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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方案存在路径之争
《中国改革》:从2006年9月开始,围绕医改新方案的酝酿和出台,一波又一波争论热潮不断。从原来的公益化、市场化的争论到现在的新医改争论已经有阶段性结论。时至今日,新方案仍未公开。新医改方案出台似乎困难重重,您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专家之一,请问,医改方案出台缘何如此难产?
顾昕:医疗体制改革争论已有两年了,大家都认为现有的医疗体制是不成功的,问题很多,几乎人人都不满意。既然都不满意,我们就要改。
正如已经报道过的,新的医改方案有几个改革方案和意见,这是否就意味着医疗体制改革就有不同的改法?当然不是。实际上改革的基本路径就两条:一条路径是主张推进全民医保,健全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医保机构来购买医疗服务。另一条改革路径,同样也提出全面医保,但指的是政府财政出钱,直接补贴某些医疗机构或者兴办一些医疗机构。
改革方案之争实际是这两条路径之争。到目前为止,缘何最终的医改方案还未出台,我认为卡壳的阻力一定是这两种路径无法协调,最终方案有可能是一个捏合的方案,本身有可能形成矛盾。
《中国改革》:不久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支出大部分补给需方(患者)。 这和前面所说直接补贴给医疗机构或者兴办一些医疗机构有什么不同?
顾昕:这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补需方、补供方。
补需方的方案是政府补贴给老百姓,帮助所有人参保。城镇居民医保每年都能获得政府的一些补贴,这样是激励大家来参保,农村也一样,“新农合”也一样,所有人参加都能获得政府补贴。虽然城乡有可能有差别,补贴的额度不一样,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财政投资能力的改善,这种补贴水平会逐渐提高。这是补需方的概念。
补供方是指政府从财政出钱,直接拨给医疗机构,建一些事业单位,发固定工资,有可能干好干坏都一样。事业单位的弊病众所周知,政府直接出钱,办机构养人,请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很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补需方、补供方相结合。这个说法是非常混淆的。因为补需方概念并不是说一分钱都不给供方,补需方是指新增的财政支出主要补给老百姓。同时,也应该补给医疗机构,但这是有条件的:在某些农村、偏远的地区、城乡结合部才补给医疗机构。因为在那些地区医疗机构不足,此时政府应该出钱来建立医疗机构,使得人人都能够有病就近看病。而在一些大中小城市原本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较好,相应的补给也可以少一些。同时,政府放松管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鼓励民间投资,无论是建大医院还是办小诊所,都会对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政府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有人反对市场化,反对民营化,请问政府有多少钱来保证全国医疗服务机构平均分布呢?40年也没有做到,50年也没有做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通过政府来出钱办这些事,肯定做不到。
《中国改革》:民营化和市场化能解决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问题吗?如何鉴定和实现“公益化”?
顾昕:医疗卫生事业要走向社会公益化。换句话说,社会公益化是对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要求。而社会公益化并非要求每个医疗服务机构都变成慈善组织,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医疗服务。那么,如何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化呢?就是要走向全民医保,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看病时,个人只付小头,大头由医保机构来支付,医疗卫生事业社会公益性就实现了。
医疗卫生社会公益性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医疗费用怎么筹集,由谁花出去。
第一种改革路径俗称全民医保。全民医保如果推进得顺利,就可以把民众医疗服务所需的费用筹集起来了。如果筹到一定的规模,最终所有民众的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谓基本需求,就是适用于经济生活发展水平的、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任何人生病住院,都希望休养得好一些。但我们目前经济水平还达不到人人能享受单间服务的状态。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就是通过医保进行筹资,老百姓、政府都出钱。两者的缴费水平最终决定了最后的保障水平。这样一来,有可能最终的保障水平达不到非常理想、充分的程度,但只要民众医疗费用的大部分能够通过医保来支付,就能做到病有所医了。
推行“守门人”和“人头费”制度
《中国改革》:既然市场化、民营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医改该怎么改?
顾昕:我主张医改市场化,我在演讲和书中一直都这么讲。就是通过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促成人人享有医疗保险,这样“看病贵”的问题就解决了80%。因为交一笔保费,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贵,交不起保费的贫困人群由政府来补贴,乃至由政府替他们全额支付。这样,人人都可以看得起病,“看病贵”也就不成问题了,不会有人看不起病。
另一方面,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医疗的社会公益性也就实现了。很显然,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能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中国改革》:这就是您以购买社会保险为思路的市场化医改?在您的市场化医改中,最核心点是什么?
顾昕:首先,医疗筹资采取一个保险的制度。因为单靠财政,不可能解决民众80%的医疗费用。因此,通过保险,由国家、家庭、企业三方力量共同来筹资。
其次,筹资完成后怎么样来购买服务,是改革的关键,也是改革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购买医疗服务呢?我认为,把门诊分为普通门诊和非普通门诊,比如急诊、住院、专科医疗等等。所有参保的医保人员在就诊之前,要确定一个医疗的定点机构,他(参保的病人)必须到那里去接受首诊,急诊除外。这个机构我把它定义为首诊机构,俗称“守门人”。
首诊之后,医保机构就给这些首诊机构付账,按照这些首诊机构吸引了多少参保人的人头付账,我把它称为“人头费”。医院的获利完全靠“人头费”收入,吸引的参保人越多,政府给首诊机构支付的费用就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以促进这些首诊机构的竞争,因为你必须要改善服务,提供人性化的服务,通过竞争参保人来定点获利。
《中国改革》:在您的设计中,首诊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社区医院还是三甲医院?
顾昕:谁能扮演首诊的职责呢?答案很清楚,谁能扮演谁就扮演,换句话说,谁有普通门诊的服务资格,谁有行医资格,他都可以扮演首诊机构。行医资格由卫生行政部门来管制,这是一个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门槛。
但是,一旦给予资格,就没有必要限制,没有必要歧视民营医疗机构。这项建议被称之为开放式的“守门人制度”。守门人是开放的,只要你能守,你就可以来守。守得不好,你就出局。这样就可以营造一种公平的竞争氛围。
在开放式守门人制度下,更多的医疗机构将自动、自愿地下沉到社区,如果二级三级医院高高在上,那么就没有病人到你那里首诊,医院就会损失人头费。因此,社区卫生服务的机构和人力资源,自然就壮大了。
所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必须按照这个思路才有发展,而仅仅依靠行政体系那是没法发展的。
《中国改革》:事实上,国家卫生部一直也在打造社区医疗服务体系,首诊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个体系与您的首诊制度是不是异曲同工?
顾昕:开放式守门人制度,同卫生部所主张的社区首诊制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划定一个范围,通过行政体系所确认的社区服务机构,只有他们才能扮演这个职责。那么,这样就限制了竞争。同时,卫生部主张的社区首诊,政府是一个指挥棒,强调门诊部门的业务量、门诊量, 这就会导致首诊机构截留病人的情况出现。
《中国改革》:在开放式守门人制度下,如何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
顾昕:竞争。一方面,参保人是自愿选择首诊机构的,不是按照行政体系划分的区域来选择。另一方面,参保人可以定期更换首诊机构,这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首诊机构不好好服务,那么病人自己更换首诊机构就行了。
《中国改革》:在您市场化医改思路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名词:人头付费。这一制度有什么好处?
顾昕:按人头付费,一是能促进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这个制度会促进医疗机构主动关注参保人的健康,而不是希望他们得病。因为人头费就这么多,参保人不来看病,那么首诊机构就没有什么治疗费用的产生,人头费就全部挣下来了。反之,来一个参保人,检查费就要损失一点点人头费,来一个参保人,医药费就要损失一点点人头费,因此,他们就会注重公共卫生服务、注重疾病预防、注重妇幼保健服务、注重健康维护、注重家庭档案的建设,他们积极主动、想方设法地去做,不用任何上级来监督。
医改的目的是多方共赢
《中国改革》:在新医改方案利益链条上,医生和药业的参与不足说明什么?
