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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了汇率改革政策,由此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形成了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同时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正如Frankel(1999)曾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最优的,汇率制度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调整的。这次汇率改革是在当时国内外双重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一次重大调整,这次改革使人民币恢复了灵活性,对改善我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图详细分析这次汇改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的影响。
我国的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了金融安全的概念,一是从金融实质的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安全实质上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王元龙,1998)。二是从国家关系学的角度出发,把金融安全定义为“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及其对国家核心价值的影响程度,以及金融(梁勇,1999)。王元龙在综合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在2004年将金融安全表述为:金融安全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陆凯旋(2005)则从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安全,他认为金融安全是在保持一国金融体系高效运转的前提下,能够采取各种手段抵御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和侵袭,确保金融不受侵害、金融体系保持稳定运行,并以此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由上述对金融安全概念的阐述可见,影响一国金融安全的因素来自国内外的各个方面,而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却必须站在国内的立场之上,它包含于经济安全之中,甚至涉及到国家安全;并且金融安全应当是一种动态均衡,它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国内金融环境,应具备“应对”能力的状态。
二、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分析
中国之所以要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就是单一钉住美元,而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频繁。2002年至2005年3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仅为0.0109%,标准差为0.000254。而人民币兑欧元的波幅则要大得多,在3年的时间里从100:728.77跳跃到100:1108.16,波幅达到52.06%,是人民币兑美元波幅的4776.1倍。人民币兑日元的波幅也不小,达到41.2%。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使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缺乏弹性,造成中国的外汇政策受制于美元政策;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频繁波动不利于中国不断多元化的贸易和投资稳定。
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不再单一钉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在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3年时间里,通过对人民币相对美元、欧元,日元走势的观察,即能够从大体上获知人民币汇率在汇改后的弹性变化情况。图1、图2和图3分别是汇改后12个季度内,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汇率走势。
图1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
图2 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走势
图1 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走势
由以上系列图表可见,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呈现明显的单向升值态势,而相对欧元与日元而言,则是有升有降地波动;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汇改后人民币大幅升值,而应该从更全面的角度看,相对于主要货币,人民币表现出灵活波动的态势。
三、汇改对我国金融安全状况产生的影响
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汇改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保持在双位数以上;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趋于灵活,货币政策也取得显著效果;国有银行改革也因为此次汇改而加速进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
此次汇改的目的是实现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使汇率能够根据市场供求得到有效调节,然而汇率制度改革并非一朝一夕而成就的,此次汇改的确对金融安全产生了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国家也适时推出了大量政策措施与之搭配执行,然而若要进一步深化汇制改革,目前国内金融体制仍存在几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缺少汇率风险规避机制。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将具有更大幅度的弹性,从而市场主体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从我国现有的外汇市场体系来看,无论在交易品种上,还是在交易规模上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发展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迫在眉睫。外汇衍生品规避风险的理论机制在于,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自身对风险的偏好与承受能力进行交易,实现市场风险的有效配置,从而达到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
第二,资本项目管制阻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与世界经济、贸易进一步融合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参与世界竞争的必然要求。但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资本交易项目中,我国有一半左右的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甚至严格管制。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如果我国选择了汇率弹性与资本自由流动,那么仍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重要。因此,在汇率灵活性扩大的情况下,有必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与汇改紧密配合。
第三,巨额外汇储备无法有效运转。截至2008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6821.77亿美元,由于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很大比例是美元以及美元面值的债券,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不断升值,我国的外汇储备严重“缩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2008年7月初已达到6.84元/美元,相对于汇改时的8.27,已累计升值17.29%,由此,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的问题浮出水面。在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依靠发放央行票据来勉强维持外汇供给平衡,而吸纳外汇储备却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当商业银行不断吸收外汇的同时,不仅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也造成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压力。因此改革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科学管理外汇储备资产成为外汇储备体系改革,以及汇率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四、深化汇率制度改革,保障金融安全
(一)进一步增加汇率制度弹性
扩大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形成汇率机制的市场化,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要弱化央行在外汇市场的主导作用。2005年汇改之前,人民币之所以能够钉住美元,其原因在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尽管央行成功维持汇率的稳定,但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却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央行应弱化自身在外汇市场的主导作用,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按照市场的外汇供求进行调整,而央行则应只在汇率波动频率过高或波动幅度过大时进行干预,以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二,要强化市场力量对汇率水平的影响。一套完善的外汇系统应由中央银行,经纪商,做市商,客户等组成,而在我国的外汇市场,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做市商,而外汇指定银行中四大国有股份制银行则占据了交易总规模的90%,是最大的卖方,在这种汇率形成机制下,市场力量无处施展,也就谈不上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因此,若要增强市场力量在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必须扩大市场参与者,包括引入各种有外汇需求与供给的公司企业客户,培育成熟的商业银行成为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汇率机制市场化。
(二)发展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
此次汇改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将更加灵活,更加富有弹性,同时也意味着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在汇率波动愈加不确定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完善的汇率避险工具,汇率制度改革将会对相关主体的决策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的平稳以及我国的金融安全。因此,汇率制度改革需要有效的汇率避险工具及市场保障。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经验证明,外汇衍生品市场在抵消汇率变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外汇衍生品市场中的远期、期权、期货互换等交易,既可以实现套期保值,又可以进行套利活动,使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
(三)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推进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对于搭配汇率制度改革,保持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的动态平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为此,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前提下,只有逐步开放资本项目,才能使资金的真实需求与供给得以释放,才能保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稳步推进,我国的金融安全也才能在三者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实现。
