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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世未深，缺乏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相信大多数青年朋友曾经有过尴尬的时候。由于粗心大意给别人造成损失觉得对不起人家时，会感到尴尬；由于说话不得体弄得自己和他人都很难堪时，会感到尴尬；受到冷遇，坐冷板凳时，会感到尴尬；众目睽睽之下出乖露丑，也会感到尴尬。总而言之，人在尴尬时，实在是左右为难、手足无措，甚至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才好。
尴尬的产生与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密切相关。有的人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什么对象，不顾别人的心情，只管自己一时痛快，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所顾忌，甚至喜欢“一针见血”。尽管有时出发点不错，而且热情万分，但由于所谈不是对方感兴趣之事，甚至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触动了对方的心理敏感区，就会使别人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既要尊重别人的人格，正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避免使自己成为制造尴尬之人，又要学会应付尴尬之事。怎样应对尴尬局面，消极的应对方式是逃避。
有些人如果遇到了尴尬局面，一时又无言对答，就采取逃离现场或沉默不语的方式。而有些人则不甘示弱，出言相争，于是，很可能就会暴发一场舌战，使大家都不愉快。正确应对尴尬局面的措施是六个字：既来之，则安之。人在尴尬时只要稳定情绪，从容应对，调动自己人生智慧的积累，是会尽快走出尴尬境地的。如果确实是自己错了，不如主动诚恳地认错；如果是由于自己举措不当或某些缺陷，受到别人的议论讥笑，那不如开个玩笑，调侃一下，来个自我解嘲；如果是有人故意冷落自己，或者对方不通情理，那就不如泰然处之，淡然置之。总之，要从容、镇静，不要纠缠于琐事之中。事情过后，也不要总是耿耿于环、悔恨、羞愧，形成沉重的思想负担，甚至因而影响了健康。产生尴尬其实也不全是坏事，它是一个人自尊心强，要脸面所致。同样一种处境，脸皮厚的人可能会觉得无所谓，而自尊心强的人，顾及脸面的人可能会觉得羞愧难当。人的自尊心过强，乃至爱慕虚荣，固然不好；但是什么都不在乎，把耻辱当光荣，更是要不得的。“吃一堑，长一智”，一次出了丑，露了怯，就要接受教训，谨言慎行，遇事多加检点，不忘乎所以，就会减少一些尴尬和不快。..怎样应对尴尬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20年前，我刚刚师范毕业，联系到近郊一所矿区中学实习。因为学校离家很近，煤矿的效益又好，父母盼望我能正式分配到那儿，再三嘱咐我在试讲时要好好表现。
精心准备一番后，试讲前我到班主任王老师那里了解情况，她给了我一张班级座次表。我一看，每个学生在教室里的位置标得清清楚楚，有的旁边还有“√”“×”等符号。看我疑惑的神情，王老师解释说，标“√√”和“√”的是班里的尖子生和优等生，他们课堂反应敏捷，提问有难度的问题让这些学生回答容易出彩；而标“×”和“××”的则是较差和最差的学生，她好心叮嘱我尽量避免叫到他们，免得他们“出乖露丑”，那些什么也没标的是班里的中等生，至今我清晰记得许晶名字旁边那醒目的“××”。
我如获至宝，谢过王老师，回去下了一番功夫，把标“√√”和“××”的学生的位置牢记在心中。
又盼又怕的试讲终于来到了。在和学生课前接触的几分钟里，我努力凭记忆辨认着在座次表上有特殊标记的学生。许晶当时坐在教室最前排靠墙的一角，她羞怯地打量着我这个新老师，当我把目光转向她时，她迅速低头躲开了。
开始上课了，虽是初登讲台，但由于准备充分并精心避开了“地雷区”，一切十分顺利，我暗自庆幸和感激王老师课前给我支的“高招”。虽然听课的老师们没说什么，但看得出来，连一向不苟言笑、据说对教学内行而又挑剔的校长脸上也流露出满意的神情，我知道成功是咫尺之谣了。
留完作业并让学生复习当堂内容后，看看离下课还有两分钟，我把课前准备的一个稍有难度的机动问题提了出来，几只小手毫不犹豫地举了起来。我正思忖着该让哪个尖子生给我“锦上添花”时，却看到整节课默默坐在角落里的许晶慢慢地也把手举了起来。我扫了一眼，内心十分矛盾：让她答吧，一想她名字前的“××”，她出洋相还在其次，我岂非自找麻烦?不让她答，也许她就失去了这节课唯一一次机会。当把目光再次投向她时，我看到许晶的眼里亮了一下，我脱口而出：“下面请许晶同学回答这个问题。”
话一出口，班里学生表情各异：有鄙夷的，有担心的，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我看到后排听课的王老师遗憾地摇了摇头，她大概以为我得意忘形――搞混了她的特殊标记了。
