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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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战略

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一个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对一些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县域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是发达地区经济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长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以上，全国人口的80％以上都处于县域经济的系统中。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城市经济，更要依靠县域经济的发展。深入地研究县域经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于指导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县域经济的定义及特点

县域经济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内的所有经济类型。到目前为止，县域经济还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界定，但是目前学者对县域经济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论述：一是县域经济是在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各类经济活动的总称，强调的是复合性；二是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强调的是区划性；三是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经济主体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强调的是县域经济的特色性；四是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强调县域经济的系统性。李小三把县域经济定义为：“以县为行政区划的这一区域内的经济，它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网络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系统单元。具体地说，县域经济是以我国的行政县为区域范围，以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而显示出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

总而言之，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它具有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县域经济拥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立体型的产业结构、梯度式的空间布局结构。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类型，是指一定范围的地表空间中的经济区域。国外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对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

二、区域经济理论来源

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讨地价差异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之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艾萨尔德（I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早期的区域均衡增长模型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双向运动最终将导致区域差异缩小，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1945）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缪尔达尔（Myadal，1957）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弗里德曼（Friedman）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弗农（Vernon）等人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们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由于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两个假设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等概念的引入，也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模型中，区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转向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用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区际贸易问题。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生产技术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从而影响相似要素条件下的贸易。最后，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为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把因运输成本的减少而引起的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了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等问题上。

三、区域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不同之处

区域经济具有自然融合的经济的含义，它界限比较模糊，往往是跨行政区的自然经济区，经济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联系；而中国国内行政区域间行政主导因素比较强，县域经济包含有浓厚的行政区划色彩，界限比较清楚，经济功能的发挥往往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功能作用，并且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有序地展开。

国内学者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县域经济问题。凌耀初从改造传统农业、发展中小工商业、加快县域经济城镇化的角度探讨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王青云总结了我国比较成功的七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济源模式、晋城模式、义乌模式和农安模式）；王强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外贸发展、文化教育等2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黑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做了系统的综合评价。根据湖北省各县的资源禀赋、开发状况和环境条件差异，选取了十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县域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和宁县社会科学院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探讨对县域经济的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第2篇：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

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and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的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and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

二、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第3篇：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一直都是制约企业发展存在的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更好的提高员工劳动业绩考核问题，本文主要采取了科学的业绩考核标准、企业领导的支持，合理的运用考核结果、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提高员工考核的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的措施，更好的解决了员工劳动业绩考核问题，减少企业不公正、不合理的考核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员工个人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

一、员工劳动业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企业在员工劳动业绩考核时，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有很多员工的劳动任务完成的非常好，但是就协作关系、劳动中的表现等相关方面的表现是无法进行考核的，特别是工作过程中的细节，成果不明显，导致劳动业绩考核的标准不确定，使考核的结果没办法得到合理的核实，影响企业经营者对员工晋升的选拨。

（二）领导自主决定考核的制约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之二是领导自主决定结果的制约。企业在员工劳动业绩考核时，领导自主决定考核，直接影响着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结果。员工的劳动业绩考核是企业管理部门的重要的考核内容，领导自主的依据主观的判断，决定了员工的劳动业绩考核，没有正规的考核标准。针对那些不会讨好领导的员工，给予的劳动业绩考核就低，对那些主动讨好领导的员工，劳动业绩考核就高，这种考核无法达到规范化、标准化。

（三）考核部门的上一级干预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之三是考核部门的上一级干预。考核部门的上一级干预，就要是上级主管对员工劳动业绩考核做出直观的判定，使员工劳动业绩的考核在一定的程度有了内部评定的趋势，为此，考核部门要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考核期间要听从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很多的工作都不能完全公平的进行。考核在企业中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二、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对策

（一）科学的业绩考核标准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对策之一是科学的业绩考核标准。只有科学的业绩考核标准，才能为员工的劳动业绩做出合理的判断，更好的为企业选拨优秀的员工，调动员工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保证。员工劳动业绩考核，是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一项考核制度，为评定员工的提升资质做了更好的依据。企业也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空间，员工劳动业绩考核就是员工重要的表现机会。

（二）企业领导的支持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对策之二是企业领导的支持。只有企业领导对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支持，才能更好的保证员工劳动的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的今天，员工劳动业绩考核制度在企业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企业领导要加强重视，积极的支持，促进员工劳动业绩考核规范化的执行，从而达到公平、合理的考核机制的完善，加强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严格贯彻和落实。

（三）合理的运用考核结果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对策之三是合理的运用考核结果。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结果，是员工的劳动报酬和职位晋升的主要凭证，同时也是绩效改进和制定培训的计划的重要的依据。所以说，合理的运用考核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结果，作为薪资调整和岗位的依据，已经成为企业的发展中的一种评价机制。合理的运用考核结果，使员工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的发展方向。