五、结语
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证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而为深化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3-0011-03
一、金融安全的内涵
关于金融安全的定义,理论界不尽相同。李扬(2000)认为,金融安全是把金融控制在爆发金融危机临界点之下的一种合理状态。梁勇(1999)认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看,“国家安全”是对国家核心价值的维护,而金融安全从本质上就是对金融核心价值的维护,既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也包括维护公众对这种核心价值的信心。对金融核心价值的内涵可从三个层次理解:首先,金融核心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也就是金融本身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的安全、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运行的稳定;其次,金融核心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核心价值,这等于把金融的正常运行与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有力支撑;最后,应将金融核心价值看成是金融的安全,即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一个国家控制本国金融体系、驾驭金融运行的能力。因此,金融安全就是对上述三个层次的金融核心价值及相应的国民信心的维护。
从全球角度来看,金融安全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结构性权力,另一种是联系性权力。所谓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或者说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等各种关系构架的权力;所谓联系性权力,即依靠某种权威使别人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苏珊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结构性权力主要有四种:对安全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生产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金融体系控制(或信贷创造与分配控制)的结构性权力、对知识创造控制的结构性权力。这四种权力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可见,就金融领域而言,谁掌握了金融结构性权力,谁的金融安全度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二、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一)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1.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危机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金融安全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它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上。金融危机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相关的,即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1)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与金融危机有一定的联系。 一般而言,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导致一国的实际汇率升值。在固定汇率下,为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然会对流入的外国资本进行干预,在外汇市场上以本币购买外币,这种干预将引起本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在浮动汇率下,资本的流入将同时引起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金融市场的调整往往比商品市场的调整更为迅速,易造成汇率超调。资本流入的,通常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2)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改变,即资本流动逆转。一般认为,资本流动逆转是触发宏观经济不稳定和货币危机的直接因素。一旦资本流动逆转,整体国际收支将转变为赤字,并因此导致外汇储备下降,这不仅将导致国际清偿能力的危机,而且带来国内银行业危机。在表1中列出了每次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前若干年各国的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率。在列出的9个国家所发生的l4次金融危机中,危机当年本国的资本流入占GDP的比率较危机爆发前平均下降了35%。在马来西亚,1985年的资本流入比率下降了75%。表1最后一列是危机爆发当年各国短期债务对出口收入的比率,这一比率超过50%的有6次,超过30%的则有11次。造成资本流动逆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大。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程度的提高以及某些不利于国际投资者的政策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可能加大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见,资本项目开放本身并不是资本流动逆转的直接原因,但由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明显的资本过度流入倾向,而这又很可能是导致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过热的最重要因素。而宏观经济过热引起的基本经济面的急剧恶化却是最终促发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项目开放与资本流动逆转无疑有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资本逆转的过程中,一个开放的资本项目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3)资本项目开放会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资本输出国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工业国家金融市场波动的溢出影响;新兴国家之间的关联影响和交叉感染影响增强;在资本项目开放环境下,机构投资者取代银行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由于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因此在危机时常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4)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结构主要是指期限结构、长短结构,也可以指诸如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银行贷款以及官方资本等方面的结构。一般而言,长期资本流入较多,短期资本流入较少,则国际资本输入国的经济较为稳定;官方资本、直接投资流入较多,证券投资、国际贷款流入较少,则输入国的经济较为稳定。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表明,债务膨胀会削弱经济金融的稳定性,并产生交互式的紧缩通货循环。资本项目开放后,债务结构中外债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使引发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钟伟(2000)认为,对小型开放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国际资本又受制于国际资本。钟伟将两缺口模型动态化后,认为为了保持外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如果不重视国内投资―储蓄机制的健全,经济发展将会导致受资国偿债压力不断增大,而且,还会由于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导致外资内流的逆转,出现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5)由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引发危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下,资本流入国的银行突然面对大量“热钱”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将出现过度贷款的倾向,助长了不稳健银行的经营道德风险,降低了国内银行客户的平均质量,进而导致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脆弱化。
2.资本项目开放与泡沫经济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借此吸引国外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然而,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流动有可能出现结构性扭曲,即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资本流动的重要性降低,对实体经济发展贡献不显著的短期金融资本逐步取代直接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内容。这种结构性扭曲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不断增加,因而增加了整个经济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能引发以下几种泡沫:
(1)货币市场泡沫。若资本流入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本币必然升值而被高估,本币汇率中有泡沫的成分。货币市场泡沫必然削弱进出口贸易部门的竞争力,使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衰退,经常项目出现赤字,贸易收支恶化。即使资本流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但因为保持了名义汇率的稳定,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会使实际汇率升值。
(2)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若资本流入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同时央行又不采取冲销政策,则国内货币大量增加,充裕的资金必然会流向股市和楼市,形成泡沫。大量资金的流入必然导致供给弹性较小的金融资产价格陡然上涨,搅起泡沫或在已有泡沫上“火上加油”。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如果内部利率水平高于世界利率,大量外资的流入也会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掀起巨大的泡沫。
(3)外债泡沫。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中绝大多数是对外借款即外债。根据伯格(Andrew Berg)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考察,拉美国家所借的“石油美元”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投资于公共事业和增加社会福利,并没有转化为可赚取外汇的生产能力,显然外债中存在相当的泡沫。一旦国际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可能成为“蓬齐借款者”,外债泡沫趋于膨胀,这种泡沫的破灭是拉美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3.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控制力
