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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具体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包括价值信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约束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存在及其变化对正式制度的演变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制度的研究重心,却倾向于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更是甚少。
王旗林(2000)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从意识观念的交易费用功能、减弱“搭便车”功能这两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其实际含义和政策意义;张传德(2002)分析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非正式制度成因以及未来改革应如何发展的问题;姜晓军,张传德(2004)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路径依赖及其非正式制度的成因,并且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的影响。
从上述前人研究的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不仅较少,而且多偏重于研究非正式制度对改革的消极影响,而忽略了其积极的一面。因此,新形势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认清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于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非正式制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行为习惯、传统文化等方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阻碍和抑制两个角度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对国企改革的双重影响,最后据此做了小结。
二、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我国是以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和目标是公有制与共同富裕。这也是被我们所共同接受的社会主义主体经济体制和目标。
一方面,建国以后,我国以此为纲领来建设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几千年来人们的理想和建国初期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人们对计划经济推崇备至、宠爱有加。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计划经济遭遇到了巨大困难,迫使我们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但实际上,在人们的意识之中、脑海深处,对计划经济的眷恋和依赖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消除。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多时候,人们依然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思考、处理问题。这就使改革措施作用力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行。
另一方面,由于是被我们共同接受的立国之本,这就导致我国意识形态中社会取向的相对一致性,以及传统中对中央权力的从属心理,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与磨擦大为减小,中央的决策往往能较快、较顺利地推行到基层,减小了改革的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促进了改革的推行。
三、行为习惯对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行为习惯是一种由人们固定的心理倾向而产生的“标准化”行为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计划,一切都有计划,一切都服从计划、按计划行事。计划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干预,特别是对于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来说尤其如此。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使经济管理者或部门养成了一切都制订计划的行为习惯,微观经济主体也形成了按计划行事的行为习惯。这些行为习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大相径庭、相距甚远, 但它一旦形成却很难在短期被完全消除掉。长期存在的不良行为习惯必然会对按市场化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会使改革路径沿着原有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中, 也存在大量有助于国有经济改革的良性习惯。比如“唯上是从”的优良习惯有力的保证了上级传达给下级的改革制度的实施,减小了因抵抗命令而带来的成本;“谦虚谨慎”的优良习惯则保证了改革制度的审慎制定和推行,并且在分阶段、有步骤的国企改革中,当我们在改革伊始获得成功时,不骄傲、好高骛远,而是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踏踏实实进行改革,这使我们得以取得一个又一个更大的成就。
四、传统文化对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前面我们提到过,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按西方的市场化经济来进行的,很多的改革内容也主要是借鉴的西方市场制度。然而西方的市场制度存在、演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 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以及价格机制这三者的价值中立化;全体公民对法律契约的遵从和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其改革制度是在于西方文化协同演进的情况下推行变迁的。
在我国,一方面,在缺乏与市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的背景下,我们将西方国家的很多成熟的改革方法借鉴甚至移植到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在改革政策的设计中, 这无疑减小了制度设计的成本,加速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它把做人的规范和原则当作做事的模式,从而使事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原则更依赖于人,最终将人情关系融入进了制度的运作,形成了以人情关系为运作原则之一的非正式制度体系。这种传统的关系秩序是一种以权力主义为支持,情理、事理、法理相纠结的特殊主义运作原则的非正式制度秩序,因而增加了制度运作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使得行为者需要在情、理、法的多种组合中艰难抉择。中国传统造就的是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它崇尚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忽略了对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自由的保障和对私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它轻言于利,提倡伦理道德的“内圣”之道,重视道德自省而放松了对于道德风险的外在制度防范;在国家集政权与经济权力于一身的前提下,以特殊主义的关系原则来配置经济资源并且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它增加了制度的灵活变通性,但无法形成匿名交易所需要的广泛的信任体系。
一、辽宁区域差异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不同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各区域经济差异的客观因素,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区位和资源上。辽宁的地形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东部丘陵山地区、中部平原区和西部丘陵山地区。发展最好的城市,如沈阳、鞍山都位于中部平原区;而大连、营口则借助临海的港口优势,带动了经济的腾飞。靠近辽宁省西北部省界的朝阳、阜新和铁岭,由于没有港口,也不是陆上交通枢纽,给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阻碍,限制了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流动,造成经济发展缓慢。而同处丘陵地区,位于辽宁中部的抚顺、本溪、锦州等城市,一方面由于和沈阳、鞍山等较发达城市接壤,受其经济辐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拥有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重工业较为发达,经济的发展水平较朝阳、阜新和铁岭高。从辽宁各市的发展态势来看,由区位导致的区域差异正逐步扩大,而由资源导致的区域差异则趋于减小。如沈阳、鞍山、大连、营口等城市所占比率都呈上升趋势,而辽阳、抚顺等资源型城市的比率则趋于减小。
