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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管理劳动 劳动力素质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工作,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对劳动价值论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主要贡献,创立了科学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劳动可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商品二因素包含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而具体劳动则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说明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尺度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阐明了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以及价格之间的区别和复杂关系;建立了生产价格理论,指出了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做出了深入研究,阐明了两者之间本质区别。肯定了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生产资料等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阐明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提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概念和划分方法,并指出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指出了为何从事复杂劳动的工作者能够拿到比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作者更多的报酬的原因。
总之,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的基本理论,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也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用发展着的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指导我国的社会经济运行。
二、科学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劳动的问题
过去,在人们的思想中,似乎创造价值的人是企业的直接操作人员,组织管理和从事服务的人员好像不创造价值,甚至把党群政工部门看成是企业的包袱。其实,组织管理和协调服务,通过调整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良好环境,既为劳动者提供帮助和导向,也为劳动者提高劳动能力提供条件和营造氛围,具有双重劳动价值。任何社会的管理劳动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它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管理劳动是为其榨取剩余价值服务的,其社会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故其管理劳动首先是剥削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劳动一方面也是由于组织共同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其管理劳动具有与先进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具有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职能。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提高管理者素质的意义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指出: 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并指出了为何从事复杂劳动的工作者能够拿到比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作者更多的报酬的原因。企业管理者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管理绩效。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要使企业在竞争中取胜,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不断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管理者应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品质。无论何时何地,企业发展都要受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的影响,管理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政治思维能力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审时度势,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战略。
管理者应具备广博的知识。管理者不仅要掌握一般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等,还要有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管理人员要从宏观上把握全局,要有广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在管理中总结规律,顺应规律。
管理者应具有高超的管理能力。科学预测的能力。管理者要有超前意识,能够高瞻远瞩,要立足当前、注重未来,正确处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制定企业正确的发展战略。果断决策的能力。决策能力是管理者能力的最主要体现。抓住和赢得企业发展的各种机遇,在机遇来临时,决不能优柔寡断,让机会擦肩而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企业管理者必须了解企业发展的现状和变化,要准确把握企业的人、财、物等资源状况,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识人善任的能力。企业管理者要有断人识人的能力,要知人善任,任人惟贤。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适当安排、合理搭配,提高效率。团队合作的能力。企业管理者要和下属团结一致,使下属参与管理,获得自我归宿感和个体价值的实现。
管理者应具备创新的经营理念。如今社会高速发展,企业正面临着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管理者好学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瞬息万变,满足现状、墨守成规就是落伍,等于扼杀组织的生命,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源泉,惟有创新,才能使企业远离失败。管理者的创新体现在:对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开发产品的创新、生产技术的创新、营销策略的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的创新。所以,企业管理者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善于创新进取,时刻都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断地从工作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陈征.论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运用和发展[J]. 经济评论,2003(04).
[3] 郑丽丽.论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用[J]. 科技经济市场,2007(04).
[4] 段根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对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意义[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11YBA054)
[作者简介] 龙佳解(1953—),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文化哲学研究.
[摘要] 马克思在诠释异化劳动四种表现形式的过程中运用了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价值介入研究方式旨在将价值预设与经验材料有机结合,克服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分立。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的价值预设,凸显了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这种批判特质不仅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而且对认识当今社会也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价值介入;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式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101—05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不能解读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生产活动的一种事实性描述,而是借助于价值介入对这种经验事实的诠释。马克思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既不能单纯解读为是对价值预设前提的抽象演绎,也不能像通常所理解的是纯粹地对工人劳动的经验材料的抽象归纳。质言之,马克思朝着融合两者的中间道路前进,这条道路是一种克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路线二元分立的可能性探索。这种价值介入研究方式不仅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彰显,而且,日益被确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一异化劳动理论蕴含的价值
介入研究方式
所谓价值介入是指人们对事实的认知过程渗透着主体价值或评价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通过认知活动所获得的一切事实性认识,都内蕴或负载着认知主体的价值意识、价值取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隐含了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
就理论研究的对象而言,马克思强调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不要像国民经济学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1]由此可见,马克思明确地将当前的事实而非像国民经济学家们将“虚构的原始状态”作为研究的对象或立足点。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当前的经济事实”有一系列客观描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
但是在对工人的生产劳动是异化劳动的论证时,马克思预设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将劳动的一般本质内涵设定为“积极”、“自由”和对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等,并将其作为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价值参照点。所以,“异化只能被理解为非异化状态的缺失,每一种状态都是另一种状态的参照点。”[3]异化了的劳动只能通过“非异化劳动”这一参照点得以说明,因此,“不积极”、“不自由”和“否定自己”的劳动都是异化了的劳动。
同样,在考察现实中工人的劳动仅仅沦落为一种“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时,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是由“普遍的”、“自由的”和“能动的”等活动所表征出来的人的一种自我实现。它应该是人们所向往的,因此也是人的目的。所以,就马克思对劳动一般本质的解读而言,劳动不仅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应该是满足劳动本身需要的手段,即劳动也是一种目的。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是人的内在需要,因而是目的;另一方面,劳动作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一种活动,又表现为手段。[4]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龙佳解,黎昔柒: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