(1)开放国宏观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和政府控制力下降。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制度下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放弃货币政策的自,浮动汇率下开放资本项目意味着放弃财政政策的自。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也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目前,我国名义上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管制有余而浮动不足”。随着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本外币资产的替代程度将逐步提高。在固定汇率下,资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将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减已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和收缩的重要渠道。由于央行对冲货币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财政赤字承受能力、资本管制程度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调整等多种因素,所以资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对金融的最终控制能力下降。金融控制能力的下降意味着政府应付突发性、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下降,容易造成局面失控。
(2)在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相互依存关系,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影响,一国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到国内,影响到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这种政策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进行,最终削弱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二)金融安全是开放资本项目的前提条件
加入WTO后,中国的商品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企业家市场、金融市场等呈现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市场和市场竞争变得无国界了,但是,具体的市场制度、主体企业(包括厂商、金融机构等)、消费者、就业等是有国界的。魏尚进和武屹(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他们使用了7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明,贸易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益处大于金融一体化。这种对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从贸易开放中受益需要的先决条件似乎相对较小,而从金融一体化中受益却要求具备若干条件,如健康的宏观经济条件、相当的国力水平、充足的外汇储备、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金融监管体系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必须从经济发展、国计民安、安全等角度来权衡市场开放、产业准入等诸多问题,也必须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考虑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如果一味简单地追求资本项目早日开放,其结果势必造成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和经济运行秩序的混乱,这不仅不利于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而且将严重影响政治安全。总之,何时、如何开放资本项目,应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应从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一基本点出发,并以此为基本原则。
三、维持我国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加速国内经济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开放与国内经济实力、金融监管的手段和监管水平不相适应,则易受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在开放资本项目前,必须建立金融安全政策(包括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外汇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层次上的金融安全政策是开放资本项目的重要前提,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根本保障。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础上的开放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开放。
1.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增强整体竞争力。只有经济金融环境稳定,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国际资本投机的可能性。人们对一国经济金融是否有信心,最重要的标志是: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和能否保持汇率稳定、利率水平是否合理、债务清偿能力是否充足、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投资环境等等。只有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才能使国内各种资产和要素的收益高于国外,才能增加各类投资者的信心和安全感,减少投机性资本对经济的冲击。开放资本项目的充分条件是国内政策的稳健和国际间的有效协作,其核心是强大的国内经济竞争力和体制竞争力。我国应通过结构性改革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增强经济的竞争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外延型转向注重效率的集约内涵型;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科技进步,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和结构性调整。
2.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措施。资本管制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次优选择。它对稳定宏观经济的核心作用在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独立的货币政策不仅意味着政府保持着调节总需求、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缓冲外部经济冲击、保持健康的国际收支状况方面保留着政策空间。应灵活地运用资本管制措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帮助稳定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信心,以对付外来冲击。同时,实施资本管制能给资本外逃增加一个额外的逃避成本,减少资本外逃的数量,减少宏观经济中潜藏的危机根源,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关于管制的具体形式,可以考虑对短期资本征税,如采用托宾税或准备金等方式,对资本流动的方向或规模进行调整。
3.完善金融审慎监管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运作的法律法规。国际经验表明,管理与资本流动相关风险的更为可行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资本流动本身,而是通过实施稳健的监管政策,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能力,降低经济运行中可能受到的资本流动相关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应增加更有效的监管以确保竞争和行为的谨慎,强化以银行为关键主体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监管。主要包括:(1)加强资金投向特别是外资使用方向的监管,防止信贷膨胀刺激进口消费和泡沫经济;(2)加强银行不良资产管理,推进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3)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附属金融公司的管理;(4)加强对本国银行外汇业务操作的监管。另外,由于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多地采取证券投资的方式,因而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证券市场的开放。所以,健全证券投资的基础设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也十分必要。
4.保持充足的国际储备。充足的国际储备不仅有利于减少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负作用,而且还能缓解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影响带来的冲击,维系国际投资者对国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信心。同时,应加强和完善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结构进行经常性的调整,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5.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金融不稳定因素转化为金融危机前是有一定征兆的,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能够把握主动,降低治理成本。设计一套完整的预警体系,应该根据国际警戒线和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各项指标应具有代表性、可测性和有效性。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机制,它对于处理危机、减少损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表2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6.扩大区域货币合作,推进国际政策协调和监管合作。参与区域货币政策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以便能够在较早阶段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二是通过建立区域最后贷款人机制,扩大贷款基金规模,可以对专门从事投机的金融巨鳄产生威慑效应,对为数众多的中小投机力量,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为资本项目开放后的金融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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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开放;金融安全;经营效率;竞争
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银行业在2006年12月已经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包括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及外资银行开展业务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中国的银行在国内的业务开始面对全方位的国际竞争。这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中国的银行是否做好了应对这种竞争的准备?或者说是否有能力应对这样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否将危及到中国的金融安全?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0年,这期间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到目前为止,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具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仍有相当的距离。这种情况下,在经营中被各级政府干预最多的银行,则会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忧虑。但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加入WTO所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并且,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银行业或早或晚要面对这样的竞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应对这种局面,解决可能出现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金融安全问题
