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履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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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廉政履职范文

一、主要问题                 

(一).述责方面

1.是责任落实情况。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对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形势研判不够准；制定的条条框框多，但检查考核的少。落实主体责任仅仅满足参加会议、签订责任状，责任分解常照抄上级文件，集中交责也只是形式上开个会，不知道如何有效落实主体责任。责任追究不力,虽然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但问责追究尚显刚性不足，在实施责任追究时，没有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结果公开制度，难以保证责任追究公平公正

2.加强教育监管情况。廉政教育的形势单一，监管落实不到位。对学校及个别干部职工思想动态，未能及时开展交心谈心、，未能及时提醒和纠正错误的苗头,总认为自己工作忙,头绪多,也认为个别同志是初犯,对一两次迟到早退和在会场交头接耳的现象可以理解，没有及时加以批评教育。

3.强化行业监管情况。对部分辞退代课教师和编外人员诉求未能及时解决。

4.推进作风建设情况。未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结对帮扶贫困户在生产生活和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的未能及时向上级反映，争取解决，

5.防控廉政风险情况。能定期排查岗位廉政风险点，优化业务管理流程，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但检查防控制度多，落实少。

（二）述廉内容

1.个人从未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娱乐、健身、宴请等活动的情况。

2.个人无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会员卡及出入私人会所等方面情况,但偶尔有在微信圈里发发小红包和抢红包的现象。

3.个人没有利用职权职务打招呼、写条子，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4.个人无违规兼职、从事经营性活动、移居国（境）外等方面的情况。

5.配偶在家中待业，儿子在是教师，无违纪违规投资。

6.无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二、原因分析

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对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形势研判不够准；制定的条条框框多，但检查考核的少。廉政教育的形势单一，监管落实不到位。存在的原因是学校老师少，个人花在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时间较多，个人在党风廉政方面理论学习时间较少。二是存在侥幸心理，总认为学校小，老师少，在党风廉政方面不会出问题，所以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抓的时间就少。

在微信圈里发小红包和抢红包有时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礼貌，觉得抢了人家的红包就要发出去，不能只抢不发。

三、整改措施

一是增强主体意识，健全责任体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学校总体工作，把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一要强化担当意识。通过媒体宣传、集中学习等形式，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的责任意识，学校尽管人少，还要明确专人负责主体责任的分解、部署、考核、报告等具体事务，切实解决纪监“代做”的问题。二要细化主体责任。要根据学校党小组成员分工，进一步细化主体责任内容，让每一位成员搞清楚、弄明白哪些是主体责任、哪些是第一责任、哪些是分管责任。同时，要明确主体责任落实的任务、要求和具体措施，让其知道怎样履行责任。

二是完善教育监管机制，推进工作落实。一是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方式，二要探索廉政质询制度。对学校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问题突出、工作不力的人要采取倒查。三要开展问责行动。开展领导班子向群众述职述责报告，接受群众质询评议，作出整改承诺。对承诺的问题跟踪督办，凡践诺不到位的严格问责。

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倒逼担责尽责。一要细化考核指标。对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年度任务分解，制订《甘溪小学落实党组主体责任量化考核工作方案》，细化考核分值和具体要求，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谈心谈话、廉政风险点排查、两会三述等工作措施，与主体责任的具体内容一并细化量化，强化实绩导向，确保考核结果公平公正。二要完善考核办法。将实行日常检查考核与年终检查考核相结合，对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常态化、全过程把握，对履行主体责任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领导干部，及时下发提醒督办函。三要加强结果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四要把控问题导向，及时化解各类纠纷。对辞退代课教师和编外人员要耐心细致的做好政策宣讲，及时主动向上级反映，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第2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政治联系 融资效率

一、引言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宏观环境受到危机的冲击持续动荡，我国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不确定因素也不断影响我国市场上的资金流向，在我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政府的行政权力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随着我国公司治理逐渐的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不仅具有天然政府联系的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会受到政府的影响，民营企业也希望能够通过积极努力的建立政府联系来寻求保护和扶持。特别是在企业融资资源紧缺的时候，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对企业融资产生的作用就更为重要，而政府联系作为企业在融资方面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的一种特殊手段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面对由此便利而取得的融资，企业能否使在刀刃上，能否有效地利用来产生价值，这将对完善我国经济转型期时期，资源配置和完善市场体制提供一些方向。纵观国内外，目前学术界对融资效率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阶段，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国外对融资效率的研究比较少，而国内学者对于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也是没有一个共同认知的模式，大都围绕着企业融资效率的定义及企业融资效率的评价。

二、西方国家政治联系与企业的融资效率研究综述

（ 一 ）政治联系的界定以及刻画 国外较多使用Faccio（2006）的定义。Roberts（1990）把与参议员Henry Jacson存在的利益关系视为政治联系。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2004）认为CEO从精英学校毕业并且曾经或正在政治部门服务就存在政治联系。Faccio（2006）对政治联系的定义是，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部长、州或地区的首领或者和高层政治人物有着“密切关系”。Goldman、Rocholl和So（2006）和Claessens、Feijen 和Laeven（2008）提到的政治联系则是公司通过选举捐款而形成的与当选者之间的关系。Ferguson和Voth（2008）将企业主管或董事会成员与执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视为政治联系。在目前国外关于公司政治联系的研究中，通常不区分公司政治联系的方式：Faccio （2002）对42个国家进行研究，以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来界定企业的政治联系，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总经理是否为国会成员或者政治官员作为衡量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关系的变量，之后在其2006年的研究中认为高管担任“议员、部长”和“与政治有密切联系”是同等的。Goldman，Rocholl，So（2006）以S&P500通过手动收集了样本，并依据它们与不同党派之间政治联系进行了分类。

（ 二 ）政治联系对融资的影响 目前各国研究都表明政治联系对公司融资存在普遍的影响。Backman（1999）描述了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儿子是如何在其父亲的介入下为其公司轻松获得债务融资的。Friedman（2002）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研究表明，银行对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往往存在金融软约束，这种软约束不仅表现在事前的签约，还体现在事中的监督与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约执行。Petersen和 Rajan（1994）对小规模企业研究发现，尽管银行对小规模企业融资有种种限制与约束，但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会具有更密切的银企关系，从而大大提高小规模企业获得贷款的成功率。虽然研究不断深入，但近几年很多研究政治联系对融资的影响都集中在债权融资方面，特别是以长期贷款作为重点：Khwaja and Mian（2005）以巴基斯坦90000多家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数据为样本，来研究这个不发达国家中，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对银行长期贷款的影响。研究中政治关系涵义是以“公司的董事是否参加过政权或政治竞选”作为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标准的，主要是考察银行贷款作为一种“寻租”提供的政治行为，检测其对企业的影响性质、程度和引起的经济成本。Wiwattankantang，Kali和Charumilind（2003）认为导致1999年至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与银行或金融机构有联系的企业将更容易得到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长期贷款，而这些与银行或金融机构有联系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政治有关联。Porta，Silanes和Zamarripa（2003）对莫斯科市企业“关系借贷”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贷款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20%以上，而且借款条件要比在正常的贷款情形下更加优惠。而且通过政治联系得到的贷款更容易违约，并且违约发生时呆账收回的几率通常小很多。Faccio（2002）用实证的方法对多种企业，多个国家更大的样本量研究证明了有政治背景的公司会享有更多的融资机会、更低的税收和更可观的市场占有率。特别是从制度的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腐败猖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薄弱、政治干预较强、民主程度较差的国家，政企联系对公司融资机会作用显现得更加突出。Faccio，Masulis、Meeonnell（2006）进一步对1997年至2002年35个国家450家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和非政治联系的配对企业进行了实证检验后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比对照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它们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也更有机会获得由本国政治引荐的贷款援助。

