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制度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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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阅读下文，回答后面的问题。

财主蒙铁尔对于鸟笼的新闻无动于衷。他就住在离这儿没有多远的地方，一间堆满家具物什的房子里。他那形容憔悴的妻子，一吃罢午饭就紧闭门窗，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睁着眼睛整整待上两个钟头。她忽然听见人声嘈杂，不禁吃了一惊。开门一看，门前聚集着一大帮人，巴尔塔萨拿着一个鸟笼也在那儿。

“这玩意儿真太妙啦，”蒙铁尔的妻子喊了起来，顿时容光焕发，她把巴尔塔萨请到屋里，“我这一辈子都没能见过这么好的玩意儿。”

“彼贝在家吗？”巴尔塔萨把鸟笼搁在饭厅的桌子上。

“他还在学校里呢，一会儿就回来。”她答道。

蒙铁尔体态肥大，浑身毛茸茸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正在洗澡的他从卧室的窗户里探出身来：“那是什么呀？”

“彼贝的鸟笼呗，”巴尔塔萨的语气十分肯定，“是彼贝让我做的呀。”

蒙铁尔穿着裤衩就从卧室走了出来。“彼贝！”他大喊了一声。

彼贝在门洞里出现了。他约摸十二岁，眼睫毛弯弯的，沉静忧伤，活像他母亲。

“你过来，”蒙铁尔对他说，“是你让他们做鸟笼的吧？”

孩子低下脑袋。蒙铁尔一把揪住他的头发，硬要孩子看着他的眼睛，“你说呀。”

孩子咬咬嘴唇，一声不吭。

蒙铁尔放开孩子，转身朝巴尔塔萨走来。“抱歉得很，巴尔塔萨，你事先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嘛。只有你才会跟小孩子打交道。”他把鸟笼还给巴尔塔萨，“你赶紧拿走，能卖给谁就卖给谁。”

那孩子一直木然地呆着，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等巴尔塔萨接过鸟笼，迟疑地瞧了他一眼，他才像狗打呼噜似的，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然后趴倒在地上，号啕大哭。

蒙铁尔冷眼瞧着，无动于衷。母亲想上去抚慰一阵。“别管他。”蒙铁尔毫不妥协。

巴尔塔萨瞧那孩子半死不活的，活像一头害了传染病的牲畜。

“彼贝！”巴尔塔萨笑盈盈地走到孩子跟前，把鸟笼递给他。那孩子一跃而起，抱住跟他差不多大小的鸟笼，透过密集的铁丝瞧着巴尔塔萨，不知说什么好。

“巴尔塔萨”，蒙铁尔轻声说，“我不是说了吗？你把鸟笼拿走吧。”

“还给人家吧。”母亲吩咐孩子。

“你留着吧。”巴尔塔萨说。

“你别犯傻了，巴尔塔萨。”蒙铁尔边说边拦住他，“你把这玩意儿带回家去吧，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的呀。”

“没事儿。我就是特意做了送给彼贝的，没想过要什么钱嘛。”

巴尔塔萨从挤在门口瞧热闹的人群里拨开一条路，走了出去。

（选自《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有删改)

依据小说的相关内容，概括蒙铁尔的形象特点。

解析：先找出小说中有关蒙铁尔的正面描写。“财主”一词明示蒙铁尔的身份；住在“一间堆满家具物什的”“黑洞洞的屋子”里，是环境描写。再找出对蒙铁尔的外貌、着装的描写，“体态肥大，浑身毛茸茸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穿着裤衩就从卧室走了出来”可见其慵懒、邋遢，活脱脱一个土财主形象。“冷眼瞧着，无动于衷”“一把揪住孩子头发，硬要孩子看着他的眼睛”可见其粗暴、冷酷，“边说边拦住他”可见其自私吝啬。“你过来”“别管他”“你赶紧拿走，能卖给谁就卖给谁”“你把这玩意儿带回家去吧，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的呀”等语言描写，表现其冷酷、专制、自私、吝啬。

再找出对蒙铁尔的侧面描写即对与蒙铁尔有关的人物的描写。如蒙铁尔的妻子，平时“形容憔悴”，可见其地位低下；当看到儿子被父亲粗暴对待之后，她只能“想上去抚慰”，说“还给人家吧”可见其懦弱。再如彼贝“在门洞里出现，沉静忧伤，活像他母亲”“孩子低下脑袋”“孩子咬咬嘴唇，一声不吭”“像狗打呼噜似的，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然后趴倒在地上，号啕大哭”这些精彩的神态与动作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被专制家庭损害了纯洁童心的少年的忧伤无助、痛苦无奈，而妻子和儿子的表现都是由一个粗暴、专制、冷酷无情的蒙铁尔造成的！这些侧面描写很好地凸显了蒙铁尔的性格特征。

参考答案：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出蒙铁尔的形象特点：当地的财主，粗暴、专制、冷酷、吝啬。

【技法指津】

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是鉴赏小说的重头戏，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分析故事情节或矛盾冲突，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情节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人物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描写人物外貌、行为和心理状态，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所以，鉴赏人物形象，要从情节入手。

第2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 腺病毒；感染；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特征；控制措施

腺病毒（adenovirus）自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并成功分离以来，已经确认其可导致呼吸道、胃肠道、尿道和膀胱、眼、肝脏等多个系统与器官的感染，而呈现一定的临床症状。可以说腺病毒是一个既老又新的病原体，因其血清型特别多、变异较快且多为隐性感染、自限性痊愈或感染后表现多样、散在发病，一直未能引起充分重视。但是，近年来，一种由人11型与14型腺病毒重组产生的55型腺病毒的出现，因人群缺乏免疫力，普遍易感[1]，加之其症状较重，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本文拟从腺病毒病原学、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特征和预防控制等方面，对腺病毒感染进行综述，以期为该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1 病原学特点

1.1 结构

腺病毒是从手术切除的扁桃体组织分离培养得到的一种无外壳的直径为70~90 nm的双链DNA病毒，由252个壳粒（每个壳粒的直径为7~9 nm）排列成规则的20面体颗粒状结构。腺病毒含13%DNA和87%的蛋白质，病毒体分子量约为175×106[2-3]。

