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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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探讨

马克思既不是劳动价值论的首创者，也非与生俱来的劳动价值论者，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历程经历了反对（异议）到转折再到拥护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各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因此，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结论性的陈述上，而是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突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其科学内涵拓展的阐述。

一、自成一家的理论创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形成与解说

马克思之前，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已经占据了开拓性的位置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可谓达到了资产阶级界限内的最高成就。然而，由于社会实践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严重的失误，以至于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劳动价值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被曲解和庸俗化。

受理论纷争局面的影响，马克思最初对劳动价值论持有异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才得到最终转变。至此，马克思展开了对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考，即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细胞—商品为逻辑起点，分析价值、交换价值作为商品基本要素的内在规定性，进而推演出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形成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因而也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枢纽。马克思说：“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但是，劳动不一定形成价值，劳动也并不只限于特定的范围和某种单一的形式。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有多种情况决定的，包括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等等。可见，价值形成离不开劳动，这里的劳动既有体力劳动也有包含了科学、管理等因素的其他劳动形式。

二、各执一端的理论争鸣——价值论相关学说的辨析与探讨

李嘉图开启的比较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伴随着李嘉图的去世逐渐式微，19世纪70年代起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边际效用理论称雄的时期。所谓效用，是指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它是消费者对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一种主观心理感觉的评价，这样就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发挥作用的效力。

马克思肯定了效用作为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对理论的缺陷进行了透彻的批判。分析两种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首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价值的基础生成论，效用价值论是价值的现实决定论。劳动价值论旨在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养活资本家阶级甚至整个社会的是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生产资料、机器设备、厂房只能转移价值，只有工人阶级的劳动不仅能转移旧价值，还能创造新价值，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基础和源泉。效用价值论意在说明商品市场上，消费者以现有的货币收入，在既定的价格水平条件下，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劳动价值论是尊重劳动和投入的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是服从欲望和需求的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关注商品的生产和形成过程，强调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的根本性动力，没有无产阶级超过一定点的剩余劳动，就不会呼唤出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大的生产力，因而劳动价值论尊重经济发展中劳动的基础性作用，为劳动者争取工资、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经济大潮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欲望的商品就能赢得市场，实现价值，否则，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

三、日新月著的理论发展——新形势下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应对挑战，就需要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探求对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基于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正确理解和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1.分析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健全分配体制

在存在商品经济关系的条件下，价值的生产是价值分配的基础，价值创造的多少也制约着价值分配的多少，但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是基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不同情况，而与劳动价值无关。价值生产的过程中，和劳动付出一样，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单纯强调按劳分配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既尊重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又兼顾了要素所有者要素投入的成本和贡献，这样的价值分配机制有利于各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也能有效调动要素所有者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同向运动的最大合力，避免了其中出现零和效应。

2.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

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阶级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建立在无产阶级堆积的白骨之上，劳资关系紧张，资本家阶级连续的武力镇压和工人阶级不断的反抗、罢工充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依然是生产过程形成的基本关系，虽然“资本剥削劳动”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是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是商品市场上平等的主体，双方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买卖。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正确运用，也为维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第2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新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

中国学的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意义、管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圣”。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论为准则。“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结束封建，破除迷信，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结果却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请进国门，“马先生”————已捷足先登抢占了地盘。后来，我们便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一个外来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国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国社会因此而封建依旧，迷信依旧。

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象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日益被教条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国经济实践，一度以劳动价值论为依归，实行错误的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失败的错误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劳动所独自创造的。所以，要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消灭劳动剥削，就必须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产品形式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计划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剩余价值，无利可图，商品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有商品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会有劳动剥削，就会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以要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商品及商品生产。

既然商品与商品生产消灭了，社会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调节手段是“计划”。因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即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计划调节。

所以说，社会主义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不管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经给社会主义经济下过“计划经济”的定义。

有许多论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纲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是苏联教科书的“杰作”。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圣人”及“圣经”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知识的贫乏的话。

除此之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理论，我也没有看到苏联教科书的解释或演绎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只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本人在《谈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价值难题新解》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等文中已有较深刻的，在这里即不再重复，只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致命点）。

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象物体的比重一样，根本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只不过价值也用于衡量财富的多少，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但价值并不等同于财富，价值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们知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实，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商品的价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劳动（劳动耗费）只不过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理论——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社会（或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活动，的确普遍存在着劳动剥削的情况，但是，劳动剥削并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来源。因为上面提到“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所谓利润，实际上是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的净财富，即除去成本财富的财富净增长。所以，所谓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时，劳动剥削也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更不是最大的敌人。社会经济公平的最大敌人或主要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使用）的不公平。当然，劳动（劳动力）也是资源的一种。

再者，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也是错误的。

本人的研究发现，左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基本经济规律，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理论本身的错误，“等价原则”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经济规律，即“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其中的一个小枝节而已。而实际上“等价”也只不过是“交换”的同义反复。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等价”。所以，所谓的“等价原则”几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个，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因素）”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基。而这三大理论都是完全错误的，或几乎完全错误的。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并且还要作为（真理的）标准？

而就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它就能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指南及标准吗？不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吗？