（ 三 ）国外对融资效率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融资效率的研究比较少，几乎不存在企业融资效率概念。西方国家财产组织的分散化、社会化、市场化和产权制度的私人特征使得企业融资可能天然具有效率。因此，他们对融资效率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研究市场整体的配置效率。很多研究都转向了研究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三、我国政治联系与企业的融资效率研究综述

（ 一 ）政治联系的界定以及刻画 我国关于政治联系的研究则大多使用Fan、Wong和Zhang（2007）的定义，他们将CEO现在或曾经在政治机关（中央政治或者地方政治）或军队任职视为一种政治联系。陈冬华（2003）以董事会成员中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作为企业政治联系的有效替代。肖建彬（2005）认为，政治联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吴文峰等（2008 ）认为民营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一般是政治工作人员“下海经商”形成的，比如政治官员到下属企业任职、政治官员自主创业或到民营企业“高级打工”等。此类政治联系的高管本身是政治官员，他们自主、被指派或被邀请到民营公司任职。第二类是民营公司高管进人人大或政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本文称之为“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邓建平和曾勇（2009 ）认为高管“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和“具有曾（现）在政治工作背景”是同等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制度背景，政治联系的方式要更为多层次和复杂化，我国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司高管现在或曾经担任政治官员，即“政治官员类政治联系”。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这些作为民营经济代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的身份是民营企业家，自身有迫切地参与人大或政协的愿望。因此，“政治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这两类政治联系的高管身份和动机有明显不同，所起的作用可能也存在差异。李维安，邱艾超（2010）认为在中国不能单纯以是否存在政治联系进行研究，应该基于不同治理层级的特性构建政治联系指数，他们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政治联系的虚拟变量的单一刻画，构建了政治联系指数（PC指数），这对注重关系背景的中国来讲是一种更合理的刻画，考虑了形式上的复杂性以及关联的强弱性。

（ 二 ）政治联系对融资的影响 我国的许多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同国际上类似，主要都集中在研究债权融资的方面，很多集中在描述债券融资的特征，如长期借款比例、债务期限结构。孙铮、刘凤委、李增强（2005）发现，由于“政治关系”可以降低贷款人对借款人事后违约的预期成本，因此该关系会对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产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治关系更薄弱，长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重越低。余明桂、潘红波（2008）从制度影响的角度对政治关系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进行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治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但是数据均基于2005年以前，且对政治联系的研究仅限于有无。袁淳、荆新、廖冠民（2010）从信用贷款视角研究我国国有公司是否以及缘何具有信贷优惠。以2003年至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国有公司的信用贷款比例显著高于民营公司，特别是若公司的高管具有在政治部门任职的经历时，两者的差异更小；但是文章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我国国有公司的信贷优惠方面，研究政治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预，可以作为本文的一个佐证。

（ 三 ）政治联系对融资效率的研究 国内在政治联系对融资效率影响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是有许多对融资效率方面的研究都很有启发性。（1）融资效率的内涵。曾康霖（1993被公认为较早研究融资效率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融资形式要着眼于融资的效率和成本，并分析了影响融资效率和成本的七个因素但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之后其他的国内学者则陆续给出了企业融资效率的不同解释。大致分为三种:第一，从融资能力、融资成本、融资风险等方面来定义融资效率。叶望春（1999）在分析金融效率时，将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筹资成本、筹资风险以及筹资的方便程度。高西有（2000）指出企业融资效率主要是指企业融资大小及融资成本高低。方芳、曾辉（2005）认为企业融资效率是指某种融资方式以最高收益―成本比率和最低风险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能力。第二，从成本、收益以及融资对企业的影响等方面来定义融资效率。宋文兵（1997）认为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指的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融资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交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是指该种融资以最低成本为投资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相当于托宾提出的功能效率。肖劲、马亚军（2004），高学哲（2005）认为企业融资效率就是能够创造企业价值的融资能力，包括是否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融通到所需要的资金；企业所融通的资金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要从比较的和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企业融资效率。聂新兰、黄莲琴（2007）对企业融资效率定义为利用融入的金融资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从成本和收益出发，融资效率包括了交易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第三，从微观与宏观方面来定义企业融资效率。卢福财（2001）他把企业融资效率定义为企业某种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功效，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企业融资效率的分析体系。高有才（2003）认为企业融资效率属于经济效率范围，在本质上和经济效率是一致的，但由于企业融资效率并不单纯是一个微观金融行为，也涉及到宏观经济问题。（2）融资效率的研究方法。关于对企业融资效率的评价方法对企业融资效率评价方法的主要文献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理论分析方法；另一类属于实证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文献基本都从影响因素入手，分析比较各种融资方式的融资效率，得出各种融资方式融资效率的排序，为企业提供融资方式选择的依据。实证又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针对上述理论分析中的两种不同观点进行论证。很多使用线性回归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朱冰心（2005）用此方法对各种融资方式的综合效率进行评价的同时，还融合线形回归的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衡量指标，方芳、曾辉（2005）亦运用线形回归的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而肖科、谢婷（2006）运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建立了企业融资效率评价的数学模型，进行单因素比较分析。另一类是运用理论分析中的影响融资的因素，构建评价融资效率的体系，评价某种融资方式或整体融资效率的高低，并在评价过程中针对效率低下寻找解决的途径，主要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宋增基、张宗益（2003）根据目前较一致的观点，企业融资效率应包括筹资效率和配置效率，运用线形回归分析法，建立筹资效率与配置效率的检验模型。刘力昌、冯根福等（2004）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应用到了股权融资效率的评价体系中，但其未对规模报酬效率进行分析，而王颖、钟佩聪（200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4年内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针对规模报酬效率进行了分析。曾江洪、陈迪宇（2008）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债务融资效率进行了评价，而且是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节约和融入资金的使用两个方面来评价样本中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并尝试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上述融资效率的理论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中的模糊综合评价法需要确定各指标的优先权重，而权重的确定，往往很难避免主观性，不同的评价对象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差异可能导致评价的非公正性，所以导致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的主要原因。而且通过分析比较融资效率，得出融资方式的最佳排序，思路固然新颖，但是关于这种融资方式的最佳排序，西方理论界早已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例如西方融资优序论。实证研究方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法虽然可以实现定量分析，避免了主观方面的影响，但是对股权融资效率进行评价时，其评价的实际是股权融入资金的有效利用程度，而忽略了融资成本等因素，所以其结论难免有失偏颇。对债务融资效率进行评价时，虽然融资成本等因素都已包含在评价模型中，但是指标及模型过于复杂，分析起来也过于冗杂，以至于其得出的结论比较混乱。李维安、邱艾超（2010）对2003年至2007年的234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研究发现，政治联系程度对公司业绩具有的“双重”影响，他们主要对两大观点进行实证研究，第一是治理转型，第二是政治联系的收益和风险。发现政治联系程度对企业运转效率（资产利用效率）具有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公司层面的政治联系增加民营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从而部分损害企业的运转效率。虽然有涉及到对资产利用率的研究。但文章主要还是在制度层面上研究政治联系的诱因。

四、结论

企业融资效率的定义应从融资定义入手，把与融资相联系的多方面都体现在其中，综合归纳出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是也不可把定义下的太宽泛，从分析融资效率的角度来讲，由微观入手来定义融资效率比较合适。卢福财（2001）指出融资微观效率主要包括企业资金融入效率、企业法人治理效率、企业资金融出效率三个方面。据此本文认为企业融资效率可以指在企业不同治理结构模式的基础上，以最低成本和风险为企业融入资金并运用融入资金为企业带来最高收益的能力。在探索中可以考虑建立政治联系的企业样本中联系程度对公司融资效率的不同效应，并利用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来进行推导，建立更加全面的模型，而且政治联系的复杂动机也是可以作为后续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袁淳、荆新、廖冠民：《国有公司的信贷优惠:信贷干预还是隐性担保？――基于信用贷款的实证检验》，《会计研究》2010年第8期。

