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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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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1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机遇;转型调整;对策研究

一、前言

统筹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与原则。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迈入新常态阶段,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渠道的转变三个层面,实现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薪酬的关键性保障。从经济新常态的外延来说,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处于一种转型期,表现在经济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长期“L”走势和短期“W”走势。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各区域经济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的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并实现与周边区域经济体协同发展,是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思考的命题。本质重点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与主要挑战进行分析,探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

1.国家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手段与路径

随着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央及时的调整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部署,不断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台上有着明确的引导倾向,具体表现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径等方面。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强调要将以往的以单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转向省市联动合作协同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一带一部”等区域性经济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构建各地区的贸易合作机制、产业协作体系;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上,中央将不再是单纯的采用财政激励政策与行政指导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促进各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增强各区域经济的联系,使得各区域经济板块自发的寻求合作、寻求协调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上,中央更多的是开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承接转移的三部曲推进方式,全面强化区域经济板块间的依赖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国民经济的质量。

2.地方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时期,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处,只有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协调,国民经济的韧劲才能增强,才能在国际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下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地方层面也逐步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与此同时,传统的地区政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是抱团发展,然后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开始涌现,但这基本不属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仅仅是增强经济联系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僵硬的城市抱团发展不仅容易引发“城市病”,而且还造成核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马太效应”,进而造成各区域争抢经济发展资源的局面,最终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基本目标。在此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混乱与方式错位,从初始的优惠政策抱团申请逐步转向为产业联系的持续增强,进一步强化经济的互补性与互惠性,最终实现有内容、有层次、可持续的经济协调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挑战

1.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英国脱欧事件影响逐步发酵,欧洲地区银行业全面危机,美国加息疑云持续笼罩,美国总统选举一波三折,全球宽松预期再起波澜。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频发,国际需求疲软,这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况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的初级加工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艰难调整与转型。以东莞为例,随着国际订单的减少,东莞许多中小初级加工企业开始倒逼,并且随着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来东莞的低技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进一步提升,这将直接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冲击,因为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背景下,资源的抢夺、发展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并且发达地区为了限制风险的传递,会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

2.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呈L型走势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各区域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城镇化、居民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协调的可行性较差。首先,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优,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长期存在,加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我国中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次,当前我国给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虽然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城镇化的质量仍然较低,各种城市病难以解决,并且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所回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较大,给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型职能政府建设还相对滞后,政府的自身权力约束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各级基层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区域经济调控水平仍有待加强。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并举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富强、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健康、高效、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局面,必须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深化对外开放主要目的通过利用对外开放的出口学习效应、技术扩散与竞争效应、FDI的综合溢出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扩大对内开放是通过降低区域市场行业壁垒,强化区域间的产业类型,提升区间产业承接转移的效率,不断优化、细分各地区的分工协作标准,最终提升各区域间的整体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实现区域经济板块间的协调发展。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鼓励自主创业创新并重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许多传统行业都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产能利用率较低,因此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不可避免,各地区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央这一高瞻远瞩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效益差、成本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坚决淘汰,不能为了区域个体利益而损坏宏观经济全局规划。与此同时,在当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就业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应该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方针,要坚决鼓励、支持、引导大众创业,从而提升经济的活力,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刺激自主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只要各区域经济板块的活力起来了,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协作空间与协调机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驱动顺利转换的关键,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性目标。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各市场主体都应该有协作意识、协同思路,要坚定不移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对内开发,要毫不犹豫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自主创业创新的支持与引导,以强化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韧劲,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臧天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内容及政策调控[J].商业经济研究,2016(11).

[2]石文霞.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度探讨[J].经贸实践,2015(09).

[3]黎兵.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理论与实践评析[J].商业研究,2011(12).

[4]孟志青,蒋敏,李|.基于竞争与合作共存视角的浙江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J].北方经济,2010(07).

[5]周旭瑶,韩艳红.如何让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财经界(学术版),2010(03).

第2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 “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局限性;机遇

20世纪60到90年代,东亚经济保持了近代经济史上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有学者将东亚的近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具有积极意义。而也有学者对东亚模式持否定态度,认为劳动和资本是有限的,高度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对待东亚模式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是战后日本首创,继而由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其他国家模仿并加以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若干基本原则和方式的总称。基本特征总结如下。

(一)实施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东亚国家希望通过高储蓄、高投资率的方式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目标明确、干劲十足,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

(二)推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管理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东亚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因为有了政府的作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总体竞争力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决策的质量,保证大局。

(三)坚持出口导向战略

积极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对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二、东亚模式的局限性

东亚模式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不可否认的作用,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亚模式也有其局限性。

(一)过分追求高增长,忽视了可持续发展

东亚模式发展到后期,某些经济领域或部门发展过快而出现不平衡发展时产生了“泡沫经济”,并发展到相关经济领域或部门难以承受时开始破裂,导致经济的某些领域出现紊乱或衰退。

(二)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损于经济自主性

东亚模式过分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出口依赖,大力鼓励出口,但产品较为单一,产品结构上互补性较弱,带有明显“依附性发展”的内在缺陷;投资依赖,对后工业国投资的依赖成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唯一来源。

(三)外延式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有限

东亚经济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工业化道路。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四小龙”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增速整体下行趋势明显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阶段整体下行趋势明显,具体见表1。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依旧保持较高态势,即便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但是外部影响因素并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是趋势性的,是中国内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的。

(二)结构转型发展障碍因素多

1.对“东亚模式”的路径依赖惯性

中国工业化初期选择了“东亚模式”作为阶段性目标模式,并且是中国工业化历程中一次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加入WTO已有15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在发展,旧有的惯性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成为阻碍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

2.内外需求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外需偏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c:一是外贸依存度高,仍旧在50%以上,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外贸依存度在30%以下);二是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弱化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不利于央行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增长迅速,消费需求不断下降;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率偏高,居民消费率偏低。

3.人口、资源红利减弱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相对短缺、环境相对脆弱。近年来,在开放“二胎政策”以前,我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但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渐下降,劳动力成本提高。同时,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狐妖还是依靠大量投资来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必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并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4.产业升级难题

现阶段,我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主要为由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二产业转向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的产业升级的难题。一是缺乏升级动力。二是缺乏升级环境,国内缺乏高端化的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支撑。三是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于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政府既缺乏有效的市场预判,又不能及时的治理监管手段。

四、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东亚模式告诉我们,适当的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的力度、所干预的范围等问题。首先,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明确政府职能和职权范围,简政放权,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

(二)努力向“中国创造”转变,发挥后发优势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新科技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扩大内需,探索内需主导、外需并重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发展模式需要由依赖外资与外贸转向依靠国内资本与国内市场,同时也要积极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保持外贸出口的稳定、健康增长。要果断地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建立以国内需求为基础与外需相协调促进全面发展的新发展模式。

