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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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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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证分析
41动态因子分析
由于污染排放物较多，因此需要进行降维。考虑到各种降维方法的优点和不足，本文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该方法的具体步骤请见Federicci和Mazzitelli的文献
具体见《Dynamic Factor Analysis with Stata》，网站：http：///meeting/2italian/Federici.pdf。
。
利用Stata软件，对1995～2011年CO2、CH4、N2O、NOX、CO、NMVOC和NH3数据进行动态因子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结果见表1。
谋1可以看出，前两个公因子积累贡献达到8574%，因此本文选取这两个公因子作为评价环境污染的指标。这两个公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然后计算各主体的平均得分矩阵和动态得分矩阵，最后以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平均得分，这样就将CO2等污染物综合为一个污染指标，这个污染指标简记为otherp。
42全要素生产率
将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资本、劳动力、矿产资源、二氧化硫和otherp数据代入模型（1）～（10），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指标。
421中国制造业整体层面
按照算术平均值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按照技术变化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6～2000年，技术变化呈下降变化趋势，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经历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过程。第二阶段为2001～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呈震荡上升变化趋势。第三个阶段为2009～2011年，技术变化呈下降变化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变化呈“V”型变化趋势。在整段研究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为116%，平均技术变化为153%，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但是技术效率变化为-037%，说明行业间的“追赶效应”并不明显，反而出现了缺乏效率的行业与有效前沿行业的差距呈扩大趋势的现象。
现在从“要素效率-总效率-要素贡献”的角度来考虑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中国一般按照五年制定发展规划，因此本文将整个时间段分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和2006～2011年三个时间段，具体见表3。
从ISP生产率来看，1996～2000年，劳动力和矿产资源的ISP生产率为正，其他都为负，从而造成这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23%，其中其他污染ISP生产率下降是主要原因，贡献达到10644%，二氧化硫ISP生产率次之，贡献率为5525%，资本ISP生产率的贡献为4573%，而矿产资源ISP生产率是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贡献为-9415%。2001～2005年，除了劳动力ISP生产率略小于0以外，其他投入要素的ISP生产率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贡献最大的为二氧化硫ISP生产率，贡献为4566%。2006～2011年，所有要素ISP生产率都大于0，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相差不大，大约在20%左右。考虑整个研究时间段，各要素平均ISP生产率都大于0，其中最高的为二氧化硫，年均增长188%，最低的为劳动力ISP，年均增长仅049%，其次为资本ISP生产率，年均增长仅064%，因此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缓慢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日益紧张的今天，以及我国属于资本稀缺型国家的具体国情，如何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应该是以后改革的着力点。
从技术变化来看，除了1996～2000年资本技术变化为-029%以外，其他要素的技术变化都大于0。在所有时间段，资本技术变化最低，其次是劳动力技术变化，这两个要素技术变化对技术变化的贡献基本上小于10%。1996～2000年、2001～2005年和2006～2000年
三个时间段，技术变化分别为137%、106%和205%，说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较慢。
从技术效率变化来看，1996～2011年，仅仅只有资本
的平均技术效率变化为正，年均变化037%，其他要素的平均技术效率变化为负。1996～2000年，所有的技术效率变化为负。2001～2005年，除了劳动力技术效率变化略小于0，其他要素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都为正。2006～2011，由于矿产资源、二氧化硫、其他污染的技术效率小于0，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仅为141%，略高于1996～2000年。
422细分行业层面
同样，按照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1年划分时间段，然后计算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具体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平均来看，大多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于0。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纺织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最低的行业为木材和家具制造业、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除了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外，其他所有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些行业的增长依然粗放。
平均技术变化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纸浆、纸、印刷和出版业。最低的行业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木材和家具。大多数行业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技术效率变化来看，食品、饮料和烟草，纺织业，皮革和鞋类，焦炭、精炼石油和核燃料，电气和光学设备，运输设备，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一直处在有效前沿面上。仅仅只有两个行业的平均技术效率变化为正，其中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为2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为157%，这说明其他5个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远离有效前沿面的情况。
5结论
本文利用ISP生产率指数法，将自然资源消耗、空气污染纳入模型，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按照“总体绩效-要素绩效-要素贡献度识别”的视角分析各要素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管从整体来看还是从细分行业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制造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制造业发展依然粗放。技术变化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而资本、劳动力技术变化不是技术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技术变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其他要素技术变化。中国制造业在各要素方面都存在h离有效前沿面的情况，行业要素效率分化严重。资本技术变化缓慢，劳动力技术变化和ISP生产率增长缓慢，这显然不利于正处于劳动力短缺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他要素ISP生产率指数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制定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入，以提高资本的质量，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次，制定政策促进产业转型，淘汰落后产能，促使相关企业的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转移；对劳动力进行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三，借鉴二氧化硫治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治理其他污染，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四，加强对诸如木材和家具等行业的监管，加大这些行业环保投入，淘汰这些行业的落后企业，以促进这些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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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关键词：外部创业环境；内部创业环境；研究框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0010201
创业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验证。创业除了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地区的出口量以及增加地区资本存量之外，在推进企业家精神和促进技术创新方面也有显著作用。创业活跃程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创业的环境条件。创业环境是创业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一是创业环境的优化能够形成一种鼓励创业行为的环境导向，从而发展创业型经济，推动创业型社会的构建；二是研究创业环境有助于规避创业风险，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三是政府部门越来越关心如何形成有利于创业繁荣的创业扶持政策设计。创业环境与创业活跃程度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创业活跃程度受到创业环境的制约。
1 创业环境文献综述
1.1 创业者的相关概念
创业者，开拓性地将商业机会转变为经济实体，并扮演经济实体中组织、管理、控制、协调等关键角色的个人。创业活动与创业者是密不可分，创业者自身的素质特征以及其拥有的社会特征将直接影响创业活动及创业绩效。创业者特征的研究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什么个性特征影响一个人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创业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个性差别。Miller（1986）断言说研究创业的成功就应该将成功企业家和不成功企业家进行比较，因此研究创业者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1.2 创业环境的概念
各国的学者都对创业环境的界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郑炳章、朱燕空、赵磊（2008）指出创业环境是一个系统，系统的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与相关性。在研究创业环境时，不仅要研究外部创业环境，还要研究内部创业环境。创业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需求方，外部环境是这些资源的供给方。创业环境与新创企业就是处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互相调试过程中。直到外部环境能够提供新创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实现创业的成功和成长。
Henri把创业活动外部影响因素分为感性环境要素和理性环境要素。感性环境要素是社会环境的特征，包括社会认同，榜样的作用和社会规范。理性环境要素指的是个人理性的经过计算的思考。理性环境要素包括财政预期，机会感知，五种资源可获取性的感知：技术相关，金融，社会资本，市场进入，与人力资源。
创业环境是指在创业者创立企业的整个过程中，对其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外部因素及其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环境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抽象概念，通常在谈及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环境要素，可以把创业环境要素视为创业过程外部影响因素的集合。将创业环境分为内部创业环境与外部创业环境，内部创业环境是可以控制的，而外部创业环境是不可控制的。
2 创业环境研究的理论依据
创业环境的诸多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关于创业环境的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两大基本依据：种群生态流派和资源依附流派种群生态流派。
（1）种群生态流派。这种理论流派以整个组织群落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种群内部各成员之间、种群和其它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从种群内部群密度与外部有限环境条件限制方面去研究环境与种群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创业环境要素包括：政府政策及规程、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及管理技能、对创业的金融支持和非金融支持5个指标。种群生态流派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对影响创业成功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关系加以管理，进而确保新创企业健康成长。
（2）资源依附流派。由于组织不能同时具备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创业者必须在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流并受其影响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各种因素对组织成长的作用。资源依附流派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科学判断并正确处置不同层次的环境因素，使新创企业所利用或者所创造的资源能够与公司战略目标、环境主体、环境要素保持匹配，进而提高新创企业适者生存的能力。
3 创业环境影响因素模型
对创业环境的认知界定，国外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其考察的重点其实是创业条件，有关创业氛围的研究比较薄弱，这样在创业环境与创业活动之间也就缺少中间环节，不能够给出二者内在联系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本文将创业环境作为新创企业管理或决策的要素而不是既定前提，构建创业环境研究框架。鉴于国外创业研究的两个主要流派：种群生态流派和资源依附流派，将创业环境相应划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创业环境、外部创业软环境、外部创业硬环境。
（1）内部创业环境主要包括创业者素质、创业团队文化与创业组织。创业者素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精神层次与物质层次。精神层次是指创业精神对创业成功的期望程度；物质层次是指创业技能与技巧，创业者要具有创建和管理新事业的技术与商业知识和能力。创业者素质代表创业导向、愿望程度、可行性的感知。创业团队文化是指创业团队的合作意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团队进取心等理念。良好的创业团队文化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部创业环境，促进创业成功。创业组织科学的分工与合作，能提升创业组织的
效率，充分发挥创业团队的潜力，充分利用内部的资源。
（2）外部创业软环境主要包括榜样作用、社会规范、社会认同与理解。外部创业软环境中的社会规范代表同事如家庭成员，大学同学，朋友等对创业以及创业这一职业的态度。
外部环境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又是主体在一定环境中行为的动因，因此，它是由创业者行为内生的一种主观环境因素，是主体连接环境的中间环节，也是理解环境如何作用于主体进而对区域创业活动发挥作用的桥梁。把外部创业软环境定义为特定区域内个体创业意愿、创业冲动与创业行为特征的可能性。它表现为个体意志的总和，特别体现在大部分人的共识中；它是创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创业的社会习俗与惯例，所以也表现为显在与潜在的创业者行为方式，即企业家行为倾向。
（3）外部创业硬环境中的自然环境体系主要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生活条件。考察创业企业所在区域的区位特征、源承受力和为企业提供的地理发展空间大小；
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工业总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考察科技人员创业的个人经济背景、工业企业发展情况等；
资源的可获取性主要包括技术/诀窍，金融，社会资本/网络，市场进入，人力资源/技能。其中技术环境要素包括技术研发环境和作为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技术市场环境。金融环境要素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对创业企业所需资金的供给。社会资本环境要素主要指在人与人的情感交往、身份认同甚至偶然联系中广泛存在着社会网络；这些网络关系中蕴含着某些可获得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包括组织、信任、规范等；当这些资源为能动的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 ）所利用时就称为社会资本。一旦这些资源的获取指向创业活动，就说这构成了创业社会资本。人才环境要素对创业企业人才需求的供给主要体现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主的人才储备。
产业支撑体系主要包括产业集中度、各产业关联度、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考察产业对创业支持度。
社会服务支撑主要包括咨询机构和中介机构设立情况、司法服务支持程度、教育培训支持程度、基础设施。考察社会的支持程度。
4 结论
对创业环境要素的研究是认识和评估创业环境的前提，然而创业环境的影响因素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创业环境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实际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要充分考虑到环境要素的变化。另外，影响创业环境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把所有影响创业环境的因素都纳入到创业环境研究范围，对于创业者而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们要界定创业环境的边界，找出那些与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有关键影响以及能够被感知的因素，增加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池仁勇. 美日创业环境比较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
［2］郑炳章，朱燕空，赵磊. 创业环境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08.
