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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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社会文化学；英语教学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教育领域合作的加强，针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全新看法颠覆了传统教育学视阙下英语教学作为单一语言教学的观点，而将社会文化属性加诸于英语语言教学。因而在此一现实环境下，通过全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实例来促进英语教学在社会文化要素方面的累积可谓十分重要，社会文化学强调对语言体系的学习过程，同时加重了任务型教学的比例。这些变化都催生了英语教学的现实进展，同时也为社会文化学视角下的英语教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学属性

社会文化学概念肇始于二十世纪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著作，维果斯基与传统的心理学家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心理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侧重点的学科进行了有机结合，重视利用方法论来解决人类的心理活动。在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学研究之中，其有关学习途径的基本思想来源建立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作为前提，将知识和概念建构于学习者的心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深入达到对特定社会文化的理解，进而加深语言学的基础与实际应用水平。因而，英语教学便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影响下进行的语言文化活动，其有关学习的态度、能力、意志等因素均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因而赋予了教学活动本身更多的社会学属性。在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学属性中，对人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意识的关照超过了对语言和教学本身的关照，教学者和学习者都需要明确语言学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完成社会文化中关于交流、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具体的语言（英语）只不过是一种可行的载体和手段而已。

二、社会文化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学在英语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已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学者Lantolf等人便认为学习者在交际情景中所进行的大部分交际活动都与其自身的需求密切相关，他们使用语言来处理其相应的事务和遭遇。在国内类似的应用也早有研究可查，主要体现在对我国英语教学体制和英语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比如2001年修订的英语教学大纲就针对英语教学实际提出了应该完善以英语培养为核心、加强英语语言的应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侧重于学生通过英语的学习可以达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英语学习相关的知识性技能。近年来，英语教学在英语学纲的变化之下也相应的产生了较多变化，比如在实际教学中更加注重结合本土社会文化以及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教学，注重教学环节的自由、平等，减少填鸭式教学方式的应用，在尊重学生自我学习习惯和自我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引导性的进行英语教学，在这一过程中减轻了英语教学的固有负担，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在社会文化学概念进入到英语教学行列中之后，广大英语教师积极响应，勇于向传统的教学方式发起冲击，不断从现实教学环节中总结经验，并且通过革新思路、改变教学互动环节、进行角色扮演等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活动来增加英语教学的趣味性和活力，这既是文化教学领域内关于传统教学的改革方案，也是英语语言教学在我国获得独特生命力的体现。社会文化学将普通的教学、学习模式改为了引导式、互动式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完善对英语语言的认知和应用，在应用层面加深对英语语言的整体理解，这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丰富语言见识、增长文化内涵、实现良好的社会文化修为。同时，社会文化学概念也更加深入的体现在英语教学之中。通过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论的应用与结合教学的相关论述，基本可以明确目前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英语教学已经凸显了其重要性，并不断的丰富其应用前景，即使只是小规模的应用也已经为基于社会文化学的英语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将其社会文化教学与知识性教学良好的结合在一起，促进外国语言教学水平的提升。结语综上所述，英语教学在现实环境中的应用于发展绝对不只是语言学相关门类中窄小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学这一大分支也该占有一席之地，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教学中，英语既起着与中国本土教学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也扮演着应用型语言在社会中良好发展的角色，未来，只有深刻的把握社会文化学理论，将英语教学的现实情景之中加入更多社会文化元素才能完善语言在社会文化中的相关属性，促进社会文化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1.

[2]顾嘉祖.迈向特色创新阶段的我国符号学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5):1-2.

第2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品牌行为；价值观；代际影响；民族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31-02

品牌是管理及营销领域最缺乏统一性的概念之一，De　Chernatony　和　Dall'Olmo　Riley（1998）的研究将品牌的定义分为十二类：法律工具、标识、公司、快捷方式、风险规避、识别体系、形象、价值体系、个性、关系、附加值、进化体，可见品牌概念定义之纷繁。但这些定义也有着一致性的趋势，即主要从企业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展开，前者的眼中品牌是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手段，后者则认为品牌是消费者需求满足和获得效用的源泉，而且这两者之间相互很少交叉（Wood，2000；王成荣，2008）。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定义品牌，品牌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加之跨国经营活动的增多，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成为了企业的重要经营活动，这也就推进了品牌理论跨区域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同一品牌在不同市场定位和诉求的差异性，引发了研究者对于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品牌活动影响的关注（Roth，1995）。社会文化导向被认为对消费者的认知、接受品牌传播过程，即消费者的品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Aaker　&　Maheswaran，1997），社会文化环境也因此成为了品牌活动本土化的主要影响因素（Heerden　&　Barter，2008），并影响着品牌发挥作用的过程（Yoo　&　Donthu，2002；黄胜兵，卢泰宏，2003；何佳讯，2006）。

现有的研究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性有着广泛的关注，但对影响品牌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还缺乏清晰的归类，基于进一步推进对社会文化与品牌活动关系研究的需要，本文从价值观、代际影响、民族中心主义三个角度，对现有研究中涉及的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综述。

一、价值观

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价值观（罗长海，2006），其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　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Schutte和Ciarlante（1998）在研究了东西方消费者之间的差异后指出，消费者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西方的很多相关研究是以Hofstede和Bonds的五维价值观理论为基础，该理论阐明，人的文化价值观系统包括5大因素：权力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以及长期导向/短期导向（Hofstede，1994），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使得影响我国消费者品牌行为的价值观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

我国学者张梦霞建立了儒、道、佛文化价值观度量量表，来测量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力，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能更有效地诠释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张梦霞，2005）。刘世雄开发了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7个维度构成：“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　“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情绪化与情绪中性”　，并对大陆7个文化区域的中国消费者进行了测量，其中，只有物质主义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其余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有极深的渊源（刘世雄，2005）。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人们的许多消费态度与行为都与其有关，我国消费者对奢侈品品牌的热衷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刘世雄，2005）。Veblen最先提出了奢侈品购买动机，即炫耀性购买动机（Veblen，1998），之后许多学者对此作了继续研究。然而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消费者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奢侈品消费动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追捧更多是为了面子、身份和阶层标志（Franck　&　Johnson，1999；Tsai，2005）。我国学者朱晓辉把儒家文化作为奢侈品购买价值导向，进行了相应研究（朱晓辉，2006）。张梦霞根据其建立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度量量表，发现该价值体系能较好地解释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购买行为，而量表中“行为地位一致”　维度，更是对奢侈品购买行为有显著的诠释能力（张梦霞，2005）。文化类要素对消费行为的这种影响，对于高附加值的品牌尤为重要。Park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下，象征性的社会认同是促进消费者奢侈品品牌购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Park　et　al.，2007）

此外，中国不同区域在文化上的显著差别，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也有所影响。如刘世雄的研究发现，中国7大文化区域在绝大部分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差异，由于这种差异，中国文化价值演绎出的七种消费生活形态：务实型消费、随缘型消费、保守型消费、享乐主义消费、忠诚型消费、从众性消费、理性化消费（刘世雄，2005；2006）。

二、代际影响

代际影响指一个家庭中，由一代人向下一代传递信息、信念和资源，这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代际影响被引入到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指家庭中的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与市场相关的技巧、态度、偏好、价值观和行为（Moore　et　al.，2002）。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决定了家庭的性质和形态，家庭的变化可以表现社会的变化，父辈对子辈在消费中行为中的影响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Viswanathan等人的研究发现，由于泰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中存在对物质产品重视程度及接触产品和服务的机会的差异，使泰国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的消费技巧、消费偏好和消费态度上具有更高的一致性（Viswanathan　et　al.，2000）。Sekhon分析了英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印度裔移民在继承母国文化和适应东道国文化的冲突，第一代印度移民坚守印度价值观，第二代则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两代人都面临选对商品和品牌的压力，否则他们就会被社会所排斥，并失去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和归属感，而第二代人不仅要选择最能代表其地位的产品，还要履行第一代人对他的期望，这期望又具有深刻的印度文化的烙印（Sekhon，2007）。目前，关于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下做出的，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如果说价值观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是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的核心要素，那么代际影响则体现了这种核心要素在社会中的延续，这意味着影响一个区域消费者品牌认知和消费行为的文化要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稳定。