1.2 种类

腺病毒的种类繁多，在自然界分布很广，有人、动物和禽的血清型之分，也有的直接分为哺乳动物和禽腺病毒两种[4]。据研究，目前已知的人腺病毒就有A-G共7个组60多个血清型。动物血清型有24个，禽血清型多达80多个。55型腺病毒是一种由人11型与14型腺病毒重组产生的新病毒，属于人腺病毒B组的B2亚组。腺病毒有明显的种属特异性，人的野生型5型腺病毒（wtAd5）感染其他非人类细胞后可以表达早期基因。基因组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复制并能够形成一些不成熟的病毒颗粒，但不能形成成熟的病毒颗粒，也不能二次感染其他细胞[5-6]。

1.3 复制

腺病毒的生活周期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又不能割裂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腺病毒颗粒黏附和进入宿主细胞，将基因组释放到宿主细胞核中以及有选择地转录和翻译早期基因。第二阶段是细胞为病毒基因组复制和腺病毒晚期基因表达并最终释放感染颗粒。腺病毒感染细胞的过程是从腺病毒纤毛的头节区黏附到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开始的，人腺病毒主要与被称为柯萨奇/腺病毒受体，即CAR（coxackie/adenovirus receptor）共用一种受体。一旦病毒基因组进入细胞核，就将进行一系列的复杂而有序的逐级放大的剪切和转录过程。一般而言，DNA的复制是由RNA启动的，而在腺病毒却是所谓的蛋白启动（protein-priming）。病毒基因组复制通常在感染后数小时开始，同时早期基因的转录和翻译被关闭，晚期基因开始表达。

1.4 致病性

腺病毒可感染呼吸道、消化道、尿道和膀胱、眼、肝脏等，从而导致发病。在已知的60个血清型中有约1/3的血清型通常与人类疾病有关，不同型别的腺病毒可引起不同的疾病，且一种血清型可引起不同的临床疾患；相反，不同的血清型也可引起同种疾患。有报道称腺病毒交叉感染发生率达60%~85%，接触时间短者20 min即可致病[7]。腺病毒B组和E组易在军营引起流行。另外，腺病毒12、18和31型的DNA组成中G+C mol%最低（48%～49%），为对动物具有高致癌性基因型，而腺病毒1、2、4、5、8等型的G+C mol%较高（61%），致癌性反而低或无。这也是腺病毒分离株的分组标准。由于55型腺病毒是一种新型腺病毒，人群缺乏免疫力，普遍易感。这就决定了55型腺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在人群中易于传播和流行。

1.5 抵抗力

据研究，55型腺病毒在室温下一般可存活1周以上，低温下存活时间更长而且能感染人体多种组织细胞。腺病毒对紫外线和含氯、过氧化氢类消毒剂均敏感，阳光曝晒和消毒剂擦拭、喷洒均可达到消毒效果[3]。

1.6 人体对腺病毒的免疫力

人体感染腺病毒后可以产生较长时间的免疫保护，康复后一般不会再次感染，有研究显示，腺病毒感染所产生的保护抗体通常可持续10年，起保护作用的主要为体内产生的循环中和抗体。据发现，40%～60%的6~15岁的人具有1、2和5型中和抗体，但3、4和9型抗体很少。母亲的抗体能保护婴儿免除严重的腺病毒感染[3-6]。

2 临床特点

2.1 主要症状

2.1.1 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是咳嗽、鼻塞和咽痛，同时伴有发热、寒战、头痛和肌肉痛等。临床表现可有4种综合征：（1）急性发热性咽喉炎。通常为婴幼儿和儿童发病，多由C组病毒引起。咳嗽、鼻塞、发热和咽喉部溃疡等症状难以与其他病毒引起的轻型呼吸道感染鉴别。（2）咽结膜热（pharyngoconjunctival fever）。症状与急性发热性咽喉炎相似，但常同时发生结膜炎。咽结膜热有暴发流行倾向，如游泳池结膜炎，多由B组腺病毒3、7型所致，愈后尚好，一般无后遗症。（3）急性呼吸道疾病（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ARD）。这一综合征以咽炎、发热、咳嗽和全身不适为特点，常在军队的新兵中流行，多因突然紧张、劳累、聚集等所致。此感染多由腺病毒4、7型引起，也可见于3型。（4）肺炎。腺病毒肺炎约占儿童期肺炎的10%，多由腺病毒3、7型引起。青年人腺病毒肺炎的病死率为8%~10%，也是新兵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一种严重表现[7]。而55型腺病毒感染的特征性表现为急性发热，体温一般在38~40℃，干咳、咽痛，咽部充血明显，患者一张嘴便可发现咽部“一片红”，俗称“血盆大口”，同时有淋巴滤泡增生，患者扁桃体增大并有白色分泌物。

据统计，20%～50%的55型腺病毒感染者可发展为病毒性肺炎，医学诊断为“腺病毒肺炎”。一般表现为持续发热，体温大多在38.5℃以上，伴咳嗽加重、咽部症状明显。应高度重视的是，部分患者还可出现明显呼吸困难、胸闷、心跳加速、血压下降等情况，警惕发展为重症肺炎。极少数患者可能不出现明显的发热，仅表现为咳嗽、咽痛，体检发现咽部明显充血，但影像学检查可能已具备肺炎的病理改变[1]。

2.1.2 眼部感染：腺病毒轻型眼部感染多为呼吸道感染和咽喉炎的并发症。滤泡性结膜炎可由许多型腺病毒引起，类似于衣原体性结膜炎，而且为自限性。由腺病毒8、19和37型引起的角结膜炎为重型感染，具高传染性，以急性结膜炎开始，扩至耳前淋巴结，随后发生角膜炎。