更进一步,在阐释劳动的本质时,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一般本质与现实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进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凸显了劳动的一般本质。
黑格尔对劳动一般本质的确证是通过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来说明的。黑格尔认为奴隶“对于事物的陶冶不仅具有肯定的意义,使服役的意识通过这种过程成为事实上存在着的纯粹的自为存在,而且,对于它的前一个环节,恐惧,也有着否定的意义。”[5]这里奴隶“对于事物的陶冶”不仅克服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意识,而且克服了作为奴隶的人对其主人的恐惧意识。因为奴隶的劳动并非是满足自身的自然欲求,而是为主人劳动,满足主人的欲求。因此,奴隶的劳动与劳动相应满足的奴隶的自然欲求相分离,劳动就具有了超越自然欲求的意义。而且,奴隶“陶冶事物”的劳动,使奴隶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得以体现,即劳动使奴隶具有了自为存在的意识。所以奴隶通过劳动克服了依赖意识和恐惧意识而获得了自由意识。
就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却撇开了“劳动是在人的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这一事实,即撇开了奴隶现实所从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的事实。因此,黑格尔虽然发掘出了奴隶的现实劳动的积极方面,却有意回避了奴隶的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即劳动的异化形式。而且,由于其唯心主义体系的禁锢,“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6]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看到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并且最终只是将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积极的和精神的劳动,即仅仅将关于人的理论研究活动看成是人的真正劳动。而且将劳动实践理解为他的哲学体系的绝对理念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状态的价值评判蕴含了“实然”与“应然”的对立统一。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现实劳动状况中,工人在意识中把实现自己的生命活动根本特性或自己的类本质的劳动变成了一种维持肉体生存的劳动,沦为了一种满足动物性质直接需要的手段,这是因为工人的现实劳动作为一种异化劳动遮蔽劳动的自由自觉的特性,反而使工人产生了异化的心理。
因此马克思觉得应该去蔽,将现实劳动中所具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等特性发掘出来,并且作为人“应然”的类本质。他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并且进一步在比较人的生产活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别中论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
但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应然”与“实然”两种劳动状态中,“应然”的劳动状态并不是脱离“实然”的劳动状态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先在的东西。恰恰相反,这里由“实然”的劳动过渡到“应然”的劳动是理论研究的思维抽象,是对“实然”劳动中所隐含的积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其实质性方面的抽象和概念化。而且这种经过概念化的“应然”劳动范畴并不缺乏理据可以让马克思作为评判处于各种社会历史形式下的现实劳动的价值尺度。因此,这里“实然”的劳动与“应然”的劳动的对立统一成为异化劳动理论研究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赖以成立的根据
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证,马克思不自觉或无意识地采用了价值预设的立场,这种立场是研究者的主观使然,还是社会研究有其内在的、深刻的必然性?
首先,劳动一般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无所谓价值评判之义。异化劳动范畴的价值评判之义主要来自于“异化”一词。“异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ation”和“alienare”。前者有外化、物被别人占有等含义,而后者有转让、分离、被异己力量统治、被异己力量支配等含义。[8]而且,“异化”含有在一段时间内,“什么”变化为“什么”,以致“变化后”的什么与“所预期”的什么有所不同、甚至会相互排斥、对立的过程与结果相关联之义。因此,异化本身的辞源含义就隐含了“实然”与“应然”两种因素或状态分立或对立的结构。
其次,就异化思想演进的脉络而言,在马克思之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异化思想或理论也都蕴含了价值预设的立场并采取了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
霍布斯将异化解读为:由于公民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国家使公民的权利和意志异化,使它们变为国家固有意志的工具。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预设了人性本恶,由此推导出人类的原初状态是“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战争的状况”。同时,霍布斯又预设了人都是具有理性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他自己的理性所统治。”[9]正是基于人类的这种原初状态和人类文明的存在需要秩序,因此,人们愿意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某个被称之为“君主”的人。由此可见,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的提出,离不开人性本恶和人是理性的价值预设,是运用这些价值预设去诠释国家的出现这种历史事实的产物。
卢梭不仅在“权利转让”的意义上,而且也在“被异己力量统治、支配”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他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果成了“权贵们”或“首领们”的工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异化思想,就其研究方式而言,继承了洛克的人与生俱来是平等的、自由的,具有某些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权利的价值预设。卢梭正是运用价值预设来阐释君主专制国家现象而形成他的异化思想。
黑格尔将霍布斯、卢梭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异化范畴转变为一般哲学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其一是绝对观念从自己的抽象逻辑状态转化为自然状态;其二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精神对象化为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其三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物化为他的劳动的产品。黑格尔之所以认为精神的物化、对象化是一种异化,是因为他预设了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而精神从自己的抽象逻辑状态转化为自然状态,就使得自由的精神被受外在必然性所支配的自然状态所束缚而丧失了自由。同理,精神对象化为社会制度、社会领域和劳动产品,也使得本质上自由的精神被自己的对象化活动和对象化产物所束缚。所以,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也是以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价值预设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上述三位思想家用以诠释社会现象所形成的异化思想或理论,都以某种价值预设为前提,都是其所预设的价值判断介入其所诠释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的产物。这种研究方式是历史上思想家们没有意识到而共同采用的研究模式,它被实证主义所遮蔽而被现代诠释学所揭示和证成。
就现代诠释学的立场而言,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自然现象独立于人而客观存在。因此,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或者说人们去理解自然现象,是可以有不受个人价值判断影响的客观方法,去判别其理论或理解的正确性。这就是运用“准确预测的实效性原则”来保障其理论或理解的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人,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现象可以说是人创造出来的,尽管这种创造活动离不开一些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物质条件。因为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是依据其身上负载的社会文化或价值系统对这些客观的自然物质条件进行演绎才形成社会现象的。所以在其本质上社会现象主要是由“文化意义”或“价值系统”构成。因此,要理解和把握社会现象,不能单纯采用自然科学模式的客观观察,而一定要加入研究者的演绎。由此,研究者的价值预设及其价值介入的诠释就必不可少,并且它构成了理解和把握社会现象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理解或者把握某种社会现象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一个双方视阈相互作用不断演绎的双向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没有主客的严格划分,也没有唯一而客观的了解。唯有通过双方的“视阈融合”才可达至理解。因此,实证主义者将自然科学研究模式普遍化,用来研究社会现象,其主张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研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同时,现代诠释学也认为,理解或把握某种社会现象不单只是一个知识论上技术或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存在论上的问题。因为了解社会现象的过程便是一个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而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者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意义构成。而且,社会价值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建构和传递。语言具有共通性和互为主观性的意义,此种意义不但使得人际间的沟通成为可能,同时也构成人类的社会生活。我们用语言去描述社会世界的时候,也是在创造此社会世界。所以,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不纯然是一种工具,仅仅用来描述一些独立而客观的社会现象,它同时也是构成社会现象的一个要素。因此,我们通常所描述的社会事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性的事实”,它们实质上由语言、价值系统和文化意义等构成。在社会研究中不存在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无须使用演绎理解仅凭具有共通性和互为主观性的感觉感知和验证的“社会基本现象”。
从了解社会现象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视角出发,社会研究不仅仅是在知识论上的对社会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一种宏观层面上的道德实践,即研究者个人对群体、社会或国家的义务和言责,其中包括对各种社会流行价值观的批判。[10]因此,社会研究实质上是研究者的一种道德实践,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也就不可缺少,它反而体现了研究者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担当精神。由此可以证成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采用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的合理性。