第3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外贸结构,非均衡,要素密集度

均衡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目标。然而,发展了的非均衡思想以更加拟合现实经济的姿态,为人们诠释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工具。作为一种经济常态,非均衡现象越来越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但是对外贸结构非均衡问题的探索尚显空白。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出发,厘清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等,建立一个关于外贸结构非均衡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常态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谈及的通常是与价格信号联系在一起的市场(或总量)非均衡问题,主要从总量变动不稳定、不匀速的角度去考察。“我们还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假定一个经济体系处于一个时点上,或者以一个基期作为初始点,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不同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系列的速度差距,完全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结构性非均衡增长状态”。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种结构性的非均衡现象是广泛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总量中,不同的产业部门或区域经济部门所占比例的不同;在资源配置上,不同部门或地区在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上也千差万别;在生产效率上,由于经济基础、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也导致了生产率从而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等等。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总资源中所占的比重从来都是变化的,并且在变动速度和幅度上都存在差异。同时,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结构上来看,也同样呈现“增长极”在各个区域之间“轮动”的特征。经济结构之所以呈现这种非均衡的基本常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决定性因素:

第一,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非均衡循环的永恒持续。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于,推动了创新部门的成本降低或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从而打破了一度稳定的非均衡产业结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瓦尔拉斯均衡结构)。特别是在新兴技术的催生下,新兴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技能都得到较快的积累,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将共同推动资源配置向这些部门的倾斜,从而新兴的产业部门总会以大大高于平均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进而引起整个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形成迥然区别于旧经济的、新兴部门突出的新非均衡经济结构。

第二,从市场的供求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能力变动都是非均衡的,从而产业结构也是非均衡的。由于劳动力和资金的相对价格差异及其在各产业间分配比例的不同、各产业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差异及其变化,加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进一步影响了国内要素供给,形成了各产业之间静态非均衡的供给能力;由于各产业所用的生产资料不同,技术进步率也不一样,导致各产业供给能力的变动幅度也不一样,从而有了供给能力的动态非均衡。由于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比例、个人消费结构的变动、积累和消费比例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限制,需求结构从来都是非均衡的;而不同产业的产品其收入弹性也不一样,特别是弹性大于1的产品需求呈扩大趋势,从而推动非均衡的需求结构朝高弹性产品需求不断扩大的方向动态演进。

第三,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资源的相对稀缺差异导致不同部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各国(地区)应当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参与国(地区)总体福利的增加和各国(地区)比较利益的增进。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地区)都必须选择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产业结构可能显现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其中某几种组合的非均衡特征。动态地看,任何一国(地区)的既定结构特征都可能在外生变量变动的条件下,发生原有非均衡态势的打破而构建一种新的非均衡结构。

第四,各微观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非均衡状态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形成多市场的非均衡结构。各个市场之间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效应相互传递:一是溢出效应,即几个相关的非均衡市场之间,其中某个市场未满足的需求或供给将影响和制约其它市场的活动。通过这种溢出效应,某个非均衡市场的初始干扰将通过价格信号或数量信号改变其他市场的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二是乘数效应,即由某一非均衡市场出发对其他市场发生的初始冲击,会带着同样的信号返回到原来的市场,从而使得这一非均衡信号的能量产生了倍增,后一轮的干扰强度大大超过了前一轮。三是预期效应,即在动态的非均衡市场中,由于市场的不完美、信心的不充分,合理预期是十分困难的,企业和居民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均衡市场的配给限制,概念上的预期值同实际上获得值存在差异,从而在预期后修正其实际的需求或供给’。由于这三个效应的存在,一旦经济系统内的某一个市场出现非均衡,将导致多市场的结构性非均衡动态地存在。

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厘定

在理论界的讨论和现实经济的运行中,总量增长一直是理论推演或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不仅在于量的界定标准相对统一,也在于其对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非均衡世界里,人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外贸总量的市场非均衡研究,而对外贸结构的非均衡问题探讨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不见关于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准确定义。因此,我们就在前面对经济结构普遍的非均衡常态界定的前提下,从对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涵义的提炼和厘定入手,正式进入外贸结构非均衡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

这里,我们遵循非均衡理论的一般假定,并且特别强调研究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不完全,即外贸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和与国际关联的国内市场)的不完全,从而在外贸市场上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二是信息不充分,即价格信号、数量信号等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传递媒介,不可能在经济主体之间达到公平的享有,从而经济主体的理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实现;三是初始条件不统一,即任何一个部门或地区在发展对外贸易上所享有的资源禀赋、政策背景等外生条件总是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

一国之所以开展对外贸易,其依据在于国际分工可以促进参与国总体福利的增加,并且在国际交换条件下实现本国可得比较利益的增加。在理想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形成均衡的世界贸易结构和均衡的世界供求市场,也就是说,最终产出的世界福利及其在参与国之间的分配都将在帕累托最优情形下实现。但是,由于受到前面指出的种种非理想的现实条件的约束,这种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那种“次优”的均衡——非均衡才是现实的,世界贸易或(一国的)对外贸易都将在非均衡的格局中运行。我们可以将一国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涵义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贸结构非均衡受到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约束;第二,外贸结构非均衡是一国在开放条件下,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三,外贸结构非均衡是一种更加拟合现实经济的“次优”均衡,在这一结构条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于均衡世界里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第四,外贸结构非均衡所赖以存在的外生条件不是固定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冲击或内生演进的条件下发生改变,从而改善或者恶化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赖以存在的外生条件,导致比较优势的重构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演变;第五,外贸结构的非均衡表现在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各个方面,具有在结构表现上的普遍形态。

鉴于外贸结构涉及的内容较为宽泛,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区分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和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指的是一国(地区)各种进出口产品的比例关系,从而导致在技术结构上相互关联效应的大小,这是涉及一国(地区)产业机构升级及其在“中心一”模式中所处地位的核心方面。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在包括外贸产品结构非均衡的基础上,囊括了贸易方式、贸易模式、贸易主体、贸易区域分布等诸多方面的结构非均衡,可以说涉及了有关外贸结构的方方面面。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下文未加说明的地方均指狭义范围),同时在必要的地方涉及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以更全面地阐述本文的中心议题。

另外,对外贸易实际上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外贸结构或进出口结构的内容更是广泛而庞杂,试图对进出口,结构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绝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完成的。不论是在增长理论、贸易理论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经济的运行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出口结构问题。在我国现实的对外贸易中,近年来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反倾销指控、出口利润率下降等问题更是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亟待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突破。因此,本文将外贸结构非均衡的研究主要定位于出口结构的非均衡,并且工业品的出口问题又是更为核心的考察重点,以期更为深入地进行剖析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三、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特征

一国或地区的外贸结构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占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综观各国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一定程度的顺差或逆差总是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不可能在外贸市场中实现;与外贸活动相关联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也没有在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维持,从而结构性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始终不可避免,各国间种种结构性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利益争夺由此缘起。