国际主流金融学研究中,金融安全并不是一个热点问题,对于同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或银行危机,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力量经济体看待问题角度的不同。国内金融安全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始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问题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即金融开放是否会弱化国内对金融形势的控制力,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或形成国外对于国内金融拥有过度影响力的局面,因而对金融的对外开放持怀疑态度。这种认识具有片面性,实际上作为正处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国家,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的效率问题,这也是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国内银行不能形成具有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的经营体制,从而在经营方式和经营效率上有一个根本的改观,那么必然会重新累积大量的金融呆坏账,引发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当前普遍关注的金融开放所可能导致的对国内金融控制的弱化,使得政策的制定失去弹性和灵活性,受制于外在势力。综合两方面的考虑,这里定义金融安全为一国金融的良性运转及对于其国内金融的有效控制。
二、中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
中国银行体制的变革始于1979年,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985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银行,结束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国单一金融主体的体制,人民银行则转变为独立行使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形成了专业银行体制;第二阶段从1986年~1993年,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新型股份制银行的建立,标志着银行业开始引入竞争,逐步形成了主要由专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乡信用社等组成的混合体制;第三阶段从1994年~2000年,专业银行全面改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取消了它们之间的经营限制,并分离政策性贷款业务,交由新成立的3家政策性银行承担,同时组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着手处理专业银行剥离出的历史遗留的巨额不良贷款,初步形成了商业银行为主的经营体制;第四阶段从2001年至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进行股份制改造,同时根据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逐步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了国内的银行业务,中国的银行业开始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形成了相对开放的银行经营体制。
由于近年来不同经济体出现的经济动荡往往从金融不稳定开始,因此,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显得更为谨慎,也相对缓慢。但比较国有银行占绝对垄断地位的改革初期,中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表1反映了从1990年~2004年四大银行市场份额的演变情况。
资产、资本、存款及贷款比例数字反映的是四大商业银行相关项目占存款货币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存款货币银行是指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及金融租赁公司外的各类银行和储蓄机构。由于缺乏相关数据,利润比例数字反映的是四大银行的利润之和占除外资银行外的所有国内商业银行总利润的比例,即不包含信用社等其他金融机构,考虑到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较小,可以使用其作为整体指标的替代。
从表1中数据可以发现,四大商业银行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从86%逐年降到了56%,资本、存款和贷款的情况类似,利润则经历一段时间下降后,又达到了期初的水平,即占利润总额的86%。因此,数据反映出虽然中国的股份制银行(指除原有的四大国有银行外的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及其他国内银行和储蓄机构有了快速的发展,但目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仍然占据国内银行业的主要市场份额。
三、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与金融安全
1986年,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标志着中国的银行业开始引入新型股份制银行,国家银行垄断经营的局面被打破,到今天,国内已经组建了十多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股份制银行被人们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这些银行的发展及积累的经验能有助于银行业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善中国银行企业的低效经营问题。但对这些股份制银行20多年经营状况的考察,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实达到了这样的目的。表2是同时期股份制银行市场份额变化情况。数据显示,股份制银行发展初期取得了较好的经营绩效,利润的增加幅度远远高于其同期资产的增长,1998年更是达到了顶峰,即以行业9%的资产实现了超过行业50%的利润,显示了较高的经营效率。但其后股份制银行的相对经营效率开始下滑,到2004年股份制银行的资产盈利能力仅略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个别年份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对比四大商业银行相关数据则反映出与股份制银行相反的趋势,最初是不断下降,1998年后相对于其他银行相对经营效率不断上升,2004年则以不足60%的行业资产规模,实现了超过行业80%的利润。虽然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1997年开始,四大商业银行剥离了超过1.4万亿的不良资产,相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及其他政策支持,但至少说明这些股份制银行并没有显示出更高的持续经营效率。此外,股份制银行与自身的纵向比较,也同样没有反映出效率的持续改进。下图是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商业银行几项经营指标的历史数据图示。
下图显示,股份制银行的权益报酬率和资产净利率总体是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股份制银行的其他经营指标会发现,其权益/资产比率也在不断下降,表明其单位资本所承载的资产数量不断上升,经营杠杆不断加大。但由于资产净利率不断下降,即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使权益报酬率在经历初期的上升后又不断下降,而对比同期的权益/资产比率数据,可以发现初期的增长可能更多地来源于经营杠杆的增大,而非绝对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四大商业银行的权益报酬率及资产净利率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下降后,1998年起开始持续的改善。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四大商业银行盈利指标的改善大致开始于第一次不良资产的剥离,并且,在股份制改造时国家再次从相关银行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并注入巨额资本,而大量的不良资产本身说明经营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其效率能否持续改善并被维持,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以上的数据及分析中可以看到,银行企业经营效率的根本改善,并不完全在于单纯的企业制度形式上的改变(企业新制度的确立,更多反映的是建立起进一步改革的微观基础),实际上还涵盖银行业体制及市场监管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中国的银行业最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1.银行企业风险管理的缺失。中国银行企业的风险管理存在两种趋势:一是缺乏风险监控及风险责任,使得银行在提供贷款时随意性、主观性很强,而缺乏必要的风险评估,这也是前期银行企业产生巨额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二是硬性的风险连带责任。一些银行企业的管理者把提供贷款的风险责任与具体的经办人挂钩,这使得经办人员在审查贷款申请时过于规避责任,影响银行业务的拓展。传统银行更多地表现为第一种倾向。股份制银行更多表现为第二种倾向,这可能是其不良贷款率很低,但其经营效率却不断下滑的原因之一。这种倾向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银行更愿意把款项贷给公认的当前热门行业(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推卸行为),而不是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这会使贷款的集中度过高,并孕育巨大的潜在风险,比如当前的房地产行业。
2.对银行企业经营缺乏有效监管。一方面,由于体制及产权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的行政力量对银行企业有着很大的直接影响力,最近虽然政府更多地采用了市场手段调节,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效果并不理想。而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调节时,因为专业资源的限制,往往成为简单的行政命令,导致所谓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另一方面,银行内部对自身的经营也缺乏有效监控,这实际上也是行政干预的起因。这方面的缺失使得银行经营行政化,表现为高层决策的随意性及执行层对于责任的过度规避。因此,为解决这种两难,有学者提议引入少数私有权益股东直接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并通过适当渠道向所有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传递有关信息,从而对高层行为有所制约,减少决策的随意性,建立起科学的风险评估及业务评价程序。
3.银行企业的经营惰性。中国目前1年期的存款利率为4.14%,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银行贷款的基准息差达到3.33个百分点。在银行的权限浮动范围内,实际的息差水平会更高,而国际上息差水平一般在1.5-2.5个百分点。过高的息差使国内银行过分依赖传统银行业务,缺乏业务创新和业务开拓的动力,形成经营惰性,并导致竞争力的脆弱,因为一旦更有竞争力的企业进入,必然要压缩市场的息差水平。但对于本来就管理水平不高的中国银行业,这种状况只能逐步得到改变。
中国要确保自身的金融安全,首先必须改善银行企业的管理,提高其经营效率。而要达到这一点,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从前述的数据对比中可以发现,四大商业银行的总体经营指标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们同样应注意到这种改善更大的成分来源于政府的扶持,同时这样的改善也类似于股份制银行建立的初期状况。因此,必须解决银行在风险管理、经营监管等方面的问题,使银行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资源的浪费(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就会成为必然,最终,问题的累积会导致银行业的经营失败而引发金融不安全。
四、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
