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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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执法理念是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是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是对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统一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要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目标，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以新的理念来统领检察工作。笔者认为，现代检察执法理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严格执法——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是必须树立法治观。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切实转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以人治国、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确法治观。二是必须树立司法公正观。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活动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必须以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确保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三是必须树立平等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僭越法律的特权，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也是执法者应恪守的准则。检察机关要在执法中强化平等保护的意识，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利益主体，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检察执法中得到体现。

由于受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当前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重打击，轻预防问题；重公正，轻效率问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检察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此，树立“严格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也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保证。

必须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思想。检察机关在履行惩治犯罪职责时，一方面要对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时，也要保证依法定程序进行，对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要彻底纠正过去那种忽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陈旧观念，坚决摒弃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等与现代民主法制要求相悖的错误做法，自觉地把人权保护贯穿于检察执法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文明执法保护公民的人权。

必须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案件存在质量问题，有的证据不被采用，这些都是不严格执行程序法造成的结果。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规程和规范，是制约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防止司法腐败，保证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因此，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守程序法，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实体法得到正确实施，使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必须树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执版权所有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办案，轻预防”的思想。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点和规律，针对发案单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个案预防，达到“查办一个案，教育一条线，治理一大片”的效果。要不断探索预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状态的转变，从初级形式的预防到系统全面预防的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到全社会预防的转变。

必须树立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公正，轻效率”的思想。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在检察执法中，有时会因片面追求公正而忽视效率，如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事实清楚而使案件久拖不决，案件层层把关拉长了办案周期等；有时也会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如“严打”中过分强调快捕快诉而影响了案件质量等等。无论是偏重哪一方，都会产生弊端，都难以取得最佳的执法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确立“效率也是一种正义”的观点，迅速、及时、高效地履行检察职能，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数量是质量的载体，质量是数量的灵魂。没有质量，数量只能为零。只追求办案数量，不讲案件质量，必将损害群众的利益，损害法律的尊严。检察机关必须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以质量为本，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在办案中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宗案件都办成铁案。

二、文明执法——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

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意识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少数执法人员存在特权思想，不尊重当事人，作风粗暴、、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树立“文明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只讲执法，不讲感情”的思想。要避免简单理解严格执法，把执法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在办案中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如推行“告知犯罪嫌疑人制度”，搜查时避免未成年人、老人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在场，搜查时对工资存折和维持家庭正常开销的费用一般不予扣押，采取强制措施时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尊严和人格等。要通过关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达到以情感化。

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深层次地把握现代法制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打铁还须自身硬。要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落到实处，首先得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检察机关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检，抓好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并结合“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执法教育，实现执法为民”和纪律教育月等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培养“会办案、会电脑、会外语、会驾驶、会调研”的高素质检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三、为民执法——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

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就是要解决好为民执法的问题，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法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民执法，决定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必须切实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检察干警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掌权，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二是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检察执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打”整治、“两打一扫”、“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诉，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保护国家人民财产，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通过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切实纠正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任。三是要认真处理好群体性上访和公民的控告申诉工作。要继续实行首办责任制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绝不推诿和敷衍，将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和基层。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继续保持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形象，热情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四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将“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务公开制度、执法监督员制度、定点挂钩联系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其作用。此外，要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定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工作制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五是要加大服务力度，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开通“法律咨询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落实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指示，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赞不赞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为民执法，是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解决的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解决的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为民执法”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好如何执法的问题。只有树立起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我们才能在检察工作中减少执法的随意性，避免执法违法现象的发生。

第2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关键词] 现代司法理念 全球化 WTO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 国际协调

对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张志铭教授认为，“要作一个评价的话，似乎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总体上还没有形成连动，实质上的发展还不大，现在已经到了在司法理论、司法哲学上做一点提升的时候。”[1]贺卫方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司法改革走到今天，的确到了在理念上要提升的程度了。”[2]这种观点得到了司法界的普遍认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加强司法理念建设和创新”“只有在司法理念上有所突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才能落实”。[3]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4]，法律现代化是法律制度、法律运作方式和法律理念现代化的统一体，精神理念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脱离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至关重要。本文拟就现代司法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性的确立以及加入WTO后其对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完善的推动作些探讨，期望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能有所裨益。

