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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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一是金融调控主体多为各国中央银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主体几乎都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即使在多元制中央银行国家也不例外。

二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说明，经济增长是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

三是金融调控日益成为解决金融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市场失效”问题的重要途径。为解决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主张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国民经济活动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后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了，适宜的政府干预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正处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解决市场在调节金融运行和配置金融资源中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

四是金融调控日益注重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运用。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十分注重依靠政策综合部门的协调。德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除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以外，经济部、财政部也担当各自的宏观调控职能，三大调控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调，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也包括计划、财政与金融调控的分工协作与密切协调配合，并且不断走向协调运作。

中外金融宏观调控的差异

一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存在差异

一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大多是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要同时实现四个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各个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时一般以一个目标为主，使其他目标尽可能达到较好水平；而且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选择不同的目标作为主要目标。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重心已逐步倾向于抑制通货膨胀。德国政府认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保持马克币值的稳定，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和经济界也认识到“必须把通货膨胀限制在低水平上”，认为“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经济，而且有助于建立经济持久扩张的阶段”。我国目前是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更应以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同时努力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人们能够承受的水平以下。

二是金融宏观调控手段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多年的金融调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体系。美国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充分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贴现率、变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控等手段调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还通过一些由政府建立和担保的金融机构对特定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等，收到较好的调控效果。自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金融调控也不断取得长足的进展，货币政策调控逐步趋于完善。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调控的形式也是由直接信贷控制演化而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情况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由于我们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总体上利率还是以国家统一控制为主，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三是金融宏观调控的环境存在差异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宏观调控面对的是比较成熟的经济环境：一是利率市场化运作。二是拥有一个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包括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灵敏、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的货币市场和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和运作效率较高的资本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的情况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远未达到预定目标；“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天然联系被人为割裂；企业和社会公众等调控客体活力严重不足，金融信用意识较差，对金融调控反应能力较差，从而使央行对宏观经济进行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主要是单纯依靠大量货币供应推动的结果，而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物价的快速提升。

四是金融宏观调控决策程序差异

在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决策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银行而不是中央政府。在美国，负责发行货币和提出货币供应量增长指标的是美联储，它是美国货币与金融事务的决策机构，享有较强的决策独立性。总统无权干预其业务工作，联储的工作直接向国会负责。德国《联邦银行法》规定，联邦银行可不受议会管辖。中央银行委员会是联邦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信贷业务政策和管理制度。如果单纯从中央银行独立性考察，中国人民银行尚不具备美联储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央行的独立地位。当前的制度安排是，央行隶属于国务院，与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并列，这将在一段时间内决定央行的性质和作用。

第2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企业；应对策略

一、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进展

（1）进入新世纪，我国房地产政策大体经过了“松――紧――松――紧”这样一个历程。2000～2002年7月，房地产行业被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国家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大房地产行业投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率、免征部分税收等；2002年底～2008年8月，国家为推动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恢复征收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政策、提高房贷标准和利率等金融政策、加强土地管理、限制外资炒房等；2008年9月～2009年初，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2009年年中至今，国家实施紧缩性的房地产政策，特别是2010年底开始，国家连续提高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施限购限价等政策来强化调控，力图压制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2）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特征。从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最新取向来看，表现出三大特征。首先，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参与的主体不断增多。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被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且国土资源部、住房与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有参与。其次，调控的手段与方式更加灵活，国家不再单纯的采用税收、金融等政策，而是通过政策组合的方式来推动宏观调控。再次，从政府的角色来看，国家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降低部分类型建设用地供给等方式直接参与房地产建设，从而使得政府的作用不断加大。