（四）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对策之四是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员工劳动的业绩考核主要有工作数量和质量的考核。就工作数量而言，就是考核员工能否完成单位制定的任务量。工作质量，就是考核员工能否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单位制定的任务量。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是非常必要的。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可以减少员工在工作中只重视完成任务的数量，忽视了质量的情况。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可以更好的增加企业的产品的附加值，进一步的实现规模经济的效应。

（五）提高员工考核的满意度

员工劳动业绩考核的对策之五是提高员工考核的满意度。员工考核的满意度，与其工作的绩效成正比。提高员工考核的满意度，有利于员工自身工作效率的提高，也促进企业团体的工作意识的强化。在企业中，员工劳动绩考核具体的表现在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等主要的方面为企业做出的贡献。提高员工考核的满意度，使员工在工作中保质保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经济效益。

三、总结

经济的发展，企业也与时俱进，在制度上也进行了改革，员工劳动业绩考核已经开始在企业中得到更好的运用。本文就员工劳动业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也提出了科学的业绩考核标准、企业领导的支持，合理的运用考核结果、加强业绩的质量考核、提高员工考核的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的对策，为员工劳动业绩考核制度在企业中进行公平合理的贯彻和落实。

参考文献

[1]麻利敏.国有企业绩效管理系统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市场周刊，管理探索，2008（02）.

[2]储企华.现代企业绩效管理[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8（02）.

第4篇：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控制权争夺；效率理论；理论；财务特征；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4)-0072-11

一、引言

控制权争夺（Control Right Contest），是指外部挑战者同管理层竞争并从目标公司的股东手中获取足够多的投票权，以改变目标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从而实现对公司的实际控制。Mane最早发现了控制权争夺现象，并对该现象进行了规范的定义和分析［1］。他认为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为夺取某个企业的决策控制权而采取的种种策略及行为，它包括发起方的主动争夺与目标方的适时反争夺两个方面的行为。现实中发起方主动争夺的方式有：要约收购（Tender Offers）、委托投票竞争（Proxy Contests）即权之争、兼并（Mergers）、收购（Takeovers）等；目标方适时反争夺的方式有：“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毒丸（Poison Pill）计划”、“绿衣天使（Green Mail）计划”等。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控制权争夺在降低成本，解决内部人控制和搭便车问题，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迅速流行。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企业购并行为频繁发生，控制权争夺作为我国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在企业的产权制度设计中也开始加以运用。那么，控制权争夺能否解决我国企业存在的经营效率低下问题？控制权争夺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原始动机入手。

在我国证券市场成立初期，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买壳上市”，那是在上市指标稀缺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上市“核准制”的实施以及近年来我国股市融资能力的下降，“壳资源”的争夺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主要动机了。同时，我国学者对于目标公司的预测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与国外市场一样，这些研究虽能较好地解释并购的动机，但在预测可能的目标公司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们试图结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对可能成为控制权争夺目标的公司会具备什么样的财务特

征、股权结构以及公司治理进行分析，以寻找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分析与研究假设，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及其特征，进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控制权争夺动机主要来源于控制权市场中的权争夺，而权争夺的理论又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并购理论［2］。虽然西方发达国家每次并购浪潮都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政治及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但并购理论的发展还是侧重于解释其动机而展开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Efficiency Theory）认为，并购活动可以提高并购各方的经营效率，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收益和福利，该理论一直是西方金融学界关于并购财富效应来源的主流观点［3］。支持效率理论的主要是规模经济，其目标也是达到并购双方企业经营上的协同。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国内企业进行横向并购，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这一阶段的并购被美国学者称为“垄断并购”［4］。随着美国经济的工业化，许多公司通过并购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也有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兼并将导致行业内的“过度集中”。如果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在某一行业中占有销售额的大部分，这些企业将趋向“合谋”，结果形成企业的价格和利润中含有垄断因素，因而无法通过兼并实现规模经济，而最终只可能导致垄断利润。效率理论可分为效率差异理论（Differential Efficiency Theory）和非效率管理理论（Inefficiency Theory）。其中效率差异理论强调具有较高管理效率的企业通过并购具有较低管理效率的企业以提高目标企业的效率来实现收益的增加，因此常常也被称为“经营协同”理论（Operating Synergy Theory）。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解释，他们认为企业通过纵向垂直整合将行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联合在一起可能会获得更为有效的经营协同，同时还可以避免相关的联络费用和各种形式的交易成本［5］。