一国或地区外贸结构非均衡特征最简洁、最明了的表现是,在该国的出口产品中某一种或几种产品(类别)的出口在一段时期里占据主要比重。譬如,农业国通过农产品的出口换取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级要素,工业国主要出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并维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未来的后工业化国家则主要进行服务贸易的出口。当然,这是一种均衡世界里应当选择的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实现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所必需经过的一个通道。但是,这种分工的结果是与垄断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产生的效率损失决定了世界分工模式和参与国的外贸结构都处于一种偏离均衡的状态——非均衡结构。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可能控制了主要工业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出口,从而成为落后国家经济利益的“剥夺者”,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就形成了一种低级化的趋势。根据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可以把产品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四大类。一国出口各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多少,与该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地位紧密相联,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情况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以及资源状况等。

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均衡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应当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人口众多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从而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排头兵”。然而,现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交易费用、市场不完全等约束因素的存在,促使这种均衡的结构体系难以成立,一定的效率损失是必然的,从而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总是在均衡点以下的某一个区域发挥,形成非均衡的世界贸易商品结构。对于参与国来说,将始终在帕累托改进状态形成外贸商品结构非均衡的几种可能形态:相对落后国家的低级要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被过度挖掘,持续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形成低级的外贸出口结构而处于世界经济的“”;同时,任何一国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建立高级化工业体系的强烈要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优势(资本雄厚和技术先进)可能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无法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帕累托效率也难以实现;一些处于高速发展和转轨时期的新兴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可能牺牲暂时的比较优势,在一种似乎背离促进世界利益的轨道上实现整体经济结构的爆发式升级,这一阶段外贸结构的非均衡特征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当然,在由发达国和落后国构成的两国贸易交换模型中,发达国可能实现一种超帕累托最优的非均衡——譬如,在“中心一”格局中,先进国家可能使落后国家成为附庸而自身则愈趋强大。

广义地看,一国(地区)外贸结构的非均衡还有更为广泛的表现方式,包括贸易方式、贸易模式、贸易主体以及市场结构等表现出来的非均衡特征:

一是贸易方式结构的非均衡。不同的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往来的时候采取的主要贸易方式是有所区别的,譬如在过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年代里,一般贸易一直是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方式,因此贸易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商品的进出口;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加工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极度稀缺的国家,往往在发展加工贸易方式上倾注更多的力量,这种结构性的政策选取和实践成为大部分“起飞”阶段国家贸易方式结构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一国贸易方式结构的特征往往是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商品结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对于一个劳动力优势突出而其他要素明显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来说,实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可以发挥优势又能兼容他国的利益,因而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政策选择。

二是贸易模式结构的非均衡。对外贸易模式是指以某种分工形式为基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分工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的垂直型分工模式,相应的参与国之间形成产业间贸易;还有一种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模式,相应的参与国之间形成产业内贸易模式。显然,发达国家希望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分工与贸易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承认现实的产业间贸易的同时也无不努力去促进结构升级和挤入与发达国家之间更多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中去。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份额则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各国都具有加快发展经济的热情和冲动,所以在现实世界非均衡的贸易模式结构中,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相互博弈以图构建对本国更为有利的非均衡结构。

三是贸易主体结构的非均衡。从贸易主体受国家调控或管理的程度上看,贸易主体包括计划主体和市场主体两个部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不同的背景下,贸易主体也就体现为受国家高度控制的计划主体和基于市场需求规律而形成的市场主体两种类型;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则体现为这两种贸易主体的复杂交织和替代。从贸易主体的所有制性质上看,贸易主体包括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更多地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又过多地受到行政层级命令及其不顺畅传递机制的影响,在外贸领域中通常更多地集中在垄断部门而在竞争性领域则呈下降的趋势;私有制企业的经济人特征比较突出,趋利性更为明显,国家调控对其影响更难以落到实处,所以更容易在趋利动机下形成对外贸商品结构非均衡特征的加剧和推动。从贸易主体的国别性质上看,贸易主体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们通常都积极地鼓励外资企业“走进来”,甚至把引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官员行政绩效的重要指标。在该国的比较优势与他国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时,外资将会大幅度涌入,其国际性特征又决定了其在外贸主体结构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是外贸区域结构的非均衡。外贸区域结构即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包括外部区域结构和内部区域结构两个方面。所谓外部结构,即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问题,反应了不同国家(地区)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受经济景气程度、相互关联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外部区域结构通常呈现与一国或几国的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所谓内部结构,即国内地区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通常,一国内的资源禀赋是不平均分布的,各地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政策、人文基础等也各不相同,区域经济也往往是梯度型发展的,对外贸易的内部区域结构也与之对应而形成非均衡的内部区域结构。

四、外贸结构非均衡的一般演进规律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成、就业不充分等非理想因素,从而现实经济(不论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非均衡的,世界经济也同样是非均衡的,所以任何一国的外贸结构都不可能置身于非均衡世界之外。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决定外贸结构非均衡状态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一国(地区)的要素供给市场都是非均衡的。非均衡的要素市场决定了产品市场结构的非均衡,而作为国内经济进一步延伸的对外经济及其结构也将表现出非均衡特征,即使是资源丰富而完整的大国也因区域经济条件的梯度差异而不可能建立均衡的经济结构。二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地区)总是在促进世界(或参与国)福利增加的前提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并占据相应地位的。所以,几乎任何一国(地区)首先都必需承认各参与国比较优势的存在,从而有了初始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同时,开放经济带来的不仅是国内产品市场的变化,要素市场受到国际范围的资源配置影响也不断发生变化,产业市场则受到国际性产业转移的影响促进了外贸结构生产能力的演变。

不论是作理论上的推演,还是对经济发展史的纵向考察,经济运行的动态本质却是没有争议的。作为一国宏观经济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的外贸经济,固然不会背离这一特性,其结构非均衡也内生地或外生地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演进。“简要地看,外贸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而不断地变动的。这种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能够带来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初级产品出口的比例将不断降低,而制成品的比例则不断上升”。

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为背景考察,外贸结构的演进路径基本上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铺开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各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出口国家的外贸结构也以奴隶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层阶级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为主。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迈入了工业化进程,循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趋向高级化;人类消费的变化也进入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对“轻工业品——重工业品——高科技品”的层次性递进消费。当这些工业化“领先国”国内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相应产品的出口也就趋于上升并形成外贸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即外贸结构基本上呈现“轻工业品出口为主——重工业品出口为主——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这样的循序高级化趋势。

第4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虚拟经济 特征 发展

虚拟经济的概念与特征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的运作为中心、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形态、按照特定的规律独立运动以获取价值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领域,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的产物,它包括银行的借贷信用(期票、汇票)、有价证券(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种等。从虚拟经济的领域来看,无论是发展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还是发展网络市场,首先都必须深刻认识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概括而言,虚拟经济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高度流动性与虚拟性