(二)区域战略重点的转移。辽宁省境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铁、硼、菱镁石、金刚石、滑石、玉石、溶剂灰岩等矿的储量均居我国首位,辽河油田是我国第三大油气田,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国的15%和10%。建国初期,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鞍山、本溪、抚顺、盘锦等重工业城市,辽宁也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的建设重点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省份,与此同时,辽宁省也制定了“外向牵动”的发展战略,将其战略重点向南转移。在这种发展背景下,辽宁省内唯一的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大连和东北第二大港营口,借助其港口优势以及在政策、资金上可获得的巨大支持,经济迅速发展。营口也成为辽宁省除沈、鞍、大以外唯一的比率呈上升态,相对发展速度大于1的城市。反观辽宁省一些重工业城市,在原有体制下,并未形成完善的自我发展体系,因此在失去国家政策、资金支持以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这也是导致省内经济差异扩大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结构的效率差异。每一个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所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资源都需要由经济结构来转换和体现。因此,不同地区经济结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导致资源与要素流向利用率高的地区,并最终造成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国有经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比较严重,与三资、股份制经济等所有制相比,经营的灵活性较低,社会成本较高,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公开竞争的情况下处于劣势。建国初期,国家的大力扶持,使得辽宁在我国重工业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在辽宁省经济中,国有经济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与深入,辽宁省内的所有制改革也获得一定成果,截至2004年,鞍山、大连、沈阳三地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经降到60%以下,而锦州、抚顺、本溪等原有的重工业城市的这一数值仍超过80%。经济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经济增长的活力较强,增长速度也较快;相反,不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经济增长遇到较大阻碍,速度较慢,这是导致辽宁省内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从产业结构来看,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层次高,产业规模与产业联系搭配得当,将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2004年辽宁省的沈阳、大连、鞍山等经济发达地区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正在向高级产业结构的方向迈进,其中沈阳的三个产业之比为6.4:44.3:49.3,基本完成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而铁岭、朝阳等市的产业结构尚处于较低级的阶段,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都接近甚至超过30%,这种低级的产业结构说明生产要素在三个产业中分配的结果使得各产业收益相等,但却未获得生产要素分配的最高效率。辽宁省内这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分配效率的差异,也导致了省内不同地区间的区域经济差异。
二、辽宁区域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一)制定以缩小区域差异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政策。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干预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投资和政策调控。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已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集中财力、物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这种发展方式也不利于这些地区形成自身的经济发展体系。因此,辽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主要通过政策进行调节。如健全区域的补偿体系,利用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利益进行再分配,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针对西北部内陆不发达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各自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对优势,制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推进落后地区的所有制改革,减少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增加经济活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区域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向高效化、合理化发展。加强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政府间的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调配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东南亚;经济增长;发展模式
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也各不相同。根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大小,可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三个种类: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以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以越南、柬埔寨为代表的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国家。
一、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
三十多年来,新加坡由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多元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既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又尽力扶持本国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不断颁布并严格执行各种经济法律法规;努力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该经济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并未完全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将政府干预与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种方式防止了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状况的出现,同时也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资源的高度集中与浪费。
新加坡市场经济模式取得了较大成功,其具体特征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括:
1.“自由”的政策。新加坡政府采用了自由港政策与自由企业政策,极大程度促进了经济发展。自由港政策主要体现在对除了极少数的商品之外的其他进口货物免征进口税,对外国资本的投资部门、投资方式、利润流向等方面均不设限,通过政策红利吸引外籍技术与管理人才的流入,全面实现了产品自由流通、资本自由投资、人员自由进出的全面自由。对待企业,新加坡政府主要采取自由政府政策,即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经济策略,将外资企业与本国私人企业、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竞争经营的方式。同时,新加坡政府向企业全面开放国内各个经济领域,并允许资本、土地、劳动力、信息技术等要素在部门间的自由流动。
2.完善的市场体系。基于自由港与自由企业政策的长期推行,新加坡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其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均日趋完善,并且不同市场间的匹配程度也日趋升高。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尤为突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等市场十分成熟,使得新加坡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3.适当的调控。在坚持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政府对经济发展也采取了适当的调控与干预。政府主要从宏观层面,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通过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对经济产生影响。同时,政府建立了完本的法律体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模式
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国家具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建国初期,以国家干预与调节为主;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变。在过渡过程中,政府仍在重点领域部门起主导作用,并通过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来知道和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国有企业渐次私有化、私人企业逐步壮大、外资投资引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升,其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1.建立国有企业直接控制一些关键部门。东盟四国中,除泰国外,其它三国都在战后独立时没收或接管了原殖民政府企业,并使之成为本国的国有企业。政府又主要通过投资兴办一些新的国有企业,与外资或本国私人资本合股开设合营企业,直接掌握一大批工商企业、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金融业,并使这些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的“先驱部门”,保证这些关键部门的发展,以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战后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泰国也强调发展国家资本,并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办企业,力图使这些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