（二）理论

理论（Agency Theory）首先由Jensen 和 Meckling提出［6］。他们认为企业在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成本，这种成本的总和定义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Manne则提出并购活动可用来解决问题［1］。其理由在于：由于资本市场上存在并购行为，一旦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佳，就会招致被其他企业并购的命运，而并购会导致高层管理人员的重新任命。这就使得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地位始终受到威胁，进而迫使其努力工作，提高管理效率。Fama和Jensen进一步指出，公司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7］。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而决策的评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这种互相分离的内部机制设计可解决问题，而购并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人有问题产生时，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可减少问题的产生。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并购减轻了股权分散带来的问题。而Mueller却认为，由于企业的规模决定管理层的薪酬，所以管理人员都有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8］。因此，与其说并购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问题导致了并购。

此外，Morck, Shleifer和Vishny也提出通过并购扩大公司规模进而提高公司对现任管理层的依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并购中问题的存在［9］。但是，Mueller的假说在提出后即遇到相应的挑战。比如Lewellen和Huntsman研究发现，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和公司利润显著相关，但与公司规模无关［10］。继Mueller之后，Roll又提出了“自负假说”（Hubris Hypothesis）①。该理论认为，企业管理层往往高估了自身的管理能力，在规划改造目标企业时过分乐观，以致在资本市场上大规模高价收购其它企业，最后无法成功完成对目标企业的整合，从而导致并购失败，并把财富转移给了目标企业的股东［11］。Roll的假说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被多次验证，即当并购消息传出后，并购方股价不涨反跌。

（三）价值低估理论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高，也使得许多公司资产的重置成本远高于其历史账面价值，并成为有自由资源的公司兼并投资的对象。许多机构投资者由于强调短期的收益而往往对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缺乏投资兴趣，导致这些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比较有代表性的价值低估理论是Tobin的q值理论和Jensen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12-13］。Tobinq值理论主要阐明了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条件下，当企业证券市场价值低于其重置资本成本时，并购更可能发生。同时，这些都证明了Tobin关于公司价值的论述，也从另一侧面表述了企业并购的动因。另外，Jensen认为，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有利于减少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如果公司要使其价值最大，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给股东，但此举会削弱经理人的权力，同时再度进行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将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而受到监控，由此降低成本。除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外，Jensen还认为适度的债权由于必须在未来支付现金，比经理人承诺现金股利发放来得有效，而更易降低成本。他还强调对那些已面临低度成长而规模逐渐缩小，但仍有大量现金流量产生的公司，控制其财务上的资本结构是重要的。此时购并的含义是公司借购并活动，适当提高负债比例，可减少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我国学者也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陈晓等对我国资本市场中第一例权争夺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深入分析后认为，导致胜利股份权争夺的直接动机是公司控制权的分配问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权利的配置［14］。李善民和曾昭灶认为，我国控制权转移中目标公司的主要特征是管理层效率低下；财务资源有限；公司规模相对较小；股权较分散；股权流动性较高和市净率较高［15］。唐任伍和董杰从横向并购与规模经济、纵向并购和协同效应、混合兼并和多元化经营、金融创新与价值低估理论、全球化与外部冲击理论阐述了西方并购的动因［16］。陈信元等则试图从政府管制标准脱离实际经济情况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行为［17］。他们通过考察资产重组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后发现：1997年以来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行为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与监管部门的管制标准脱离实际经济情况有关，这种过高的管制标准迫使许多上市公司通过“机会主义重组”来规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重组并不能真正提高公司价值。张新研究表明：无论采取事件研究法，还是采取会计业绩数据，都表明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但对收购公司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购重组动机主要是出于价值转移和再分配目的［18］。姚立中认为企业并购的决策是由企业控制者做出的，企业并购的动因实质是企业控制者的动因［19］。

西方企业与国有企业约束企业控制者的机制不同；发达国家与我国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处于控制地位的经济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也不相同，这些是国有企业并购与西方企业并购产生差异的关键原因。余玉龙和巢来春则将我国民营企业并购的外在动因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外部市场环境，三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具体来讲，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而将我国民营企业并购的内在动因归纳为财务动因、要素动因、治理动因和竞争动因四个方面［20］。陈晋平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基本情况和交易特征，发现国有收购方的受让比例和实际持股比例均高于非国有收购方，这可能是由于国有收购方受到较强的行政干预，而非国有收购方具有更强烈的投机性动机所致；控制权转移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对转移价格有正面影响，而总股本有负面影响，国有控制权的转移价格较高；股东权益对转移溢价率有负面影响，控制权转移数量有正面影响，新兴行业公司的控制权转移溢价率高于传统行业公司［21］。

综上所述，在企业购并浪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或与传统理论解释相悖的现象。而且，实证的结果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一些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了公司购并的诸多动机，但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这些动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以寻求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真实动机。