2.2 诊断标准

腺病毒感染的诊断主要以临床症状、流行病学情况和接触史为依据。确诊腺病毒感染必须借助病原的实验室检测和分离。疑似病例，指发病前8 d内去过疫区并与55型腺病毒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且出现发热、干咳等临床症状。临床诊断病例指发病前8 d内与55型腺病毒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史，有发热伴咽干或咽痛，干咳、少痰症状，双侧或单侧颈部淋巴结肿大，咽部充血，淋巴滤泡增生，部分扁桃体表面覆有点状、片状白色分泌物，双肺听诊基本无干湿啰音，与影像学表现不一致，外周血白细胞正常或降低，分类淋巴细胞比例降低，单核细胞比例升高，胸部影像学可表现为结节样、斑片样、小片样或大片样实变影，部分出现胸腔积液。以上全部符合者可诊断为腺病毒肺炎或腺病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对于确诊病例，必须进行实验室检测，包括咽拭子实时定量PCR法检测55型腺病毒核酸阳性，血清55型腺病毒特异性IgM抗体阳性或急性期与恢复期双份血清标本55型腺病毒IgG抗体滴度升高4倍以上。

2.3 鉴别诊断

首先要鉴别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多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打喷嚏等上呼吸道卡他症状，胸部X线片动态检查无异常发现。而流行性感冒有明显的传染性，可引发暴发流行，抗生素治疗无效，肌痛明显，同时外周淋巴细胞比例明显增高，可从患者鼻咽分泌物中检出流感病毒抗体或流感病毒特异性抗体。第二，要与细菌性肺炎鉴别。细菌性肺炎多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胸部影像学检查可有炎症性浸润，如大片实变影或小的斑片影，可伴有头痛、肌肉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部分重症病例可有气急、发绀，甚至出现中毒性休克。细菌性肺炎多为散发病例，一般不会出现群体性发病，常有脓痰和明显肺部体征，以局部湿啰音多见，部分可有肺实变体征；大多数患者往往同时有外周血白细胞计数的明显升高和中性粒细胞比例增加，合理使用抗生素后可迅速控制体温并使肺部阴影吸收。第三，要与支原体、衣原体肺炎鉴别：支原体、衣原体肺炎也可在学校、部队或社区中发生小规模流行，常见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干咳、咽痛、声嘶、头痛、肌痛、乏力等，但患者血清内可查出肺炎支原体或衣原体特异性IgM抗体，或双份血清肺炎支原体或衣原体特异性IgG抗体滴度升高4倍以上。另外大环内酯类药物或新氟喹诺酮类药物治疗支原体、衣原体肺炎有效[8]。

2.4 治疗措施

腺病毒感染目前仍没有特效药物，55型的感染也是如此。对一般感染者主张采取综合治疗措施，如降温、退热、镇咳、补液等对症处理。关于抗病毒治疗，陈娜娜等[3]曾通过体外试验观察更昔洛韦对腺病毒复制有抑制作用。而总后卫生部推荐，早期应用利巴韦林静脉滴注效果较好，同时还推荐应用ω干扰素喷鼻剂喷鼻腔。也有建议使用糖皮质激素，主要是抑制机体过强免疫病理反应，减轻严重全身炎症反应状态。特别适应于有严重中毒症状、持续高热不退，X线胸片检查显示多发或大片阴影、短期内进展迅速，出现明显的呼吸窘迫、达到急性肺损伤或急性呼吸窘迫征（ARDS）者。对于免疫功能的调节，可根据医疗条件，酌情使用干扰素、胸腺肽、丙种球蛋白等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提高机体抵抗力。另外，为了有效控制合并的细菌感染，普遍主张应选用阿奇霉素或第三代头孢菌素等进行抗菌治疗。同时还要多休息、多饮水、平衡膳食、注意保暖等。

3 流行病学特征

3.1 流行环节

3.1.1 传染源：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腺病毒感染的主要传染源，55型也不例外[9]。55型腺病毒感染后的潜伏期一般为3~8 d（平均4~5 d）。患者自潜伏期到发病后均有传染性，特别是在潜伏期末至发病急性期传染性最强，因此对与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医学隔离观察为8 d。

3.1.2 传播途径：55型腺病毒感染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近距离传播，在相对密闭、通风不畅的场所容易发生传播。有研究显示，如与感染者共同洗澡，因为吸入含有病毒的气溶胶而被感染[10]。另外，由于腺病毒在室温下存活时间较长，直接接触55型腺病毒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或者间接接触其分泌物和污染物的物体表面，然后再接触眼、鼻或口都容易导致感染。据报道，某地曾因游泳池消毒不严而导致腺病毒性结膜炎的暴发。

3.1.3 人群易感性：55型腺病毒为重组产生的新型病毒，人群缺乏免疫力，故普遍易感。特别是部队的新兵，具有集中居住、集中训练等特点，加之新兵防病意识相对不强，入营后训练强度较大，生活作息紧张，对驻地气候条件和环境不适应，导致个体抵抗力降低，因此，在新兵集训时很容易引起暴发流行。美国、古巴等多个国家军队就曾发生过由腺病毒引起的新兵“急性呼吸道病”和非典型肺炎，并出现死亡病例[8-10]。

3.2 流行特征

3.2.1 地区分布：腺病毒自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后，先后在世界各国被成功分离，目前已知的7组60多个血清型的人腺病毒，呈现全球性分布。据文献记载，全球20多个国家发生过近百起新兵腺病毒感染流行，但55型腺病毒感染较少[1]。2004年土耳其一个国际军人训练营发生了数百人的55型腺病毒感染；2005年新加坡也发生了新兵55型腺病毒感染暴发，导致226人发病。我军有关新兵血清标本检测也显示了抗体增高的趋势[11]。国内也曾发生过腺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咽炎、咽结膜炎、流行性角膜结膜炎及病毒性肺炎等，还可引起胃肠炎、肠系膜淋巴炎及百日咳症候群等疫情。

3.2.2 季节特点：冬春季节气温较低，病毒存活时间较长，冬季人群常在室内聚集活动，且居室大多通风不佳，易于病毒性疾病传播。因此，冬春季是55型腺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出现群体性暴发流行。

3.2.3 患者特性：腺病毒的多型性决定其致病性的多样性。据研究，腺病毒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主要原因之一，幼童的急性喉炎多为人腺病毒1、2、3、5型引起，成人的发热、头痛、鼻塞、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主要为人腺病毒4、7型引发，儿童非典型肺炎主要为1、3、4、7型人腺病毒感染，喉头结膜炎的病原体则为3、7和14型腺病毒，急性滤泡性结膜炎多为4、7型腺病毒感染，而流行性角膜结膜炎则为8型腺病毒感染。也有腺病毒引起婴幼儿急性腹泻的报道[12-14]。