一、 全球化语境中现代司法理念之普遍性与构成

理念，即英文的Idea,德语的Idee,从词源上考察，源自古希腊的

eidos或 idea，由 idein（看）演化而来，原意是“一个人所看见的事物的‘外观’或‘形象’”。柏拉图创立理念论将其变成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5]，最早尝试将“理念”从哲学引入法律领域的是康德[6]，而真正提出“法律理念”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的是黑格尔[7]。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将法律概念与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提出“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率先从法律价值意义上来研究[8]，随后，英国法理学权威罗伊德在1964年出版《法律的理念》（The Idea of Law）一书，就法律与道德、正义、自由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9]我国台湾的史尚宽先生以及大陆学者江山、刘作翔也就“法律理念”及其相关问题作了研究。[10]党的十六大确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司法理念在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普遍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研究。[11]总的看来，对司法理念的含义并无多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范愉教授的定义比较合理，“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12]相比较有些定义，如“司法理念简单地说就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所形成的总体上的原则和根本上的指导思想”[13]，“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指人民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精神指导”[14]，忽视了司法理念的制度基础及其存在的客观性或法律价值的属性或界定的现代性历史时空，则有失偏颇。但对现代司法理念的构成或讲内容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审判实践出发认为司法理念包括开放化理念、服务化理念、效益化理念、透明化理念、人性化理念、权力平等化理念、司法独立化理念和法官职业化理念[15]，有人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应树立改革理念、契约理念、效益理念、诚信理念、公正理念与便民理念[16],另有学者分别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的视角作了研究[17]，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认为应树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理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理念、法律至上法律权威的理念和服从法律顺应民意的理念[18]。笔者认为，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并非绝对、单一的而具有相对性和多元性，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从司法制度设计或司法实际运作或司法人员的不同的出发点，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法学领域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又诚如霍姆斯的断言“法律是基于经验”或北京大学苏力教授的主张“法律是种地方性知识体系”[19]，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司法制度设计的差异，司法理念还有地域与国别的分歧。但法律发展的统一化（或趋同化）和民族性并性不悖是其21世纪发展的重要趋势，[20]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司法理念将会在全球范围上呈现趋同化[21]或统一化的趋势，形成某些宏观的共识，从而确立并不断加强其普遍性。本文力图从全球司法制度设计或司法实际运作的角度宏观揭示现代司法理念的普遍性和基本构成。

第3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关键词： 现代法律观念 法律信仰 法律意识

一

我国经过社会革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奏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时代强音，当代中国正在朝着现代型法治社会迈进。在历史新刷出的这条雪白的起跑线上，现实强烈呼唤法治社会，期待理性自由的公民意识，迫切要求提升公民现代法的观念。归根结底，法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法律观念、意识的现代化，是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广大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建构、塑造和完善。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建设走的主要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道路，社会演进的成分所占比重不是太大，现代法治传统的形成缺少西方式那种漫长的、渐变的、从容的自然演变过程。因而，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与公民法律观念的塑成关系密切。我国从1985年开始开展全民普法工作，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新一轮的全民普法业已启动，国家对这一环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普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拉近了法律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它使法律从“制度文本”变成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是我国由人治走向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全民普法工作把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列入目标计划，对于塑造和提升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意义重大，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从普法的目的来讲，尽管我国全民普法教育提出了以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为目标，但在这一目标的落实上却客观地存在着后现代化国家所特有的困难。西方历史法学派的巨子萨维尼认为：法律如同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具有一定的固定的性质，它与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它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民族意识之中。从某种意义而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现代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体现，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却不是我们本民族固有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2］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虽然不限于儒家思想，诸如人治传统、家族本位、法律伦理化、义务为核心、“无讼是求”，等等，但至今仍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些严重地阻碍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健全发展，这些消极面因素的例证不胜枚举。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所提及的一些法律上的弊端，例如“权大于法”、“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等，就其历史、思想渊源而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教义的影响。儒家的“德主刑辅”之类的法律思想具有轻视法律作用的消极因素，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即是刑”、轻视诉讼以至畏惧或鄙视诉讼的思想、权利观念淡薄、法学长期不受重视等对我们健全和发展“法治”建设都极为不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毫无价值，相反，在我们看来，尽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整体系统是与现代法律文化相对立的［3］，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或正在解体，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将作为优秀法律传统而具有现代价值。）