三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价值介入
研究方式的揭示与弘扬
马克思的社会研究自觉地将其定位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由于受流行的实证主义的束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方式是反实证主义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反而认为自己是遵循了实证主义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自己的理论标识为“批判的”。他们吸收了现代诠释学的思想,将社会批判和现代诠释学相结合,揭示出马克思批判理论中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并以此来发展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阐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文献中,霍克海默通过扬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对立阐发出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指出,“当代哲学文献完全没有抓住贯穿整个哲学史,而且在今天的历史境况中似乎成为最具有决定性的东西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11]而这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绝对对立思维方式使我们看不到“在我们所说的客观的东西之中,主观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在我们所称的主观的东西之中,客观的东西也在起作用。因此,要历史地理解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把握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即人性的与超人性的,个体的与类的、方法论的与实体论的,任何一方,作为实在,都不能离开另一方。”[12]在这里,霍克海默认为必须拒斥对主观与客观互相孤立、分离的理论理解或诠释,而强调一种两者交互作用的解读,而且他认为理论只能是具体的,不存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一般公式”。霍克海默认为社会科学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可分为辩护性的研究和批判性的研究两种类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而且企图利用“精确表述”或“数学”等价值中立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并将一切概念与范畴固定化,其结果是以自己的智力劳动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虽然从事辩护性研究的理论家们也声称自己的研究是恪守“价值中立”的,但是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自然的”和“永恒的”这种观点就是一种价值预设。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式实质上并非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马克思的批判性研究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从而着力于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并且发掘其内部隐含的发展趋势,证成资本主义的“非理想性”和“非自然性”。当然,这是一种含有价值预设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的实践。
哈贝马斯接过了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并立足于社会研究的价值负载来批判实证论的价值中立观点。他属于“两面作战型”的人物:“一方面,拒绝纯思辨的先验形而上学玄学,强调经验成分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否认直接的经验—分析科学能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认为要真正认识人,就必须充分揭示‘理解’的普遍先决条件”。[13]在这里,哈贝马斯的研究方式与马克思运用价值预设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形成异化劳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另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还基于韦伯和帕森斯对工具理性的分析指出了“劳动”和“交往行动”的根本区别。劳动是一种合目的的指向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一种工具理性处于支配地位的活动,它强调对手段的合理选择。而且,这类活动按技术规则进行,并且以经验知识为基础。交往行动是指以符号为媒介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它必须遵守特定的道德规范,而这种规范规定着主体间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相互交往的至少两个行动主体的理解与承认。[14]哈贝马斯反对将生产劳动的内在机制推广为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机制,认为不能用生产劳动的内在机制来理解交往行动。因为生产劳动立足于工具理性和以个人利益为归属的道德取向,这种取向与科技理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不无关系;而交往行动的进行必须以平等、相互尊重、说服而不是压服等一系列价值理性为预设的立场。虽然哈贝马斯对劳动的内在机制的阐发具有片面性,我们不能苟同。同时,他对交往行动的推崇也具有将交往行动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也是采用了一种用价值理性来批判抵制工具理性在当代泛滥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
四马克思价值介入研究方式的批判视阈
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改变世界”。因而马克思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必然是批判性的。
就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属于个人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和神话的“故事”范围的“叙事”。作为一种“叙事”,它在结构上表现为一种三元关系:叙说者、聆听者以及叙述所论及的第三者。由此,马克思上述叙事的结构可分析为:叙说者毋庸置疑是马克思本人,叙述所论及的第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那么其聆听者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体。由此可见,马克思希望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改造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叙事契合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共识。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人民的共识是某种叙事具有合法性的标志。[15]这意味着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是否是真理,其理据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需要诉诸于它能否实现来加以确证,而是只要符合它所诉诸的聆听者们——无产阶级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即可。
就现代诠释学的视阈而言,研究者在社会研究时所持的角度不能仅仅解释为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系统或根据某种“科学社群”的规则而建立起来的问题和假说,而其往往表现为研究者个人的“偏见”。“偏见”构成了研究者的特殊视阈。然而,“偏见”绝不是理解某种社会现象时要加以消除或者说能够加以消除的东西,而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偏见”表现出研究者面对世界的开放倾向。著名现代解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认为:“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16]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即使是作为他个人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表现出马克思思想向未来世界的开放性,是对其所处时代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批判并力图摆脱其束缚的表现。
马克思的批判性的价值介入研究方式所持的价值预设不仅促成了理论的诞生,而且仍然可以成为批判当代社会现实的价值尺度和理据。马克思证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所依据的人的劳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价值预设仍然对现今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有着批判意义,而且对破除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也具有启迪意义。现今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的结伴同行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对人自身活动的价值关切几乎萎缩成了可有可无的缀饰。工具理性片面地将“合理性”理解为手段的有效性,追求以最低成本达至预定目的,从不思考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合理性。因此它总是促使人以计算的手段去对待自己与他人,这就使人的实践活动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资本逻辑所衍生的货币拜物教使追逐货币而非以自身的发展成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因此,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17]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人的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相互倒置的生活方式由于肆意流行而被现代人所认同,并且构成了现代人的自我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所依据的人的劳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且它构成的人的类本质的价值预设可以激发现代人对这一自我理解进行反思,并重新评估这种自我理解。而这种反思和重估,它是现代人跳出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束缚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中人的概念[M].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Т·H·奥伊捷尔曼.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问题[A].《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 W.舒芬豪尔曼·布尔.民主德国《哲学辞典》“异化”条目[A].燕宏远译.异化问题(下)[C]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9]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阮新邦.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哈贝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11]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2]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3]张博树.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译本序)[M]. 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1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陈嘉明.社会规范本质的哲学解释[J].江海学刊,2000,(5):100-104.