顾昕:医疗体制改革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医生和药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改革使医生和药企都受损,那改革是要失败的。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医生的劳动得到与之对等的报酬。同时,药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在改革中,似乎没有听到医生的声音,药业有参与。中国医药协会给国务院递交了报告,对试图恢复计划体制种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也提出了取消以药养医的制度,药企也赞成推进全面医保。但是这样的参与力度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是药店行业没有参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发展,最后都没有反映出来。医生参与的也不多。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是两会代表的医生,在两会期间会发出了强烈的声音,而他们的声音几乎如出一辙,就是让政府拨钱,补供方的方案。当然也有比较高瞻远瞩的医生认识到我们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取决于我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不是让所有的医院成为慈善组织。
就医生而言,他们代表的利益也不尽相同,那些有进取心的名医,他们当然希望有一个竞争的环境。但是也有些医生,他们现在也许处于困境或者由于种种原因竞争实力不足,他们希望回归计划体制。只要给我固定薪水,这个薪水大体不差,就行了。所以他们利益是多元的。有些人没有搞清自己的利益所在,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找到表达利益的机制和渠道。
医院定位决定税收政策
税收问题之所以成为此次论坛备受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今明两年很多民营医院将结束3年的税收优惠期,开始进入征税阶段,而目前国家还没有针对民营医院制定专门的税收办法。
一般来说,税务部门均将民营医院等同于饮食服务业,因为目前民营医院的设立是先需要取得卫生部门的执业许可证,然后到工商部门进行登记,登记为“某某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所以税务部门也就按照服务业的标准对民营医院进行征税。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温州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将营利性医院需要交纳的税种列了一个表格,绝大多数的民营医院在此表之列,他们要交纳营业收入5.5%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加上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教育费附加等等多种税费,将近占到这些医院收入的8%左右。因此,民营医院普遍认为,尽管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的竞争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尤其是税收政策已成为制约民营医院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两次比较重大的税制改革,分别在1983年和1994年,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定。但与前两次税制改革一揽子出台并推进的方式不同的是,本次税改将是渐进式的,分步实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介绍,本轮税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主要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目的是公平税赋。二是完善增值税制度,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一改变将有利于所有纳税企业。但她同时指出,增值税在包括医疗在内的全行业的推广使用尚待时日,医疗机构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目前还不可能。三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大家普遍关注的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要等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出台后才能解决。”此外,税改的内容还包括消费税改革、城乡税制统一、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等。
就民营医院关注的营业税、所得税问题,倪红日坦言:“针对民营医院的税改只能在整体税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医疗机构(包括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性质究竟如何定位,是按照服务性企业来定位并征税,还是作为带有公益性的特殊行业实行特殊的政策和制度,需要行业主管部门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据了解,按卫生部的有关政策,民营医院在核定其性质时是依据“自愿选择与政策核定相结合”的原则,但一般民营医院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据统计,被定为非营利性医院的仅占总数的13%。据四川省医院管理学会分管民营医院的一位负责人透露,在核定民营医院性质的时候,一些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一刀切地把民营医院划为营利性医院,把他们推向了市场。
“医疗行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把医疗机构登记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成了工商企业,这有悖于医疗事业的宗旨。”曾担任过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之职,现为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的张自宽先生认为:“除了极少数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应进行工商登记外,其他各处民办医疗机构均不应进行工商登记。至于是否进行民政部门非企业单位登记,也值得商榷。”他指出,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医疗发展的免税政策,这些政策直到2000年实行分类管理医疗机构的政策出台为止,执行了近50年。新旧税收政策相比,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免税优惠政策基本没变,但营利性医疗机构则被基本视同为工商企业,两类医疗机构待遇上有诸多不公正,尤其是工商税收上的不公正。有调查显示,营利性医院各项税收占到其营业额的10.6%,有的甚至超过了毛利率。张自宽建议,当务之急是要立法,可参照《民办教育促进法》,争取出台民办医疗机构的法律法规。
民营医院合力求扶持
目前,摆在民营医疗机构面前的现实是,他们仍然是一个势单力孤的群体。广东省是全国民营医院发展比较快、政策环境也比较宽松的省份。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介绍,总体来看,民营医院在广东省占据的医疗市场份额仅为3%左右。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冯文副教授提供的一系列调查数据也显示: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医疗机构所占资源量、服务能力都相距甚远,民营医院在成长,但在全国尚未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格局。通过近年来对民营医院的调查和研究,她指出,民营医院虽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民营医院创造了市场化的用人机制,但医疗行业的人力资源并未形成真正可流动的市场;民营医院虽显示了资本的力量,但其融资的渠道其实并不通畅;民营医院已经认识到通过政府争取发展环境,但行业力量尚未形成。
鉴于民营医院在整个医疗版图中的弱势地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及民营医院的管理者们普遍认为,这个群体应该聚合力量来共同自律,并向政府表达政治要求。
与会的200多家民营医院提出的《关于民营医院税收问题的建议书(草案)》中建议:国家可否考虑对一些经营管理较为规范、规模较大,对本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医院在税收上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特别是对那些参照国家统一标准规定的价格收费的民营医院,可否让其享受与国有医院同等的待遇,从而让他们有能力不断发展壮大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具体的建议如下:在税收方面免征这类医院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到民营医院收回投资后才开始征税;只对其超出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纳税;只对不用于医院发展的那部分盈利资金征税;把是否执行国家统一的收费标准作为区别执行不同税收的标准。
关键词:国有林区;改革;机制体制
我国的国有林区占据总林业用地的15%以上,无论是在林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维护生态安全方面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林区集政府职能、资源管理以及企业经营3种职能为一体,难以满足市场经济高度竞争的需要,体制上存在诸多问题,国有林业的改革关系未来林区、林业、林工的命运。
1 当前国有林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一直以林业支持工业建设,致使林业在经济上出现大量的亏损,每一年,林区都为外界贡献出大量的木材、稀有资源,但财政上对林区的投入偏低,致使整个林业资源呈现负增长,忽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林业资源的匮乏,可采伐的树木逐年递减,优质的树木越来越少,林区内一些稀有物种频临灭绝,生态效应退化。另外,林区人口增长过快,而现有的林区的各种建设工作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林区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偏低。
以上林业问题的出现既有我国整体经济政策、林业机制体制的问题,又有林区人们自身的问题,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认识。首先,林业的首要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而林业带来经济增长是以满足首要功能为前提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人们往往因为过分看重当前的收入,而忽视了长久的生态安全稳固。其次,林业政策是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的,中央追求的是包括生态、经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地方政府在执行林业建设过程中以经济利益为重是彼此矛盾的。最后,林区的居民生活在收入较为稳固的条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依靠森林便可衣食无忧的固定思维,难以突破传统的观念进行生产经营,缺乏进取心,过于依赖政府政策上的优惠。
2 国有林区改革的着眼点
从经济学角度讲,森林资源具有正的外部性,例如:如果一个人种植了一棵树木,这棵树木在带给其主人效益的同时,也将好处带给其他的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如果完全对国有林区实行市场化,必然会导致森林资源的供给不足。但是如果将国有林区的资源完全交由政府处理,政府必然会在森林资源的监管方面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否则必然会因为森林的公共资源的属性导致树木的过度使用,产生“公地悲剧”。因而国有林区的改革必须将国有林区的森林工程企业的政府职能、企业经营职能以及资源管理职能分离开来,既要将国有林区置于市场经济中,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又要把林业的管理置于政府的监督之内。首先,在产权制度上,实现国退民进。逐渐将国有资本从森工集团中抽离出去,将产权出售给职工,国有资本不参与森工企业的企业职能,尤其是原有的森工医院、学校、宾馆等全部转为民营,企业不再承担过度的社会责任,另外,森工职工传统的捧着铁饭碗的时代也应该一去不返,企业员工的角色能够保证精简人员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其次,地方政府要对林业社区进行划分,依据普通的城市社区建设规划历程,对其进行建设。最后,通过中央政府下属的林业局对森林资源进行管理,制定森林的开发、种植计划,保证森林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防止乱砍滥伐、偷猎等现象的发生。
3 国有林区改革的具体步骤
我国的国有林区的改革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不同地区在具体实施中采取不尽相同的改革方案和模式,目前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国有林业的改革通常是在地县级的林业部门进行的,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缺乏中央及地方对其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指导,因而,在以后的进一步改革过程中,国家林业部门应该组建相关的部门,对地区的林业改革提供建议和参考。然后由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制定的方针,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特点,设计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可以设定试点,由个别县级单位监督执行下去,对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不断逐级反馈,从而探索出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国有林业改革方案,并推广开来。鉴于目前林业发展较为落后、林业人才较为缺乏的现状,中央及地方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通过医疗及教育补贴等方案而非直接的收入上的补贴来提高林区人们的生活教育水平,通过培养新的林业建设人才、鼓励林区人们进行创新、创业从根本上改善林区建设。