二、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分析

（1）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直接造成的影响。首先，从房地产企业的生产来看，国家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生产行为，2010年9月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治理调控的通知》，通过调整用地供给结构来影响房地产企业拿地。此外，国家还通过严格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等政策来影响企业的生产。其次，从销售来看，国家通过调节市场消费能力等方式来影响市场购买力，并进而影响房地产销售。（2）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本身、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并进而影响其当期行为来影响房地产企业。首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预期国家房地产调控会日趋严格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积极的跟进国家政策，并积极的制定地方性的制度条例，以便获取较高的“上级评价”。其次，对于房地产企业本身而言，若预期未来政策会较为宽松，则企业会采取延缓建设速度、对外举债等方式来渡过调控期，反之，若预期未来政策会相对紧缩，则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再次，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政策会相对宽松，产品价格会上涨，他们更多的会选择当期购房，反之，如果预期未来达到紧缩性政策会导致价格下跌，则更多的可能选择未来购房。

三、房地产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

（1）准确定位找准目标市场。准确定位找准目标市场就是要提高房地产企业在目标市场的竞争力，加快产品流通，加速资金回笼，从而增加应对宏观调控的能力。首先，房地产企业要积极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心理的变化，对市场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寻找潜在的消费者，并最终确定目标市场。其次，房地产企业要对自身进行精准的定位。要根据各细分市场上房地产企业的整体实力、竞争程度等科学的进行定位，以此为基础，确定目标市场。（2）科学规划调整发展战略。科学规划调整发展战略就是房地产企业要通过战略的调整或者转型来达到应对宏观调控，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首先，房地产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力确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其次，房地产企业科学的选择发展方向，如选择主要从事商业用房还是住宅用房建设，从而更加科学的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提高发展能力。（3）积极合作提高应对能力。首先，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房地产企业要认清发展形势，紧跟政府宏观调控的步伐，加大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合作。其次，要加强与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合作，通过深化与银行、投资机构等金融企业的合作，获取银行在信贷额度、贷款利率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企业的发展能力。再次，房地产企业还可以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合作，通过合作来降低企业整体开发成本，提高应对调控的能力。

参 考 文 献

第3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8-0078-01中国图书分类号：F091.348；F01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

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學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

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第4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经济 宏观调控 历史演进 有效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2006年年均经济增长9.7%。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波动，现今的宏观调控体系正是在治理经济波动的政策实践基础上不断演进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演进历程

1.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阶段（1978年～1986年）。这一阶段，“”刚结束不久，我国百业待兴，正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随着计划控制的松动和价格改革的推进，原来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对此，我国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财政政策和行政性货币政策。表现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引导上，就是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对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强制性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由于调控手段较为单一，在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使得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尝试性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阶段（1987年～1991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政府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尝试性地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调控经济，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可应用的经验，仍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等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下手段多样的宏观调控阶段（1992年～1997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我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此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同时却又缺乏必要的应变性、灵活性，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冲击面前，就显得无所适从。

4.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使用的宏观调控阶段（1998年～2003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针对具体经济形势，政府灵活调整既定政策，并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间的矛盾却又减弱了合力，比如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增税政策，这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从而减弱了政策组合使用的预期效果。

5.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宏观调控阶段（2004年～现在）。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又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以及外资流入偏多等“局部过热”的苗头。对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态势的同时，政府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

但2007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较为特殊。为了应对2006年出现的经济局部过热问题，从2007年开始，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调整为“适度从紧”，年内曾10次调高存款准备金，4次提高人民币基准利息率。并在年底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调控目标，最终将宏观调控的取向由“双稳健”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CPI仍在高位运行。从总体上看，2008年宏观调控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在调控目标上，“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对比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目标，显然又增加了新的难度。

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综观30年来的宏观调控历程，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调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响实际调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调控过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政府在治理经济波动时往往用力过猛。这种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急刹车”，就是典型的调控过度，它所引起的经济剧烈波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熨平”。其次是调控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国民经济进入持续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加快，投资率迅速回升，从2000年的35.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2.7%，年平均41.2%。面对投资增长过快,调控政策没有及时有力地干预,最终引发了经济的局部过热。

2.经济转型期投资体制的缺陷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扩张的目标往往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标。结果是全国各地争上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项目,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

其次,在投资决策的主体上,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指标而产生投资冲动,结果造成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扮演经济主体角色，最终的收入分配又向政府、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资金转入投资领域，必然带来投资过快增长。