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为何马克思理论能涵盖一切，为何以一家顶一百家？为何独尊一家而硬废其余九十九家？这不是严重反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的，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苏联范式”的问题，而是“孔圣范式”的问题，也就是那种“一儒独尊而百家俱废”，“一马独嘶而万马齐喑”，“一枝独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学的“封建范式”的问题。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发问：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马克思理论是应该继续“神化”还是应该转为“凡化”？我们是要迷信还是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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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第3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企业改制 困惑与争论 深化 认识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5-0008-02

一、我国企业改革过程中关于价值创造的争论和困惑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不过，由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历史局限性，在劳动创造价值这一问题上最终走向庸俗化。马克思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定和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进一步对劳动进行了详细划分，提出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是马克思首先揭示并进行科学论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它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是理解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枢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分析了物质生产过程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已经从蒸汽时代经过电气时代、计算机时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工具的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具水平；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新的工种不断出现；生产要素的构成也在过去简单的劳动、土地和资本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技术、专利、品牌、信誉、信息等；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不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客观上需要深化对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在现实中遇到颇多困扰和争议。

伴随着我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改制过程中面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框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如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即改制后的方正集团），在改制过程中就曾经遭遇过资本、信誉和品牌、劳动以及管理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到底哪个作用更大的经典争论。

当然，类似方正集团改制过程中的困惑和争论仅仅是我国众多改制企业的一个缩影，企业改制中诸如此类的争论还包括非生产性劳动、技术、信息等是否创造价值。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结合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时俱进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再认识呢？

二、与时俱进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笔者认为，面对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解释像北大方正改制中出现的困惑和争论，需要从三个方面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一）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壮大，关于第三产业，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的领域和种类及范围等话题展开理论争鸣。并相继形成了“宽派”、“中派”和“窄派”。其中，“窄派”坚持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宽派”则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显然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定义得太窄了，理应拓宽；“中派”处于这两派之间，但始终没有找到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原则界限。继这轮争论之后，哪些领域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一话题始终牵动着理论界的神经，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笔者认为，首先，在划分是否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标准上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凡是提供有形商品或无形服务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物质生产领域提供有形物质产品的劳动，包括农林牧副渔及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提供各种服务和精神文化产品的劳动，如医疗卫生、体育、教育、保健等。其次，创造价值的劳动应拓展到部分自给性产品和服务的劳动，这部分劳动主要是指为劳动力的生产或延续及素质提高直接相关的劳动，这样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如作为家庭妇女，每天操持大量家务劳动，虽然这些劳动都是自给性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家庭所必需的，不可或缺、不能省略的，是为生产劳动力或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付出。“没有不吃不喝的劳动力”，自己不做，就要请他人来做。因此，这些劳动具有了交换价值的基础和特性。当然，当这些劳动直接为他人提供，比如家庭妇女通过家政公司或其他约定为他人提供家政服务时，这种劳动创造价值的表现就更明显了。再比如，厨师在餐馆做饭给客人吃是创造价值的，在家做饭给自己和家人吃，也应是创造价值的，这两种场合厨师付出劳动及劳动结果的使用价值，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二）深化对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关系的认识

古往今来，有很多经济学家对财富和价值进行过阐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

价值和财富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很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诸多原因人们却常常混淆，因此，对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也就容易混为一谈。其实，价值和财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二者的联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价值还是财富，都离不开人类劳动。从区别来看，无论价值和财富所属的范畴还是两者的构成，都存在显著区别：首先，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这个范畴才会存在，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价值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财富则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其次，就二者的构成来看，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对于财富的创造来说，只有劳动是远远不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脱离土地、资本、技术等物质要素，财富创造就是空想。再次，二者反映的关系也不同，价值反映了人和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而财富则不同，即使用价值是人们对大自然的改造和利用的结果，反映了经济活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力。第四，价值和财富的增长可能不同步，因为劳动生产率和财富增长成正比，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数量会增加；但是，价值则不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单位商品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也会相应减少。

总之，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不是一码事，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但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信息、专利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财富创造。

（三）深化对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的认识

1.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话题。价值创造属于生产领域的问题，主要解决价值的源泉问题；价值分配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主要解决价值的归属问题，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2.分配原则应坚持所有参与生产的要素都要参与分配（这是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虽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要得到全部新创造的价值就是合理的。“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指出，在未来的、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也不可能‘不折不扣的’得到他所创造的全部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在分配给劳动者个人之前，还要做出各项扣除――为了维持社会正常的生产和再生产，还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土地、资本、技术、专利、信息等要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是这些要素参与分配是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体现，坚持按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有利于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各种社会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对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理论，并把它作为制定政策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基础，比如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使用，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就至关重要。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理论必将不断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这是的理论品格，也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中国对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在教学中不应拘泥于经典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实践永远是基础，发展永远是主题，敢于探索，敢于探讨，相信我们的理论教学一定会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迟国维，《资本和劳动同时创造价值》整理，《山西发展导报》1993年11月26日

[3]谢富胜，《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经济评论》2003年第02期

第4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在更长历史跨度上考察，近代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绩普遍较差，从拉美、非洲到一战之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俄罗斯帝国，莫不如此，以至于国际经济学界造就了“资源诅咒”的术语。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资源诅咒”现象之所以形成，产地的资源民粹主义思潮难辞其咎。

何谓资源民粹主义？这种思潮是将某种自然资源视为只有产地当地居民，甚至只有产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不分青红皂白给下游用户买主扣上“掠夺资源”之类唬人高帽。

资源民粹主义之误，误在其立论基础就违背事实或失之片面，推断更悖离逻辑。这种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与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对抗。

