的动源,并认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北非已很小的幅度变化、成长,而是一种非连续的、突发的、迅猛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的主体就是从事“创造性毁灭”革新活动的企业家。熊彼特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创新:(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发掘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是发明家,而是决定如何配置资源以便发明利用;企业家也不是风险承担者,承担风险的是向企业家提供贷款的资本家的职能。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发挥的是管理或决策作用,但不等同与一般的经理,他必须是具有创新思想、冒险精神、先见之明,一句话,“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王国里的国王”,企业的成长甚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周期由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由此,熊彼特沿着企业家“创造性地毁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这样一条主线,构筑出他的一系列经济理论。
四、来自管理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现在我们来看企业管理理论对企业成长的认识。在管理学这个广大的领域,自彭罗斯(penrose,1959)始,有玛瑞斯(Marris,1963)、安索夫(Ansoff,1965)、钱德勒(Chandler,1977)、吉尔(Gill,1985)、斯托里(Storey,1994)以及察斯顿和曼格尔斯(ChastonandMangles,1997)等人,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做出经典贡献,这里我们仅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加以介绍。
(一)彭罗斯的内因成长论
彭罗斯是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的奠基人,她在其重要著作《企业成长理论》中,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严密、全面的系统性理论分析,第一次将企业成长作为分析的对象,以“管理能力”的供给为分析框架系统地阐述了企业成长的理论,开创了在管理学领域研究企业成长问题的先河。
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一种纯内因成长论,它强调管理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而基本不考虑大量的外在因素。彭罗斯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成长经济”,她主张以“成长经济”理论代替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在彭罗斯看来,所谓“成长经济”,就是指有利于企业向特定方向扩张的、各个企业可能享受到的内部经济,是从企业内可能利用的生产性使用价值的独特集合中挖掘出来的,可以使该企业在投入新产品或增产原有新产品时,比其他企业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的东西。她进一步分析道,企业是“建立在管理型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获取和组织人力与非人力资源以赢利性地向市场提品或服务”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penrose,1997,p88)。
彭罗斯注意到由于资源的不可分割性、资源间的不平衡性以及理性和能力的有限性的原因,企业总是存在着未被利用的资源,而未用完的生产服务的继续可利用性是企业成长的原因。她批评传统“规模经济论”单纯从物质资源的一定时点以及经济的、数量的纯生产的角度来把握企业成长的研究方法,主张视企业成长为一个不断地挖掘未利用资源的无限动态变化的经营管理过程,认为管理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源泉,突破管理服务供给的限制、释放管理能力对企业成长有着显著的意义。
(二)钱德勒的企业成长技术论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教授在其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以美国企业演进的丰富史料详尽地叙述了古典式企业逐渐扩张为多单位的现代工商企业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大型一体化工商企业的诞生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指出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增加资本家的竞争能力这一事实是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家族式公司的衰落和经理式公司的兴起最深刻原因
钱德勒认为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它引起企业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根本性变化,而“现有的需求和技术将创造出管理协调的需要和机会”,由于借助管理协调的现代工商企业提供了比借助市场协调的古典企业更高的效率,因而导致出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上的反应,即现代企业对古典企业的取代和家族式公司向经理式公司的转变,这一过程被钱德勒称为“美国企业界的管理革命”。在他看来,企业制度的发展史,就是现代公司制度取代古典的、老板占有和管理的企业的历史,是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替代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历史。现代企业就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管理层级制的存在是现代工商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现代工商企业的成熟过程,就是市场内部化的过程,是管理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过程”,“高效率管理协调是其生命力之源”(钱德勒,1987,p1-6)。
毫无疑问,钱德勒的这些卓越的经济思想不仅将理论、历史与统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成长理论,其理论著作成为一切研究企业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目。
五、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分析
从这部分开始,我们将介绍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成长问题的主要观点。
1、科斯的企业成长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分析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科斯教授最先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而企业以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为显著特征,其盈利来源于替代市场价格制度而节约的交易费用。在1937年的那篇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将企业的规模看成是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共同运动的结果,指出企业的边界是由在企业内完成交易的费用与在市场上完成交易的费用相比较而确定的。科斯认为,市场通过契约完成交易,企业则依赖权威来组织交易,如果以为数不多的企业内长期合同替代市场中为数众多的短期合同可以节约成本的话,那么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便会自然出现,并且只要成本上的节约仍然存在,企业的规模和边界就会继续扩张直至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同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2、威廉姆森的企业最优规模分析