论文摘要: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无论是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只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天生赋予的、意识决定的,意志与理念决定价值的存在与否。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代赋予了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而在当前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的知道作用。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生产中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问题在于有些生产劳动被看做非生产劳动,或者某些非生产劳动又被看做生产劳动。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商品生产关系来讲,劳动生产力必须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进行产品交换,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劳动不仅包含必要劳动(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还必须包含剩余劳动,从生产结构来说,就是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从价值形式讲,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使劳动包含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人流通转化为商品。
第二,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品生产是和商品运动分不开的。为了商品生产必须从市场购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人直接生产过程后流水作业,产成品流通流到消费者手中。纯粹商业劳动只是为价值转型的劳动,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属非生产劳动。但商业劳动又是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就属于生产劳动。农业、采掘业、工业都生产了商品,提供了服务,它们的劳动当然属生产劳动。这是广义的服务。一般是就狭义而言的服务,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劳动的服务。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通过商品间接服务;或者是生产无形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超越这个界限,就是非生产劳动。
第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从劳动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相应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从生产方面上,由于生产具有二重性一生产力(物质内容)与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前者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当具体劳动抽去具体现象成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便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生产力,即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商品)量,或单位商品所耗劳动量。
第四,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简单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复杂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在于它积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劳动,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劳动。体力劳动多墨守成规,未具有这样的脑务支出,故称简单劳动。因此,从量的比较讲,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五,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期间(横向)共同协作,马克思称之为共同劳动。但在复杂科技劳动中不仅包含横向协作,还包含(纵向)传递下来的脑力劳动结晶。这种劳动即为一般劳动。
第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凝结在价值中的劳动是已经过去的劳动,或称“死”劳动,不是正在运行的活劳动。
二、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及划分意义
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其特点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去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不仅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竖立其上的马克思经济科学大厦就是依赖其支撑的。其次,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单位商品中活劳动的含量大大减少;(2)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精神劳动(科学劳动)已大大超过工人的直接劳动;(3)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大。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都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变。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如下的新进展。
第一,劳动主体队伍的多元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劳动主体,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劳动主体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还有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中介服务的劳动主体。多元结构的劳动主体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第二,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广泛性。马克思曾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区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定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已把生产性劳动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为物质生产者生活服务的,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劳动上。
第三,劳动价值量的计算具有复杂性。当代科技在生产中广泛运用,使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将复杂劳动看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传统的比例结构被倒过来了。商品价值形成中复杂劳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二重性
劳动价值论是最基本的理论,是的核心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始终坚信: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研究劳动价值论,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广大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问题、收入公平问题、消费价值观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因此需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掌握它的理论精髓,可以更好的帮助人们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出现的新矛盾,从而更好的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一)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基本的属性。
1、商品的使用价值
商品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每一种有用的物品,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商品具有使用价值是因为商品对人们有用,具有有用性,但这种属性并不是脱离了商品本身而存在,它是由商品本身的性质来决定的,把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这种属性,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同一个商品,具有多种属性和多种用途;商品的种类不同,自然属性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同。
2、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
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相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共同的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
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换,是因为各类商品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却真实的存在着。一切商品不管它的使用价值如何的有差别,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质,所以需要交换,正因为商品和商品之间具有共同的、相似的东西,所以它们能够进行比较,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商品之间能够进行交换,因为它们具有价值,而交换价值只是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劳动的二重性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商品的生产中,劳动具有两个属性:具体的劳动和抽象的劳动。
1、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是指在某种特定的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千差万别的劳动。由于具体劳动的形式不同,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多种分工。具体劳动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来,人类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事各种劳动,并且只有具体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相互结合,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够被人类创造出来。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
2、抽象劳动
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是人类的劳动力(如脑力、体力、神经等)的消耗,将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去掉,剩下的均是最普通的、一般的人类劳动,这种抽去了具体形式的最一般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因此人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都属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只是他们的存在形式不同。
(三)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量即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本身具有价值,是由于商品中凝结了人类劳动,即抽象的劳动对象化在商品内部,劳动本身的量是用持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则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工作天数等来计算。生产单个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越短,其价值量越小。所以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
(四)价值转化为价格
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才能得以形成,若价值转化价格,商品必须拿到市场上参与交换,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商品流通。在市场所看到的商品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的多少反映了商品价值的大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总的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价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
(五)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商品的拜物教是指在商品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动产品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来的神秘属性,商品作为一种劳动产品,由于价值量运动规律的客观强制力在交换中不以商品交换者的个人意志力为转移,就造成物的运动支配了人的幻觉。而在非商品生产社会,商品的拜物教是不可能存在的。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大现实意义
劳动价值理论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据。以劳动价值理为根基的价值规律可以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它能够作用于经济运动的整个过程,不仅作用于微观经济,同时还作用于宏观经济,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经济的建设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劳动价值论所包含的价值规律能够自发的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价值量是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按照本身的价值量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只有个别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生产商品的平均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商品生产者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市场机制和利益的驱动下,将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管理,生产出更好的商品参与竞争,这样,社会的使用价值不仅增加了,而且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总价值,即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
(二)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增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急需解决。公民的贫富差距过大,一部分贫困人口必然会对当前的社会不满,不利于整体社会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始终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的观点,因此需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利用这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合理的调节公民的收入分配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处理好各社会阶层的关系,保证社会稳定,才能更好的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三)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有利于使我国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炫富”、“拼爹”、“仇富”、“啃老”等社会现象频繁发生,部分年轻人蔑视劳动,不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财富,而是追求享乐主义、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些社会现象明显与劳动价值论的“劳动创造财富”相背离,因此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劳动价值论,使我国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还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始终坚信: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收获幸福。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培养我国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调节我国公民的工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的稳定,可以刺激企业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付玉,张琛麟.简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4(2):273.