首先，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源；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没有开发的资源本身不是财富，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才是财富。因为某种资源出产于某地，就将这种资源视为只有当地居民、甚至只有当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却无视和抹煞劳动者的作用，这本身就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

其次，没有市场需求的资源不会得到开发，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还需要经过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将销售环节称为“惊险的一跃”。狭隘资源民粹主义把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产品销往其他地方说成是对销售地的恩赐，甚至把这说成是销售地对产地的掠夺，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下，要谋求发展，销售市场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第5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论文摘要:为了更好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准确理解和掌握复杂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熟练劳动等范畴，运用比较和规范的方法分析复杂劳动及其相关问题。分析认为，复杂劳动是就劳动力形成过程的特点而定义的，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的作用结果而言的，熟练劳动是以同一劳动过程的重复次数为条件的。同时认为，复杂劳动不是创造性劳动，也不是熟练劳动，更不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性可能很不相同，应当重视发挥创造性劳动的作用。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劳动两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认为，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但究竟什么是复杂劳动，在理解上很不一致:有的观点将熟练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有的观点将创造性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复杂劳动有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这些理解既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又不符合现实，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危害;过高的评价了单纯的正规教育作用，严重忽略了个人天赋的差异在接受不同类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后创造性劳动的重要作用，扭曲了个人收人分配激励作用的导向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复杂劳动的范畴加以认真讨论和澄清。

虽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的劳动量。李嘉图也说过:“不过当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是几乎唯一地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因素时，决不可认为我忽视了劳动的不同性质……。但他们都没有明确使用过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这样的概念。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这一对经济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使用的。“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 “简单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质上具有同一性。“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量上可以互换。“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是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复杂劳动与简单的区别具有相对性，它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简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含义、性质、数量关系、换算途径和它们的相对性都做了译一分清楚的阐述。但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和发展的讨论中产生了一些与马克思的原意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人认为创造性劳动就是复杂劳动，把复杂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等同起来;有人把熟练劳动与复杂劳动等同起来;有人认为复杂劳动可以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也有人认为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仅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人按按电钮就可以操纵机器体系，就可以使其创造的财富成千上万倍地增加，用复杂劳动解释无人工厂、无人车间的现象难以令人信服，并进而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当代科技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知识经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经济形式。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基本原理仍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剖析现实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我们应当紧密结合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一、复杂劳动并非创造性劳动亦非熟练劳动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力的形成过程中的特点而言的。他认为复杂劳动之所以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是因为前者的劳动力在形成时支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较多的教育费用和所放弃的收人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定义复杂劳动，也是为了便于考察“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价值”而对于复杂劳动的进一步分析没有必要也无暇顾及。我们要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有必要对复杂劳动作进一步分析。稍作深人分析就可以发现，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形成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边干边学。后者又可分为接受长期正规教育后的边干边学和只接受短期正规教育后的边干边学。从劳动力形成时所支出的教育费用和所放弃的收人来考察，不同因素在复杂劳动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中，正规教育要远远大于边干边学。这里的边干边学主要是指学习时要有一定的费用支出，同时要放弃休息或娱乐的时间。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来考察的，至于这种作用结果的原因可能很不相同。有的是接受了长期的正规教育;有的在接受短期正规教育后，边干边学;有的是对同一工作的经验积累所产生的创造胜劳动。一般而言，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其劳动越可能具有创造性。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获得1000多项发明专利，他的劳动可谓很具有创造性了，但他只上了3个月学，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自学，12岁就当了一名列车报童，一边卖报一边读书，21岁时就取得了第一项发明专利。一般而言，从事某一工作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就越多，其劳动就越可能具有创造性。而工作经验是劳动的副产品，其获取并不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费用，也不需要放弃相应的收人，因而很难与劳动的复杂程度相联系。劳动的创造性还与个人天赋、社会条件和环境机遇等因素有关，并不是所有的受过长期正规教育的人，其劳动都具有创造性，同样是大学本科，或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其劳动创造性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把复杂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等同起来，就是把劳动力形成过程的特点与其作用结果混同在一起，这既不符合马克思有关复杂劳动概念的本意，也不能科学地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关于复杂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关系，马克思在不同条件下曾作过不同的论述。如果从劳动力或价格的角度讲，两者具有同样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它们对使用者具有同样的作用;如果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分析，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在偶然情况下甚至会互换位置。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包含了劳动的复杂程度，它与平均熟练程度并列，说明两者是有区别的。从内涵上来讲，劳动熟练程度一般总是随着劳动者对同一劳动过程的反复进行而提高，它也是劳动过程的副产品，一般不与其支出的训练费用成正比，而与同一劳动过程的重复次数有关，这与复杂劳动的含义是有明显区分的。