三、民族中心主义

在研究的初期，民族中心主义是针对消费者对本国品牌倾向性原因展开的，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发现其一方面是消费者选择本国品牌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却并不对国外品牌排斥，这种矛盾心态体现了全球化趋势下消费者品牌行为的多元化。

Shimp和Sharma　（1987）提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概念，揭示了消费者倾向于给国产货比进口货更有利的评价的原因，并开发了测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量表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　），证实CETSCALE与消费者对外国产品态度呈负相关，与国产产品态度呈正相关，之后这一概念在法国、日本、西德，以及韩国等地区得到了验证（Netemeyer　et　al.，1991；Shimp　&　Sharma，2005）。但也有研究发现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本国产的倾向性，Durvasula等人对前地区的研究在证明了CETSCALE适应性的同时就发现，由于国内日用品的匮乏，那里的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态度较美国消费者更为有利（Durvasula　et　al.，1997）。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关于中国南京消费者对日本产品敌意态度的研究，该研究指出敌意是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有区别的构念，它可以直接影响购买意愿而无论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如何（Klein　et　al.，1998）。

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得出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单维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受到了质疑（Marcoux　et　al.，1997）。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来说，由于外国货的质量往往优于国产货，如波兰、墨西哥，消费者在接受国货的同时，并不排斥、甚至更喜欢外国货（Supphellen　&　Rittenberg，2001；Bailey　&　Gutierrez　de　Pineres，1997　）。王海忠的研究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具有健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虚伪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两面性，进而提出中国消费者同时存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淡漠主义的矛盾心理倾向（王海，2005；2006），王海忠等还以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为细分标准，把中国消费者划分为“国货崇尚簇”、“国货接受簇”和“崇洋簇”3个细分市场（王海忠、赵平，2004）。

由于出生于同一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环境，会产生相似的观念和行为，因此影响品牌活动的也不仅仅限于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社会文化，还包括形成中的全球消费文化，Alden等人的研究就提出了在全球消费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下，品牌进行统一定位的可能性（Alden　et　al.，1999）。

消费者在民族中心主义中表现出的既偏向本土品牌，又向往国际品牌的矛盾心态，实际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所兼具的本土情结和国际化视野，这体现了全球化趋势下消费者品牌行为的多元化。

本文综述的三类社会文化因素，体现了社会文化在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中的不同状态：价值观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是影响消费者品牌行为的关键性因素，是社会文化影响作用的一种静态现实；代际影响体现了社会文化传承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品牌行为影响的稳定性；而民族中心主义相关研究中呈现的两面性，作为另外一种动态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因素在稳定性的基础上，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多元化的取向。实际上代际影响和民族中心主义，都是通过影响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对消费者品牌行为产生影响的。

这意味着造成消费者品牌行为差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既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也具有动态的融合和发展性。因此保持品牌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匹配，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对区域传统文化的迎合，还包括在文化融合趋势下对品牌自身文化特征的推广，如可口可乐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但是实际上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融入到各国的社会文化之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品牌即便在贸易保护和限制的环境下仍然不受影响的原因，因为他们大多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于国家文化之外的文化（Siegel，2003）。

参考文献：

[1] Yoo　B.　and　Donthu　N.　Testing　cross-cultural　invariance　of　the　brand　equity　creation　process[M].The　Journal　of　Product　and　Brand　Management，　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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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佳讯.　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研究进展——量表开发、效度验证与跨文化方法[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4）.

[5] 黄胜兵，卢泰宏.品牌个性维度的本土化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1）.

[6] 刘世雄.　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消费形态[J].经济管理，2006（7）.

[7] 刘世雄.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8] 王海忠，于春玲，赵　平.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两面性及其市场战略意义[J].管理世界，2005（2）.

[9] 王海忠，赵　平.基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市场细分研究[J].管理世界，2004（5）.

[10]　王海忠.消费行为中的民族中心与民族淡漠倾向[J].南开管理评论，2006（5）.

[11]　颜爱民，陈　思，程园园.　传统价值观对奢侈品购买动机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09（6）.

[12]　张梦霞.象征型购买行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诠释——概念界定、度量、建模和营销策略建议[J].中国工业经济，2005（3）.

第3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字：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环境、指标体系

作者简介：郑健壮（1965-），男（汉），浙江宁波人，博士，教授；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金都管理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产业集群及其政策研究。潘虹（1983-），女（汉），浙江杭州人，助教，硕士，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提升浙江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08CGYD031YB）资助

一、引言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兴的世界性经济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是国内中小企业密集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民间力量，省内的产业集群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阶段，并逐步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同时也影响到了浙江省内大部分的产业集群，面对人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企业资金紧张等诸多不利因素，集群的发展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形势下，中小企业如何抵御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已成为政府、企业家及各界专家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提高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省内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普遍比较薄弱?，部分产业集群已出现发展缓慢，甚至衰败的现象。在金融危机的宏观环境下，政府和企业不但要重视集群内部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条件，更需要为集群创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这是提高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保证。那么究竟什么是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包含哪些方面内容？自主创新的环境将如何影响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二、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

国外自主创新环境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创新环境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创新气氛说”[19]，他认为“在一个企业集聚区域，存在着浓郁的创新气氛，新工艺、新思想能很快地被接受、传播”，这里所描述的“创新气氛”实际上就是一种协同创新的环境。2、企业创新环境研究阶段。在1989年巴塞罗那会议上，欧洲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最早提出了“创新环境”的定义。他们认为“创新环境”就是在有限的区域内，主要的行为主体通过相互间的协同作用和集体学习过程，而建立的非正式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随后，他们又提出了“创新网络”和“集群学习”等概念，并逐渐形成了创新环境学派。Porter在其著名的“钻石理论”里也充分肯定了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20]。之后的学者（如Maillat，1995[5]；Bramanti & Maggioni，1997[2]等）从创新个体――即企业的行为特征出发研究了创新环境，虽然他们中大部分学者提出企业需要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同当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行会等中介组织及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合作，建立有效的“创新网络”，但尚未从产业集群的角度专门探讨创新环境这一概念。3、集群创新环境研究阶段。1998 年，Padmore等人[7]建立了一个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系统模型（GEM模型），并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区域创新系统的三类构成要素：环境（Groundings,包括要素资源和基础结构设施）、产业（Enterprises，包括供应商和相关企业）和市场（Markets，包括外部市场和内部市场），这标志着创新环境的研究真正进入到产业集群研究的范畴。这一时期的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处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创新性（Baptista & Swann，1998[1]；Poter，1998[8]），并且强调集群学习环境对集群创新的重要作用（Capello，1999[3]；Keeble，1999[4]等），同时也认为创造良好的合作创新环境是提高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Meyer-Stamer，2002[6]）。

相比西方国家的研究，我国学者对集群的研究相对较为滞后，早期的学者（如王缉慈，1999[23]；王大洲，2001[22]；盖文启，2002[13]；胡太山，2002[15]；黄中伟，2004[16]等）主要运用“创新网络”的概念对影响集群发展的各类因素进行了研究。李勇刚（2005）[17]首次将产业集群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网络”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环境是指集群促进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特有的环境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劳动力环境、制度法规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六个方面。陈赤平（2006）[10]则将集群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划分为四个层次：产业或部门层次的外部环境、区域层次的外部环境、国家层次的外部环境以及国际层次的外部环境，并对每个层次的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

上述的文献回顾表明，理论界对创新环境的研究尚不成熟，尤其是国内的学者，鲜见有学者专门从集群角度全面地对自主创新环境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不同维度专门研究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下面笔者首先对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进行阐述。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最早是由波特提出的，他认为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集群代表着一种在效率、效益、柔性等方面具有明显创新优势的组织形式（Porter，1998）[8]。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发现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地理性、产业关联性和创新性，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创新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理论界对“自主创新”的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出现，但直到目前尚未形成通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寄中教授[28]给出的定义，他认为自主创新（Self-oriented innovation）就是指通过提高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因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种创新活动。姚凌（2004）[25]总结了盖文启和王缉慈（1999）[12] 等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对区域创新环境的定义，提出区域创新环境是指一定区域内，在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及学习环境。韩立民和赵新华（2006）[14]则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外延就是指企业外部的各种创新环境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市场环境、创新投入的外部资金来源和制度基础四个方面。张微（2007）[27]提出了“城市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城市自主创新环境是指“城市创新主体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自主创新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根据上面的综述，特别是借鉴“区域创新环境”和“城市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本文认为：集群自主创新环境就是指一定区域内，与集群发展相关联的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间通过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所形成的有利于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相对稳定的综合系统。这一系统包含六方面的构成要素：制度法规（System）、社会文化（Culture）、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和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六类环境，我们将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系统模型称之为“SCHISM模型”（如图1所示）。

