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资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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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一)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优势形势喜人湖南山清水秀、水资源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57.34%，14个市州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是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长株潭、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各个市州“两型社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国家批准湘南地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地区31个县(市)列入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已经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成为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湘东6个县(市)列入国家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规划，初步探索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融资规划“四规合一”。近年来，湖南围绕“天蓝、地绿、水净”，以治土、治水、治气为重点，建立全省环境质量平台和重度污染应急机制，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大力实施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氮氧化物减排、重点湖库水环境保护、农村环境集中整治等十大环保工程。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和湘江水污染整治取得实质性进展，湘江风光带长株潭段建设顺利完成。加快清洁低碳推广技术的项目建设，组织实施了300个重点项目，建立绿色信贷机制，科技创新和清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长沙获得“全球绿色城市”，株洲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二)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湖南经济产业链条长，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大，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比较成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近年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合理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2013年湖南呈现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质量稳中向好，民生保障持续改善。［1］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统计表明，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千亿产业，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15%，占GDP的比重约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从2008年起，湖南省经济总量连续六年、工业增加值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十强。［2］随着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湖南各地推行效能革命，先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和设备，着力打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版。全省新增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湿地公园、6处省级森林公园，全省森林旅游产业增长31%。
(三)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专业人才洼地逐渐形成湖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大，人才资源储备量较大，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批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军人才日益增多，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逐渐增多，人才结构逐渐合理优化，增强了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持续发展的竞争力。目前，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生态学、生命科学二级学院，设立了林学、生态学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对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梯次队伍，集中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员，全省80%的高层次人才。这无疑为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大湖南颁布实施《湘江保护条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出台了16个两型标准、23个节能减排标准和43项两型地方标准，探索形成了两型标准体系。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改革，《2013年湖南省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推广绿色建筑机制改革，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湖南《关于开展城市绿荫行动的通知》，规划2年内7成县市道路建成林荫路。完成了《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订工作，强化水资源保护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绿色湖南”建设全面铺开，26个省直涉绿部门相继推出十大绿色行动、十大环保行动、十大低碳技术等。探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目前长沙县和长沙市望城区建立了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行绿色采购改革，《湖南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引导和推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上述政策措施为湖南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全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可以说，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仍然是制约湖南两型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衔接不够湖南城乡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支柱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单位GDP能耗较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低，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难以支撑环境资源承载力。2013年，全省人均GDP为3676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在全国处于第19位，排在中部地区第2位。［3］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长期以来，湖南形成了以重化工型、资源加工型、投资主导型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全省大中型企业中60%分布在重化工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化工业增加值超过60%，产业结构处于U型微笑曲线的底端。［4］目前，湖南对林业产业资源管理缺乏长期的林业生态战略规划，即只有对林业3－5年经济效益进行了估算，而缺少对林业长时段综合生态效益进行充分评估。林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尽合理，林业的综合效益有待提高，林业生产低效利用明显。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压力加大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将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治理环境和减排任务十分艰巨。［5］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任务十分繁重，湖南省还有2000多万亩的石漠化地和200多万亩重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900多万亩坡耕地需要退耕还林。由于城市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不少城市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忽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一些新建的城市公共建筑、商业场所、住宅小区缺乏适量的公共绿地和必要的地下停车场，行人过道被车辆挤占，城市居民缺乏绿色安全。一些老城区商业中心地段高楼林立，交通拥挤，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过分追求硬质景观建设，却忽视对乡土植物的种植和推广，导致城市建设缺乏地域景观特色。不少老城区原有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物风貌特色遭到严重破坏。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湖南能源资源储存量约束日趋紧张湖南自身能源资源禀赋不足，能源消耗总体较高、能源供需缺口较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人多地少、水资源紧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等，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者超过极限。湖南在资源约束方面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生态能源紧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0．32公顷，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淡水资源虽然相对丰富，但也存在水量减少、水质变差、水灾增多等问题，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凸显。有的风景区生态旅游服务功能布局不合理，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未能跟上，干扰和破坏了风景区地域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环境约束方面，湖南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有限。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以上，超过26%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60%的人口、70%的经济总量，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比如，株洲化工厂重金属污染程度深，面源污染广，污染治理的任务艰巨。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制度保障不足对于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法律措施，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立法滞后，脱离实际情况，造成司法不力，有的立法缺位，成为不法犯罪分子寻求法律保护的“港湾”。环境保护、林业执法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行为存有渎职行为，个别执法人员甚至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选择性执法有时成为有关职能部门的常态。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够畅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对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城市规划部门因利益驱动，随意变更、修改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的人为扩大公共建筑物和商业住宅楼的容积率，有的将本应种植园林植物的公共园林面积变成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用地。