3.宏观调控运行机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机制缺陷和观念转变不及时，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需要，不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并对其做出适时反应，结果延误了最佳调控时机，这就降低了调控的有效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为国际市场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有效的宏观调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虽然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两大政策在配合运用、相辅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1.进一步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建立健全预调微调机制。科学的调控方式是一国宏观调控政策趋于成熟的标志。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建立一种预调微调机制。进行预调，是要防止调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经济运行中的“急刹车”。进行微调，主要是注意调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这就要求我们敏锐地观察经济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并以此来选择时机，及时调控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变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要特别注意各主要经济指标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以确定预调措施在什么时机出台。

2.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由于宏观调控的对象、环境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一些投机者，往往利用调控政策的不健全打“球”，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例如当前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问题，而且更要注意优化结构，关键是要“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3.财政、货币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并重。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各职能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不能相互掣肘，而应该彼此配套、相互协调。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组合使用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组合”是我国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阶段性产物，它能够完成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任务，但它也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体制的回归，这种为调控经济付出的体制成本应尽量减少。

调控政策的选取一定要有长远考虑，短期措施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况和现象，要治本，还得从中长期政策着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压力问题，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是长期以来资本边际报酬率过高、劳动和土地的边际报酬率过低的失衡结果，它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如果不辅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频繁动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将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参考文献:

[1]本文涉及的有关数据，均根据相关年份的《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来

[2]《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2008年3月26日国务院第2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5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企业发展；影响；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02

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国家也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对经济发展和资源的优化调整，通过采用货币的调整手段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一定的控制和调节，对市场起到一定的优化引导作用，同时也促进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的平衡，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政策调控下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要根据宏观的政策来调整中自身的发展，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持续发展。

一、我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分析

1.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理论

在我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经济市场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政府就会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对进入市场的资源进行调节，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要注意的是政府进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也受到其他市场因素的制约，如果要保持经济市场的均衡，政府就可以通过调节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来影响利率，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调节市场资源，但是在进行货币紧缩政策时要注意保持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变。市场经济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政府在进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会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发生的通货膨胀，也可以对货币放慢供给率，这时候由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支出成本就会变大，而如果物价上涨过快时，货币贬值，人们就不愿意继续持有货币而是投入其他市场，也会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在这个时候即使政府进行了货币紧缩的政策也不会改变通货膨胀的现象，因此，政府在进行货币紧缩政策时要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要考虑到政府进行的宏观政策，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方向，政府会通过中央银行来调动货币的供给量，利用利率来对企业的投资产生影响，从而也影响我国的就业情况和国民经济的收入水平，所以，运用货币政策通常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市场利率灵敏性较强，在市场利率发生变化之后企业的投资不会及时的发生变化。政府实行货币政策时花费的时间较短，但是要想产生预期的效果却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很快，在这个政策发挥作用期间，发生的经济情况肯能会和预期的差异较大，所以，宏观经济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影响人们的投资活动从而来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整的。

2.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特点

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政府会采用一些比较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企业的投资方向进行指导，而一般在开放性的经济中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也会受到国际资金的流动影响，最常见的是一个国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这时候利率就会上升，因而国外的资金就会流入到本国，汇率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本币就会升值，这时就会刺激贸易而抑制对外出口，这样就导致在本国的总体需求量更小。政府如果实行了比较固定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抛出本币来避免本币的升值，经济市场上就会增加本币的供应，因此，我国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不仅对对国内的资本经济市场产生影响，还会对对外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

根据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存款和存款的准备金率。回顾国家的政策，在2011年我国的人居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有5.4%的涨幅，之后政府进行将近一年的货币紧缩的调控策略，在11月份的时候我国政府的财政存款开始投放市场，同时也开始下调存款的准备金率，政府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一个月内下降了有0.5%，而这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是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货币流动进行调节的标志，而接下来政府就会对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进行下调，并且继续对参数进行调整，同时，对货币在市场上的流动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外汇占款的增长和公开市场的净回笼等。但是从整体的经济发展来看，货币市场出现了适度宽松的情形。