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具有如下特征：1、多元性。这一综合系统内部的构成元素是多元的，不但包括有利于集群自主创新的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还包括鼓励集群内部自主创新的软环境（体制法规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2、区域性。由于集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受不同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影响，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自然会带有显著的区域特色。3、层次性。集群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会影响到集群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国际经济一体化、通讯网络发达的今天，产业集群的发展同地区政策法规、国家宏观调控甚至是国际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因此，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也具有层次性，可以分为地区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三类（陈赤平，2006）[10]，每种环境所处的层次视环境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程度而定，而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地区层次的环境。4、协调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下，集群的自主创新不能单纯依靠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不同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之间有机结合、高效协作的过程，因此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任何一个主体协作中断或供需错位都会导致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被破坏。5、动态性。为了进一步促进集群内创新活动的发生，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自我更新和改善，因此，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稳定是相对的，系统内部各元素的动态发展则是伴随集群发展过程始终的。

三、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来自地区、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各类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相关的文献分析和上文对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定义，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六方面要素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 基础设施环境

熊彼得在对创新含义的解释中提到：取得或控制一种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也是创新的内容之一。集群的基础设施环境（包括硬件资源）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密切相关，它是集群内部创新产生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以外，主要是指为区域创新主体服务的公用设施，包括公用图书馆、公共实验室、公用会议室、公共信息服务网络以及其它一些为知识的交流学习提供公共空间的有形设施（蔡秀玲，2004）[9]。集群中的企业通过这些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可以跨越许多无形的障碍，方便快捷地接触到技术创新思想的来源及知识、信息，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李勇刚，2005）[17]。结合相关文献，笔者使用以下几个指标来测量集群的基础设施环境：集群所在区域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的相对数量、公共图书馆的相对数量、公共数据库的完善程度、专利授权的数目、计算机及无线网络的覆盖率等。

2、 市场经济环境

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且生产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地区，由于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创新不容易发生；而在二三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由于相对激烈的竞争，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需要不断对产品、技术和服务等进行改良，创新活动发生往往比较频繁（崔浩敏，2007）[11]。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健全，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那些处于行政垄断或过度竞争中的企业难以通过平等有效的竞争尤其是技术竞争获得发展，这使得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廖少纲，2008）[18]。因此笔者认为集群所处的市场结构的合理性、集群的产业配套条件和专业化协作水平等都是影响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反过来，自主创新也能促进集群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人力资源环境

人才作为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力量，决定着集群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发展潜力。企业的各项创新活动的开展都依赖于人的行动和参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主创新的深度和广度。集群人力资源环境包括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企业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措施、集群内部人才信息网及人才储备制度的建立、人才交流平台的搭建等。人才的高流动性对于集群内部某个企业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流失，但是对整个区域来讲却是有利的，人才在不同的部门、企业之间流动有利于知识的交换和碰撞，从而产生创新的火花。因此，集群内应当对人才“跳槽”保持宽容的态度（叶帆，2006）[26]，重视人才，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集群获得创新动力的源泉。

4、 社会文化环境

集群的文化环境是自主创新软环境的重要部分之一，包括集群内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它将直接影响到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是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李勇刚，2005）[17]。Michael Porter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模仿的、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要加强国家的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21]。同时，创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烙印，培养良好的创新文化是集群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泉。结合相关文献，本文将促进集群自主创新氛围形成的文化环境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以科学精神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氛围，包括科学态度、科学信念、科学道德、科学方法、科学法规等。2、激励和宽容并存的自主创新氛围。集群的主体应当拥有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敢为天下先、敢于进取、敢冒风险、宽容失败。3、竞争与合作并驾齐驱的自主创新氛围。由于自主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发挥整个区域乃至社会的创新资源，官、产、学、研、金各方资源积极配合、相互合作，同时，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企业应当通过竞争不断提升自我，激发员工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5、 制度法规环境

自主创新的制度法规环境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规条来有效保护自主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以促进自主创新的总体进程。政策制度可以激励和引导企业和个人的创新热情，完备的法律体系可以保护创新企业和个体的利益。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新技术一旦被发明也就意味着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使用并模仿制造，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人的创造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制约，需要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激励和保障为技术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金融、税收、财政、产业政策的效果可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效果、人才激励效果和相关法律保障可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王影，2006）[24]。结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完善的技术交易制度，区域投融资制度以及有效的企业评价和认定指标体系建立都为集群的自主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6、 社会服务环境

所谓“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活动。狭义的社会服务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的生活福利而提供的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而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生产和社会。社会服务为集群的自主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技术决策及资源配置的平台，促使政府和各创新主体与市场之间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对降低创新成本、化解创新风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提高创新效率都有重要的作用。王影（2006）[24]曾用政府机构的服务水平和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中介服务机构主要通过信息咨询服务、技术开发与推广、新技术交易服务、金融服务、创新培训服务、企业孵化服务、国际化服务等职能服务于企业创新活动。本文认为良好的自主创新社会服务环境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行政管理的效率高；交通物流业发达；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地区的综合影响力大等，具体到指标如表1所示。

四、小结

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集群自主创新环境定义与内容的阐述，提出了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SCHISM模型”，并建立了一套包含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评价指标。这套指标中的硬环境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和人力资源环境，软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制度法规和社会服务环境，在这六个维度下本文又设置了30个具体的指标。受到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仅从理论上对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内容进行了阐述，下一步，笔者将采集相关数据，并运用多因素模糊综合评批模型和层次分析模型对国内部分地区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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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视听说教学；网络选课；生态化环境配置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3―0091―04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自主学习的介入，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环境的生态平衡，使物理环境、认知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失衡，认知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本文以生态语言学及其教育教学观为指导，试图通过选课软件配置生态化视听说教学环境，并结合本校大学英语视听说教改实践，分析了视听说教学环境配置平衡状况。

一 生态语言学、生态化英语视听说教学环境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Goatly等[1]语言哲学家的批判，他们强调过程第一性和“生态平衡”，出现了“生态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衍生出 “生态语言学”。Fill[2]认为语言、语言使用者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语言、文化多样性与主体多样性也受到了洪堡特、萨皮尔、韩礼德等[3]语言学家的重视。韩礼德从系统的顺序类型概念分析了与语言相关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和符号系统，构成了语言的物质、认知和社会文化环境。

生态化外语教学观从微观上考察外语教学环境，即把语言使用和外语教学置于一个统一的、能动的、可变的的体系中，师生在这些关系之间有意识的互动中进行教学活动。[4]而生态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就是在完成视听说教学的同时，使师生认知主体、环境和社会语言文化取得和谐发展，构建相互联系、动态平衡的环境系统。

教学环境分为课外环境和课内环境。Stern[5]提出了影响课外环境的六个因素，其中包括语言学的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经济因素；课内环境包括物理因素（时空分布）。另外认知因素和元认知因素是影响知识结构和教学过程的重要方面（如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方法、教学风格、教学评价）。

二 选课软件对生态化视听说教学环境的配置

生态化视听说教学关注教学主体、环境的多样性、交互性以及动态平衡性。师生生理变化和文化背景差异需要多样化的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计划、教学风格、课堂组织形式和评价体系等个性化要求需要生态化认知环境；教学通过认知群体在社会环境中的活动实现（师生、生生课堂活动）。为此，以生态语言学及其教学观为指导，依托清华大学《新时代交互英语》视听说网络课程，我们自主设计了选课系统，把网络教学平台与课堂教学对接，形成系统化的物理环境、认知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图1）。通过“消息通讯、课程管理”功能连接网络视听自主学习和课堂口语教学物理环境；借助网络自主学习、课堂口语教学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课程管理、用户管理、统计汇总”实现多元平衡的认知环境；通过“系统相关”功能实现整体系统平衡。