2.通过政策优势引进外国投资,鼓励国内私人投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分别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采用更灵活、更有优势的政策吸引外资。同时,政府推行简化行政审批、取消许可证制度,允许私人自由经营进口商品和生产出口商品,并佐以低息贷款政策与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建厂。
目前,这类国家推进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国家干预的程度与范围逐渐减小,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大,市场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
三、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体制现状按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分类,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属于公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特别是老挝目前仍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物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几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仍缺乏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故这几个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仍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以越南、缅甸、老挝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开放计划,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并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做准备。这几个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均采用了如下措施:
1.转换国营企业经营机制。政府采用将国营企业推向市场,使其转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轨道,企业基本上可以自己决定生产规模、产品和价格,自找原料和销售市场,并且可自行选择进出某个产业。同时伴有国营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转变,以老挝为例,老挝政府在1990年采用“国有企业私营化”的政策,以租赁、拍卖、公私合营等方式将国有企业所有制进行转变。
2.采用货币、汇率和税收的手段调控经济。东南亚外向型的贸易战略,使它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十分敏感。自1999年至今,东南亚政府的汇率政策主要分为传统的钉住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多数国家都由传统的钉住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一举措有利于促进官方的货币兑换率与集市贸易趋向平衡,减少外汇黑市交易。同时,政府规划构建税收体系,健全完善了税收制度。
3.减少对物价的管控,实行价格自由化。政府放开产品物价,减少对农产品、基础原料商品的物价管控,有利于产品市场达到供求均衡,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奠定基础。
4.加快经济立法进程。为吸引外资与规范经济活动,东南亚各国政府均加快了经济立法进程,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经济活动的展开提供法律环境。
四、三种模式的共性
东南亚11国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不同,发展出了多种经济增长模式,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仍存在相似之处。在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都以制定经济计划,并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的方式指导了经济发展,从而达到了加速经济增长的目的。例如,新加坡实行了两个5年计划和两个10年计划;马来西亚实行了五个5个计划,现正在实行第六个5年计划,泰国实行了六个5年计划,现正在实行第七个5年计划;印度尼西亚实行了五个5年计划。这些经济计划既明确了不同时期中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又涵盖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宏观指标,对经济发展具有指示性的功能。经济计划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效率,最大可能的促进了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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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邮发合一的产生和特点“邮发合一”是解放初期从苏联学来的一种发行模式,简单的说,邮发合一即是把报纸发行工作交给邮局来做,报纸的生产(编印)和流通(发行)是截然分开的,把送信与送报捆在一起,把多家报纸捆在一起,把报纸的征订、运发和投递捆在一起,把批发和零售捆在一起,这种“一分开、四捆起”就是“邮发合一”的发行模式。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经济落后,人民文化水平较低,报刊种类少。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报社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管理体制是按事业单位对待的,办报经费则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报社极少考虑经营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邮发合一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报业发行中一统天下。
“邮发合一”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
1.拓宽了报纸发行的深度和广度。在“邮发合一”之前,报纸发行的范围主要局限在铁路沿线、交通枢纽,而很多偏僻的地区和许多县市都很少甚至几乎看不到报纸。通过“邮发合一”,邮电网络遍及全国,点多、线长、面广,只要是邮局公开发行的报刊,凡是邮路通达的地方都能订阅到,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拓宽了发行网点和覆盖范围。
2.利用现有资源,减少浪费和混乱。“邮发合一”使报社专门编报印报,邮局则负责订报发报,简化了国内报刊发行系统,省去了许多人员开支和事务工作的麻烦,既可专心编报,又合乎经济原则,减少了浪费、纠纷和混乱,有助于解放初期全国报刊的发展,并增加了邮电业务。
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邮发合一”渐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尤其是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给报纸的发行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首先,改革开放政策为新闻出版事业带来空前的繁荣,报纸的数量增多,品种由单一的机关报变为多品种、多层次,开张由四块版变为八版、十六版甚至更多,内容特色更是日星月异,邮电部门不负重荷。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社必须讲求经济核算,考虑成本、利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而“邮发合一”收费高,手续烦,造成报纸资金回笼慢,不利于报社的发展。
时间最高发行费率最低发行费率平均发行费率1949--195235%14%28.4%1952--198025%25%25%198030%25%27.5%1981--198625%25%25%1987--25%28%--35%29.3%
从上表可见,报纸的发行费率在建国四十年来几经变更,但最低平均都没有低于25%以下,最高达到了35%,这对于面临着要求自负盈亏的报社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自办发行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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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办发行的特点和优势自从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自办发行起,几年的时间,“自发”模式如星火燎原之势,几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城市党报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报纸,纷纷加入“自发”的行列。报纸的发行总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993年报纸发行总量约为264亿份,比1979年全年发行131亿份增加了近一倍。
和“邮发合一”相比,自办发行有其不能比拟的特点和优势,更能满足新时期报纸发行的需求。
1.缩短投递时间,一般情况下,市区投递要比邮局早一两个小时,郊县要快半天至一天。