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其活动过程只是数字符号的转移,随着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交易可以在瞬间时刻完成,同时,通过证券发行标准和证券价格的变化,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解决了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和重组问题以及社会个别资本直接进入产业部门的问题,表现出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然而,虚拟经济领域中虚拟资本的不断交易、交易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实际财富的增长,只是交易双方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预期又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效益等许多因素的制约,是一博弈行为,形成了虚拟经济的虚拟性。

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虚拟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形态的虚拟性。虚拟经济建立在虚拟资本基础上,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又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虚拟经济形态的虚拟性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虚拟实现、经济工具的虚拟运作等。虚拟资本价格的虚拟性。与实体资产的价格相比,虚拟资本的价格具有明显的虚拟特征。从定价方式上说,它是一种心理预期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受到投资者信念、心理及所带来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从形式上看,其存在形式日益虚拟化,这反映了金融产品价值的虚拟特征,决定了虚拟资本价格的内在虚拟性。经营形式的虚拟性。虚拟经营是虚拟经济的实现方式,一方面,通过人员虚拟,可以借助外部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自身智力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功能虚拟,可以借用外部的物力资源,减少庞大的资金和精力的开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功能上,而将附加值低的功能虚拟化,由于内部的精简和外部的强化,而且企业掌握了关键业务和高附加值部分,保证了企业较高的投入产出比,实现了企业功能扩张,优势互补,资源节约。过程控制的虚拟性。虚拟经济是心理预期支撑的价格系统,虚拟资本在完全虚拟的市场上进行巨额交易,其价格的波动几乎脱离了价值规律中供求关系的约束,波动性大周期短,稳定性弱破坏性强,虚拟经济对经济活动的过程控制往往通过虚拟手段进行。

复杂性与规范性

虚拟经济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由政府、投资者、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所构成,具有比其它经济系统更强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交易主体的复杂性。虚拟经济领域参与交易的主体很多,有金融证券机构、中外基金、风险投资企业、实体企业、个人投资者等,各参与主体的背景、实力、文化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虚拟经济的复杂性。交易载体的复杂性。与实体经济不同,虚拟经济各主体经营的是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等各种形式的权益凭证。这些金融产品具有一般商品所没有的非物质化、同质性等特性,使金融资产及其市场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使投资者识别和运用各种金融产品越来越难,虚拟经济的复杂性突显。交易方式的复杂性。虚拟资本主要通过金融业的操作来实现交易,金融产品都是虚拟的价值符号,具有极强的互相替代性,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可变能力,其价格的波动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加剧了虚拟经济领域的动荡和风险,信息技术发展及金融全球化使虚拟经济运行超越了国界并进一步复杂化,人们对虚拟经济的驾驭越来越难。交易环境的复杂性。虚拟经济虽然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但离不开我国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由于我国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导致影响虚拟经济的因素很复杂,有来自国家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也有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因素的影响。虚拟资本价值决定的复杂性。虚拟资本只是权益凭证,其内在价值是由其将来的现金收入流决定的,是未来全部现金收入的贴现值。由于金融资产价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以金融资产价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大起大落是金融资产价格运行的常态。信用交易中的保证金交易和抛空机制又加剧了这种波动,投机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气氛,使虚拟资本价值的决定比一般产品市场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加剧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

我国虚拟经济更应该具有规范性,更应该具有规范性的条件,其经济行为要受到严格的规范,这种规范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资源形式的规范化。股权是虚拟经济交易的核心资源之一,股权的分割、设置、交易是虚拟经济的重要交易范畴。公司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设置股权,改制成为股份公司,就必须严格按照股份公司的机制运作,使公司的组织体制走上了规范化动作的轨道。二是交易条件、程序、场所等运用方式的规范化,信息披露、中介服务等管理的规范化。虚拟资本来自于社会投资者,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时时处在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和影响之中,促使虚拟资本的发行主体必须树立经济金融意识、风险意识、理性投资意识、法律意识,推动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建立起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高风险性与高投机性

首先,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化无常,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又有限,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资本的冲击,虚拟资本价格经常不符合常规地大起大落,使得虚拟经济成为了一种高动荡、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其次,虚拟经济中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带有虚拟性,其交易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及其博弈行为。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增大和交易品种增多,又使虚拟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使虚拟经济演变为一种投机性很高的经济活动。

发展虚拟经济的对策及建议

要用全新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虚拟经济,创造条件,因势利导,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待社会主义虚拟经济,首先是了解它、认识它,然后利用它、完善它。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虚拟经济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广阔的前景,以虚拟经济的运作进行国有实体经济的调整与改组,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吸收更多的资金,构建战略性产业,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机遇。而网络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成熟,正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广泛地应用在各个经济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如何把网络经济与资本市场结合在一起,都要求首先从观念上对虚拟经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与管理虚拟经济,制定正确的政策,唯有如此,虚拟经济才能在我国健康、稳健地得到发展。

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从理论上讲,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更好地利用虚拟经济的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越是虚拟化,就越需要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和适度的政府干预,不仅需要有长期性的制度性建设,也应该注意短期对经济的调控。一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依法监管。二是扩张虚拟经济,培养和发展民间资本。银行储蓄的持续增长,反映了需求的疲软和资源的闲置,通过虚拟经济的扩张来发育民间资本、配合扩大内需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虚拟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交易技术、新的金融品种,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新的竞争和替代,唯有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产业,加快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加快金融创新,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还比较低,金融创新较缓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并鼓励金融创新品种的开发与应用,为企业提供多种防范和转移风险的工具,同时,作好金融衍生工具的规模控制,完善有关金融创新法规,保证金融创新的正常进行,降低金融创新风险。首先,建立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其次,形成有序的市场机制。保证市场制度的稳定性、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市场运作的规范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性。严格规范虚拟经济的投机交易行为,依靠技术保障,建立风险预警和自动报警系统,保证监管的高效性和有效性。再次,加强对虚拟资本的控制。重点是对虚拟资本运作过程的监管,可以通过资产控制、保证金管理等手段对会员实行严格管理,同时完善结算制度、建立合理的结算机构。加强虚拟经济运行机构内部监控制,以人为主,加强对人的管理,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操作人员的行为。加强内控建设,提高内部稽核队伍素质,建立内部预警系统。