4 总结
只有自上而下深化国有林区改革,彻底将林业内的政企职能分开,重新构建国有林业体系和机制,才能改变林业经济衰退、林业职工生活困难、林业资源匮乏的现状,才能使国有林区主动承担起保证国家林业经济、生态安全的重任,才能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志达.关于国有林区改革进程及构建新体制的思考[A].林业经济 2009(12)
情况的调研报告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全县人民的健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维护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为了充分发挥委员界别优势,更好地围绕深化全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根据县政协常委会2014年重点工作安排和省政协《关于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调研的安排意见》精神,近日,县政协组织部分教育、文化、卫生界委员,先后深入县人民医院、李二堡镇中心卫生院、核桃庄乡里长村卫生室等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和座谈交流等形式就我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并就进一步促进医改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中央、省、市统一安排,紧紧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主线,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医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至2013年底,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641个,其中:县级医院3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个,妇幼保健院1个,卫生监督所1个,乡镇卫生院29个,村级卫生室、医疗点528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2个,民营医院7个,个体诊所、医务室49个。机构改革中上级编制部门核定我县卫生系统岗位906个,其中县人民医院岗位300个,县中医院岗位150个,县二医院岗位31个,乡镇卫生院岗位总量425个,现有职工889人,其中同工同酬401人。
(一)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成效明显。医改工作启动后,我县充分利用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县、乡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等基础设施、设备得到逐步改善。在加强县级医疗机构综合能力建设的同时,投资3160万元完成了松树、转导、李二堡、巴州等乡镇卫生院的业务用房和职工生活用房建设。为29个乡镇卫生院配发了价值约1300余万元的小型救护车、电脑、DR数字影像系统等医疗设备,极大地改善了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陈旧落后问题。拟投资15508万元的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工程正在加紧实施。总投资2100万元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业务楼建设项目、核桃庄等3个乡镇卫生院的规范化建设项目、峡门等18个乡镇卫生院的职工生活用房建设项目、32个村卫生室的扩建项目在2014年全面实施。
(二)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医疗水平。采取县级医院到省内外三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到县级医院、乡村医生和妇幼保健员到乡镇卫生院派员学习培训的方式,有效促进了各级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了县乡村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仅2013年,县级医院选送63名业务骨干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解放军205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垂杨柳医院进行学习培训,乡镇卫生院选派85人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636名乡村医生和妇幼保健员到乡镇卫生院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业务培训。二是开展对口帮扶,提升服务能力。通过解放军205医院、**市中心医院、省人民医院等省内外三级医院派专家到我县县乡医疗机构开展对口帮扶,县级医院选派医务人员对口帮扶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三是通过组建“医联体”、建立双向转诊流程、开展“家庭医生团队式医疗服务”、实施“先住院后结账”服务模式等,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创建县域内“优质、方便、快捷”医疗服务体系。四是加强村级卫生室管理,采取村卫生室由乡镇卫生院履行行政、人员、业务、药械和财务“五统一”管理,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率达到100%,提高了村级医疗服务水平。五是吸引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使社会资本成为推动我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力量,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我县现有博爱、仁德等7家民营医院。
(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城乡医疗救助为主体、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并逐步完善。全县城镇居民实际参保18408人,参保率99.4%;新农合实际参合336628人,参合率达99.5%。城乡居民医保在三、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报付标准分别提高到70%、80%、90%。坚持医疗保险周转金和医疗救助资金预付制度,通过“金保工程”建设,实现了省内异地医疗费用及时结算。同时,开展了以临床路径管理为主的按病种控费、付费方式,完善了监控管理机制。
(四)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2010年10月起全县乡、村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2011年12月起县人民医院实行药品和一般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2012年12月县中医院、二医院实行药品和一般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乡村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均达到100%,县级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率达到90%。自2011年12月执行药品网上统一集中采购以来,截止今年2月底,已在网上集中采购药品及一般医用耗材10857.6万元,其中基本药物4519.6万元,配送率达86.91%。
(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一是加大政府医改投入。积极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由25元提高到4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增加到14类44项。二是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29640名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管理并进行健康检查,完成体检23910人。高血压、糖尿病管理人数分别达到24601人和8577人。发现的642例重性精神病患者全部纳入管理范围。建立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41.3万份,建档率达95%。三是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在电视媒体开办专题栏目、制作宣传栏文化墙等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和防病意识。
(六)稳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县人民医院作为全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2011年全面完成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工作。从改革人事制度,实施全员聘用;加强学科建设,发展特色科室;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规范医疗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为我县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调研中了解到,医改后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医院药品总收入比例、门诊和住院每人次药品费用明显下降,公立医院开始回归公益性质。2013年县中医院、二医院借鉴县人民医院试点改革经验,根据《民和县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方案》,制定了岗位设置方案和竞聘上岗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此项工作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医疗岗位不能满足需求。随着医疗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群众医疗保健意识的增强,县乡医疗机构就诊及住院患者逐年增加,现有的医疗岗位已无法满足正常的工作需求和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
(二)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县级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特别是骨干人才、学科带头人和中医人才匮乏,致危急重患者因县级医院救治能力不足、得不到有效诊治转至省级医院就诊。基层卫生院医护人员队伍在结构、数量和技术上还未达标,医务人才缺乏,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取得群众信赖。尤其是村医素质普遍较低,服务能力不强,县乡村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三)财政补偿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随着医改工作的深入推进,县乡医疗机构的投入不断加大。由于我县属国定贫困县,县级财政保障能力薄弱,在公立医院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药品零差率补助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足。
(四)信息化建设亟待加强。医疗机构之间信息化建设因成本高,实现跨区域、跨机构的信息互联、互通、共享难度较大,尤其是村级卫生室联网仅为20%,严重制约县域内“优质、方便、快捷”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三、几点建议
为了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全县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
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我县实际足额定编,并以实用为核心放宽人才引进门槛,研究出台留住人才的机制和政策。二是加强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夯实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对口帮扶长效机制,加大医院学科建设和医务人员及村医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加快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把信息化建设作为推进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进一步规范医务人员诊疗行为和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实现跨地区、跨机构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二)认真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网上集中采购、配送和政府补助补偿政策措施,认真落实基本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保障广大患者用药需要,减轻群众负担,确保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加快网上采购的药品配送速度,缩短药品配送周期,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用药需要。