有的园林管理单位随意砍伐城市道路风景林、公园植物等，引发了城市“热岛效应”和硬质景观。司法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惩治力度亟需加大。林业生态补贴及生态建设基金制度保障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衔接配套措施亟待加强生态文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畅通、科学化程度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现行的环保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能力不强，环保监督效果不明显。部分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的体制机制仍需理顺，特别是在项目申报、政策支持、资金扶助、经济指标统计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具体困难。有的地方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本质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功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等缺乏系统思考和科学论证。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的项目设计存在主观臆断，随意决策等问题，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策略缺乏充分论证。有的地方对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缺乏前瞻性研究和实证调研，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力，破坏了整个地域景观的文化特征。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对生态文明的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
三、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参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弘扬生态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的绿色湖南。
(一)以弘扬生态文化为主题，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弘扬生态文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当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广泛宣传和讲解生态知识、生态理念，深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弘扬生态伦理道德，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在党政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打造以政府为主，社区、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网络格局，把生态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增强全民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政府和企业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
(二)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重点，提升“绿色湖南”绿化美化水平要严格划定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管好国有林和生态公益林，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候鸟保护，巩固和扩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成果，重点建设好3处国际重要湿地、10处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32处国家湿地公园和18处省级重要湿地。［6］重点加强以湘江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与治理，实现对涉重企业、行业和重点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把林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尽快构建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采伐管理新机制，保护好林地和林业。统筹考虑湿地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积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推广绿色建筑、建设低碳社区，多建湿地、公园，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城市示范带。深入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护好林草植被和河湖、湿地，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着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整治，严格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资源规划编制等管理措施，实施更加严格的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排放标准。推进湘江风光带建设，把湘江风光带建设成为具有明显的生态良性循环特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走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建设秀美村庄。
(三)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线，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要大力推进过剩产能化解，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强化节能、土地、环保、安全等指标约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上项目。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攻方向，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壮大绿色产业，改造提升食品加工、现代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与清洁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快形成节约环保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株潭周边城市要围绕产业布局特点，加快实施工业对接和配套，湘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珠三角相关产业转移力度，打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产业新洼地。大力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强化绿色发展，将环境容量作为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将环境标准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将环境管理作为推动湖南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湖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民族风情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康疗养生和农业休闲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物流、会展等绿色服务业。大湘西地区在保护本地生态资源环境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林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品、绿色食品等产业，促进旅游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山区农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深度融合。推行节约、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
(四)以健全制度体系为根本，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两型改革试验相关规划，推进各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编制完善，完善城乡环境同治、交通互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等专项规划。加快洞庭湖保护立法步伐，落实《洞庭湖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规划》，在全省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管理，着力抓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森林碳汇功能。制定完善两型社会在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生态建设、简政放权等重点领域的配套政策，加大对两型产品、技术、产业、标准等发展和推广的引导支持力度。二是建立健全经济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体现生态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和湿地面积。加快水利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推动财政政策的生态化调整，改革环保收费与环境价格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改变过去唯GDP论的主要考核指标，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将机关事业单位节能考核纳入机关事务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全过程节约管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第2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s economic means and considers that mining enterprises need to imple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crea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construction abou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关键词： 矿山企业；生态补偿；环境会计
Key words： mine enterprise；ecological compensation；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中图分类号：TD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3-0112-02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也伴随而来，天空昏暗、空气污浊、污水横流……，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摆在人们面前。矿山企业作为资源开发与原材料生产的主要承担主体，伴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高消耗的依赖，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带来了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等诸多问题日渐显现，因此，建立矿山企业生态补偿机制将是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如何把生态补偿真正落到实践中，如何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如何履行污染者付费、使用者补偿的理念，唯有构建生态环境补偿会计核算，才能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
2 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概述
通过文献查阅，发现最发达的市场和补偿系统是北美洲与欧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对生态补偿的认识相对落后。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才开始了大量的生态补偿实践和立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生态补偿在相关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正式提出了生态补偿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也推向了。