奥利费•威廉姆森教授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性学者,一直注重对企业存在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的研究。他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定为理论前提,指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连续易中合约谈判的信息成本;资产专用性使得连续易变成备选数目极小的交换关系或双边垄断关系,并在机会主义的威胁下进一步被锁定。威廉姆森视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认为交易本身是异质且多样的,各种交易的特征及其成本差异决定了交易组织形式的选择,并通过提出决定交易异质性的三个维度和三种缔约背景,从而揭示了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以及企业所处的契约环境。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不同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通过成本效益的比较可以得出理论上企业的最优规模——什么时候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继续扩张,什么时候选择市场组织形式——停止扩张。
具体地讲,威廉姆森是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的,他将市场与企业内部组织加以区别,认为市场不仅可以限制官僚性扭曲、降低管理费用,还便于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内部组织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节约交易费用。在威廉姆森看来,不论是交易费用、管理费用,还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都是资产专用性的函数;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一定可以用资产专用性表示出来。他认为,当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时,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应该选择企业或企业间纵向一体化这种组织形式,如果不存在资产的专用性,那么通过市场合约来联结生产的各个连续阶段,是可以大大节约交易费用的。总之,企业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均服务于最大限度节约成本的目的。
3、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成长分析——“团队生产”理论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买卖物品的契约和雇佣劳动的契约并无区别,企业内交易与市场交易亦无二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组织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批评科斯未能说明企业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他们明确提出企业与市场区别,不在于其组织生产的权威,而在于其对团队成员的监督结构。
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那里,“团队生产”实用技术的不可分性来定义的,而企业不过是“团队生产”的一种。他们认为,如果团队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团队成员分别生产之和,并且增加的部分足以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于是企业就产生了。他们写道:“如果以团队生产的方式能使生产力有净增长,扣除维持团队纪律的有关的考核成本后仍有净利,那么就应该依靠团队生产,而不依靠许多分离的个体产出的双边贸易”(阿尔奇安、德姆塞茨,2003,p121),可见,企业的规模就界定于团队总产出大于团队成员分别产出之和的部分与组织、管理团队的成本支付之比较上。进一步地讲,由于团队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得团队成员的劳动投入非常难以度量或度量成本很高,于是导致出团队成员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相应的监督费用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团队生产理论中,对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成本是企业规模限定的界限。
关键词:数字产品;网络经济;差别定价
中图分类号:F4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0-0068-05
一、引言
产品定价是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这种看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方面,价格的高低对需求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价格策略同其他竞争策略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产品(包括数字产品)价格都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价格影响了销售量、市场占有率及获利性。在营销组合中,价格与其他营销手段相比是唯一能产生收入的因素,同时也是营销组合中最灵活、最易变的因素。
数字产品是网络经济的核心,是指在网络经济中交易的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并且可以以比特流的形式通过网络来传播的事物。信息产品是数字化的首选,如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网络时代的信息产品往往转化成数字产品并在网上迅速传播。但信息产品并不是数字产品的唯一来源。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渗透,原来的一些传统的非信息产品也开始进入信息产品的范畴,并进一步转化为数字产品。也就是说,只要具有信息内容的产品都可以被数字化。数字化发展的趋向是不但物质产品可以数字化,而且服务业也可以数字化,事实证明:人们不仅需要免费信息,也愿意为他们所需要的专业信息付费。数字产品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还在迅速扩展。随着可数字化的产品越来越多,数字产品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主要有数字产品的定价问题,数字产品的版权问题等。而数字产品的定价问题一直是个难题。
二、数字产品定价中传统定价方法失灵的原因分析