二、复杂劳动不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

复杂劳动究竟为简单劳动的多少倍呢?有人认为可能达到成千上万倍，甚至更高。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复杂劳动是从这种劳动力形成过程而定义的，而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判别的。两者之间还有很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知识经济的作用尤为突出重要。一般而言，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具有创造性，越可能充分有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经济作用的成分就越大，劳动生产力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在形成时所多支出的劳动总是小于这种劳动的作用结果所节约的社会劳动。这是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航标。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也根源于此。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测算了美国1929一1957年国民经济的增长情况，他认为约有33%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并于1960年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人力资本之所以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回报率，就是因为人力资本在形成时所支出的劳动量，后者是创造性劳动形成的财富所代表的社会价值量，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其差别的根源在于知识经济的作用，在于人们对相应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中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就为中国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76年至1999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2. 2 x 108 hmr ，累计增产粮食3. 5 x108 t。而中国农业男性劳动者1996年每人平均提供的粮食产量仅为1.6 t，提高的粮食总计为36. 8 由此能否认为袁隆平劳动的复杂程度就是中国农业男性劳动者的近1 000万倍呢?显然不能。袁隆平劳动的复杂程度只能从他接受教育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放弃收人的角度来考查，至于他所作出的增产3. 5 x 108 t粮食的贡献，既与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和投人分不开，更与他的创造性劳动直接相关，也与其他相应社会条件的配合分不开。一种良种的增产效应，既取决于这种良种本身的质量和性能，也与它的推广速度和使用面积有直接关系，而后者又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倍数，恩格斯认为仅有数倍之多。恩格斯说:“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2倍或3倍的商品。中国学者朱延福曾在1986年做出测算，估计博士毕业生的劳动复杂系数为简单劳动力的18. 45倍。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由社会过程决定，就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由不同性质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符合社会需要的复杂劳动，由于其劳动力的培养费用支出总是小于它的作用结果所节约的社会劳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也总能给予较高的评价，因此，也就总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提供。如果社会评价过高，又会使某一特定部门的复杂劳动供给过多，从而超过社会需求，甚至造成这种劳动力的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使其市场价格下降。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较高级劳动与简单劳动者有时会出现互换位置的情况。

三、在当代更应强调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

复杂劳动的创造性由社会过程决定，也意味着社会总是把复杂劳动的支出与其作用结果加以比较和选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技发展水平和知识经济的作用远不及当代，复杂劳动支出与其作用结果之间的差距也远不及当代，用这种比较来近似地折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至于具体的劳动换算问题无暇细究。“在阐明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价值时，对这种费用的考察是很重要的，而在这里我们只是研究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时，这种考察却是无关紧要的。” “复杂劳动的产品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至于劳动复杂程度并不高的高中毕业生按按开关就可以使整个自动化生产体系正常运行，即进行高效率、高质量、高技术的物质生产活动，就认为物化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人们常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人的劳动依然是决定性要素，任何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用生产劳动者范围扩大的观点;用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观点;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转移剩余价值的观点以及用从事自动化生产的工人劳动是复杂劳动的观点来解释无人工厂和无人车间现象，虽符合理论逻辑，但缺乏现实感和说服力。劳动复杂程度并不高的高中毕业生之所以按按开关就可以操纵整个生产过程，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高中毕业生劳动的复杂程度如何，也不全在于这些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复杂程度有多高，而主要在于后者的劳动很具有创造性，特别是少数设计和研制这种生产自动化机器体系科技人员的劳动更具有创造性。这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劳动，能够准确认识和掌握并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相关的客观规律，像人类社会白白地使用风力、水力等自然力一样无偿地使用了自然界赐予的强大的自然力。所不同的只是后者表现形式隐蔽，不像前者那样明显，需要科技人员深入发掘罢了。这与只会按按开关的高中毕业生劳动的复杂程度没有直接关系。

第6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一、影响国际价值变化与特点的因素分析

在马克思时代，市场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市场空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比较有限，充当世界货币的贵金属的价值比较稳定。与之相联系的，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及其作用力也比较易见，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不仅对决定商品价值的原有的传统因素产生影响，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新因素。新旧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商品价值的决定更呈复杂化趋势。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引发市场结构的变化，使市场主体与客体之间，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产品的出口营销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非对称性，所有这些，是导致新时期国际价值变化特点的主要因素。面对这些影响国际价值变化的因素，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　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传统因素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1)生产资料。在马克思时代，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物――蒸汽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使直接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发生重大变革，即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大机器在生产领域中的普遍使用，成为当时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在当代，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技术装备水平远非马克思时代的普通机器所能及。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生产资料的构成中不仅劳动资料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象的范畴也在扩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劳动对象。就劳动资料的变化特点来看，由于计算机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劳动资料的技术装备水平大幅度提高，其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而且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拓展，即由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就使得生产过程中这些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资料包括技术装备和劳动对象，必然对国际价值产生新的影响，表现在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还表现在由于劳动资料无形损耗速度加快、折旧期缩短而产生对产品价值的影响等。

(2)劳动力构成。在马克思时代，企业的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的技术含量较低，企业内部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员数量少，管理人员的数量极其有限，为机器生产服务的各类人员也主要在企业内部，很少延伸到企业之外，显示出当时劳动的特点是：以体力劳动、重复型的简单劳动、企业内部的生产型劳动为主，劳动者的组合结构以普通的蓝领劳动者为主。而当代，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企业的生产再也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普通机械上孤立地进行，高科技含量的设备引领着企业的生产不断提高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致使直接生产过程发生了一系列质的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劳动过程也发生了相应的质变，使当代劳动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以脑力劳动、创新型复杂劳动以及企业内外部结合、生产型与服务型并重的劳动为主，劳动者的组合结构以白领劳动者为主。而作为当代劳动者主体的科技劳动者、管理劳动者和高级生产、服务劳动者所从事的高级的复杂劳动，对商品的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影响作用，也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