2.1 生态补偿及机制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本文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调节环境损害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生态补偿机制则是一种制度模式，包括对生态环境破坏者和受益者征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经济补偿，另外建立环境修复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总而言之，就是要把自然资源这种公共物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行有偿使用，由此，矿山环境污染问题将由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2.2 生态补偿主体分类
根据中国环境规划院研究分析，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按照补偿实施主体的不同分为四种类型，如表1所示。根据表1的分类，矿产资源开采生态补偿就属于第三类（自力补偿），是资源开发者对地方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进行的一种补偿。
2.3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需要明确的几个核心问题 ①生态补偿由谁补（WHO）——主体。由于矿产资源多属于公用产品，产权界定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因此需要政府环境监督部门划定好矿区，上下游间的利益相关群体，一定要真正落实“谁破坏、谁补偿；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只有界定好了所有权，明确了管理主体，才能对矿产资源作为一种环境资源进行有效控制并发挥其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②生态补偿补多少（WHAT）——标准。关于矿产资源补偿计价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生态补偿的一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因为矿产资源作为一种生态环境资产的计量标准很难确定，本文使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到的社会价值概念，即商品中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以及自然赋予的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的使用价值。由于人类在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时候，必然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但是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还属于后代，所以在社会价值的创造中要尽可能地给后代留下应有的资源，既要增加社会价值总量，又要节约社会资源。因此，社会价值是在考虑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另外有学者利用环境资源估价方法汇总估算各项生态补偿工程的费用（秦格，2009），本文采纳这种方法对矿产资源开采导致的生态效益损失或恢复治理成本作为补偿费的征收标准。③生态补偿如何补（HOW）——范围。矿产资源开采中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重金属污染、植被破坏、对地区的工业化、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人体健康损失等，其中前面的六个污染引起了恢复生态环境的费用，即生态功能恢复费用，后面的三个方面的损失即是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费用。
3 生态补偿嵌入到环境会计中
3.1 环境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以1971年比蒙斯撰写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两文为代表，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在我国，自葛家澍教授等在《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上发表的《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以后，环境会计开始引入我国。现代的环境会计研究已由一般泛化的环境会计，发展为专业的环境会计再到现在的补偿环境会计研究。即由以前的对环境会计的一般核算内容，包括环境会计的概念与本质、环境会计的对象、要素、目标、基本假设、成本计算、计量以及披露等构建，发展到对森林、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特定对象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到现在的进行具体企业的生态环境会计体系构建。这是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趋势和要求所在。
3.2 生态价值链成为生态补偿与环境会计对接的桥梁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进行的短视生产方式日益转变为以环保竞争为主的新的生产方式，由此由传统价值链模式（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的）转化为生态价值链模式更契合现代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要求。生态价值链（Ecological value chain）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对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关键环节以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等为原则进行改造和重组。简言之，生态价值链是一种以生态价值为导向的企业组织协调与整合的集成制度创新。也正是由于这种创新，才使得企业在攫取自然资源投入生产经营后，产生的废弃物能够加以回收利用。尤其矿山企业即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体，又是排放污染物的主体，依据“谁污染谁补偿”的原则，矿山企业理应成为生态补偿的主体，企业应该补偿因资源消耗而损失的费用，以及为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而买单，由此，要让补偿主体，补偿费用真正落实到位，只有进行企业核算，量化补偿费用，让企业真实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好，生态补偿环境会计由此应运而生。
3.3 生态补偿环境会计的构建 ①生态补偿环境会计科目：生态补偿资产；生态补偿负债；生态补偿费用；生态补偿收入；生态补偿利润。②会计计量。为了体现企业遵循的生态价值链理念，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在进行会计计量时生态补偿资产采用社会价值来入账，成本费用项目采用实际发生的损失和收费标准来确定。例如某矿产品的污染成本=产量×排污收效的标准单价。
4 小结
企业建立生态补偿环境会计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强企业社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尤其对于资源开发与原材料生产的主要承担主体矿山企业来说，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些，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矿产资源的特殊性，所以在具体进行生态补偿环境会计账户设置界定及计量时还存在一些模糊问题，不易操作，所以一方面需要财务人员在熟悉本专业知识的同时，需要熟悉矿山企业以及生态经济学等方面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有一套成熟的生态补偿评估方法来加以衡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和谐地维持生态资源合理开采，才能真正做到生态补偿有因可查，有据可依。
参考文献：
[1]秦格.生态环境补偿会计核算理论与框架构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第3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下游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呈总体的退化趋势，特别是近50年来，其退化速度进一步加快，主要表现为：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盐化现象加速，使水质恶化、土地盐碱化问题日趋突出；下游地表水量剧减，地下水潜水面下降，造成了土地全面退化，沙漠化现象严重；下游绿洲大面积退化，植被体系衰退：植物种群向极端的方向（耐旱、耐盐）发展，植物群落总体上呈负向演替，向低级化、简单化趋势发展，群落景观呈现出碎片化、岛屿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抗干扰性更小，极易失衡向盐碱化、沙漠化方向发展。
这些问题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仅以黑河下游弱水三角洲地区为例。50年代以前，该地区曾分布连片茂密的沙枣、胡杨、红柳、梭梭、芦苇、芨芨草等灌丛草甸，到70年代末，沙枣、胡杨林减少了5.76万hm[2]，植被覆盖率大于30%的灌丛草场减少了327.18万hm[2]。三角洲内的以红柳、梭梭、芦苇及芨芨草为主的灌丛草甸也大面积退化并逐渐被枸杞、骆驼刺及红砂等旱生或超旱生荒漠草甸所取代。与此同时，土壤盐碱化和沙漠化在黑河流域也迅速发展，下游地区有35.09万hm[2]的水域、森林草场变成盐碱地和沙漠，土地年退化面积1.1～1.3万hm[2]。
2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2.1西北地区的长期干旱化趋势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西北地区正处于干旱快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将来还会向持续干旱化方向发展。而造成这种长期持续干旱化的原因则是晚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的持续隆升。它使中国宏观气候由纬向分带变为经向分带为主，从而使现代四大水文循环系统，即太平洋水文循环系统、印度洋水文循环系统、北冰洋水文循环系统与鄂霍次克海水文循环系统，成为控制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基本因素，中国西北地区正好处于四大水文循环的空缺带，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西北内陆河流域内近地表大气层水分含量少，降水稀缺，水分收支失衡，地下水位下降，气候长期向干旱化方向发展，且主要靠封闭性流域水文循环系统和水分垂直循环系统维护其生态系统的水分均衡。流域内蒸发力大的气候条件和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则决定了流域水文循环系统中水分的最终去向只能以蒸发输出方式为主，由于基本没有盐分排泄去路，流域将始终处于盐分积累过程中，尤其是在局部流动系统和区域流动系统的汇区，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中的含盐量不断增高。
由于西北地区土壤的水、盐背景值及其分布是决定植物生态种群自然选择的关键因子，因此总体上的水资源极端匮乏造成了西北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2.2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2.2.1水资源系统性的认识不足导致过度开采
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一般都与其他表流域系统的范围相一致，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且在系统内水资源量的分布极不均匀；地表水系统与地下水系统间转化频繁，水力联系密切，相互影响与制约作用强烈，牵动系统中的一个环节，都可能对其它环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导致其空缺。而在以往的水资源开发中，缺少对水资源的系统特点的认识，对其采取上、中、下游分段评价与开采，导致了水资源量的重复计算，中上游地表水和地下水过量开采和下游河道断流，下游地下水位下降，使原本就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在人为作用下分布更趋于极端化，最终导致了流域水资源系统的失稳，使下游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2.2.2水资源分配中没有考虑自然生态用水
在部分地区，虽然认识到了水资源的系统性，对其使用进行了统筹规划，但只考虑到人工生态用水、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没有考虑自然生态用水，所以现有的流域水资源分配一般是在中游大量引用地表水或提取地下水进行农业灌溉，而对下游则只考虑分配其生活用水，没有为其自然生态用水预留配额，导致下游地区地下水位下降至生态水位以下，地表植被迅速恶化。
2.2.3对自然生态用水机理不清而导致配水有效性低
一些地区虽然定期为流域下游分送一定水量，但由于对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不清，尤其是对下游植被年内需水量的动态规律不清，导致配水多集中在下半年，对下游地表生态的保护和恢复作用不大，并易加剧盐碱化。另外，年度配水量也不足以使下游地下水达到生态水位，难以为地表植被利用，因此大部分为无效水。
3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面向生态环境的水资源开发模式
3.1流域水资源的开发与分配必须要面向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必须要求有足够的水量来维系。鉴于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系统特点及生态环境特点，在进行水资源开发时，必须考虑其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确定面向生态环境的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和分配方案，即将水资源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考虑其时空分布及内部各种水资源间的相互转化，在维护现有流域水资源系统的宏观稳定态及流域生态环境平衡的基础上确定水资源的开发方案，对开发出的水资源也要进行统筹安排、系统分配，以获得最大效益。