［3］蔡莉，崔启国，史琳. 创业环境研究框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第3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在学术上“环境物权”的提出颇有争议：一是“环境”能否成为物权法之“物”而纳入物权法体系进行私法调整，如有胡静《〈物权法〉修改对环境保护法的影响》、［1］吕忠梅《关于物权法的“绿色”思考》等研究；二是如果将“环境”视为物权法之“物”，那么传统物权法经过拓展，能否涵盖当前社会关于环境利用的实践形态？如有叶知年、郑清贤《论传统物权客体理论对环境资源危机的回应及修正》、［3］李庆海、徐同浩《环境物权的本质与功能》、孙佑海《物权法与环境保护》等研究。与第二个问题争议直接相关的是如果环境物权可作为新的物权形态，那么它基本内容和结构为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本文作者也曾就环境物权产生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论述。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就环境物权建构的必要性、独立性以及其构成要素等取得成效，本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论证。
一、传统物权法应对环境问题存在的局限性
物权法是调整社会财产归属和利用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其调整的客体是物和物质性资源。物权法对资源权属、资源利用分配规则的确立，必然对环境和环境资源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统物权法以保护私人财产、维护财产交易和利用为己任，并以物之充分利用为其制度设计核心。而很大程度上，环境问题的产生可归因于社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不当利用。传统物权法因缺乏对环境问题关注而备受指责。传统物权法在应对环境问题过程中不断成长。其发展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在强化物的利用效率、促进物尽其用之时，让生态环境尽量得到保护。具体而言，通常是在既有物权法律制度框架之下，要求物权人在行使物权之时，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即引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则，对物之利用进行限制和平衡。这种路径是物权法自身的适应性调整，但尚不足以表达环境问题对物权法律调整的内在诉求，例如，没有将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生态问题加以规范。尤其是目前的物权法没有解决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当然，对此问题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一些学者认为物权法只能在其既定基础上调整环境问题，其他的问题交给环境法调整；一些学者认为，物权法没有承担起它应有的责任，它应该可以走得更远。
本文认为，之所以有此争论，在于对物权法作为一种法律机制调整环境问题存在的障碍认识不足。每一种法律机制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传统物权法应对环境问题乏力，部分原因在于立法不够完善，部分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即使通过改良现有物权法，也难以克服其在调整环境问题方面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权法“以物之利用为中心”原则与环境保护之“谨慎利用原则”的冲突。在社会化生产的推动下，物权法立法从所有权为中心转移到以物之利用为中心，由强调物的静态权利归属转移到强调物的充分利用和高效率利用。物权法更关注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环境与环境资源，以增进社会和私人财富。而缘于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要求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采取谨慎原则：能不开发利用的尽量不开发利用，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确实需要开发利用的，需要谨慎开发利用，设计好环境风险防范机制，并采用相对先进技术以降低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该原则对物之充分利用原则构成限制。二是物权法调整客体的静态性与作为环境之物的动态性之间的冲突。传统物权法调整之物形态上具有静态性，即物为独立存在之物，可以对之划定边界、进行分割，以此与其他物进行高度区分。物之静态性对物权制度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在实体上对物进行形态区分、边界辨识，在物之上设定的所有权才具有可识别性，从而达到规范社会财产秩序功能。即使现代物权法出现了新的物权形态，如建筑区分所有权、空间权利以及电能、公路收费权等一些非实体性权利，也离不开对物的静态确认。而在环境法视角下，自然资源的生态关联性比其独立个体形态性更为重要，体现为：一是这些环境要素不仅以自身个体的存在而存在，而且是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环境要素具有关联性；二是这些环境要素如大气、水、野生动物等具有流动性，环境之物的边界由于其动态关联性而变得模糊，传统物权产权的界定方法和环境之物的内在诉求具有冲突。
三是物权法调整客体的实在性与作为环境之物的功能性之间的冲突。物的可区分性是传统物权法的基础，这要求传统物权法调整之“物”是实体性、实在性之物。而环境法之“物”，是不一样的。在严格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森林、水、动物等是环境要素，并非“环境”本身。“环境”所指称的，是这些环境要素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功能－环境承载力或者环境容量。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中，环境资源以生产要素形式流入社会经济系统，以污染物物流方式流回大自然，两者之间需要对有关污染物进行动态平衡。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初期，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比较容易得到实现，因为利用自然系统的自净能力，污染物很快得到解决。这种净化能力很容易被忽视，导致物权法律制度主要目标在于构建自然资源的分配和支配规则。而当人类社会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超出了自然系统的承载能力，人们才发现环境功能是有限量的。此时，环境利用成为社会问题，环境系统体现出来的功能性———环境容量成为稀缺性资源，而传统物权法对此并没有加以太多关注。四是物权调整客体的私权性与作为环境之物的公共性之间的冲突。传统物权法的逻辑起点是在对“物”进行界定和划分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配置以达到定纷止争、物尽其用的功能。权利配置方向是私权性的。市场经济也证明了在一般情形下只有将物配置到私人领域，资源利用才具有效率。现代社会大生产虽然对物利用的私人性提出了限制，但并没有否认物的整体私权性，只是强调物作为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而作为环境之“物”，其存在功能决定了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公共性。环境之物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必然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按照私权配置方法，对环境资源有关的民事权利进行确认，不同民事主体在其占有、支配其权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环境和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作为私权之物追求的是物的经济利用，而环境之物追求的是物的生态利用。传统物权确认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为物权人所有，物权人并没有追求自然资源生态利用的内在动力，容易因为谋求经济利益对环境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而牺牲其生态。传统物权的私权性利用和环境之物公共性需求之间存在内在冲突。
二、“环境物权”的引入和构建路径
物权法调整环境问题这种局限性是内在的，即物权法难以在既有法律体系中彻底解决环境之物问题。其私人性权利价值取向、物之经济性充分利用之目标定位以及作为社会生活和生产要素社会功能定位，决定了物权法从一开始就面临环境利益调整困局。近代民法不断发展，以回应物权私人性和环境之物公共性之间的冲突，但是“无论是宣布一切环境资源的公有，还是对所有权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附加容忍他人侵害的义务、于一定限度内不行使其权能的义务、为一定积极行为的义务，都不能解决物权制度与环境保护的两个根本矛盾：一是所有权对物的私人支配属性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矛盾；二是所有权对物的代内分配与环境资源代际分配的矛盾”。［2］这也表明，环境之物的物权形态与传统物权法确认的物权形态有所不同。现有物权法所确认的与环境保护的物权法律规范，是其自身有限度的调整，无法周延环境和环境资源物权形态。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制定过程中，曾有过所谓“绿色民法典”的主张。但是，由于这一民法典设计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争议，使其在整体上最终未被立法者所采纳。这是由于物权法的整体目标和环境法保护存在差异性。
在此意义上，创设一个新型物权类型是必要的，这个新型物权即环境物权。一般而言，学者们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环境物权”一词，这两种不同意义也构成了不同的环境物权构建路径：一是站在民法物权法视角，认为环境物权是区分于一般物权的物权形态，即环境物权指生态性物权，是通过功能定义法将物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进行整合的新型物权，它的实质是在传统物权对物的经济功能加以界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物的生态功能的肯定。这种定义的目的是对传统物权进行生态化拓展，在对物进行扩张性解释基础上对物的生态功能加以确认、保护和利用，以协调同一物之上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的冲突。二是从环境法视角，认为环境物权是针对环境资源的支配性权利，是对环境资源进行综合性支配并将环境法上的义务纳入权利内容的物权。有的学者甚至从环境权与传统物权的关系出发，认为环境权本质是一种物权，是物权中的共有权的特定类型。
由于研究出发点、解决问题重点、研究路径有差异，且中国立法上也没有使用环境物权用语，因此不同学者对环境物权理解不尽相同，例如在对何为环境物权客体的认识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有一点理解是共同的，即如何从物之归属和利用视角规范环境资源利用问题，以达到环境生态保护的目的。本文认为，“环境物权”的构建离不开自然科学对环境系统的本质认识，这是法律概念构造的自然科学基础。在环境科学上，环境是由环境要素和要素结构形成的有机系统。环境要素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要素，而环境要素结构体现为环境整体。环境物权是以“环境”为客体的物权形态，其客体应该是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统一。换言之，环境物权应该是环境要素物权和环境功能物权的二元统一。环境要素物权包含但不限于目前物权法规定的水权、狩猎权、土地所有权等自然资源物权形态；功能性环境物权包括了环境容量使用权、排污权、相邻权和地役权等物权形态。由此可知，对环境物权进行规范化的法律建构，其路径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需要体现更多的环境保护关注，进一步平衡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环境法意义上的环境物权比之与传统民法意义上的环境物权内涵更具有本质性，在环境法意义上，物权所有权设定、用益物权的设定是一种环境保护的手段和机制，而不是目的。二是环境物权规范化的要素结构是二元性的，包括要素性环境物权和功能性环境物权。目前，环境物权的形态主要体现为环境要素物权，环境要素物权的立法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物权立法。大部分环境要素物权得到了物权法的确认，其法律构建的路径和方法相对成熟，需要完善的，是环境要素物权权能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而由于传统物权的法律构建过于注重客体的实物形态，强调物权客体边界划分，由于环境功能物权的客体存在较大学术争议，因此其并没有得到物权法的确认。但是本文认为，即使是功能性环境物权，其法律建构基础已经具备充分条件。
三、功能性环境物权的法律建构
法律是对社会利益的制度性安排。然而，并非每一种利益形态都能通过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和保护。某种利益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调整和保护，需要将之转化为法律性质的权利或者权力，这种转化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种利益具有正当性，即具有社会合法性；二是这种利益内容确定明确，利益内容具有可辨别性和充分的可操作性，能通过法律语言进行精确表达。功能性环境物权的法律建构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一）功能性环境物权的利益指向：环境容量利用及其正当性物权保护的利益是通过明确的客体物进行表达的。功能性环境物权的客体是环境系统所体现的功能形态———环境容量。在环境科学上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个复杂的反映环境净化能力的量，其数值应能表征污染物在环境中的物理、化学变化及空间机械运动性质；二是指某环境单元所允许承纳的污染物质的最大数量。环境容量具有依附性、客观性、稀缺性和可变性四个特征。［10］依附性表明环境容量不是一个独立的物品，它依托于整个生态环境系统；客观性表明环境容量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体的排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被观察到；稀缺性表明环境容量具有限量，对环境利用一旦超越限度，就会导致环境恶化；可变性表明环境容量可以根据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随着不同地域生态环境产生变化。与环境容量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环境承载力。由于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在内涵上具有近似性，因此，在究竟是将环境容量、还是将环境承载力作为功能性环境物权客体，在学术上存在不同观点。一般而言，环境承载力主要指在某一时限内，自然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活动的能力阈值。详言之，某一区域的环境承载力，是指特定时限中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在保证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经济强度及相关社会活动的能力。它不是一个纯粹描述环境系统自然特征的变量，而是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量，是判断人类社会经济、社会活动是否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自然科学上，一般将环境承载力划分为几个方面：污染物容纳量、环境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能力和环境自我平衡能力。相应地，衡量一个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个要素：自然资源供给指标、污染物容纳指标和社会影响指标。自然资源供给指标指环境资源如水资源、大气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存量、质量和开发利用程度；社会影响指标指某一区域的环境资源对社会经济实力、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和人口密度等的影响程度；污染容纳指标指可容纳的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的污染物净化能力等。由此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环境容量主要强调环境系统排污容纳能力，反映了环境系统的自然属性；环境承载力强调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能力，是环境系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具有自然法的正当性。自人类诞生起，就与自然环境发生着密切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殊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需要从自然环境系统中不断获取物质和能量，同时又将有关废弃物排放于自然环境系统之中，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环境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不以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利用环境系统的环境容量或者承载能力，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内在必然。