许晶的回答既不准确也不全面，我敷衍地鼓励了她几句，又请其他同学补充，并拖堂了一分钟。但她答完问题坐下后，满面涨红的兴奋表情我却一辈子也忘不了。
课后评议时，校长和其他老师对我赞誉有加，有的夸我素质好，有的说我教学基本功扎实，对拖堂一事则说是“白璧微瑕”，我分配留校自然大功告成。
说也凑巧，我留校任教后正好赶上王老师随爱人调动工作到外地，学校安排我接了她的课，这使得我和许晶得以再续师生缘。我发觉许晶对我很有好感，课后时不时来问个题或帮忙拿教具什么的。后来她对我说她非常感激我给了她一次回答问题的机会，更感激我对她的赞赏和鼓励。她“自作聪明”地说早就知道我上课一定会提问她，因为她感觉到课前我就已经注意她了。
她的话让我羞愧万分：在没有见面之前我就把她打入了“差”学生之列；而我对她敷衍虚伪的几句鼓励却换来她那么真诚的感激，在她面前我是多么自私和渺小!
如今“学术”一词常常挂在嘴边，岂知二字含义悬殊。梁启超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和“术”属于不同范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严复曾分析过二者的关系：“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王国维进一步认为“学”之义，古今不同，古包括“知”和“行”，今主要指“知”――“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观照时下，应该区分学问、知识、信息，大多数人了解的是信息，少数人掌握的是知识，很难谈得上学问。中国一直罕见“科学”而推崇“技术”，普遍存在重“术”轻“学”的倾向。虽说学术并称，现实中一直是“术业”高度发达，而“学业”正好相反。个人成就以“学”为标准，通常评价一个人会说学业有成。反之，批评一个人，就会说不学无术。眼下书坛中“学”和“术”的背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将学术作为外包装，有学术样式而无学术内容和学术精神，只是学术灌水。二是追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学”本身，而是为了获得“术”，以技术、技巧、实用等为目标，赚钱是实用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三是以“登龙术”求捷径，乃学与术相背离、脱节最严重的情况。关乎各类“术”的培训，十分火爆，哲学、文学等“×学”渐成冷门，远不如美容和厨师的经济效果立竿见影。学子越来越少，术士越来越多。
书坛中的“术”主要有两类。一是“正术”，如技术、技巧、实用、提高；二是“负术”，如权术、骗术、耍术、邪术等，“登龙术”即其中之一。研究、追求“正术”尚能理解，无可厚非。如今却是施展“负术”者趋众。玩权术者自视甚高，身居高位，熟练地进行权力资本的转换。骗术在书法圈中屡见不鲜，低级一点是帮助出作品集和发证书，高级一点办强化培训班，赠送成功法宝。邪术、耍术易于施行，成本最低，只需费一点口水。书坛遍布“话语英雄”，“我说故我在”，不断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鄙人独创一格，几千年没有还没这种写法呢！”实质是一种“审美暴力”。行“负术”者常常毫无顾忌，可名之曰“撒野”。说到“撒野”，多半会想到牛二，与书家扯不到边。然而现在赤膊上阵的，无一不是“大”人物：大官到处题字，臭不堪言，却是一片叫好声，反正不敢讲。大明星知名度高，偶尔有一些批评，可以充耳不闻，小人物的话不过是挠痒痒，反正管不着。现代派大师玄妙之极，说了也很难明白，呆一边凉快去，反正看不懂。江湖大侠至贱无敌，死猪不怕开水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无所谓。
借书法的名义“撒野”，最大的好处就是看起来文雅、风雅。伪装的撒野比正常的撒野更可怕。“名不正则言不顺”。凡事都得有一个名义，如此，便可名正言顺地做并非名正言顺的事。“丑书”便是极力安排出来的一个“名义”，把徐渭、傅山、金农拉上做垫背。傅山的“四宁四勿”完全被扭曲，比天津大麻花扭曲得还要狠，被绑架成“丑书”宣言。岂知“丑书”是个大杂烩！有的功力不济而百病丛生，有的故作姿态，不惜丑相百出，有的面目丑陋狰狞，令人恐怖，有的恶俗欺世，却大言不惭。凡此种种，混作一谈。书法不完全以美丑来衡量，主要以“真”为标准，是否写出个人的心灵情感。“丑书”当以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的是样式，丑拙、丑怪，丑而不恶，狭义的是精神，心理肮脏不健康，既丑且恶，已成“恶臭”。狭义的“丑书”应更名为“臭书”。以“臭”相喻，古已有之，“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广东有一道名叫“臭豆腐炖猪蹄”的菜，正式名为“中国足球”，寓意是“臭脚”。根源都在于思维腐臭。书法当走正道，寄希望于奇巧秘技之类，不过是“一招臭棋”。时下有些人动不动就说，“让历史来评价我吧”。想遗臭万年，还没那个资格。