（二）从普法的教育内容上来看（当然也包括其他形式的法制宣传），都侧重于具体的专业法律知识的灌输和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而且普法面面俱到，形式主义严重。在我国传统社会意识中法制成分较少的前提下，这种宣传教育成了无土栽培的“科研活动”，其局限性较大。因为实体法是国家现阶段对现代法律精神的法律表现，而这种表现是优越还是落后，是好还是坏，还必须由全体公民用现念来加以评判，而“本本”上面面俱到的实体法的框框有时则恰恰遮盖住了体现在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使其很难系统地为人们所把握。仅仅进行实体法教育容易造成公民消极守法意识，难以形成公民对法的深切体验和发自内心的信仰，容易使人们产生法是政治国家强加于他们的外在赘物的思想。再者，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秩序变化，日常生活中大家见怪不怪的诸多“法治实践”存有不公等现象都会给法律的公信力造成负面的影响，对哪怕一件违法违规行为的放纵，有时都会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从而消解普法教育的作用。

二

从塑成和提升公民的现代法观念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上述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普法工作的一个“瓶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名教师，具体到“青少年学生”这一特定人群的普法教育，我认为着眼“青少年”，从“娃娃”抓起，“瓶颈”可以在这里突破。

首先，在普法的目的上，我认为重在“法律信仰”的生成。法学界有句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律的信仰和社会领域其他各种信仰一样需要人们有意识培养。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法观念的基本价值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两种性质殊异的法律文化系统。我们不能停留在消极的守法教育这一层面，必须转变导向，把公民现代法观念之塑造作为重中之重，力图使现代法律精神与民族传统在冲突中相融合。当前全民普法教育最重要的改革任务是：“转变法制教育导向，变单纯的守法教育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特别是普法教育，宣传媒介等更应把引导和强化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认同，作为重中之重，进而塑造公民积极的守法精神。”［4］不仅如此，现代法律观念教育的根本目标还在于使现代法精神要素成为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文化意识的有机部分，从而实现对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创造性转换，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民法律意识体系。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璞玉浑金，可塑性极强，我认为在此过程中，突出重点，把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法律信仰作为法治教育的核心，抓好青少年普法教育，就如同西赛罗在《论法律》中所说的一样：“罗马人自孩提时便受到如此教育：一个人要求助于正义，就去诉诸法律。”必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在普法的内容上，我认为重在“法律意识”的提升。要从“本本”上面面俱到的实体法的框框中走出来，侧重于公民现代法律观念教育，而在现代法律观念的教育中，尤其应强调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教育，由知道概念，从而形成理念，进而润化为全体国民的素质，真正做到“把法律刻在人们的心中”。当然，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教育是一项全民的基础性的工程，它涉及法哲学的深度，体现在法学的一般理论、社会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基本价值、各部门法的主要精神要素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具体到在我国社会法治条件还未充分发育的条件下，我们在普法过程中主要应对公民进行观念的启蒙，培养他们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意识为先导促进法治的建设。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需要更多地把普法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法治实践中去。把普法工作放在社会实践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一次成功的司法实践，胜过无数次空洞的宣讲和说教！”正如吴邦国同志所说，社会实践是最好的普法学校。法律意识的提升既包括系统的教育训练，又包括持之以恒的坚守，甚至需要一代人或是几代人的努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青少年正处在受教育打基础的年龄阶段，思想敏锐，接受能力极强，抓法律意识的塑成和提升就要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抓住“青少年”现代法律观念的培养，才是抓住了基础中的关键。