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稳定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条件。虚拟经济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大大加剧了虚拟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企业虚假包装上市、信息虚假披露给证券市场造成的极大破坏。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可以使虚拟经济参与主体方便、快捷地获取对方真实的信息,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避免引起经济震荡。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艰巨庞大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对于我国虚拟经济的重要领域证券市场,由于起步晚、规模小、制度缺陷、市场化程度低,其信用体系的建立就尤其关键。建立社会主义证券市场的信用体系,要注意几个问题:改革政府的行政方式,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信用体系的建立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尽量避免政出多门、政策多变,按市场规律管理市场,增加政策透明度。必须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从道德上树立诚信的观念。建立比较完善的信用法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立上市公司信用体系。只有这样,上市公司股票、债券等产品才能够不断吸引投资者,才能够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透明,才能够确保投资者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参与企业财务监督和设立激励机制,投资者才有机会按其持股比例行使对企业的经营和监督的表决权,并享有相应的收益权。这些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虚拟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成思危.虚拟经济论丛[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2.付强.虚拟经济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刘骏民.虚拟经济与当前的通货紧缩[J].南开经济研究,2000

第5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充分认识经济新常态下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是满足肉蛋奶供应的主要载体,现代畜牧业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它是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在50%以上,如美国占50.1%,澳大利亚占70%以上,而我国约为三分之一。发展畜牧业不仅可以促进粮食加工转化,提高附加值,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饲草、秸秆、粮食副产品等资源,过腹还田,转化增值,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临汾市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畜牧业作为振兴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来抓,畜牧业在振兴农村经济、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如翼城县以生猪产业为主导的畜牧标准化生产,侯马市畜牧产业翻番工程,汾西肉鸡和襄汾生猪“一县一业”建设,所产生的良好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彰显了现代畜牧业的蓬勃活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二、正确把握临汾市畜牧业现状和畜牧经济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

1.临汾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现状。“十二五”期间,全市畜牧业以生态、低碳、循环为抓手,确保“两个安全”为重点,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建立了设施完善、机构健全的市、县、乡、村四级动物防疫体系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培育了一批引领国内外先进技术的畜牧龙头企业,比如汾西洪昌肉鸡、尧都中德生猪、襄汾君诚肉羊、翼城富华奶牛等,这些企业在品种优化、程序防疫、科学管理、粪污治理、产品认证、市场营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示范带动作用。推进了养殖小区、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极大地提高了畜牧科技贡献率和畜牧业组织化程度。创建了市、县两级畜牧兽医综合执法体系,为依法治牧提供了机构队伍保障。目前临汾市现代畜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现代畜牧经济呈现的新常态。一是畜产品供求的关系发生变化,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现阶段进入牛羊肉总产量偏低结构性短缺,猪肉和家禽肉阶段性有余的新状态。二是畜牧业增长方式由规模扩张向速度与质量效益并重发展。三是畜牧经济效益由高利润走向微利。四是畜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发生变化,规模化养殖进入到用地环保双重制约日益趋紧的情况,融资难,资金短缺的困难也日益显现。五是畜牧业经营主体发生变化,表现为散养户退出加快,规模化发展速度放缓,合作组织、家庭牧场不断增加。六是畜产品的经销方式发生新变化,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销售进入到直销、电子交易、期货、网购多元化发展。七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新型病毒种类增多,动物疫病混合感染较为普遍。动物及动物产品频繁调运,外来疫病引入风险增加。基层防疫体系人员老化、经费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全力推进全市现代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面对经济新常态,临汾市畜牧业要立足资源优势,坚持“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方向,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重点,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机制支撑,建立以布局区域化、养殖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

1.推进布局区域化。根据全市17个县(市、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养殖传统等因素,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功能齐全、养殖畜禽种类相对集中的畜牧生产基地。结合百万亩有机水果基地建设,以“果畜循环”为抓手,在西山区以吉县苹果、大宁西瓜、隰县玉露香梨等品牌为依托,围绕一亩果园一头猪或一只羊,形成畜沼果的良性循环,建设生猪基地和肉羊生产基地。以汾西洪昌肉鸡集团为带动,以“一县一业”为抓手,建设汾西、霍州肉鸡生产基地。以秸秆“过腹还田”为抓手,实施粮改饲和草地生态建设,在东山区建设古县、浮山肉羊生产基地及安泽肉牛生产基地。平川区以襄汾、翼城生猪养殖大县为主导,以“生态循环”为抓手,建设生猪生产基地。以洪洞、曲沃蛋鸡生产为主导,以“设施养殖”为抓手,建设蛋鸡生产基地。在生产基地建设中,积极推进“三品”开发,形成畜产品区域优势,品牌优势,占领市场的制高点,变产品优势为商品优势,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促进畜牧基地建设稳定可持续发展。

2.推进生产标准化。一是加大标准化宣传力度。提高标准化技术应用水平,强化生产者畜产品质量安全自律意识。二是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按照无公害、绿色、有机技术规程进行操作,开展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引领畜牧业生产实现品牌化,提升畜产品质量和效益。三是健全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管理职能,健全机构,进一步推进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明确职责,充实力量,着力提升监督执法能力。

3.推进养殖规模化。在畜牧专业生产基地建设中,要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畜牧基地建设的基本构成。这里所说的家庭农场,区别于目前的粗放式农户散养方式,家庭农场作为小型规模化经营体,从事的是社会化商品生产,采用的也是优良品种、全价饲料、科学管理等现代技术,农户家庭经营机制灵活,适应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强,管理层次简单,责权利集中统一,适合农民的管理素质和驾驭能力。按照科学定位、加强引导、重点培育的要求,加大财政、税收、金融、保险扶持力度。全方位推进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发展。

4.推进经营产业化。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同时,要注重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基地建设的核心所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联系龙头企业和农户的中间枢纽。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通过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带动能力和发展活力,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稳定的畜牧产业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新格局。推进畜牧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一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订单畜牧业、设立风险资金、为养殖户信贷担保等多种形式,建立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二是加大金融、深加工支持力度。使龙头企业不断做强做大,真正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第6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经济 新常态 生成性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190-02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人们在教育领域中也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探索。但在探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瓶颈式问题,那就是树立什么样的教学过程观。选择以知识为本位,还是以人的发展为本位是教学过程观的两个基本着眼点。学生是有生命的个体,课堂也是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生命是一种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具有生成性,因此教学也应该是有过程和生成的。生成性教学体现了以人的发展为本位的教学过程观,是时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并不断反思总结,内化成有自己独特个性的理念,知行合一,在实践中使生成性教学理论一步步升华。

一、生成性教学的内涵

“生成”,原意指事物的发生、形成,《辞海》中的解释是“自然生成”。是一个相对于“预设”“既定”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教学相连,构成一种新的教学形态。生成性教学指的是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合作、对话的课堂中,现时生成的超出教师预设方案之外的新问题。它反对教师对学生的一味塑造,突出教学个性化建构的成分,是一种开放的、互动的、动态的、多元的教学形式。“生成”是一个思考活动的过程,不是借学生之口说老师想说的话。它根据教师的不同处理方式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结果,使课堂突破传统,呈现出动态变化、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二、生成性教学的必要性