中国银行业对外资银行已经全面开放,一些人士担忧这将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当然,这部分人并不否认中国国内的银行经营缺乏效率,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外资银行的经营更有效率,但他们认为正是这一点可能导致国内银行无法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从而导致外资银行的大规模扩张,使国内丧失对金融的控制,或者更可能的是,由于突发事件而导致外国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引起国内的金融动荡,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关闭金融市场并不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国际经济交流的互惠合作原则表明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同时这种行为也无法完全解决来自内部的金融安全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如果政策适当,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将更有利于中国的金融安全。首先,保证对国内主要银行的有效控制,外资对这些银行仅限定在允许参股的范围内。个别银行允许被外资收购,也需要经历法定的批准程序,以对可能引起的金融安全问题进行评估。其次,利用外资银行的参股及外资银行在中国营业机构的直接竞争,改善国内银行的管理,提高银行企业的经营效率,而这种直接参与及直接竞争对企业能力的提高(即通过直接的感受和学习)已经在其他行业得到了印证。因此,将能更好地确保中国的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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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身影活跃于中国互联网支付企业中,是这一行业的背景之一,而监管新规对外资规定的模棱两可,引发了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争议和行政监管与市场准入的矛盾,同时凸显出制度因素影响下的企业家道德风险。
自由生长
2010年6月14日,中国中央人民银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这是中国互联网支付行业的首份行政监管法规。此时,中国非金融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已颇为壮大。
互联网支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网络银行支付和非金融机构的第三方支付。1998年,招商银行首开网络银行支付先河,次年,首信易支付则宣告了中国第三方支付的诞生。
所谓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的转移服务,包括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
随着互联网应用,特别是网络购物的兴起,第三方支付服务真正发力于2005年,依托阿里巴巴的淘宝网,支付宝将这一便捷的网络支付服务推广。自该年起,第三方支付规模每年增长在100%之上,业界亦将2005年称为“电子支付元年”。
根据咨询机构的统计数据,2009年全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达到5808.4亿元;并预计到2012年,第三方支付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万亿元。目前,国内登记备案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已达390多家。
在互联网支付的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于体制、机制及对市场认识的缓慢,因此第三方支付这一因应互联网上交易付费便捷、安全需求的服务被非金融机构占领了先机,虽然各大商业银行纷纷调整推出了网络支付产品,但时至今日,民营企业为主的互联网公司,仍然在产品创新和客户体验上领先。
第三方支付虽然是一种金融创新手段,但仍然必须依赖于传统金融机构,在技术流程上,是用户先注册支付账户,通过登录支付账户完成银行、信用卡账户资金的代交代付,第三方支付平台则通过与合作银行的网关、后台或闭路循环完成网络账户与银行账户资金的转接。第三方支付的赢利主要通过向注册用户和合作客户收取费率,并与合作银行分成。
这也注定了,第三方支付与银行之间,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作为一种创新的支付清算模式,第三方支付11年间并没有相对应的行业监管法规,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的阶段,依靠的是第三方平台的信誉保证和贴近客户的产品服务。
“中国的互联网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个人资金需要安全保障,加上第三方支付的备付金运转处在金融体系之外,因此进行监管是有必要的。”招商银行软件中心一位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自由发展难免会出现灰色地带,曾有第三方支付平台因为涉嫌资金转移,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为了规范,也因为第三方支付本身和金融机构是一种竞争关系,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也需要进行约束。”上述人士如此理解。
监管新规
为解决第三方支付的“灰色发展”,2005年6月,央行第一次了《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09年4月,央行宣布对第三方支付企业进行登记备案。2010年6月,央行以2号令方式公布了《管理办法》,2010年12月,央行再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管理办法》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出台,历时5年,其中也历经争议。2005年征求意见稿甫一出台,即招来支付业界广泛质疑。质疑点主要集中在几方面,即:注册资金的高门槛遏制创新、业务层级管理不明、支付清算定义不清、资金管理方式存在漏洞等等。
“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出台,一方面客观上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有关,都在边做边看,另一方面和利益也有关,第三方支付和银行是竞争关系,中国的银行对此并不是很乐意的。”从事第三方支付的人士刘涛(化名)对本刊记者说。
“存在要不要监管,谁来监管,谁牵头主导的题。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原因,比如央行和证监会、保监会,由于第三方支付开展了基金代销等业务,涉及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需要证监会批准,保险业务也需要保监会批准。”艾瑞咨询集团产业研究部分析师程善宝对记者说。
在诸多争议中,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也曾是争议的一部分,但并不是重点。
据悉,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曾讨论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外资股权比例,最初设定为50%,后认为可参照目前外资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股权单一比例不超过20%,外资股东股份比例合计不超过25%的办法。
“在外资比例限制上的争议主要反映出商务部和人民银行之间的分歧。”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中心主任曹红辉对记者说。二者对支付清算领域对外资开放程度的意见并不尽相同。
在最终定稿的《管理办法》中,则对这一题进行了“搁置”――“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从央行的《管理办法》来看,既没有排斥外资进入第三方支付行业,但同时也没有对外资投资做出明确的安排。
在外资投资规定没有明确的情况下,第一批牌照于5月份有些“仓促”地进行发放,在名义上,这批牌照是完全针对100%内资企业发放的。
实际上,由于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外资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成了诸多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上帝之手。现时占据了第三方支付市场份额50%的支付宝,也依赖于雅虎和亚洲软银这两个外资股东的资金投入而得以成长。
鉴于中国在外商投资目录中对支付行业的限制,这些外资大部分采取了协议控制的办法,这一方式在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是常见的方式。
所谓协议控制,即成立中资持股的公司持牌,以符合中国政策的规定,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商业协议(资产运营控制协议、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协议、认股选择权协议、投票权协议、独家服务协议)安排,将持牌公司利润以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转入外资持股公司。
“央行对这一题看起来并没有完善的处理方式,本身也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并没有明确认识到。”程善宝对记者说。这也为后来的支付宝争议埋入了伏笔。
2011年5月底,支付宝事件曝出,阿里巴巴集团CEO马云及其管理层股东在未经集团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终止了支付宝的协议控制,将支付宝转为完全内资控制。马云此举引起阿里巴巴集团两大外资股东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的不满。外界有相当部分声音指责马云违背了商业契约。
支付宝从内外资共同控制变更为内资完全控制的原因,阿里巴巴管理层解释为央行要求第三方支付公司应为内资,如果有外资股份,需上报央行另行规定,并报国务院批准,这将对支付宝进入首批牌照名单造成巨大的风险。
但支付宝此举反而造成了外界对监管法规排斥外资的印象。
除了支付宝,银联商务也采取了清退外资以获得首批牌照的办法,银联商务等“银联系”公司通过谈判清退了外资,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出售了银联商务近7%共3500万股。
“外资的持股比例题,也并不是因为支付宝存在协议控制而引发的,应该说是因为阿里巴巴集团三大股东的股权控制争议所引发的。”刘涛认为这也是为什么《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央行才要求企业上报协议控制情况的原因所在。
马云同时表示,央行首批牌照发放要求企业全内资控制,“我第一次对国家央行有对未来国家安全考虑而敬重。”这使得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否真涉及国家金融安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否应通过内资完全控制来实现成为了监管新规中的一大争议焦点。
外资与金融安全
事实上,在监管法规出台的过程中,存在外资持股比例的争议,但自始至终并没有完全排斥外资。
中央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司司长欧阳卫民曾在2010年11月公开指出:“实际上对电子支付产业的发展,我们要鼓励竞争,要对内、对外都开放,只要符合办法的规定都可以按照程序来申请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合法的支付服务机构。”
他同时指出,“实际上我们也知道2001年9月,美国就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一些题向中国提出了WTO的磋商请求,认为中国违反了服务贸易协定中做出的一些承诺。但事实上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2009年)的登记,在第三方服务组织中,现在有37家都是有外资性质的,有一些是全资的,有一些是合资的,当然还有一些是港澳台的资金、港澳台的资本,所以说总体来看,我们在电子支付市场当中,一直还是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原则。”
事实上,在首批获得牌照的企业中,并不乏外资通过协议控制的企业。“肯定不是个案。”刘涛说。他认为马云的“全内资控制论”反而将协议控制摆上了令人尴尬的境地。业界还因此风传央行收回了一些存在协议控制方式的企业牌照,央行后来对此进行了否认。
“从目前监管层的态度来看,对这一题实际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协议控制的争议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一位受访人士认为。
对于《管理办法》中对外资的另行规定,刘涛认为这也是银联和VISA之间争议的延续,是在保护银联的利益,至今国外银行卡支付清算组织VISA和银联之间关于如何开放银行卡支付市场的争议还在等待WTO的仲裁。如果明确承认外资投资第三方支付清算组织,虽然有别于银行卡支付清算,但从道理上有利于VISA获得WTO仲裁的胜利,顺利进入中国市场。
至于外资参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否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题,在业界也出现了不同的争议。
“严格来讲,第三方支付平台及银行卡结算组织在国外并非受中央银行监管,说明其未纳入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之中,而是作为银行零售支付体系的补充,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因此,在它对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形成实质性调整之前,对支付结算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曹红辉说。
有央行内部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不涉及银行账户信息,所有的资金和账户信息都在银行。央行已经建立企业和个人金融征信系统,与之相比,第三方平台搜集的支付数据只对企业自己有一定价值,对社会而言意义有限。更何况,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多年,商业银行本身早就引入了外资,谈不上国家金融安全。