4 预防控制

4.1 加强疫情监控

早期发现腺病毒感染疫情和病毒变异是制定防疫措施的基础。因此，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必须健全疫情报告制度，对门诊有发热、咳嗽、咽红等典型症状的病人认真做好病史调查和登记，对有接触史、症状典型的要密切监控。要做好实验室监测，及时从血液检查和血清学实验中找到诊断依据，为人腺病毒新亚型或旧亚型的出现提供预测[12]。

4.2 控制好传染源

早期隔离是切断传播、降低发病率和控制腺病毒感染流行的有效措施之一。对疑似和确诊的病例，必须进行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为期8 d的医学观察。特别是在局部暴发流行期间，要加大医学排查力度。自觉不适及有呼吸感染症状者应及时告知医生，并尽量避免外出或与他人接触，外出时要戴口罩。

4.3 切断传播途径

要减少或停止集会和大型娱乐活动，不到病家串门，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咳嗽或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或手掩住口、鼻；要经常对居室开窗通风换气或进行空气消毒；对患者用过或接触过的衣物或用具进行曝晒或消毒处理，患者住过的房间要彻底消毒；切实做到“避患者、少摸脸、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

4.4 实施预防服药

上世纪80年代就有甲醛灭活疫苗的应用报道，但由于腺病毒型别较多，且腺病毒对新生地鼠等动物有致癌作用，疫苗的使用受到阻力[4]。目前腺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但抗病毒药物对任何型别或变异的毒株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在高度受威胁且又无特异性免疫疫苗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口服板蓝根冲剂、莲花清瘟胶囊和利巴韦林等药物，或以重组人干扰素ω滴鼻3~5 d，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如不易区分是55型腺病毒感染还是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还可遵医嘱口服抗生素等。

4.5 做好职业防护

医务人员和疫情处置人员均为职业高暴露人群，必须做好个人职业防护。要积极参与针对性职业防护培训，强化专业防护知识并贯穿在疾病诊治和疫情处置活动中，规范洗手、戴口罩、戴帽子、穿防护服的流程，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必须正确处理、及时报告。

[参考文献]

[1] 总后勤部卫生部，全军爱卫会办公室. 基层部队55型腺病毒感染防控知识问答[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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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新加坡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这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等，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给目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以有益启示：一是要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二是要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三是要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四是要树立“亲民”理念，努力改善民生。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坚持把政治管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把共同理想与多元文化相结合，把一党独大与争取民众相结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典范。在2009年世界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笔者认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

新加坡经济属于高度发达且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不仅廉洁、高效、勤政、务实，而且创建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投资。几十年来，新加坡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以民生为本，服务人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公共管理理念。

(一)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

新加坡政府素以高效著称。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为建设高效政府，新加坡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进了“外包”理念。“外包”理念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延伸到政府的工作中来的。欧美等国的企业家常把费时、费力、费资本的工作外包给别的企业、别的国家去做，自己只保留创意、设计等最核心的部分。新加坡政府把这一理念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政府通过整合资源，将非核心的工作采取合同外包的方式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如汽车违章的处罚、离境退税的审核等这些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都通过招标而“外包”。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府“外包”部分职能不仅没有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提高了运作效益，有效地杜绝了这些领域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新加坡营商环境开放且清廉。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表营商环境排名报告，新加坡被评为表现最佳的亚太经济体，全球排名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政府树立的“亲商理念”。“亲商理念”是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该理念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应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企业取得比其他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时，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体现。‘‘亲商理念”把政府—企业—公民三者统一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服务、管理等职能，创造各种有利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比如，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使新加坡交通发达、通讯便利、水电供应充足、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完善可靠；拨出廉价工业土地，协助厂家建厂房；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等等。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政府完全“放飞”企业，让企业自由地“单飞”，使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环境的优化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客户到新加坡投资，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协助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拓展海外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

(三)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之一就是人才荟萃。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所实行的是人才主义制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吸引人才是其“人才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人才就尽力去用。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重用人才的制度，主张善用人才、不浪费人才、不践踏人才，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为国效力。李光耀认为，“只要有五位真正肯做事的领导者，十年岁月里，就可能建造出新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精英治国方略，把精英选拔到国家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保证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其次，是人才就尽力去培养。政府拨出巨款投资教育，改革教育制度；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政府和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注重各类企业职工的在职培训，注重培养本地的科技实业精英。再次，是人才就尽力去挖。李光耀曾提出“与私人部门争夺人才”的战略，大幅度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以“高薪抢贤”，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成立了国际人力资源小组，专门负责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到新加坡来工作。

(四)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

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根源不在于其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在于其树立了“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的“亲民”理念。为了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于人民”的措施，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实行议员接待日制度。人民行动党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选区，由国会议员“划片包干”，所有本党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两个晚上的时间用于走访本选区选民和接待上访群众，处理各种事务，为民服务，即使政府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也不例外。

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来“防止形成一个下层社会”。比如，把收入较低的人分散到各个选区居住，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接受帮助的机会；政府实行教育援助政策，使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摆脱贫困。此外，在基层社区还有“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等非营利利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三是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把握社区活动的方向。在新加坡，社区内主要有三个组织，即居顾委、社管委和居委会。居顾委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公共福利，根据社区内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维护居民权益；社管委负责社区中心运行并制定从计算机培训到幼儿体育活动的一系列计划；居委会主要负责治安、环卫工作，组织本小区内的活动。三者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社区。

二、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构建高效与有限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

新加坡的“外包理念”告诉我们，政府必须从一些领域抽身而退，不能既“掌舵”又“划桨”，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掌舵”，为“划桨”做好服务工作。因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大部门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可把非核心的工作“外包”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提高行政效能。