1.生成性教学是经济新常态下课程改革的要求。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教育领域也不断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教育领域长期健康发展。其中包括教学过程观的变革,教学策略的调整等。课程目标从强调知识能力的单维目标转变成三维目标,三维目标价值取向的设立,其价值核心悄然发生着由教到学的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学生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不再是知识被动接受的机器,学生个体获得解放成为课程活动的终极目标,每个学生都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创造性地建构课程的权利,师生的课堂角色意识也更加端正和明确。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如何进行课堂生成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2.生成性教学是高考能力考察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考察学生能力,近些年的高考试题中出现了部分生成性试题。这种生成性命题取向颇受命题者青睐,因为它能有效考查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同时也体现了由教科书的知识立意转变成以综合能力为核心的素质立意的新趋势。生成性试题的出现昭示着我们积极探索生成性课堂的有效元素,将生成作为彰显课堂生命活力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常态要求。结合典型考题和教学实践,对生成性试题的特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生成性试题的能力特征有必要进行生成性教学。

三、生成性教学的困境

1.过于强调预设,忽略生成。现实的课程教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被传统的教学观左右着。大部分教师中规中矩,秉承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完成教学设计目标作为课堂教学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教学设计规范严格,教学过程呆板无趣,整个教学俨然成了执行教案的过程。简单地以为掌握了知识就实现了知识目标,用统一的要求、严格的程序就实现了对课堂的控制,学生则成为被动接受的机器,听之任之,丧失了对个体存在的价值。总之,这种传统教学观下课堂的特点就是过于强调预设目标而忽略生成目标,学生只是全盘接受现成知识而无须思维,更谈不上对知识批判。这样的课堂,学生报以抵触应付的态度,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教学目标怎么能很好地完成呢。

2.过于强调生成,忽略预设。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还存在“唯生成”的问题,就是一味热衷于引进新理论,机械地照搬照抄,而不经过必要的教学视角的审视和转化,过于强调生成而忽略预设。有的认为生成性教学就是老师靠边站,处于次要位置,过分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形式热热闹闹,教学内容乱七八糟。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造成课堂秩序失控,该讲的没有讲清楚,该掌握的没掌握,实质性收获不大。有的教师为了贯彻启发性教学的方针,激发学生思考的意识,将启发性教学简单地理解成问答式教学。整个课堂都在向学生提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很少真正启发学生思考。这就导致看似表面上学生积极性很高,实则一无所获。

四、生成性教学的措施

1.精心预设,准备生成。生成和预设是相对立的,又是相互补充的。教师在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预设和生成的关系。预设是教师在教学前根据教学目标、内容和学生的认识特点预先设计好话题,目的是能够使教学按(下转第192页)(上接第190页)照教师意愿进行下去,达到教学目标。如果不提前预设,势必造成课堂无计划、无目标,效率低下。虽然实际的教学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教学进程不能完全按照教师意图去发展,要求教师运用自己的教学机智随时调整教学策略,但预设也是必须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成。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其主体地位决定了学生应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所有的教师都应该正确认识到只有承认教学的生成性,才能承认学生的主体性,承认预设的真实价值。生成具有与预设相等的价值内涵,二者和谐共生,相辅相成。因此,教师在设立教学目标时应把预设目标作为基础,生成目标作为深化和突破,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2.对话交流,互动生成。对话教学是生成性教学的主要手段。在生成论视野中,对话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不谋而合。叶澜教授也提出要建立有“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作用,创造性地实现教学目标过程”的动态生成的教学过程观。可以说,对话教学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这种生成论思想。课堂教学中,学生“见仁见智”的反应是无法预设但必然会遭遇的,这就要求教师以一种生成性的教学思想去积极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交流经验,使彼此的观点和看法得到共享,并能在共享中达成更为独到的、全面的、真实的见解。教师要学会转变角色,要鼓励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置疑,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不断地启发、点拨学生,使学生的心灵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对话教学不仅是真实对话的存在,是教学目标的达成,是意义的分享,更应是学生对话精神和对话能力的培养,是教师与自己对话,不断反思,最后实现师生共赢,教学相长的过程。这也是对话教学的要旨所在。

3.关注发现,丰富生成。无处不在的生成性教育资源,其实在课堂教学中也并不缺乏。只是很多教师没有用心去发现,没有充分利用罢了。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师生、生生互动过程中,一定要有一双时刻关注并能及时捕捉到其中有探究价值的新问题的眼睛,并能充当点播着,在亮点处赞扬,在冷场处诱导,在迷茫处引领,在错误处纠正。使师生在课堂中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拓展已知,发现未知,突破思维禁锢,有所创新。此外,在信息技术飞跃式发展和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教师要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从各种信息资源中捕捉点亮学生智慧、激发学生创新的点,丰富生成性教学资源。

4.回归生活,提炼生成。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理应具有互动性、生活性。学生通过对生活经验的回忆和反思,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被激活,同时也能产生理解和应用新知识的欲望。每个学生通过自己个性化的理解,新的认识过程和知识结构也就慢慢形成了。生成性教学不仅在于关注生活、解释生活,使生活教育化,更重要的在于回归生活、发展生活,使教育生活化。这就要求教师要多关注社会生活实践,一方面把握学生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又要在新课程标准与教科书的基础上,节选出具有现代性、社会性、典型性、应用性的生活情景,并能恰当地解释、说明和解决生活中的现象与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把其中的理论元素提取出来,生成新的观点与结论,提炼生成性教学资源。

总之,生成性教学不仅丰富了课程教学理论,促使新课程理念与教学实践的结合,而且对于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也具有引领作用。同时,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因此,生成性教学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都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祖兵.生成性教学的基本理念及其实践诉求[J].武汉:高等教育研究,2006(8)

[2] 李t.生成性教学研究述评.宁波: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8)

[3] 丛立新.课程论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叶澜.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J].教育研究,2002(10)

[5] 冯晓霞.生成课程与预成课程[J].早期教育,2001(8)

[6] 于世华,谢树平.动态生成的教学过程设计[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4(4)

[7] 陈秀玲.建立动态生成的教学过程观[J].教育科学,2003(5)

第7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村 人力资本投资 农民收入 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055-03

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积累对于经济的作用更为重要(贝克尔,1987),人力资本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起到基础性源泉的作用,它决定并影响物质资本及其他资本形态的有效利用,从而决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有量仍是人口构成的最大组成部分,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存在或潜在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源并不等于人力资本,事实上,西部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相当低,丰富的人力资源不能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相关文献述评

从西奥多·W·舒尔茨正式建立人力资本理论以来,人力资本问题就成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1964年舒尔茨通过《改造传统农业》指出,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引起知识、技能等要素的提升,成为超过物质资本增加和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罗默(1986、1990)、卢卡斯(1988)等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和所拥有的知识可以看作人力资本的主要成分,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核心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过低或人力资本积累过慢,则该国或该地区经济低增长将成为常态(付英华等,2002)。