即使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社会系统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加大。但大规模生产是必要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体现。社会主体适当排污是合理和必要的，这种排污权利具有自然意义上的合法性，因而也具有社会合法性。这种自然和社会合法性是环境物权构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功能性环境物权利益规范化的可能性：环境容量的可度量化作为物权指向的客体物，必须具有可测量性。传统物权认为，作为物权之物必须具有可支配性、有体性和特定性。传统物权对物内涵的要求，实际上代表了法律机制对拟制客体的内在要求，即一旦成为法律调整之对象，必须是可测度的，否则以此建立起来的法律规范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环境容量或者承载能力欲成为功能性环境物权的客体，还必须是可度量化的，这是其法律规范的基础。物权之成立，其指向之“物”需要具备传统物权法之物的基本特性。在狭义方面，传统物权法之物主要指实物，指能够为人力所支配、满足人的某种物质和社会需要，具有一定具体物质形态的实体之物。在更广泛的含义上，传统物权法之物不仅仅指实体之物，还涉及权利，一般指称财产性权利。不管如何，物权之物指有体物或者有形物、独立物，因此其主要特征为非人格性、边界性和可支配性。由于环境容量没有得到中国物权法的立法确认，因此在学理上，环境容量利用能否作为一种私法性权利，或以何种权利形态来体现环境容量利用，具有不同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容量具有可感知性、相对的可支配性和可确定性，可以成为物权之客体。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环境具有整体性和边界模糊性，并处在动态发展之中，因此它具有极大的不特定性和不可分割性，其作为法律规范的客体很难确定，这些因素可能会使得环境容量成为物权法规范之物的障碍。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环境容量具有不特定性，但是并不妨碍它可以作为物权法调整之客体，因为物权之物的内涵，是动态变化的；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立法技术的发展，社会有能力将之进行相对特定化。由于民法立法重心已经从静态的财产保护转向动态的市场交易保护，一个物即使不具备物理上的独立性，也可以在交易观念和法律规定作为标准来确定某物是否具有独立性，即通过法律创造出适应市场交易需要的拟制实体进行规范。因此，对于传统物权法之物的概念的内涵，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拟制进行扩大化。上述争论焦点在于环境容量能否测量和度量。这所以有如此困惑，在于环境容量的无形性。环境系统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环境实体上为环境要素，环境要素是客观存在的有形物、有体物并具有可支配性；而环境要素结构所体现的功能是无形的。
但环境功能之无形，并不意味其不可以度量化。最初使用环境容量这一概念的，是在国家公共环境管理中作为一种公法性手段加以运用目的是实行污染物浓度控制，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熟悉的环境排污总量控制法，通过排污许可加以控制。因为在企业实际排污中，单个企业的排污也许达到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但是企业排污量叠加之后，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过大，最终使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随着环境排污总量控制方法的发展，国外在此方法运用上，正在逐步由单一的强制控制，发展到强制控制与柔性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即从强制性排污控制发展为一种排污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和可量化的环境容量为前提。这表明自然科学技术已经为环境容量进入交易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也表明环境容量或者环境承载力是可以量化进行精确计算。可见功能性环境物权之物具有可支配性、可度量性，以此确定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边界。当然，与传统物权之物相比，功能性环境物权之物的可支配性内涵不同。前者指物权人能够对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圆满和完整的权能状态；后者所指的支配性是有限度的，因为环境功能所依托的环境要素之间具有结构关联性。为此，功能性环境物权的法律确认需特别的规则和方法。例如，在产权类型上，一般把环境资源、环境容量作为公共物品对待。但这种处理方法并不排斥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特定化和独立化。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环境容量不能独立存在，它是自然环境系统的功能表现，不能脱离环境要素和环境要素结构而存在。但是在现有的自然科学技术之上，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立法技术，可以将其进行区分、划定为不同的部分，并通过民事权利配置方法，将之配置给不同民事主体。换言之，即可以将之通过法律技术拟制为特定物和独立物，从而使之符合民法物权法对物权之物的客体性要求。
四、结语
第4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关键词：海事管理 网格化 江苏海事
动态网格化管理模式概念
江苏海事局海事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模式是指以海事动态执法指挥管理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为平台，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船舶交管系统（VT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为载体的“4S”技术和“海事通”等为技术手段，以单元网格为基本单位，通过建立以指挥中心为核心的动态执法指挥管理体系和采用单元网格管理法与要素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明确每个网格的责任归属，实现对海事管理空间的细化和通航环境要素的精确归类和定位，最终实现对管理空间和事件的分类、分层、分级管理。
推进动态网格化模式方式和方法
1、海事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核心方法
“网格”是为实现精确、敏捷管理而划分的基本管理单元。海事动态监管网格管理法就是在海事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按照一定的划分原则，将辖区划分成若干个网格状单元，各个单元互相连接，形成不规则边界线的网格管理区域；对网格中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共享；由海事管理者对所分管的网格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为辖区管理责任人，从而对管理空间实现分层、分级、分类管理的方法。根据江苏海事局辖区的特点，在网格划分时，主要坚持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全面覆盖。单元网格全部覆盖本单位管辖范围，并且网格之间无缝衔接、界限清晰；
要素完整。考虑通航环境要素的完整性，独立要素不应同时归属两个或多个单元网格；
属地管理。单元网格不超过本单位现有的管理区域；
负载均衡。各单元网格内的海事监管工作任务和监管资源的配置基本均衡；
方便管理。网格划分时应尽可能方便责任人实施管理；
职责明确。网格巡查和事件处置的职责进行合理归并、分类，管理要求标准化，并落实到责任部门和人员。
2、要素管理法
长江江苏段“黄金水道”横贯东西425公里，航道断面船舶流量日平均达2500余艘次，目前，长江江苏段每天的货运量相当于6条沪宁铁路与4条沪宁高速公路的总和。发达的航运经济也导致监管设施数量庞大且复杂，管理者无法确定要“管什么”，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无法全面到位，管理疏漏在所难免；监管处于被动状态，出了问题才能解决。海事的“监管”责任应该是“监督和管理”并重，在这种不清楚到底有什么需要管的情况下，“监督”的职能受到制约、削弱。针对这一现状，网格化动态监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航环境要素普查”。通过普查，精确掌握管理的每一个对象、内容、数量、状态、位置、属性。
2.1通航环境要素的定义
通航环境要素是通航环境中最小的细胞单元，是指本辖区内长期或在一定时期内位置相对固定的各种设施。
2.2通航环境要素的分类管理
在海事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对通航环境要素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二种，一是按照空间分布分类；二是按设施的功能和归属分类。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了按照要素的空间分布来分类（表1）。
2.3通航环境要素的普查
要素普查是利用GPS等测绘技术确定要素的位置，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调研确定通航环境要素的属性信息，通过对通航环境要素进行全面普查，可以全面准确的掌握海事监管的综合信息。要素的普查由普查工作组牵头，按照职能部门与专业测绘单位协作，谁管理谁负责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实施。
2.4通航环境要素的编码
在实际普查的基础上对每个要素赋予一个十二位的代码。这些代码相当于通航环境要素的认证身份，通过设计合理的要素编码规则使代码本身有着表达属性和身份识别的双重功能：既表达了要素所属机构、陆域或水域、要素种类等重要信息，又确保了每一个要素的编码在全长江江苏段辖区都具有唯一性。
3、事件管理法
事件管理法是把海事动态监管相关的各种活动作为海事管理事件来进行管理，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将海事管理事件发生的地理坐标定位到单元网格地图上，通过网格化海事动态执法指挥平台对其进行分类管理；通过动态执法信息流转平台，优化海事管理流程，对其进行分类、分级、分层管理的方法。
3.1海事管理事件的定义
海事管理事件是指在网格内发生的与海事动态监管相关的各种活动。
3.2海事管理事件的分类、分级、分层管理
按照管理内容分类，将海事管理事件分为通航管理、船舶管理、船员管理、危管防污管理、事故应急管理5个一类。在5个一类里面又分为15个二类和85个三类。
按照应急响应的级别分类，将海事管理事件分为特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件、一般及小事件，各级事件的处置均制定了处置标准和要求。
3.3海事管理事件处置的流程
海事网格化管理流程的优化，是指在管理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传统的海事动态监管工作程序进行科学优化和重新设计，对每一个事件的名称、描述、责任部门、规范的处置流程和处置时限都事先界定，并在系统内编码，建立面向流程的组织、人员和岗位结构，辅以相应的组织文化建设和激励约束机制，达到以较低的投入极大地提高海事监管效率。
新的管理模式下的管理流程克服了原有流程没有监督回流以及速度缓慢的弊端，实现了信息实时采集传递，有效解决了信息获取滞后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信息的衰减。通过建立统一的动态执法信息处置标准，使管理者能够做到对辖区管理心中有数、统一调度，既知道“管什么”，又知道“怎么管”，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实现了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标准化。
海事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构成
海事动态监管动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构成概括为建立“两个平台”和“两个机制”。即通过建立以海事动态执法指挥平台和海事动态执法信息流转平台为核心的技术支撑，建立以指挥中心为核心的动态执法指挥体制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强化对海事动态监管的控制。
1、海事动态执法指挥平台
通过建立以单元网格为载体的信息管理体系（即海事动态执法指挥平台），将各类与海事管理相关的基础地形信息、影像信息、通航环境要素信息、通航环境要素地理空间位置信息、应急与执法资源信息、海事管理流程信息、海事管理事件信息等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海事动态监管数据库群，实现数据集成和共享。
海事动态执法指挥平台是指挥人员开展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平台，它是一个基于海事内网的相互协助工作平台。在该工作平台上，指挥人员能够了解掌握到各类海事监管信息，对海事信息进行科学评估后作出指挥决策。同时，该工作平台可以随时调阅全部历史信息、任意进行统计分析、监控督察，历史信息可作为事故、险情分析调查的重要依据，同时为海事部门内部绩效评估提供详尽数据。从内部管理的角度讲，该平台通过与指挥中心的职能相结合做到了对人、艇、车等执法资源的全方位、实时掌控，提升了海事动态执法快速反应能力，有助于进行绩效评估；从对外监管的角度讲，该平台实现了对辖区所有在航船舶的全天候、立体化监控，是实施交通组织，积极有效的进行事故预防预控，提高水上应急搜救处置水平的全方位指挥控制平台，通过该平台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通航异常现象，第一时间锁定离现场最近的执法人员、车辆、船艇的准确位置，并进行有效的指挥，使上下联动高效、流畅，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综合考虑的角度讲，实现了对执法资源与监管对象的综合管理，能够依据监管情况合理调配执法资源，使管理者的思维模式由主观判断转变为科学决策，动态监管模式由盲目、滞后变为科学、主动。
通过海事动态执法指挥平台，可以实现：
在该平台建设中，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有线网和无线网的互联，构建海事动态监管的网络基础设施平台；
利用网格地图技术，实现海事管理区域的精细划分，创建海事管理新的地理空间体系；
利用地理编码技术，实现海事管理对象在管理区域中的有序、精确定位；
利用GIS技术，实现图文一体化的协同工作应用环境；利用GPS技术，实现“海事通”和海事管理对象及海事管理人员的精确定位；
利用VTS、AIS、GPS、CCTV、VHF、12395电话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了海事管理对象的动、静态信息的及时采集；
利用数据库技术，实现各子系统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及信息融合；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将海事管理对象按照不同时期、不同重点任意分类、组合，实现海事管理对象的专项普查和海事管理评价体系的数字化；
利用管理技术，实现海事管理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实时、动态、多人的协同处理、并联工作；
利用信息安全技术，构建该平台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各子系统的运行提供保障。网格化管理应用平台采用开放式设计，以便不断的更新完善。
2、海事动态执法信息流转平台
海事动态执法信息流转平台由OA系统和“海事通”构成。执法人员可使用“海事通”随时发起流程，及时地将现场海事监管信息传输到指挥中心，在指挥中心，通过海事动态执法信息流转平台，实时地接收“海事通”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进行初步处理后再通过OA系统将相关工作要求等信息发送相关的部门和人员。 “海事通”终端通过与OA系统成功对接，具有了“移动OA”的功能，实现了指挥中心与各业务部门以及现场执法人员的有效交互，提升了海事动态监管快速反应的能力。
2.1 OA系统
OA系统（Office Automation自动化办公系统）是处理海事监管日常工作，辅助管理，提高办公效能和管理手段的系统。OA办公系统不仅仅是海事部门日常办公的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有思想、有模式的“懂管理”的软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计的日常业务流程，是该软件运行的驱动力，网格化动态监管中通过业务处置流程的优化，使OA系统不仅“懂管理”而且“会管理”，执法信息流转在该系统内形成闭环，并通过效能监督、结果核查、过程监督和专门督查确保信息处置的闭环，通过闭环管理与全程督办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了海事执法信息处置更加规范、合理、高效。
2.2海事通
“海事通”是江苏海事局自主研发的，整合了各类信息资源的现场执法终端设备。目前“海事通”与GIS系统和OA办公系统集成，可以实现六大功能：①具备查询业务数据和法律法规功能；②具备动态执法信息处置功能；③移动公文审批和事务的实时审批功能，实现移动办公的需求；④具备GPS定位功能；⑤短信调度并收取回执功能；⑥查询相关的信息和基础资料功能。
“海事通”移动终端的投入应用，从技术方面为海事提升执法监管效率、加强执法监管工作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为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化手段，同时也提高了现场执法的威慑力。
完善网格化动态监管的对策和建议
1、转变管理理念，提高全体职工对新管理模式的全面认识