［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李维安、邱艾超：《民营企业治理转型、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管理科学》2010年第4期。

［4］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5］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6］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治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7］胡竹枝、李明月：《中小企业融资效率评价》，《华东经济管理》2005年第2期。

［8］卢福财：《企业融资效率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9］宋文兵：《关于融资方式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金融研究》1998年第1期。

［10］夏立军、方轶强:《政治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11］曾康霖：《怎样看待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金融研究》1993年第10期。

［12］Faccio，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13］AI Khwaja，and A Mian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 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

［14］Claessens,S ,Feijen,E ,and Laeven,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M Faccio,RW Masulis,JJ Mcconne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第3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绿色供应链；主成分分析法；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99-05

［收稿日期］ 2011-02-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63014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09HQ002）；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2008H05）；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2010G0020814）。

一、引言

绿色供应链的概念是由密歇根州立大学制造研究协会（MRC）于1996年首次提出的，它是从社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对产品从原材料购买、生产、消费，直到废物回收再利用的整个供应链进行生态设计，通过链中各个企业内部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使整条供应链在环境管理方面协调统一，达到系统环境最优化。绿色供应链的思想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各国学术研究的热点。

关于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实施绩效的研究，Richard［1］指出在绿色供应链中的供应商评价、精益供应链及在供应链内建立合作战略等有利于改进整个链条的活动与环境相容的程度；Lippman［2］认为有效地实施环境意识供应链的关键因素包括：最高领导层的参与、多功能团队的集成、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合作创新等；Green［3］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合作方式是推动、激励与强迫各企业实现其活动与环境相容的关键性因素；Jeremy Hall［4］通过对英国与日本的食品零售商和英国航空工业的案例研究后发现：整个供应商的行业领导者在供应链渠道中占有主导力量有利于绿色供应链的运营。

国内的相关研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虽然目前制造企业也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但大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实施这战略。蒋洪伟、韩文秀［5］详细介绍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容及其发展趋势；武春友、朱庆华［6］指出，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企业有效的环境管理方法，采购员和供应链经理在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中担任关键角色。通过对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估，供应商的开发以及购货程序的改进，他们对企业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起着重要作用；马祖军［7］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的体系结构及集成特性并探讨了绿色供应链研究和实施的主要内容；李向东等［8］研究提出，通过供应链上战略伙伴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以及利益共享，企业可做到在经济利益及环保效益的双赢。朱庆华、耿勇［9］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对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进行聚类分析；方炜等［10］建立了成功实施绿色供应链的关键因素概念模型，提炼出了影响绿色供应链实施的12项关键因素。以上学者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但最后都指出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新战略模式，是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我国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情况，确定影响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主要因素，以山东省部分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有关调研数据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为制造企业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的绩效进行评价，为我国制造企业提升绩效，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实施绩效中相关因素的影响度，我们开发了一份问卷。本文的研究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步骤：（1）问卷开发，具体包括选择问卷的问题，设计调研问卷，咨询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修改问卷；（2）数据搜集与整理；（3）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供应链过程中对诸影响因素的重视程度。

本课题的企业评判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一共发出130份问卷，返回问卷101分，有效问卷87份(有效返回率为86.1％)。样本中的制造企业只是针对山东省内的制造企业，重要集中在济南高新区、工业园，烟台工业区、青岛高新区以及淄博、潍坊、兖州等地。行业分布为：电器制造（5家，占5.7%）、热电（4家，占4.6%）、机械制造（12家，占13.8%）、化工（7家，占8％）、电子电气（11家，占12.6%）、钢铁（3家，占3.4％）、纺织（8家，占9.2％）、食品加工（12家，占13.8％）、造纸（6家，占6.9％）、建材加工（9家，占10.3％）、其它（10家，占11.5％）。这些行业中有传统的污染行业，也有中国入世以后日益受到环保压力的行业。企业规模按员工总数分为4类，超过5000人（20家，占23.9％）、3000～5000人之间（34家，占39％）、1000～3000人之间（18家，占21％）、1000人以下（14家，占16.1％）。

调查问卷通过两种方式发放：（1）去济南高新区、工业园，烟台工业区、青岛高新区等地的制造企业实地发放，去各大企业现场调查参观；（2）向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的MBA培训班学员发放问卷（学员大都是山东省内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在每次问卷调查前，都简要介绍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有关内容、以及评价方法的原则，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选择每个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象一般是本领域中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较深理论修养的专家，他们能够有助于开展企业的环境实践，并且他们的环境意识能促进企业积极的环境实践。

三、评价模型及计算

我们评价的目的是要衡量各指标对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影响程度。首先构造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绩效评价模型。

（1）构建评价的层次结构。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绿色供应链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涵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ISO14001，以及工业企业环境管理专家意见，对绿色供应链的实施情况，我们开发了15个问题，包括5个方面，即原材料采购、企业内部管理、废旧品回收、企业声誉、废弃物的处理。同时按照系统、全面、可操作性等原则对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成效的各因素进行归类及层次分析，并咨询专家意见将企业“绿色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分为三层，即目标层、准则层以及指标层，建立了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

（2）确定指标层的具体数值

在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及包含定量指标又包含定性指标；

对定量指标，通过去企业调研，确定具体数值；

对定性指标首先要定量化。定量化方法为：去企业调研，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请企业专家打分，将定性指标对目标层的重要程度转化为具体分值。在调查问卷中，分值为十分制，分值意义为：2分表示能力很小；4分表示能力比较小；6分表示能力一般；8分表示能力比较大；10分表示能力很大。要求专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在0～10分中任意给分。

（3）指标数值的规格化

为了消除指标之间单位不同以及指标方向不同对计算结果的影响，需要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和正向化处理，下面给出了指标无量纲化和正向化处理的方法，即指标的规格化：

在确定指标后，首先分析指标的类型。一般指标有两类，一类是正向指标，此类指标越大越优；另一类是逆向指标，此类指标越小越优。指标的规格化，方法如下：

（4）计算指标层指标对目标层的影响度。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实施绩效。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实用的多元统计方法，这种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消除指标样本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保持样本主要信息量的前提下，提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主要指标。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得到主要指标的合理权重，用主成分作为决策分析的综合指标值。由于主成分分析法具有上述特点，为了确定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确保绩效评价的准确性，在此评价模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指标层各个指标构成的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和贡献率。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山东省制造企业对这些指标的重视度为：企业内部管理的绿色度>原料采购的绿色度>废旧品回收的绿色度>企业声誉的绿色度>废弃物处理的绿色度。这说明：

1.企业最重视企业内部管理的环保程度，其重视程度为36.71%，这是因为有效实施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为员工创造一个舒适卫生的生产环境，能更好地吸引人才，提高管理效率。

2.企业对原料采购的环保程度比较重视，其重视度为27.87%。这说明企业对选择供应商及与供应商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合作也比较关注。

3.企业对废旧品回收的重视度为21.55%，表明山东省企业在废料废物的回收和闲置资产的利用上已经有所行动。说明目前大多数山东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把环保融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去了，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发现只有将环境改善活动集成到企业战略计划与日常运营中（Sarkis J.，2003）［11］，才是根本解决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措施。

4.企业对自身声誉的绿色度的重视程度较低，为9.42%。这说明很多企业对自身声誉带来收益的认识不够，很多企业只重视改进管理方法、更新生产设备等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显形资产，而不重视声誉这种隐形资产。没有认识到绿色供应链管理会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是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企业声誉的有效途径，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绿色供应链管理。