三、制度背景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一切经济行为都受到利益动机驱使，控制权争夺行为的目的也是为实现其财务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同时，企业控制权争夺的另一动力来源于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这两大原始动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以不同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即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并非仅仅出于某一个目的进行控制权争夺，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权衡。如果企业有一支高效率的管理队伍，其管理能力超过管理该企业的需要，但这批人才只能集体体现效率，企业不能通过解聘释放能量，那么该企业就可并购那些由于缺乏管理人才而效率低下的企业，利用这支管理队伍通过提高整体效率水平而获利。另外，企业通过经营相关程度较低的不同行业可以分散风险、稳定收入来源、增强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多元化经营可以通过内部积累和外部并购两种途径来实现，但在多数情况下，并购途径更为有利。尤其是当企业面临变化了的环境而调整战略时，并购可以使企业低成本地迅速进入被并购企业所在的增长相对较快的行业，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被并购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现有的各种资源，从而保证企业持续不断的盈利能力。

此外，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经理是决策或控制的人，而所有者作为委托人成为风险承担者。通过企业内部组织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降低成本。但当这些机制均不足以控制问题时，并购机制使得接管的威胁始终存在。通过公开收购或权争夺而造成的接管，将会改选现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从而作为最后的外部控制机制解决问题，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但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又有所不同，这与我国的相关政策有关，其中包括一些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见表1）。

由表1可看出，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并购的动因虽然从 “买壳上市”、行业转移、规模扩张到资本增效、战略协同、制度创新等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主要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征。其中，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等宏观政策的优势引导、全球经济一体化及行业集中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并购的外在主要驱动力。而借助政策买壳上市实现快速成长与扩大、谋求多元化经营向新行业渗透、拓展主营业务增强规模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资本有效配置以及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水平、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核心能力等多项动因则是我国民营企业并购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把推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分为三类：一是企业以公司价值（或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实施的购并，其动机定义为市场因素；二是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干预（推动和政策影响）下，或企业管理者因行政动机而实施的，追求行政利益而非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购并行为，其动机定义为行政因素；三是企业在特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下，出于内部人利益而非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动机而实施的购并，其动机定义为公司治理因素。对第一类购并动机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是目前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在对市场因素的分析论证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上述研究的结论同时告诉我们：纯粹由市场因素作为内在动机推动的购并，在我国上市公司购并案例中较为少见。第二类动机推动的购并是我国上市公司购并中的重要现象，但是对这类动机的研究面临的问题是：（1）目前的理论分析基本停留在对各方利益及其分配机制的描述性研究上，还没有对政府干预行为或企业家行政动机进行实证研究的有效工具；（2）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上述行政因素推动的购并行为正在日益减少。所以，对第二类动机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正在削弱［22］。因此，我们认为，对第三类动机即公司治理因素推动的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研究，既是目前理论界较少涉及的一个选题，具有创新价值，又能反映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能较为深刻地揭示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家经营活动的根本宗旨，控制权争夺的目的也不例外。David和 Scherer研究发现，被并购企业均为盈利企业，并且其平均利润率要高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基准利润率的10个百分点左右［23］。由于经济的互补性及规模经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后可提高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协同效应。获取经营协同效应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产业中的确存在规模经济，且在并购前尚未达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具体表现在两个层次：（1）生产规模经济。企业通过并购可调整其资源配置使其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的要求，有效解决由专业化引起的生产流程的分离，从而获得稳定的原材料来源渠道，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

（2）企业规模经济。通过并购将多个工厂置于同一企业领导之下，可带来一定规模经济，表现为节省管理费用、节约营销费用、集中研究费用、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抵抗风险能力等。鉴于此，我们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越好，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大。

企业并购不仅可因经营效率提高而获利，而且还可在财务方面给企业带来收益。一般情况下，合并后企业整体的偿债能力比合并前各单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强，而且还可降低资本成本，并实现资本在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之间低成本的有效再配置。王宏利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目标公司的研究中发现：对于资本结构而言，负债比例相对较低的公司更容易成为并购目标，这是因为目标公司负债占比越大，则会给并购方带来财务上的压力，并购后其价值降低的可能性越大［24］。为此，我们又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债务比率越低，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大。

一般来说，并购方企图获得某种特殊资产往往是并购的重要动因。特殊资产可能是一些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专门资产。如土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些有实力、有前途的企业往往由于狭小的空间难以扩展，而另一些经营不善、市场不景气的企业却占有较多的土地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时优势企业就可能并购劣势企业以获取其优越的土地资源。另外，并购还可能是为了得到目标企业所拥有的有效管理队伍、优秀研究人员或专门人才以及专有技术、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特别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由于“壳”资源的稀缺和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相当多的非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产生强烈的并购动机，以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另外，上市公司还有增发或配股的机会，因而非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争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能圈到更多的融资机会。但结果不尽人意，比如在时机选择上，控股股东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进行“输血”，配股后“抽血”的迹象十分明显。为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上市公司当年具有增发或配股资格，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大。