古人之书写个人性情，不存在媒体的放大扭曲。现在很多是炒作，从娱乐文化中找到了商机，以“出位”吸引眼球。艺术和娱乐之间没有了界限。艺术就是娱乐，娱乐就是艺术。丑角与臭书相伴而生。臭书是书家丑角化的见证，按照一定的市场规律所炮制出来的。既是幕后推手的共赢，也有娱乐文化的胜利但和书法无关。审丑是一种现实心理，通常是对心理脆弱者的抚慰。英国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丑角进城，胜过一打医生。”现实社会的各种压力之下，有很多的寂寞、无聊、疲劳、郁闷、焦虑、失意、挫败的情绪需要加以缓解排遣，等待爆料和丑角。需要一批更倒霉的倒霉蛋，比自己经历更悲惨，长得更难看，抬高自卑的自己，俗称为“心理学上的垫脚石”，由此获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满足感。书法被视作一种发泄方式，专意寻求精神的狂野释放，一些人不惜刻意装扮成丑角，以“臭书”来撒野。“臭书”非书，已经不是审美意义上的“丑”，艺术夸张已成现实的变态，书写行为成了出乖露丑的恶俗举止。就好比人与死人不是一回事，活的叫身体，死的叫尸体。前者有生命迹象，后者没有，这是根本差异。“书法垃圾”和“垃圾书法”严格说来是缺乏逻辑性的。书法与垃圾扯不上边，垃圾如果成为书法的修饰语，就已经是垃圾而不是书法。
那年夏天，先是在市政府当翻译的父亲失业了，他中午喝酒并且说了脏话，结果被炒了鱿鱼。接着是哥哥拿多不停地换工作，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又一次被解雇以后，他拒绝再去找工作。家中一下有了两个失业的人。
父亲失业以后染上了酗酒与赌博的恶习，只要有一点钱，他不是去喝就是去赌。有一次母亲去台球间喊父亲回家，父亲躲进男厕所却仍被母亲找了出来。父亲自认为丢了面子，拿出来复枪要射杀母亲。直至警察来临，一场闹剧才得以收场。父亲因私藏枪支罪被带到了警局，母亲千方百计筹了钱才将父亲保释出狱。
正值青春期的哥哥待在家里，他对自己英俊的外表十分自恋，整天不是举哑铃就是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或者为挤一颗青春痘花上几个小时。他的游手好闲使得家人十分愤怒，然而不管家人如何恐吓他、谩骂他、羞辱他，拿多都无动于衷。
家里惟一有固定收入的是在洗衣店工作的姐姐。姐姐瞒着爸妈交了一个白人男朋友，也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她丝毫不喜欢他，却因为孤独而和他在一起。结果姐姐未婚先孕，又不慎流产，可家中却因为没钱不能送她进医院……
这样一个家庭，住在墨西哥人聚居的贫民社区，靠政府的某种福利政策才能生存下去，贫困潦倒，问题重重，濒临崩溃的边缘。按曼尼老爸的说法，在这个社会，人可以像货物一样被分类，有的人是百万富翁，拥有一大堆东西；有的人身值一千元、一百元……十元、五元，或者一块钱；还有很多人等于五分或一毛。而他们自己，大概“只值一分钱”。
然而，14岁的少年曼尼对于人生却已有了自己虽青涩但也不失成熟的体察认识。“我想了很多年，也想不出一个墨西哥人，除了非常努力地工作以外，还能靠什么在这个社会上出人头地。”他睁大眼睛看着家里发生的种种事件，面对贫困与歧视他虽然也常常感到困惑，但他赞赏外公的生活态度：“外公一生中，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拼命地做，好像把所有明天的希望都寄托在今天的工作里。”曼尼继承了外公勤奋的基因，他不愿接受老爸自己只值一分钱的理论，他和哥哥拿多也不一样。曼尼希望靠自己的工作来一步步接近梦想，“没工作做，我就跟空可乐瓶一样空”。
有一阵子，曼尼和舅舅及两个表兄弟一起挨家挨户去卖水果，卖哈密瓜、苹果、橘子等任何季节性的水果。可是舅舅意外受伤，不得不卖掉小货车，这样水果也卖不成了。
很快就要开学，曼尼需要买衣服和文具的钱，他还想要一双棒球手套，想得要命。于是他怂恿哥哥和他一起，顶着烈日去当采辣椒的小工。他们在火热的骄阳下采摘着气味呛鼻的辣椒，还目睹了移民局来抓捕辣椒地里的非法移民。
在学校，种族之间的隔膜显而易见。在墨裔学生雷裘的鼓动下，曼尼参加了学校的墨裔拳击队。在拳击队中，他受到了雷裘的观念的影响：墨西哥人是印第安人的后代，墨西哥人的肤色不那么白，那就像地球需要泥土、树木需要阳光是一样的道理。虽然最后雷裘的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但那对于曼尼依然是一次有意义的体验。
14岁的曼尼已经开始喜欢和仰慕女孩子。他不顾哥哥姐姐的冷嘲热讽，执意要去参加白人女孩桃蒂的派对。在派对上他成了众多白人少年中格格不入的一分子，而桃蒂也并不欢迎他的加入。最后曼尼出乖露丑，落荒而逃。
桃蒂家的那场灾难，使得原本就文静腼腆的曼尼更没办法和女孩子好好交往了。为了获得与女孩接近的机会，他被诱惑加入一个帮派，差点成为结伙抢劫的帮凶……