首先，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政府要“瘦身”，必须放权于社会和企业，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属于中介组织的职能还给中介，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发育明显不足，运作不规范、不成熟。政府要因势利导，积极扶植和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环境保护组织、咨询机构、慈善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其运作，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完善电子政务，打造透明政府。建立透明政府，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除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外，还要大力实践“电子政务”，切实推行“政府上网”工程，将“市民提申请、政府来审批”的模式转变为“市民有需求、政府来服务”的模式。推行电子政务有助于增加执政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廉政建设，可为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回应带来一场革命。

(二)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人才是第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必须树立“人才强国”理念，重视智力投入，完善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以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行政效能。一要努力做到“用人唯贤”。要从传统的人事行政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做到人尽其才，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给人才以充分发展的空间。二要加大培育人才的力度。新加坡重视员工培训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当前来看，我国应改革教育制度，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干部教育培训上，要创新方式方法及内容，进行境外培训和异地教学，提高培训质量，大量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三是引进外来智力资源。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和经济检讨委员会，请一些国内外专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们也可聘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听取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见，提高政府工作的国际化水平。

(三)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思维，树立“亲商”理念，建立亲商服务体系。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只担负维护市场秩序、优化经济环境之类的职责，让企业自由“飞翔”。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为了吸引外来企业落户，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如建立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健全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建立电子商务和物流平台，搞好征地拆迁工作，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让外来企业引得进、留得住。

二是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在新加坡，公民只要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注册公司，政府所担负的是服务和监管职责，而不是审批职能。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效率低下、存在寻租行为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高效的服务体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具有充分的授权，企业和公民办事只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的一个窗口就可把所有事项办完，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可防止腐败的滋生，大大优化了投资环境。

三是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要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严格整治乱收费行为，使收费透明、公开、合法；相关部门在执行对企业的管理服务职能时，不得推诿扯皮，不得敷衍塞责；在接受企业的申请、咨询及办理正常审批手续时要做到速度快、服务好、效率高，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树立“亲民”理念，为民服务，改善民生

第4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一、医院收费管理漏洞防范的有效措施

1. 强化收费相关人员管理

从医院财务流程来看，收费相关人员在财务流程中起着承接的重要作用。由于门诊收费处是医院直接货币资金来源，为保证医院收入完整入库，使得相关人员在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除去“门诊收费人员岗位职责”“日常门诊收费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要求，医院需对收费相关人员设定谨慎的监督稽核制度

2. 在票据管理中产生的漏洞及管理

门诊收费处票据由于其量大、流动性高的特殊原因需要专人专职管理。票据的管理的困难在于票据经常在不同部门流转，极易出错，因此需要业务人员业务水平在完成签字盖章前认真核对确认，并分类存放，并在规定期间按时整理该时间段内的XXX，XXX，XXX等票据，做到专人专帐负责。票据是否被及时作废是门诊收费处票据管理中的一大漏洞所在，如收据条和发票没有被及时销毁，一些收费处人员利用可乘之机隐瞒部分发票，再次利用其上报之后获得非法收益。此外，在退费过程中，由于病患方索要发票意识不强，发票被收费员刻意隐瞒也可引发二次上报造成对医院公有资产的私吞。为尽量遏制此漏洞，门诊管理中具体手段包括（1）将收费信息系统与药房、检验科室之间共享；（2）收费员及时整理票据存根，归档保存，并录入电脑联网系统备案，定期上报已退费的发票或已注销的票据；（3）门诊收费处主任安排稽核会计进行按时核查现金、发票或已注销的票据、收费项目清单三项是否达到统一。

3.在退费、医疗欠费等情况中可能产生的漏洞及管理

退费是医院在正常运营中由于多种原因产生的病人要求退回未发生的医疗服务款项的行为。目前退费程序的不合理性体现在缺少必要的审核程序，导致退费程序过于简单，权限不明。我院目前使用的退费程序为：在漏记、多记或要求退款得到原始科主任或主管护士签名后，由药房收回原有药品并签字，最后返至收费处核销原有记录，经财务科人员确认后在系统中做出退费标记并提取必要的现金至病人方。在严格退费审批权限中需明确发票联或其他缴费原始凭证不齐者一律不予申请退款。在整个过程中，我院设立退费科室主任进行全程审核，每天的退费票据都需当日进行报备核销。

4.在医保报销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漏洞及管理

跟随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渐健全，医疗保险公费报销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级医院收费处。应对这一现象我院特设持医保卡特定结算窗口及老干部医疗保险收费处。不可避免的，一些骗取套取医保基金的现象随之产生：如无明确目的或超剂量的大范围购入药品，套取基金；持卡人与病人、病人与相应药品并不一致；利用医疗费用可报销套取现金等等违规现象层出不穷。其中不少违规现象医院人员难辞其咎。有效的解决方法包括从源头控制，即加强医疗保险法制建设；加强途中稽核督查，即不定时不定点抽样监察；建立市内各定点医院联网机制，进行把关控制。

二、现存门诊收费现金管理的模式的思考

1.存款结算体系方面：拓宽门诊收费处现金存款方式。

跟随国家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电子支付形式的健全，医院业务收入流程上不再依赖传统现金结算方式，多种新形势下的收费处存款方式正在被更多的采纳，其中包括：（1）基于POS机终端与银行联接形成即时电子资金收账系统；（2）网上/电话预约挂号系统。前者显著经济效益体现在保证了资金转账的安全，在加速收费处运营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医院现金转存入银行的成本，使得病患、院方、银行方三方互惠；后者为近年出现的新型预约挂号系统，将传统挂号搬至新平台，大大改善了病患挂号体验，缩减了预约时间，为新形势下信息化全面渗透到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重大改革。两者的出现对收费处人员素质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人力配置需加强培训

目前我院门诊收费处实行监管责任制，不断规范财务收费管理责任制，及时对所发生的会计信息进行处理。收费员做到每日工作移交准确，不拖延积压；审查领导做到按时本文转自ter-spacing: normal; color: rgb(51,51,51); word-spacing: 0px;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

3.硬件配置需不断升级

目前我院门诊收费实行全面信息化操作已近X年，院内全部使用信息一体化系统，符合三甲医院对硬件配备要求。信息系统的一体化建成大大提高院内运营效率，减少了产生差错的机会，给予来访病患一个亲切良好的就医平台。随着电话、网上挂号等新型门诊收费预约平台的建立和完善，院内信息一体化系统需要不断升级，从硬件设施上减少从前因沟通不良产生的摩擦，改善医患关系从根本抓起。