2.发行费用减少,如上文所述,邮发的发行费率最低也要25%,加上邮局种种相关要求的开支,实际发行费用相当昂贵,而自办发行,报社实际支付的费用和邮发相比,仅为18%。同时订报费用,报社可以立即拿到(邮发则是每月按订数返还),大大增加了报社的流动资金,有助于实现报社经济自主,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3.投递质量提高,服务周到,上门征订,提高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然而,尽管自办发行这一新生事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它也有自身体制上的弱点和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报社的发行部门都很小,体系也不完整。《参考消息》,发行量300多万份,发行部只有7个人;北京日报三报两刊,发行部只有4个人;光明日报发行部16个人,与采编人员的比例是1:25。发行队伍如此弱小简陋,每到发行季节,记者、编辑都要带着发行任务,组织发行。这种亲力亲为的手工操作,实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报业发展。因此,势必将有新的发行模式出现。
三、多渠道发行的出现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报业发行模式变革也随之进入了新时期。未来,多种灵活的发行模式将会不断出现,多渠道发行势在必行。在这里,笔者仅谈谈自己的设想,供大家参考。
1.“邮发”和“自发”相互结合,扬长补短。邮局可以和报社共同商讨,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定合约,根据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经济利益。报社和邮局因地制宜、因报制宜地制订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发行费率,这是“报邮联合发行”的关键,如果在这一点上双方能达成共识,“联合发行”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发行模式,在某些地方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成功。1998年,《深圳商报》与当地邮局签订了“联合发行合作协议”,并且共同成立了“联合发行指挥部”,以邮局为主,报社协助,开办了预约征订、跨区订阅、上门收订、现场收订、分期订阅等多种新的服务项目,报纸的发行量因此获得全面增长,市内订户比上年增长了71.2%,外阜订户比上年增长了5.8倍。在和邮局重新合作的同时,报社也可以拓宽自办发行的路子,灵活地采取多种手段,因地制宜地发展发行模式。尤其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报业集团,可以组建发行网络,由报业集团建立一个直接下属的发行总公司,再在各地建立起发行分公司,统一部署和管理此报业集团下的各家报纸发行;另外,报社还可以和银行合作,选中一家或几家全国联网的银行,委托它们在各地的营业网点设点收订报刊;随着因特网的发展,报社还可以利用网络,在网上征订报纸,然后委托电子商务站点进行送递。
2.建立专业化的报刊发行公司。这种发行公司可以是同一地区的多家报社联合起来组建的,每家报社根据投入的多少,占有一定的股份,发行公司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它承担多家报社的发行任务,各个城市兴起和发展了自己的地方发行公司,再逐步将全国各城市的发行网联成一片,成立全国性的报刊发行中心;专业化的发行公司也可以由社会力量、甚至私人创建,它不属于任何报社,独立组建自己的发行网络,与各家报社签定合同,既可承担征订、投送业务,又可承担零售发行业务,使发行商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又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
关键词: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人“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1980年、1981年中国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从1983年开始,中国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初步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税收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呈现跨越式增长。
(二)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济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企业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1.44%;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间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经历了由税收与企业收入并重到以税收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反映。1954~1979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都在40%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一度还要高于税收收入。从1980年开始,企业收入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分水岭(见图2),由此前的税收收人与企业收人并重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1985年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从1994年开始,企业收入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税收成为中国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从税收法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超额的财产收益,形成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需要对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被称为“无产国家”,“无产国家”必然只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可见,中国税收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今天这一比重殊为不易,应当珍惜,但因此就否认税收过快增长和过重税负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对的。
(三)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变化
由表2和图3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税收收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还要更高一些。因此,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国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两步利改税改革之后,中国税收收人迅猛提高,达到了22.8%。应该说,这一比重是中国此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真实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善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在农村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所有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体现在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税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应当说,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缩小。然而,税收收入比重过低势必会削弱国家的财政实力、妨碍政府职能的实现,最终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步人新的快速增长期,这时中国税收体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比重从1996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年已经超过了18%。
税收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收入增长过缓不利于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相反,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见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别是这一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所形成的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非议。同时,考虑到中国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其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就不得不使人担心中国过快增长的宏观税负。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税收收入的增长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过快或者过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换句话说,税收规模过小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税收规模过大同样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类似地,税收增长过缓无法满足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而税收增长过快同样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基恩.马斯顿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恩.马斯顿(K.Marsden)选择了21个国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要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要高于高税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负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那么,一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是多少,或者说,税收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应当适可而止、有所收敛了呢?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国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人均GDPl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可见,中国近年来19%的税负已逼近中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接下来应当是稳步增长,而不是继续“高歌猛进”。