3.2面向生态环境的流域水资源开发与分配的基本模式
为了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科学分配以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分析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建立其耦合模型，进行水资源开发方案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其基本思路是：建立流域水资源系统模型和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模型，将水资源的开发作为水资源系统的输入，由水资源系统模型得到其输出，该输出同时是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的输入，再由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模型得到其输出，即流域生态环境可能的变化。其过程见图1。通过上述耦合关系的分析，继而可以对流域水资源开发方案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评价。为此，需要开展的研究如下：
3.2.1流域生态地质环境调查与系统分析
调查内容包括流域内现有植被的种类、分布、生长状况及其所对应的水、盐等对植被影响较大、易受外界干扰的浅地表地质环境因子。根据植物在不同的地质环境因子下的生长状况，分析不同植物的生存域，即植物对水、盐等地质环境因子组合的适应范围。从而确定地质环境因子的变化对植被演替的作用，以及地质环境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地下水位这一受水资源开发影响最大的地质环境因子对其它环境因子的影响，建立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模型，模拟各种输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及其相应输出。
3.2.2流域水资源系统分析
将整个流域的地表水与地下水作为一个系统。研究其结构特点和环境特点，分析其动力学机制，建立系统模型，研究各种输入下水资源系统的输出。
3.2.3流域水资源系统与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的耦合模型
附图
图1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分析
将水资源的开发作为水资源系统的输入，由其内部结构分析该输入对水资源系统的作用，预测其输出，如地下水位及地表径流的变化等。并将其作为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的输入，通过分析地下水位对其它各地质因子的作用以及它们一起对植被的作用，确定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并以此作为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的输出。
3.2.4流域水资源开发方案的生态环境效应预测
利用上述耦合关系，对流域水资源开发方案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预测性评价，为确定合理的流域水资源开发方案提供生态环境方面的依据。
3.3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3.3.1水资源系统的滞后与延迟效应
水资源的开发所造成的水资源系统的改变并不能立即反映在它的输出中，而是有一个滞后，因此中上游的水资源开采并不能立即反映为下游地下水位的变化。不同的流域水资源系统，甚至同一流域水资源系统在不同的开发方案下，其输出的滞后也有长有短。而西北干旱区植被的需水量在年内差异较大，所以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这个滞后时间。水资源的开发对流域水资源系统的影响还具有延迟效应，在常年开发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各个阶段水资源开发对水资源系统的累计影响。因此，正确的考虑水资源系统的滞后效应与延迟效应，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3.3.2水因子的涨落特点
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中的植被系统所具有的宏观稳定态较少，但作为一般系统，它也具有多态性。当水因子缓慢涨落时，植被系统产生适应，通过自组织保持当前稳定态或从某一稳定态向其它稳定态演替。但当水因子涨落幅度及速度较大，超过植被系统的适应范围和适应速度时，它来不及适应，现有稳定态难以保持，而新的稳定态也难以形成或保持，可能直接向其终态（沙漠化）方向演替。因此在水资源开发时，应保持水因子的正常涨落幅度和速度。另外，还要注意水因子与其它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在某些地区，水因子的涨落可能会对风因子和土壤因子等产生放大效应，对植被系统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作用。
3.3.3植被的生活习性
在生态地质环境系统分析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植被的生活习性。不同植被对地下水与地表水的依赖程度不同，其年内的需水量也有变化，这对流域内自然生态配水的有效性有特殊意义。以胡树为例，其繁殖期主要是在春季，而这个季节下游正处于干旱少雨期，降水不足以使小胡杨萌芽成活，此时地表水的配给对胡杨的繁殖就十分重要。如果河道来水仍集中在中游农作物成熟后的九月份，其有效性显然不高。
第4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2020年以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支持下，主管领导亲力亲为，科室全体成员同心协力，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土地管理工作
（一）建设项目排查清理与房地产开发项目
我镇共走访排查违法违规建设项目126个，其中合法项目53个、违法项目73个，相关情况已按要求全部上报市住建局。
（二）清理规范违规违建项目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我镇下发河北建设项目用地图斑共633个，我镇已按照相关要求全部录入系统并已上传，将按照市局要求进行整改，上半年已完成30%。
排查发现耕地建房73处（居住用房29个、工矿厂房5个、经营用房17个、设施农业用房22个），共计占用耕地916.31亩，其中占用基本农田790.37亩。
上半年共执法拆除土地卫片2处，分别为熨斗店违建房屋和杨康违建房屋，共恢复耕地4亩；
配合第三次土地调查人员实地勘探，对农民集体之间互换土地、调整土地的进行转移登记，等被征收的集体土地进行注销登记，清晰划定了土地边界，并录入全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数据库。
危房改造工作
我镇2019-2020年度农村四类人危房改造任务共计61户，已竣工50户并完成验收，2户另有安全住房，2户取消低保，2户改造前死亡，1户因癌症晚期身体原因不宜改造。现已拨款43户，剩余7户待拨款。2020-2021年度农村四类人危房改造任务17户，已开工6户，竣工3户，经投亲靠友解决住房安全2户。
农村改厕改厕
2020年松林店镇改厕任务共500户，全部由市里统一招标，目前房一、房二、房三、房四已协调中标方进场，开始施工，现共计完成198户；孙家疃村中标方正准备入场施工。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建立城乡一体化机制，每天对环卫作业情况进行巡视检查，做好日常巡查工作记录，建立台账。上半年对涿州龙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出整改通知单55单，其中首次发现问题52单，限期未整改3单；涿州慧丰清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开整改通知单149单，全部为首次发现问题，并全部在限期内整改完毕。
自全市农村垃圾和生活污水集中治理行动开展以来，我镇通过自查和市督导组实地督查，32个村92个点位，共计发现问题69个，镇村两级会同第三方出动运输车辆328车次，挖掘机86车次，铲车61车次，村级志愿者336人，共清理生活垃圾2300立方，建筑垃圾9800立方。
发现纳污坑塘和黑臭水体共2处，均已完成治理工作，等待验收；排水口共3处，2处为处理后的中水合法排放口，夏辛店村北排水口为雨水排放口，已合法保留；辖区内共有村居33处，已全部完成整治验收，为全镇村民创造了一个干净、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
第5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关键词］森林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为了保护林业资源，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应采用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加强多树种的种植与培育工作，对野生植物、动物等采取保护措施，保护生物资源，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
1森林资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1.1经济林产业管理效果不理想。黄土高原因特殊的地貌环境与独特的地理气候，现有种植品种单一，引入品种易受生长环境限制，加之缺乏管理技术人员，管护技术相对落后，对经济林各方投入力度不足，很多特色产品得不到推广与宣传，导致产品投放效果不理想。1.2森林植被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黄土高原地区森林覆盖范围有限，很多地区存在裸土现象，特别是近年来地方产业发展失衡，林业产业未能得到较好的发展，造成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现象。如果不能保障林木覆盖率的上升，无疑会导致人畜生活环境越来越差，而且会加快水土流失现象向周围地区扩展。1.3资金投入力度不足。想要提升经济林覆盖率，就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而黄土高原依靠自身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地方企业资金利用有限的条件下，很难让企业主动支持区域林业建设工作，此时地方政府及相关政策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1.4受林木发展速度缓慢的制约。林木种植周期长，生长缓慢，而一些地区只追求眼前利益而忽略未来发展，出现了只采不育或是培育不及时、不科学的问题，导致林业种植率低、产量低。
2加强林业产业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2.1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产业。根据黄土高原特色及地理环境，做好市场调研的同时努力研发绿色优良品种，满足林业发展需求。同时，要在营林过程中做好各项管理工作，在完善的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经营管理，提升绿色品种质量。而且要做好地方特色产业营销宣传工作，利用现有资源促进农副产品的开发与利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2.2利用现有资源优势，促进经济林发展建设。首先，应改善土质结构，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加强经济林建设，增加经济林品种种植投入，如乔木、灌木及果树等适合陕北高原地区土质种植的品种。种植方面应错开季节性压力，确保在不同季节始终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并要大力开展退耕还林工作，在改善土质结构的同时提升林业建设质量，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2.3加大招商引资，发展绿色地质文化旅游。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气息、绿色种植采摘活动等发展当地特色地质文化旅游产业［2］。在发展绿色地质文化旅游业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客户在旅游过程中的各种需求。因此，需要在地质文化旅游地周边建立与之对应的经济链。而开展此项工作需要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需要积极制定地方优惠政策。2.4建立苗圃种植基地，形成与林业种植互补的局面。城市发展建设不断加快，促使花奔产业成为了新宠，不论是城市道路绿化还是小区建设甚至是林业建设，到处都能看到花奔的身影。因此，建立苗圃种植基地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苗圃种植管理上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利弊，不断规范管理苗木花卉种植基地，形成与林业种植互补的局面，为林业建设提供资源保障。2.5加强林业基础建设工作。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应加强人员管理与培训，建立一支综合素质高的林业建设队伍，来有效开展苗木的引进、选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保证林业植物的正常生长。同时，还要为专业技术人员创建培育基地与研究基地，使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地貌特点等研究新品种，从而促进该区域林业长久持续发展，为还原陕北高原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3］。
3结语
林业资源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而森林资源管护工作是一项持久性工作。因此，加大林业种植与经济建设，还原生态环境，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护措施，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作者:闫强 穆群 单位:延安市延安风景林场
参考文献
［1］张敏.中国经济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果树林、木本粮食林、食用油料林为例［J］.资源科学，2013（6）：47-53.