一、20__年以前全盟企业改革基本情况
“九五”期间,我盟地方管理的小型国有工商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中,大多数缺乏市场竞争力,生产经营不景气,相当一部分已到了资不抵债和职工生活无保障的程度,企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96年底,根据中央“抓大放小”的企业改革指导方针,在认真总结前几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外地企业改革成功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盟实际,盟委、行署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型工商企业改革的意见》(锡党发〔1996〕34号文件)。《意见》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使国有、集体企业尽快向民营和资本结构多元化过渡,实现资产存量的有效利用,企业职工多渠道重新择业,离退休人员生活基本有保障;改革要紧紧抓住国(公)有资产出售这个关键,优先保证离退休人员和职工所得,合理清偿企业债务,凡条件成熟的企业都要做到债务一次性协商结清,产权变革一次到位,职工工龄一次买断,人员一次性分流;改革的具体形式要因企制宜,一企一策,一企多策。转制前,全盟共有企业779家,其中中央自治区级(包括条管)企业163家,有工60424人,因转制未经地方审批,所以不在地方统计范围。地方企业616户(包括国有、工商集体)。经过几年来的改革,全盟616户地方管理的小型工商企业绝大多数都已完成改制,改制面达到95%以上。
(一)改制的形式。全盟616户企业中,转制前按所有制性质分,国有企业321户,集体企业295户;按行业分,工业企业228户,其中国有工业企业131户;商贸流通企业(含交通、城建、粮食、外贸、物资等)388户,其中国有流通企业190户。这些企业的改制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36户,股份合作制101户,租赁和承包27户,民营和分散经营154户,联合、兼并13户,出售和拍卖18户,解体和歇业51户,破产167户,其它形式18户。
(二)人员安置情况。全盟616户转制企业涉及在职工职工40051人,其中已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36900多人,占总数的90%以上,其中除了破产、失业的职工外,都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通过一次性补偿的形式(当时称一次性买断工龄)置换了国有职工身份。转制重组上岗的职工约有120__人,占30%左右,其余大多数人员自谋职业,一部分待岗或失业。涉及离退休人员1万余人,全部交由社保局统筹管理。国有企业破产、失业职工4600多人,一部分进入了再就业中心,一部分领取失业保险金,一部分进行再就业培训后重新安排了上岗。
(三)企业资产情况。全盟616户企业转制前帐面资产总额约23亿元,其中固定资产约11亿元,流动资产约9亿元,应收帐款约3亿元;转制清查资产(评估价)19亿元,其中固定资产9.5亿元,流动资产7.2亿元,应收帐款2.3亿元,分别比评估前减少了4亿元、1.5亿元、1.8亿元,0.7亿元,另入土地使用权作价1.7亿元。转制中资产的使用分配为:用于36900名在职职工脱钩补贴约3亿元(人均8000元左右),用于离退休人员交社保的一性安置费用约1.4亿元(人均13800元左右),偿还各类债务4亿多元;重组企业重组资产11亿元。
全盟616户企业债务合计约2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约19.5亿元,财政周转金约0.5亿元,其它债务约5亿元。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23%。转制中偿还银行贷款约3亿元,偿还财政0.12亿元,偿还其它债务约1.2亿元。重组企业重新落实贷款约5.7亿元,破产企业经法院裁定核销贷款约6亿元。
二、20__—20__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情况
20__年以来,盟委、行署在指导、配合盟直交通、供销、农管、城建等部门制定改革方案,协助处理改革遗留问题的同时,着重抓了盟医药公司及其所属的驻张两站和旗县市医药公司等14 户企业的下划和改革工作,目前全盟国有医药公司改革已基本顺利完成,职工队伍变化不大,人员基本保留在岗。
截止20__年底,我盟未完成改制的国有企业已经数为不多,主要是一些矿山企业和特殊困难企业,其中多数正在改革进行当中。20__年—20__年包括盟直的锡林浩特煤矿、乌兰图嘎煤矿、锡运公司、锡林浩特立新毛纺总厂和阿旗玛尼图煤矿、西乌旗的跃进煤矿、哈达图煤矿、白音华煤矿、东乌旗的阿拉坦合力煤矿和乌尼特煤矿等21家企业重组转制涉及职工14700人;关闭破产企业6家,涉及职工1900人,都属政策性破产。原地方国有企业锡林浩特煤矿在20__年已剥离完成企业所办的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部分,内部也进行了分块经营和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20__年兼并了多伦县和黄旗石匠山两个煤矿,到目前处在企业转制的过渡时期,计划到20__年底完成国有向民营企业的转变。企业基本上稳定过渡,4000多下岗职工基本稳定。部分旗属煤炭矿山企业也正在积极探索出让经营权,置换职工国有身份的改革形式。除此以外,还有部分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主要是12个旗县市的自来水公司、电力等条管企业和盟监狱劳改煤矿等企业,也只是内部转制,职工队伍比较稳定,变化不大。
三、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情况
(一)参加养老保险情况
1、截止到20__年底全盟基本养老保险参统职工103590人,其中国有企业131户,参统职工51042人。
2、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累计18223人,全部领到了养老金,20__年人均退休金611元/月;1993年前企业退休人员4732人,当时的退休金水平人均94.39元/月,但是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早年退休的人员都陆续逐提高了退休金。盟社保局对养老金的发放一直是按时、足额,发放率一直稳定在100%;20__年,还将因历史原因未纳入统筹的原集体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7279人也纳入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解决了他们老有所养的问题,为群众办了一件实事。
(二)医疗保险情况
1、截止到20__年底,全盟基本医疗保险参统职工108104人,其中各类企业参统职工50048人。灵活就业人员也增强了医保意识,参加基本医疗保险6800人。
2、到20__年底,全盟已有7626名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3、全盟大病互济医疗保险参统职工106912人(包括行政、事业、国企职工、各类企业职工)。
4、20__年全盟共支出医疗保险金642.3万元,大病互济金146万元。
(三)转制国有企业职工已全部脱离了再就业中心。20__年以前,出中心的约2700人,一部分安置了再就业,约占30%,大部分是公益性岗位,最低工资410元/月;一部分并轨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约占10%,人均80元/月,户均240元/月;一部分达到退休年龄,约占10%。大部分人自某职业,主要是较年轻的人员。出中心的人员30%未接续社保。
四、国有企业及上访情况
20__年全盟总量为11999件(次),同比下降19.7%。其中来信764件,个体访1371批2033人次,集体访564批9202人次。20__年国有企业未发生。因宣传《条例》到位,理性上访更占了主导地位。
20__年国有企业职工上访总量2286人次,其中来251件(次),个体访140批256人次,集体访138批1779人次。国有企业职工所占比例19%。其中,因改制企业职工上访1900人次,占国有企业职工比例83%。因拖欠职工工资集体访1件,涉及职工107人,所占比例4.6 %。
五、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一部分企业改制已结束,人员也已安置,但债务没有结清,下一步需要通过破产程序或其他措施依法结清债务,注销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驻张外贸公司、农机公司、五交化公司、药材站、医药站、供销公司、土产公司、物资总公司8户驻张企业和盟印刷厂、砖瓦厂、食品公司、肉供部、宝昌中药厂、羊绒衫厂等。
(二)有的改制企业还需进行“回头看”,以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巩固改革成果。如盟交通局所属的华蒙国际零担运输有限公司和顺达交通储运有限公司,虽然已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很不规范,企业职工国有身份也未置换。其中国际零担公司有职工67人,总资产121万元,总负债100万元,处于半停业状态,已拖欠职工工资22.4万元,拖欠“三金”18.5万元;交通储运公司有职工240名,总资产203万元,总负债84万元,目前处于停业状态。
(三)部分企业由于没有净资产或其他原因,存在拖欠职工工资或养老保险金的问题。原国有企业累计拖欠职工工资644万元,其中因工程款不到位拖欠职工工资400多万元。
(四)由于我盟改制企业相当一部分没有重组起来,一批下岗失业人员目前再就业难,而且生活困难,这部分人群是目前上访的主要群体,因此,解决好现有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是目前保持稳定和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的根本所在。
六、下一步改革工作目标
在调研中,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全盟改革的下一步工作目标是:
(一)根据自治区总体部署和改革要求,积极探索我盟国营农牧场和国有粮食储备改革的路子,争取相关政策,重点推进国营农牧场和国有粮食储备企业的改革。
(二)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锡署发〔20__〕104号)精神,加快对尚未改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除自来水等公益性企业外,争取所有国有企业在20__年全部退出国有序列。
(三)加强对培育优势企业和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领导,重点对通力锗业要按拟上市企业进行培育。首先要指导通力锗业通过招商引资,进行股权多元化或民营化改造,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其次为做好我盟上市企业的培育推进工作,积极进行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为上市工作做好人才准备。
七、对改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应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人员安置、债务处理、资产处理、资产重组等重大问题,政策性强,操作难度大。国 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不应减小力度,还要继续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点、焦点问题,处理好已改制企业的遗留问题,并按照隶属关系和盟里确定的目标任务,对现有未完成改制的企业逐户进行解剖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并组织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指导和督促企业抓紧落实。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责任制,各级政府企业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企业法人代表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责任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本地区、本企业的改革。
(二)对于改革要因企制宜,不搞一刀切,亦改则改且要快改,不亦改也可不改,在保持原体制的情况下,从不足的方面加以完善改进,让企业自身有紧迫感和危机感,积极主动地依靠职工的民主参与完成自身的改革,这样改革才能到位,也才能减少遗留问题。
(一)着力先行先试,民间资本进入社会领域取得新突破
积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放开竞争性社会领域准入门槛,不断激发社会发展活力,逐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让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惠及社会大众。一是逐步健全民间资本进入社会领域的政策体系。在全国率先谋划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的1+X政策体系,制定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社会事业的意见(试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并在规划选址、土地供给、政府采购服务、人才流动、行政审批、税费管理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制定《关于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意见》等专项扶持政策,为社会力量进入养老、医疗领域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二是大力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组织召开全市“医养结合”养老工作现场推进会,慈溪乐成恭和苑成为全市“医养结合”试点项目,根据“一事一议”原则,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项目扶持政策,恭和苑亲情社区体验中心投入使用。三是积极推进民营资本投建社会项目。建立民间资本投资社会事业项目库,完善项目扶持推进体系,推出老年病护理医院等一批面向民资招商的重大项目,东钱湖柏庭高端养老等重大项目签约落户,宁波江北慈孝乐园、慈溪乐成恭和苑等项目被列为全省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的示范项目。