(二)布坎南:怪兽模型
此外,学术界还对政府税收过快增长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学者甚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政府税权的扩张并不是完全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在税收增长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税收。尼斯凯南(NiskanenWilliamJr.)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很多个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人就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内追求的目标就是预算收入的最大化。这样,作为“官僚”集合体的政府也总想尽量多的筹集收入、课征税收,尽量多地支出。可以说,政府课征税收和进行支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关键词]农村家庭 养老模式 制度性瓶颈 外生性冲击 不可持续性
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是建立在依托土地之上的家庭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得以绵延千载,应该说是有其合理的一面。可以肯定的说,这种模式曾经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然而,社会变迁正使得这种稳固的家庭养老模式失去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原有的养老模式前提正被抽去,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制度性瓶颈和一系列外生因素地冲击,从而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制度性瓶颈
1.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建国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我国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用行政干预手段将城乡分开,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结果,不仅过多地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大大削弱了农业资本积累、技术革新的实力,窒息了农业的发展后劲;而且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 .2倍,1995年为2. 71倍,2004年达到3. 21倍,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
(2)对于转移性支付而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向城市倾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增长,城市居民相关的基本生活设施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而县以下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却增长缓慢,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资也增长缓慢,大多依靠农村自身的积累和集资。这一情况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
(3)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社会保障投入差别过大。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形成了一定的利益落差。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而缺乏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边缘。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享受的集体经济保障也由此丧失,农民陷入了不得不依靠单一的传统家庭保障的困境。农民的收入虽然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保障问题上出现了后退。
2.户籍制度不可跨越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根据这种发展战略格局,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同时通过其他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安排,确定了全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这种安排把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的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在户籍制度不可跨越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受阻。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效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农民即使在城里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也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户籍。这种状态没有达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预期,从而使农村劳动生产率无法根本提高。与户籍制度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诸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相应的建立了起来,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
3.农地产权制度的局限性
在中国农村,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主要依赖于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度上的家庭养老制度。然而,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承包经营权,土地产权制度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非农化的要求。
(1)土地产权结构不合理。这一制度的安排以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基础,以解决农民吃饭为主要目标,主要体现制度的公平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土地承包权的短暂性、临时性与土地长期规划、持续发展的矛盾无法解决,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等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的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近几年来,种地成本不断上升,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40%以上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民单纯依靠土地收入的状况递减。
(2)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缺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尚不够充分和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不清,导致农民利益的流失和保障权益的损伤:一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集体经济组织经常利用自身特权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频繁调整土地承包规模和期限;二是农民承包土地所交费用繁多,农民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三是存在侵占农民土地,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后,只是象征性地补偿给农民青苗损失费和一点安置费,与土地的实际价格相差甚远。
在上述的土地制度安排之下,必然会导致在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和土地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将会趋于下降;土地经营的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趋于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趋于减少。从而土地保障的相对作用也会趋于下降,农民依靠土地保障的局限性也将趋于增加。
4.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粮食属于非耐存品,不能用于进行生命周期的资源长期分配,因此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人力自然储蓄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机制,是一种家庭代际间互相供养的反哺型模式。[1]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普遍推广,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家庭养老方式正逐渐走到尽头。
实行计划生育后,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农村血缘关系的家庭规模正在迅速萎缩,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减少,核心小家庭增多。家庭规模从1973年开始逐渐缩小,家庭户的平均人数由1973年的4. 81人,降到1982年的4 .51人,1990年又下降到3. 97人。2002年家庭规模为3. 39人(见表1)。29年减少了1. 42人,下降了29. 52%.