第6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我校的周边以老旧小区为多，近年随着南京的发展，学校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不断增多，他们的家庭素质、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都较为低下，这些孩子的家长多数拥有对孩子美好的教育愿望，却不具备相应的教育能力。作为一所小班化教育学校，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可以给予怎样的关怀？我们想：既然孩子没有宽敞的家，那么我们就给他一个充满生机的校园；既然孩子没有明亮的书屋，那么我们就给他一片充盈知识的天地。我们要让孩子享受教育的公平，感受教育的幸福。
在这种简单想法的指引下，我们精心布局，细细培育，终于为孩子们打造了一所美丽的绿色校园。漫步在我们的校园中，阵阵如糖似蜜的桂花香沁人心脾，优美动听的世界名曲在耳边萦绕，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激荡着心灵，遮天蔽日的树木、争奇斗艳的花卉、挺拔摇曳的翠竹以及从楼体倾泻而下的绿色枝叶，让每个身处其中的生命个体享受着那绿色生态带来的美妙。
在绿色校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的教育作用，也点燃了我们对于教育生态的憧憬与畅想，确定了“构建教育生态校园，提升学生生命质量”的教育理念，努力进行“小班化教育生态小环境构建与资源开发”的实践。
二、构建小班化教育生态小环境
我们认为，校园环境是小班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外显内隐”的方式给学生一种高尚的文化享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为了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我校构建了十个教育生态小环境。
1.百草园。“百草园”是我们打出的首张生态名片，可谓：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校园不仅仅是进行教学的地方，更是繁华都市中一方静谧的植物生态园。
2.资源教室。我们在小班教室生态环境建设中注重学生可学习资源的发掘，使之成为富有内涵的“活”的资源教室。我们设置“流动资讯”版块，每学期各班级根据本学期课本学习内容精心制作两块课外拓展知识板，每月一次在同年级教室内流动；我们设置“课堂加油站”版块，教师每节课后可即时把本节课教学中疑难点写在上面，供学生课后再学习；我们还设置“脑筋对对碰”版块，里面放置的是师生互提的小难题，留给老师与孩子们去思考、交流。
3.太阳花心理猫猫站。我们以“不让一个孩子远离团队”为目标去接纳和关怀每一个学生。我们建立“太阳花心理猫猫站”，学校通过开设心育课，开通“太阳娃”广播，开放“快乐小屋”，开设“阳光信箱”、开发健康游戏等途径，让孩子们感受校园的温暖，体会自己的价值。
4.生态体验岗。我们设立了“生态体验岗”，例如：文明岗、护绿岗、帮扶岗等。来学校、进家庭、走社区，孩子们在不同岗位上愉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体验，让精致的小班化教育更为熨帖。
5.伟人柱。学校装饰了八十多米长的“伟人柱”，六年的学习光景，伟人的思想与成就将伴随着孩子们成长。
6.艺术长廊。学校将教学楼的走廊开辟为由书法区、绘画区、叶画区组成的“艺术长廊”，上面陈列着学生的作品。
7.名曲600。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我们的“名曲600”利用了课间的10分钟，也就是600秒。六年小学生活的课间600秒，孩子们可以欣赏近600首中外名曲，这样的教育是润物而无声的。
8.图书超市。校园的角落里、教室的后墙上摆放着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让孩子们爱不释手，沉醉其中。
9.科学探究园。这是我校孩子最爱驻足的地方：“探究园”里奇特的“方轮自行车”留给孩子无尽的思考；“小小气象站”里不仅记录下每天的天气情况，更引发了孩子对科学的无限想象。
10.科学小会所。当孩子从室外的“科学探究园”回到科技楼，便来到“科学小会所”。“电脑绘图”、“三模制作”和“植物探秘”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探究与创造，近三年，我校有近百人次的小发明小创作作品获国际、国家、省、市各级奖项，有33名学生的小发明作品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证书。
三、开发小班化教育生态资源
我校在构建十个小班化教育生态小环境的基础上，努力进行教育生态资源的开发。
1、在生态学习中提升学生生命品质
学习中，我们注重学生的思维发展、适性成长和生态意识的培养。我校在各学科教学中初步尝试“智慧树”的运用。我们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环节，通过“智慧树”的构建入手，引导学生感受知识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孩子们在小班学习这个自由的空间中，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智慧如同参天大树，不断开枝散叶。我们在预设教学流程的时候，能根据学生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多作假设，把学生的质疑空间预留其中，从而将生成的课堂引向精彩。
《走进植物世界》是我校开发的极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它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和情感特点，设定了不同的课程目标。在实施上大胆创新，由集中授课、种植实践、参观考察等形式组成，实现了学校的课程创新，为学生开辟了广博的生活舞台。该校本教材在南京市教研室组织的评比中获一等奖，还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亚太地区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科学教育研讨会上公开展示。
2、在生态活动中丰富学生成长体验
多彩校园活动对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挖掘学生的各种潜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我校开发了以下三项特色活动。
“成长生态日”。每周三，我们通过期待性晨会、共生性班会、全优化作业、分享流，为学生成长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学生自我、同伴之间以及教师对学生三方面的激励，形成更加积极的内部驱动机制，让学生在平衡、和谐的教育氛围中茁壮成长。
“金秋艺体节”。金秋艺体节的活动面向全体学生，内容包含了艺术和体育两个方面。通过艺体节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学生体魄强健，更增进学生之间的团结合作，陶冶学生的性情。在艺体节中成长起来的“雏燕”健美操队在全国、全省的健美操、啦啦操竞赛中多次摘金夺银。
第7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1]。城镇化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关于农村城镇化概念表述、问题研究、模式分析的成果很多，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非农化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的过程”[2]。城市人口增加、面积扩张、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欧美城镇化模式成为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共识。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城镇化与欧美国家城市化背景不同，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文化、制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不该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当做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孔祥云教授在农村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中提出“转移型城镇化”和“非转移型城镇化”模式。转移型城镇化模式包括自发转移型与强制转移型城镇化模式两种。自发转移型指的是由于市场力量的诱导促使农民向城市迁移而实现城镇化的模式；强制迁移型是指由于地方政府的某些行政行为,迫使农民向城市迁移而实现城镇化的模式[2]。非转移型城镇化指不以农民向城镇化迁移为必要条件，通过政府或企业开发农民所在的农村实现就地城镇化。笔者以孔祥云教授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为研究基础，以“非转移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开发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就地城镇化。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转化取决于农村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所处开发环境之间是否匹配。
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研究