1 物理环境配置

包括不同时空的课堂环境、网络虚拟环境。“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要求课堂时空环境适合教育生态主体的耐受度，为此，听力训练可以在200-300人的自主学习中心集中学习，而口语教学以小班为主，班级选课人数上限设为32人（为读写译班级一半），时间上可自主选择。

2 认知环境配置

知识的获取需要借助一定的认知方式进行，在平衡的认知环境中发生信息交换。选课软件可配置生态化认知群体、认知计划、认知内容、认知方式、认知过程、认知评价体系，实现知识的学习。

通过网络平台测试定级，选课软件可以配置快、慢和一般进度的教学班级和教学计划，配置不同的认知群体和认知计划，形成差异，诱发竞争，建构了个性化、动态的学习通道，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原来低起点的同学经过努力，可以跳到较高级别的群体学习。在具体操作上，根据学生分级和耐力差异，在选课系统上强度不同（2节课或1节课一次），密度不同（每周上或隔周上）的面授课供学生选择，只要完成固定的学时即可。学生按选好的课程列表（课程号、上课形式、年级、等级、单元、教师、地点、时间）上课（图1），做到自主计划。

认知内容上，通过网络平台配置网络课程、自主学习材料、课堂面授内容。师生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除了网络课程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外，师生的教案、课件, 学生作品、作业，发现的学习资源都可以上传到学习平台。如电子词典、普特英语（省略）、普特英语听力论坛（forum.省略）。学生在教室用手机上网可以查询词汇或资料。

教师根据教学风格施教，学生根据认知风格选择适合自身的老师，如分析型学习者喜爱支架式教学范式，中间型学习者喜爱抛锚式教学, 整体型学习者喜爱随机进入式教学。

在教学环节组织和认知过程中，体现教学主体和环境交互的层次性、立体化和序列性，遵循从单一到复杂、输入到输出的语言习得过程。形成从学生与网络交互、学生与文本交互，到生生交互、师生交互，从个体之间的交互到个体与群体交互的绿色生态过程，完成课前、课堂与课后，课内与课外结合的教学过程。为此，学生在进入课堂前，首先通过网络自主学习完成课前视听力任务和简单的语音、跟读学习，然后才能通过软件“课程管理”选课参加课堂面授。课堂教学通过口语形式完成输出。在内容处理上，教师注意对难点、重点处理，教材的拓展，并布置课后“难题探究”。

为了达到平衡全面的教学目标，避免重知识轻情感发展缺陷，相应的认知评价体系也应呈现多元化、生态化。过程哲学注重过程性评估，学生平时的单元作业和课堂表现通过软件“统计汇总”记录在案，评语库管理是菜单式成绩和格式化评语，每个学生或班级的成绩可以通过统计汇总进行成绩统计。过程性评价包括网络成绩、课堂表现；终结性评价包括期末的听力和口语考试，四项成绩各占25%。课堂表现评价除了老师主导外，尊重学生和小组的自我评价、互评。

3 社会文化环境配置

社会环境由师师、师生、生生群体构成，通过网络消息沟通和课堂互动，建立和谐的师生群体，形成教学主体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

语言文化环境也呈现多元化，不仅教地道口语，也要让中国英语甚至汉语及其文化并存，借助英语传播中国文化（如“美丽中国”资源）。用多样化文化培养多样化思维方式和个性化学习。

三 生态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环境调查

为了调查总体和具体生态环境配置情况，对我校08级2751名在校本科生进行了为期二年的视听说教学实践，时间为2008年9月至2010年7月。网络视听说自主学习使用清华大学《新时代交互英语―视听说》教学辅助平台，课堂面授使用对应的教材（1-4册），通过自主开发的“动态选课”软件，整合视听自主学习和课堂口语教学环境。对教学环境，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问卷参照《大学英语课堂环境评估量表》[6]，内容覆盖了总体环境设置、物理环境、认知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几方面的平衡程度。采用分层抽样法，对13个学院分别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209份，各学院的比例在10%左右，其中男生154人（73.7%），女生55人（26.3%），视听说2级学生为50人（23.9%），1级为159人（76.1%）。问卷记分采用莱科特五级记分制（Likert-scale）。答案ABCDE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2，3，2，5分，由低到高分别表示与传统的教学相比，平衡明显变差、有所变差、不变、有所改善和明显改善。通过SPSS13.0描述性统计，计算各题项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各量值的百分比。

调查结果发现总体生态环境平衡值达3.49，有85 %同学认同选课的环境配置（表1）：

1 物理环境平衡情况

物理环境的平衡值达3.65，访谈中，其中85.84%的同学认为宽松的选课和多样化的网络、课堂环境使他们感到更舒适、更安全、更具个性化。通过选课，30.6%的同学认为可以选到合适的上课时间，原因是学院经常会有各种文体活动、学术讲座、选修课、考试，有时难以应付，而通过选课，可以全面合理安排时间。学生可以根据生理特点、季节变化选择合适的上课时间、上课密度和强度。选课出现的一个现象是，选周一（1，2节） 上课的学生不足，原因是周末休息后形成的星期一效应使然。到了周五，选课的人数也减少，可能是周末效应的作用，为此，我们加大其它时段教学密度。

2 认知环境平衡情况

表2显示，认知环境平衡情况良好（3.72），在认知计划方面，82.6%的同学认为通过选课形式，做到了师生之间共同协商教学计划。39.2%的学生选择了每周上两节面授的快进度教学，12.2%同学选择了每周上一节（隔周上）的低密度慢进度教学，15%的学生选择了每次上两节课的高强度低密度教学（隔周上的一般进度），23%的学生选择每周上一节（一般进度）的低强度一般密度教学。但协商程度还有待于增强（3.01）。选择了每次一节课堂口语教学的同学觉得有紧迫感强，上课节奏快，迫使他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活动，否则就没有机会开口，下课后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很有成就感。而每次上两节课的同学，觉得比较从容，机会较多，表现充分。在认知内容处理方面，55%的同学认为面对海量的网络资源，自我筛选学习材料或素材的能力得到提高。认知风格方面，32.1%的同学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教师，使得教法与学法对接。而出于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考虑的学生只占到3.35%和8.61%，原因是在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时，教师任处于主导地位，教法的选择也凭教师的经验而定，学生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教学环节衔接和认知过程方面，课前、课堂与课后，课内与课外结合较好（表3）。通过网络自主学习和选课教学，53.1%的同学认为安排学习时间的能力提高，29.7%的同学认为上课前及时预习、下课后及时复习，学习习惯有待于提高。

原因是课程较多，为了有效利用网络，一次上网自主学习好几个单元，自主学习内容比课堂面授超前，有的同学超前较多。课外作业方面，21.1%同学能按时完成，特别是完成“难度探究”作业的习惯有所改善。但通过外教口语、英语沙龙、演讲比赛、外语电台、英语文化节等课外活动的同学较少，23%同学仍然通过练习增强运用。

生态化认知评价要遵循人本主义学习观，只有在生命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利于认知的发展和知识的学习。教学中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认知的发展，情感包括学习动机、焦虑、性格、自尊（自我意识、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自信等。生态化的评价体系，不仅要终结性评价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更要关注学习态度、学习信心等情感的改善，作为过程性评价，反映教学目标与全人发展的平衡。

生态化认知评价方面，显示较高的平均值（3.72）。其中69.3%的同学认为网络自主学习和选课面授可增强学好英语的信心，原因是网络学习和交流，可以做到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在自我发展中提高学习成绩，避免挫折感。76.1%的同学认为网络记录能控制学习过程，做到自我评价，增强了自我意识。学生的成绩和评价以积极鼓励为主，因而75.6%同学认为有能力完成学习，因此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方面，反映了文化环境对学习主体的影响力，67%同学的反映英语学习既是为了工作需要，同时可以通过看英语电影和文体节目了解英语文化。在归因方面，72.6%同学认为学习成败在于主观努力，19.1%同学依赖于网路，说明应加大网络学习的力度。同时，网络学习淡化了“人类中心观念”，师生之间都看不见，交流过程成为关注重点，避免了课堂中回答不出问题时的尴尬，降低了焦虑。但在激励手段方面，只有31.1%同学通过自我激励方式促进学习，需要软件加以驱动。