产权的可转让性是指产权可以价值化，即权利主体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自己支配的财产所有权有偿让渡给他人，以获取价值。产权的可转让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必然要求，产权的流动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我国，按照法人产权制度下的股权是否具有流动性可以分为流通股、非流通股，这两种股票的比例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的效率高低。同时，产权的可转让性又是非上市公司获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有效途径。但由于我国大部分非流通股的不可转让性，使得很多非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这种并购动机有所减弱。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上市公司产权的可转让性越高，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大。

Durnev和Kim研究发现，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激励机制不同。我国还有相当数量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尚未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这种状况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25］。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有些企业经营者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导致决策失误甚至；企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不分，企业负责人“自导自演”；国有控股的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使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上的作用极其有限。虽然国有产权的不可转让性致使其交易成本很高，在一定程度上能防御外来的干涉，但由于管理层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也不能有效地阻止外部的控制权争夺。相对而言，私有产权的可转让性较好地解决了所有者和管理层之间的问题，可以保证外部股东对控股股东的有效监管，降低交易成本，防止控制权被恶意的争夺。为此，我们提出：

假设5：当上市公司股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高。

刘峰、魏明海指出，公司控制权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具有相当程度的监督作用［26］。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改组上市，都应当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上做出有效的安排，尽可能降低控股股东的持股数，让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能感受到来自控制权市场的压力。因为通常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权过高而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借助资本市场上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控制权市场压力能够有效降低“内部人控制”等带来的国有企业的非理。刘芍佳等运用终极产权论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模式，研究发现84%的上市公司最终仍由政府控制［27］。比较而言，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即为国资委及授权投资机构，而民营企业的终极控制人相对比较复杂①，其终极控制人往往涉及到多个人或法人。同理，根据以上分析，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的上市公司比国有企业更有激励阻止控制权的争夺。鉴于此，我们又提出：

假设6：当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时，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高。

另外，我们还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压力越大，因而上市公司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也越小。同时，在股权分置所导致的市场分割下，持股相对较为集中的公司更不容易成为控制权争夺的目标。其理由是，由于市场分割下控制权转移大多是采用场外协议收购的形式进行，股权集中则意味着谈判对手的增加和谈判成本的上升，因而更难达成控制权的转移。但我们认为，随着全流通的实施，市场分割的逐渐消除，在将来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上，分散的股权结构更容易成为控制权争夺的目标。另一方面，对于持有异议的股东来说，在不能说服管理者改变其公司政策的情况下，显然只得寻求外部股东的支持。这时有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持异议的股东为什么试图通过投票权来改变董事会的席位，而不是增加股权的购买而直接控制公司呢？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持异议集团资源的有限性。DeAngelo等研究发现，在其60例的持异议集团中，要么财力有限，要么是不愿费力去收购一个公众持股公司，另外一些则要比目标公司小［28］。因而，股权制衡度低的公司更容易成为控制权争夺的目标。

此外，企业规模与控制权市场争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赵勇和朱武祥研究发现，企业总股本相对较小（平均1.5亿股，为当时上市公司平均股本数的65%）的公司具有较高的被收购概率［29］。事实上，由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混和与横向并购正在成为控制权争夺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前提下，以大盘股为目标的战略并购发生的频率并不会很高。因此，我们认为，相对而言，中小规模股本的公司更容易成为控制权争夺的目标。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与选择

本文的研究期间为2001-2004年，样本选择过程如下：（1）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总体样本中选择非上市公司成功并购重组上市公司①；（2）然后剔除上市公司样本属于金融行业；（3）对于上市公司同年有多次并购重组的按一次计算；（4）样本公司的前一年数据可得。经过上述筛选后，将这些公司在2000-2003年的数据加以汇总，最终我们得到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共1164个。另外，本文的财务数据和并购重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终极控制人性质、所有权结构等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所属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程度年度报告》。

（二）变量定义

依据上述六个命题，参照国内外已有研究，我们给出了如下变量的定义（见表2）。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特征分析首先，我们对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作了一个描述性统计，以挖掘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财务和股权结构特征。

由表3可知，在财务指标特征上，研究样本的ROA均值要高于控制样本，分别为-2.3208和-2.6496，且都表现为负值。这表明发生控制权争夺的公司业绩并非与我们的假设一致，而且刚好相反。研究样本的Debt均值也高于控制样本，分别为52.71%和47.73%，也与我们的假设相反。但SEO财务指标的研究样本均值都高于控制样本，分别为0.0979和0.0859；Liquid财务指标的研究样本均值低于控制样本，分别为0.3944和0.4115，与我们假设一致。在股权结构特征上，Nature和Ultimate也与我们假设一致，研究样本的均值也高于控制样本，分别为0.5361和0.3162，0.6460和0.5739。研究样本的LSP和H5均值要低于控制样本，而Z2-5则相反，均与我们假设一致。在控制指标特征上，研究样本的Growth和Assets均值低于控制样本，而研究样本的MIndex均值高于控制样本。虽然这些指标已经初步显示了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特征和动机，但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二）多元回归实证结果及分析