另外，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青少年法制教育形势严峻，这是又一现实原因。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探究，各家观点不一，在对我市在校青少年学生的犯罪调查分析中，我发现在其犯罪目的上，居第一位的是“为了钱财”，占68%，而这些青少年自己认为家庭经济条件在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占80%，属于特别困难的只占1.9%，可见当前“为了钱财”的犯罪大都不是属于“饥寒起盗心”；第二位是“为了朋友”，占9.4%，第三位是“性满足”，占8.9%，以下依次是“为了报复”、“恶作剧”等。究其原因，家庭、学校、社会等外在环境的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我认为关键还在于人自身的因素。“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青少年正处在生理成熟速度高于心理成熟速度的“心理断乳期”，生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自控能力差，个性意识强，有逆反心理，同时法制观念淡漠，极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另外，涉嫌犯罪的青少年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既无安身立业之技能，又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无业无求，精神空虚，游手好闲。当前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片面地看有时“金钱万能”，物欲横流；不经意间发觉有时文化市场沉渣泛起；社会风气有时也真能让人混淆真假、唐突美丑、不辨善恶，似是而非，凡此种种都是客观存在的。讲到预防青少年犯罪，有的学者提出要构筑“四道防线”，包括家庭防线、学校防线、社会防线和青少年自身防线。然而，我觉得在这四道“防线”之中最后一道“防线”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自始至终都应该贯穿现代法律的观念和意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青少年”的自身因素。我们讲理想观念教育，我们谈伦理道德教育，但从“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个层面来看，我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达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必须也只有通过塑造和提升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这一步骤来实现。普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法治，要普法，意识之塑成，观念之提升，不在一朝一夕之功，着眼“青少年”，切实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切中肯綮，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

参考文献：

［1］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526.

［2］梁治平.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代译序）：15.

［3］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版：117.

第4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法制传播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12BXW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平，女，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视传播与电视法治文化批评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依法治理“共举”时期。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也应与时俱进，在加强法治普遍原则和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的同时，还应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等。

关键词：电视法制节目；普法；法治；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14-02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与普法教育的推动下，电视法制节目日益兴盛，其一大功能或主要职责无疑是普法，六个五年普法规划也一直重视电视等媒介的普法作用。那么，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普及公民法律知识或培养守法的公民等那么简单？

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推行的六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其对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在普法内容上，主要侧重于具体的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法律基本理念与原则精神的传播，较重视实体法律知识的宣传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知识的普及；其次，在普法思想上，强调的是重义务、轻权利的消极守法型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是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权利本位主义和法律至上理念的普及。这种消极的守法型普法教育其实质就是让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违法、不犯罪，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忽略了鼓励公民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培养公民利用法律维权的行为、能力和素质等[1]。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法治“共举”时期。这一时期的普法特点和要求是：普法是手段，法治或促进社会依法治理才是目的，普法应与法治实践相结合[2]。依循于此，电视等媒介普法传播的目标应在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的依法治理。毋庸赘述，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或现实法治环境因素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公民接受或遵守法律而言，司法或执行比‘普法’更为重要。因为法律能否接受，取决对法律的信任与否；对法律信任与否，又取决人们自己在心中塑造的法律形象。司法和执法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与体验法律的基本场域，是人们塑造法律形象的重要质料。如果司法或执法不公，或者腐败堕落，人们心中法律的高大形象就会轰然倒塌，因而断然与法律疏离。”[3]

当然，采取何种具体的电视“普治”措施，这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下面，笔者对电视法制节目在贯彻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当在理论上注意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探析。

一、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

普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些法律被颁布，哪些法律被修改，抑或哪些权利、义务被了解，而更意味着让老百姓认识到这些法律的颁布、修改，抑或这些权利、义务的赋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电视法制节目普法宗旨的角度讲，就是应重视对公民的现代法律精神尤其是“法治”原则的宣传与普及。

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一个《德里宣言》。在这份宣言中，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认识，提出了以下关于“法治”的三条原则：

（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体系，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4]。