海事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是全新的海事管理理念，人们对于新生事物的认识和接受需要一定的过程，只有通过长期的宣贯才能够达到从不了解到接受并应用的转变。因此，对内，有必要通过讲座、会议、图书、座谈等多种形式，加强海事管理者对网格化动态监管模式的认识和理解；对外，应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横幅、传单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公众对海事动态监管网格化管理的理解，从而增强海事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形成一种公众监督、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2、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动态网格化管理的“软件”配套
一是逐步理顺管理机制体制。主动适应和探索网格化动态监管对管理体制提出的新要求，针对条块结合管理的资源整合、管理流程再造和管理制度优化，也要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从体制、机制上形成保障。二是不断完善管理规范标准。要特别注意标准规范的分类指导，切实针对不同的管理内容、管理对象、管理区域，建立与现代化管理要求相匹配的管理标准和规范要求。三是不断完善绩效评估体系。打破“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工作弊端，通过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督评价体系对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跟踪，并促进实现监督考核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3、强化技术支持，加强动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硬件”配套
第5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一、教学情境设置应贴近现实生活，激发学生兴趣，体现学科价值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求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出发，构建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反映地理科学发展、适应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高效课堂。
笔者在开设《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观摩时，由于当时正值2011年初冬，那几天强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笔者在课堂教学前设置了如下问题：“近几天由于强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同学们感受到了吗？”学生异口同声回答“感受到了”。笔者趁势追问：“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对我们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请举例说明。”由于笔者所提问题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学生甚感兴趣，所以很快学生就争先恐后举手回答“植物落叶”“河流结冰”“土壤坚硬”等等。对此，笔者及时总结：“由于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对我们身边自然环境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其实就是一个要素的变化导致了其他要素的变化，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体现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这样自然引入新课，学生急于学习新课内容，从而变学生“要我学”为“我要学”。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设置教学情境时要注重把贴近生活的地理素材、社会生活热点等“拉近”到学生身边，这样既符合新课程理念，也体现地理学科价值。
二、教学过程设计应注重学生参与，引起学生共鸣，实现情景交融
笔者在进行“地理环境整体性”内容教学时，把本班学生编成一个旅游团队，笔者为该旅游团队设计了一条旅游线路，即乘坐“旅游一号”游船从连云港起航，途经太平洋驶向南美洲秘鲁太平洋沿岸，然后乘坐飞机抵达青藏高原，最后回到原出发地连云港。
“旅游一号”游船从连云港起航前，笔者提问道：“如果你站在海边，面对大海，仰望天空，远眺山峰，能看到些什么呢？”旅游团成员抢着回答：海水、蓝天白云、植物、土壤、岩石、山地……笔者及时总结道：“你们看到的这些地理事物，其实就是我们下面要学习的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和土壤等地理环境要素。”在此基础上笔者继续提问道：“你们看到的这些地理环境要素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经过思考，旅游团很快就有成员答道：“这些地理环境要素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当“旅游一号”游船到达南美洲秘鲁太平洋沿岸时，笔者说道：“若当地的居民拿出了狰狞面目的‘厄尔尼诺神像’让你们旅游团参观，从该神像图中便可想象当地居民对于厄尔尼诺是何等的恐惧。”笔者提问道：“当地居民对于厄尔尼诺神像为何如此地恐惧？请查阅相关材料说明厄尔尼诺给当地居民带来哪些危害。”旅游团成员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后很快回答：“每当厄尔尼诺发生时，沿岸荒漠地带暴雨成灾，洪水泛滥，海洋浮游生物和鱼类大量死亡，社会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该旅游团在南美秘鲁太平洋沿岸参观结束后，乘坐飞机来到了旅游地的下一站——青藏高原，笔者又为该旅游团成员出了如下问题：“当你站在青藏高原上时，假如你有‘千里眼’，请发挥你的想象向四周远眺，你能看到哪些地貌景观呢？”问题提出以后，该旅游团成员兴致很高，有的当时就模仿了向东西南北等几个方向远眺的情形，很快就有旅游团成员答道：“向北可以看到茫茫的内蒙古草原，向东北可看到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向东可看到茂密的森林，向南可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向西北可看到茫茫的沙漠。”笔者继续提问道：“这些地理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呢？”旅游团成员经过学习知识窗“青藏高原的隆升与亚洲地理环境”的内容，很快就搞清楚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亚洲地理环境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了。
三、教学方式选择应注重探究活动，激活学生思维，提高课堂效率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的精神中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鉴于此，就需要教师千方百计地挖掘教材中有价值的探究资源，即让每一个问题都能激起学生探究的欲望。故而，教师如何根据教材设置探究问题，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探究、在观察比较中探究、在实践活动中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该旅游团在青藏高原参观结束后，回到原出发地连云港，笔者展示了秘鲁太平洋沿岸“厄尔尼诺成因示意图”，并为该旅游团设计了以下探究问题，让学生通过厄尔尼诺成因及影响教学案例来探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主要表现。
探究题：
请分别阅读正常年份与厄尔尼诺年份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①请分析正常年份示意图中有哪些自然地理环境要素？这些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之间有哪些联系？这些相互联系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当地地理环境会产生哪些影响？
②厄尔尼诺与正常年份示意图相比，请分析自然地理环境要素有哪些变化？变化后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当地地理环境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③变化后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全球其他地区地理环境还会产生影响吗？请举例说明。
第6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关键词：地级城市；行政环境；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电子政务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102-06
一、引 言
随着电子政务在世界各国的迅猛推进，行政环境对电子政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已成为国内外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已经有一些针对各国家地区、各种样本规模、各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实证研究。在肯定电子政务对行政环境积极改造作用的基础上，有必要基于我国的现实背景系统研究行政环境与电子政务的关系，充分认识环境要素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为营造有利于我国电子政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本文以行政生态学为理论根据，以我国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收集现存统计数据的方法对行政环境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讨论研究结果，给出结论。
二、假设的提出
行政环境，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讲，是指围绕行政系统主体开展行政活动的外部境况，是各种直接地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行政活动的客观因素的总和。按照行政生态学的观点，任何行政行为都是行政主体与其行政环境互动的结果。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并非孤立地进行的，其推进速度的快慢、效益的好坏，受到各种行政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定政务环境下的产物。
在电子政务框架下，行政环境既包括与电子政务运行相关的政府机构外部环境要素，又包括与电子政务运行相关的政府机构内部环境要素。宏观的行政环境是指电子政务赖以存在之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当地的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教育水平等基本环境要素。这些环境要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电子政务的发展方向，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学者重要的研究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电子政务的一个突出现象。如果按照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来衡量，东部地区的省、地、县级政府门户绩效分别为西部地区的1．5、1．6和2．3倍。这种状况的形成，不应该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而只能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区域结构层面找原因。这种状况的存在清楚地说明，在中国，为了促进电子政务的均衡发展，视野必须延伸到地区之间的差异这个结构层面上。换言之，地区间电子政务生态环境的差异问题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本文从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和人力资源构成三个方面刻画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生态环境之因。
(一)社会信息化水平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关系
社会信息化水平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用户数、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所拥有的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电于政务的建设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有足够的通讯基础设施，足够的终端网络以及计算机，还要求有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电子政务的实施及应用必须建立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基础之上，社会信息化水平既决定了电子政务的需求程度，离开企业、社会乃至个人信息化，电子政务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企业和公众信息化水平较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当地政府为了与企业和公众实现有效的电子化对接，自然就有压力、有动力建设好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相反，在数字赤贫地区，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的普及率极低，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较少，在与政府打交道时还是传统的柜台递交式，薄弱的信息化基础严重制约了企业和公众对电子政务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电子政务的发展，尤其是政府门户网站的更新与维护。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信息化水平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经济环境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关系
行政生态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必然由经济基础决定，从而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性质、目标和原则。
经济环境作为行政环境的第一要素对电子政务的决定作用是最根本的，是首要的。第一，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消费结构，特别是城乡居民用于购买信息服务的支出比例，进而影响到公众对电子政务的有效需求。诸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其电子政务发展也是高水平的。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则差距明显。第二，电子政务建设中，不但需要购买硬件设备、建立信息资源库等前期投入巨大，而且创建后的维护、管理、人员培训等费用同样惊人，因此要求政府具备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壮大可以为地方政府发展电子政务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第三，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城市，外商投资的机会较多，经济开放度较高；这理所当然会成为政府机构发展电子政务的内生激励机制，政府势必会有动力去建立功能完善的政府门户网站，以此推进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城市的经济活跃程度决定了电子政务的生存环境及其发展潜力。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管理机构承担着众多经济活动的审批权。活跃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增多社会与政府机构沟通的机会，社会对政府的诉求显著增加，政府机构对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的需求也会出现强烈渴望，因此，政府门户网站的绩效也会越趋于完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经济环境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三)人力资源构成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关系
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资本，也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关键性环境因素。在我国，地区间电子政务的发展差距也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环境的差距上，人力资源的匮乏制约了电子政务的发展。本文中人力资源构成主要体现在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和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两个方面。