其次，我们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在2001年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动机中，只有SEO和Liquid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Liquid与我们假设相反。这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动机更多地受到配股或增发的正面影响，同时由于非流通股的不可转让性和“壳”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控制权争夺并不仅限于通过流通股部分获得实际控制权，它的真实目标是采取其它手段获得某种资产。同时，ROA和Debt与我们假设相反，其可能原因是我国的控制权市场有别于西方国家，市场并非能有效辨别相关信息，它会受到政府某种程度的管制，因而有时的控制权争夺动机是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以缓解企业的财务困境和社会压力。另外，Nature和Ultimate与CRC正相关，但不显著。最后，LSP和H5与CRC负相关，Z2-5与CRC正相关，也不是很显著。

在2002年，各变量除了与2001年大体一致外，Nature和Ultimate与CRC也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表明股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动机，这也与我国目前现状吻合。另外，LSP、Z2-5与CRC显著负相关。在2003年，Debt与CRC也显著正相关，说明控制权争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免受“停牌”和“摘牌”的惩罚。当然，这时非上市公司也乐意去帮助解困，因为这也是并购重组中获得实际控制权的一种有效途径。到2004年，我们发现，ROA与CRC显著负相关，而SEO与CRC不具有显著性，这是因为受到了证监会相关配股或增发政策的影响，它已不再是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了。

（三）稳健性检验

此外，我们对2001-2004年样本总体作了一个稳健性检验。由表5可知，各主要解释变量除了ROA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都与CRC显著相关，进一步表明这些变量确实形成了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机。与表4类似，ROA和Liquid与CRC负相关，而Debt、SEO、Nature和Ultimate与CRC显著正相关。同时，ROA、Debt和Liquid与我们假设相反，而SEO、Nature和Ultimate与我们假设一致，理由如前。最后，LSP和H5与CRC负相关，Z2-5与CRC正相关，但不显著。控制变量MIndex与CRC正相关，Growth和Assets与CRC负相关，也不显著。

六、结论与启示

自1993年我国股市产生首例市场化并购，即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以来，针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案例不断产生，到2005年举牌事件骤然增多。但与成熟市场的资产重组浪潮相比，我国股市的市场化并购基本是预演性质。究其根源是股权分置，占绝大部分的控股权未流通，大部分上市公司通过二级市场收购的方式难以控股；控制权市场主要以协议收购等“场外交易”形式存在；大规模并购缺乏融资支持；相应的配套法规不健全等等。过往的诸多举牌事件表明，战略资本对“有空子可钻”的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可谓目的各异，各种市场化、非市场化手段齐头并进，争夺场面混乱不堪。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越差，债务比率越高，当年具有增发或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产权的可转让性越低，股权性质为国有企业和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时，其控制权被争夺的可能性越高。同时，也给予我们如下启示：（1）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多年来，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历史问题造成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由于所有者缺位直接导致了“内部人控制”和“搭便车”问题。控制权争夺能够较好地解决国有资本退出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消除或减弱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另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控制权争夺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解决了过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在股权结构上实现相对的均衡。（2）明晰产权的必要性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并通过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明确配置达到有效监督和激励的目的。长期以来，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政府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于实践中没有对政府行使所有权的界限进行有效规范，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产权边界模糊、产权界定不清、产权约束弱化的现象，并直接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治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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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内需；外需；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2-055-06

尽管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过去，但其影响仍在不断扩大，并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通货膨胀难以抑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发达经济体方面，美国经济复苏明显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危机前；欧元区受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乏力，投资需求疲软，经济风险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与外贸增速回落，通胀压力增大，宏观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处境十分艰难。首先，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给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次，受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以及中东北非地区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原油价格持续攀升，高位小幅震荡，给原油进口与消费大国的中国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变化，如何积极适应环境，保证中国经济贸易稳定发展，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从内外需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能起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作用，可以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而内外需在互动发展过程中，也能促成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二者互相促进。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直以来，国内绕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及外贸结构的研究并不缺乏。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受到的外部影响越来越突出，出口产品的种类与数量随国际市场波动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使广大的专家学者对以往的“出口导向型”或“外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产生质疑，引发了对中国经济与贸易结构问题的热烈探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进口和出口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来进行研究。林毅夫（2001）认为，出口可以促进投资、消费以及进口的发展。传统的分析方法大大低估了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江小涓（2010）认为，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外需居次要地位。但与其他大国的相同发展阶段相比，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大。她还认为，进口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出口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进出口同样重要，需要继续发展。祁飞（2011）认为，内需拉动增长和出口拉动增长并不矛盾，内需扩大、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优化可以同时并行。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进出口，或内外需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而不是替代的、矛盾的。第二个方面是从各个角度研究贸易结构的优化问题，如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加工贸易结构的优化以及技术进步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问题。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贸易结构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如以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为主，但这种贸易结构在不断的优化中，高技术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个方面主要是研究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关系。如袁欣（2010）认为，我国外贸结构的升级并未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出现了“镜像”与“原像”的背离，并认为中国已经不能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行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如李荣林（2010）认为，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是高度相关的，两者互为因果关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更为敏感，因此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先导效应。帕里（Pally，2002）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会限制国内市场的发展，并且由于投资过度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长期来看，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二、中国的内外需关系及贸易结构现状