上述三条关于法治的普遍原则，既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所在，即“强调法律在保护人权、制衡政府权力上的职能，法律的普遍的约束力或权威性，以及法律实施的公允性”[5]。从这一意义上看，在电视媒介采制法制节目的过程中，应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贯穿现代法律精神或法治原则，同时注意批判人治意识、法律工具主义或传统的“法即刑”等观念，尤其是应对转型时期非“法律的统治”现象进行批评曝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二、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大国里实行法治，需要进行一次观念的革命。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和建构的义务本位的价值模式，而彻底肯定权利精神[6]。另有学者明确地把权利本位观念当做现代法律的基本观念，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权力本位观念。以义务或权力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使中国公民大多敬畏法律，远离法律，往往把法律看做是惩戒手段或政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而与法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或漠视法律的存在，不到万不得已不去触碰法律。

所以，电视媒介在法制报道或节目制作中，对受众进行法律法规条文的普及固然重要，使人们了解自己的义务也是必不可少，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抑或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及精神。

这是因为，其一，在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权利意识被普遍公认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们以往的普法宣传教育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二，权利意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民众更多地亲近法律，运用法律，增强对法律的信心，并能对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发展。其三，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但从源泉、时序和目的来看，权利是主要方面，现代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从这一意义上看，立法的宗旨是“确认权利”，执法的目的是“保护权利”，守法的实质是“尊重权利”，违法的危害性是“侵犯权利”[7]，而普法的宗旨则更应是对权利意识的普及。进而言之，电视法制节目也要注重加强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利益的维护，将反映、维护广大受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电视法制节目制作的根本出发点。

三、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

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一种现代法制文化传播，应注意批判或摒弃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重刑轻民、义务本位、权尊于法、礼重于法、崇尚“无讼”以及宗法人伦观念等消极因素。当前某些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或报道中，不同程度地受上述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选题偏窄，所选案例多为刑事案件，内容涉及抢劫、、盗窃、诈骗、杀人等；相比之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民事案件，或涉及公民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报道不足；另外在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法律的镇压或惩罚功能，而对法律的权益维护等功能体现或宣传不足。尽管这样的法制节目或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教育观众、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但仅止于此也会产生不良效应，如只能营建传统法制文化氛围而不能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或只会强化受众的传统法制观，而不能培养受众的现代法治观，尤其是刑事案件报道太多、太细，还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四、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与他们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人们更容易通过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公正性获得对法律公正性的感知和体验。而这种感知和体验决定着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以及对法律的接受与遵守等行为。因此，监督法律实施，推进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法治实践的完善，促进社会依法治理，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至关重要。否则，即便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中不断普及法律知识，或者不断宣传法律的至上权威等，然而当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的法律形象，却是与法制节目中的法律形象面目全非、甚或相互背离时，法律及涉法信息传播是不可能真正被接受或认可的。

“依据现代法治的内涵要求，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应是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远甚于普通民众不知法、不守法所带来的后果”[8]。多年来在谈及普法教育的时候，往往一些政法工作人员总是高高在上，似乎普法教育的对象只是普通民众。然而，从当前尚不健全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法治实践来看，加强对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法律意识及精神的培养相当重要。如从征地拆迁、干部、基层政府“与民争利”[9]等引发的来看，不少政府官员就缺乏意识和法律意识，在发生之初，就武断或直接地将有关事件定性为反政府性质或违法行为，孰不知“集会、游行、示威”以及“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是公民的权利；在对的具体处理方面，部分官员不是努力着手化解矛盾、依法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而往往是、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法，常常致使愈演愈烈和干群关系的愈发对立。可见，电视法制节目在践行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各级执法者、司法者职权行为的舆论监督，以促进法治实践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苗连营.公民法律素质研究[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第5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学说占据了重要地位。“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人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主张“出礼人刑”，在“礼、法、德、刑”的关系上即是“德主刑辅”，强调道德教化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第二，无讼的价值观，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谐，而“讼”是矛盾的集中体现，无讼才能和谐，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素来是“无讼的价值观”，以诉讼为耻，“无讼为德”，无讼成为一种最佳的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必然使矛盾的调解止于内部或私了，这就大大节约了因形成诉讼而需支付的诉讼费、费、调查取证和差旅等开支，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见利思义”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的主张一直对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与“利”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落后，统治者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阶层萎缩，“追利”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打击，这种对“利”的态度和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相联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第四，集体本位的责任意识，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尚书》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强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强调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意识。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武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的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本位主义的特色，就连清末的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的过程中。都没有离开过集体本位，换句话说，清末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权和自由，也正是在根本出发点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和民主的误读。