5.大多数企业对企业自身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的重视程度极低，仅为4.45%。这表明企业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无视自身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低。虽然国家也制定了很多环保法规，但是企业还是不重视自身对环境的影响，没有认识到绿色供应链的紧迫性。并且很多企业在执行环保法规中投机倒把，排放超标“三废”，造成环境污染。企业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很多企业经营的目标，而要减少自身企业对环境的影响需要花费很大的资金，这是很多企业不能接受的。而且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很多企业抱着“搭便车”心理，对自身对环境的影响置于管理决策之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结果标明：目前，山东省制造企业在绿色供应链实施方面的努力程度不均衡，企业比较重视与经济效益直接相关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而在提高企业环保责任方面则重视程度不够。究其原因，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比较淡薄。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其次，有关法律法规建设不健全。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较轻且缺乏有效的监督。第三，绿色供应链实施成本较高。无论从产品设计，还是原材料选购、生产工艺、流程再造，其成本将会有很大的提高，这对于市场化时间短、资本积累少的企业将是很大的考验。

但是，面对国际上越来越严重的“绿色贸易壁垒”和国内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状况，我国各级政府及企业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加速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进程，促进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当前，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意识

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培养企业和公众的危机意识，为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同时，在强调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同时，也要注重消费者责任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绿色消费责任意识，推动全社会的“绿色消费”，使那些不符合环境要求的产品失去生存空间。

2.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目前，我国的环境标准总体偏低，留给企业不履行环境责任的空间较大。应尽快提高我国的环境标准，完善环境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企业破坏环境的成本。同时，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进行修改，细化环境保护要求，在对外贸易法中增加环境标志的相关规定，对政府采购法补充相关“绿色”内容等。此外，还要研究和掌握国际环境标志发展态势，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设计政府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实施绿色供应链

政府的有力支持将有助于企业绿色供应链的有效实施，因为具有强制性权力的政府能够迫使各方合作，从而倾向有利于社会公益的策略选择。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导向性政策。如选择供应链的主导企业，树立为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领导企业，鼓励其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在宣传的同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政府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绿色激励机制，主要通过经济杠杆来激励来引导绿色供应链管理主体的行为，使其在经营活动中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如（1）给绿色供应链的实施企业提供税收优惠；（2）支持绿色信贷；（3）加强绿色政府采购；（4）提供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技术改造资金支持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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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庆华，耿勇.中国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因素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4，6（3）：81，84．

第4篇：廉政履职范文

我于2020年2月调至公司，在此期间围绕省、州、县工作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依法行政、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努力推动分公司各项工作的开展。现将工作业绩、政治思想、廉洁自律等方面汇报如下：

一、关于主要工作业绩和履行岗位职责情况

1、强化市场导向，推动高质量协同发展。2020年，公司运营收入0.7亿元，手机客户8.5万、家宽客户近2万，家宽端口数4.5万个。稳固移动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家庭宽带提速提质提价值。

2、狠抓质量服务，着力打造客户满意企业。要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本”，把服务和质量提升作为经营发展的重中之重，狠抓网络质量领先、服务短板改进、客户体验改善等工作。

3、实现创新发展，推动网络技术革命。投资超3960万元，开展脱贫攻坚宽带项目和凉山普服五期工程，新建99个4G基站，对 27个光纤宽带未覆盖的村进行完善。截至目前，实现了全县退出贫困村有线光纤接入率100％，较2015年底提升约49%；全县271个村4G网络覆盖率100%，较2015年底提升约50%，助力实现精准扶贫。

4、狠抓降本增效，打造低成本高效运营优势。要清理低效无效资产，提高运营效率，加强单位成本的精细管理，促进降本增效。2020年迁改赔偿完成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县犇马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共计3笔费用，合计收入30余万元。

5、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和扶贫攻坚工作。2020分公司贯彻上级有关要求，落实具体防控工作，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要求，与县防疫部门及州公司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确保政策、信息的上传、下达。扶贫方面，在梧吾乡梧吾村派驻第一书记1名、帮扶人员14名，通过深入贫困一线，精准了解贫困户需求，针对性帮扶建档贫困户123户、涉及贫困人口497人，完成县南坪社区（3号安置点）智慧小区的建设工作，并投入120万元完成县伊乌社区（4号安置点）智慧小区的援建工作。2020年助力贫困人员全部脱贫。

2021年工作计划

1、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各项机制。细化管理、量化考核，使考核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公司内部形成积极向上的竞争氛围。

2、深化人力改革、做好人力匹配工作。培养后备干部，打造人才梯队，实现人才输出，做深做细人力资源工作，以人才优先为主线，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3、不惟指标为发展，强化客户规模和份额。2021年客户份额、收入份额提升0.5%，宽带新增4000户。集团客户收入增收160万元，集团成员价值拓展率达103%。完成普服七期项目14个，新建普服七期14个，5G基站23个，新建1环网光交区域，光缆200公里。

4、“服务为根、客户为本”，认真抓好各项服务工作，强化服务质量，实现客户满意、行业领先。

二、关于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始终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放在公司发展稳定的大局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重点，把廉洁从政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着重在抓学习、抓组织、抓检查、抓重点上下功夫，营造廉洁清明的政务环境。

一是抓政治学习，思想认识到位。结合公司工作实际，积极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正面典型与警示教育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干部员工进行系统培训，提高学习效果。先后组织学习了《关于对党员干部赌博行为处理的规定》、《关于甘肃公司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耀祥等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案件通报》、《深陷网络赌博的会计2个月挪用公款50万》《酒驾醉驾典型案例分析》等警示教育，以案示警。运用正反面事例，特别是近年来发生在移动系统的案例教育员工知法、懂法、依法办事。通过经常性的教育，使干部员工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二是抓组织领导，责任分解到位。

为确保此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我们成立了领导组织，落实了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对责任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进行了认真研究、布置和落实，完善健全了各项制度。落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体系。并分别与各部门责任人、关键岗位签订责任书。节前均开展对照“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严格检查和反省自己，查摆问题，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实整改措施，从而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

三、关于本人廉洁自律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工作中我以身作则，认真执行廉洁从政规定，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放到突出位置。

1. 带头学习党和国家政策，加强理论修养。在实际工作中，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活动、参加讨论、交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自觉接受监督，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按要求开展“”制度学习，2020年开展集中学习12次，党员大会12次，支委会13次。

2.作为党委班子的带头人，既担负着全公司生产任务指标，又要时刻维护良好的自身形象，决不能以身试法。在日常工作中克制欲望，廉洁自律，特别是在人、财、物的管理上，严格按政策、按程序办，自觉做到既不借公司的利益去换取个人的私利，也不拿手中之权乱搞以权谋私，回顾过往工作，以及公司各项对照检查，我没有任何违反省关于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没有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办理渠道网点，没有向基层搞不正之风，没有违规用车等违反八项规定的事情。

第5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 连续性血液滤过； 重症急性胰腺炎；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又称急性坏死性胰腺炎（ANP）及急性出血性胰腺炎（AH-NP），是临床上多发的急危重症。病情发展快，不易控制，早期即可发展为休克和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死亡率至今仍在25%以上[1]，控制SAP的发展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科自2010始与ICU科、普、消化内科合作，采用床旁连续替代治疗（CRRT）重症急性胰腺炎，22例患者都能很好的控制了疾病的发展，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2月-2012年8月，本科共收SAP患者22例，其中男15例，女7例，年龄31～70岁，平均（48.4±2.5）岁，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组2001年制定《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2]。22例均合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3]，6合并急性肾衰竭（ARF），4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6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SAP的诱因为胆道梗阻性4，暴饮暴食10例，酒精性2例，胰腺炎复发2，原因不明4例。

1.2 治疗 均给予常规治疗方法，包括禁食、持续性胃肠减压、解痉止痛、抗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营养支持等治疗。