3 社会文化环境平衡情况

不同文化形成独特语言，通过媒体传播；另一方面，语言也通过情感、态度和观念实现人际互动，影响文化。通过视听说选课教学，在社会关系和语言文化方面，师生关系、协作学习、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均值较高（表5）。通过选课，重构了师生间的权势、地位关系。57.2%的同学认为师生之间是探索者和指导者关系，17.7%认为是合作者，重新解释了“师道尊严”观念。网络自主学习和课堂面授创设了较真实的情景，10%的同学认为通过讨论（包括网络讨论）、角色扮演、课堂展示等活动，在训练听说能力同时，建立了良好的师生、生生、主体与媒体关系。当学习遇到困难时，29.7%同学会求助他人帮助（如通过网络平台），或帮助他人，进行协作学习，有16.7%同学通过网络查询解决（或BBS讨论解决），10.5%的同学问老师，21.1%的问同学。

课堂面授时，83.7%同学思考后能参与讨论，75%同学参加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增强，提高了交际能力，但交际能力均值只有2.41。访谈表明，学生在自我表现方面比较积极，而在倾听和吸收他人发言时，注意力不够集中，容易陷入漫谈，不利于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为此，教师采取了传话、重复他人意见、辩论等形式控制学生注意力，以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

由于对课堂语言多样性的包容，当遇到表达困难时，允许学生使用中式英语、汉语交际，甚至是体势语言。通过视听说教学，达到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而语言的多样性，促进了物种多样性，结果是更多的学生愿意参与口语互动，而非总是几个老面孔出现。

四 结束语

视听说教学具有灵活性特点，网络选课为生态化教学环境配置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中提高了听说能力。另一方面，个性的发展和选课的自由度也须分别对待。对于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增加学习环境自由度，对于水平较低的学生要加大限制或者干脆固定班级，对于中间水平的学生开始的选课限制度要大，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逐渐放宽环境。通过分类指导，才能真正做到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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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llocation of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Audio-visual and Spoken English Teaching

ZHANG Li-xin1SU Hong-ying2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China;2.Nanjing College of Chemical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16,China)

第5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档案；文化

Abstract: For the fundamental weaknesses of current archives culture studie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study of archives culture should be the basic topics in archival department studies. By analyzing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archives culture, it resolves the main content that archives culture studies should be covered. And it proposes the basic tasks of archiv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Archives；Culture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署名“阿迪”的作者在其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文化”的概念，这对一向“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的档案部门来说，无疑是一次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近三十年来，档案领域对“档案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部门领导、档案学者、基层工作者齐上阵，使“档案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个小。笔者在“CNKI”上用“档案文化”进行精确检索，共有876篇文章，仔细浏览，虽然，其中不乏还算精彩的文章，但遗憾的是，还有不少作者对“文化”和“档案文化”的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写出的文章似是而非，如同“雾里看花”，使之成为一个十分纠结的论题。为使“档案文化”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并指导档案文化建设，我们有必要确定研究对象，理顺思路，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

1 档案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档案工作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其社会化程度很低，但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经过多年的积累，档案文化构成了影响我们档案实践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我国的档案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国家法律和行政领导，应该说是非常严密，但在实际中，总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抵消着我们的积极努力，使档案事业的发展远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档案法》的相关条文应该是档案行为的底线，却成为档案部门迟迟无法实现的最高目标，法律赋予社会公众的档案权利也迟迟得不到落实。档案部门抱怨社会的档案意识不强，而公众却埋怨档案部门开放档案不力，这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档案文化的现实存在。同时，在档案事业建设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档案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方式既受到档案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档案文化的制约，档案的具体实践状况，更决定于档案文化。档案文化将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档案事业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过重大作用，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而长期以来，档案学者多从国家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去探讨档案的社会功能，很少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档案现象，这导致在档案学理论建设中，受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影响，档案的概念、价值、功能、资源建设、管理原则，以及具体实践上均难以取得一致，同时，行政官员、历史学家、社会公众，在对档案的理解上也缺乏统一性。因此，档案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是阐释自身的文化起源和价值，给档案现象一个文化诠释，从而，建立起更为宽阔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对话平台，促进档案学理论的深入。

档案和档案工作构成的档案文化与社会文化系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环境影响着档案文化的发展，同时，档案文化的发展也对社会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档案文化并不是一个部门或一种职业的文化。档案文化应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文化休戚相关。

对于档案文化的概念，我们应该把握两点：一是档案文化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档案文化是以档案为核心而产生形成起来的一种文化，它是在人们对于档案这一事物的实践和认知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形成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指导之下产生和形成的。那么，这种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就构成了档案文化的核心部分，在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指导之下，人们就会产生有关档案的具体行为方式，具体的行为方式必然形成相应的物化成果。由此，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二是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对档案文化概念也必须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否则，就会产生由于时空错置，而众说纷纭，难以取得共识。

于是，我们可对档案文化作如下定义：

“大档案文化”的概念。档案的生命过程与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档案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和形成，为着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对其进行管理，然后，又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档案产生于社会生活、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特性，使我们的研究必须以社会整体的档案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大档案文化”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如国家、民族等）的有关档案的文化现象，它包括社会的档案意识、档案传统、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法制建设、社会公众与档案有关的行为方式。

“小档案文化”的概念。为使档案能有效地为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建立以档案为工作对象的机构和部门。在这些机构和部门中产生形成的文化体系，就构成我们所称的“小档案文化”。它属于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亚层文化或部门文化，是“大档案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观念、档案心理、档案经验与知识，档案管理理论、技术和方式，以及物化成果。

无论是“大档案文化”，还是“小档案文化”，都是围绕档案这一事物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只是涉及的社会范围有所不同，而实质上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由档案观念、行为方式、物化成果等方面所构成。因此，笔者认为：

档案文化就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档案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有关档案的行为方式和物化成果的总和，还包括社会总体文化作用于档案而产生的文化总功能。

2 档案文化：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叠加

前面我们说过，档案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档案文化的研究应该从整体上去研究。档案文化的研究应该从历史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去探讨，而不是沿用过去的思维定势，从配合中心工作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势必又使这一基础理论问题成为短期的、应景式的研究目标而难以深入。

档案文化是围绕档案这一事物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即由档案观念、行为方式、物化成果等方面所构成。档案文化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2.1 档案文化特征。档案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档案文化的基本特征，即档案文化是应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而产生和形成，它既受制于社会总体文化的制约，又反作用于社会总体文化，它总是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利益密切相关。这是档案文化作为行为方式和精神观念的最为本质和基础的特征。二是档案文化的现实特征。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档案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上存在着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都反映着不同时期由各种文化要素所连接起来的平面分布特征。同时，在不同时期、地域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以及时代的文化特征。

2.2 档案文化结构。档案文化的结构表现为多环形文化结构形式，可分解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深层结构三个部分。表层结构中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人们有关档案的各项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档案管理方式、利用方式、档案机构设置、档案法制建设和档案活动的物化成果等。这个层面上的内容直接接受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是档案文化中比较活跃的部分，也是能直接感受的部分。中层结构的内容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理论、经验、技术、规范及人们相互间的档案关系，其内容受到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双重制约。深层结构是人们难以察觉和最富有相对独立性的部分，同时，也是档案文化中最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人们的档案观念、传统、心理、思维方式等。在这个多环形文化结构中，各个孤立的层面之间存在着有组织的关联，既具有由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逐层深入的内聚合功能，也具有反向的外扩散功能，这种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互动关系及相反相成的结构逻辑，构成了档案文化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