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如工具主义的法律理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等，因为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一面，在此就不过多赘述。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性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理性、正义、权利，正是西方法治传统的精髓。现代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西方，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法治已从思想家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切实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

现代法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权与自由原则。

乍一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似乎并不具有兼容的特性，甚至在某些价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上是彼此迥异且水火不容的。然而，要想判断两事物的相容与否，并不是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性，是为了找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有用的法治资源，并不是从表面上找其相似性这么简单。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不仅是可能的，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也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历史和传统是无法割裂的，传统注定要对现实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摆脱与过去传统的联系。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中国法治建设若离开对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弘扬，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作为一个历史的连联过程，传统法律文化并未因其是历史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治文化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

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科学合理承接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延续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在法律这种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并经过长期发展就会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或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那种主张所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废墟上建立现代法治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传统法律文化必然要与所准备构建的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则，即是构建了现代法治也会遭到传统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容性的研究抑或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现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第一，“德主刑辅”，道德渗透于法律的现代借鉴价值

“德主刑辅”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思想，固然，现代法治主张“法律至上”、“法不容情”，法律不能过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法治是良法的统治，丧失道德性支持的法律绝对不是良法，离开了道德评判的法律即使实现了统治也不是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对礼法的道德评判的关注，对现代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的认同。我们看到，当前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由于充分考虑了民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实施时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德礼入法的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时候，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立法者甚至可以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使其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立法者应注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以顺应道德发展的要求。

第二，“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现代价值

“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要实现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借鉴“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在义利观方面，中国传统道德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没有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只不过在两者关系上偏重于义，即强调“见利思义”。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利有义”，“见利恩义”，这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诚信，是中国古代一向倡导的一个道德原则。“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也”，“信者，诚实不欺，信而有征也。”孟子曰“思诚者，人之道也。”可见，诚信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目前，我国“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帝王条款”的作用，与这种义利观也不谋而合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大力倡扬“诚信”的道德精神以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的现代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素来都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系统地实现法的多重功能，应注意防止单纯的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既要实现法的惩罚功能，又要实现法的教育、指引、预测以及评价功能。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动力来源。

第五，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是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尤其是清代成文法、判例法几乎是交互使用的，律和例甚至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引用，“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与现代法治有不同程度的相容相通。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进行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的资源。但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观念都具有两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认真地甄别，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合理性的精华。更需指出的是，传统法律文化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因素，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们并不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之随着时展而更新，从而更具生命力。

第6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概括地说，也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与传统相互制约，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与时俱进的法治文化，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是法理社会。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与显型法治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成员的知法、守法、信法、护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有机构成、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概括地说，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由于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在传统文化中生成的，在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礼俗文化的印迹，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知法犯法的现象，法律的权威受到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不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律素养的不足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客观法律还没有被普遍信仰。表现在生活中，人们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想不到通过法律途径去予以解决，或者是诉讼过程中，更多关心的是律师与法官的关系，而不是证据。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法理社会不相适应，法律的权威得不到体现，法治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与建设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

卢梭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关键要培养公民的法治理念，法治心理和法治习惯，要崇尚法律、信仰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法治风尚，法律才能找到自己的根。现结合玉环实际，就玉环的法治文化建设作一点粗浅思考：

其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应是规范司法、执法人员的依法执行公务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必须通过有效的实施予以实现。司法、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不仅应当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更重要的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不办人情案、关系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要通过严格执行办案责任制、过错办案责任追究制、落实各项监督机制等途径，规范司法、执法人员按法律、按程序合法合理执行公务。