1.3 床旁连续替代治疗（CRRT） 血液滤过方法： 一旦确诊SAP，并在急性反应期中，尽早行床旁连续替代治疗（CRRT）。

1.3.1 血管通路 行股静脉置管建立临时血管通路流量为200～300 ml/min。

1.3.2 床旁CRRT装置 使用百特BM-25血液滤过机，血路管为BM-25专用血路管，使用F60、F60S、AN69、AV600等滤器，血路管不复用，滤器每天更换。

1.3.3 置换液为（改良）PORT配方增减。

1.3.4 治疗时间和方法 根据患者病情每天治疗6～8 h，治疗时间约3～8 d，平均治疗天数（4±0.8） d，置换量为20～35 L/d[4]，以保证治疗基本在白天完成的原则（日间CRRT），以便于患者休息、检查及其他治疗；但病情需要也可连续进行。置换液流量为3500～4500 ml/h。并根据病情变化调整前后稀释方式。

1.3.5 抗凝剂的应用 滤器和管路使用前用0.2 g/L的肝素生理盐水预充浸泡0.5 h。采用低分子量肝素抗凝，首剂2000～3000 IU，有严重出血倾向者采用前稀释无肝素治疗。

1.3.6 超滤量根据患者容量负荷情况进行调整。

1.4 观察指标

1.4.1 治疗前后呼吸、血压、心率、神智、腹部体征等（生命征、临床体征）。

1.4.2 治疗前后肾功、血、尿淀粉酶、C-反应蛋白（CRP）、电解质、血糖、血气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软件，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临床改变 22例SAP患者在接受CRRT治疗后全部存活。全部患者CRRT治疗中血压波动减小，血液动力学渐稳定，治疗后血压、心率、呼吸逐渐稳定；腹痛症状明显缓解并好转。有7例使用静脉注射升压药减量、停用；5例ARF患者尿量逐渐增多，肾功渐恢复；其中6例行呼吸末正压（PEEP）通气；4例行急诊剖腹手术，切除坏死胰腺组织，进行胰腺外周引流。

2.2 生化指标的改变 经CRRT治疗后11例患者电解质、血糖、血气分析均基本调控在正常范围内，而血尿淀粉酶（AMS）、C-反应蛋白（CRP）均有明显降低，治疗前较高的BUN、Scr也有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SAP的发病机制较复杂，有多种因素参与[5]。在发病初期，胰腺组织中的巨噬细胞被激活，产生TNF-α、IL-1、IL-6等促炎细胞因子，在合并严重感染和内毒素血症时，可促使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使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及中性粒细胞粘附和渗出，并向局部及全身释放各种毒性介质，激发过度炎症反应即瀑布样效应[6]，引起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结果使局部病变加重，而全身过度炎症反应使多个器官或系统功能受损。SAP的死亡原因主要是合并严重的并发症所致，所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防止MODS的发生是提高SAP抢救成功率的关键[7]。由于CRRT具有强大的对流、吸附作用，可有效的清除大量的细胞因子，如IL-1、IL-6、TNF-；清除胰腺组织损伤过程中产生的炎症介质，阻断因促炎细胞因子引起的SIRS，使促、抗细胞因子达到新的平衡[8]，并维持水、电解质、酸硷平衡和内环境稳定，改善微循环功能；维持肾功能，防止在急性反应期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明显改善了SAP的预后。而且由于肾功能衰竭，液体入量受到限制，行CRRT治疗不必限制液体入量，可为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使能量供应充足，药物治疗到位。

所以，SAP早期行CRRT的治疗不仅可以有效的缓解临床症状，更可以对内环境的精确调控，还可通过直接清除致病性炎症介质，改善组织氧的利用，并为积极的营养支持创造有利条件，有益于SIRS病理过程的改善；从而阻止SAP的进程，达到治疗SAP的目的，明显提高SAP的预后，降低SAP的病死率。 通过应用CRRT等综合治疗SAP的临床观察，体会到尽早进行CRRT治疗可控制病情恶化，有效地改善病情，缩短了病程，也减轻患者的痛苦。而日间CRRT不但节约治疗成本，更便于患者的检查、休息及其他治疗。本组方法疗效确切，值得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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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 养心汤；氯氮平；复发精神分裂症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4（a）-0119-04

Ef[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Yangx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lo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chizophrenia.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hospitalized in Changping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Yangxin Decoction and Clozapin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lacebo and Clozapine. The course was 4 week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and the sco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everity （CGI-S）， Sheehan disability scale （SD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brief （WHOQOL-BREF）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 the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70.00%）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35.7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reatment for 2 weeks， the total scores and scores of positive symptoms of PANSS and CGI-S scores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 scores of negative symptom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high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 the scores of work， social life， family life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 of SD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hysiology， psycholog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WHOQOL-BREF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Yangx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lozap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especiall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

[Key words] Yangxin Decoction； Clozapine； Recurrent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最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之一[1]，我国精神分裂症终身患病率为6.55‰[2]，药物维持治疗是防止该病复发最主要的手段。临床研究表明，目前仍约有3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抗精神病药物疗效欠佳或无效[3]。有临床调查发现，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氯氮平可以使30%～60%既往治疗无效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显著的临床改善[4]。精神疾病长期住院患者氯氮平的使用率为36.2%[5]，但因其严重的毒性和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依从性[6]，而中医在改善复发精神分裂症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给予养心汤和氯氮平联合用药治疗，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12月在我院住院的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6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30例。患者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符合国际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ICD-10）[7]，中医诊断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8]和《24个专业105个病种中医诊疗方案》[9]中癫狂病心脾两虚型的诊断标准（试行版）。纳入标准：①年龄45～65岁；②病程10～30年；③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60分；④曾使用氯氮平规范治疗。排除标准：①药物过敏；②重大躯体疾病；③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及其他重性精神疾病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本项目采用双盲单模拟研究，对照组用氯氮平（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批号15032612）和汤剂样安慰剂治疗，氯氮平最大剂量400 mg/d，口服，逐渐加量；汤剂样安慰剂由我院制剂室统一煎制，成分为淀粉，水煎服，日1剂。实验组用养心汤加减与氯氮平联合治疗，汤剂由制剂室统一煎制。方剂组成：法半夏10 g、酸枣仁12 g、枳实10 g、陈皮10 g、生龙骨15 g、生牡蛎15 g、党参8 g、茯苓10 g、炒白术10 g、佛手10 g、石菖蒲10 g、远志10 g，大便燥结者加大黄6 g，胸胁胀痛甚者加枳壳10 g，心悸、心烦者加石决明8 g、钩藤8 g，水煎服，日1剂。治疗期间根据病情调整方药，疗程4周。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方法

以PANSS评分判定两组患者治疗前疾病严重程度，并以4周末PANSS减分率评定疗效。疗效等级评定标准[10-12]：减分率≥75%为临床治愈，5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本研究共筛选60例患者，偏执型占36.21%，残留型占36.21%，未分化型占17.24%，其他占10.34%。58.62%患者合并躯体病史，20.59%患者有精神病家族史。其中有2例患者未进行干预及随访，给予剔除，共58例患者完成4周访视并纳入分析。两组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4周后，对照组有效率为35.71%，实验组有效率为70.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PANSS总分、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2周后，两组PANSS量表总分、阳性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阴性症状评分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治疗4周后，两组PANSS量表总分、阳性症状评分及阴性症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4 两组临床总体印象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2周后，实验组CGI-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4周后，两组CGI-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2.5 两组Sheehan残疾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SDS量表中工作、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和家庭责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4周后，实验组SDS量表中工作、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和家庭责任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5。

2.6 两组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WHOQOL-BREF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4周后组间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6。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治疗是临床医生一直努力的方向，传统医学模式强调生物性的病因。现代研究指出该病与遗传、神经发育、免疫功能异常[13-18]、细胞因子异常表达[19-20]等也存在密切关联，目前治疗仍以西药为主。从疗效看，氯氮平治疗复发精神分裂症具有优势，但其疗效与药源性副作用呈正比关系，使患者耐受性降低，甚至中断治疗。有研究发现，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对患者的生理代谢有着较大的影响，严重者导致死亡[21-22]。中药联合氯氮平治疗，能增加耐受性，使西药发挥出最大疗效，尤其对于慢性反复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更明显，能减少或避免精神残疾[23]。