中国加入WTO后，人力资源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构建。彭剑锋指出：所谓人力资源生态环境，是指人才与人才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制约要素的相互影响与均衡[4]。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包括人才得到尊重、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人才流动与配置的市场化、教育资源的市场化等在内的十项标志。笔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高低不是取决于是否引入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教育资源、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诱人的人才政策，而是取决于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的‘合适性’、‘有效性’、‘匹配性’。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内涵，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是指，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的“适配性”。这种“适配”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必须保证开发主体在其中长期处于“开启”状态，即人才处于活跃的状态下。（2）凝结于人力资源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创新等能力必须适应开发环境，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如果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不匹配’、‘不合适’，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在对内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如果移植温州地区的‘重行动、轻学历、极强风险偏好、重商轻迁’的文化，就会不利于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适配性的开发环境主要涉及区域文化适配性、科技适配性、教育适配性、区域自然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政策适配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是指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和市场需求，以农村人口为对象，以现有人口质量为基础，包括与农村人力资源状况适配的区域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教育环境、人才政策环境、自然环境。优良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能充分发掘农村劳动人口的生产力，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人’的城镇化。
3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研究理论基础
3.1生态学理论生态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本意是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主流研究观点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个体或群体以外的空间及直接、间接影响该生物个体或群体的一切事物的总和[5]。主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主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相互协调发展；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再生；协同进化。生态学是一门以“和谐”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以自然科学的概念、价值观念和分析方法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哲学[5]。生态学研究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系统要保持稳定存在，最可能的途径就是主体和环境之间形成某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即主体适应环境。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结构是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同自然整体进化的关系之中[6]。基于此，人类应将生态因素纳入自身的行为体系中，将人类自身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匹配，形成人、自然、社会三者构成生态化的基本坐标。
3.2人力资源区域异质性异质性，英文为heterogeneity，是指质或种的多样性，质或种的变化性，无关联的质或种的杂含并存。《辞海》对异质性的解释是：由彼此差异较多的单元组成的组合的性质。如某群体的成员来自多种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参差不一，习俗各异[7]。经济学中，对于‘人’的异质性的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他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应该获得‘稀有天才的租金’。1960年，舒尔茨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家作为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其异质性对企业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丁栋虹对人力资本异质性进行研究，并定义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是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HumanCapital)。同时指出，企业家是拥有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周文斌将人力资源异质性研究推及到区域层次，提出人力资源的区域异质性，指出：人力资源的异质特色主要通过区域群体共同的或极其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区域得到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心理倾向决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体现价值观[8]。
4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构建———五个适配性
非转移型城镇化模式中强调城镇化进程不以农民向城镇化迁移为必要条件，需要政府或企业开发当地农村，提供与农村现状匹配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架构必须着力于五个“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环境的五个适配性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4.1人力资源开发区域文化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必须与当地的区域文化相匹配。区域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在区域成员身上的文化，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区域的发展。霍夫史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为研究区域文化适配性提供了基础。他在研究中提出了辨别区域文化差异的五个维度：权利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男性化/女性化倾向、不确定性规避、长期时间导向。权利距离指下属人员或者是上级感受到的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权利大小、影响力的大小；个人主义倾向用来测量个人受集体影响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指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忍受程度；男性化/女性化倾向用来测度表现自我、控制外界愿望的强弱、参与的深浅；长期时间导向反应社会对传统和未来价值的信仰程度[7]。周文斌利用霍氏五维度对温州和西安地区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温州地区比西安地区具有更高的男性化倾向和集体主义倾向，而西安地区比温州地区具有更高的权利距离。温州人具有强烈的追求事业成功欲望，特别是赚钱意识浓厚。区域文化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整合、沉淀、归纳成型,深深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践证明，如果盲目推崇甚至移植温州文化到西安或其它地区，鼓励他们去创业，并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2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环境适配性主要是指技术要与应用它的人的知识结构、生活境况相对应、相匹配。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主体是人，技术则是客体，主客体相互依赖，主体能动的把握客体，将客体放在自身的认知框架中，在自身实践技能和所掌握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与客体融为一体。人们才能理解、吸收和革新他所使用的技术[9]。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其次，不同农村发展阶段，人们所能接受的技术应该属于不同阶段，所以对特定的人群应该有特定的技术发展形态。这种人与发展技术的匹配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大量的先进技术的引进，只会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中国不少学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FDI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是否相适应。许学军（2003）以拉美国家为例证实了大量FDI所带来的不合适的技术进步通过拉大不同劳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会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而以东亚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适应性为例，证实了人力资源的先行累积与合适的技术进步不但能促进落后国家的快速发展，同时能进一步诱致人力资源形成，由此带来人力资源、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10]。