曼尼的老爸喜欢把曼尼喊做“烤箱里的鹦鹉”。这是一句墨西哥谚语：一只鹦鹉抱怨天气炎热，却不知道那是因为自己身处烤箱！这句谚语用来指那些天真无知的人，他们看不清自己所处的环境，看不清自己的立足之地，还一厢情愿地对生活抱着美好的幻想。
这句谚语原本或许是贬义的，但用于曼尼身上，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管生活如何严酷，但他始终不曾妥协，不曾气馁，他内心深处，永远蕴含着对希望、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
关键词：王小波 历史 反思
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尽管他生前寂寞，身后又被传媒热炒，这使“王小波”这一个案或多或少带有商业社会的色彩，但王小波的作品仍有其不容忽视的巨大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他作品中的精神性。
王小波的小说按其取材时间的序列可以分为“历史题材”、“题材”和“未来题材”三种类型，他把人性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以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人性因素，而最终的指涉是“人”的“当下的生存困境”。（李红霞《王小波的精神家园》）王小波的历史题材类作品均以“唐代”为背景铺演故事，唐帝国时代宽松自由、灵活舒展的文化格局和氛围，为作家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人性因素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作品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构历史，又以历史长河中的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在一个无性的年代，作者必然要借的描写，才能把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全面立体地表现出来，惟此才足以和生存境况的荒谬相抗衡。是王小波的小说的符号和载体，由作为个体的人最具有隐私性的“性”的言说，王小波推开了一扇透视人性与灵魂的窗口。当写作中所有的声音都是从一个“我”的口中发出时，这个“我”就成了全部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代言者。“我”永远只能活在生存的悖论形态之中，“我”以消解自我的方式来寻找自我，正如“我”以逃离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投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一样。王小波作品中的“共名”主人公“王二”是一个具有浓厚象征色彩的符号，它似乎在暗示着，作者是在力求从纷纭的差异性中去求得一个作为同一体存在的王二。王小波文本的语言呈现的总体态势是反讽与狂欢。狂欢来自于创造的巨大冲动与激情，而反讽则不断将矛头对准主人公们那种肉体的或精神的自戕，那种经常出现的自我满足与得意，借以不断地刺激他的主人公逃避那种湮没或泯灭自我的种种可能状态。他把理性放置在欲望和善之上，其表层叙述常是佯谬的，但思想机锋往往隐藏在未说出的大量潜台词中，王小波在反讽的同时，所建构着却是真正的理性。
王小波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知识分子，始终以平常心看待世界，他坚持“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的观点，其人格和思想中贯穿着自由人文主义。王小波崇尚理性和自由，他甚至宁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闪烁着理性与自由的光华，张扬着对真实人性的推崇。
王小波的小说反思“”，反思民间。（李银河，王炜《我们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身后的女人自述》）《黄金时代》以“”为叙述背景，但不同于其他描写“”受难史的作品，而是对以往作品采取的“知青视角”的一种超越。他不直接描写大众经历了怎样的物质苦难，遭遇了如何的心灵重创，而是用自己客观、冷静的“史笔”，向伪崇高和伪神圣挑战，王小波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经历，思考着在“红色风暴”席卷下的民间生存状态。他在卸除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武装后，反思权力对民众生存和精神的负面效应，同时对大众的盲从和迷信的劣根性进行了揭示，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迷信传统进行了批判，明确了民众的苦难接受者和制造者的双重身份。