年份
1971
1982
1990
1997
2002
家庭规模
4. 81
4. 51
3. 97
只有建立这种良好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管理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优化,企业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立足之地,才能促进企业蒸蒸日上,持续性的不断发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发展做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企业的发展可以在总体程度上客观的反映出经济的发展情况。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要对计划经济管理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然后进行有效的利用,这样既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也能使经济管理在企业中得到实践,所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关系
通过对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学习,可以知道,企业的经济管理能够让企业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行有效的调控,从而使企业达到长远的发展。对企业进行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企业实行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我查阅了很多公司的资料后发现,企业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运营状况良好,实现盈利的企业一定是实施了有效的经济管理,二者之间,相互支撑,彼此联系,良好的经济管理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也为经济管理的实践提供了用武之地。
二、经济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企业是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指挥等经济活动,来推动企业的经济发展。因此企业的经济管理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的。每个企业进行企业自身的经济管理模式确立时,都要依靠两个条件,一个是企业的特征,另一个是企业的经营理念。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大抵分为两个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我国受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借鉴了他们的经济模式,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大多是国家经营,企业的盈亏状况也全部由国家负责,不需要个人承担责任,这个时间段内的国有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主要力量。
第二个时段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国家进行市场掌控,企业自行负责盈亏,企业要想获得盈利就必须选择合适的经济管理模式。我们重点探究的也就是这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这关系到一个企业是否能够长久的发展,因此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要做到有效的运营。
三、企业发展对经济管理的影响
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但是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企业在经济管理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下面我们就企业的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1.经济管理的目标策划问题分析
一个企业只有发展到一定相应的规模才会开始进行经济管理,因为企业规模过小,管理者通常都是将精力用在拓展企业业务和如何对人员进行管理上,很少去注重企业如何进行经济管理。但是随着企业业务的扩展,企业规模的扩大,这就要求企业需要开始进行经济管理。
在对企业进行经济管理首先就要进行企业经济目标策划,经济目标策划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经济目标的实现。这主要是由市场对于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和产品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生产产品的过程和原材料的需求、产品质量的检验、监督和营销策略等方面构成;二是与市场的需求相关联,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分析能否满足市场需求,并且根据需求情况适时的进行调整和改进,以求能够达到顾客的满意。因此企业如果想长久持续的发展,在指定企业经济目标策划时,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2.企业发展需要对经济管理模式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优化
(1)对经济管理观念的优化
企业的长远发展必然离不开企业有效的经济管理,因此企业要对其经济管理观念优化。目前来说,对于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转变企业经济管理观念,加大UI企业的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首先企业应该制定规范的规章制度,由原有的传统的经济管理观念向新的经济管理观念转变。
其次企业要对员工们的经济管理观念进行强化和培训,在遵守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制定符合于企业发展的经济管理模式。并且制定出来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市场的需求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在实施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后,要对经济管理模式实施的效果进行反馈和评估,针对其中发生的问题,企业应要求部分负责人与员工进行面谈沟通。这样能够让企业对经济管理模式适时有效的进行调整。
(2)优化经济管理体制
在上述内容中可以发展,企业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多都存在不足之处,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漏洞非常的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使企业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立足就需要企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优化。首先要对企业的管理部门进行优化,这是关键,企业的管理人员职责应该划分明确,使其管理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并且要确立管理部门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来保证企业的管理部门能够对企业的各个经营环节进行有效的协调,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