[3]郭大俊,思B.科学的实践观的形成与马克思主x理论的创立[J].理论学刊,2014(3):19-23.
关键词:价值;经济;发展;意义;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22-02
通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及其作用,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经济社会与人类劳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揭示商品内在矛盾的科学理论,它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规律是指导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指针。但由于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劳动价值论成为人们近年来讨论的热点。因此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全面把握它的主要观点,了解其重要现实意义,并使它在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
(一)使用价值与价值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分析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指出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人的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料是形成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人类的抽象劳动则是形成价值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者的一定体力和脑力的凝结则是构成价值的实体。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二)价值源泉
人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而各种生产资料不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却是价值创造和形成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
(三)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四)价值转化为价格
价值的创造是在生产过程进行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商品的价格则必须要依靠市场,在流通过程中得以实现,从而使商品的本质形态转化为现象形态。因此,就出现了价格与价值、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甚至出现现象掩盖本质的假象。价值的本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超额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因此,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市场机制和利益驱动的作用下,必然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并按高于个别价值或按高于个别价值但低于社会价值的价格销售商品,企业因此就会获得超额价值,即“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样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这就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的使用价值量;二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复杂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增大,新的产业和新的部门不断涌现,从而全社会的劳动总量不断增大。其结果,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使用价值量,而且也增大了全社会的价值总量,即增加了社会财富,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指导作用
根据价值规律原理,商品的生产者要想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使其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下转126页)(上接122页)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样适用,这要求生产者要自觉地不断改进技术,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地增长。按照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商品的价值要转化为价格则必须依靠市场,在流通过程中得于实现。所以,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行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分体现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二是有健全的各类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并形成了完备的市场体系。这也是现阶段市场建设应遵循的目标。
(三)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岐视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劳动等。我们不能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管理制度跟不上,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导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都热衷于追捧西方经济学,这难免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出现偏离经济学的危险,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及金钱万能、蔑视劳动等思想。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难发现,其症结在于淡化了的指导。为此,我们要继续坚持的指导地位,要用的发展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意识形态上要重树“劳动光荣”的观念;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等。力争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团结友爱”的社会环境,踏上共同富裕之路。
三、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关键词:广义价值论 狭义价值论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22-02
价值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经典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及在其基础上展开的关于分配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分配方面应该按劳分配;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要素,因此应当形成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理论。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主体性。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机会。
一、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及相应分配理论的概念界定
(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广义价值论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以及《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蔡继明提出:“根据广义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1}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降格为一个生产要素,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分配理论,关系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理论与之对应。在广义价值论的基础上,蔡继明教授与谷书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2}这大体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
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200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
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蔡教授写到“亚当・斯密曾以鹿和海狸的交换为例说明价值决定,认为,1只鹿之所以能和两只海狸相交换,是因为捕获1只鹿和捕获2只海狸耗费了同量劳动,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但是,他马上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4}由此,蔡教授认为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实仅存在一种价值理论,即生产费用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的价值论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规定。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相对较早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广义价值论者否认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可,以此否认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从历史的观点与阶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存在过,斯密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背离了他最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主体性在作怪。在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还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劳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无所事事的封建势力,而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当斯密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进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斯密的有生岁月了封建势力,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辛苦的劳动,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使唤的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为再次论证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斯密开始在价值理论上背离劳动价值论。因此,广义价值论者抛出的这个置疑其实是主体性的问题。
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作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诸如上面的辩论有很多,但是无论有多少辩论,都会限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都是无解的。作为一个劳动者,笔者是劳动价值论的坚持者与学习者,初次接触广义价值论时,试图逐条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应《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那本书当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质疑。但后来发现,陷于这场无解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主体性,对利益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主体性”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置身于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你承认与否,你都具有主体性与阶级性,没有人是公平的使者,尤其是那些自称为是客观公正的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学者们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分别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为主体。”{5}我们不应该流于谁对谁错的表面现象,应该对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进行归类,首先明确一个学者的主体性与阶级归属,然后便可以明确他的观点的立场,他是为谁说话的。我们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者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代表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学者,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者。显然,当双方处于不同阶级主体辩论阶级主体利益时,辩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而在于你是谁。
三、走出辩论本身,接受理论与现实的考验
(一)强者为王