三、小结

门诊收费处是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的第一接触平台，管理者需从各方面认识到收费处管理对医院整体运营管理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任何可能产生的漏洞，不断改善现存收费处现金管理模式，维护医院良好声誉的同时保障自身盈利不流失。

参考文献：

[1]田少宇.关于医院收费处存款方式的探讨[J].会计师，2010（08）

第5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超声波；托特罗定；膀胱过度活动症

OAB是一种以尿急症状为特征的症候群，常伴有尿频及夜尿症状、可伴有或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尿动力学上可表现为逼尿肌过度活动，也可为其他形式的尿道-膀胱功能障碍。该病的发病率女性高于男性。近些年来关于该病的治疗是一个研究的热点，方法也较多，但临床疗效报道未见统一。我院2011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的53例女性OAB患者采用托特罗定配合联合超声导入治疗，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共观察符合标准病例100例，为我院2011年1月～2013年12月门诊确诊收治的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年龄30～70岁，平均年龄（46.2±7.8）岁，病程6个月～10年，平均18个月。将这些符合观察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给予治疗，治疗组53例，对照组47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基础状况方面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诊断标准 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以下条件：①24 h排尿≥8次，夜间排尿≥2次，尿量6个月者；③多次（>3次）尿常规及清洁中段尿培养排除了尿路细菌、真菌、衣原体感染；④经B超及膀胱镜检查排除尿路结核、结石、肿瘤等器质性疾病；⑤排除盆腔疾病及妇科疾病；⑥排除严重心脑肝肾疾病、神经原性膀胱尿道功能障碍的患者；⑦排除精神、神经障碍的患者；⑧抗胆碱能药物禁忌或过敏者.

1.2.2剔除标准 ①自动终止治疗或失去联系者；②治疗期间未按治疗方案用药者；③因药物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者（不纳入疗效评价，但计入药物不良反应）。

1.2.3方法 将符合条件入选的100例女性膀胱过度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53例，口服托特罗定片2 mg，bid，配合选取气海穴联合超声导入治疗，治疗15 min/次，bid，治疗前先按穴位用指压方式进行确认，有酸胀感即为有效位置，联合超声导入治疗以稍热为佳，要循序渐进，尽量避免过度治疗，30 d为1疗程；对照组47例：托特罗定片2 mg，bid，连服30 d为1疗程。

1.3疗效判定标准 ①痊愈：24 h排尿

1.4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1个疗程治疗后，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结果，见表1，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3讨论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指尿急、尿频和急迫性尿失禁等临床症状构成的症候群。过去有关名词较混乱，如女性尿道综合征、逼尿肌反射亢进、逼尿肌不稳定、不稳定膀胱等。近些年来，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诊断和治疗日益受到重视，也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目前其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比较公认的有以下几点：①逼尿肌不稳定：由非神经源性因素所致，储尿期逼尿肌异常收缩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②膀胱感觉过敏：在较小的膀胱容量时即出现排尿欲；③尿道及盆底肌功能异常。④其他原因：如精神行为异常，激素代谢失调等。

近年来，随着药学的发展，药物治疗也取得较大进展。酒石酸托特罗定属于一种M受体阻滞剂，对膀胱壁、逼尿肌产生作用，通过竞争性地抑制乙酰胆碱与之相结合，从而降低膀胱不自主收缩，获得治疗效果，且其结合具有高度选择性及较强亲和力，因此保证疗效同时也降低了口干等副反应发生几率，显著提高患者耐受性[1]。调查显示，酒石酸托特罗定治疗OAB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4%，多为轻度，停药及对症处理后均能获得缓解，因此已经成为治疗的一线用药[2]。吴士良[3]等报道托特罗定常见的副作用为口干、排尿困难、头晕、眼睑水肿、 眼干、便秘、头痛及吞咽困难等副作用，发生率66.9%，国内外对于托特罗定的疗效较为肯定，但是，副作用的发生率报道不一致，可能与国人体质有关。虽然，托特罗定对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疗效较为肯定，但鉴于托特罗定的副作用发生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给患者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困扰，寻求一种更安全、有效、经济、副作用小的治疗方法显得更为重要。

联合超声导入治疗是直接将治疗药物穿过完整的皮肤进入体内而产生局部和全身疗效的治疗方法。简而言之是超声波治疗与超声透皮给药相结合的联合治疗。其治疗作用：①超声波治疗；②超声把药物经皮肤这个特殊通道进入体内产生的、区别于口服、肌注、静脉滴注等给药方法，是第三种给药途径。联合超声导入有3大效应：①机械效应：超声振动可引起组织细胞内物质运动，由于超声的细微按摩，使细胞浆流动细胞、细胞震荡、旋转、摩擦、从而产生细胞按摩的作用，也称为"内按摩"这是超声波治疗所独有的特性，超声波的机械作用可软化组织，增强渗透，提高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刺激神经系统和细胞功能，因此具有独特的治疗作用。②温热效应：产热过程是机械能在介质中转变成热能的能量过程，即"内生热"。超声温热效应可增加血液循环、加速代谢、改善局部组织营养、增强酶的活力。③理化效应：理化效应往往是上述效应的继发效应。

其次，超声波可以提高生物膜、毛孔的通透性。通过温热效应和促渗剂（水化剂、角质层剥离剂）的应用对皮肤进行预处理，增加皮肤的通透性，通过机械效应"内按摩"产生允许生物大分子药物通过的生物孔道。人为造成药物通过的直接通道，使药物顺利通过，通过以上方法的协同作用促进了药物向体内的有效转运，并结合中医经络理论，通过对相应穴位的刺激达到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扶正祛邪及提高人体免疫能力的功效。在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中，我们选择双侧三阴交穴位，韩静[4]的研究表明：电针三阴交可显著改善膀胱逼尿肌功能减弱类型的排尿异常。

联合超声导入治疗在临床使用上的作用特点：①无肝脏首过效应，②药效稳定、持久，③无血药浓度峰谷现象，④无痛苦、无创伤、安全、方便，⑤温热理疗。临床实验证明，托特罗定配合超声波联合导入对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有较好的临床疗效，改善排尿状况，促进排尿功能恢复，明显缓解患者尿频尿急尿失禁症状，方法安全、操作简单、可靠和经济。在无创治疗方面带来治疗效果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组结果显示：1个疗程治疗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总有效率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1]黄苑芬，赖文娟，袁群兰.电子脉冲并排尿训练治疗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疗效观察[J].现代临床护理，2011，10（4）：4-5.