中医认为精神分裂症属于“癫狂”范畴，辨证以阴、阳为总纲。《难经・五十九难》云“狂疾之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倨贵也，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是也”，《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癫，搏阳则为癫疾”。《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证治要诀・癫狂》云“癫狂由七情所郁，遂生痰涎，迷塞心窍”。《医林改错・癫狂梦醒汤》指出“癫狂一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接，如同做梦一样”。癫狂病以主证、舌苔、舌质与脉象为主要依据，以八纲为基础，在结合患者实际病因与病机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辨证，治疗早期以疏肝理气、化痰泻火、活血化瘀为主，后期辅以补益心脾、行气活血、补肾温脾为主。

本研究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系统软件[13]，对《神志病验方530首》中的140首精神分裂症方剂中的药物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提示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有半夏、当归、酸枣仁、远志、石菖蒲、茯苓、柴胡、郁金等，多数具有化痰息风、开窍醒神、活血祛瘀、养心安神等功效，是临床用于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常用药物或辅助治疗药物。本研究所使用的养心汤基于化痰开窍、养心安神的治则组方，方中半夏、茯苓化痰宣窍安神，不仅可以化痰浊，又能够镇静安神；人参、酸枣仁、柏子仁健脾养阴，两者合用起到补养心脾的功效，对夜眠差、精力不足等症状有良好的改善作用；当归、川芎补血活血行气，且可润肠通便，对于慢性复发性患者可起到养血安神之功；黄芪补脾益气；肉桂补火助阳，活血；炙甘草与诸药合用达到标本兼治、养血安神、补养心脾之效[14]。

本研究结果显示，养心汤的应用在治疗2周发挥疗效，可有效改善阴性症状，治疗4周后，实验组治疗复发精神分裂症的效率（70.00%）高于对照组（35.71%），同时实验组CGI-S评分提示疗效提高，表明中药联合西药治疗效果优于单纯西药治疗，与国内多家研究报道一致[15-17]。实验组SDS评分在工作、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及家庭责任方面均有显著改善，但是WHOQOL-BREF评分在生理、心理、环境、社会关系领域无明显改善。养心汤、氯氮平组合用药治疗癫狂病心脾两虚型复发精神分裂症，为临床在有限的区间内达成尽可能好的疗效奠定了基础，实验研究也说明，辨证分型治疗有一定的生化变化基础，符合现代治疗学的科学规律[24]。以养心汤和氯氮平组合用药治疗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服药依从性好，有利于长期治疗，值得推广。但本研究选取的样本量较少，对于养心汤单独使用以及是否对其他证型的精神分裂症有干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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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连续性血液净化；急性重症胰腺炎、高脂血症

急性胰腺炎（ acute pancreatitis，AP） 是多种病因导致胰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病因以过多饮酒、胆管内的胆结石等有关，但近年随着高脂饮食摄入增加，肥胖患者增加，高脂血症逐渐成为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原因。因为急性胰腺炎的发生主要与血清甘油三酯升高有关，故高脂血症引起的胰腺炎（HLAP） 又称为"高三酰甘油血症性胰腺炎"。急性重症胰腺炎（SAP）是胰腺炎的最严重状态，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月～2015年1月我院收治的52例急性重症胰腺炎高脂血症患者，其中男30例，女22例；年龄25～65岁，平均（45.8±3.3）岁；均于发病3～72h 内到院就诊。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胰腺外科学组的AP诊断标准，且通过B超和CT 、生化检查明确诊断，排除胆道梗阻等因素诱发的胰腺炎，临床表现为急性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合并脂肪肝20例，急性肾功能衰竭13例，成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32例，肥胖35例，无糖尿病病史。

入选标准：①符合《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1]中的SAP诊断标准[1]；②HL-SAP诊断标准为：符合SAP诊断， 血浆甘油三酯（TG）≥ 11.13mmol/L，或血浆甘油三酯在5.65～11.13mmol/L并伴有血清乳糜样者；③合并器官功能衰竭。

1.2方法 每位患者均进行常规治疗：均行补液、制酸、抑制胰腺分泌、胃肠减压、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水电和酸碱平衡及内环境稳定、营养支持、对症处理等基础治疗，并于早期使用广谱抗生素预防感染，合理有效地进行并发症的治疗。

血液净化治疗：所有患者诊断明确后72h 内，对所有患者行深静脉置管（股静脉或颈内静脉）建立血液净化通路。采用百特连续性血液滤过机，滤器为Fresennius medical care制造的ultraflux AV600S滤器。运用CVVH方法，血流量200～300ml/min，置换液量2500～3500ml/h。治疗组总治疗时间为8～10h，1 次/d，治疗3～4 次。抗凝治疗采用肝素钠注射液，用量根据活化部分凝血活酶和凝血酶的时间进行调整，若患者凝血功能不佳可考虑减量或停用肝素。

观察指标：分别于CVVH治疗前、治疗24、48、72h，观察对比治疗前后血清甘油三酯（TG）变化，及CT 评分、APACHEⅡ评分变化；并于治疗前和治疗后72h，分别检测白细胞、甘油三酯、IL-6、TNF-α、CRP 的水平。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 统计系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t 检验，P

2 结果

2.1治疗前后血脂及CT评分、APACHE II评分变化，见表1。

2.2治疗72h前后各生化指标比较，见表2。

3 讨论

血脂升高是AP 急性期的一种生化改变， 也是急性胰腺炎的主要病因[3]。有研究指出高脂血症在急性胰腺炎中占约1.3%～3.5%[4]，有研究指出血清TC水平与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关系不大，而AP的发生血与清TG 水平升高有明显相关性，故又称"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我们发现，男性患者比女性数量多，大部分男性患者发病前有过量饮食或饮酒，而部分女性患者妊娠是并发SAP 的诱因。所以我们认为高脂血症诱发SAP的原因有长期不当饮食导致血脂升高，同时暴饮暴食为诱因。

高甘油三酯血症诱发、加重急性胰腺炎的机制复杂，其发生机制可能为：①胰腺供血动脉堵塞或栓塞引起循环障碍，患者高甘油三酯引起血浆黏稠度升高，血浆处于高凝状态，易形成血栓，阻塞胰腺血管，进而影响胰腺微循环，高脂血症可激活血小板，产生缩血管物质导致胰腺血液循环障碍；②胰腺中的胰酶可将三酰甘油分解成大量游离脂肪酸，释放有毒物质直接损伤胰腺细胞，增加血乳酸，诱发酸中毒，损伤胰腺腺泡细胞和小血管；胰腺内发生黄色素瘤；胰腺腺泡细胞的脂肪浸润，进而可加重胰腺病理性损害；③高浓度甘油三酯可激活血小板，损害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管通透性，而此时前列腺素分泌相对减少，进而可加重胰腺微循环障碍；④急性胰腺炎时， 因全身应激反应及胰岛功能受损，可导致一过性高甘油三脂血症， 高甘油三脂血症在病理层面上加重胰腺炎，两者相辅相成；⑤胰腺炎发作时细胞内钙离子升高，可激活细胞酶原导致细胞自身消化[4]。