舒尔茨(1964)以教育为例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低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Philip H.Brown and Albert Park(2002)采用我国六个省份的学校和农户调查数据,对教育投资、教育质量和产出水平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农村家庭资本存量与学识成正比,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共同决定了农民人力资本投资量。Gordon G.Liu et.al(2007)把健康当作内生变量引入到产量函数,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建立了模型。结果显示农民的健康水平对其收入有较大的影响,然而收入水平过低限制了农民的医疗保健投资。刘文(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提出由于农村人口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靳卫东(2007)指出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能够对人力资本投资供给曲线的变动产生影响,调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程伟(2006)利用2004—2005年我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调研数据,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认为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教育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的素质低下。王彦军、李丽静(2007)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介入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依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融资、调节税收政策、健全劳动力市场等公共政策建立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体系。潘泰萍(2008)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者个人收人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杨国勇(2009)认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过低。廖小官、陈东红(2009)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特征及实现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强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对策之一。杨锦秀、冉彬(2012)研究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互动性关系,指出城镇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会带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跟进,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能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人力资本投资内容界定为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及交通通讯,从而实证研究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期冀得到该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征对农民收入的作用程度,继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择取与相应处理

本文的变量分别为农民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分别以C和I表示,C为被解释变量,I为解释变量。其中,I通过农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人均医疗卫生保健支出、人均交通通讯支出三者相加得来。收入水平和投资水平都表示实际变量,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进行平减,消除物价变动,从而反映了实际水平。所有数据均来自1998年—2011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西部各省相应统计年鉴。为了减少时间序列中异方差问题的影响,本文对C和I两变量取自然对数,用IN(C)和IN(I)表示,从而建立双对数计量模型。

(二)实证运算

1.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在平稳性的条件下,回归结果才显得有意义,故在检验之前需对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方法即单位根检验就是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的一种方法,本文对IN(C)和IN(I)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知道,时间序列数据IN(C)和IN(I)存在一阶单整。即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临界水平下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IN(C)和IN(I)都为一阶单整变量,用EG法对IN(C)和IN(I)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若通过单位根检验,则二者存在协整关系。

第8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统计工作;数据质量;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1

一、统计数据质量的内涵

质量是指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从统计数据质量的角度看,统计数据质量是指统计数据的一组特性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统计数据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真实性是指统计数据来源于真实统计资料,能够反映统计对象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还有待于提高。从当前数据质量的总体状况看,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是基本可靠的。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局部地方的一些基层统计数据确实存在不实的问题。提供不真实或不完整的统计数据的现象,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现象都有发生。

2.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还有待于增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急剧转型期,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层出不穷,统计工作在及时跟踪监测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及时提供反映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的统计数据方面还有些滞后。一些地方、部门、单位拒报、屡次迟报统计数据的行为仍有发生。

三、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对策建议

1.一是各级政府都应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将其作为本级政府、本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进行规划、布置、落实,抓紧抓好。统计工作实施者要抓好上级布置的各项统计调查任务的落实,确保统计调查项目的顺利实施,尤其是要抓好重大国情国力普查项目的规划、组织和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日常统计工作任务。二是强化统计保障。一方面坚持依法行政,保障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确保统计工作不受干扰。另一方面做好经费保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统计经费,不断加大资金投入,解决统计业务经费困难的问题,保障正常工作需要,改善统计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三是强化科研技术支撑。加大对统计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实现统计数据处理的信息化和数据传输的网络化。四是加强统计规范化建设。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科学地建立各种制度,使各级统计人员责任明确、任务明确,依法科学地开展统计工作,不断提高统计基础规范化水平,保证各项统计工作有序地进行和各项统计数据信息来源的可靠。五是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大力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引进人才、培训提高和考核激励等方法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加强统计职业道德建设,使广大统计人员树立优良的统计职业道德,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开展各项统计工作。

2.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量和统计服务水平。统计工作要提高数据质量,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做到全流程质量控制。把数据质量控制融入到统计工作的每个节点上,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使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工作质量标准,做到人人抓质量、时时求质量、处处保质量。二是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监督检查,做到全方位质量评估。如不断强化统计数据质量“三审制”、完善相关部门数据质量“联审制”等,加强对统计数据质量事前、事中的检查和评估。三是全面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统计制度的规定,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哪里出现了数据质量问题,就追究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做到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四是把好统计数据审核关。凡是对外提供的统计资料,要明确填报人、审核人和签署人的责任,调动审核人和签署人的工作积极性,共同把好数据出口关,共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3.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我国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统计管理体制。现阶段,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的不完善,也对统计数据产生了影响。对各级干部的考核、任免过分注重GDP的增长,忽视环境保持、社会发展及民生幸福等,导致一些地方唯GDP至上、唯统计数据至上,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互相攀比,使的统计数据失真、失信。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做到因地制宜,兼顾当前和长远,规模、质量和效益并举,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等,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各级干部的注意力从统计数据转移到经济社会建设上去。

4.加快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在统计调查方法上,应实行以抽样调查为主、全面普查为辅,以超级汇总为主、层层汇总为辅的方法获取统计数据资料,从而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益和数据质量。在统计制度设计上,应加强统计科学研究,健全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现行的各项统计报表及相关的统计指标进行梳理,清理出过时的、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统计报表及统计指标,设立一些新的报表制度、统计指标等,建立一套能够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状况的统计体系。

5.加强统计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统工作。一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积极探索并不断完善适应科学统计要求的统计法律制度。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各项统计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统计。二是加大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党政领导、个体私营业主以及社会大众对统计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做到统计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三是加大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明确各方责任和义务,不断强化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四是加大统计执法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建高,曹德著.影响基层统计数据质量的因素分析及其对策[J].青海统计,2012(09).

[2]任玉凤著.浅谈统计数据质量及其提高途径[J].统计与管理,2010(01).

[3]范海霞.试论统计工作中“数据失真”的原因及策略[J].经营管理者,2011(15).