我们说不同主题之间就主体利益的辩论是无意义的,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主沉浮?强者为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上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文化。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最终能够掌握利益分配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这要看哪个阶级最终掌握了物质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盐铁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谈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重农抑商”,农为本、商为末,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是中国古代从来就有的,中国在封建领主制时期的周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发达的商品经济,《周易》中有大量的关于商业活动的记载,春秋时的齐国,以发达的商业而称霸一时,战国时更是涌现了诸如范蠡、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大商人。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却在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之后经历了与西欧的商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命运,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只看到了商业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而忽略了与这些金银财宝一起成长起来的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于是,在西欧商业资本发展成了产业资本,资产阶级桎梏他们的封建势力而成为统治阶级。但情况在中国古代却截然不同,封建势力害怕大商贾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在秦统一后大体确立。汉昭帝始元六年,由霍光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会议”,“会议上,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主义就盐铁专卖与农商关系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是霍光一派获胜,这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胜利。至此以后,重商思想很少再有人提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由此确立。”{6}为什么以霍光一派为代表的重农抑商主义会赢得那场辩论的胜利,当时的封建领主的势力已经由于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各种分权政策而被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社会当中不是物质力量的统治者。
(二)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与现实上的没落
那么回到我们这场关于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既然辩论本身已经没有意义,那么在辩论之外,究竟哪个阶级主体会最终胜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去一探究竟。
以辩护论为方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已经渐趋终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利用信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利他。我们说利他源于利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利己不见得能够利他,利己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道德的沦丧,因此个体的理性不等于总体的理性,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看不见的手,因为它真的不存在。辩护论的方法还“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的社会形式。”{7}从这一点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未免太过于确定与绝对化了,那种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制度的论断是极其露骨的辩护。辩护论的方法留于现象描述的方法,不探讨本质规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他们把经济体系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部分,有的加进中观部分,但都是孤立地看问题的方法,看不到个体与总体的联系,没有联系也就掩盖了矛盾。他们分析生产就是生产,分析消费就是消费。辩护论的方法还片面强调数学化,认为应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是检验理论是否有深度的一种重要的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刚刚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因为还未步入社会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在国外刻苦的学习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掌握了高深的金融工程,但作为学生,就像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样,他们同样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毕业后回国工作,用的就是在国外学会的数学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的置空的理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辩护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庸俗的实用主义,之所以称之为庸俗,是因为它为追逐创造财富这种有用性而不择手段。
资本主义的没落是资本的没落。资本曾经作为财富增长的手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那个时候,资本与人具有同一性。但是今天,当资本越来越投向既存收入,而不是投向新增收入时,资本是不顾劳动者而在虚拟经济领域牟利,资本的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一致了。于是,当资本总体脱劳动时,资本不再同一于人。它已经再无合理性而言了。{8}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不是忽略个体,而是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它是同一于人类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按劳分配的理论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理论,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走过了许多弯路。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因辩护论的方法而走向没落,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朝阳还没有出现。在很多打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旗号名下提出的理论充斥着不合理的因素。但这一切的不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前途,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它必须明确主体性、革新方法、发展理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经济理论必然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
注释:
{1}蔡继明.比较利益说与广义价值论.南开经济研究,1987(1);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8
{4}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5}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6}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马淮.虚拟经济运行分析.新华出版社,2014
[论文摘要]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出发,论证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底线是“价值创造一元论”,墓本任务是深入研究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
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价值论的合理内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可高度概括如下:一是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三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彻底的一元价值论。
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
(一)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历史条件与现时代存在巨大的差别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科学原理都是对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问题的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130多年前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劳动形态、商品形式和财富构成等都与当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能脱离对那个特定时代特点的分析,概括地讲,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历史条件主要如下。
第一,劳动形态主要表现为体力劳动。工业化初期,社会生产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领域,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例相对较小,劳动形态主要表现为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物质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马克思也涉及到对非物质生产领域(服务贸易行业)的分析,但由于当时这些部门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影响力微乎其微,所以当马克思在谈到服务贸易时说:“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第二,劳动过程的知识含量不高。工业化初期知识、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劳动过程的脑力支出、知识含量不高,简单的、以体力支出为主的、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是主要的劳动形式。因此,马克思还不可能对科技创新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独特作用加以系统论述。
第三,指挥、管理劳动还不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形态。工业化初期,随着产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一边是资产者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无产者贫困的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之初,面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劳动价值论创立的使命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和被新社会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在当时,指挥、管理主要还是资本家的职能,而资本家行使指挥、管理的职能与剥削目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绝大部分劳动者是被指挥、被管理、被剥削的。因此,马克思就不可能把指挥、管理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独立劳动形态来研究。
(二)当代劳动特征的变化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涌现出来,社会劳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服务性劳动、科学研究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由于都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都不创造价值。这一原创含义,与现实经济活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遇到了一系列挑战。
第一,服务性劳动。第三产业又被称为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从事的劳动可称为服务性劳动。第三产业问题,是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抽象掉的经济现象。第三产业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迅速发展,则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经济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据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第三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达60%}70%。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已占到GDP的1/3以上,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大大提高,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向理论界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服务性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
第二,科学研究劳动。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进人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更是如此。科研人才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小、科技对生产的装备应用程度和在经济生活的普及程度,早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如果坚持认为所有科学研究方面的劳动都不创造价值,就会严重压抑和打击这些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重在研究和论述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也提过“精神生产力”这一概念,但没有进一步研究和论述。现代经济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的消费得到了较大的满足,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得到很大发展,也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生产任务,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精神劳动是一种艰辛的、探索性的复杂劳动,它创造了精神产品,而这种精神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对于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应当把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和探讨。