而SAP从局部病变迅速发展成为SIRS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与病程早期促炎性细胞因子过度释放有关。Perejaslov发现：急性重症胰腺炎合并脓毒血症的患者，其免疫功能及激素水平均发生变化，约1/2的患者发出现高血糖，原因为胰岛素和C肽减少，47.3%的患者皮质醇含量增高，患者病情加重合并有脓毒血症时，67.3%的患者出现免疫应答细胞减少导致棉衣功能下降。脓毒血症时补体系统的连锁反应可激活产生C3a、C4a、C5a等过敏毒素，故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激活炎症信号通路，导致血清中炎症因子（TNF、lL -l、IL -6、IL-8）增加。且许多证据显示促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与SAP严重度和病死率呈明显正相关，因此早期清除炎症因子已成为SAP治疗的共识，各器官功能障碍还可涉及肝脏和中枢神经系统等。所有这些病变统称为"酶性休克"。

与普通间断透析相比，CRRT的优点是运转时可保证较稳定的血流动力学。在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肾替代治疗中，CRRT可保持稳的平均动脉压和有效肾灌注、可持续而平稳地控制氮质水平及水电解质平衡。目前在休克、脓毒血症、ARDS、肾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等危重症抢救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利用CVVH治疗SAP患者，结果显示24h后APACHE II评分均得到显著下降，提示早期使用CVVH抢救SAP患者可以更快减轻患者全身的炎症状态、纠正免疫缺陷及电解质紊乱，对胰腺局部炎症也有明显减轻，进而有助于减少患者死亡的可能性和增加手术治疗的机会，提高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与瀑布样放大是SAP加重过程中的重要因素，CVVH治疗SAP的原理在于早期清除炎性介质、减缓炎症反应的发展，陶京等发现CVVH治疗后血浆IL-6比常规治疗组下降得更明显，与本研究观察结果一致，部分研究还显示CRRT治疗有助于患者免疫功能的改善，恢复患者身体的免疫状态的稳定性，同时CRP、白细胞、PCT也是判定胰腺炎严重程度及全身炎症反应程度的重要参数，连续监测它们的动态变化对于预测胰腺炎病情变化意义很大。在连续、缓慢滤过和吸附作用下，血液中的炎症介质迅速减少，如IL-6、TNF-α、CRP，达到调节抗炎/促炎性因子的平衡的目的，以此减少大量炎性介质对机体造成损伤[5]。由于急性胰腺炎高脂血症急性反应期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显著升高密切相关，而血清胆固醇水平与APHL 无关，故APHL亦被称为"高TG 血症性胰腺炎"。为此临床需阻断急性胰腺炎和高甘油三酯血症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因此临床需在基础治疗胰腺炎的同时，还应迅速降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以进一步阻断全身炎性反应。血滤器本身所采用的某些人工合成生物膜如聚砜膜具有吸附作用，可起到降脂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52例APHL 患者治疗后的血清甘油三酯及CT 评分、APACHEⅡ评分均较治疗前得以明显下降，且随治疗时间延长呈递减趋势，治疗72h 后，52例患者BUN、Scr、IL-6、TNF-α、CRP、白细胞、甘油三酯水平均较治疗前得以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在CVVH 治疗下，可有效清除炎性介质及代谢废物，控制全身炎症反应和阻止胰腺坏死加重，保护心脏、肝脏及肾脏等重要器官，进而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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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 地黄汤；血液透析；尿毒症；高血压

高血压在终末期肾脏病(ESRD)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可达80%，其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的不良反应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病死率。部分患者尽管采取了限制水盐摄入、充分控制干体重及应用足量降压药等措施，但血压仍居高不下，成为目前肾病科医生的难题。笔者采用地黄汤联合血液透析滤过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60例均为本院血液净化中心2004年1月－2005年12月门诊血透患者，均为慢性肾衰尿毒症终末期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终末期病例选择、诊断标准及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所有患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每周血透3次，时间12～13.5 h/周；均联合应用3种降压药，分别是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断剂)、钙离子拮抗剂。其中男性37例，女性23例，年龄29～75岁。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29例，糖尿病肾病12例，多囊肾8例，梗阻性肾病3例，高血压肾动脉硬化3例，马兜铃酸肾病3例，肾移植术后慢性排异2例。将60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别编入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2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及治疗前证候积分、血压等方面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2组基础治疗均联合应用了3种降压药；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维持血红蛋白90～110 g/L；充分控制干体重，血液透析期间体重增长一般不超过2 kg；均采用碳酸盐低钙透析液，每周血液透析滤过2～3次，每次时间4～5 h，采用F60聚砜膜过滤器，表面积1.6 m2，透析液流量800 mL/min，置换液为on-lone生成，前置换方式，置换量10 L/h。

治疗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按中医辨证分型以地黄汤加减治疗。①脾肾气虚8例，应用参芪归芍地黄汤。处方：红参末3 g(冲服)，生地黄、山药、赤芍、白芍、茯苓各15 g，熟地黄、泽泻、牡丹皮各10 g，生黄芪30 g，山茱萸、当归各12 g。水煎，日服2次。②肝肾阴虚为主者6例，可用归芍地黄汤加味。处方：当归、牡丹皮各10 g，白芍20 g，山药、山茱萸、泽泻、槐花各12 g，茯苓、藕节各15 g，生地黄、白茅根各30 g。水煎，日服2次。③气阴两虚者12例，在地黄汤基础上加党参15 g、黄芪30 g。④阴阳两虚4例，地黄汤加桂附水煎，日服2次。

1.3 血压监测

每日于晨起用药前，用袖带式血压计监测血压情况并记录，共监测30 d，同时观察不良反应。

1.4 中医证候积分

(见表1)表1 中医证候积分标准(略)

1.5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中慢性肾功能衰竭及高血压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1.5.1 血压疗效判定标准

①显效：舒张压下降10 mmHg以上，并达到正常范围；或舒张压虽未降至正常，但已下降20 mmHg或以上。②有效：舒张压下降不及10 mmHg，但已达到正常范围；或舒张压较治疗前下降10～19 mmHg，但未达到正常范围；或收缩压较治疗前下降30 mmHg以上。须具备其中一项。③无效：未达到以上标准者。

1.5.2 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30%。上述标准中中医证候积分计算公式为：(治疗前证候积分－治疗后证候积分)/治疗前证候积分×10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0中文版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用x±s表示，2组间比较用t检验，显著性界值用P≤0.05，0.01。

转贴于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2组血压变化比较

(见表2) 表2 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比较(略)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2.2 降压疗效

(见表3)表3 2组患者降压疗效比较(略)注：2组比较，P≤0.05。

2.3 中医证候疗效

(见表4)表4 2组患者中医证候疗效比较[例(略)]注：2组比较，P≤0.05。

2.4 不良反应

观察期间，2组均未发现不良反应。

3 讨论

大多数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发生高血压的原因与水盐负荷过多有关。然而，约49%的患者尽管通过血透去除了水分，血压仍未能恢复正常，部分甚至更高，从而被称作透析难治性高血压[2]，一般也称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高血压可加速肾硬化的进展，而后者可进一步加重高血压，所以，控制高血压在很大程度上可延缓ESRD的进展。目前认为，钠潴留和容量过多是ESR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主要原因[3]。另外，一些激素的变化、毒素的蓄积、药物的反应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以上原因，笔者采取血液透析滤过的方式，利用弥散、对流和吸附等机制，对小分子和中大分子的毒素进行有效清除，维持心血管系统的稳定性，并且可改变维持性血透患者的脂质代谢，对甲状旁腺激素可有效清除。30例经过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患者，治疗前后收缩压、舒张压均有显著差异。在降压疗效方面，总有效率达80%，对中医证候积分的改变总有效率亦达73.33%。

地黄汤出自宋·钱乙《小儿药证直决》，由肾气丸减桂附而成。方中以熟地黄甘柔补血、滋肾填精为主；辅以山茱萸滋养肝肾而固肾气，山药健脾益胃以助运化；泽泻淡泄肾浊，茯苓渗利脾湿，二味合用，以引浊泻下行，起“推陈出新”之用；牡丹皮凉肝泻火，以利山茱萸之养肝，补泻结合，开合相济。综观全方，以补为主，重在补肾养阴，兼顾肝脾，补中有泻，寓泻于补，通补开合，相辅相成。临床应用时，因患者多为肾阴亏虚，阴虚易生内热，方中熟地黄以生地黄易之更为妥切。生地黄性寒，滋阴兼有清热之功，且其滋腻碍胃之弊亦逊于熟地黄，用量一般为15 g。临床上针对不同辨证分型，根据病情随证加减，或活血化瘀、通络除滞；或改善微循环，抑制血小板聚集；或泻下排浊，清除体内毒素，减轻高血容量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以地黄汤为基本方联合血液透析滤过可显著降低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可改善症状，降压总有效率达86.67%，中医证候总有效率达93.33%，优于单用血液透析滤过治疗。

【参考文献】

[1]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163－166.