城镇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来说，要更加开化和活跃，更加注重对政府和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对自己正当利益的争取与维护，懂得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提高政府效率的要求比较强烈，存在着增加政府透明度、更方便地获取政府服务的强烈渴望。另外，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在信息素质的差异上也较大，对信息接收和使用程度有所不同。
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使得我国有些地区的人力资源环境难以满足电子政务发展的要求。公众不了解电于政务，公务员信息素质偏低，缺乏实施电子政务所需的技能，导致电子政务发展的人力资源严重匮乏。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但可以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信息技术人才储备，还可以提高全民的信息素养和
受教育水平。通过加大教育普及力度和规模，努力提高全民的信息素养和受教育水平，营造有利于电子政务发展的人力资源环境，是我国顺利推行电子政务建设重要保证。因此，本论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人力资源构成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四)行政环境各要素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影响的交互效应
Moon和Norris在研究政治能力、技术能力和财务能力对电子政务采用水平的影响时发现，政府的财务能力和政治能力对政府机构是否采用专网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姜奇平和江向东的研究也发现，虽然经济要素是电子政务发展第一位的环境决定因素，但经济以外环境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制约作用。我国行政环境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影响也存在着交互效应。经济活动对政府门户网站产生诉求的强弱应该受到客观的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源构成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较高的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源构成水平将催生经济活动对电子政务的有效需求，而且需求的程度将随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源构成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本论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经济环境、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源构成水平在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影响时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三、研究变量的构造
(一)行政环境
1．社会信息化水平：广义的社会信息化水平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电子政务的建设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有足够的通讯基础设施，足够的终端网络以及计算机，还要求有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因此，本文社会信息化水平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用户数、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电信业务收入、所拥有的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
2．经济环境：本文认为，城市内商业贸易和投资行为的活跃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决定了该城市的生机。活跃的经济活动可以促进地方政府不断创新管理方式，从而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产生影响，本文主要关注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房地产投资的规模、批发零售贸易额度定量指标。另外，政府门户网站作为一个城市的窗口，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渠道和媒介，经济开放程度应该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有联系，本文主要关注城市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招商引资情况：国际旅游收入、外资企业数、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实际利用)指标。
3．人力资源构成：本文认为，从电子政务的需求方出发，电子政务的人力资源构成不仅应该体现目前的人力资源状况，还应该体现出电子政务的人力资源发展潜力。本文选择了城镇人口比例这一指标作为衡量电子政务服务的消费者群体大小，体现了目前电子政务的人力资源状况，另外，教育事业可以为电子政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力资源环境，包括电子公民以及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与之相关的信息化意识公务员的人才储备，体现出了电子政务的人力资源发展潜力。因此，本文人力资源构成主要体现在城镇人口比例、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高等学校个数和每百万人藏书量。
行政环境的分类及其指标如下图1所示：
(二)政府门户网站绩效
本文采用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的《2004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涵义，即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是指通过政府网站实现电子政务功能的程度，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政务公开以及公共参与。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在中国的情况下，省(地区、直辖市)、城市(地级)、县乃至乡镇均可作为分析的对象。本文选择城市(地级)作为样本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对象，一方面，这一级城市政府正好处在我国五级政权的中间(中央、省、地区、县、乡镇)，从行政职能和组织结构看，既与上两级保持了一定联系，又照顾下两级的当地情况，在我国行政结构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作为研究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很好的切人口；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讲，地级城市是重要的基础区域经济单元，是区域电子政务的辐射中心，是国家电子政务体系中的基础骨干节点。地级城市运营的独立性突出，其发展水平比较稳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环境特征比较明显。因此，选择中国地级城市为样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共选择265个样本)来研究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二)数据收集
1．各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客观指标，直接取自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这些数据都属于国家标准统计数据。
2．各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指标取自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的《2004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
(三)分析方法
上述三大类行政环境因素的每一类都是由一系列基层指标生成的，而每一基层指标又都是从一个具体的侧面来刻画同一类因素。由于此类基层指标较多且关系杂乱，本文采用基于先因子分析、后最小二乘回归分析(OLS)的二阶段模型方法：第一阶段使用因子分析模型来获得与变量相关的因子；第二阶段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来估计基于第一阶段所获得的因子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因子分析方法，在因子分析之前对原始指标变量数据采用Z-score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数据标准化)，其目的是为了使指标具有可比性，不受单位或量纲的影响。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样本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采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法(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和KMO(Kaise-Meyer-Olkin)进行检验。取样适当性的KMO检验值为0．918，比较接近于1，认为原数据样本充足。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4377．561，自由度为105，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拒绝HO(假设相关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因此可以对该行政环境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使用SPSS ll．0统计分析软件，采取主成分法提取因子。因子分析和可靠性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国际旅游收入和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两个指标外，其它变量都符合上文对行政环境的界定。本研究中各因素及相应变量的α值与因子载荷值均达到了有效性标准。因此，可以使用以上因素及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所得出的电子政务行政环境可以从地方的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人力资源构成来衡量，采用回归法计算旋转后因子得分矩阵。根据因子得分矩阵，计算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人力资源构成3个因子在每个样本上的得分值，形成了衡量行政环境的3个因子变量：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人力资源构成。
为了对行政环境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验证假设1、2、3和4，必须对方程(1)式进行分析。表2给出了当政府门户网站绩效作为因变
量，行政环境各因子和交互效应项作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时的情况。
Performance=αj+βj1χ1+βj2χ2+βj3βχ3+βj4χ1χ2χ3+εj
(1)
其中，Performance表示政府门户网站绩效，χ1表示社会信息化水平因子，χ2表示经济环境因子，χ3表示人力资源构成因子，χ1χ2χ3表示交互效应项，εj残差表示其他因素对Performance的影响。
回归分析的自变量为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人力资源构成和交互效应项，因变量为政府门户网站绩效。式(1)分析的结果表明，回归分析的F检验的显著性P值为0．000，说明回归模型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在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检验中，决定系数R2为0．409，说明回归分析中因变量“政府门户网站绩效”变异性(方差)的40．9％可以由该回归分析的自变量“行政环境”来解释。在回归分析中，行政环境各要素(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人力资源构成和交互效应项)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411、0．499、0．279、0．162，P值分别为0．000、0．000、0．000、0．028)。假设1、2、3、4得到验证。
进行OLS回归分析必须注意数据是否满足OLS模型的前提假设。本文主要考察了数据的多重共线性、等方差性、残差的独立性和正态性，以及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1)P检验被用来检验每个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线性关系。回归模型F值为42．451，P值为0．000，说明模型中因变量与自变量呈线性关系，因此这个回归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根据表2，模型的拟合度R22=0．409，如果从模型拟合度来看，认为该模型质量不高，但是它的总体线性关系的显著性水平达到100％。本模型主要是用来考察行政环境各要素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影响，不是用来预测政府门户网站绩效，而且本研究属于该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因此，本文的拟和度是可以接受的。
(2)为了检验多重共线性，本文主要考察了每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OLS模型中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超过一般认为的临界值10，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为了检验残差的正态性，本文主要考察了残差的累积概率图，发现OLS模型中的累积残差分布点分布在期望直线的上下，满足残差正态性的要求。
(4)为了检验残差的独立性，本文主要考察了统计量，OLS模型的D-W统计量为1．929，非常接近2，说明了残差之间基本上相互独立。
(5)为了考察等方差性，在SPSS相应功能下绘制了标准化误差和标准化预测值的散点图，发现OLS模型的残差纵向分布宽度大致相等，说明等方差性假设得到较好的满足。
六、结果讨论
通过行政生态学理论视角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行政环境因素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行政环境的内在缺陷是造成我国中西部地区电子政务发展相对滞后的关键。
1．总体上而言，行政环境与政府门户网站绩效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即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和人力资源构成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获得的这一结论说明，社会信息化水平低、经济不活跃、或者农村人口比重太大、教育普及程度低等环境要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电子政务的发展起到制约的作用，我国地区间电子政务发展很不平衡，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差异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在我国，电子政务要想获得快速、全面的推进，离不开其生态环境的全面改造和优化。
2．社会信息化水平、经济环境和人力资源构成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第7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关键词：MAS/LUCC模型 蚁群算法 多智能体 洱海流域
中图分类号：T208；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4）02-0128-04
Abstract：In order to simulate the Erhai Lake Basin land use / land cover’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establishs a model of land-use cover change （MAS / LUCC model） based o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nd multi-agent .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the model， making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up to 78.1%. By the Erhai basin simulation of changes in land use types， for strengthening watershe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coordination Valle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rhai Lake Basin.