2.3 档案文化模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特征的档案文化之间由于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重大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依据不同的构成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或体系，因此，档案文化模式也各有差异。由于人类对于档案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其文化创造也有共同之处，由此，构成了档案文化的普遍文化模式。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文化环境和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档案文化会表现出不同的构成方式和特征。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档案的文化模式似乎是稳定的，其特殊性征的改变是难以察觉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恒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总是处于一种渐变的过程之中。在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和与其他档案文化模式发生激烈碰撞的过程中，表层文化通过由周边向内的向心力向深层结构传导，在积聚到一定的量时，档案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会通过其固有的自适应机制，做出调整的反应，这种反应是通过向外的张力和扩散力，导致整个文化模式发生变化。选择档案文化模式发展与延续的最好途径是使档案文化各结构层面和结构内核处于不断改化和不断吐故纳新、存优汰劣的良好状态之中，使之能既适应社会历史的变迁，又永葆内在活力。

2.4 档案文化功能。档案是人类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才出现的一种记忆方式，它改变了人脑记忆的生物属性，成为一种文化，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从其基本功能来看，首先，是使人类记忆具有了社会属性。档案的出现复制了生物记忆的基本程序，并使这些程序由个人扩及社会，使人类的记忆具有了社会的属性。其次，是人类需要借助自己创建的档案机制构成的记忆链条，对历史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社会形态的共同基础和民族特色、社会发展一般趋势和多元选择等重大问题做出解释，使自身具备不需要基因变异就能适应环境的能力。从实用功能来看，加强了人类社会的管理控制能力，促进了社会的知识更新，延续人类文明的传承，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

2.5 档案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档案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一种文化体系，其发展变化会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产生了多种时态和多种类型的档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档案文化无疑会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各种社会制度在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对过去形成的文件材料的利用需求。由于这种需求而产生的档案价值观念，在历史上形成了与所处的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档案文化。档案文化生态环境对档案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

3 档案文化：文化建设的任务

在现代信息社会，档案是最基本、最可靠的信息资源。档案文献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深厚记忆，利用档案是认识历史进而认识现实的重要途径,社会公众智慧会因此得到非常有益的开启，不仅可从中获得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精神得以彰显和发扬,同时，可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这是构筑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全面建设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符合档案工作发展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是我们新时期的发展目标。

作为一种文化，档案文化是过去积累和形成的一种传统，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时，总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档案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是一项长期和永恒的任务。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当前社会转型和技术革命的双重冲击之下，档案文化建设则要显得更为严峻和复杂。

3.1 要研究分析传统档案文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档案文化传统，是其发展的文化“基因库”，在档案文化中发挥着隐性潜在的控制性作用，是档案文化的特性和内聚力形成的根本原因，使之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档案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传统无时不对当代人发生着作用，构成我们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由于产生于不同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传统档案文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现代化发展的资源，对传统档案文化的继承并不意味着传统档案文化的直接的、自然的延续，而是对其的批判继承和超越，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创新。因此，要全面深入地整理和研究传统档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文化特质，分清优劣，择优汰劣，使之实现创造性的发展。

3.2 档案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为档案事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档案文化不是一个部门文化，而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亚层文化，不面向社会，不面向公众，永远只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传统档案文化是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文化，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的联系不够密切，档案事业没能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社会化程度比较低。我们要认识到，当前的档案文化建设不是极力让社会公众接受现有的档案文化，而是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让社会公众有知情权和档案事务的参与权，从观念、体制、理论、技术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使之在更大的社会领域范围内以网状或细密的方式流通和运行。

3.3 档案文化建设要为档案事业寻找在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和发展空间。面临社会转型的冲击，档案部门一直在为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中进行艰难的选择，在社会风向的导引下，部门的宗旨和长远目标变得十分模糊，在传统的体制和意识的影响下，显得十分被动，未能顺利地实现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档案文化在帮助档案部门建立自我、动力、身份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要为档案事业在纷繁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确定合理合法的工作目标，从而获得职业的尊严。这需要准确的界定，而不能无休止地推托下去。

第6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渠道 渠道冲突 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 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 L. W.和EL-Ansary 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 W.Stern和Adel 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 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 文化环境对渠道的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 and 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师如Janeen Olsen和Kent L.Granzin等认为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 and 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 Denis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 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1 Stern L.W.，EL-Ansary A.，Marketing Channel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92

2 Bert Rosenbloom， Marketing channels (6th ed.)， Chicago: Dryden Press， 1999

3 Dubois， Bernard，“Culture et marketing，” Reherche et Applications en Marketing，1987

4 吴小平.西方营销渠道理论综述[J].商业，2005（1）

第7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促销；促销策略；人员推销。

进入21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迅速发展，市场营销已经从一国市场扩展至多国市场，此时企业的营销活动就面临着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等错综复杂的环境因素。著名杂志《电子世界》曾以“全球市场做生意的最大障碍”为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调查，结果在法律法规、价格竞争、信息、语言、交货、外汇、时差和文化差异等八个项目中文化差异被列为首位。可见，对于跨国公司或者即将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研究在跨文化环境中的营销策略的重要性。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主要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其中促销策略又包括人员推销策略和非人员推销策略。

本文着重对跨文化环境中的人员推销策略进行研究。

1跨文化促销及人员推销的涵义。

1.1跨文化促销的涵义。

促销（Promotion）是指企业通过人员推销或非人员推销的方式，向目标顾客传递商品或劳务的存在及其性能、特征等信息，帮助消费者认识商品或劳务所带给购买者的利益，从而引起消费者的兴趣，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及购买行为的活动。而笔者将跨文化促销定义为企业在一个与自身文化存在差异的地区开展的促销活动。

1.2跨文化人员推销的涵义。

根据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定义委员会的解释，所谓人员推销，是指企业通过派出推销人员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可能成为购买者的人交谈，作口头陈述，以推销商品，促进和扩大销售。它是促销的一种方式。那么以跨文化的视角来看，跨文化的人员推销就是企业在一个与自身文化存在差异的地区开展的人员推销活动。

2文化与促销。

2.1文化的内涵。

文化这个概念是在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来，并把文化的涵义系统解释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他认为文化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的最为适宜的主题。人类学家维特·巴诺提出了一个综合性概念：文化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即所有的习惯行为和类型化的模式，这些模式行为是通过语言和模仿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通俗定义为，文化是指在同一国度、地区、社会团体、行业和公司甚至包括企业内部同一部门里，人们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制度、期望值和标准。文化差异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者是否接受一个产品，都是文化意识的反应。

2.2文化差异对促销的影响。

2.2.1价值观念的差异对促销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对时间、财富、工作、成就和风险有不同的看法和价值观念，是消费者衡量什么是适当行为的标准。例如，西方国家强调注重隐私、追求变革、独立自主、突出个性；而东方国家价值观崇尚喜好共性、人际和谐、集体观念、沉稳中庸，因而西方国家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取向，而东方国家则推崇集体主义。因此，在人员推销中，有针对性的、全面的、一对一的推销服务更适合“个人主义”文化特征，因此在西方国家开展的跨文化促销必须是以尊重个性为前提，采取富有个性的策略。而在东方国家趋向于高度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应采取大众化为主的策略。

2.2.2审美的差异对促销的影响。

不同国家、民族对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等都有不同的审美意识、审美标准、审美方法和审美习惯。理解和把握目标市场区域文化的审美价值观念对于开展跨文化促销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不同的群体对不同的图案有着约定俗成的偏爱或厌恶。中国龙、石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元素，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这些形象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2003年末“丰田霸道”（“霸道”是一款新车名称）的广告中，中国石狮敬礼鞠躬广告，2004年日本立邦漆“盘龙滑落”广告都引起了中国民众强烈反感，认为这些公司不尊重中国文化，因而这些产品促销宣告失败。

2.2.3沟通方式的差异对促销的影响。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有效沟通，培养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技能对产品促销有关键意义。沟通包括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字是不同文化最显著的差异，而跨国商务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交流。比如在称谓方面，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习惯与禁忌有很大差别。在英语国家直呼其名，表示平等、亲切和友好。汉文化中，名称方面的禁忌则有着独特的历史内涵，中国传统的“避讳”的文化沿袭至今，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不能直呼其名，否则便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缺乏教养。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促销，必须首先了解目标市场的语言文字使用习惯，避免使用可能产生不利于促销的歧异词语，在进行人员推销时，促销员应使用消费者通俗易懂并乐于接受的语言与之进行沟通。