1.中国整体的内外需关系——以内需为主导，外需增速大于内需增速

一国总需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国内需求一般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反映国内居民对国内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国外需求则指出口需求，或一个国家的净出口。总的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需求是中国总需求的主体。1978～2008年间，国内需求的年均比重为85.54%，国外需求的年均比重为14.64%。在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中，内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为80.9%，外需比重为19.1%。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代表内需的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GDP增长9.4个百分点，而代表外需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只拉动O。9个百分点。

从增长速度上看，1997～2007年，国内需求增速为11.5%，而国外需求增速为16.6%，高于内需5.1个百分点，说明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国外需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外需一度变成了负增长，而内需仍然继续增加。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内需占主体符合中国的人口大国地位，但也不能忽视外需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2.内外需结构不合理

内外需结构是指总需求中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各组成部分在总需求中的比例与关系问题。如图1所示，第一个正三角反映了合理的内外需结构，即在三大类需求中，消费需求是所有需求的终点，所有的需求最终都应该转化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因此，只有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推动力量。只有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消费需求的贡献，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在众多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中，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是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从中国的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来看，投资需求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超过消费需求与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如图l所示的倒三角，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内外需结构。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大国的经济可以长期依靠投资来保持持续的增长。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忽视了消费的作用。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降低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特别是出口总额，进而制约了GDP的增长率。为了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11月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刺激方案。长期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率而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然而，如果这些投资不能转化为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就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只能导致产能过剩、通胀压力上升。可见，中国长期的内外需结构失调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3.对外贸易结构长期处于低级化状态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决定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决定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如果需求结构合理且不断向前发展，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就能不断升级。目前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内外需结构的失调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而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由国外需求决定的低层次的对外贸易结构，特别是出口贸易结构的低级化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导致了不合理的国内需求结构。这种结构的失调使得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没有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反而造成了资源的破坏与环境的污染，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50%，2010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94.8%，但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31.2%。可以说，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完成了广度的提升，未来的主要任务则是对外贸易结构在深度上的转型与升级。

三、内外需的良性互动与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1.对内外需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一些误解

误解1：要么发展内需，要么发展外需，二者选其一。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在飞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带来的贸易摩擦增加，外汇储备数量急剧增长导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等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问题显得愈加突出。很多人开始质疑中国“外向型”或“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认为这种方式不再适合中国这样的经济与贸易大国，扩大内需才是拉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于是，关于应该发展内需还是应该发展外需的辩论开始了。这些观点看似合理，但其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实际上，内外需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即二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早已经被大量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了。根据新贸易理论中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一个存在递增报酬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目前的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无一不经历过靠大力发展出口贸易来带动经济发展的阶段。可见，强大的内需市场与外需的增长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一种因果的必然联系。

误解2：国外需求决定一国的出口结构。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例如，很多国家地理条件、气候、要素禀赋基本相同，社会发展却截然不同。因此，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事物的内因。上述国外需求决定一国出口结构的论断就没有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没有挖掘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很多国际贸易理论可以纠正此误解。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论指出，潜在出口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更准确地说，使一种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条件是该产品必须是国内消费品或投资品，即产品存在国内需求；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阐释了国内需求，如国内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产品的挑剔程度等，是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择维穆尔（Zweimuller，2006）指出，“内需引致”是微观企业创新动机决策的最根本因素。因此，无论是最基本的理论还是其他国际贸易理论大多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结构不应该是由国外需求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国的国内需求与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但其受到国外需求的影响。

由于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依靠国外需求而快速地增长只能是数量上的扩张，不能反映国内生产和需求的需要，因而也就无法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快速升级。

误解3：中国的进口结构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与国内需求决定出口结构一样，进口结构也应该是由国内需求所决定的。但中国对外贸易实践证明，中国的进口结构并不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而是由受国外需求决定的出口结构所决定的。蒋昭侠（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进口1单位就有0.8182单位用于出口。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占了半壁江山。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与机器设备占进口总额的很大比重。这些原材料与设备的进口不是用于国内的生产与消费，即不是用于国内需求的最终需求，而是为加工贸易出口提供条件，反映了国外需求，受制于国外需求。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过巨大贡献，发展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应该加工什么值得我们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及其结构均决定于国外需求，受国外需求的影响非常大。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过分重视国外需求的影响作用，而长期忽视国内需求的决定性作用。这些错误的进出口发展观导致了我国内外需的严重脱节，以及对外贸易结构的长期低级化状态。