Internet带来的市场环境与实物环境不同。数字产品的特殊性和网络环境的变化使数字产品的定价变得复杂。首先,数字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基础同传统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基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次,数字产品特殊成本结构的特殊性使传统定价理论不再适用。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特性、产品多样性(差别化)给厂商的定价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其特殊性也给其定价带来困难。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性使得传统的供求平衡的经济学规律难以适用,或者说不再起决定性作用。数字产品定价中传统定价方法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一)数字产品的网络外部性
所谓网络外部性是指当一种产品被更多的人使用时,它的价值就会增大。网络外部性并不是网络经济所独有的特征,事实上,只要是网络系统都存在网络外部性。如电话系统,如果没有人使用电话,它的价值就很低,但如果大家都用它,它的价值就很大。
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就描述了网络外部性这种经济学现象:“网络的成本会随着网络的规模呈直线型扩张,而网络的价值以节点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即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指数型增长,用公式表示为:V=n2。数字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得顾客在购买前就受到了约束。如在选择办公软件时,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购买微软提供的Office办公软件,而不选择其他商家的产品,即使其他商家的产品更具价格优势。此外,如E-mail、电脑游戏等数字产品都具有外部性。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成为数字产品定价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数字产品成本结构的特殊性
数字产品的易复制性的优点集中在数字产品能被轻易的复制、储存或传输,使得数字产品的生产形成其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殊成本结构。生产第一份数字产品花费的成本非常高,但以后生产(或复制)此产品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传统产品的成本结构如图1所示,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供应商生产的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如图2所示)。
数字产品的生产厂商面对的是一个下滑的平均总计成本曲线,若生产厂商将价格定成与边际成本相等将蒙受经济损失,因而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产品的定价显然无法按边际成本曲线向上攀升的原理来加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曲线在这里失去了作用(见图3、图4)。显然在生产数字产品的短期规模经济表现中,边际成本定价不是市场中可行的结果。
(三)数字产品需求曲线及供给曲线的变化
传统经济学中,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是随着价格的降低而增加的。而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某个数字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随着该产品的其他使用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强调价格与数量的正相关性。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传统的需求曲线描述了一个静态的单期行为,反映了价格对需求数量的影响。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该产品时,不仅要考虑该产品现有的用户规模是否足够大,而且还要据此预测该产品未来的用户规模是否会继续扩张。
考虑到网络外部性的作用,数字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不能像传统市场那样由个人需求曲线简单叠加而得到。数字产品的价格是由数字产品的预期量所决定的(见图5)。可用函数表达式P=f(Qd)表示。
对包含了所有消费者的整个市场而言,网络外部性的影响是一种内生变量。并且某个消费者的消费所导致的其他消费者效用的增加,抵消了该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从整个市场上来说是边际效用递增的。因此,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市场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随之提高,由此可以推出数字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因此,随需求量的增多,市场的价格是递减的。由此可以得出数字产品市场需求曲线(如图6所示,Q*表示临界市场需求量)。
传统经济学中,供给曲线朝右上方倾斜,是由于边际成本递增的原因。然而,在边际成本递减和不变(如数字产品)的情况下,产品的供给曲线是什么样的呢?
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数字产品供应商的平均成本无限接近于0。因此,对厂商来说,价格对其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使产品售价很低,只要要出售的数量足够多,厂商也能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假设在数字产品的市场中,价格不再是自变量,供给量才是自变量。因为在任一价格下,厂商都有一个至少要销售的产品数量的预期。对于价格是供给量的函数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由于数字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对某产品使用的人越多,该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就越大,价格就可以越高;相反,消费者对低市场规模的产品只愿意出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
如果以供给量为自变量,价格为因变量,可以仿照传统经济学中的供给曲线推导出数字产品的供给曲线(如图7)。由于数字产品市场中供应量(市场规模)对价格的影响作用,所以可归纳为:随着产量的增加,网络价格的售价越来越低。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在网络经济中,供给曲线下滑而不是上扬。
(四)数字产品市场供求均衡的打破
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均衡思想。如传统产品市场上价格、数量的决定就是供求均衡分析的一种结果。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而边际成本递增效应又使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市场均衡点是唯一的、确定的,它就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可见均衡原理产生的实质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和厂商的边际成本递减,它产生的是一种负反馈机制,使产品的市场移动和市场份额最终能达到一种可以预见的均衡。