(3)劳动生产率。在当代，由于高新科技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马克思时代，对国际价值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而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总量却在增长。产生这一经济现象的原因在于，从各个国家内部看，高新科技的应用引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不仅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大量增多，而且使单位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大为减少，致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而从国际范围看，高新科技引发了许多新产业、新部门的开拓，许多新产品、新服务的提供，大大增加了国际价值的总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量高级复杂劳动力的使用，会大大增加国际价值的总量；先进技术装备的使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增加产品总量的同时会消耗更多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设备，使转移的旧价值增加，从而相应增大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这就是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商品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双重影响。

(4)供求关系。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商品在世界市场流通的速度、范围是马克思时代不可比拟的。但信息化、全球化也引发了世界市场竞争的空前加剧，使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波动更加明显地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各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政府、商会和企业纷纷加强营销网络、进出口渠道的构建与维护，以促进世界市场流通渠道的畅通，客观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商品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采取种种手段，对市场的供求施予国别政策和人为的影响，使国际市场供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灵。表现在有些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惜对出口企业进行明贴暗补，而对外则采取关税壁垒和各种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将别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拒于国门之外，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平衡，进而影响了商品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

(5)货币价值。在马克思笔下，世界市场上是由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充当世界货币的材料。世界货币作为衡量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外在尺度，其自身价值的变化，必然会对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产生影响。在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内在尺度不变的前提下，世界货币的价值变化与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变化成反比关系。而如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早已退出流通领域，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联盟组织的纸币替代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实际上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成为衡量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外在尺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联盟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采取措施使本币币值变动，从而引发国际市场的汇率波动，进而影响世界市场商品国际价值的变动。

2　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新因素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信息化、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原有的传统因素对国际价值形成的作用机制，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新因素。

(1)网络贸易。网络贸易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实践证明，网络贸易显著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推进了国际贸易向快速化、简易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网络贸易领域中，参与交易的各方只要支付少量的网络通信费就可以获得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存储、交换和处理，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二是参与交易的各方无须中介的介入，只要借助于全球性开放的互联网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易，大批的买卖瞬间即可完成，大大提高了交易速度；三是参与

交易的各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掌握世界市场的行情和需求动态，对于出口商来说，可以根据世界市场的行情和需求动态来安排商品的生产和组织出口，使商品的出口能够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需求相适应，促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体现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

(2)产业垄断。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垄断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对商品国际价值的影响作用，也大体相似。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垄断出现了新现象，突出表现在信息产业自身的领域。由于信息产业是新兴的产业，信息经济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点，各国政府都把它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扶持和保护，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其发展，这就使得信息产业容易产生垄断。再加上特有的经济效益、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该产业中的垄断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促进其发展，以继续强化其垄断地位。这一切使信息产品的国际价值很大程度上受垄断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左右，垄断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往往会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产品的垄断高价，使其大大偏离真实的国际价值。

(3)服务贸易。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国际货物贸易。与普通的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服务贸易具有自己的特征，给服务产品的价值决定带来新的问题：一是有些服务具有独享性。如数据信息处理、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等专业，涉及的是特定的主体和客体，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也难于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二是大部分的服务具有不可贮存性。这是由国际服务的供给与消费几乎同步进行的特点决定的；三是贸易对象的两权具有可分离性。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中，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转移到进口者手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发挥一次作用。但国际服务贸易则不同，其贸易对象的两权往往可以分离。如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中，服务的出口者可以凭借其所有权，通过契约关系，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分别向不同的进口者转让使用权，使产品的使用权得以多次转让。由于同一服务的使用权可以多次转让，多次参与国际贸易。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也相应地发挥多次。

(4)组织干预。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都有其共同之处，即通过成员国或地区政府间的协商，逐步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促进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在有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例如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拆除商品、服务的贸易壁垒，实行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在组织内部推行统一的货币，从而使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作用越出了各成员国的国界，商品的价值也相应地由原来的国别价值发展为区域价值。区域价值的出现有利于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过渡。然而，这些经济合作组织对外却依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从而客观上造成了统一世界市场的分割，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价值的形成。显然，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干预，对于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发展和国际价值的形成，客观上产生着双重影响。

二、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马克思没能完成他所设计的按照由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到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顺序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写作计划，也没能留下关于国际价值研究的完整理论表述，散见于其著作中关于国际价值理论的相关论述，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当时的市场背景下，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国际价值问题所进行的初步探索，所形成的有关国际价值的论述大多是基于他的劳动价值论在世界市场的应用和逻辑延伸。这些论述，不仅成为后人继续研究的有益借鉴，同时也为后人对国际价值的进一步探讨留下充分的余地。

当今世界市场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也带来了国际价值的新变化，需要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特点进行新的探索，以此创新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在新时期，创新与发展国际价值论，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研究信息化、全球化对国际价值带来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国际价值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不仅要研究当代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条件，而且要研究国际价值的决定与国际价值的实现，还要研究国际价值规律的具体作用等问题。