二、我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宏观环境

1.企业投资的特点

一般如果按照企业的资金来源，企业进行投资的资金一般有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国内贷款、国家的预算资金以及其他资金。但是从统计的企业的投资资金情况看，国家的预算内资金包含了企业的政策性投资金，而与之相配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企业在国内的贷款，因而可以从国家的预算内资金发生的变化来掌握企业内政策性的投资金发生的变化。另外，市场对企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增加的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投资金、企业增强的投资愿望以及企业不断扩大的投资领域等。政府的推动力量则主要表现在国债投资和与不具备承担风险损失能力的增长的基金方面。如果对企业的资金比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企业投资资金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政府的推动资金。在目前情况下市场在投资资金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投资还依赖于政府的政策。

2.企业进行投资宏观上的风险

企业在进行投资时面临着在未来的损失或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而外部环境主要是通过产生系统性的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系统性的投资风险包含了政治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利率风险以及经济的周期风险四种风险情况。其中经济的周期风险是对企业的投资有影响的系统风险里最重要的一种风险，而根据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相继呈现出高峰和低谷相间的状态，也就是经济的周期。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一个高涨的阶段，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刺激影响，只要有好的投资方向，受环境的影响投资收益率也会有好的收益状态，出现亏损的概率会比较小，因此企业发展的要重点把握好投资机会。另外，由于市场利率不断地变化也产生了利率风险，而市场利率大小直接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收益，如果市场利率较高，企业的投资成本就会较高，投资收益就会下降。而如果市场利率低，企业投资的成本就低，因而就会获得较大的资金收益。最后是市场的通货膨胀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会普遍上涨，货币就会相应的发生贬值，因而企业的投资项目就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而在进行收益核算时，企业是按照货币名义价值来计算投资的收益的。因此企业在投资时更加关注货币实际的购买力，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三、宏观经济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意义

1.宏观经济对市场运行环境的影响

在市场条件下，政府进行的任何宏观调控的政策都会对企业的运转带来一定的影响，它既会对一些产业的发展造成抑制，同时也会给企业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促进企业向着新方向更好的发展。而这一点则主要是体现在我国经济所处的一个转型阶段，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重点培养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采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对节能产业和新兴产业进行调整，完善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系统，还利用央行来进行充分的宏观调控。一般央行在进行调控时，需要根据企业的特点来对贷款利率进行适当的放宽，发挥利率的调控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同时政府也要鼓励商业银行来开发出适合企业发展特点的金融类产品，而商业银行还要对企业发展的风险和发展前景作出预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通过财政奖励和贴息来促进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和鼓励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另外，在企业融资方面还可以充分的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让企业可以因地制宜的对产品的结构进行调整，利用地方的技术、市场和地方资源，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2.促进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政府的宏观调控有利于企业集中自身的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企业在市场上优胜劣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有效的转变增长方式，促使企业提高对资源的利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企业的投资从单一制向着多元化的投资发展，甚至是直接转向对外投资，同时，政府进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在促使企业对国外企业的运行模式和管理经验，让我国的企业在竞争时可以处于比较有力的地位。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国家也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对经济发展和资源的优化调整，政府主要是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拉力调节市场，而企业也在宽松的市场条件下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增加自身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实现转型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黄燕芬.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环境和改善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5（58）：74-78.

[2]李悦.浅析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如何应对财务风险[J].中国中会计师，2010，37（52）：46-47.

[4]符泽兰.浅析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J].改革与开发，2011，23（06）：233-238.