(二)着力提质增效,社会领域重大改革取得新进展
紧盯国家和省级层面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改革问题,结合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全力抓好牵头改革任务,配合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扫清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一是研究制定重点领域改革方案。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研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意见》、《宁波市文化产业示范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宁波市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改革文件相继出台。二是推动健康服务业加快发展。编制完成《宁波市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明确今后三年全市在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发展多元办医、扶持中医药服务等15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将出台实施。建立全市健康服务业项目库,筛选收录医疗卫生、健康养老、体育健身、健康文化旅游、健康管理、支撑产业等领域项目100多个。三是深入推进医改工作。以宁波成为第二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为契机,积极推动市级公立医院开展综合改革,政府社会合作办医、外资办医、智慧办医等模式取得突破,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实行“公办民营、管办分离”的新模式,宁波市福利院引入上海管理团队,开展管理合作。全市首家综合性外资医院对外营业,全国首家云医院成立,多元化办医格局加快形成。四是教育改革积极开展。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技工学校通过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验收,首个由政府统筹、发挥行业合力、涵盖中高职教育的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宁波市教育考试院授牌成立,中考招生制度改革深化推进。
(三)着力提升服务,社会民生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
围绕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难题,切切实实做好民生实事工程。结合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不断简化重大项目审批程序,强化服务,推动重大社会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一是全力做好民生实事项目建设。2014年公共交通、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教卫文体以及水利防洪、公铁立交改造等领域的42项民生实事项目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二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结合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文化产业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和“四联四促”活动,主动帮助破解建设中的难题,工程学院杭州湾校区投入使用,社会福利院改扩建工程、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特教中心等项目建成即将投用,报业传媒大厦、市艺术剧院、市第二医院改造等项目进展顺利。三是积极争取中央资金补助。全年卫生、教育、儿童福利设施、社会养老服务等公共事业领域项目争取到中央投资补助资金近4500万元,带动地方投资6.35亿元。同时,通过信息化网络手段,加强对各县(市)区开展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申报等工作的指导和培训,中央资金扶持重点和申报流程进一步明晰。
二、宁波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2014年以来宁波社会发展工作进展良好,部分领域改革涌现出一些创新做法,取得积极成效。但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观念转变还不到位、方法运用不够对路、工作手段不够有力、新老问题交织的复杂局面依然存在。
(一)社会领域评价体系和项目建设标准不完善
社会民生领域扶持政策对事前论证和事后评估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民生政策出台的多,有效落实的少,后续评估手段缺乏。社会民生项目有效评价体系较为薄弱,对项目社会效益的系统性评估和考量欠缺。项目建设标准衔接统筹不足,部分领域项目标准已不适应新形势,而新标准并未及时出台,项目标准不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社会管理和扶持手段仍较单一
社会领域的管理手段依然较为简单传统,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技术等信息化手段仍未得到全面有效应用。资金直补是目前社会事业项目扶持的主要方式,但随着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加大,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成为迫切要求,项目扶持方式亟需从单一直补向运营补助、政企合作开发、政府采购服务等多样化补助方式转变。
(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与群众期望仍有较大差距
近年来,虽然全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产品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群众整体满意度进一步提升,但社会事业发展整体水平仍相对滞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社会管理和社会信用基础较为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下阶段全面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依然较大。
三、新常态下社会发展阶段的新特征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内涵出现深刻转变,发展阶段出现重要转折,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社会发展质量有新要求
在解决好温饱之余,居民对生活质量、食品安全、环境清洁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领域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传统的以数量和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新范式所替代,社会发展步入更加注重服务品质和居民感受的新阶段。
(二)就业结构变动有新趋势
随着人工成本持续上涨,“机器换人”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不少工人面临再就业风险;同时,市场需求加快转换,一批传统产业加速消亡,另一批新型产业不断兴起,“一盛一衰”的更替极大地加剧了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人才短缺的“双重矛盾”,给就业保障和人才引培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三)居民消费需求有新动向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信息消费等一批政策利好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以通信、休闲旅游、健康养生、在线体验等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加速到来,引发产业体系重大变革,社会服务领域的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行业之间界限日益模糊,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明显。
(四)社会治理模式有新突破
伴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最新科技手段的升级和推广应用,公共服务的虚拟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需求越来越迫切,不同行政区域、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公共资源要素的重新整合和高效利用越来越普遍,对社会服务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均带来新的变革和冲击。
四、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工作的思路与对策
(一)总体思路
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工作既承载着托底的基本功能,也肩负着促转型、增和谐的重要使命,必须主动适应,加快调整,积极引领。要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绕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更加注重系统谋划,坚定不移改革攻坚,积极推进创新转型,着力丰富社会领域政策“工具箱”,完善社会项目投资“工程包”,创新社会服务工作“方法论”,谋划社会规划研究“蓝图集”,加快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统筹发展、事业与产业双轮驱动、横向与纵向协同共进的社会发展工作新格局。
1、加快调适理念,更加开放务实。改变政府包打天下的传统观念,在积极做好托底筑基工作的同时,坚持开门办事业,更多、更好、更主动地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努力打造多点开花、多方共建、社会事业与产业同步发展的良好格局。
2、加快转变职能,更加主动有为。明确政府自身职责定位,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加快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着力加强观大局、谋大势、干大事的能力,强化对人口和社会事业发展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更加注重对规划实施、政策落地和项目推进的事中事后监督和管理。
3、加快创新机制,更加普惠高效。联系地方实际,找准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针对“人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网在哪里建”等关键性问题,积极创新人口发展政策、社会投融资体制和社会治理机制,灵活融合线上线下两种资源,加快最新科技手段运用,稳步推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提升社会效益。
(二)对策建议
1、助力稳增长,积极扩大社会领域有效投资。在强化政府引导的同时,抓住居民需求变化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契机,加快放开竞争性领域,强化扶持力度,促进社会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社会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作用,提升社会发展拉动消费、“反哺”经济的功能。
2、全力促转型,加快打造创业创新良好环境。更加注重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细化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大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逐步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提升,加快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提升人力资源对宁波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支撑作用。
3、着力解民忧,切实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坚持筑牢底线,突出重点,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需要的现实问题,加快完善制度,精准发力,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营等多种模式,运用信息技术打通“最后一公里”,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幸福度。
4、努力增和谐,稳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外来人口融入城镇的政策体系,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设计,稳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多方参与,提升自治能力,同时,加强重大项目和重大社会政策制定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在未来5年,中国GDP实现6.5%的增长速度,并非不可能。关键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和增长的内涵、过程中的风险等一起来观察。
两种路径都不可取