从国际价值的形成看。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生产资料、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货币价值等影响国别价值形成的传统因素的变化，同样是引发国际价值变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国别价值产生影响，其影响可以是同一方向、不同程度，也可以是相反方向、相同程度等多种组合情况。由于国别价值是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国际价值是国别价值在空间上的延伸，对国别价值的创新与发展研究，同样适合于对国际价值的研究。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供求关系、网络贸易、产业垄断、服务贸易以及组织干预等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现与变化。研究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因素在不同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在方向、程度上对国际价值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是新时期探讨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从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看。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实际上是其在国内市场作用的扩展和延伸。与国内市场相似，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样是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动影响价格的涨落，以此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总劳动量在世界范围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然而，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是，战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出现新的变化，即呈现出泛化、强化和更有效的特点。对这一系列新特点的深入探讨，是研究新时期国际价值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在新时期，价值规律的调节手段也有新的变化，即当今价值规律在通过供求关系调节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往往是通过利率、汇率以及利润率等具体的经济杠杆进行的。这些经济杠杆会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世界市场的投资方向、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以及货币流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世界市场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和世界总劳动量在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的分配。对这一系列经济杠杆调节作用的具体研究，是探讨新时期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从价值规律的作用结果看。一旦商品从国别市场进入国际市场，随着空间的变化，相应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优胜劣汰功能也从一国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在世界市场上，由于较发达国家和较落后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较大，他们的单位产品价值差别也较大，这有利于较发达国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同时较发达国家还可以凭借对市场的垄断，进行不等价交换，以较少的物化劳动换取较多的物化劳动，获取超额利润。所以，马克思说：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

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在新时期，尽管国际贸易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完善，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的功能依然未变，国际市场上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依然存在。由于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功能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所实现的利润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也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战后以来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南北差距具有不断拉大趋势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应地，也引发了战后国际经贸关系方面新的统治和依附关系。显然，研究新时期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结果，考察国际贸易所实现的利润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国际价值论在当代的应用，也是对当代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探讨，它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从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看。马克思在研究国别价值时，详细地探讨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问题。而在他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中，虽然有不少与国际价值相关的论述，但关于国际价值转型问题即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问题，却几乎没有涉及。即使在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论述最集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其目的是在于分析比较各个国家由于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的不同引发工资方面的差异，而不是专门着眼于对国际价值与世界贸易问题的研究。这就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我们知道，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利润率的平均化将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际市场上，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也将会发挥作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导致的激烈竞争，必然会引发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尽管这种流动难免会遭遇到国家和地区之间各种形式的壁垒不同程度的障碍，但国际间的要素流动毕竟是一种趋势，它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会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研究国别价值转化为国别生产价格的思路和方法，来探讨新时期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使马克思关于国别价值转化为国别生产价格的理论在国际上得以拓展和延伸，以此确立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中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态，这是新时期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再一条重要路径。

第7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摘 要：本文简要阐述目前大学生就业观的三大特征，分析了理论中与大学生就业观相关的理论，并结合这些理论提出了大学生就业观的合理性，高校应怎样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就业观。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观

大学属于国家的高等教育，大学生自然就是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大学生就业是实现自身价值和促进发展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目前许多大学生的就业观不合理，过分注重个人的利益，反而忽视了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而中许多重要理论对大学生就业观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就业观。

一、目前大学生就业观主要特点

（一）主观主义严重。主观主义是现阶段大学就业观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主要是学校，而校园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大学生总体上都比较缺少社会实践的经验，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多受到教学影响，带有较强的主观认识。因此，大学生一旦面临就业问题时，通常很难对自身的职业观、岗位观和个人发展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从众心理比较严重，很容易受到身边同学、教师或者社会舆论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突出表现就是“考公务员热”，由于公务员制度的明确和完善，公务员成为许多大学生争相竞争的岗位。据相关数据统计，2014年国家公务员招考的职位有11729，招录的人数是19538，但是报考人数就上百万，最终参考人数也有99万，最终比例是51：1，其中大学生报考占据着较大的比例。但是根据一些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并不是因为职业理想，也不了解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具体就业问题，比如工作的方式、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以及发展前景等，也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适合在这种岗位下工作，而是盲目的听从教师或者家长的意见，对自己的职业需求没有客观的认识，带有严重的主观主义。

（二）功利主义趋势。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许多大学生就业观具有严重功利主义性质。一些大学生择业和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收入的问题，只要应聘单位无法提供预期的薪资就会选择放弃该职业。由于过分注重功利因素，致使大学生忽视了自身的职业兴趣、个人的特点和能力、职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有的大学生宁愿待业只为了从事高薪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就业观念的影响，导致目前许多大学生出现就业的盲目和从众的现象，使社会上人才分配严重不平衡，也不利于大学生个人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个人主义明显。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竞争和自由，个人利益的获取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大学生就业观的具体表现就是个人主义严重，以个人为中心，很多大学生待人接物时多数情况是以其自身为出发点。表现在就业上就是只考虑自身的需求，即单位可以给自己带来哪些价值，而不是考虑自己能为给单位创造哪些价值，自身的水平和能力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能得到什么水平的薪资等。大学生明显的个人主义就业观，不只束缚了其就业的方向和选择，也导致其无法拥有长远的职业发展。

二、中大学生就业观相关理论

（一）劳动价值论。根据马克思著作《1844经济哲学手稿》对劳动价值的看法，他认为“劳动就是生命”，并将劳动作为人本质的特征，即“劳动是人的真正的本质特性”。但是就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社会的分工问题依然有待完善，目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还是以劳动为主。大学的参与社会劳动的形式主要就是就业，故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上，研究者应结合中与劳动价值有关的理论，以引导大学生能树立科学长远的就业观。