第6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从2010年国十条出台以来，政府对房地产的严厉调控一波接着一波。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尽管这种房地产宏观调控一直难见切实有效的效果，但毕竟遏制了国内楼市”高烧”不止的势头，并推动了房地产市场渐渐转向健康的发展方向，且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约束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当一线城市的住房销售出现快速下跌，当一些城市的住房价格开始松动并向下调整时，当国内经济增长有放缓迹象时，总是会有利益攸关的部门或人出来要求政府弱化这种“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暗暗希望当前的房地产政策会如2008年下半年那样突然逆转。而这次美国债信危机，似乎就成了这种舆论最好的借口。但是，在笔者看来，尽管美国国债的长期信用降级风暴同样来势汹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与冲击同样十分巨大与深远，但这次美国债信危机并不会让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突然逆转，反之，这次美国的债信危机倒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软着陆的契机。

2003年的“非典”突然暴发时，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如何通过房地产这个宏观调控工具尽可能让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补回来，这就有了房地产的18号文件。同样，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体系崩塌、全球金融市场激烈动荡，中国经济随之大幅滑坡。为制止经济的颓势，中国政府表现得异常果断，短期内整个经济政策出现重大逆转，房地产政策更是成了最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最终促使2009年的经济出现V字型反弹。

可这次美国债信危机风暴来临之时，我们已积累了不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年治理通胀的心得，遇上美国债信危机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巨幅震荡，中国政府已用静心观察沉着应对替代了政策冲动，不会马上亮出政策的底牌。

放眼看全球，国际经济态势与2008年也很不一样。尽管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及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很多，几年来救市政策并没有让这些发达国家经济走出困境，甚至于有人推测美国经济可能出现二次衰退，但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至少好于2008年，多数都在缓慢地复苏，只不过复苏的速度与成效与市场的希望距离还太远。若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则与2008年的情况更是不可比拟。在2008年，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本已到了一个资源与市场约束的关口，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只不过催化了中国经济的衰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如何让过高的通胀率得以缓解并化解金融体系的风险，而不是防止经济快速下滑。换言之，寻求经济的适度发展和稳定物价之间的平衡，而任何新的刺激政策都会打破这种平衡。特别是，如果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打破这种平衡所留下的后遗症会更严重。

如果不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震撼了全球经济，危及全球金融，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政府出台前所未有的救市政策，国内房价本该向理性回归。而眼下的楼市又与2008年有根本上的不同。首先，2009年至2010年前期“救市”型的政策将全国住房销售量及住房价格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处。从今年上半年国内房地产业运行的情况来看，整个房地产运行仍然处于亢奋之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6250亿元，同比增长32.9%。住房销售价格经过两年快速飙升后，总体上并没有转折之势，只是上涨幅度放缓。此外，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达10万亿以上，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6.26万亿。

第7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政府安排 制度基础 政策效应 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 & 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 (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 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第8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作为这一概念的直接解读者，先后于2月17日和3月7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两篇文章。

争议随之而来，焦点集中在社会融资规模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以及行政规模调控等问题上。

这一新统计概念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新思维？4月1日，盛松成在央行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不能用旧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新的概念。“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

面对各界对行政调控的担忧，盛松成多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是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通过数量与价格调控手段相结合，保持今年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合理。

理论和实践创新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怎样的意义？

盛松成：迄今为止，社会融资规模概念有三种提法，即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三种不同的提法。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我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将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使金融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

三是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社会融资规模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无类似的国际经验？

盛松成：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受到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的启示。

这些理论认为：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货币，而且是包括狭义货币在内的所有短期流动性资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且是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动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货币当局不仅应该控制商业银行及其负债，而且应该控制其他金融机构及其负债；货币供给并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内生变量。

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入思考的产物。

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联系密切，贷款的提供者扩大到整个金融体系；信用过程不仅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内，而且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信贷创造过程；资产负债期限转化职能不仅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而且发生在“影子银行”的其他多种形式中；宏观审慎管理范围过于狭窄，大量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产品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中央银行需要监测更广义的信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广义信用的概念囊括了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

详解中间变量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概念，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

盛松成：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概念，其创新不仅体现在其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它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市场化方向上。

从历史上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曾有一个发展过程。1994年10月起，央行开始正式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分层次监测指标。1995年央行尝试将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1996年起，货币供应量正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由此可见，社会融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拟从2011年一季度起试公布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及各组成部分。

《财经》：央行一直在强调价格和数量工具的综合运用，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将带来哪些新的转变？