优化企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能够及时的找出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并且能够及时的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有效的改进。企业内部也应该时常的进行内部审计,这就要求每个部门都要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做事,不要走形式主义。企业也可以专门设立审计部门,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及时的发现经济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措施进行改进。
四、结论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表明,企业如果想要取得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企业就必须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并且要根据市场的要求,不断地对经济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和改革。良好的经济管理能够促进企业积极蓬勃的发展,同时企业的发展也为经济管理模式提供实践的场所,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关键词】大学生;医疗保障
【中图分类号】R1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8-0139-01
随着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在校大学生的医疗保障体系却处于真空地带,为逐步改善这一状况,并为各地在探索实施大学生医疗保障政策方面提供依据,对长沙市三所高校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及方法
1.1对象此次调查针对长沙市A、B、C三所高校在校学生。其中A校收回120份;B校收回80份;C校收回100份。问卷调查采用整群随机分层抽样方法,以专业分层,以班级为单位,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 份,有效率为75%。其中男生200人,女生100人。
1.2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主要采取现场填写调查表的方法及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访谈。当场发放问卷、当场回收。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月生活费支出、健康状况、医疗满意程度、对医疗保险的态度以及各校参保情况等。应用SPSS 1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大学生经济状况见表1。
2.2大学生身体状况回收的问卷显示300人中276人选择身体状况很好,几乎不用去医院看病;平均每学期去校医院就诊的次数在2 次以下的比例为80%;96%的大学生医疗费用占总生活费支出的比例在10%以下。
2.3医疗满意程度见表2。
2.4对医疗保险的态度见表3。
2.5实际参保情况见表4。
3讨论
3.1高校医疗保障是条脆弱链条,一碰就断我国高校的医疗保障体制自建国初期一直延续至今,这套几乎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已经严重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大学生普通疾病治疗水平极低,大重病和意外伤害则无力保障。
3.2大学生也应纳入全民医保医疗保障体系的设计不应该让大学生游离于体系之外,高校大学生医疗保障是公费医疗制度与商业保险并行,学校补助为辅的运营模式。
3.3开展学校救助大学生是个青年群体,患病率低。在医疗保险方面,学校有责任和义务进行积极引导。
3.4商业医疗保险尚需进一步完善商业保险公司通过设立起付线、制定免责范围以及最高支付限额等维护其商业利益,使部分患重大疾病的学生报销金额有限;其次保险理赔手续繁琐、时间长,且保险金是事后支付,即“雨后送伞”。导致其在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论文摘要:阐述了税收专管员制度在现阶段显现出的弊端和不足,介绍了税收管理员制度出台的背景和税收管理员制度建设的现状,并对我国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儿点建议。
2004年7月全国税收征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作为税收管理精细化的重要内容,税收管理员这个概念出现在人们视线。提到税收管理员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税收专管员这个与之名称相近,并有着渊源关系的概念。其实税收管理员的前身就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专管员,但税收管理员制度不是恢复过去的税收专管员制度,它与专管员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管事与管户相结合,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权利与责任相结合;变集权管理为分权管理,变全程式管理为环节式管理,变保姆式服务为依法服务。所谓税收管理员就是基层税务机关分片或分业从事税源管理,负有管户责任的工作人员。税收管理员是税收征管改革进一步深人的产物,是建立完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税收征管模式的新需要,绝不等同于过去的专管员对税收专管员制度的简单回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任何经济形态社会中的基本规律。税收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税收专管员管户的税收征管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物。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由建国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为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税收征管的重点也由非公有经济转向国营、集体经济。在税收征管体制上则确立了“专管员管户,上门收税”“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集于一身”的税收征管模式。专管员制度的存在有其客观基础。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企业利润上交,亏损由国家弥补,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受“非税论”的影响,当时普遍认为利润和税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财政税收工作逐渐形成财政驻厂员、税收专管员制度。税收专管员管多个企业、多个税种,不仅代表税务机关行使着从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账薄发票管理、税款计缴、直到纳税检查违章处理等各种税收管理权,而且还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核算。可见,传统的税收征管体制是与当时经济体制相符合、与当时的财政税收理论相一致的。在所有制形式单一、纳税户少且集中的情况下,税收专管员征收效率高,是当时一种理性的选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税收征管对象也由国营、集体经济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征税对象的复杂化使税收专管员制度逐渐显现出其弊端和不足:第一,未能树立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征纳双方责任不清。第二,纳税人形成依赖心理,缺乏自觉纳税意识。第三,专管员权力过大,责任约束软化。尤其是税收专管员缺少权力制约,收“人情税”和“关系税”,以税谋私的弊端暴露无遗。诸多问题的凸显,使税收专管员制度逐渐淡出,并被以职能划分为基础、征管查相分离的集中征管模式替代。