语言文字错误的使用会阻碍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非语言沟通包括表情、手势、眼神、姿势等，不同文化背景下非语言沟通的差异很大。比如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摇头表示反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在尼泊尔、马其顿、斯里兰卡、印度、保加利亚等国，却正好相反。在跨文化促销过程中，促销员要对上述方面要有充分认知，以避免使用错误的体态语而引起误解。

2.2.4的差异对促销的影响。

一个国家中，是文化的主要变量，人们的伦理道德、文化艺术、思想认识、社会风尚等大多受影响，它也是文化差异中最为敏感的因素。在进行跨文化人员推销时，促销员必须充分了解顾客的宗教背景，避开其宗教禁忌。比如印度教将黄牛视为“圣牛”，禁止教徒吃牛肉；伊斯兰教认为猪不洁，不准教徒吃猪肉，也不许喝烈性酒。因此在与信奉这些宗教的顾客沟通时应避免谈及这些问题。

3跨文化环境中的人员推销策略选择。

3.1国际市场推销人员的招聘。

一个企业要想在目标国市场长期发展，其国际市场推销人员的招聘一般应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因为当地人对本国的风俗习惯、消费行为和商业惯例更加了解，并与当地政府及工商界人士，或者与消费者或潜在客户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在海外市场招聘当地推销员会受到当地市场人才结构和推销人员的社会地位的限制，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要寻找合格的推销人选并非易事。企业也可以从国内选派人员出国担任推销工作。企业选派的外销人员，最主要的是要能适应海外目标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

3.2推销人员的培训。

推销人员的培训既可在目标市场国进行，也可安排在企业所在地或者企业地区培训中心进行。跨国公司的推销人员培训多数是安排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若在当地招聘推销人员，培训的重点应是产品知识、企业概况与推销技巧。若从企业现有职员中选派推销人员，培训重点应为派驻国市场营销环境和当地商业习惯等。

对于从企业现有职员中选派推销人员，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培训：首先，要培训跨文化营销人员时刻保持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善于从文化的角度找到答案。同时要对不同文化采取中立态度，杜绝文化优劣的观点；其次，要求选拔的跨文化营销人员掌握目标国的语言、宗教、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对目标市场文化的研究，人力资源部门可以以外地旅行、录像、特别课程、特别课程等方式进行培训；第三，企业可以直接聘用有跨国工作经历的营销人员，让他们对新人通过非正式组织传授跨文化工作经验，以此节省培训成本。

3.3推销人员的激励。

对海外推销人员的激励，可分为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两个方面。物质奖励通常指薪金、佣金或者奖金等直接报酬形式，精神鼓励可以有进修培训、晋级提升或特权授予等多种方式。企业对推销人员的激励，应综合运用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等手段，调动海外推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推销业绩。

对海外推销人员的激励，更要考虑到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海外推销人员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因而对同样的激励措施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特别是对于在海外选聘的与母国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推销人员，企业也特别要注意激励方式的选择，以充分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3.4推销人员业绩的评估。

人员推销效果的考核评估指标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推销效果，比如所推销的产品数量与价值、推销的成本费用、新客户销量比率，等等；另一种是间接的推销效果，如访问的顾客人数与频率、产品与企业知名度的增加程度、顾客服务与市场调研任务的完成情况等。

第8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语境；翻译；作用

对于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也许始终都在追寻着到底什么是翻译，什么才是好翻译。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各位翻译爱好者共同探讨的一个话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翻译必须“忠实”。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计较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则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杂糅，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所以，我认为文化语境在翻译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D.A.Swinnty的实验表明，语境是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忽略了语词词义提取时意义与语境的结合，不能达到对句子的充分理解，就不能对语词在语境中的意义正确翻译。

语言界研究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名族所处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名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名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词语。随着语言的发展，社会文化因素不断渗透到语词选择和定型的各个环节，语词的特定音义是一个名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能够细致、全面地体现名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语词的翻译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语言文化环境，文化语境包含的诸多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直接影响着语词的翻译。

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了解不同名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如原译文语言与文化因素与译文基本一致时，可采用直译法、形象套用法、借用类似法等；如果原文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译文不对等时，可采取法、意义对等法、添加注释法等，当然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易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难上加难，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应特别谨慎，仔细分析隐含在语词背后的容易引起语义冲突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语篇，在不违背原文语言的表达基础上再现原文语词的文化意蕴，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

参考文献：

[1]谭彬.浅析英汉互译中语境的重要性[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2]张贺玲.略谈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5）

第9篇：社会文化环境的概念范文

关 键 词:技术创新;社会文化;显功能;潜功能

Abstrac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practical human activity integrating such factors as science，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economy together，plays a positive promoting role in changing not only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the socio-cultural system through its distinctive activities to change the social features covering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pision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functions by Merton and see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bundant 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 aris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alyzed， including how to realize the explicit funct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igest the positive implicit function to get rid of the socio-cultural boundaries. Especially， the socio-cultural crisis caused by the negative implicit function is further analyzed. These analyses are not only helpful to all-sidedly recognize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is of significance to forming a new viewpoi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ulture.

Key word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al culture; explicit function; implicit function

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1］。它不但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上显示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直接推动作用，而且也在社会系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层面上显示了间接的功能作用。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技术创新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期待直接影响着人们实施技术创新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时候，“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把这种现象所以能够协和一致的功能找出来”［2］。

一、 技术创新的显功能和潜功能划分

根据默顿的社会功能划分，对于某一事项社会功能的解读，既可以根据“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划分为功能、负功能和非功能，也可以根据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是否一致的情况，划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指某一具体单元(人、亚群体、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那些有助于其调适并且是有意安排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指同一层次上的无意图的、未认识到的后果［3］152－170。与前一种划分相比，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不但关注到未被意料和未被广泛认识的社会和心理后果，而且区分了活动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这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技术创新对社会系统的功能作用，更有助于人们从积极方面来理解技术创新活动，肯定技术创新行为。

默顿认为，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是以行动主体的动机为依据的。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所谓技术创新的显功能是指技术创新活动想要达到的有助于社会文化系统调适的为人们所认可的积极后果。它与技术创新的目的直接相关，强调后果的积极性和可预见性。在同一层次上，技术创新的潜功能，是指那些发生于社会文化系统，人们在技术创新实践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功能后果。它强调功能后果的“未能预期”和未被认识，不但具有非预见性，而且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那些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正功能;对社会文化系统具有消极意义的后果构成潜负功能;那些与社会文化系统无关的后果则可以忽略不计［3］153。因此，本文在分析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时，主要侧重于它的显功能和不能忽略不计的潜功能的内容，并且通过区分潜功能的不同后果，使人们在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二、 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显功能

透过文化形态的多重视角，广义的社会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技术创新通过在器物层上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在制度层上为社会提供新的制度模式，在观念层上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的方式，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涵，带来文化的创新。

1. 技术创新丰富社会物质文化资源

社会物质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和方法等。它处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最外层，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比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经历更多更频繁的变化、改进和更新。

技术创新作为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技术创新的持续开展不但实现了技术发明的不断商业化和产业化，同时也加快了创新产品的普及。从人的存在和发展看，技术创新成果为人的自然生命存在提供直接保障，如医疗设备和治疗手段的创新，提高了医疗救治的成功率，整体上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技术创新成果提高了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程度，如自然灾害监测设备在各国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伤害，推进了人和自然的协调程度。从人的现实活动看，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了人对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需求，如地铁、轻轨、磁悬浮列车等交通工具的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出行质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每一次成功的技术创新实践都会把人类活动带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如射电望远镜的使用，使人们对宏观宇宙的观察可达到200亿光年以上。载人航天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但把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海洋和大气层扩展到太空，更使人们能够利用太空和载人航天器的特殊环境进行各种研究和试验活动，开发丰富的太空资源，等等。