如果“十三五”期间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还是一味靠加杠杆的方式,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就继续得不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债务率(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如果用投资率来衡量,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截止到2014年,高达46%。应当说,这和两年前本届政府接手经济时相比是有所改善的,那时是46.5%,这两年好不容易才稍微降了一些。
但46%依然是超高水平。纵向看,这是建国以来最高的水平,1958年“”的时候也只有42.8%。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当年也曾严重结构失衡的日本最高的时候也没超过40%。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投资增速过快,由投资产生的产能难以被另外“两驾马车”出口和消费来消化,就产生了过剩问题。所以46%是一个奇高无比的比例,必须降下来。如果继续一味靠投资拉动经济,经济甚至可能更加失衡。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债务率不断攀升。
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自2007年以来显著下降,这意味着投资效率明显在下降,2008年以前,中国的投资效率相对还比较高,一块钱投资能够带来接近0.3元的GDP增长,但是到了2014年只有0.15元左右。原因很简单,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继续追加投资,很难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所以投资效率下降了。
由于拉动GDP增长需要更大的投资比重,而投资是靠加杠杆带动的,伴随着投资率的上升,债务率也不断上升,结果是投资的增速快于GDP增速,债务增速又快于投资增速,也就是债务增速快于GDP增速。在做大分母的同时,分子增长得更快,就使得债务率不断攀升。所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同时又要防止债务进一步膨胀,也要防止经济进一步失衡。
在此背景下,我对中国的中长期增长做了两种可能的情景分析。
情境一假设,到2022年现任政府十年任期结束时,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与GDP的比例(投资率)将由2014年的46%下降至2022年的40%。当然40%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中国经济失衡将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我们的模拟结果显示,中国的投资增速会下降,从而GDP的增速也会下降,因为另外“两驾马车”消费和出口很难在短期内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来弥补投资的下降。2016年到2022年的7年中,平均GDP增速将会降到5%。
但5%的平均增速似乎不足以实现两个翻番。
情境二则假设,达到经济平衡的时间将延后,截至2027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投资率)下降到40%。在此情形下,未来12年的平均增速(理论上)还可以达到5.8%,前五年可以达到6.4%,差不多正好与“十三五”规划的目标相吻合。
这种情形看来似乎是比较理想的,但它并不是没有后遗症。达到经济平衡的时间越是延后,债务就越会出现爆炸性增长。因为这种非常缓慢的经济再平衡会要求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还要保持比较高的增速,在投资效率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依然会靠加杠杆的方式来实现,结果债务率就会大幅度上升。
具体来说,在第一种情形下,尽管增速相对低一些,但是社会总债务率(包括家庭、政府、企业)会从目前占GDP的240%上升到2019年的峰值288%,但是2019年之后将会明显下降,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软着陆情形。
第二种情形下,为了保持短期的6.5%左右的高增速,不得不推迟经济再平衡,它的一个后遗症就是社会总债务率将从目前的240%很快上升到2020年的339%,而且还会持续上升,到2027年达到374%。另外,这种情形下,虽然到2027年投资率会降到40%,但是2016-2020这5年投资率还会维持在46%附近,下降非常有限。
“十三五”规划目标下的增长路径与情景二相仿,那么,在其他指标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增速目标会推高中国的债务风险,债务占GDP比重将从当前的240%升至2020年的339%。而投资占GDP比重亦会居高不下,到2020年保持在46%左右,经济再平衡进程停滞。
那时的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增长目标,但却可能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未来中国的储蓄率将是下降的,老龄化到来后,家庭储蓄率下降,企业盈利状况比较差,企业储蓄率也下降,政府财政吃紧,政府储蓄率也下降。当储蓄率下降,债务率上升的时候,总有一天你很难再对到期的债务像今天这样不断地展期,那时候系统性金融风险暴露,经济就会出现硬着陆。
可行的第三途径
上述第一种方案无法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我们不能接受。第二种方案,能够实现翻两番,但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之后,紧接着可能付出惨重的经济社会代价,这个方案也不能接受。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请注意,我们模拟的这两种情形都有一个前提预设,就是中国未来若干年的投资效率不变。所以第三种可能就是打破前提预设,提高投资效率,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不改革的话,中国的投资效率还会继续下降。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两个主要的领域可以提升效率:一是城镇化,二是国企、国资改革。
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与财税制度的改革,甚至土地制度改革。但这些领域我们看到现在改革步伐比较缓慢。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要实现一亿人的户籍城镇化。提出具体的数字目标是一种进步,但关键是以什么形式实现。如果全面铺开,在中小城市推动城镇化,效果不一定理想。因为中国的人口在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更具吸引力,中小城市缺乏吸引力,也未必有足够的集聚效应。
实现人的城镇化也不是给一个户口就了事,还需要相当复杂的配套措施,比如学校、医院、道路等公共设施、公共福利的建设。巨额的成本谁来落实?人的城镇化,讲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展,就是跟政策协调和资金统筹有关。尤其现在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都不如过去,财政收入个位数增长,土地财政更是负增长。是一个解决资金问题的可能方案。但如果迟迟不能推进,最后可能就是表面文章。
提高增长效率的第二个途径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益明显高于国企,私营部门的资本回报率比国营企业高出一倍。所以,应该让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的行业和企业。近期中国公布了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有很多正面内容,比如董事会决定人事运用,一些领域开放给民企,通过市场化手段包括股票市场推进国企改革等。
另一方面,国企改革方案本身似乎还是比较谨慎的,有些内容,未来的执行效果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考虑到股市的现状,短期内很难真正借力股市。薪酬制度若过于僵硬,会导致人才流失,影响企业长期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如果国企依然保持控股权,让民营企业来参与,效果恐怕不会理想。
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基金,其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项内容,它们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最基本内容。而社会保险支付结算方式的迥异,会直接影响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的支出,各种资源配置以及参保人员得到保障的质量。
一、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基金结算存在的问题
(一)保费上涨,社保资金账户压力凸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数据显示,当年累计中断缴纳社保的人有3800万,占城镇职工参保的一成还多,外来务工人员中断社保的问题非常明显。个人一旦中断社保,根据各地的不同政策,买房买车都将受到很大影响。表面上来看,中断社保属于个人行为,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保体系。2015年年初,福建、天津、重庆等地都制定新的标准,上浮社保缴费基数,这和2014年相比较之下,职工与用人单位所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都有不同程度的上调。此举从侧面也印证了社保资金账户的压力凸显。
(二)抛保导致个人账户空账压力加大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初期以项目为开端,然而当以企业为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逐渐成为企业的一项负担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了对医疗保险改革的尝试。目前为止,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以城镇职工为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主要项目涉及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然而目前反映出个人抛保加大了个人账户的空账压力。制度的缺位,即指对农民的保障制度存在缺位,福利早熟,即指在城市中一些项目福利水平过高。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保险最显著的现象就是缺位与福利早熟并存。
(三)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尤为突出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呼声很高的养老金并轨方案也随之落实,即指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此之前,企业养老金和事业养老金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现在的事业养老金比企业养老金高出3倍左右)。我国企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当时的环境中,养老制度运行的确实不错,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员工年龄结构年轻化,没有大量退休职工,养老、医疗负担也不重;再者,在各企事业单位内部,赡养率虽然各有差异,但在当时,各个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都由国家财力作支撑,企业的盈利,亏损的负担无关痛痒,所以人们对保险制度并无太敏感的反应。而在推进市场经济的今天,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它们自身发展的盈亏对企业员工的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直接的,效益不好的企业有时候基本工资的发放都会受影响,那给企业员工缴纳社保费用的困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国家有强制性规定,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欠缴少缴的事情还是会发生的。近年来养老基金呈现出来这样一种不利局面,即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状况不尽如人意:2015年三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曾透露,2014年职工养老征缴收入增长明显低于支出增长,养老基金收支缺口愈加明显,一些省份当期已经收不抵支,很多省份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勉强维持基金的正常运转。全国层面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连续三年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养老保障水平继续提高的潜能正在下降。
(四)医疗保险待遇支付改革举步维艰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社会热议的民生热点议题,与之对应的便是社会保险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基本医疗保险。科学合理的医疗费用支付模式能够有效地遏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化解“以药养医”的难题等。医疗费用的支出水平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疾病几乎是每个人无法完全避免的健康风险,风险的一旦发生,可能会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目前医改一直在持续,有了一些进步,但问题任然是存在的。这也是当前社会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现在主要有三种支付模式: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按病种收费、按疾病诊断相关组收费,三者都有各自相对应的优势,但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医院利用信息优势,导致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治疗,还有社会反映的“大处方”的问题,治疗不彻底,前期准备量巨大等。