第四,经营管理劳动。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范围扩大,产品日益精细、丰富,就越来越需要科学的组织与管理,经营管理劳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高科技时代,对管理的要求更高,现代经济社会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专门化的知识储备。同普通工人的简单劳动相比,管理活动是管理人员从事的复杂劳动,管理劳动不是一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而是高级的脑力劳动。因此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其创造的价值会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
三、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可行性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经济范畴会随着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同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分水岭在于: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是经济现实关系的科学抽象,而随着经济的现实关系的变化,经济范畴也应当相应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经济生活、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都不是“结晶体”,而是一个“变化的机体”。因而,人们认识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变化规律的范畴,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和否定的过程中。有些经济范畴的内涵,会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不断更新其内容和性质,有些经济范畴只说明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质上它已不再适用,这时它只会作为人们认识经济现象的历史痕迹保留下来,而一些新的经济范畴会代替旧的经济范畴。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映。没有商品经济社会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劳动价值论。我们应该看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长期的、有阶段性的,这一发展过程必然决定着劳动价值论要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确切反映,是科学体系发展的必然途径。
(二)马克思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的论述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他接着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又同时指出,“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他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上面论述表明: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范畴的内涵也是随其研究间题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生产劳动这一概念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化大生产总体劳动中,生产劳动的范围不只是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还包括不一定要自己动手的科研、管理工作等。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即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马克思在考察服务劳动时,曾明确指出,服务是“以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在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含义也应当有所发展和变化,必须探讨和重新认识服务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三)我国学术界的五次争论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有五次,包括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和“生产劳动”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前三次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间题、世纪之交由“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再掀热潮的后两次讨论。
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五十年间的五次讨论,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关注是深刻隽永而又经久不息的。总的来说,尽管每次争论的主题不完全相同,但争论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在尊崇科学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取得的成就来看,劳动外延的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科技人员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企业主的劳动是否也有创造价值的一面,这些间题从马克思的有关社会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二重性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到支持的证据。而且从逻辑的推演和历史演进的角度,这些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并不真正构成问题。几十年来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取得的重大进展,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明了方向,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理论财富,为创新劳动价值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四、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展望
(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底线是“价值创造一元论”
马克思主张劳动价值论,但间题是,如何理解劳动?如果把劳动理解成活劳动,那么就是价值创造的一元论;但如果把劳动理解成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那么劳动价值论实际上等同于多元价值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与其说是在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如说是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为马克思明确讲过机器不创造价值,再者,如果说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我们该怎么理解马克思对要素价值论的批判?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不在于研究怎样促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在于揭示商品的社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从这一目的出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然是一种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创造一元论”,否则,如果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就无法揭示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劳动的交换,也无法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对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其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的无偿占有。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失去了科学的基础,从而陷人“破产”的境地。
坚持价值创造的“一元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他价值理论的根本界限所在,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最突出的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也就是说坚持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否则,就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不是发展。“价值创造一元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理论立场,也是我们创新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底线。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经过两次重大发展:第一次是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进行发展;第二次是当今经济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进行发展。.回顾当年古典经济学不能解决两大难题而陷入绝境,以及马克思对这两大难题创造性的解决,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得以新生和重大发展,可以从中受到众多启迪和教益,对当前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研究,进而把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最主要的功绩,在于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们在探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威廉·配第提出,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尔后,大卫·李嘉图对这一理论作了最为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然而,古典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大卫·李嘉图及其拥护者始终没有能够解决面临的以下两大难题:第一,雇佣劳动与资本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资本家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交换的结果,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第二,在不同生产部门中投人等量资本,使用不等量活劳动,生产不相等的剩余价值,从而分别获得不相等的利润;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不同部门的等量投资,不论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取大体相等的利润。这两个难题不能得到解决,使古典经济学陷人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科学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决的上述两大难题,使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获得新生和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古典经济学解决不了第一个难题,是因为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实际上具有一种本能,懂得过于深人研究剩余价值来源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致使他们谁都没有能够科学地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间题。由此,他们只能始终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归结为“劳动”。在他们看来,这种“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费用,即工人及其家属必需生活资料的货币,比如3马克,资本家借此让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又假定机器、设备磨损和原料、燃料消耗等费用为21马克,其产品售价为27马克,即比全部开支的费用多3马克。由于27马克中的21马克在工人开始劳动以前就已存在,剩下的6马克是工人的劳动加到原料上去的。这样一来,工人的12小时劳动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而工人劳动了12小时,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工人的劳动有两种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结论都是极其荒谬的。这两种极其荒谬的结论,根源于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归结为劳动。恩格斯指出:“不管我们怎样挣扎,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实际上,资本家所购买的并不是6小时的劳动力使用权,而是一个工作日即12小时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力的日价值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根据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为资本家支配一整天(12小时),即增值了6小时价值。可见,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这个价值差额即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希望劳动提供独特服务的产物。劳动力其所以能提供这种独特服务,正是因为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独创性地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一方面论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同时又阐明了劳动力商品特殊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或利润,从而使导致古典经济学破产的第一个难题,即资本与劳动交换和利润的产生难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李嘉图上述的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这是因为,其中不仅包括工资预付及其平均利润,也包括固定资本投资及其平均利润。李嘉图不能区分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把二者相混淆,这就决定了他不懂得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自然不了解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区别,不理解价值因何和为何转化为生产价格,这就决定了他始终坚持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不能自圆其说。李嘉图本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这种解释而动摇,致使他有时想改为商品的价值由两种原因来调节;一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二是生产商品所投资本可获得的利润总数。这样做也会导致他一贯坚持的价值源泉上的劳动一元论原理的终结,所以他没有这样做。这就使李嘉图陷人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预付可变资本的增值额,即商品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但在观念上把它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就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数量上也相等,商品按生产成本加剩余价值出售.就是按生产成本加利润出售,亦即按商品的价值出售。而剩余价值只是对预付可变资本而言的.是预付可变资本的增殖额,剩余价值与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则是剩余价值率。如果社会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相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的各部门,便会出现利润率的差别。在资本有机构成低、资本周转速度快的部门,一定时间内所雇佣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多,其利润率高;相反,在资本有机构成高、资本周转速度慢的部门,在相同时间内同量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少,其利润率低。这是自由竞争尚未占据统治地位、资本在各部门中不能自由转移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现实。