Key Words：MAS / LUCC Model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Multi-agent Erhai Lake Basin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一个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人们对其的需求越来越大，土地供不应求的局势越来越严重。人们在利用土地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引起了土地利用/土地覆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简称LUCC）的剧烈变化，对生态环境、生态效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口―资源―环境―发展”这样的一个复合系统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如何在时空上合理的分配土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因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建立了一系列模型，来模拟LUCC的变化。ABM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基础上，对元胞自动机、计算机仿真理论的一种新的拓展[2]。很多学者将ABM引入到LUCC研究中，提出了基于智能体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模型（ABM/LUCC）。主要研究领域有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模拟、自然资源管理应用模拟等[3]。ABM/LUCC模型被认为是未来研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趋势。
本文探究并建立了基于蚁群算法和多智能体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型（MAS/LUCC模型），模拟了洱海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时空演变过程，通过对该洱海流域的用地类型变化进行模拟研究，对于加强洱海流域的环境保护与开发，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协调流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为实现洱海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 模型总体设计
MAS/LUCC模型分为两部分：环境要素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多智能体层。其中环境要素层包括自然环境要素层（坡度、坡向、海拔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要素层（房价、人口分布、GDP）所有的这些环境要素应该具有相同地理位置（即处于相同的区域范围内）。环境要素层作为智能体的活动环境，多智能体作用于环境，环境反过来影响智能体的决策行为。
多智能体层是由多种智能体构成，这些智能体在环境要素层上根据一定的移动规则，并且结合环境因素层的各种影响因素决定土地类型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创建转换规则促使土地利用格局发生变化。多智能体的行为规则制定需要考虑多种因素，邻域土地利用状态，各种环境要素等均作为智能体行为决策规则制定的参考因素。由于数据的限制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此次实验多智能体层的智能体是具有决策行为的政府Agent；和具有智能选择居住环境能力的居民Agent。这些智能体的个数开始时可以随机产生，也可以人工定义，经过模型的反复运行检测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智能体数目以达到更高的模拟精度。MAS/LUCC模型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3 环境要素层
本论文以洱海流域为例，通过对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和土地利用转移比重矩阵的分析，综合考虑洱海流域的自然人文等多种因素，最终在模拟洱海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时空过程模型中，考虑了影响智能体行为的距离因子（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距离、距水系距离）、邻域单元数因子、社会属性（GDP、人口、房价）、自然因子（坡度、高程、坡向）、邻域影响因子（林地、园地、草地、耕地、湿地、建筑用地、水体、裸地8种土地利用类型）等17个影响因子。
其中距离因子由ArcGIS空间分析模块中的Distance模块获取、邻域单元数因子由Focal functions of ARC/INFO GRID（7×7窗口）模块获得、自然因子由Spatial Analyst Tools模块中的Slope、Aspect等工具处理得到。本论文模型是以栅格数据为基础的，为能与此模型相结合，所有数据要转换成栅格数据，并且每一个模拟单元表示200m*200m大小的分辨率，同时为了体现这些环境要素数据对模型中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概率的影响，需把所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前栅格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即把其转换为0～1之间的数据。最后将所有的栅格数据转化为模型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据。
4 智能体层
4.1 政府Agent
政府在模型中被抽象成一个具有宏观调控作用的政府Agent。政府宏观调控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规划，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起到决定的作用，并引导整个流域土地利用的格局。政府规划土地利用变化在遵循国家可持续发展理论，遵循最大空间效益准则的基础上，通过最少的土地资源来或得最大的空间效益[4]。对于要开发的区域，政府得根据居民的意愿，来综合区域的总体规划最终做出决策。政府根据总体规划提出土地规划，并遵循土地利用规划的二个目标与约束：
4.1.1 基于空间集聚的优化目标
这里所说的空间集聚可以理解为土地利用类型的紧凑度，简单理解为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连成片的程度。衡量某一土地利用是否紧凑，即需要分析其紧凑度，必须考虑其周围的土地利用类型即邻域用地类型，统计同一种用地类型连成片的比率。本文用目标函数f（u）表示土地利用的紧凑度，如公式（1.1）所示土地利用单元Cellij变化为土地用途K，bijk表示单元Cellij的7X7邻域内土地利用单元也为用途K的数量。
其中Xijk表示类型为k的单元Xij，为一个二维向量，如用途为k，则为1，否则为0。
4.1.2 基于最小规划成本的优化目标
规划成本土地从一种利用状态转换为另一种利用状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即成本，成本投入越少，表示转换相对容易。本文从当前土地适宜性以及土地类型之间转化分析来建立规划成本目标函数，如下：
其中Sn表示每一个栅格地块适宜的某种土地利用类型，n表示用地类型取值1-8，S1-S8分别表示宜耕、宜园、宜林、宜建、宜草、宜水、宜裸、宜湿；w1-w9分别表示每种影响因子的权重随着n的变化而变化，这些权重用matlab计算所得；x1-x9是9种环境因子，分别是坡度、坡向、高程、距道路距离、距水系距离、距居民点距离、房价、人口分布和GDP经过标准化处理所得。c为当前土地利用类型，f为转换类型，Pcf是类型c转换成f的转换系数，Pcf值受土地的领域特征、土地自身的适宜性等影响，应当根据研究区实际设置，可以在规划区取相同的值，也可以根据用地条件划分不同的用地区，从而设定不同的值，这个值的获取遵循约束规则，c不能转换成f话，则相应的Pcf=0。Sn值越大表示越倾向于该类转换的发生，越小就越限制其发生。上式表明：土地的利用方式都向着各自最优的方向转变，那么总的转换系数值就越大，规划成本就越小，相应的方案就容易被接收；反之，规划成本越高，相应的规划方案就会被拒绝。
4.2 居民Agent
一个居民Agent代表一定比例居民，每个居民Agent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选择偏好，通过蚁群算法寻找最大效用值的居住地块，从而改变流域范围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上居民的收入情况将研究区域居民智能体分为三类：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所占比例分别为19%、64%和17%。
根据黎夏研究成果，结合动态随机模型[5]和离散选择模型[6]，研究了居民选址行为决策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某一候选元胞地块Landij对第t个居民Agent的最大效用值可用下面公式表示：
通过对研究区域的调查研究发现，低收入居民选择居住用地时对于房价的要求比较高而对于环境适宜度、公共设施便利性的要求比较低；而高收入群体则相反，他们对于房价的要求不高，但倾向于选择环境较好、交通方便的地方居住；中等收入的居民则综合考虑这几方面因素，对各项指标的要求居于以上两者之间。（图2）即是各类收入不同的居民智能体对房价、环境适宜度等不同影响因素的选择权重，权重值越高表明此类智能体选择位置用地时对此类影响因素考虑越多。
居民选择居住用地时，由于候选位置数量比较庞大，利用传统的穷尽方法寻找需要大量的运算时间，本项目采用蚁群算法来解决效率问题。一个基本的蚁群算法一般包括四个部分[7]：定义目标函数；定义启发函数；信息素更新策略；禁忌表调整策略（保证蚂蚁不走重复的路径）。根据居民Agent选址的决策规则，对选址应用的蚁群算法进行改进，改进后的蚁群算法按以下顺序构建。
4.2.1 定义目标函数
根据居民的决策行为，并综合考虑转换规则，以及转换成本，因此把公式（1）、（3）定为目标函数。
4.2.2 定义启发函数
根据居民决策行为，人们总是倾向选择最大效用值的位置，因此把最大效用值U（t，ij）作为选址目标时，可使目标函数趋于最优化。因此，选址启发函数设定如公式（5）：
4.2.3 信息素更新
建立信息素更新策略是蚁群算法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本文采用了二种信息素更新技术，分别为全局更新、局部更新策略，以避免产生局部最优路径。而信息素更新则包括：智能体经过栅格时释放的信息量和每运行一个tick挥发掉的信息量。在全局信息素更新的方法中，流域中的每个栅格信息素都重新设置为初始的信息素水平，根据前人研究经验，本文采用0.01；而局部信息素更新方法是借鉴何晋强、黎夏[8]等的研究成果采取信息素递减扩散的策略对信息素进行更新。其方法是以栅格为中心，在指定长度为边长的正方形区域内，按信息素增量从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策略更新信息素，公式如下所示：
4.2.4 禁忌表
在TSP问题中，禁忌表主要用于记录蚂蚁已经走过的城市。根据居民Agent选址问题的实际情况，可设计禁忌表存取已经考虑过的用地位置、不可作为目标用途的用地单元等。
4.2.5 选择函数的改进
转换的可取性和蚂蚁经过的路径信息素浓度是蚂蚁选择土地变化的两个要素。要想实现这两个要素的合理结合，蚁群算法的选择概率必须被很好的定义。由于基本蚁群算法的选择概率的过于复杂、计算效率较低等原因，本文对基本蚁群算法提出的选择概率基本计算公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算法有两个优点，首先是简化了算法，只用一个参数来描述信息素浓度和转换趋势的相关性，第二个是改进算法中用乘法操作来代替乘幂操作，提高了计算效率。在改进的算法中设计第k只蚂蚁选择土地用途从趁型i到类型j的概率计算公式为如下：
5 模型实现
首先，本研究经过对Repast J进行了汉化，使其能够显示汉字。其次运用Java语言基于Repast进行二次开发，将上述智能体的行为规则等代码化，将上述二进制的数据导入到模型的相对路径下使其能参与模型的运算；经过反复运行模型，对比其精度，最终把每个tick其能参与模型的运算；把每个Tick计算设为一秒，从而使得可以方便的看出运行到哪一年。其中两类智能体：政府智能体、居民智能体；模型初始时，把政府智能体和居民智能体随机地分布在智能体模型的环境层中，根据上述居民Agent移动规则在环境中移动，并作出相应的行为决策。由于每秒钟，用肉眼看不出土地类型的变化，因此在本研究中，把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同时也用统计图显示出来，其中有八条显示线来表达八类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以达到直观明了的效果。运行界面如图3所示：
6 模拟结果与验证
模型以2000年的流域土地利用分类图作为模型的初始数据，预测模拟了洱海流域2010年的土地利用类型与结构，流域内土地利用变化模拟过程如（图4）所示。
此次试验采用逐点对比法和整体对比法两种统计方法来检验模拟结果。逐点对比法是将模拟的结果和实际情况迭置起来进行统计，再逐点对比计算其精度；整体对比法所关注的是模拟出来的整体空间格局分布情况。将2000年洱海流域用地类型模拟结果（图5中）与实际土地分类（图5左）运用逐点对比的方法，得到精度最大值为78.1%。
点对点精度高不一定反映出模拟结果是最佳的，只能说明在流域尺度且周期不是很长的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不会发生大面积改变。但在同样的面积数量下，可以有多种空间的布局。为了能评价模拟结果的空间分布与实际结果的空间分布是否一致。选用反映模拟数据与历史真实检验数据之间空间分布的相似性的L-S（Lee-Sallee）指数。L-S形状指数指的是数据单元的空间交集和并集面积之比，它可以反映两个数据层面数据空间的相似性，其公式为：
（8）
A0，A1分别表示模拟数据、真实数据，L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但在实际计算过程其值一般只能达到0.3-0.7之间。L指数的计算在matlab中编程实现，简单且容易操作。在点对点精度达到目标的情况下，采用模拟数据与检验数据之间空间分布的相似性L-S（Lee-Sallee）指数来反映空间布局的一致性（L-S指数如表1所示）。
以上总形状指数达到0.5024，具有很好的空间相似性。除了湿地以外，其余土地类型的形状指数都大于0.3，达到形状指数所要体现的空间布局的标准。近年来，大理州政府加强对洱海流域人工湿地的建设，因此模拟值和实际值存在一定差距，但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综上所述点对点精度和L-S指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证明了模型模拟结果的可信度和模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模拟了洱海流域2020年的土地利用状况（图5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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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关键词：资源性废弃物；可持续发展；环境标准