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应是培养领导干部、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

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公民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受人民的委托，享有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责任，其履行行政职权必须以职责为本位，规范与约束权力、保障和发展权利，力戒隐性的法外特权，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严格按规章办事，按制度办事，依法履职、依法管理，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信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仅要带头学法、带头守法，还要依法决策、依法管理，通过重大决策法律咨询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等等，养成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按照法律处理问题的习惯。

其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应是引导公民积极参加法治实践

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活动，是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体现，也是老百姓直接感受民利、实现自身政治需求的有效途径。必须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体现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制度，建立听证、协商、沟通等保证公民平等参与行政行为的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制度建设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当前，在全县推出的“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活动，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程序，使村（居）民通过基层民主实践，实现管理的目的。今后，应多引导公民参与到以这种载体实现民主的实践中来，感受民主政法和社会法治，真正体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其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应是开展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法制宣传教育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从“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我国二十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先后经历了普及常识、重点教育、观念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建设必须观念先行，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应创新角度，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运用现代科技的作用，创新载体、创新方法，通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比如法制网络、法制刊物、法制影视等，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教，通过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学校，在全县营造崇尚法治的风气，法律进企业、法律进村居（社区）等，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认识。近年来，我县提出“弘扬法治文化，打造法治玉环”的普法目标，就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宣传、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

第7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一、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勇于把自己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但观念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容易停顿、反复甚至逆转，因此，我们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内。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对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很多、燃点较低、处理不易。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能力和责任感不强，容易导致处理失当、矛盾激化，甚至演化成大规模的。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只有把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保护每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关键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化，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我们党有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治国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法治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法治原理来讲，恪守法治与深化改革总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的“先行先试”的试验性改革，一些敢闯法律和政策“”的探索性改革，一些涉及合法性的改革尝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权威，出现所谓“良性违法”等改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全社会应当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可能达成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突破改革难关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和合理性前提；另一方面，全社会与立法机关以及立法机关内部应当努力达成改革共识，减少改革“个识”和反对意见，及时通过法定程序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改废，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与合法性保障。

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引导功能和教化作用。法律作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功能。法治包含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秩序、人权、尊严、和谐、文明等基本价值，包含人民、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等基本原则，包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基本要求。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的上述价值、原则和要求，通过依法治国和法治的全面实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人们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原则、目标、底线、边界、方式等等，提示人们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合法权益应当去依法争取，哪些法定义务和责任应当自觉去承担，哪些非法行为和方式应当避免，进而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指引、提出要求。尤其是，平等、公正、财产、利益、权利等概念，在法律上大都有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在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人们表达或主张这些概念的相关诉求时，可以也应当遵从法治的指引，符合法律的规定，作出法律上的预测和评估，在法治的框架下求大同、存小异，努力达成改革共识，依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更加注重培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求我们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切实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努力培养并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执政能力，努力掌握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执政本领。尤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能力，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法治程序去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

法治精神是中国梦实现的内在动力。

法治中国梦包含善法之治、良法之治。法治中国梦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必须充分表达民意。全面反映社会公众意志，以人民的共同理想及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律，能使人们认识到法律是“自己的法律”，从而产生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

法治中国梦包含法律至上的观念。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营造良好的法治大环境是实现法治中国梦的基础。只有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严格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让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每个环节，才能让法治观念得以确立，提升人民对法的尊敬与信赖。

法治中国梦包含权利意识的唤醒。法律要被人们信仰，从其规则到其本质都必须契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科学公正地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平衡。法治中国梦应当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权利作为一种文化，用权利文化来滋养我们的制度。当规则由外在的影响转化为内心的体验，逐渐形成一种法律意识和法律情感，当法治情怀、权利意识逐渐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稳定的生活方式，当人们真正认识到法律赋予的权利，认同法律创设的义务，法治便不再是梦想，而切实成为保障“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基石。