中国金融业目前的政策是对外资“有限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公司,都已经向外资开放,上述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分别可达25%、33%、50%和49%。
“有些法规你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合理,比如国内的麦当劳、肯德基都不让刷银行卡,你觉得这是考虑金融安全吗?”刘涛则打了个比方。而招商银行软件中心人士则说:“在技术上没有很好的保护手段,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让外资持股,这也是一种很懒的做法。”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法律问题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和性质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
国际上是这样定义金融衍生工具的,当事人之间的双务合同或者交换支付协议,它的价值正如其名称所体现的,衍生于基础资产或者相关的基础比率或指数。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较之前的定义更狭窄些,它们认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核心在于对风险的管理,衍生合约本质是一种双边合约,目的就是对风险的一种管控。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较国际上其它国家较晚。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才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与国际上略有不同,并且国内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区别于传统的金融工具,所以称之为衍生工具。有的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以另一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的金融工具。它由债券、股票、外汇等基础工具衍生而来,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种基本工具和由它们通过变化、组合、合成三种方式再衍生而来的变种。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性质
金融衍生工具在法律上来说本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名称上的“工具”二字不影响其本质的债权债务关系。签订合约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据我国的法律,金融衍生工具有几大法律属性。诺成性,就如字面意思一样,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一致的意思,并不是以标的物的交付与否来判断。虚拟性,金融衍生工具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某种具体的实物,它只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是一种不具体存在的工具。目的的不同性,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合同双方的风险性。
二、我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作者以沪深股市的数据为依托,调查发现2009-2014年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企业的比例分别为7.523%、11.117%、12.558%、13.412%、14.873%和12.423%,虽然增长速度在2008年后有所放缓,但总体上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在这样较高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背景下,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法律设置不完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很多法律建设仍然十分之后,尤其是经济类法律。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相关法律更是寥寥可数,其中对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法律屈指可数,并且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和法律法规也存在着矛盾和不协调。我国的股市也不够成熟,相关股市的法律监管也不够健全和完善。甚至可以说,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亟需相关法律部门的统一协调和制定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
(二)分业与混业交叉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在借鉴了欧美等资本市场成熟国家的历史经验后,为防控风险采取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金融业全面崩溃,银行参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行业是金融市场暴跌的主要原因,所以美国在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由混业经营转变为分业经营。我国的金融监管正是借鉴了历史上这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才坚定的执行分业经营模式。我国商业银行法明文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感到分业经营的弊端比较大,严重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纷纷又放松管制重新开始混业经营。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初创阶段,不确定因素较大,在分业经营名义格局下也存在着混业经营现象。
(三)投机现象的存在
金融衍生工具的参与者一般以金融机构为主,这些金融机构往往资金雄厚,在和广大股民和中小投资者的博弈中,往往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小投资者往往败下阵来。金融机构不仅资金雄厚,还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使得机构可以做出更精准的判断和行为。金融机构依靠着这些优势进行投机,往往可以取得较大的利润和机会。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最大努力去控制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但由于政府的政策往往有时候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金融机构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往往会进行预测,因为一旦预测成功,这些金融机构所取得的利润往往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三、我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监管的完善策略
(一)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涉及到多个金融监管部门,所以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督和管理需要涉及、协调多个部门。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首先要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为前提,只有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再去协调各类金融监管部门。统一的监管模式既可以缩减管理资源,也可以使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更健康、成熟的发展。统一的监管模式也更方便使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与世界接轨,有效实现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有序健康发展,保证我国的金融安全。
(二)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相关法律的建设
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相关法律寥寥可数,其中对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法律屈指可数,并且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和法律法规也存在着矛盾和不协调。我国的股市也不够成熟,相关股市的法律监管也不够健全和完善。甚至可以说,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亟需相关法律部门的统一协调和制定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相关法律建设极为薄弱,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国的立法部门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尽早并且准确的对我国目前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现状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判断,做出适合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发展的具体管理办法和监督体制。建立有效的监管实施规则,保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明确规定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额与风险承担限额,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约束机制,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健全的交易制度体系。
(三)增加与国际上的协作与沟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受着其它国家的经济的影响。我国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计划体制经济,我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受到外界的经济体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受着其它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当今社会下全球的现金的流动,国家间的金融流动性大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必须增加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金融协作。
(四)明确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原则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异常迅速。2013年,随着余额宝的上线,国内互联网金融更是呈现出势如破竹之势。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反衬出传统金融业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自身的风险。面对互联网金融这一新事物带来的快捷、便利、高效等优势,正确认识其风险并从监管层面加强监督,才能使互联网金融发挥最大的功效。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风险;健康发展;监管
1 文献综述