第9篇: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融合发展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表现为:经济增长使国民收入增加,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将有更多的资金进行产业技术的升级改造①,而产业技术的升级改造将直接推动产业整体升级。此外,经济增长还会改变企业的发展环境,居民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迫使产业升级。例如,经济增长使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居民对环境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在这种背景下,那些传统的高污染企业将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被迫转型发展。从表-1的数据可知,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16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速度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产业升级影响经济增长

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产业结构将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来看,产业结构的落后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产业升级能够实现产业的技术提升与结构优化,由此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投入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主要生产的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质量的增长。而随着我国工业的升级发展,转变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实行高技术、集约化的模式生产,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取得了明显的提高。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技术创新路径

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技术是核心推动力,技术创新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的首选路径②。技术创新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以技术创新的强度不同为依据划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前者是指一种缓慢的、局部的创新,类似于事物的量变;后者是一种根本性的创新,会引起创新对象发生重大甚至是本质上的改变,类似于事物的质变。(2)根据创新的对象差异可以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前者是指建立在产品技术创新上的产品局部改进,后者则是指产品生产方式方法的改变。(3)根据创新的主体差异可以分为用户层面的创新、销售者层面的创新以及制造者层面的创新。通过分析国内外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可知,各国成功地将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进行融合无不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方式的。例如,20世纪90年达国家产业结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工业产业。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它们将信息技术运用到产业升级中,成功地实现了保持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的。对我国而言,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采用技术创新路径也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例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与保障经济增长中,采用高新技术对原有的产业进行改造和升级,实现了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

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而言,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的支持。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落后的制度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实现正向的促进作用就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制度。对于我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政府必须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制度,并且制度的设计需要与时展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例如,科学的储蓄制度能够为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动力,既不影响消费经济的增长,资本的投入又能够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以及更好地服务社会。储蓄金融较为集聚的地方往往也是整体产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这是因为储蓄的集聚使得地方的资本变得更加雄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资金,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升级。

(三)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消费推动路径

消费是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生产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要保证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顺利实施,采用消费推动的路径成为必然选择。如果产业升级所创造的新产品无法满足消费需求,那么这种升级将无法带动经济的增长,也就无法实现最终的融合发展。消费路径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现为:消费的发展能直接带动消费经济的增长,而消费的发展也使得消费者对于消费的产品质量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就迫使产业进行升级以满足消费者新的消费要求。而消费者新的消费要求得到满足后又会进一步推动消费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一种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不足

人是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当前我国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的支持不足。

1.教育投入低导致人力资本“质”的不足。从人力资本的“质”上来进行分析,可以明确为什么我国的人力资本存在较大的不足。造成我国人力资本在“质”上的不足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我国人力资本的教育培养缺失。我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这就使得我国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素质人才增长速度较慢。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就达到2.45万亿元,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5%。虽然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明显增多,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教育发展滞后的现状。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进一步导致了我国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落后与发展不平衡。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水平较高的是广东、上海以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本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2.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低。对人力资本进行教育培养已经成为各国实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主要对策,但各国的教育投入与最终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我国传统的教育发展中,各类学校一般将获取的教育投资用来征地与新建大楼,以便能够更好地扩大招生规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学校的教育资金只有较少的一部分被用到实际的教学软实力提升中,欧美国家的教育资金投入则主要用在学生的发展上,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学校的大楼数量。也正是这种对教育投入资金使用用途的差异,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有较高的产出效益,而我国的产出效益较低。

3.劳动力缺乏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平台。人力资本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推动力,还需要有一个中间平台,这个中间平台就是为生产方式与人力资本供给方提供交易的一个场所,即劳动力市场。当前,我国还缺乏一个全国知名的劳动力交易平台,虽然不同地区出现了一些劳动力交易的中介机构,但由于政府未能做好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引导与整合,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缺乏统一的指导以及正确的发展方向,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效益。

(二)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表现为金融产业集聚的支持。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支持,金融产业的大量集聚对区域或一国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第一,为产业升级提供更加便利的资金周转模式,增强融资和投资的便利性。金融企业较为集聚区域的企业可以直接在金融部门设置财务部门,从而利用本地区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来直接进行资金的划转以及融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应留出的余额资金越来越少,这就可以让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升级改造。第二,增强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产业升级风险。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交易的数量较大,其他地区的金融交易者会因为本地区较为完善的金融交易体系,而将自己的信息和交易转移到该体系中。那么,本地区所具备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多,从而增强产业升级的流动资金支持,并降低由于流动性不足而产生的风险。第三,技术创新效应。北京、上海及深圳是区域内的主要金融产业集聚中心,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地区,因为金融集聚能够为产业升级提供更好的技术创新机会。区域内的金融产业集聚虽然可以为区域的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同样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一定风险。第一,区域内的实体产业发展逐步弱化,从而使得区域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变得更加虚拟化,缺乏较为有力的实业支撑。第二,金融产业的高度集聚将提高本地区的整体消费水平,这样使得城市中的一些低收入者的生活环境被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第三,与其他地区争夺发展资源。金融产业的集聚会使得大量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支持资金被集中到少数区域,从而对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一)提升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1.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水平。要实现人力资本的要素价值提升,最为有效的方式就在于对其进行教育培训,为此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教育投入存在地区失衡、整体水平不高的现象,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建立人力资本教育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政府部门应在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教育经费的投入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划内容,保障教育投入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增长。第二,适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培训领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单单依靠政府在人力资本培训上的投入,是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的,政府还应适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人力资本培训领域,促进社会资本更多地为人力资本发展提供便利。第三,人力资本教育投入要有所差别,中西部较为贫困的地区要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倾斜,提高其人力资本要素水平。

2.注重不同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需要多种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必须培养不同行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这种针对行业特点来进行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方式。当前,我国需要进行升级改造的产业类型较多,如果在人才的培养上缺乏针对性将造成一些特殊行业的人才供给不足,而某些方面的人才供给又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很多高校在短时间内开设了大量的电商专业,使得该领域的人力资本供给快速饱和并产生富余。

3.完善劳动力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平台。人力资本要能够被充分利用并转化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力,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本交易场所,即高效的劳动力市场。第一,政府要加强引导劳动力市场建设。第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要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化利用水平。第三,推动建立不同产业的专业人才市场。

(二)增强金融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1.推进金融改革。要发挥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就必须对金融业的宏观发展环境进行优化,改革宏观发展制度,推动金融产业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科学引导作用。首先,对金融产业发展的区域限制进行改革,对于那些已经不适合市场新特点的壁垒性措施予以取消。其次,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要从更高的角度来把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促进金融市场更好发展。再次,对我国金融发展进行有效引导,既要有大的集中也要有小的集中。

2.改善金融产业发展环境。当前,我国金融行业规模有限、经营水平不高等,极大地制约了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的发挥。因此,我国应当从多角度入手优化金融业发展环境,为金融业发展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发挥创造更好的平台。首先,建立一种公共的信息平台和交易规范的秩序,使金融企业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基本公共信息。其次,要规范金融行业发展,防止出现一些无秩序的发展方式,保障区域内的金融市场稳定。当前,我国某些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出现一些无原则地迎合金融企业发展的现象,应完善法律法规,使地方政府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引导金融产业发展。再次,诚信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也是当前我国很多区域金融发展所欠缺的内容,必须推动金融产业的诚信化建设。

作者:田文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

注释:

①任保平、周志龙《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35至41页。

②张志元、李兆友《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载于《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6期第144至149页。

③张维佳、宿晓翩《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于《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11至113页。

④孙晓雷、何溪《新常态下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证研究》,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第39至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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