一、资源性废弃物贸易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更是高速增长。如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GDP平均每年递增9.6%，印度近十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9%，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来维持的，属于典型的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不仅直接导致投入产出水平和经济效益低下，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资源的快速消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经济增长代价过于高昂。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政府认识到废弃资源的价值，全球范围的各种资源的循环利用得到大力的发展，大大增加了资源性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性废弃物贸易不断增加，资源性废弃物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实际情况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贸易。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TRAINS数据库（2004）中2001-2002初级产品与资源性废弃物贸易的国家结构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首先，忽略初级产品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51%的废塑料、44%的废金属、40%的废纸是从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而只有4%的废塑料、5%的废金属、0%的废纸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其次，从总量上看，78%的废塑料、90%的废金属、91%的废纸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其中69%的废塑料、49%的废金属、49%的废纸流入发展中国家。从以上数据可看出发达国家是资源性废弃物的净出口国，发展中国家是资源性废弃物的净进口国。这种模式又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比发达国家更倾向于进口资源性废弃物呢？原因很多，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标准上的差异是一重要诱因。本文就从环境标准的差异方面分析其对资源性废弃物的贸易流向的影响。
二、从理论角度分析环境标准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不计自然环境的经济投入基础之上的，暗含着自然资源不受限制的假设，没把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随着人们对非贸易利益日益重视，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贸易活动成本最终必须包括为维护和弥补自然环境的人、财、物投入，通过把这些环境成本内在化来强调贸易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在理论分析中，必须考虑环境标准因素。我们可从以下几个理论分析环境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1.国际贸易的H-O理论
该理论认为，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础，同时也是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基础。如果国家之间在技术和需求方面没有差异，每一个国家将出口那些密集的使用本国较为丰富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假如我们将环境要素作为资源要素来看待，显然，环境保护强度低的国家，环境要素会较为富裕，而环境保护强度高的国家，其环境要素则相应匮乏。这样，环境保护强度低的国家将会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环境要素生产那些环境密集的商品，既污染密集型产品，并在环境要素密集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
2.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最早由Walter和Ugelow（Walter & Ugelow，1979；Walter，1982）提出。该理论也称为“产业区位重置假说”（hypothesis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或“产业漂移假说”（industrial flight hypothesis）。该假说主要指,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该假说建立在合理的基本理论观点之上，实际上，总会存在运输成本与贸易壁垒，但贸易自由化通过套利机制使产品价格趋于一致。当产品有统一的价格时，生产区位的选择取决于生产成本。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就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污染避难所”。这意味着，如果国家之间没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有污染生产设施最终都会转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
3.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可以通过库珀兰德和泰勒（Copeland, B.R. and M.S. Taylor，1994)的贸易模型来分析贸易对环境的效应。人们习惯于把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三部分：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活动对环境状况的影响是三种效应之和，而不是单独某一种效应。但是，将贸易对环境的效应分解有助于我们明确哪种效应在起作用。国际上，最早用贸易模型进行研究的是库珀兰德和泰勒。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产品根据污染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类，假设污染只局限在本国，国内生产造成的污染问题则只局限在国内，不具有全球性，也不会跨境转移。假设两种类型国家的政府都使用征收污染税的方式来控制污染，发达国家使用高税率政策而发展中国家采取低税率政策。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这两种国家都会发生一系列的调整过程。首先，工业布局将发生变化。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各国工业布局的调整方向也不一样，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规模缩小而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工业规模将扩大。布局效应使发达国家的污染减轻而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加重。而从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说，由于贸易促使经济活动扩张，对各国的环境都是不利的。同时，贸易提高了各国的福利水平，人们的收入增加，提高了人们对环境清洁产品支付的意愿；政府将会提高污染税率，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更多的污染控制设备和措施。这样，从技术效应的角度看，单位产品生产造成的污染下降。
这项研究表明：如果对洁净环境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讲，技术效应有可能抵消规模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标准低使它们在污染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因为它们的环境标准相对较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会超过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所以废弃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一种污染产业会从环境标准高的地方流向环境标准低的地方。
三、不同国家在环境标准上的差异
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经济实力存在差异，各国对环境的资金投入和技术要求必然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高，致使企业处理成本过高。由于发达国家对自身环境的保护意识强，而且随着工业化过程中废弃物排放日益增多，所以各国对废弃物的回收有着严格的规定，并制定了比发展中国家高的环境标准。出于环境保护激励与循环再用等原因，发达国家对各种垃圾的分类有着严格的规定,而正是因为在发达国家有着严格的垃圾分类要求，当这些资源性废弃物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的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使资源性废弃物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另外，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因此对资源性废弃物的处理就必须依靠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金才能达到要求。比如英国的垃圾处理成本非常昂贵。在英国许多资源性废弃物又不符合环境标准而被处理，处理方法普遍采用填埋方式，这种方式每吨的费用是12英镑。英国每年花费26亿英镑用于收集和处理垃圾，相当于每个家庭花费120英镑；日本东京每天要产生1.3万吨垃圾，每年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超过1521.85亿日元。因此环境标准高造成的利益受损使发达国家许多垃圾处理公司都会考虑把资源性废弃物出口到成本较低且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资源性废弃物利用薄弱，其环境标准低促使进口资源性废弃物。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较落后及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对资源性废弃物的处理不太重视，而且与发达国家比，环境标准也较低。发展中国家资源利用率低，分类不清，难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经济效益低、资源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成了资源性废弃物。
从上表可以看得出来，我国从国内获得的废钢不能完全满足炼钢的需要，因此需要进口废钢作为补充，而且呈连年增长的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中国的情况，甚至更加严重。如印度在1991年废纸回收率仅有2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4%，更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目前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境外资源性废弃物，其市场需求正在影响全球各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而也说明发展中国家自有资源性废弃物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要国际市场有益的补充。进口资源性废弃物是发展中国家各种原料紧缺状况下的重要补充，能够缓减大量进口原材料的压力，调节市场供求；也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再生利用市场繁荣和技术进步。而制定较低的环境标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进口发达国家的资源性废弃物。另外，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起步晚，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的附带性污染很严重，而且历史欠账太多，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只能采取低环境标准；相反如果采取较高的环境标准，为达到标准会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增高，会使一些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标准上要求较低，普遍制订较发达国家低的环境标准。
四、结论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资源匮乏的今天，进口废弃物可带来一定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比发达国家相比较低，是导致资源性废弃物贸易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诱因。
作者单位：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第9篇：资源环境要素范文
关键词：历史环境；全面保护；文化规划；可持续发展