2. 技术创新构建新的制度文化模式

“一切创造只有通过贯彻客观的必然性，才能达到其崇高的地位，所以，柏拉图认为，创造服从于理念;康德认为，创造服从于普遍的法规。”［4］201技术创新对于社会制度文化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组织网络、规章和制度实现的。首先，从文化进化制约因素的六个维度［5］，即改变、接受、执行、传播、产生和评估来看，创新可能是文化走向结构变化的第一步，个人的创新行为必须和其他人对这种创新行为的接受区分开来，技术创新的个体的随意性和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新的制度文化模式的产生。其次，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智力资源需要有公正、有力的法律手段维护其劳动成果。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的“适用”不仅能使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能产生“合理的经济行为”，它还是合法统治的依据［6］。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等就是围绕如何维护智力创造者、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以调动其积极性，推动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社会关系［7］。它们的出现正是适应了技术创新成果的制度合法性诉求。第三，在企业层面上，以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依据制定的企业制度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直接反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接受程度。大到国际统一、行业统一的技术标准的建立，小到企业的技术规范、教育培训等的形成，都是技术创新主体为适应技术创新实践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应对。

3. 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制度可以体现价值观，但是社会制度并不能完全包含价值观。技术创新活动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是完全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8］。技术创新带来的人们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等观念的转变，创造出一种维持技术创新社会角色的文化环境。首先，技术创新实践的过程性和系统性使企业不再是因相互利用的需要而聚集起来的群体，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理想和情感追求的人凝聚起来的组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及其员工界定了技术创新的精神文化目标。其次，技术创新的价值预设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价值内化结果，它通过对社会文化中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的发现、肯定和加强，来自觉地维持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其间逐渐形成的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相统一的新的生活方式，完成了对以往文化的超越。最后，技术创新的文化渗透具体化为一种整体的技术创新行为导向，意味着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不仅是技术创新功能、指令的反映，而且也是技术创新赖以生存的空间。它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补充而出现的，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在内的，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和层次上来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环境。

三、 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正面潜功能

与显功能相比，潜功能体现出的是“非常识性”知识，它使某一活动或信念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样简单，而是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有利的方面，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边界的消解，客观上打破了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各种束缚。

1. 技术创新承担了文化补偿性功能，消除了传统价值的桎梏

兰德曼认为，技术发明补偿了人适应自然的匮乏，也补偿了幸存下来的道德和社会惯例的不足之处，它们被发明之后不会很快消失，而是成为一种伴随着民族的永恒的财富。我们在创造技术文明的同时，也有能力把它们作为一种稳定的惯例和传统价值保存下来［4］202。一旦技术创新居于劣势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处于文化方面具有高度控制性的技术创新社会或文化系统的开放状态之中时，由技术创新优势所建构出来的外来文化的示范效应就会通过文化的模仿和攀比机制而发生，而在逐渐地适应和整合这种文化示范效应的过程中，一种文化上的变迁过程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9］。

在新技术面前，人们总是习惯用固有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新技术进行判断，技术创新的受阻也主要来自技术思想观念的保守。于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地方性关系，在价值层面上，必先遭遇紧张和冲突而不是共生和融合。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的持续快速发展显然是对保守的传统价值的有力回应，它对人类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传统生活图式和价值传统的消解，使人类进入一种超越传统经验性和人情化模式束缚的文化图式。这样一来，一种以崇尚创新、敢于冒险、尊重差异、容忍失败等为特征的创新价值观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承担了对文化传统中难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要素的补偿作用。

2. 技术创新打破了文化的阶层垄断，使文化日益平民化

文化天然地限定了其服务的对象和范围，在国家范围、阶级范围、组织范围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限制和文化特权。然而，随着技术创新的新进展，这种文化垄断和文化特权逐渐被打破，为大众所接受和利用。以网络技术创新为例，最初，大型计算机主机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控制，他们对信息享有天然的垄断权。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时系统”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大型主机变成了个人计算机，让计算机得以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而80年代中后期开办的数不清的BBS站点和以非层级方式链接的Usenet的兴起，则彻底打破了专家和政府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完成了计算机的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变。特别是近几年来，个人博客的产生和发展，集中地反映出人们在社会文化领域，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和信息垄断，推崇个人自由和自我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由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资源，正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被普通群众所参与和享用，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主体趋势。

3. 技术创新模糊了文化的时空维度，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从文化演进的方式、路线、环境、结构和内容来看，虽然一定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在技术体系内在地规定了技术发展的谱系、逻辑或可能性的同时，一定的文化会在这诸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筛选而使技术发展的轨迹呈现民族特征。一种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一些谱系可能会被遗忘或摒弃，然后经过一个时期后又再度出现［10］。当今，技术创新实践的广泛开展，使世界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和知识经济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

技术创新的结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社会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共有，比如，国家可以借助于媒体技术实现全球同步的决策;企业可以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同时与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即时沟通。一项或少数几个重要的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以及随之涌现的一系列在技术上与之相关的创新，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经历着日益相似的生活环境的熏陶。技术的全球化，使人们在对时间的理解上打破了不同地域从不同的时间观念出发的地方时间观，能够从一个共同的时间即“全球时间”出发考虑问题。比如美国的电脑公司利用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全球时间差，要求跨国公司的两国的软件开发人员相继工作，一个国家的员工下班了，另一个国家的员工正好上班，通过信息传递接着干另一国员工未干完的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1］。正如雷蒙·潘尼卡、池田大作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反而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12］。

四、 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负面潜功能

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对技术创新本身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再认识。如果技术创新主体在价值判断上割裂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就会造主义泛滥或功利主义盛行，而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分离则严重危害着技术创新生态价值的实现。因此，技术创新具有人们不愿看到的消极文化功能。

1. 长期只作单一经济合理性的考察，助长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作为一种在认识物的基础之上，控制物和改造物的活动，技术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物性价值而大大促进了‘物’文化的张扬。”［13］在传统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1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过于集中在其经济价值上，与其他社会要素在层次上逐渐地脱节、断裂，造成了技术创新行为的社会失范。在国家之间，经济竞争使政府对政策和制度的供给偏向于经济效能，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一种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亦在逐渐形成。此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采取和实施技术创新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呈现出一种无限制的自我扩张的发展态势，这种技术创新观和技术创新模式逐步确立起一种社会共识和价值共识，被历史地定格下来。于是，技术创新变成了人文主义者猛烈批评的对象，却成为功利主义者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功利性、短视性和唯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让技术创新离其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这种人们不愿看到的负面后果不但使人们开始怀疑技术创新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技术创新的否定，导致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抵制。

2. 对于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了与生态价值的背离

与技术创新发展速度相比，人类在道德上、认识上会显得准备不足，这就导致技术创新成果的滥用。实践表明，传统技术创新观由于忽略了资源的节约、自然环境的优化、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文价值的追求，它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在不断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产生了技术创新社会功能与价值关怀相背离的危险倾向。于是，某种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对自然的破坏就越大。如大规模机械采掘对地质环境的大规模破坏，造成的地面坍塌;生物技术创新对空气、水域的污染和对地球植被的破坏，导致的“温室效应”和“酸雨”等，都反映出人类在追求商业效益时，对自然生态系统所存在的“内在价值”的忽略。此外，在整体水平上，由于人们的天然活动空间的日益缩小，人造活动空间的日益扩大，使社会生态伦理价值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模糊。因此，经济、社会和生态不相协调和非共生性质的产生及社会公共福利的严重损失的现象背后蕴涵着的技术创新对“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的消解和对生态价值的背离，不但是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之初所始料未及的，也是有悖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本质的。

五、 结语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无论人们是否能够感触到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暗流涌动，其都内在地作用于社会文化。总体来看，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作用是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创新的显功能和消解社会文化边界、引发社会文化危机的潜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技术创新对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是通过其显功能与潜功能之间及正面的潜功能与负面的潜功能之间的相互渗透、互补和耦合来实现的。当现存的社会结构总后果的净差额显然是正功能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和持久的创新动力，反之，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明显的要求变迁的压力。因此，必须在技术创新文化功能的消长中，发挥其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反思其重构社会文化图式的功能，遏制其危害社会进步的功能，使三者之间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一种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系统协同互进的循环模式，达到持续、健康的技术创新实践的实现。此外，社会文化系统总是要靠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来达到从不平衡、不稳定而趋向平衡和稳定。在技术创新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通过从不和谐、不稳定而趋向和谐与稳定创新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超循环的发展态势，使得一种具有技术创新特征的文化体系得以孕育和产生，成为一种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当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考察创新活动的时候，仅认识它的各种功能作用还不够，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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