王小波的小说很多涉及到性，他以性来隐喻政治。性只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符号和载体不是主题，他的小说真正的主题是反思人的生存状态。他不是单纯为写性而写性，不是以渲染来刺激读者的阅读，他以一种极其平常自然的叙述语言把性作为一件自然的事娓娓道来。王小波的小说打破传统，把性从社会的深层结构里凸显出来，在他看来，对性的压抑就是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控制。正因为“”对性采取了集体性的人为压抑，而中国传统文学对正面描写性也一直采取着规避的姿态，因此王小波写性，一方面是要把性还原为人性的本能――一件极平常的事，它是自然生命力的展现；一方面是要通过性的张扬来反抗政治与权力对人的控制，揭示钳制自由所造成的文化环境伪善和畸形的本质。
不敢断言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是关于历史记忆的最好作品，但它们揭示的人在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与知识、暴力、死亡及性的关系，及由此衍发的人的荒诞处境，在既有的中国文学中，却一向缺乏关注和探讨。他以一种寓言式的写作对这个时代小人物的生活进行了一种整体性的概括。这种概括和表达，既有传统的一以贯之的手法，也有一种得之异域的理性的眼光和意识。这两扇思想的窗口，使我们从习焉不察中更多地体会到了他对时代的悖谬和荒诞的深层体验。
《时代三部曲》写了三个时代的故事。《黄金时代》写了“”；《白银时代》写的是未来“21世纪”；《青铜时代》则指向传统中国的太平盛世――唐朝。“青铜”、“黄金”、“白银”三个时代在王小波笔下并不具备“变化”、“递进”的意味；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元小说”意义上的“虚构的真实”，他关注的是生活中不变的、恒久的中国文化潜质特征，他表现的是知识的境遇、理性的遭际及知识分子的尴尬命运。（林春《清醒的少数》）在他的笔下，富有智慧和原创精神的知识者和带有反智主义特质的准文化人构成了喜剧性的冲突和对抗。通过这种对抗，他描绘了中国文化精神沉积在当代文化人身上的不同形态。不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薛嵩、李卫公和王仙客还是现代生活中的王二和李先生，都是作为社会生活里的不适应者、边缘人而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是主流文化中的“怪侠”，但又偏偏怪得有趣、幽默、无可奈何、富有人性和创造力。他们构成了僵化体制中不安分、不稳定的颠覆性力量，反映出了体制本身的非理性、不可理喻的尴尬性。“万寿寺”里的薛嵩想当的是“封侯万里的班超”，但在湘西，却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荒唐境地之中。“红拂夜奔”中的李卫公才情超绝一世，证出了“荷尔马定理”，但却始终考不中数学博士。因为考题中有一门《易经》，李对之一窍不通，只好在试卷上大书“皇帝万岁”了事。不想，《易经》得满分，而数学却是零分。他发明的奇巧技一样没有落空，而自鸣得意的“高明之学”却被视为敝屣。《青铜时代》里的现代生活和历史遭际相交织，荒诞和滑稽、嘲笑和调侃贯穿古今，使它烘托出一种拉伯雷《巨人传》中狂欢节式的游戏、颠覆氛围。
《黄金时代》里的王二曾做过一次笛卡尔式的痛苦思辨。他发现，他所在的世界没有逻辑的明晰性却存在着两个相悖的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反的答案，而对这两个答案，他都能毫不犹豫地接受。最明显的例证是他既无比真诚地相信“皇帝万岁”，也无比真诚地相信“皇帝也会死”，而两者又并行不悖。这一方面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一方面也是人类的虚伪。文明本身即意味着反理性的虚伪，是存在向生存的妥协。王小波笔下痛苦的“哲学家”王二，也许是一个准自传型的人物。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他永远处于理性和自由的紧张关系之中。笔者尤为着迷的是对王二在武斗中制造抛石机防御工事的有趣描述。那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是人面对不可理喻又无从驾驭的荒诞现实时的无奈、嘲人和自嘲，这种黑色幽默使人欲哭无泪、欲笑不忍。王二是个带有某种“痞”性的叙述人。这位充分戏剧化盼人物兼有笛卡尔和堂・吉诃德的双重性格属性。他敏于思辨，富有叛逆色彩，又爱搞恶作剧，经常把自己陷于尴尬境地。作为这样一个杂收了约翰・欧文式残忍幽默与约瑟夫・海勒式黑色幽默精髓的“小人物”，他不可能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呐喊，但他以他的突变、滑稽、“绞刑架下的幽默”，使压抑、痛楚得到释放、失去了些许重量。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人生充满了残酷和痛楚、荒诞和无奈，施之者残，受之者苦。苦只能催人落泪或强忍眼泪，而残从贪从欲从利从恶发，其中尽有非理性因素，譬如两面三刀、笔里藏刀、残民以逞、既当又立牌坊等。荒诞于是与滑稽相邻，罪恶于此套上神圣的光环。王小波洞穿了这其间薄薄的一层纸，遂以其青春顽童式的“痞”气对人类的这种愚昧及荒谬言行进行恶作剧般的消解，虽然其间难觅前辈作家那种“人类完善可期”之信念，但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地为小人物永恒的“无奈主题”探索出了一条可能照循的通道，读来悲天悯人，升腾着谐谑的，弥漫着智性的愉悦，成为苦闷人生的清醒剂。