税收管理员制度出台的背景
税源是税收的基础,税源管理是税收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税收管理的起点。对税源管理的效果如何,直接影响着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征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深化,逐步建立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多年来,这种征管模式在分清征纳双方责任,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加强税收管理和监督.强化内部监督和制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述征管模式在运行中也逐渐暴露出以下矛盾和问题:
首先,重管事,轻管户,造成管事与管户的脱节。按照现行的征管流程,税源管理由过去的专管员实地调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核算情况变成了远离企业、坐看报表的静态管理方式,无法收集纳税人的税源动态信息,对未申报户、非正常户、停歇业户、零散流动税源的管理更是无法顾及,最终导致漏征漏管户的增加。
其次,强调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和内部监督制约,忽视了调动税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基层税务人员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税源管理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各种征管考核指标名目繁多,挤占了税源管理的时间和空间,使税收管理流于形式,造成了税收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现有这种以信息化为依托的集中征收、重点稽查模式和“征、管、查”二分离或三分离的机构设置,克服了传统专管员“一人进厂、各税统管”所伴生的权力过大、缺少制约的弊端,实现了“管户制”向“管事制’,转变,但也带来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税务人员缺少积极性、税源管理职能“缺位”等问题,最终造成在税源管理中“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现象的出现。当前的税源管理弱化问题巫需一种新的管理方法,税收管理员制度应时而生,它也是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要求下的一种税源管理新思路。
我国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建设
早在1998年重庆市就开始实施对税收管理员制度的探索,在全市国税系统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04年下半年至今,全国已有一些地方的税务系统相继制定并实施税收管理员工作制度,在实践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从我国各地税务系统建设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实践来看,税收管理员一般不直接从事税款征收、减免税审批、税务稽查和违章处罚等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1)纳税评估。根据纳税申报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运用信息化手段,采取特定的程序和方法对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纳税义务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进行系统的综合评定,促进纳税人及时如实地申报纳税。
(2)纳税服务。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宣传与送达、纳税咨询与辅导。
(3)信息采集。主要是定期或不定期下户进行实地调查,采集和整理管户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核算等税源动态信息,及时更新纳税人的信息档案。
(4)调查核实。主要包括对纳税人各类资格认定、延期申报和延期缴纳、减免退税、税前扣除、死欠税款核销等事项的调查核实。
(5)日常管理。包括税务登记管理、户籍管理、认定管理、发票管理、申报征收管理以及催报催缴等工作。
如何完善我国税收管理员制度
“管户”与“管事”相结合的税收管理员制度,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要求下对原有专管员制度的扬弃和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了税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税收管理富于人性化。但税收管理员制度同时面临着以下难题:第一,人均管户较多,工作量大.只能实现粗放式管理;第二.经济结构和经济性质比较复杂,加大了税收管理的难度;第三,外向型经济比重增加,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对税收管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第四,税收管理员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
为加强税源管理.优化纳税服务,切实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推进依法治税.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笔者建议应从以下3方面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
(1)合理界定税收管理员的职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实际国情.尤其是东部、中部与西部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制定和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应区别对待.避免搞“一刀切”。经济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信息化建设程度高.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平台.把纳税评估、税收政策宣传与送达、催报催缴等从税收管理员的具体职责中分离出来;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外资企业、大型企业数量多,其生产经营流程和财务核算情况复杂,借助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进行财务信息核实、纳税咨询与辅导也有一定空间。经济欠发达地区.纳税评估、税收政策宣传与咨询、纳税辅导、下户调查管户生产财务信息及催报催缴等具体职责仍应由税收管理员承担。但无论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应把日常检查、信息采集、资料核实和个性化纳税服务作为税收管理员的主要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