2.内外需在良性互动过程中促进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的内外需并没有实现良性的互动，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没能促进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如图2所示，无论是国内生产企业还是加工企业，生产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均是由国外需求决定的，即由国际市场规模和国外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那些低层次的生活必需品和低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的需求所决定。在这种驱动模式下，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短期竞争优势和为了与国内同等企业进行竞争，出口企业不断压低生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进行恶性竞争。因为大多数企业规模小、实力弱，降低价格以维持市场份额是它们可以利用的唯一的手段。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制造在世界随处可见，但是名声并不好，而且给中国对外贸易增加了很多摩擦。在这种低层次的国外需求的影响下，内外需与对外贸易无法协调发展，完全是单向的决定关系，因而使得进出口结构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上，升级进程缓慢。

告诉我们，只有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原因，找寻其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才能促进事物持续健康的发展。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因此，只有认清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围绕这种驱动力培养竞争优势，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的内在驱动力或决定因素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国内需求，即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应该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如图3所示），而国内需求的水平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市场规模、消费者偏好及消费者收入水平等等。根据国内需求的水平，企业依次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随着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不断变化，企业应积极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断推陈出新并提高其服务的水平。根据生产的需要，企业应制定进口计划，如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与国内紧缺的原材料、能源。在不断满足国内需求的过程中，企业产品不断改进，成本不断降低，竞争力逐渐提升，因而有了出口的需求。同时，国外需求会根据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水平给予企业一些反馈，企业在此基础上继续改进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其竞争力就会不断得到增强。由于出口带来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产品成本进一步下降。或者由于新的国外需求而创造了新的产品品种，这些反馈又能进一步促进新的国内需求的产生。在这种模式下，对外贸易结构，无论是进口结构还是出口结构，都应该是由国内需求所决定的，但也都受国外需求的影响。内外需是在企业产品不断改进与创新的过程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的升级，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

四、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途径

1.内外需并重促进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内需与外需是一国总需求的两个必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一定要并行发展。在经济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过分重视内需或过分依靠外需都是不科学的。过分重视内需的决定作用不符合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不符合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强国。过分重视外需的影响作用也不可行，它只会导致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国内经济较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或者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与中国近些年的情况较相似。过分重视外需的影响作用只能暂时地带来经济与贸易的数量型扩张，即只有广度的增长而没有深度的发展，只能造成对外贸易结构的低级化和更多的问题。因此，只有内外需共同发展，促进内外需的良性互动，才能在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与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2.由“外需引致型”出口转变为“内需引致型”出口

由外需引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被众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效果显著，很多国家因此而一跃成为新兴的发达经济体。但这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与贸易结构的失衡状况越来越明显，逐渐暴露出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讲求一个度，过度的发展只能使事物偏离原先的发展轨道。目前，我国“外需引致型”的出口模式急需转变。首先，要转变企业锁定的国外需求目标群体。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一些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其目标客户群是国外那些竞争力较弱的生产者和低收入水平的消费者。这些需求的弹性非常大，较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目标群体，因而他们的需求萎缩也十分明显。所以，我国企业应尽快提升原来的国外需求目标客户群，将目标客户定位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生产厂商和中高层收入的消费者身上，再根据这种目标定位制定企业未来的发展计划，刺激产品技术的改进与服务水平的提升，从而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对外贸易状况。其次，将企业发展的内部驱动力由国外需求转向国内需求。中国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是举世瞩目的，但看到这种潜在市场的，反而不是我们的本土企业，而是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开发广阔的中国市场，提升了竞争力，壮大了自己的企业。而我们的企业却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损失惨重。因此，我们的企业要尽快认识到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将企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国内需求上来，充实自己，壮大自己，这样才能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源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时代，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持。从中国的引资水平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余额中可以看出，资金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是缺乏核心技术。在大国辈出、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经济中，没有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比知识、技术更加具有影响力。而在当今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主要靠自主创新。特别是比较优势的演进与贸易结构的转换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与创新。首先，最直接的途径是鼓励企业依靠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行生产，关键是要注重对技术的吸收与改造，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技术，并鼓励改良后的技术产品出口。其次，对于无法引进的技术，增加研发投入并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经济发展的源泉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来源于人的科研活动，因此，人力资本投入是重中之重。中国的研发投入与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是导致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主要原因，限制了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的升级。最后，要想刺激科研开发活动，大前提是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应从法律层面给予支持，有力地保护技术成果。

4.加工贸易转型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