4.3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环境适配性教育、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手段。目前农村教育的最大困难在于其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这种情况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实现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要求相差甚远。教育环境适配性强调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目标要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人力资源状况、农民需求相契合。因此，必须结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要求与农村经济技术发展现状，发展先进教育观念，对农村教育的办学体制、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及考评制度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构建一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相衔接的多元、多层次的社会化众生教育体系，培养各级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1]。首先，全面巩固提升农村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关键，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摒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从农民需求出发，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实际需要出发，大力发展注重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的素质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其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重要保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结合当地特点、实际情况、农民需求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具体办学模式和途径，为农村农民青年提供专业技能和操作技能培训，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出大批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再次，强化成人教育。农村成人教育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终身教育的核心。因此，要立足于农村人力资源自身、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生产经营实际，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能培训班，培养一支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现代农民队伍。
4.4人力资源开发自然环境适配性自然环境对人力资源开发影响很大，自然环境适配性主要强调人力资源开发要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匹配。对于农村的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分析农村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特点，制定出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例如，中国很多山区地质构造特殊，地貌形态复杂、气候多变，由此形成的自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12]。发掘当地自然景观的旅游价值，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是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这种地区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引导农民更新观念，培训相关技能，发展特色优势。
第8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关键词：公园；生态效益；自然环境
1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公园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人民群众生活和娱乐的主要场所，公园的建设与开发也因此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普遍重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大中城市的公园数量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很多公园已经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公园的建设过程中，不少地区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单纯的认为只要草坪、树木的覆盖率上去了，公园的建设就是成功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所建设的公园小生态环境质量往往不够高，无法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因此，对公园的生态效益和自然环境评价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更加科学、合理的利用公园的生态资源，是一项具有较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工作。
2 研究对象概况
某公园是该市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公园前身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近些年来经过改造和扩建，已经从最初的城郊公园发展为市区主要公园，交通便利，地理位置极佳。公园的地貌为丘陵，附近有一正在运营的水库，两条溪流从园中穿过。在土壤结构方面以红壤为主，但大多土层较薄，腐殖质含量较低，且砾岩含量较多，立地条件一般。公园所处地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均降雨量约为1500mm，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低温情况较为少见。
3 公园生态效益分析
3.1 绿量检测
所谓绿量，就是指园区内植物的茎、叶所占的空间面积，它通过对这种空间面积的计算来评价植物生态功能与叶面积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对植物的公园的生态效益进行说明。以往，对于绿量的测量主要有计算叶面积指数和绿色三维体积两种方式，不过本次研究的对象面积相对较大，所以采用的是仪器分析法。分析结果表明木荷、马尾松是园区的主要林分结构，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引进，公园内植物种类繁多，但是仅这两种植物就占到了全园绿量总数的73%以上，不仅容易导致景观的单一性，也不利于园林病虫害的防治和日常的管理维护，所以对纯林部分进行改造是必要的。
3.2 光合能力评测
公园的乔木主要以木荷、马尾松为主，植被主要以阔叶林及人工针叶林为主，辅以其它几十年来引进的国内外树种。在全面勘察公园植被的基础上，对园区内主要的28种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能力分析。计算后发现，园区光照强度最高的时候，植物的光合速率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植物的最适光照强度并不在中午。同时，分析结果表明园区内的苏铁、榕树等植物的固碳释氧能力最强，应尽可能在人群密集的区域多设置此类植物，以便改善局部空气环境，提高群众的舒适度。
3.3 增湿降温效能评测
植物的叶片会将从根部吸收到的水分由叶片表面的气孔散发出去，这是维持植物生命活动的重要生理现象，也是其增湿降温功能的形成原因。本次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对公园的增湿度降温效应进行评测，受温度、湿度、叶面积、叶温度、风力、蒸腾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种类植物的增湿降温效应往往存在差异，检测结果表明，公园内日蒸腾量以大果榕、火力楠、樟树、木荷为最高，苏铁最低。所以园区的管理人员可根据该数据对不同区域的植物进行合理配置，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植物增湿降温、调节小气候的作用，让群众在放松身心的同时能够享受到更加舒适的环境，从而提高他们游玩的愉悦感。
3.4 降低热辐射效能评测
公园内的植物，尤其是那些高大乔木的树冠会将太阳辐射反射或吸收，从而极大的缩减林木下方的光照强度，这种功能也是公园小气候的形成原因之一。过强的太阳辐射会对人的皮肤、视网膜等造成损害，而公园植物的遮阴作用则能使该区域的辐射总量较城市其它地区大幅降低，形成辐射弱、日照少的公园小气候，深邃朦胧、树影婆娑的植物景观既是吸引市民的幽境，也是他们避暑消夏的好去处。本次研究采用数字照度计对园区内不同植被的太阳辐射进行检测，结果表明“乔木+灌木”的组合形式在降低太阳辐射能力方面要优于疏林草地型，所以在园区内的主要休闲、纳凉场所应尽可能采用此种植物配置形式，以便获得更好的防辐射效果。
总的来说，该公园的生态质量较高，是市区群众休闲、健身、娱乐的理想场所，同时，公园所具备的生态效益也是巨大的，对于改善和提高市区生态环境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公园自然环境评价
4.1 地貌特征评价
该公园属于丘陵、火山岩低山地貌，从安全角度来看，公园所处位置并不是地质活动频繁的地区，历史记载上也未见滑坡、地震等地质灾害，地质安全度较高。不过，在公园的局部地区存在高差近500m的陡坡，这些区域不适宜对市民开放。总体而言，园区内的绝大多数区域适合向市民开放。
4.2 气候条件评价