杭州是一个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山水城市，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其山水城市空间格局应在文化的引导下保持其健康、良性的发展。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钱塘江沿岸成为杭州城市新发展的前沿阵地，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提出“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策略，三江沿线江堤内生态环境与视觉景观得到了初步改善。2014年杭州市政协召开十届三十九次主席会议提出，钱塘江古海塘将筹备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将对钱塘江沿岸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古海塘遗产价值的统领性赋予了沿江区域经济世界级的流域文化形象；另一方面，沿江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与文化遗产价值产生联动效应。从城市空间结构来看，钱塘江、运河、西湖作为杭州城市空间主体水文结构，西湖、运河申遗成功后，钱塘江古海塘的申遗必然对城市空间文化结构起到至关重要的补充与优化作用。作为钱塘江历史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海塘、码头、桥等水利工程遗产，沿江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村镇、寺庙、碑刻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神话、诗词、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具有杭州地域特色以及代表钱塘江文化的文化遗产。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古海塘遗址逐渐被挖掘出来，大多数古海塘虽列入文保点，但迟迟未被保护，浙江第一码头、闸口等历史环境也缺乏系统的主题规划，导致钱塘江历史环境的损毁与文化断代。如何保护好钱塘江历史环境并使钱塘江文化永续传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考国际经验和《上海2040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有机更新办法》（2014年5月），其核心是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通过文化建设，风貌保护等措施，挖掘城市空间潜力，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以体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历史环境保护和城市空间文化结构发展具有直接针对性意义。
1钱塘江历史发展沿革及资源价值
1.1历史环境构成要素
钱塘江历史环境的构成主要由钱塘江河道功能、历史文化两大要素构成（表1）。（1）河道功能要素。钱塘江运输开发较早，隋朝时江运已日趋繁忙，南宋定都于杭州，更扩大了钱塘江的航运作用，运输是钱塘江一直延续的功能。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航运依然是钱塘江的主要功能。河道、水源、水利航运工程设施以及运行管理机构是钱塘江历史环境延续的重要组成内容。（2）历史文化要素。千百年来，为抗拒咸潮入侵，人们在河口两岸修筑了堪称天下奇观的古海塘，明清及以前的古海塘实物及遗存百余千米，周边文物古迹密布，地域特色明显，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质鲜明。海塘沿线建设了大量的水利交通设施、寺庙、碑刻墓葬、古塔等；同时，运输功能使得钱塘江沿线成为商贸集聚地，大量的集市街区、建筑园林、戏曲歌舞和民俗传说诞生。这些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虽然与钱塘江本体功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构成了钱塘江的历史文化氛围。
1.2历史环境的资源价值
（1）独特的自然景观。钱塘江河口段，是钱塘江河口区下流江水与东来海潮来往交汇的潮汛河道，由于这一河道呈喇叭口地形，从而形成了闻名中外的钱塘江潮。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怒潮成为钱塘江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孕育着博大精深的钱塘江潮汐文化。
（2）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提到钱塘江潮汐文化，就不得不提及古海塘，当前杭州市境域内，明清海塘遗存呈线状分布于余杭区、江干区、上城区、西湖区和滨江区、萧山区。它是中国古代人民与潮灾顽强斗争并取得巨大胜利的象征，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古代海塘形成发展的基本历程和最高工程水平。与古海塘同类型的还有航标、船闸和堰坝、港口码头、桥梁、津渡等水利工程遗迹，都是钱塘江特有的历史人文景观。此外，钱塘江沿岸还分布着大量的历史遗迹、民居商会、名人墓葬及传统村落等历史环境资源，在杭州境域内，主要集中在富阳、桐庐、建德、淳安4县（市）及杭州市区。商会是钱塘江昔日航运繁荣的历史见证，商贾因公聚议的场所有富阳两浙公所，转运商品的商行有西兴过塘行，还有兼有同乡聚会以及娱乐的场所有建德遂安会馆。钱塘江沿岸拥有丰富的宗教建筑群和大量石刻、造像、寺院、道观，历经千余年，经久不衰。现保存较好的寺庙建筑有17座，墓葬10个，碑刻8处，牌坊12架。钱塘江沿岸历史文化名村和古村镇保留着大量清代中后期、民国的古建筑，各色雕花华丽的分布在窗户、屋檐、柱椽、石桥的角角落落。村落还都沿袭着舞狮、舞龙，造坑边纸、绣花、剪纸、贴画等传统民俗文化，部分村落已经入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村里的古建筑和古文化已得到逐步开发。在这些历史文化村及古村镇中，祠堂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空间载体，三江两岸历史遗存中现有祠堂三十余个，现存最早的祠堂遗存为始建于南宋，明嘉靖三年（1524）重修的淳安文昌镇富山村的方氏家庙。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具有近现代建筑文化特色的工厂、办公、博览建筑等，如长河农民协会旧址、之江大学旧址、萧山中山林、萧山大爿山碉堡群、萧山团代会旧址、富阳双烈园、建德洋溪搬运站旧址、淳安白马烈士纪念碑等等。这些近现代建筑成为反映钱塘江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近百年建筑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建筑文化特色的实物例证。
2钱塘江历史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2.1文化规划与全面保护
钱塘江历史环境文化规划的本质是对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环境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和发展，将钱塘江历史环境文化特征的继承和发展与公共的文化需求联系起来，结合城市设计，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地区更新、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将规划设计与人们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它能够有效提升钱塘江历史环境的品质，提升钱塘江历史环境的公共社会生活，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钱塘江及其沿岸历史遗存众多，历史环境构成要素丰富，在全面认识各类历史环境构成要素的内涵与价值的基础上，应加强保护利用，使这一持续千年、绵延千里的连续资源，作为综合文化景观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首先要遵循科学保护与文化规划原则。全面保护钱塘江历史环境的格局、构造及其特征，完整反映钱塘江历史环境（体系）创建、发展、完善的脉络，反应钱塘江水利工程的建筑工艺及其成就；全面保护钱塘江相关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钱塘江文化的组成。对重要位置、重要类型的历史环境进行重点保护与分层保护，如临江一线的古海塘、浙江第一码头等历史遗存。通过保护钱塘江历史环境以构建人文空间，保护钱塘江文化的整体风貌，传播钱塘江文化。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保护工作措施。重点保护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遗迹及附属资源，对独特的地方进行广泛表达和保护；同时梳理现状历史环境要素，对尚未列入文保范畴的历史环境要素进行分类、分层保护。历史与文化资源保护的对象可分为十类，包括钱塘江本体、附属建筑、船舶等功能相关遗产，沿江村落、碑刻、寺庙以及文件、图片等物质文化遗产，与沿江地区民俗、艺术、神话等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主体的不同，保护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2.2合理利用
钱塘江历史环境的再利用是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的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传统利用。对码头、古海塘、闸口、桥等正在使用的历史环境要素，进行工程设施的加固沿用，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进行绿色基础设施的改造与提升，为更好地服务于各项开发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古为今用。对塔、碑刻、近现代建筑等已废置或改为他用的历史环境要素，挖掘其作为钱塘江文化组成的文化价值，并以文化规划策略进行文化空间规划与风貌协调，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需求相结合，规划设计遗址公园、文化创意产业园、文化主题广场等公共游憩空间，把历史环境资源的保护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去，将历史环境保护、景观建设、产业发展及现代都市生活有机结合，加强了钱塘江文化的连续性，改善了城市环境，实现了历史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环境再创造。从区域规划层面对钱塘江历史环境进行整体文化规划，规划钱塘江历史文化轴线，串联各个历史环境要素，形成连续的钱塘江文化景观。充分发掘和利用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时代的角度进行重要节点的环境再创造，以保证文化轴线的连续。
2.3确立以旅游为发展的历史环境管治思路
杭州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是典型的山水型旅游城市，钱塘江及其沿岸丰富的历史环境资源也具有相应的旅游开发优势。钱塘江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再利用，也为发展杭州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旅游的发展对历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在钱塘江历史环境构成体系中，与钱塘江生态功能维护相关的自然环境要素，与钱塘江航运功能相关的水利工程遗产，与钱塘江发生发展“历史”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是钱塘江历史环境整合保护的主体。根据不同的构成要素，挖掘与传承钱塘江地域文化，一方面便于保护钱塘江历史环境，另一方面利于形成连续的钱塘江文化景观，形成地域自身特色，从而形成发展旅游业的特有资源，在保护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结合三江两岸绿色廊道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创造理想的经济价值，带动钱塘江沿岸与城市走向复兴。
2.4建立完善的慢行游憩系统制定
钱塘江游憩专项规划，在“三江两岸”绿道建设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慢行游憩系统。游憩系统的规划包含四类主要游憩活动，分别是遗产旅游、水体休闲、慢行休闲和野外休闲。其中遗产旅游以参观历史遗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为主要活动内容，结合遗产保护，强调游憩资源的文化意义；水体休闲包括游船、垂钓等活动内容，在船和码头设施完善的前提下可鼓励钓鱼活动；慢行休闲包括骑行、散步等活动内容，结合码头、船闸等历史环境节点设计文化景观广场；野外休闲包括野营、远足等活动内容，应与慢行道间隔一定距离，并结合乡村及历史文化村镇旅游。
2.5促进公众参与策略
钱塘江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需要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公众参与是保证历史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获得广泛支持并有效实施的重要方面。公众参与可以将其与政府部门、各类组织的力量得到完美整合，促进公众对古海塘等历史遗产价值的理解。在历史环境保护规划阶段就可以引入公共参与，以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建立开放的规划系统，让公众尤其是与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当地居民能够真正参与其中，使得居民的意见能最终反映到决策体系中。在规划实施阶段，建立由居民自己组织的社区组织，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集中地方文化和特色资源，“循序渐进”地发掘历史环境潜力，回到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人本目标。公众参与过程可以从历史环境保护与管理的决策、保护和监测等具体工作、宣传及主题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
2.6历史环境的保护管理
钱塘江历史环境的跨区域、多功能的属性决定了其管理工作需要经常协调不同行政区域和职能部门，因此，需要建立以核心部门为纽带、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的保护与管理工作方式。只有形成以具有执行力的核心管理部门为纽带，集合各类政府机构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一体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统筹与协调，才能真正使钱塘江历史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确保保护与管理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3结语
总之，钱塘江历史环境的保护形式日益严峻，保护历史环境，需要重点关注历史环境的文化遗产价值，通过对其全面保护、文化规划、空间优化、产业引导、景观整治、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综合研究，提出历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钱塘江文化遗产与沿江区域经济及城市发展的交集在于钱塘江文化，因此，钱塘江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价值与意义。文化引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将为钱塘江文化遗产价值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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