（二）社会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道德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5]。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经历较长的历史考验，并牺牲个人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主要研究的内容也是通过揭示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究个人发展的方向，进而总结出个人与社会发展相互统一的办法。从根本上来讲，大学生就业观中明显的个人主义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就业问题与社会整体结合，将就业视为个人的发展前途，忽视社会发展的要求，使大学生个人的就业问题与社会的发展问题脱节，甚至形成对立的局面。因此，中有关社会价值的理论，可以有效地运用于纠正大学生就业观中个人主义，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三）实践理论。实践理论是哲学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世界分为主观和客观世界，而实践就是两者的纽带，起着联系作用。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检验自身的认识是否正确和科学，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下大学生就业观中普遍存在主观主义，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学生没有通过实践来检验自身的就业观是否合理和符合各方面发展的要求，过分看重自身的主观认识，并以此作为职业选择的标准，大学生就业的盲目性就成为必然趋势。

三、用相关就业理论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的核心是将人作为发展的重点，而不是将物质或者经济作为发展的本质。而在价值理论中，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同时价值理论还指出，人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性。因此，大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不能仅考虑物质和经济层面的价值，应充分重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既要从自身的特长、兴趣和能力出发，也要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将马克思就业理论与大学生实际情况结合。人们的认识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大学生就业观的树立应以实践为基础，从自身实践出发，明确自己的就业方向、就业能力，自身的优势与不足。除了大学生的实践之外，高校也应通过一些就业的实践指导活动正确引领大学生就业观的树立。比如学校可以设置安排行之有效的就业课程，指导大学生对自身的就业情况有具体的认识，也可以在课堂上模拟企业招聘的情境，让学生了解企业人才需求的具体条件。

（三）以就业理论的引导鼓励大学生重视劳动，敢于创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明确指出了劳动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在当下同样适用。目前世界发展处于全球化状态下，竞争和合作可以实现瞬间转换，而劳动则是其中恒定不变的因素，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生存。因此，大学生就业观应重视自主创业的观念，通过个人的劳动实现自身价值的提高和需求的满足。同时，学校也应对大学生的就业进行正确引导，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大学生提高有用创业信息和创业办法，以此避免大学生创业走弯路或误入歧途。

结束语：

是世界范围公认的重要哲学思想，根据其劳动价值论、社会价值论和实践理论，大学生就业观中应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根据个人就业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择业。此外，大学生应具备创业意识，能通过自己劳动和努力创造更多的个人和社会财富。

（作者单位：长春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 罗映梅.当代大学生就业观教育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3.

[2] 王贺.马克思就业理论与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2013.

[3] 尹慧.哲学思想和大学生就业观教育[J]. 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0，（18）.

第8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

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

（一）理论验证

第9篇：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 政治理论 教学改革

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时至今日,改革的成效却不容乐观。那么真正解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出路到底何在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以联系历史语境的视域,彰显理论的知识趣味性

对知识的渴求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满足而日益增长的。人们对某方面的知识是否积极主动地去求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对象能否产生兴趣,也就是说主动接受是以兴趣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建筑在学习热情基础之上的。那么作为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广阔领域、博大精深的理论课,同其他一些专业课相比,在相当一些高校的课堂上,学生却对其显得冷漠,甚至厌倦。本来政府已把理论课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不能再高的程度,然而一边是,高校的讲坛上教师在那里用心良苦地讲,一边是学生昏昏欲睡者有之,做着与本课无关的事情者有之,答非所问者亦有之。这样一种怪圈,既大煞了理论课的风景,也枉费了教师们的一片苦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究其原因,理论本身的知识性毋庸置疑,大学生们的求知欲亦不容怀疑。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政治理论课带有的意识形态教育特性片面强化,以单调的理论说教方式,以强制的灌输形式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使得原本百科全书一样的系统知识体系遭到消解。从而使学生生厌,甚至反感,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若改变此局面,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思维定势,走出单调的教化误区,在注重理论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同时,将其博大而精深的知识特性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来,即把理论放到与之产生、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大视域当中,在阐述理论产生的动因、渊源以及在与之相对立的派别观点相比较之中,将其深邃的知识传授给接受者,寓教于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使求知者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情操、净化心灵、获取智慧,如此方能显现出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我们不妨以基本原理课当中的政治经济学为例,首先应向学生阐述马克思倾尽自己的全部精力,刻苦研究、深入探讨经济发展规律的动因是什么?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原理、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又是怎样完善和发展了前人的优秀成果、成为人类理论思维结晶的?他的理论的形成有哪些方面知识支撑?在其发展进程中与同时代并存的理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又有着怎样的关联等等?在这种历史语境的回顾中,与横向的比照分析中,不仅使教师与学生一起重温理论的发展史,进一步加深对理论深入的理解,而且也能将学生带入一个广袤的知识海洋。试想如果我们的大多数教师都能做到这一点,将会大大提高学生们对理论课的兴趣及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当然,新形势下政治理论课的高要求,是对我们高校政治理论课从教者知识结构与能力的一种挑战,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与积累,没有对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包括宗教等知识的广泛涉猎,就无法胜任新形势下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有走出自己的专业局限,涉足广阔的知识领域,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真正做到博大而且精深才能担此重任。