法治原则是中国梦实现的坚实基础。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限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是个人权利实践关系的必然结果。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因其自身局限，又容易出现利益关系上的异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共权力成为一种“宪法权力”，保证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都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是人类政治实践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保护公民权利。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对待公民自由领域和权利领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法律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缺乏对私权的保护会导致权力本身的上位，社会等级的划分，以及人们对于能够攫取利益的权力的追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给国家权力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让公民的权利在法律的充分保护下避免公权力的侵扰，是法治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完善法制是中国梦实现的稳固保障。

法治中国梦追求立法统一。立法统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要求。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有权机关的成文法律解释。如此复杂的法律系统难免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法治社会的法律应当是一个形式科学、结构严谨、和谐统一、完善且完备的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对立法冲突加以制度化地整合，及时进行法律清理工作，切实地发挥宪法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内的最高协调作用，从而实现法律在规范层面的统一。

法治中国梦追求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司法权只能由国家专门司法机关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能够独立作出判断，既不受诉讼当事人意见的支配，也不受政府权力和公众舆论的控制。

第8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关键词]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 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D4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082-01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更多是一种同步于世界的外国文化，虽然现代文明中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部分，但似乎文化传统成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其实文化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体系

中华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由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侵略、不称霸的民族性格。南部和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则是冻土带。整理中国文化传统其特点如下：

儒学是主流文化。孔子创立儒学框架，战国时经孟子、苟子的继承与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派别。在秦朝时经历了“焚书坑儒”，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体系，它充分吸收了其他许多民族优秀的文化。而且有主动吸纳外国文化的举动，引入佛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文化界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似乎没那么明晰了。现代文明已经扩展到世界范畴，超越国界而成为全球共享。因为中国和西方已正趋于同步，现代文明趋同于物质文明，其核心价值如下：

民主观念。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它是的核心思想是“民有”“民享”和“民治”。

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又一个具有战略性号召力的新概念。它主要包括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和和谐精神。

全球视角。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整个世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全球伦理，也是现代文明一种独特的美景。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理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比较重视人文学素质的培养，对自然科学知识比较薄弱，不具备理性思维方式。但中国古代也产生了许多科学技术成果和文学作品，这些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

民主观念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核心价值之一。但是，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占主导。不过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也是有衔接的。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法治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温情的文化，以“仁”“义”“礼”

为活动的原则，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但“法治”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存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以“法治”代替“仁义”治国，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虽然最后被中央集权制所取代，但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法典、法仪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四）中国文化传统与全球视角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交往不断增多，以前只是同民族、同文化范畴内交往，现在面对的是不同文化渊源的对象。以前的理论渐渐淡忘，新的伦理观念即全球伦理成为潮流。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基因遗传，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明发展应该成为一项全球共同任务。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第9篇：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一）以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彰显法治价值。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依法行政和治国理政的重任，如果他们能够坚守法治精神，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能够起到良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加快推动法治国家建设。人们只有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才会更加相信法律，由衷支持法治，使法治精神更好地转化为法治实践。

（二）以依法治国的鲜活实践滋养法治精神。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具体而鲜活的实践，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中切身感受到法治的价值和作用，从而使法治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并使之逐渐固化为自觉的国民意识。

（三）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培育领导干部对法律的敬畏意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就应当培育领导干部对法律的重视和敬畏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靠宣传教育，更要依法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加强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途径?

（一）大力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领导干部既要带头学法、知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力求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使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

（二）严格依法行政、带头守法。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将自己的全部活动纳入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使法律成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逾越和侵犯的“雷池”。

（三）树立遵守规则和尊重对方权利的信念。树立遵守规则和尊重对方权利的信念，把法治的理性精神融入到意识和血肉中。每一位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是法律监督体系中重要的力量。领导干部是否高度重视、充分尊重人民的监督，是其是否具有法治精神的重要标志。

三、树立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意义

（一）树立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是适应党领导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宣发，否则将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领导工作，影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树立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是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客观实践已反复证明，同样的政策，执行者法治理念强弱不同，其执行实效也会大相径庭。

（三）树立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和法治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较强的法制观念，弘扬法治精神，能够模范贯彻民主法制化的社会主义法治，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执政。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