气候条件是人们决定是否出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气候宜人，那么市民就愿意到公园游玩，若气候条件恶劣，人们则会倾向于呆在家中。气候条件主要由日照、风速、湿度、温度、降水等因素构成，不同因素的组合会对人的主观感受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最为敏感的因素是湿度、温度和风速。本次研究采用该市气象局的有关资料对游玩适宜期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夏季，园区内的温度较市区内低5℃，湿度高27%；在秋季，园区内的温度较市区低2℃，湿度高16%。总的来说，在冬季的1、2月份，夏季的7、8、9月份，园区内的温湿度为不适季节，因此这段时间到公园游玩的市民会相对减少。不过此结果取自平均值，对于不同植物群落所产生的小气候并没有进行一一考虑。
4.3 空气质量评价
空气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空气质量的好坏不仅会影响人的生理活动，也会对市民出游兴趣造成影响，因此公园内空气质量差的地区并不适于对群众开放。由于空气质量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所以我们对其进行分别讨论：
（1）负离子效应评价
研究结果显示，公园内乔灌型、流水型、溪流型等植物群落的负离子浓度都达到了中度适宜水平，而空旷地区、真针阔型、竹林型等植物群落则勉强达到合格标准，就负离子效应来说，虽然有些区域差强人意，但园区内并不存在不适于市民游玩的地区。
（2）粉尘浓度评价
研究结果显示，公园内有植被覆盖的地区，粉尘浓度指数都符合出行游玩的适宜性要求，而空旷地区则为不适宜游玩区域。从整体上来讲，园区内的空气粉尘含量均已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属于清洁区域，但公园入口处的粉尘浓度稍高，可能是由于该区域植被较少且临近公路干线所导致。
（3）细菌含量评价
园区面积10%地区的空气含菌量达到了较高水平，55%地区的空气含菌量达到了中等水平，35%地区为细菌含量较高的地区，勉强适于游玩。
5 结论
第9篇：生态环境资源范文
近年来，我县已经建立了以高淳县社区培训学院为龙头，以八个乡镇社区教育中心为支撑，以村社区学习点为阵地的覆盖全县农村的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我们在开展农村生态教育资源整合方面做了一些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
整合农村生态环境教育师资资源
以社区培训学院为平台，整合农村生态环境教育师资队伍，建立师资库。我们把建立起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能够满足生态环境教育需要的教师队伍，作为开展生态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和最紧迫任务来抓。一是重视学院教师的培养。支持教师参加进修，鼓励深造，达到更新知识结构、夯实理论基础的目的；二是在社区培训学院指导下，各乡镇社区教育中心，积极和当地中小学加强沟通和联系，按要求筛选和聘请当地中小学2-3名具有专业特长的教师作为生态环境教育师资进入师资库。三是发挥社区培训学院和县环保局、农林局、科技局等职能部门的合作关系，聘请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四是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环境保护知识培训后，把他们纳入培训师资志愿者队伍，作为师资队伍的补充。2010年4月，高淳县社区培训学院和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局、环保局联合对全县大学生村官进行环保知识培训后，经过考核筛选，聘请了95名村官担任环保教育教师。
师资资源的整合，可以满足全县开展各类生态环境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各村镇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开展教育活动时，能有针对性地在师资库中选用老师，同时，师资库中的老师相对集中和分散相结合，也方便了教育活动的开展，特别是来自农村学校的老师和大学生村官做生态环境教育老师，他们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和农民近距离接触，可以随时用开放的形式对农民进行环境教育，帮助农民解决在环境保护中遇到的问题。
整合农村生态环境教育活动资源
我县生态环境教育活动主要是依托社区教育网络体系来开展。如前所述，我县建立了县社区培训学院、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村社区教学点三级体系，依托这个体系，在社区培训学院、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村社区教学点三个层面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教育活动，整合各类教育活动资源。
在社区培训学院层面，一是横向和县有关职能部门紧密合作，开展面向全县的系列教育活动。如结合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开展的“百姓学堂·魅力高淳”活动，在培训学院开展生态家园讲座；结合推进生态县建设，和县环保局在培训学院共同举办农村环保监督员培训班；结合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进行环保知识培训，启动生态环境教育大学生村官师资工程；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县有关部门开展“让环保走进生活，让生活更环保”主题教育活动等，各部门密切合作，相互配合，环保教育活动资源得到了很好的整合。二是培训学院还积极发挥对乡镇、村社区教育机构的辐射功能，指导和配合乡镇、村开展环保教育。如教育活动计划的制定，教育内容的审定；开展活动时由镇、村组织人员，提供场地，培训学院提供师资及设施设备，共同举办活动，优势互补。
在各镇、村社区教育机构层面，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基工程”工程建设及“五无、八有”创建活动对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积极主动和镇有关部门、村委会互动，把镇、村的人力、物力、可利用的政策优势和社区教育机构师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开展活动。同时，各地社区教育机构充分发挥与当地学校的内在关系，注重把生态环境教育活动的开展和学校环境专题教育和绿色学校创建工作结合起来，以点带面，吸引家长邻里关注环保。活动的开展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环保意识、环境文明素养和参与的积极性，学生是受教育者。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生参与环保教育活动也是宣传者，教育者，还是将来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教育的中坚力量。这样社区教育机构依托学校阵地整合教育活动资源，以活动为载体，通过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带动社会，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教育活动的深入发展。
整合农村生态环境教育活动内容和方式
近年来，我们在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过程中，注意整合教育内容和方式，改变过去教育内容单一，脱离实际，形式呆板的做法，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
在整合教育内容方面，以社区培训学院牵头，各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和镇有关部门、村委共同研讨确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的内容，使教育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科学，有针对性，突出环境保护教育的主题。整合后的内容包括：
1.环境保护意识教育。让农民了解农村环境工作的重要性，帮助农民减少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污染，了解农村环境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及其危害，唤起他们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教育。着重宣传有关节水、节电、节肥、节药的生态农业实用环保科普知识，围绕打造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向农民宣传绿色食品知识，大力宣传生态农业，努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发展绿色高效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3.环保法制教育。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结合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污染事件，加强对农民的警示教育，加大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曝光力度，摄制、制作一些以破坏环境为题材的警示教育片到农村巡回放映，将查处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公之于众，以案说法，教育农村广大群众，唤起农民环境忧患意识和法制意识，提高农民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在整合教育方式方面，改变过去单一的讲座报告会形式，坚持从农村、农民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书刊、网络等各种载体，采用专访、系列报道、专题片、培训以及文艺表演等形式，广泛宣传和普及农村环境保护知识；充分利用各种“生态活动日”，广泛开展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活动。由政府或村委会组织开展环境实践体验活动，组织农民参与“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中国爱鸟周”、“中国植树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保护母亲湖行动”等系列科普、纪念与实践活动，让农民亲自参与、亲身体验。在农闲时期组织农民参观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让农民在对比中增强切身体会，自觉形成环保意识，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地保护环境。
整合生态环境教育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