二、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基金结算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社保基金待遇支付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不配套不健全所引起的。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我国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极具里程碑意义,但在实践操作中还是会遇到一些细节技术上的难题。基金管理,操作没有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去限制社保基金的运营范围,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社保基金案件,金额大,社会影响广泛,法律法规不健全是重要原因[1]。
(二)制度设计缺陷
社保基金中的基本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其不合理的结构引起的弊端也是越来越明显,它的不合理性,不合法性问题突出。显而易见的是,退休金双轨制是对做出同等贡献的严重不公。社保基金另一重要内容医疗结算支付方式,其本身就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医、患、保三方内在制约机制存在脱节;医疗保险本身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不合理的医疗行为以及人们对医改的质疑也促使一些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产生放弃缴纳医保的动力。
(三)基金管理不完善
从资金管理方面来讲: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加重了基本养老基金的负担,每年增长的养老缴费跟不上日益增长的养老金需求:基本养老基金账养老金户管理的不完善;从企业、单位个人和执行力方面来讲;对劳动保障征缴政策认识不到位,少数单位恶意逃缴、拒缴;企业生产经营效益不好会影响征缴;执法力度不够、影响征缴成效;个人对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的抵触也会加剧人们弃保。
(四)保费上涨,社保基金对应的服务不到位
近年来随着社保基金正交费用的上涨,而保费上涨对应的相应服务却没有提升,以医疗保险为例,从2004年以来,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就一直在成败的争论中徘徊前进,其而当前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各地相继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支出增加过快,导致收支不平衡,可以看出,医疗保险收不抵支是医疗保险制度中最根的原因;再者,医院方面处于利益考虑和自我保护,往往会对患者开出超支的医疗费用,进而导致医患双方关系紧张[2]。
三、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基金问题的措施与对策
社会保险基金待遇支付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共性的,比如社会经济环境、企业执行力、单位个人参保意识等,而有些问题则是特有的,例如养老保险的“双轨制”是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以药养医”则是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缺陷造成的。新一届政府执政伊始便提出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医改仍然在强力推进,养老金“并轨”改革方案也正式出炉。基于本文探讨分析目前社会保险保险待遇支付存在的风险问题,提出以下几项应对措施。
(一)加强立法,完善现有法律制度
加快社会保险待遇各项方面的立法,确保和强化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的强制性,并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的立法层次,明确政府责任;完善公共财政政策,消除隐性债务;
(二)建立健全各项具体规章制度,化解风险
规范养老保险待遇各项行政规章,支付结算办法,合理控制养老保险基金收付支出和结算;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拓宽基金保值增值途径;强化养老保险基金稳定功能,逐步建立具有公平兼顾效率的,良性运行的养老金调节机制;同时,应建立起社保基金收支管理风险评估制度,形成基金支付风险预测预警机制,风险评估和风险评测制度的建立对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保障是至关重要的;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真正实现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累计制的转变。
(三)完善医保支付标准的制定机制
应对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风险的对策,增强支付标准的科学合理性;发挥支付方式的正向引导作用,建立完善有利于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的激励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分工协作,提高支付方式促进基本医疗服务的效用;进一步拓宽医疗保险的覆盖保险;加强对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以创新结算办法为突破口,保障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益[3]。
(四)普及社保参保意识
2011年取得成效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市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和“十二五”良好开局。全市GDP总量突破1.6万亿元,增长8.1%,服务业比重达到75.7%,提高0.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超过6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实现5910亿元,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3894.9亿美元,分别增长10.8%、13.3%和29.1%,均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创近两年新高,分别达到13.2%、13.6%,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分别为7.2%和7.6%。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1.39%的较低水平,节能减排目标超额完成。
《报告》指出成绩确实来之不易的同时,总结2011年全市发展改革工作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全面加强经济综合调控调度,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综合施策、有序出牌,集中力量调结构、稳增长。本市狠抓科技创新、投资落地、融资拓展、消费扩大、企业帮扶、价格调控和居民增收等关键环节,促进经济增长由减速回调向趋稳向好转变。突出重点、协调联动,坚决遏制价格过快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连续4个月回落,全年同比上涨5.6% 。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减轻物价上涨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坚持早准备早调度,主动应对煤电油运紧张。确保能源运行万无一失。
二是狠抓融资和投资落地,切实用好政府投资
2011年全年安排市政府投资347亿元,连续七年对郊区投资比重超过50%,促进城市均衡发展,城南和西部薄弱地区政府投资安排分别增长10.6%和17.5%,生态涵养区投入增长30%。优先安排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六个一批”工程投资317亿元,占91.3%。全年安排融资平台、北京服务股权投资基金等引导放大资金148亿元,带动社会投资1500亿元以上。在城乡一体化、保障房等重点领域,融资额度达到2100亿元。积极争取发行企业债券融资178亿元。
三是以科技创新和产业提升为重点,深化结构调整
强化政策引导。制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制定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研究起草了《北京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牵头研究制定《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发展的意见》、《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方案》。丰富支持手段。依托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体系。统筹100亿元资金,支持300余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牵头推动政府采购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采购金额达到61.7亿元,组织认定12批自主创新产品。北京服务 文化创新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成功签约,参股设立新材料、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研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进重大项目。重点推进蛋白质科学研究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加快重点功能区发展。研究未来科技城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支持方案。制定《加快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综合性意见》。推进丽泽金融商务区开发和一批重点产业园区建设。
四是适应城市功能提升要求,提高城市承载能力
全面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372公里。启动地面公交能力提升工程。北京新机场前期工作取得进展。提升城市资源能源保障能力。推动能源结构战略调整,新增供热能力约1200万平方米。首次实现域外供热。 积极升级改造清河等一批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量连续三年超过地表供水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快大尺度绿色空间建设。大兴、延庆等新城3万多亩滨河森林公园相继开放。实施184公里生态廊道绿化,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400平方公里。生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44%。30个新城集中供热中心基本建成,污染物排放降低60%。
五是加强城乡区域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坚持推进四类功能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高质量完成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工作。持续加大对城南、西部地区的倾斜支持。 城南三年行动计划任务累计完成70%。西部地区转型发展实现良好开局。统筹政策资源推进绿化隔离地区发展。加快构筑社会保障、公共服等体系,推动建立有利于绿隔和城乡结合部地区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快推进新城、小城镇和新农村发展。通州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分类推进特色镇建设。
六是深入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内涵发展
在全国率先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节能目标,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全国第一个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引导全民主动参与。出台能效补贴政策。成为国家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定公共机构供热计量改革方案。推广高效照明产品500万只。实施一批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率先将非工业企业纳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范围。
七是适应社会新需求,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努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突出矛盾。 推进118所公办幼儿园新建和改扩建工程。基本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三年改造任务,累计翻建校舍180万平方米。改造完成46个老旧小区电网和160个老旧小区300公里供热管网,在生态涵养区新建阳光浴室190座、扩大送气下乡覆盖范围 。
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北大附中平谷分校、光明小学怀柔分校、十二中科丰校区等项目。配合卫生部门支持中心城大医院整建制外迁,加快建设区域医疗中心,推动城乡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加快10个区县31个重点镇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建设。