[2]Lam S，Hilas O.Pharamacologic management of overactive bladder[J].Clin Interv Aging，2007；2（3）：337-45

第6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Lotka-Volterra模型；竞争系统；同时捕获；最优捕获策略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04-03

引言与模型假设

生物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几十年为广大学者所广泛研究，对单种群资源的开发问题已有许多成果，但对于多种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却很少，翁世有研究了互惠系统的捕获优化问题，张剑等应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了捕食系统的捕获优化问题。受文献 [2~3] 启发，本文引入价格成本因素，并且应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捕获强度系数为已知正常数和为未知两种情况给出了此系统的两种群同时捕获时的最大持续受益的条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阐述了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及其以最大收益为管理目标的最优捕获策略，有密度制约同时捕获的竞争模型为：

=x（a-αx-by）-Ex=y（c-βy-dx）-kEy （1）

x，y表示在t时刻种群x和y的数量，a，c分别为种群x和y的内禀增长率，b，d表示彼此竞争能力，a，b，c，d均为正常数。

此外，本文约定用E*表示最优捕获努力量，MEY表示最大纯收益，设种群x和y的捕获物的销售单价分别为常数p和q，单位捕获努力量的成本为c。

其中，k为正常数。这种捕获方式是用努力量E同时去捕获种群x和y的。以捕鱼业为例，一网下去，捕获种群x的个数与种群y个数之比大致为k，参数k反映了渔网的特性.设努力量E的单位成本为c。

一、定性分析及生态学意义

由文献[6]知，系统（1）的两个非负平衡点：

P1（0，0）和P2（，），其中，

下面证明此系统不可能存在极限环和奇异极限环。由Jacobia矩阵：A=a-E-by-2αx -bx -dy c-kE-dy-2βy

将P1（0，0）代入|A-λI|=0，得两个根：k1=a-E>0，k2=c-kE>0。

因此，P1（0，0）为不稳定的结点。同理将P2（，）代入|A-λI|=0得特征方程：

λ2+λ-=0

其中，X=（c-kE）b-（a-E）β，Y=（a-E）d-（c-kE）α。

1.当bd-αβ>0时，由0，>0，>0，此时P2是鞍点（不稳定）。

2.当bd-αβ

以下考虑在此动态平衡状态，使纯收益的最优捕获策略。

二、最优捕获策略

（一）k为已知正常数的最有捕获策略

1.总捕获能力为无限时纯收益

R（E）=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求R（E）的最大值，由微分学知：=0

解得：E*=

则MEY=R（E*）。

由实际意义，当cM1+adkM2-ckαM2->0，kM1-k2M2α-

M1β>0时，最优捕获努力量为E*时，可获最大纯收益MEY。

2.总捕获能力为有限E时纯收益

R（E）=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考虑R（E）在[0，E]上的最大值。

由实际意义有：

（1）当E>时，则*=，

故MEY=R（*）。

（2）当0

R（*）=（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总之，由实际意义，当cM1+adkM2-ckαM2-c>0，kM1-k2M2α-

M1β>0时，最优捕获努力量为*时，可获最大纯收益MEY.

（二）k为未知正常数的最有捕获策略

1.总捕获能力为无限时纯收益

R（E，k）=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求R（E，k）的最大值，由微分学知：

=0=0

即：2E（k2M2α-kM1+M1β）+cM1+adkM2-ckαM2-=02kαM2E2-M1E2+（ad-ca）M2E=0

解得：E＝E*k＝k*

从而有：MEY=R（E*，k*）

总之，可根据实际意义，当最优努力捕获量为E*，捕获强度系数比为k*时，可获最大纯收益MEY=R（E*，k*）。

2.总捕获能力为有限E时纯收益

R（E）=pEx+kqEy-cE

=pE+kq-cE

=M1E[（c-kE）-（a-E）β］＋kM2E［（a-E）d-（c-kE）α］-cE

=（k2M2α-kM1+M1β）E2+（cM1+adkM2-ckαM2-c）E

其中，M1=，M2=

求R（E，k）在（0，E）的最大值。

可根据实际意义：

当E

当E>E*时，取*=E*，*=k*，可获最大纯收益。

小结

本文讨论了有密度制约的Lotka-Volterra模型竞争系统同时捕获的最优化问题，给出了平衡解，得到了努力量与产出的关系，最终得到最优化捕获策略，若用同一工具捕捞可有效控制分配捕获强度系数，使之有利于人们的实际需要。

参考文献：

[1] 郭见军.生物种群资源开发管理的最优控制问题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2.

[2] 张玉娟，刘会民，张树文，等.竞争系统的两种群同时捕获优化问题[J].生物数学学报，1998，(4).

[3] 郭建军，贺昌政.竞争系统两种群捕获的生物经济最优控制问题[J].西南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11-15.

[4] 陈兰荪，陈键.非线性生物动力系统[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60-69.

[5] 马知恩.种群生态学的数学建模与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45.