二、以联系理论动态的视域,展现理论的科学真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代特别是90后的大学生与过去相比见多识广,每天都在获取着大量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而且对事物有较强的判断力,并在所关心的问题上有较深的理解力,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看法。同时又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思辨能力,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面对这样新一代的大学生,怎样使他们的优势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怎样使他们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掘,怎样尽量缩小其与理论的距离感,增强亲切感?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注重理论自身的固有的内在的逻辑统一与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把握当代或中国化的理论观点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站在理论研究的前沿,引导、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联系他们感兴趣的理论动态、热点问题、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如此才能使他们真正以敬服的心态理解和接受理论的科学真理性。

例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提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就体现在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同时以论战形式阐述了他自己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见解,构成其科学体系。马克思的不朽功绩在于,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了科学的价值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在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的来源、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关系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趋势。因此引起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也正是这一理论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使得在百余年漫漫人类历史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然而,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任何理论一样,也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这种历史规定性给出了诸如“所需解决的问题、何种方法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等一系列客观现实条件,从而对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划定了相应限度的可选择空间。深刻认识这种历史规定性,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加以理解和挖掘,而不是将其作为形而上学的教条。政治经济学在完善和发展前人优秀成果的同时,并没有终极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相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创造,则为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也就需要我们要与时俱进。运用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一般性的带有最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去分析、研究距理论创始人所生活的时代已久远的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

理论的基本原理虽然为我们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资本生产方式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水平还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就决定了经济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有些方面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甚至还有个别遗漏的地方。如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马克思当时只论述了物质产品的价值量决定问题,而未涉及精神产品和劳务商品的价值量决定问题,也未能涉及科技产品和知识产品的价值量决定问题,更未涉及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价值决定问题,而这些问题,既是现实社会中的焦点敏感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各抒己见、颇有争议的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

作为施教者应勇于应对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知难而退回避这些问题。要处理好教材内容与学术领域争议的热点问题的关系,着眼点应放在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审视这种变化,力戒主观偏见性和形而上学,全面准确地介绍当前理论界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材料,使学生既了解学科的学术动态、前沿成果,又帮助学生提高独立的判断力,分析思辨能力。教学形式可采用课堂提问、研讨、辩答等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了解学生对这门理论课所理解掌握的程度及对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度,从而适时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同时,也能加深教师自己对前沿理论成果的把握,进一步提高作为一名理论课教师应具有的素质功底与能力。

三、以联系社会现实的视域,发挥理论的功用实效性

某一门知识的功用如何,这是接受他的人不能不关心的实际问题。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功用性,不但是在过去曾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而且还在于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所阐明的发展规律,有些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有规律,有的是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共同规律,它是被百余年的社会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后仍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为什么只有马克思突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可逾越的界限”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是在科学思维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同时马克思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关于经济学方面真理性的认识,这一理论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对于一门科学理论来讲,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损害其合理的内核。诚然,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传授给学生的东西,帮助学生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教他们学会如何运用马克思经典作家所采用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观察、认识、分析经济生活当中的现实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理论紧密地与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从对的继承与发展并重的关系来讲,还是就理论课本身带有特性的角度讲,还是从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内在统一性来说,我们从教者,都是处在主动的位置上。也正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里,因此,这门课教学效果的好与坏、教学质量的高与低,都与其他专业课一样,取决于教师如何讲授和讲授什么。也就是说,当前这门课的效果欠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有的还是被动的单调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教学,或强制地去灌输,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学生厌倦甚至逆反。我觉得若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走出教化的误区,必须结合学生感兴趣的社会问题,挖掘理论深邃的底蕴与内涵,从而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使学生在一种宽松的学习氛围中,在知识的满足中,在困惑的解决中,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准。根据自己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探索与体会,我觉得为能达到这样一种效果,采取“专题式”讲授教学方式颇为有效。因为这种方式能够融系统传授政治经济学理论,透析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传播社会信息,帮助学生解惑答疑并引发深入思考,从而提高学生理解、认识、分析问题等能力于一体。在这里不妨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社会剥削”这一专题为例来说明此中道理。

我在这一专题中,第一个层面交待给学生的是应该如何理解“剥削”这一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剥削形式有了较大的改变。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剥削现象的存在难以避免,从而加深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层面就是引导学生联系当下社会现象,对剥削做出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客观分析。对剥削不能以道德的批判代替理性的评价,而是要对其历史与现时的合理性给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在对资本剥削做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对较之资本剥削颇为隐蔽的权力剥削即腐败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因为这一剥削无论是就它的产生根源的复杂性,还是就它的危害程度的严重性,以及治理的艰巨性都是资本剥削所不及的。通过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理论更贴近现实和更具穿透力。第三个层面就是引发学生就我国社会的剥削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与讨论。思考之一,如何发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剥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思考之二,如何最大限度地抑制剥削的消极作用。思考之三,如何使人们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防腐拒变的堤坝。正是在这对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现实的对比分析与思考当中,从而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当中体味到理论的价值与功用,才能真正学会恩格斯所明示的观察、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正如同志所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阐述可见,政治理论课教改,应与时俱进并要有所创新。但创新并非是盲目的幻想,而是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的新发展。虽然具有一般原理性的理论内容并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但这并不否认顺应新时代的发展与需要,我们对其解读的逐步深化,即由原来过于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到着眼于既保持其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又充分挖掘这一理论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功效。即以联系历史语境、理论动态、社会现实的三大视域,去彰显理论的知识趣味性,展现其科学真理性,和发挥其功用实效性,从而以这一理论体系自身的感染力,去感化、陶冶学生,使他们通过求知而受教,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