当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能够自由转移,情况就不同了。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便纷纷投向原来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造成这些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多,致使所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逐渐供过于求,价格不断下跌,从而利润率下降;相反,原来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因资本纷纷撤出,生产规模缩减,产量不断减少,致使所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逐渐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升,从而利润率上升。随着资本的转移和价格的涨落继续进行,各部门利润率便大体上趋于平均,有差别的利润率便转化为大体相同的平均利润率。在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各部门的等量投资可以获得等量利润,即平均利润。于是,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不再按价值而按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即生产价格出售。换句话说,由于利润率平均化,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
在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的情况下,社会各生产部门按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分享剩余价值:一些部门获得的剩余价值多于所生产剩余价值;另一些部门获得的剩余价值少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只是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剩余价值在各个部门之间重新分割的结果。在剩余价值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割的场合,社会商品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出售各种商品所获平均利润总量仍然等于剩余价值总量。这样,各部门的等量投资,使用不等量劳动,生产不等量剩余价值与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难题,也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回顾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可避免地陷人破产境地和马克思使之得以新生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对于当前我们深化认识和研究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来讲,无论在研究思路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能使我们至少能得到下列重要的启示。
首先,在研究思路方面的启示。
一是经济理论不能正确反映经济实践,常常是因为新的经济实践发生变化所致,因而不能将原本是科学的经济理论轻率地予以抛弃。经济理论应该而且必须正确反映一定经济实践,能否正确反映一定的经济实践,是判断经济理论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古典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商品大体上按各自的价值出售,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这一经济实践的正确反应。然而,当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各种商品不再按价值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售了。在各种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的场合,社会各部门的等量投资,使用不等量劳动,能够获得相等利润。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正确解释这一经济实践了。 二是面临原有的经济理论难以正确反映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决不能企图保全原有的经济理论。李嘉图面对自己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正确说明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基本上能够正确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正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不认为发展了的经济实践“违背”了自己坚持的经济理论,进而去抱怨和斥责经济实践,从而企图使发展了的经济实践与自己原有的经济理论永远相适应,而是有时候正确地设想按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去“修正”自己始终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他担心自己的整个理论大厦倾覆时,未能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但也不斥责经济实践“违背”、“破坏”了自己的理论。但是,他最终仍然把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的’‘通例”当作“例外”,还是企图勾销原有的经济理论与发展了的经济实践的矛盾,以保全原有的劳动价值论。这样做的结果,原有的劳动价值论非但没有得到保全,相反,等于宣布了原有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不了发展了的经济实践而终结。马克思认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具有科学性,着力于保护人类文明创造的这一宝贵精神遗产,但是他没有无视发展了的客观经济实践,恰好相反,他坚定地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承认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取代按价值出售,是一种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承认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不是“例外”而是“通例”。他指出这种“通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自由竟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难题,拯救了人类文明创造的这一宝贵精神遗产。
三是在发展了的经济实践面前,不能囿于原有的科学经济理论,应该适时地把原有的科学经济理论推向前进,以适应和指导发展了的经济实践。我们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是具有科学性的经济理论,仅仅因为它是自由竟争占统治地位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经济实践的正确反应和正确的理论指导,但是,一旦自由竞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的价值形变为生产价格,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和指导发展了的经济实践,这就决定了经济理论必须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李嘉图有时想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修正”自己始终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但这种理论创新的火花因为担心动摇自己的全部理论的根基而熄灭。于是,只好把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当作“例外”,而不去发展原有的劳动价值论。这就使原有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发展了的经济实践的反应,自然不能成为新的经济实践的理论指导,自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从而不可避免归于破产。而马克思在发展了的实践面前,不囿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原有的正确结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实践的发展带来的商品价值的形变而独创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得以新生并得到创造性发展,使科学劳动价值论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实践的正确反应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启示。
一是找准经济实践的重大变化造成原有劳动价值论尚不能给予科学说明的理论难题。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某一重大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或拥护者,都必须十分关注不断发展的经济实践及其对自己创立和拥护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找准自己创立和拥护的经济理论在经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时面临的困惑和难题,这是自己创立的或拥护的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永远保持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李嘉图及其拥护者们虽然未能解决面临的两大难题,但他们却在反对者的攻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研究,准确地找到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的难题,这是应该肯定的。马克思虽然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给予了高度赞赏,但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导致其破产的两大难题,他也是承认、找到和找准了的。他指出:“关于李嘉图学派的全部叙述表明,这个学派的解体是在这样两点上:(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这一理论面临的难题,其结果就不可能有这一理论面临的解决.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有新生,科学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创立。
二是拓宽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内容口李嘉图及其拥护者之所以不能解决面临的两大难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视野始终局限在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范围,简单搬运原有劳动价值论的若干观点回答面临的难题;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解决导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破产的两大难题,使之得以新生和创造性发展,在于他在解决这两大难题时,并不是始终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既有的理论体系之内,死死抱住这一理论既有内容不放,相反,他不断地拓宽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野,拓展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容。
在解决价值决定与不同部门中的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难题时,马克思不是像李嘉图及其拥护者们那样,始终拘泥于各个部门价值的创造量与实现量一致、利润的创造量与获得量相等的见解,而是确信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虽然各种商品的价值量仍然由生产各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各种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各部门中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但价值量的实现因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而发生重大变化,剩余价值在各部门中实现了重新分割或转移,一些资本有机构成高、周转快的部门多实现的剩余价值,正是另一些资本有机构成低、周转慢的部门少实现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价值流通和价值分配方面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原有见解。把劳动价值论的内容拓宽到价值转形和剩余价值的重新分割,拓展到商品总和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总和去讨论,古典经济学面临的第二大难题也就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新经济学。在新时代,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