加强社会政策的系统研究。制定《“十二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重大项目规划》。对收入分配、人口服务、社会投融资机制等重大问题,加强政策研究储备。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监测评价分析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试点。
八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着力加强全市改革工作的综合协调。推进年度改革任务的全面落实。
统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拟定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积极推动市医院管理局挂牌成立。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公立医院医药分开价格补偿机制,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有关政策。配合卫生、人力社保等部门全面落实基本药物制度。
完善交通和资源领域的价格机制。配合交通拥堵治理、实施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降低首都机场高速通行费和市郊铁路s2线票价。调整了本市电厂电价和非居民销售电价。
推进行政体制相关改革措施落实。出台优化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及相关工作机制,推进绿色审批通道常态化。将总投资1亿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下放到区县。修改深化招投标监管体制改革意见,研究制定加强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活动监管若干规定。制定昌平区东小口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
同时,贴近市民和社会关注热点,抓大事谋大事。结合“十二五”开局的年度特点,推动“十二五”规划重点任务细化实施,制定出台规划纲要主要任务分解落实方案,推进专项规划制定。组织开展首都经济圈发展战略研究并推动国家相关意见的制定。加强增值税试点改革等重大问题研究。
2012年要做好七大工作
《报告》说,2012年是十召开之年,是“十二五”规划全面实施之年,也是本市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持续深化之年。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8%左右,投资增长9%左右,消费增长12%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4%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左右,财政收入增长10%,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左右。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需付出艰苦努力。既要看到在宏观政策、文化和科技创新、重点功能区发展等方面的有利因素,更要把握住重点和难点问题,有的放矢。
《报告》强调,全市发改系统要更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调整结构和培育新增长点,着力强化科技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着力塑造城市品牌和提升城市服务功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首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提出,2012年,发展改革部门要突出做好七个方面工作:
一是狠抓投资落地和消费扩大,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要着力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巩固投资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的作用。今年投资工作的关键在于努力扩大民间投资。要全面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切实将民间资本更多地引导到实体经济,引导到增强首都发展后劲的重点领域。同时,还要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具体政策,探索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和重点在建项目的有效途径。坚定不移抓好房地产调控,大力推进各类保障房建设,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供给。高度重视融资创新,加强投资项目融资模式和资金平衡方案的研究储备。用好用活平台资金。支持设立新城建设、文化创新、北京服务、北京创造等系列基金。积极探索和推动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在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应用。继续支持发行企业债。
要着力用好政府投资,发挥好引导放大作用。2012年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拟安排382亿元,增长10%。要坚持保重点、保续建、保竣工的原则,实施三个“优先”:即优先保障高端产业功能区、城南、西部、新城、重点镇等重点区域及科技文化、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领域的投资需求,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重大民生项目、重点区域开发的竣工收尾,优先保障能带动消费、保障民生、关系长远战略、解决城市主要矛盾等领域的投资需求。
要着力构建多层次、多热点支撑的消费格局。研究制定消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政策,加强流通体系,消费便利设施建设,优化提升消费环境。坚持供给与需求双向优化,鼓励社会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需求升级,要注重扩大服务和精神消费,重点促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旅游休闲、养老保健、医疗康复等领域消费。
二是更加注重调结构转方式,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充分发挥优质要素的战略作用。更加重视发挥好央企对首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关联带动作用,促进央企在更宽领域参与城市建设、区域开发和产业发展;更加重视引进和利用境外资源,把积极优先吸引外资深度参与本市产业升级、业态创新、管理提升作为调机构转方式的有效途径;更加重视对民企民资的开放,在竞争性和非公益性领域树立民资优先理念,在准公益性和纯公益性领域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更加重视用好市属国企资源,大力推进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加大与社会优势资源的重组力度。
强化科技和文化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全力抓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用好100亿元产业统筹和60亿元政府采购资金,促进重大创新成果就地转化。研究出台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意见。坚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加紧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发展规划。深入落实发挥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系统推进九项重点工程。搭建文化创新服务平台,统筹政府资金100亿元,支持文化创新和重大文化项目。研究制定进一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打造上市公司北京文化板块。研究制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促进政策,集中力量打造首都核心演艺区等文化功能区。
打造优势产业板块。加快形成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优势产业板块,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整合优势资源,整体打造地铁产业板块;完善集成电路装备板块,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资讯产业板块,做强汽车产业板块;打造生物医药产业板块;完善空港保税物流园功能,培育航空航天板块;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提升旅游产业板块。同时,聚焦“两城 两带 六高 四新”高端功能区及昌平TBD、中国云产业园等特色园区建设。
三是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要持续推进中心城交通拥堵治理。推进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线网建设,力增通车里程76公里。推进地面公交线网优化。系统研究停车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等体制机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停车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北京新机场。要提升资源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建成南干渠和大宁调蓄水库,全面开工建设东干渠、团城湖调节池和郭公庄水厂。 全面开工四大热电中心及配套管线建设,建成西南热电中心。力争开工天然气陕京四线,启动大唐煤制气北京段建设。
四是加大城乡区域统筹力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着力推进城市形态完善和功能提升。积极促进四类功能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水平。加快推进新城基础设施和区域医疗等中心建设。启动一批发展新区新城供水厂建设。落实通州新城行动计划。制定实施加快重点小城镇发展意见,推动古北水镇、长沟和潭柘寺旅游休闲镇等特色小城镇发展。制定促进央企与重点小城镇合作意见,吸引社会资源参与小城镇开发。持续支持薄弱地区转型发展。制定落实西部地区转型发展年度计划,实施重大产业项目、交通项目和环境项目带动。配合有关部门基本完成50个重点村城市化改造任务。
五是狠抓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加强市区两级能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双目标考核,能源消费总量力争控制在7400万吨标准煤左右。突出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配合住建委等部门完成1200万平米以上既有建筑改造和10万户农民住宅抗震节能改造,新建居住建筑严格实行75%的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百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一批重点用能大户节能改造,积极推广成熟减排技术,有序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研究完善污水、污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全面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推进节能量、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和供热计量改革。落实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集中力量推进大尺度森林绿地建设。加快延庆绿色北京示范区建设。新建10处城市休闲绿地。加快推进五环路内供热清洁能源改造,积极推行机动车新车国V排放标准及配套油品标准,加强对PM2.5和臭氧污染物的防治。加大水环境防治力度。
六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加强社会建设
切实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中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市属高校三年建设规划,实施职业教育改革试点和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和创新工程,创新名校办分校模式,试点推进一校多园。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快中心城优质医疗资源纾解。加快城南养老院等市级大型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研究破除体制障碍,鼓励社会资本提供学前教育、基本养老、医疗康体等公共服务,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满足多层次的需求。
扎实做好各项惠民工作。进一步研究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做好低收入群体帮扶工作。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推进保障房建设,完善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和办法。着力抓好价格调控。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对国家可能出台的能源价格调整项目,扎实做好本市配套落实方案,适时推进垃圾收费等改革。
七是以改革增活力,以开放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