自互联网金融诞生以来,国内关于互联网金融研究的热情从未减少。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进一步到监管的缺失等方面均有学者研究。杨群华(2013)分析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并提出我国应该从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体系、风险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监管体系等方面入手,防范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汤皋(2013)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规范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个人建议。何虹(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虽然以其方便、快捷、低成本优势受到大众青睐,但其安全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王国真(2013)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了防范风险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2 互联网金融的界定与风险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主流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本文将互联网金融界定为非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即非金融机构利用技术优势,将其与金融业务结合形成的服务。目前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七种模式,分别是第三方支付平台、P2P网络小额信贷、众筹融资、虚拟电子货币、基于大数据的金融服务平台、互联网保险、互联网金融门户。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互联网金融不断向传统金融业的多个领域渗透。相比于传统金融业,互联网金融以其成本低、效率高和跨越地域限制等优势飞速发展。在越来越注重资源配置效率的时代,互联网金融注定会繁荣发展下去。但是,在享受来自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我们应认清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尤其是在目前各种卷款跑路现象频发的环境下。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认识风险。
第一:互联网金融企业行业风险。关于企业行业风险,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向金融领域渗透的,如果没有高的技术,企业一方面有可能被攻击,客户个人信息以及资金面临风险,另一方面企业有可能失去竞争优势,退出市场。二是道德风险,在目前立法、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一方面利用这一缝隙只是通过简单的设计一个平台就进入了互联网金融领域,其后的一系列的交易的合法性根本无法保证,另一方面,有些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与国外正规的企业相比,交易程序不透明,客户根本没有办法知晓资金的用途,这就为一些企业在资金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卷款潜逃等现象。第二: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是目前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专门法律的缺失,这就使得没有相关的法律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进入、合法的业务范围、相关交易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进行规定,互联网金融企业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尽管相关的政府文件均表明会支持金融改革、金融创新,但法律缺失的风险仍不容小觑。除了以上两个比较重要的风险,还有就是所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都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关于这一点虽然也会对互联网金融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互联网金融企业面临的特别的风险,因此不再赘述。
3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对金融体系的反馈又决定着政府对它的态度。从社会角度来讲,互联网金融还是带来了不少益处的。因此,无论互联网金融还是政府都应从自身角度做好工作,实现互联网金融的良性发展。今年三月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是继周小川之后,再次表达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支持。因此,做好发展的最重要一步就是要防范风险,加强监管。
第一,互联网金融企业要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同时加强行业自律。此处的技术进步指的是加强互联网金融安全的技术创新等,不久前中国金融认证中心宣布推出蓝牙USBKEY产品,应对互联网金融安全,这一技术主要可以实现身份认证、交易信息加密等,为加强技术安全提供了很好的先例。有关于行业自律,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自2013年8月互联网协会成立首家自律组织――互联网金融工作委员会以来,行业自律组织数量上也是增加了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所起的作用甚微,因此亟需对自律组织进行规范,建立一个真正有效,权威的互联网自律组织。
第二,加速立法进程,明确监管机构。从法律法规层面上规范互联网金融,是实现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立法方面主要是首先对当前生效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和银行监督管理法等法律进行修改,原因是这些法律对整个金融业的最基础的法律,这些法律如果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就不能较好的服务于金融发展。其次是制定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法,对其范畴,准入、交易等进行规范。关于监管层面,主要是明确监管主体,针对目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真空状态,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央行和三会共同提供专门的人才组成一个专门互联网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专门履行互联网金融监管职责。监管机构的组建也要写入相关法律,并对该机构的一些权力与义务进行界定,才能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实施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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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支付宝;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余年了,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信息技术水平也在迅猛发展,网络经济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互联网交易平台快速搭建、网络经济迅速扩张的状态下,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在迅速崛起。支付宝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领军者,它的出现给我国的网络经济打开了更多的机会窗口,同时也带来许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规范的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的现状
虽然互联网已经渗透进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互联网金融出现时间其实较短,它是一种较为新颖的金融工具,它结合了现代互联网可移动、随时方便的特性和传统金融严密、谨慎和安全的特性。在二零一四年中国央行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讲互联网金融定义为:包括一般的互联网金融以及利用互联网来开展业务的非金融机构。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顺应时代的需要的,它使得各类金融业务更加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可查阅化,更加扩大了金融业务的知晓度,同时使金融操作的成本更加低。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经历了多个阶段:如初步的个人和企业网上银行开放、和更加进一步的简化操作流程,直接在平台上进行个人贷款的申请和审批,到现阶段逐步深入传统金融的主要业务,向根据个人信用及抵押情况,向申请者提供各类融资业务。
互联网金融包含三个主要的部分,首先是货币的支付方式,其次是各类信息的处理和共享,最后是保证多方效率最大化的分配方式。三者相辅相成,支撑起互联网金融安全、透明和公正的平台。
二、支付宝的发展现状
1.支付宝的发展
支付宝是由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我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它的服务口号是“提供简单、安全、快速”的支付解决方式。公司包括“支付宝”和“支付宝钱包”两个产品,根据二零一四年公司的年中报告,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
支付宝的首次亮相是在二零零三年的十月,淘宝网首次出现支付宝业务,在次年业务与淘宝网剥离。目前,支付宝的应运群体庞大,我国有超过2亿人口进行了实名登陆,每日的手机支付次数在顶峰时期超过五千次。
2.支付宝的优势
支付宝再较短的时间就从开创到获得广大的认可,它的成功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与网络平台的紧密结合。支付宝是依赖快速发展的网络发展而生的,作为一家提供第三方支付的公司,在无线网络畅通的地带,直接通过密码支付和二维码扫描,扩大了移动支付的使用人群,帮助个人用户安全快速的进行小额交易。
其次,实名认证,使用方便。申请一个支付宝账号非常简单,只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认证,确保使用者的真实存在。只要有了支付宝账号,你可以方便的进行消费,转账,了解自己的消费情况。
最后,与银行传统业务的结合。支付宝的CFO曾经表示,支付宝与银行业的关系,不是市场的竞争,而是业务的合作。比如支付宝中有一项业务是使用者可以直接通过平台进行信用卡还款,而不需要去银行柜台或者去超市寻找的拉卡拉。这项业务不仅具有提前提示,防止还款延误,同时也帮助了银行提高了信用卡的发行数量,实现了用户、银行和支付宝的三方获利。
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1.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带给使用者诸多例如支付宝的创新产品,但是第三方支付的存在,也给互联网金融带来一些挑战。
首先,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互联网平台属于较为新颖的金融交易模式,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全面覆盖,因为一开始的受众较少,众多创新的产品都处在合法和不合法的边缘地带,在支付宝全球最大的支付公司出现后,许多法律法规开始考虑需要重新修正,才能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
其次,缺乏对消费者的保护。在网络平台上,消费者的许多个人信息都是必须填写的,通过系统间的传输和认证,帮助金融业务开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信息的泄露。一部分犯罪分子在获取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后,会进行欺诈、行骗或者骚扰,很严重的影响了消费者的个人安全。
最后,缺乏对金融资金流动的监管。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进行金融资金的流入和流出,规范要求低,经历的必要审核少,监管的难度高,虚拟金融的产品和效益可能因此被会被用于非法的洗钱、不正当的集资活动或者其他不合法的活动。
2.互联网金融的对策
首先,针对互联网金融建立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在2016年的两会报告中,互联网金融被多次提起,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整个行业面临着信任危机。2016年互联网金融将进入规范化的一年,在国家的指导和辅助下,互联网需要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帮助行业树立起良好健康安全的形象。
其次,建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总理在今年两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近一年来,各种监管机构和政策逐步颁布,为互联网金融的安全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最后,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消费者的保护。互联网金融因为其数据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具有独特的风险,为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需要特别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网络信息安全。支付宝也曾在二零一四曝光过信息安全的问题,因此互联网金融机构更急需要加快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建立主动的安全防护模块,以应对不良分子的攻击,才能更好的保护好使用者的信息安全。
参考文献:
[1]张皓.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
[2]谢增波.第三方支付的风险管理研究.北京邮电大学,2014.