[6] 王顺庆，王万雄.数学生态学稳定性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Optimal Problem of Two Species Being Harvested Simultaneously for Prey-predator Systems

YIN Hua-min1，HUO Jin-xia2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of Longdong University，Qingyang 745000，China；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of Lanhou City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第7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贴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8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证成，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证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还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无法证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说更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证求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人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需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了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证成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新原则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8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9]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I[1013~4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第9篇：行政制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 经济转轨 财政制度创新 体制与政策

    以1978—2002年的转轨全过程为大背景,我们发现,财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整体改革进程中始终处于联系其他诸项改革的枢纽位置,并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各个联结点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传导功能。从总揽的高度对中国财政体制变动的实践进行逻辑梳理和规律探讨,不仅有利于深化对财政制度创新深刻性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财政制度的创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

    一 财政体制变迁的阶段性分析

    财政制度创新与经济转轨进程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财政体制变迁的阶段性划分,或者说具有创新特征的阶段性划分应服从于经济转轨的创新背景。1978年以来的中国财政体制变动可以3个标志性事件来贯穿:一是延续较长一个时期的财政放权让利、分灶吃饭的体制与政策;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划分税种为基础而确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一税收体制框架;三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而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公共财政取向的改革。

    1.财政体制与政策运行的第一阶段以放促活,即以“分灶吃饭”、“放权让利”的体制促动微观经济活力和市场机制形成(1978—1993年)。财政体制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动:(1)1980年以前的“统收统支”体制。财权集中于中央,中央财政根据国民经济计划核定地方的收入数额,按企业事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核定地方的各项支出,然后根据收支指标,核定地方的收入留成及中央补助数额。(2)1980—1984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又称“分灶吃饭”体制。根据各种财政收入性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将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调剂分成收入;按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划分,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列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由地方管理的,列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央再专项设置一部分资金用于解决特殊问题;以1979年为基数确定地方的收入、支出基数,五年不变。(3)1985—1987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基本按第二步利改税后设置的税种,将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原则上按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以1983年为基数确定地方收支基数,五年不变;实际执行中将地方固定收入与共享收入加在一起,确定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4)1988年以后各种形式的包干体制。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办法;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办法;上解额递增包干办法;定额上解;定额补助。

    2.财政体制与政策运行的第二阶段分税立制,即确立以分税制为基本特征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1994年至今)。1994年财税改革的重点是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1)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工商税制,以解决税制复杂、重复征税等突出问题。(2)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分税制改革,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以1993年地方收入为基数核定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并逐年递增。

    3.财政体制与政策运行的第三阶段多重磨合,即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周期和确立公共财政取向改革的多重目标中,磨合财政体系内部职能、体制、管理的多重关系(1998年至今)。(1)1998年下半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止经济失速,财政政策由适度从紧调整为积极扩张,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吸纳沉淀资金、降低金融系统风险、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2)公共财政取向的改革主要着眼于财政管理层次,包括三项内容;部门预算改革,将部门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一本预算中编制;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逐步对财政资金进行集中收缴和支付;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逐步以竞争、择优、公正、公平、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

    二 财政制度创新的机理与绩效评价

    1.第一阶段改革在总体上都具有通过财政体制的调整与退让,打破“大一统”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释放旧体制活力、酝酿新机制形成的特征。这种特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和分配结构的变化。改革首先在农村启动,主要的财政政策是增加投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承包制调整分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企业改革方面,主要是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改革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979年国民储蓄部门结构中,家庭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比重分别为23.6:42.8:33.7,到1991年变动为70.5:4.1;25.9,家庭部门的迅速上升意味着“大一统”的分配格局被打破。二是经济运行和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在改革价格机制、建立商品交换关系方面,财政采取了供给、需求双向补贴的方式来抵消通货膨胀,实现平稳过渡。1978年财政用于支持价格改革的补贴支出为11.14亿元人民币,1992年增加到321.61亿元。在资本积累模式方面,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家庭部门收入比重的上升和社会资金的增加,社会资金的增长促进了相应的储蓄一投资动员机制的形成,金融逐步替代财政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三是财政自身地位与状况的变化。在放权让利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连续下滑,到1994年降到11.2%.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到1992年的38.6%.财政在不断减收增支的压力下,只能通过大量增加银行借款来维持运转,1979年财政向银行借款90.2亿元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支出的7.1%,1992年借款额达到1241.1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8.3%.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渐进的制度激励效果是明显的:一方面,体制退让打破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格局,放权让利的实质是扩大了地方配置资源的权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隶属关系内开展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变化促进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

    在已有的改革回顾中,关于这一阶段财政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的日益积弱和数度面临收支危机而不得不做出的被动调整常常受到指责。事实上,从经济转轨全局而言,财政一直居于启动和支撑改革的枢纽地位,财政体制的连续退让、补贴的增长、借款的增长都有服从改革进程的制度创新的内在合理性。对于这一阶段财政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笔者曾用突破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原理来解释其全局意义(吕炜,2001)。按照纳克斯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长期难以摆脱困境的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约,这既是供给方面低储蓄、资本短缺、生产率低下之因,也是需求方面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之因,供给与需求受此制约而陷入恶性循环。纳克斯提出的办法一是外部资本注入,二是内部强迫储蓄(纳克斯,1986)。但当时中国面临改革与发展的双重任务,根本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实际的经济启动采取了“财政收入超分配一提高家庭企业部门收入水平”的结构性调整。财政退让策略启动和支撑这一阶段改革的逻辑顺序为:财政让利在分配领域的突破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个人、企业的利益得到认可和增长,脱离计划控制的货币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并自动创造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导致金融地位凸显,金融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储蓄一投资的转化。由分配领域发动的这一系列改革,还伴随着计划控制的必然削弱,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关系得以建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运行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资本化所带来的资本运动不断扩张,以市场配置资源、以资本再生产推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逐步确立。

    2.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在财政改革史上具有转折点的意义。整个经济制度质的演进意味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单纯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适应下一阶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责任的增强需要一个全新的财政体制框架来承载。就经济运行而言,市场与政府关系调整的核心是配置资源权限的划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权,并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这是整个经济体制变迁作用于财政体制的更为深刻的内涵。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无疑适应了这一变迁,其内在合理性也在于此。

    这样的判断可以从1994年改革前后的财政、经济状况来印证。改革前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正效率递减、负效率上升,作为过渡性策略的体制设计已经不能适应演进中的经济运行要求。突出的一点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的利益分权模式越来越助长地区经济封锁和市场割裂,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各地按行政隶属范围设置的保护性措施,形成了“块块”之间的封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与此同时,以财政退让政策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随着情况的变化,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已不再是单纯减税让利可以解决的。二是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多种规则并行的矛盾导致财政体制的分割局面,并直接导致财政收入的分割与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