盛松成：近年来，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逐步确立，Shibor在金融产品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社会流动性水平和市场利率水平，会对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及其融资规模。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发挥其作为中间变量的作用？目前社会舆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会被分解为信贷、债券、信托等具体规模调控指标。

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这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采用基于2002年至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物价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义重大。

同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利率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的正相关系数为0.15，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正相关系数（0.06）。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的负相关系数为0.57，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负相关系数（0.53）。

探路逆周期监管

《财经》：今年1月的国务院工作会议和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出现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的表述，如何理解“合理”的含义？

盛松成：应从总量和结构上来理解“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应在总量上保持合理。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测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应社会融资规模。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吻合，与宏观调控导向相吻合。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应有助于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应在结构上保持合理。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要合理。二是要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三是要重视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涉及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各相关部门更紧密的沟通和合作。

《财经》：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目前有什么新进展？

盛松成：我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达成共识，在原有数据共享基础上加强协作，保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财经》：“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社会融资规模在其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盛松成：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的总体要求是：操作上，逆周期调控社会总体流动性水平；目标上，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分析监测和评估，避免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上，要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制度。

第9篇：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利率；利率市场化；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45-06

一、利率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

(一)金融调控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金融调控是指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金融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金融调控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第一，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在于它的价值运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资金的流动和组合来实现的。而现实的货币运动必须通过银行这个货币流通的总闸门。就银行而言，现实的货币运动主要表现为信贷资金的运动。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活动是集中和分配生产建设资金的主渠道和全国资金活动的总枢纽。

第二，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是在宏观上对经济总量进行调控，主要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控。由于社会总供给体现实物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实现总量平衡的关键在于调节总需求。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社会总需求表现为一定的货币购买力在市场上的实现。国家通过调控市场来调控需求，主要是通过调节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来调节价格总水平。调控市场货币总量最主要的机构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运用利率和信贷等金融杠杆，调节市场货币流通总量，从而调控社会需求总量，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

(二)利率是金融调控的主要手段

利率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它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很早就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最早对利率杠杆进行论述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他认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利率发挥作用的，并提出国家通过利率来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主张。各个时代和各种学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把利率作为连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作为一种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随着现代货币金融经济的发展，利率已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以利率为媒介进行传导的。我国著名金融学家黄达教授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时指出：“在这个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主要环节是利率，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必须首先影响利率的升降，然后才能使投资乃至总支出发生变化。”…。”万解秋教授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导媒介，他认为，“只有当货币量的变化通过传导媒介影响到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时，它对实际生产过程才产生影响。这个传导媒介就是利率。”

利率作为金融调控的主要手段，它是连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纽带。从微观角度说，对个人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分配，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投资的积极性，利率都有直接的影响。从宏观角度说，对货币的需求、物价水平的升降、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汇率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以及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利率都是重要的经济杠杆。它既能有效地约束(或刺激)投资需求，又能有效地调节资金的供给，即储蓄。由于利率一方面与货币市场相连，另一方面与投资储蓄相连，因而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最敏感点。“对于各个可以独立决策的经济人——企业、个人以及其他——来说，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是基本的准则，而利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在利益约束的机制下，利率也就有了广泛而突出的作用。它的变化会影响全社会的存款人、借款人以及中介人等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再分配，影响各种货币收支和资金流动。”

二、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起步于1996年，但“十一五”期间进展不大。相对于大多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仍有些迟缓。尽管目前除存款、贷款利率外，绝大部分利率已经放开，但实现利率市场化、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利率体制，任务仍很艰巨。

(一)市场利率体制的内涵

市场利率体制，是指把利率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市场利率，市场主体可以在市场利率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金融交易各自的特点，自主决定利率。同时，政府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在市场上间接影响资金供求状况，从而影响利率水平。

第一，金融交易主体有利率决定权。金融活动是资金富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的资金交易活动，金融交易主体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招标，也可能是资金供求双方在不同客户或服务商之间反复权衡或选择。

第二，在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形成货币市场利率。同时，根据市场利率的波动状况和资金供求状况，合理确定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促使不同利率水平之间保持相对合理的结构，推动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国债二级市场利率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化利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