第9篇：廉政履职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4-25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郝君富（1978-），女，辽宁东港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与公司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公司金融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问题。“政治关联”，通常用于表征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机会、市场准入、财务危机救助、税收待遇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公司价值带来重要影响。Jayachandran（2006）、Goldman等（2009）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都非常健全的美国，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非常重要[1-2]。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阶段，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使我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更紧密和复杂。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俞鸿琳（2006）等指出，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在我国，政府行为几乎影响到包括董事会、股权制衡、激励机制、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在内的所有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作用的发挥[3]。由于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特定的制度背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也将构成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因而，对政治关联和公司治理展开系统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两大热点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客观要求。

本文选取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董事会要素，试图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对董事会这一重要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带来显著影响。基于当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一地方控股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外在治理环境背景，提出“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的这一分析框架，主要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公司治理机制，即董事会结构的有效性是否有显著影响。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在实证研究中，（1）进一步改进了政治关联指标的量化度量，以进一步提升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并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基于制度分析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丰富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地方经济的管理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锦标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对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掠夺使企业的经营行为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官员的政绩目标。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仍呈现出国有控股和“一股独大”的普遍特征。“一股独大”原本有利于调动大股东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降低成本，但国有股委托人又存在“所有者虚置”问题，因而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具有“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的双重特征[4]。特别是我国地方国有企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全民所有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层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第三级委托人，其在委托企业的人时，为便于将社会性目标内化到企业，更倾向于任命现任政府官员或具有政府从业经历的人员担任公司管理层，以使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这自然导致与政府关联紧密的人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成为真正控制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形成企业管理层与政府之间紧密关系的利益脐带，“内部人”也越有能力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如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的政府官员背景董事。根据Fan、Wong和Zhang（2007）[5]的研究，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虽然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但欠缺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能力，董事会的专业性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无助于甚至会损害公司业绩的改善，即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将越不合理，董事会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咨询职能，甚至将纵容与政府存在紧密关联关系的“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为更好地满足双方各自的利益目标服务，造成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侵害。因而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通过弱化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专业性，制约董事会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董事会这一最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

因而，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越不合理，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基本研究样本①，同时采取以下筛选程序：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样本；剔除2006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剔除政治关联信息、财务数据缺失或出现异常值的公司样本，最终观测值样本为1 916个。公司CEO、董事长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行政级别资料主要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资料”进行整理获得，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指标的度量

1.自变量。本文将“公司CEO、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国家各级行政系统任职”视为存在“政治关联”②。为更准确揭示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不同政治关联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庆文、吴世农（2008）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对每家样本公司按年构建政治关联综合评分。首先，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分③[6]。赋分标准设置为“无任何从政经历为0分，具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但为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正处级为5分，依此类推”。而后将公司所有政治关联个人的行政级别得分进行简单加总，计算得到每家公司各年的政治关联综合评分（PC）。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细化考查不同来源的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对政治关联评分做如下进一步的细分，见表1。

除此之外，借鉴Fan等（2007）的研究，本部分选取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变量作为模型控制变量，见表2。

2.因变量。国内外学者以往对董事会结构治理效率的研究，集中于董事会的规模结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这三个重要方面的治理效率，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研究。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背景、管理经验等。董事会成员的人文结构特征可能决定董事会成员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及能力，而董事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正是董事会监督、评价职能有效履行的基础，对董事会的治理效率有重要影响[7]，同时还将对董事会的顾问、咨询职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Bhagat和Black（1999）甚至认为董事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独立性更为重要[8]。而且，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正是主要通过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实现的。因而，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反映董事专业能力背景的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具体选取了包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科研背景、技术背景、国际背景、企业高管经历背景的董事人数及具有上述六种专业背景的董事的总人次数等主要相关指标，见表3。

3.模型设立。本文设置模型（1）和模型（2）对基本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④，采用泊松回归法。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度量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主要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给出全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外，本文还分别给出政治关联组（PC>0）和非政治关联组（PC=0）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通过对上述政治关联组样本和非政治关联组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比较可发现，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为3.432551年，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3.507818年。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中，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为11.55618人次，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11.89005人次，其中，政治关联组样本企业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国际背景董事平均总人次数高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而具有科研背景、技术背景、管理背景的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低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

2.样本公司政治关联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源于与地方政府和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

3.其它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非政治关联公司样本的ROA经营业绩指标的均值为0.410497，略高于关联组公司样本的0.0405901，即非政治关联公司的整体公司业绩水平高于政治关联组公司；非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负债水均值也整体上高于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除此之外，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时间各变量的均值整体上略高于非政治关联组公司。

（二）实证检验结果

1.以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和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作为因变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实证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企业的“内部人”越可能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导致公司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更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应有的监督、决策和咨询的职能。进一步，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主要体现为独立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而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则主要体现为是内部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的欠缺，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越可能形成内部董事缺乏专业管理经验背景、独立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缺乏监督能力的董事会人文结构，致使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将无法发挥董事会对经理人应有的监督作用，助长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弱化了公司治理的效率。

此外，从模型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与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资产负债率对董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2.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所拥有的具有财务、法律等六大专业背景董事人数影响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8至表10）。

（1）表8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或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越少。

（2）表9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的专业技术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则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3）表10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International）具有负面显著影响，而这一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所具有的高管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Managemen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综合上述实证回归结果，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同时从衡量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的六大具体指标来看，要重点关注（1）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科研背景和国际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2）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国际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3）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和科研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上文实证回归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对于“政治关联”的界定既包括公司CEO、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也包括其他董事的政治关联。考虑到公司的关键高管人员（即CEO和董事长）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因而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过程中，仅将政治关联界定为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并计算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水平及对前文模型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前文在政治关联评分的构建过程中，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值时，赋值的级距统一设定为1，而实际上CEO和董事会成员从政经历的经济影响程度可能与按统一的级距对其行政级别赋分后简单相加的得分并不一致，特别是当公司高管曾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从政经历时，其政治关联的经济影响很可能大于按级距1赋值的行政级别评分的影响。因而，为验证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这里改用公司CEO或董事个人政治关联评分的平方和作为整个公司政治关联水平的度量进行相关实证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无本质区别。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的外在治理环境，即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以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政治关联变量引入董事会结构的研究，通过建立“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效率”的基本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人文结构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则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的人文结构越不合理，董事会内部治理监督机制作用及治理效率越低下。可见，政治关联可通过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弱化公司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份解禁后能够在二级市场上流通，与中小流通股东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方面更可能趋于一致，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因而，为尽可能剔除股权分置和会计准则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0年四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②以往文献中，很多学者对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将CEO及董事会成员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也包括在内。本文考虑到多数企业高管是因所在企业经营业绩好、社会影响力大而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如果将CEO或董事会成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包括在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内进行研究，可能使回归分析产生较为严重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③考虑到政治关联影响的滞后性，本文按照年初时公司CEO、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当时或曾经在国家行政系统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进行政治关联赋分。

④因本文将同时用前述八个因变量对模型进行检验，因而在下面的回归模型中统一用Dep代表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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