而在数字产品市场中,通过前面对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已知传统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数字产品市场中都不存在。在网络经济学下,占主流地位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会导致正反馈,使经济中出现了许多可能的均衡点。首先在需求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存在需求方规模经济;同时在供给方面,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使供给方规模经济在更大市场上延续下去。这样,需求方规模经济和供给方规模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形成了超强的正反馈效应。
三、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
(一)产品差异化与差别定价
产品差异化是指对同种类的产品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进行特性或质量的区别,从而使之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销售商进行差异化的最初动机是减少产品间的替代性,从而避免基于价格的竞争。尽管在实物市场上也存在产品差异化,但它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产品差异化可以减少用户的抵制情绪和调节差别价格,它同时还能防止或使用户套利减少至最小。对市场划分的分析和消费者需求信息的分析形成了产品差异化的分析。如网上销售商可以通过版本区分来实现差别化的价格。以每个软件为例,为了吸引不同的用户,提供商可能会卖两种不同版本的产品:基本的和改进的,向两个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销售(如图8所示)。
(二)免费策略
从经济学上理解,免费是有依据的。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使其复制成本几乎为0,而且数字产品绝大多数成本是沉淀成本,因此网络企业间的价格博弈会使数字产品的价格向边际成本靠拢,而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这就使数字产品的价格趋于0。从另一角度,这一成本结构也使网络企业有能力或免费赠送或低价销售产品。在传统的物质产品竞争中,免费策略也是常见的营销策略手段,但远远没有数字产品普遍和持久。
网络营销企业面临很大的向下价格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企业不得不以此作为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为了在未来市场中占有先机,获取利润,免费定价策略是很有效的手段。首先,网络中有不收费的传统,消费者往往认为网络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其次,由于因特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也给网络营销定价带来了向下的压力。
(三)捆绑销售
由于对侵犯版权的担心和实物市场的影响,一些在实物市场上的定价方式也可以用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如捆绑销售、订购、许可、租赁等。捆绑销售指把两件或更多的产品按固定的比例包装在一起销售。
在数字产品中捆绑销售的策略更有诱惑力。因为厂商开展业务的运作成本(包括网络、数据传输以及信息存储)跟提品、服务的数量没有太大关联。也就是说,厂商提供一种产品跟提供10种产品的捆绑没有太大的成本差异。可见,这种成本优势激励厂商将产品、服务捆绑销售,从而降低成本和进行歧视定价[21]。
设一个消费者对A产品的支付意愿是等概率的,则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所有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支付意愿V1服从正态分布。同理,B产品的支付意愿V2也符合正态分布。
假设两种产品的支付意愿满足独立正态分布,支付意愿的均值为μ,方差为σ2。数学表示为:
V1――N(μ,σ2);V2――N(μ,σ2)
则V1,V2捆绑后的平均支付意愿满足:(V1+V2)/2――N(μ,σ2/2)
如果消费者对所有产品的支付意愿都满足N(μ,σ2),捆绑产品的数量为n,那么对此捆绑后的产品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N(μ, )
可见,随着捆绑数量的增加,正态同分布的产品的支付意愿将更加集中分布在均值的区域。换句话说,具有过高支付意愿和过低支付意愿的客户被捆绑平均化,从而客户对捆绑产品的支付意愿更加中等化。图9、图10分别表示捆绑前单个产品的支付意愿分布和n件产品捆绑后的单位联合分布。
从上面的推论中可以看出,随着捆绑的组件数量的增加,消费者对捆绑产品中各个组件估价的平均值越来越接近于对各个组件估价的期望值,从而捆绑销售将使销售商定价更为容易。而与单独出售数字产品相比,销售商因为销量增加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四)两段收费
当销售商不能识别不同的消费者群体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实施价格差别化,如两段收费就是其中之一。企业通过引导消费者在公司提供的价格体系中进行自由选择,企业通过观察消费者在不同的两段收费中所作的选择来判断消费者所属的群体。消费者通过选择公司提供的不同价格体系,自动分为不同的群体来实现消费者的选择。
两段收费指企业先向消费者收取一笔更大费用,然后再收取每单位使用费。可用等式T(q)=A+pq来表示。T(q)是企业制定的非线性价格,A代表固定费用并且通常是大于0的,p表示边际价格,q为购买量。公司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双重价目表即可完成消费者识别。例如:某个提供实时软件服务的公司,面对由两种类型的消费者组成的群体。一组希望每天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来使用该公司的实时软件服务,称为H组;另一组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常希望在一天中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来使用该公司的实时软件服务,称为L组。
公司可以对H组的消费者登录网站收取较高的固定费用和较低的每分钟收费制度;而对L组消费者登录网站收取较低的固定费用,以鼓励他们使用网站服务,但应该对其制定较高的每分钟价格。由于公司不能提前分辨出这两组消费者,所以它可以提供两种收费的方案:(A1,p1),(A2,p2),其中A1>A2,p1
四、结束语
由于数字产品的生产、传送、支付和消费都与实物市场有很大的差别,而定价不能忽略市场的每个环节,所以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是不合适的。由于对侵犯版权的担心和受实物市场的影响,一些非销售模式,如许可、租赁、订购等定价方式和非线性定价方式一起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得到广泛应用。以上介绍的定价策略是针对数字产品的特征,从最一般的意义来探讨的定价策略。由于价格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条件灵活地变化,因此新的定价方法会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1]Choudbary, Ghose. Personalized Pricing And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5,(7).
[2]BENO T LELOUP. Dynamic Pricing on the Internet:Theory and Simulations [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01,(1).
[3]9. Ravi Bapna, Paulo Goes. Pricing and Allocation for Quality-Differentiated Online Services[J], 2005,(5).
[4]【美】埃弗雷姆.特伯恩.电子商务管理新视角[M].王理章,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