[3]张家娟.互联网金融O2O模式发展趋势预测,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升值国际游资
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即使在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一些稳健的措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仍是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忽略的问题。传统理论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为一国提供了充足的国际资本和流动性便利,对于缺少资本的国家而言,这会促进和增加国内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使一国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国际流动资本的频繁冲击之下,这极易增加经济的波动性并可能加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导致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如何吸取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教训,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应是现阶段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头等大事。
一、游资进入中国的国际背景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HotMoney),在国际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布朗教授将国际游资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收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游资。”
2006年开始,美元对英镑、欧元、瑞士法郎、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等国际主要货币大幅贬值;到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的衰退迹象和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政策进一步促使美元的贬值。为了刺激美国经济,2009年3月18日及2010年11月初,美联储两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必然导致利率下降和美元贬值,降低美元资产持有者的收益。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美元持有者通常会采取行动,将美元兑换成其他有升值趋势的货币。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正好相反,经济增长态势良好,这些国家则成为国际资本规避金融风险之地。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在这一波国际资本转移的浪潮中首当其冲,成为其最佳风险规避港口。
二、游资的冲击使得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陷入两难境地
(一)给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创造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格局带来了冲击
国际游资总是迅速地从一个市场转移至另一个市场,频繁突破国界限制,以寻求稍纵即逝的获利机会。这种资本的快速转移,打乱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规模巨大,一旦爆发危机,目前的巨额外汇储备可能是不足以应对的。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控制热钱的进一步流入,防范热钱大规模同时撤出是中国当前的工作重点,为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格局的建立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二)国际游资带来的潜在危机
国际游资的逐利性使其带有很大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它往往在经济繁荣时大量涌入而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快速退出。所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并非有助于熨平经济周期,而经常是在经济繁荣时使其更加繁荣,制造大量泡沫,在经济崩溃时使其加速崩溃,雪上加霜。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由于国际游资的快速撤出导致的。与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了很多,金融市场的建立和金融监管也有所改进。但是近几年的热钱大规模涌入也说明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不到位,而游资的低透明度也为我国对其的监管带来了极大地困难。
(三)资本管制制度及工具面临新的调整
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使得资本管制的“屏障作用”被削弱了。在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控制流入资金的量与质是对中国现阶段资本管制制度的新挑战。如何采取市场主导的间接资本管制工具,合理调节跨境资本流量仍然是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应对游资冲击的对策及建议
国际资本的流动有助于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国际游资的快速转移又往往成为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中国目前面临的大量热钱流入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停止资本账户开放回到闭关锁国的经济状态。我们需要认清短期资本的局限性家里合理监管,以保证金融稳定为原则,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一)逐步放宽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将资本账户开放作为一项制度性改革逐步推进
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意味着资金的进出完全自由,特别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国际化、证券及房地产市场还不健全很容易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对象。以往的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些资本管理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资本账户开放采取不同程度的管理措施,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不利。我们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在按照市场化原则开放的同时合理监管,保持必需的资本管制。
(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增强其应对冲击的能力
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有外部经济冲击的原因,但归根究底还是危机发生国本身的抗冲击力较弱。入市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逐年提升,这对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是十分有利的。
(三)建立危机预防的早期预警检测体系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遭受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大大增加,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预测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根据传统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可选取的指标包括:一国GDP的增长率、通胀率、本币与国际主要货币的利差、短期外债在外汇储蓄中的占比、经常项目收支状况等等。
虽然资本账户开放有利有弊,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经济发展的需求角度考虑,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利益是大于弊端的。因此,中国应在了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前提下,谨慎地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提前做好应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对策,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利益,避免其弊端。
参考文献
[1]马勇,陈雨露.资本账户开放与系统性经济危机[J].当代经济科学,2010(7).
[2]曹勇.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张明.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Z].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8(6).
关键词:医院;信息系统;信息安全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跨系统,跨平台的交流已经成为了全新的管理环境,因此在网络环境中的医疗信息管理也将进入了崭新的信息管理模式,医院信息系统是把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应用于整个医疗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医疗效率和经济效益。信息化的发展中信息数据的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医院信息系统
1.1医院信息系统的介绍
医院信息系统(HIS)是一个混合体系下架构的大型数据库应用的系统,是利用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现代化手段,对医院及其所属的各部门的人流、物流、财流进行的综合管理,对各种医疗活动采集、存储、处理加工成的各种信息,从而为医院的整体运行提供全面的、自动化的管理以及各种服务的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统既可以存储文档数据,也可以存储医学影像信息,是应用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高科技手段对医院内大量的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的现代信息系统,是整个医院应用系统的主干和医疗数据中心,起到了整合其他辅助系统的作用。现在医院的信息管理从简单的行政、财务管理系统向复杂的多功能系统发展,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提高了医疗水平和效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2医院信息系统的功能
1)HIS是采用C/S的架构,通过客服端处理病人基本数据、诊断、医嘱、治疗和病历等数据。2)HIS是以病人的用户标识快速地在数据库查询和调用病人的有关资料,通过整个治疗过程的优化达到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和提高服务质量。3)HIS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和控制体系。覆盖了医院的每个职能部门、每个医师和对医院的整个工作流程进行控制,提高了工作效率。1.3医院信息系统实现的目标HIS是为医院现代化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覆盖了整个医院的所有部门和所有环节,旨在提高医院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以电子病历为中心,实现与医疗保险的接轨,HIS以更强的兼容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也健全了医院的控制体系,降低了医院的成本,提高了医疗的工作质量。医院信息化建设主要内容是以电子病历为核心,建立和完善医疗信息的架构,实现医院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统一,整合资源和提高医疗高效的运转。医院信息化是实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需求和重要支撑,加快卫生的信息化建设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提高全国卫生系统科学的管理水平,促进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2信息安全
2.1信息安全的定义
信息安全主要是指信息资源的安全,信息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信息数据和信息技术体系不受威胁和侵害,狭义的信息安全指的是信息系统软的硬件和信息数据不受破坏和泄露,信息可以保持连续的可靠的运行。对于个人而言,信息安全更加侧重于后者,要求信息要保密性,完整性,人们对信息的安全的概念理解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绝对的信息安全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应用适度风险的观点、积极防御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做好信息的安全工作。做好信息的关键在人,掌握信息安全的知识是做好信息安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2.2信息安全的地位
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信息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国家的安全基石和核心,信息安全是国家军事安全的重要保障。网络信息战将成为21世纪典型的战争形态,黑客的攻击和军事机密危及国家的安全,控制信息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信息安全也是国家文化的关键,信息安全影响着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也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信息安全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的前提,信息产业在国民的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金融安全。制定国家的信息化的发展战略,是应对国际信息化竞争,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提高信息技术的水平,优化信息产业的结构,提高国家的信息安全的保障,为迈进信息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3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
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发着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重塑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新格局,加快信息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促使人们对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强,人们的生活,企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系统,21世纪的重要特征,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需求。但是信息的发展伴随着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涉及国家的各个层面,所以国家的信息安全发展也是重中之重,信息安全保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我国的信息安全保障重点包括国家关键的基础建设和社会稳定,主要是着力发展和提升基础支撑能力、防护对抗能力和自主可控能力。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3结束语
医学信息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医院信息化的建设的比较晚,我们初步取了一定成就,但是和发达国家的水平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发展技术和水平是任重道远。信息安全的保障也是我们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作者:程婷 单位: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信息科
参考文献:
[1]王丽娜,赵利敏,张东军.信息安全管理的建设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7(2):41-43.
[2]张静薇.浅析科学的医院信息化管理系统[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7):198
[3]张丽.浅谈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J].科学之友,2012(3):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