王小波以反英雄的方式企及了英雄的境界。（张伯存《中国社会批评家――评王小波杂文》）他挟带一股高蹈的天籁罡风踏上不归路。“鸟儿已经飞过，大地惟余茫茫”，剩下王二在这个世界独自闯荡。也许他的归隐隐含着某种契约：带上王二未解的难题去问上帝。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三部曲中集中表现了乌托邦社会对人的奴役及个体的反抗。
小说集《白银时代》包含了《未来世界》、《2015》、《白银时代》等三部小说，在王小波构建的未来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世界，在这个权力世界里，国家权力机关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塞满了人们全部的生活空间，禁锢了人们的肉体和灵魂。
在这样一个权力世界里，处处充满了非逻辑、非人道的悖论，人置身在悖论的迷宫之中，被剥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未来世界》里的“历史学家”认为：“治史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科学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的态度，那就是说，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在《未来世界》里，“我舅舅”写的书，凡真实之处就被符号“口”所取代，具有讽刺意味的理由是宣扬虚无主义，他最畅销的一本书完全由符号“口”和一些标点符号组成，这种仍然称之为“书”的印刷品的存在甚至畅销，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悖论。《2015》这部小说表现权力对艺术创造的施暴行为，叙述人不断追问艺术的真谛。如果说艺术的真谛是陌生化、个性化或者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精神活动，那么它一定会被头脑简单、喜欢整齐化一的掌权者看作是居心叵测、危险分子。一旦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变成被社会广为接受、一文不值的批量复制品时，他的艺术生命就终结了，他的劳改生涯也就该结束了。小说就在这种看不懂与看得懂、叵测与不叵测、艺术创造与社会接受、艺术生命与肉体生命、艺术与权力之间层层叠叠的缝隙中表现了权力对艺术粗暴践踏背后的悖论。《白银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权力语境下的艺术创作的所谓“生活”主题，但现实世界里发生的真实事件却无法进入小说，因为掌握权力话语的主编会认为这种真实是不真实的，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因此在权力语境下，“现实真实”被建构为选择性遗忘的“历史真实”。
《未来世界》里，作家“我舅舅”的人生主题是等待，在数学、小说都不能使他激动之后，等待一件使他心脏为之跳动的事情，但“戈多”总是等不来，他在等待中走投无路，只有等待死亡，生前没发表一部小说。“我”的人生主题是寻找，寻找护身符，因犯了直露、影射的错误，被“公司”这个无所不能的权力组织没收财产，拆散家庭，重新安置做苦力。公司的权力是无边的，“公司的每个部门都和我关系紧密，可以说我是为公司而生，公司是为我而设”。最后，他被安置到公司写作部当，写着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的模式化文章，写作的姿势“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
“我”在写作公司里对鞭笞的接受、认同、调侃及对执鞭小姑娘的调情，是王小波笔下典型的个人化抗争方式，既然没有了尊严，那就索性不要尊严；既然证明不了自己无辜，那就倾向于不无辜；“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小说中的人物以游戏的心态，乖巧的行为反讽、消解权力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